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教育治理中的世界银行“知识银行”战略：发展、实施及局限 *
孔令帅 李超然
(上海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 上海 200234)
[摘 要] 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已被认为是国际间交流、国家自身发展不可或缺的必需品。世界银行的“知识银行”战略经历了四个主要阶段：起步阶段、停滞阶段、发展阶段和新阶段。目前“知识银行”战略正在以建立知识传播者的形象而展开，主要通过知识生产、知识管理以及知识传输三种方式实施。世界银行实施的“知识银行”战略在其全球教育治理以及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然而在知识来源以及知识服务对象上存在着一定的局限。
[关键词] 世界银行；“知识银行”；全球教育治理
“国际组织往往是‘全球治理’的组织载体，他们是为全球治理和教育发展提供交流咨询的平台和新鲜理念的‘实验室’，他们常常充当全球治理和教育发展的资金、技术库以及人力资源与新兴技术的提供者。”[1]而在国际组织中，世界银行(以下简称“世行”)是最先将“治理”概念用于全球事务的国际组织，并且积极参加全球教育治理，尤其是在针对发展中国家教育政策的制定和教育经费的援助上。
二战后，由于在教育经费上给予广大发展中国家最大的支持，世行越来越被定义为发展中国家最大的援助机构。20世纪90年代，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改革遭遇到失败，而“华盛顿共识”是以世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政府为主导而出台的，因此世行在全球遭到尖锐的批评，也导致各方对世行这一世界发展机构的能力表示质疑。与此同时，整个世界也逐步进入到“知识经济”时代，“在当今时代，基于实践经验的知识和在开发领域的专业性技术建议研究是很大的需求。”[2]“在这样一个时代，一个机构如果不具备获取和分享知识的能力，就会失去它的比较优势。”[3]在这样的背景下，世行行长沃尔芬森(1995—2005年在任)于1996年带领世行提出“知识银行”战略，将世行定位为知识的创造者而不是实现者。这种“知识转向”不仅包括收集知识、管理知识，而且包括对知识的生产和传输。“知识银行”战略在为全球教育发展提供所需的部分教育知识产品的同时，也使得世行在面对外部质疑和“知识经济”的浪潮中成功转型。该战略对全球教育治理产生了重大影响，成功使世行转型成为全球研究领域(包括教育在内)最具生产力的科学机构和数据产生机构。当然，该战略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
倾动炉冶炼过程中产生高温烟气先通过沉渣室，沉降大颗粒冶炼杂质，之后通过锅炉进行热交换，沉降部分细颗粒烟尘，高温烟气再通过空气冷却器对高温烟气进行冷却，进入布袋收尘器进行收尘，通过调节阀调节风量，最后将满足环保要求的烟气通过引风机烟囱排空。
一、全球教育治理中世行“知识银行”战略的发展
总的来说，在全球教育治理中，世行“知识银行”战略的发展可以分为四个阶段：起步阶段、停滞阶段、发展阶段、新阶段。
(一)“知识银行”战略起步阶段
1996—2005年是“知识银行”战略的起步阶段。1996年，时任世行行长沃尔芬森在年会上首次提出“知识银行”这一概念，并提出“我们没有多少钱消除贫困，所以不要只为了钱来找我们，而是为了我们高质量的意见和建议。”[4]他希望将世行从一个知识搜集者的身份转变为知识的生产者、管理者和传播者，要“利用世行在跨部门、跨国经济发展知识的研究和推广方面的独特经验，借助信息技术革命所提供的有利条件，提高世行在世界范围内收集与经济发展相关的信息和经验的能力”[5]，并与其顾客进行分享，最终使世行成为一个“知识银行”。他认为通过将世行从经济银行转变为“知识银行”可以帮助其通过教育的方式更好地实现消除贫困的使命，在提供经济支持方面，世行重点是向穷国和发展中国家提供所需的知识资产。而在1996年“知识银行”战略提出之前，世行的教育项目只是基础设施项目的一部分，无论是1962年世行的首个教育项目——突尼斯中等学校建设项目，还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行对基础教育的投资项目，世行都以资金投入为主，对国家层面的教育政策和制度框架的影响较小。
