“基金化生存”随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随想论文,基金论文,化生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实言之，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文化基金”的建设和作用还不是十分了解，一直把它当作象征性或荣誉性的活动看待。只是在前些天，我应邀参加一个“出版基金”座谈会，在会上听到各方面的情况介绍，竟然产生某种“震撼”的感觉。没想到我们的国家已经拿出那么多钱来资助文化、学术与出版事业，没想到各种基金的导向已经如此深入地影响着我们文化界与出版界的行为，没想到那么多有实力、有见识的出版社已经如此全力以赴地投身其中，并且已经从中获得了巨大的声誉和利益。比如，某家专业出版社拿到一个数千万元投资的大项目，他们把未来几年的其他出版计划都停掉了，集中精力做这个“基金项目”。会后我暗自叹道，我们的文化出版，真的已经进入“基金化生存”的时代了么？
“基金化生存”是我杜撰的概念，它让我对未来出版的生存形态产生了许多遐想。在思考的过程中，我的情绪时而乐观，时而悲观，时而高涨，时而低落。但总体而言，我对“基金建设”的未来充满了期望。想到几个问题，有些兴奋，还有些迷惑。写出来，乞与同仁们一起思考。
1.伴生物
首先我想到，“基金”的定义是什么？我们是否可以说，它是市场经济的“伴生物”呢？因为它产生的原因是市场化对于文化建设的强大冲击。在现实的经济社会中，价值规律左右着文化产品的走向，缺乏商业价值的东西，像高雅文化、严肃文化以及学术文化等，自然会受到市场经济的冷落。怎么办？不保护它们，社会发展没有后劲，还会出现大问题；保护它们，又得不到市场化自由竞争的认同；单纯地依靠理想、道德或良心等，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于是，“文化基金”的概念被催生出来。一般说来，“文化基金”既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又是市场经济的“伴生物”，积极地开展基金建设，是我们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建立和健全文化市场的必由之路！但是，它需要规范，需要有计划地纳入市场经济的运行范畴，与其并行不悖。
可能有人会问，如此的基金建设是属于“中国特色”吗？非也。究其根源，它应该属于“西方特色”。我曾经出版过美国政府基金资助的“美国概况丛书”，它通篇都在宣扬“崇高的美国精神”和美国国家利益，直言不讳。用“文革”时期的话说，阅后很容易“中毒”。我们翻译出版，他们不但不要稿费，还会给我们“出版资助”。美国等发达国家，还有相对完善的各类文化与学术基金，它们是西方文化建设的重要基础。相对而言，我们的基金建设才刚刚起步。
2.计划性
各类基金的设置，尤其是政府基金的设置，看上去很有“计划性”特征。所以人们担心，这样下去，是否会走回计划经济的老路？其实计划经济时代是不需要“基金”概念的，政府或领导想做什么，“平调”就可以了，所以那时是“有计划而无计划”；市场经济时代的文化建设，走的应该是“无计划而有计划”的道路。此中的“无计划”，说的是价值规律的自然调节；此中的“有计划”，说的是政府部门的计划调节。我们承认，二者的关系很难协调。它最初被称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政治斗争，后来被弱化成一个国家体制的“经济模式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西方资本主义模式一直占据着上风；直到前不久发生“华尔街金融风暴”，才引起人们对于“计划性为主的国家模式”更多的客观思考，甚至青睐。但是，纯粹的西方经济学家坚决反对计划经济的死灰复燃，尤其反对政府对于各类经济行为的干预与介入，包括文化产品，因为“那是滋生专制主义的温床”。
话说回来，我们的文化基金建设是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它的本意是良好的、善意的。所以我们理应在市场化“伴生物”的前提下，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宗旨，防止随意性、时政性和官本位等不良观念的浸入，使我们的“基金”更符合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能够健康地成长起来。
3.双刃剑
总汇各种类型的基金，它们资助的“目的”有许多趋同性，比如先进文化、和谐社会、服务大众、塑造经典、扶持学术等等。这样的观点都很好，它们即使成了套话，也无伤大雅，无须被指责。但是，有些观点就要注意，因为按照那样一些“口号”做下去，弄不好，一个好的概念也会变成“双刃剑”，演化出坏的事情。举几个例子：