构建“知识银行”这一想法虽然是革命性的，但是发展它也并不容易。1997年，世行通过一个长达30个月的系列变革项目，并为其发放资金。这一项目被称作“战略契约”(Strategic Compact)，包括将资源从行政管理转移到一线业务，发展新的金融产品，并加强知识的创造、共享和应用等。“这一契约每年要花费世行5 000万美元资金，用于建立知识管理系统，其中包括知识社区发展，以促进和鼓励文化变革并最终促进知识分享。”[6]在教育方面，1997年世行召开的首届全球知识大会(Global Knowledge Conference，GKC)和启动的非洲虚拟大学(African Virtual University，AVU)项目以及1998年开始建设的教育知识管理系统(Education Knowledge Management System，EKMS)都积极响应了“知识银行”这一战略，并以此战略为转折点，帮助世行提高其全球教育治理活动中知识所占的比重。
世行至此开始将自己认作“知识银行”，整合各类发展知识并且促使全球国家在获取知识上更加便捷。在此期间，世行通过“知识活动”、“知识倡议”和“知识管理规划”，“促进知识共享和发展伙伴关系，宣传知识本身就是减贫的最有力手段”[8]，而教育则是促进知识生产和知识传播最有效的途径。可以说，1996年沃尔芬森“知识银行”战略的宣告标志着世行新时代的开始，世行开始以知识的制造者和传播者作为主要角色。
最后我给他们提了建议：利用孩子对奶奶的感情依赖，让当过老师的奶奶引导孩子共读一本书，如《木偶奇遇记》《心态好一切都好》《爱的教育》等，用书中的道理来启迪孩子的心灵。孩子喜欢打球，妈妈就多陪孩子打打球，交流感情，那亲子关系不是更和谐了吗？我诚恳的态度感动了家长，家长表示一定会配合老师，改变小龙。
沃尔芬森关于建设“知识银行”的这一理想在1998—1999年世行编制的世界发展报告(即《知识促进发展》)中被反复提及。“该报告强调了知识的重要性，认为发展中国家必须找到有效参与新全球经济的途径，而现今正是知识驱动着金融市场的时代，是一个十足的知识经济时代。在该报告发布后，世行对知识在发展中作用的强调这一战略思想也迅速传播到其他国际组织。”[7]此外，世行发布的“1999年战略”也格外关注到教育在知识经济中所发挥的基础性作用，开始帮助发展中国家以及发达国家改善教育质量，提高入学率，实现有质量的全民教育。
在提出“知识银行”战略7年后，2003年，世行举办知识论坛，以评估“知识银行”战略有待发展和改善的部分。美国生产力与质量中心主席卡拉欧代尔(Carla O'Dell)在论坛上提出了知识共享的五个阶段，“愿景、战略、试点项目、扩张和制度化，世行现在已经进入第五阶段，但也面临着该战略最棘手的困难，即消除知识共享的文化壁垒以及有效沟通隐性知识”[6]。
(二)“知识银行”战略停滞阶段
采用外部评价组对提交的方案进行实时打分评价，并确保设计师在选择引用时有得分信息的辅助，最终选出得分最高的3款方案作为获奖方案。这种评奖方式与传统方法(如设计竞赛获奖作品的决出)基本相同，不同之处在于奖金的分配。
肝癌 早期肝癌无特异性症状，就算有，亦多是癌前疾病的一些复杂表现。但是如果慢性肝炎或肝硬化患者右上腹或肝区出现刺痛或疼痛加剧，身体不适，食欲减退，进行性消化不良，伴有腹泻及体重明显下降时，应高度警惕。
以SPSS20.0软件对本研究数据进行统计学处理,等级资料采用秩和检验,率(%)表示,计量资料经t检验,(±s±s)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为P<0.05。
(三)“知识银行”战略发展阶段
2.提升教育类出版物的质量和有效性
随着世行知识活动的扩大，其在话语表述与价值观上的表现受到了大量质疑,而世行也在试图调整战略指导思想。“佐利克在2010年世行重新关注发展知识的演讲中表示，世行需要多极的知识。他呼吁世行重申谦逊，接受多元主义以及根植于实践的发展政策，而不是成为研究人员、学者的领域或者单纯是象牙塔。”[11]这表明了世行的话语转变以及为实践中知识创造空间的愿景。《世行2010年度报告》显示，“2010年世行在知识活动上的投入比例超过了30%，花费将近40亿美元。在教育上，世行将重心放在‘全民学习’上，强调在全球层面打造教育体系的高质量知识基础，以此推进‘教育监测和信息系统’的完善并且发挥其在教育改革中的实际效果。同时，此报告提出采取跨部门的方法，利用不同部门的知识优势，保证教育知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12]在2011年发布的《全民学习：投资于人们的知识与技能以促进发展》(即《世行2020教育战略》)中，提及“要在全球层面为国家教育改革建立一个高质量的知识数据库，将知识咨询和政策建议作为实施途径之一，并将其作为2020战略性能及效应评价指标中的一项”[13]。该报告将知识置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再一次向世界传达了世行改革转型为“知识银行”的信息和决心。