其一，“盛世修典”。它是近30年来出版界最时髦的词。在这个旗帜下，我们也确实资助了许多好项目，出版了许多好书，像“汉译世界名著”、《汉语大词典》、《中国大百科全书》，以及大批优秀的个人全集等等。同时，在这个旗帜下，我们也见到许多恶劣的项目。如果说这样的项目仅仅是出于“个人投机”、“利益驱动”等因素的话，那么，更可怕的“修典”要数那些“长官意志”、“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之类的项目了。它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建立一些大而无当的文化工程，用以彰显所谓“盛世气象”；其次是组织一些带有时政性质的历史文化整理，生产出经不起时间考验的东西；最严重的情况是，如果引导失当，各个阶层的“有识之士”就都想跳出来书写历史，组织政绩大全、文化总览和领导文集一类东西。如果我们的基金建设陷入其中，那实在是一件极其可悲的事情。
说起来，中国素有“盛世修典”的传统。远的不说，单说《四库全书》，它的历史功绩确实不小，但问题也不小。作为“官方修书”的项目，他们一面编撰《四库全书》，一面焚毁各类禁书达71万卷，堪称中国“焚书”之最。因为此前最严重的“江陵焚书”，也只烧了14万卷。这正是当时“官修”带来的副作用，很值得我们借鉴。
其二，“填补空白”。做出版的人对于这个词最熟悉了，它是我们申报选题时经常引用的“理由”。在各类“基金章程”中，在众多申报报告中，这句话的出现频率也很高，大概仅次于“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一句。其实“填补空白”是一个很值得商榷的概念，它起码有三个模糊区域，需要我们思考。
首先，我们必须注意，许多人打着“填补空白”的旗帜，旨在标新立异、别出心裁。但文化最讲求传承与创新的有机结合，人们“出新”的愿望是好的，真正做起来谈何容易。比如，有人来投稿说，有了《常用字词典》，我想编一本《非常用字词典》，这是“填补空白”；还有人想编《叠词词典》、《逆序词典》等，都打着“填补空白”的旗号。这种书不是不能做，其实许多好的选题，都是从这样的奇思异想或逆向思维中产生出来的。关键是我们的选择与判断，因为其中空想的成分太多，缺乏可操作性的项目太多，所以，仅以“空白”为理由的立项是远远不够的，有时也是很危险的。
其次，就历史文化而言，许多“空白”本身，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因素。历代仁人志士并不是没有发现它们，或者无力填补它们，或者未曾填补它们，而大多是经过时间的检验，把它们自然地归于汰除的地位。如果我们想把它们整理与再现出来，厚今薄古也罢，厚古薄今也罢，都需要选之又选，慎之又慎。比如现在，我们每年出版图书20多万种，其中真正可以存留于世的会有多少呢？许多年之后，它们中还有哪些值得后人整理与再现呢？
此外，最危险的“填补空白”，是把这样的概念应用到当代文化建设的领域。在一个尚未尘埃落定的现实社会中，可以说处处都在构建，处处都可以称为“空白”。如果我们不提高警惕，就会在“填补”的旗帜下，产生一种无准则与随意性的行为，使我们的基金建设失去了文化判断的能力，还会陷入为时势所乘、为权势所乘、为奸商所乘的境地。
其三，“补贴亏损”。作为市场化建设的“伴生物”，我们的基金投向，主要是针对那些有文化价值却缺乏商业品质的项目。这一点无可厚非。但是，如果我们再推进一步，声称“只资助亏损项目”，问题就出现了。因为基金资助的功能不单在金钱上，还在观念上。尤其是在市场经济的社会中，“亏损”一词是多么刺眼啊，把它作为一个硬性条件，被赤裸裸地开列出来；那么在商人的眼中，其他的条件都会被虚化掉。于是，我们本来是为了鼓励“出好书不怕赔钱”，却被异化成“寻找赔钱的好书”。这样一来，许多事情都会在自觉与不自觉中变了味道。比如，“双效书”被排除出去了；书的阅读功能，尤其是大众阅读的功能，也会受到冷落。更重要的是，这样的“规定”还会使我们的基金建设事实性地受到经济指标的操纵，虽然这种“操纵”是负面的、反向的，但它依然会使基金的“文化价值”受到影响和质疑，甚至丧失文化对于基金建设的主导地位。
另外，对于图书经营而言，“亏损”并不是一个精确的概念。首先一本书的亏损与否、亏损多少，都不是准确预知的；其次，那些有收藏价值的书，那些常销书，还会出现“延后盈利”的现象，等等。因此，过重地强调“补贴亏损”是不恰当的，健康的基金建设，还是要在“文化价值”的判断上多下功夫，多做细致的工作。
4.关键词
归结起来，搞好“文化基金建设”，有三个关键词需要我们牢牢记取。一是“专家化”，二是“法制化”，三是“公开化”。这方面的道理很明白，不需要我再饶舌。在落实的过程中，最可怕的不是“不明白”，而是“明知故犯”。
上面的所谓“随想”只是想说明，基金建设是一件好事情，但是要想真正做好，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我国的“文化基金建设”毕竟时间不长，许多事情还需要边做边总结，走正确的道路，不要把好事办成坏事。比如，在文化体制改革的进程中，这方面的教训就不少，企业化、集团化、商业化等等，都是好概念，到了我们的手上，却走出了一些弯路。这也没有什么，关键是及早发现，及早认识，及早纠正。用一句“套话”，都是国家的事情，“花钱买教训”，改正过来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