(四)“知识银行”战略新阶段
2017年1月发布的《世行2017年度报告》也多次强调知识管理计划，注重通过分析咨询服务、报告和出版物以及广泛的知识分享活动来开展数据和研究工作，提出要“生产具有高竞争力的知识产品”。“在2017年，仅分析咨询服务一项，世行就向150多个国家交付了1 423个分析咨询服务产品，比如科威特应如何改革教育体系以改进教育质量等。”[14]由此可见，知识已经成为世行全球治理进程中的一个关键部分，并且在转型成为“知识和问题解决银行”的过程中，世行也在不断通过知识的生产和交流来推进其全球教育治理进程。
2012年10月，世行行长金墉(2012年7月至2019年2月在任)在世行东京年会上呼吁，在不同历史阶段，世行扮演了“重建型银行”“贷款型银行”“知识型银行”等角色，当前世行需要实现从“知识型银行”到“问题解决型银行”(Solution Bank)的转型，以便更有效地在全球消减绝对贫困。目前，世行正试图成为“知识和问题解决银行”(Knowledge and Solution Bank)，通过全球专家的支持、与发展中国家政府的良好关系、数据收集及政策分析和研究方面的能力、信息政策的开放性等，帮助发展中国家运用全球知识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
二、全球教育治理中世行“知识银行”战略的实施
纵观世行在向“知识银行”转型过程中所做出的各种努力，可以发现在全球教育治理中，世行主要在知识生产、知识管理、知识传输几个方面推进其“知识银行”战略的实施。
(一)“知识银行”战略的知识生产
世行通过知识研究来丰富知识生产。类似于大学等研究机构，绝大多数世行的研究是由独立的研究者进行研究，然后通过多种形式出版的。“据统计，世行从1973年起已经出版近2万份出版物，包括2 000多本书籍和9 000多篇学术论文。例如，从1998年到2005年，世行总计发表了4 000多篇论文、著作和报告。”[15]“在2009年到2011年期间，世行已出版3 000多份出版物，包括200多本著作、1 300多篇学术论文以及1 000多份研究报告。”[16]
根据一项内部调查，世行教育部门有69%的员工对世行知识产品的熟悉程度超过了5分(评判标准为1-10分，1分表示不熟悉，10分表示非常熟悉)，这在世行所有部门中排名第二。在教育知识的生产上，世行更是超越其他同类机构。世行在教育领域发表的出版物数量远远超过所有的顶尖大学和其他国际组织，是全球前13所高等教育机构文献发表量平均值的三倍。根据麦克·扎普(Mike Zapp)借助书目数据库Scopus(Elsevier出版社)对含有教育相关术语的出版物进行的分析可以看出，“世行自1977年起出版的教育类刊物(包括论文、著作和报告)一直处于增长状态，而且在21世纪开始有了飞速的增长。在1992年，教育有关的出版物(即指在标题或者关键词中包涵教育、学校、学习、训练、教学、技能和能力的出版物)只有4个，到2005年增加到81个，2013年则达到106个。”[16]不仅如此，世行出版物的被引用量居于哈佛大学和芝加哥大学之后，排名世界第三，在所有国际组织中排名第一，其中教育类出版物在其所有出版物中被引用比例最高。
2.教授知识
诺亚方舟是传说，如果按传说来看的话，各种不合理的叙述就成为在允许范围之内的事了，但是如果有人执意要把它看作是真实的历史就会遇到许多问题，一方面，就要找到它的遗骸：虽然有人好像在土耳其境内找到了诺亚方舟的遗骸，又说在俄罗斯境内的冰川中找到遗骸，但是，图片所展示的遗骸无法令人信服。另一方面，文中所叙述的一切条件都要按照可行的条件来要求，那么它的历史的真实性就值得怀疑了。不过，诺亚方舟作为一个“拟历史叙述”，二千年来不断被复述，还是给人类留下了一些可用的概念。
(二)“知识银行”战略的知识管理
1.运用系统管理知识
成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电气工程及自动化系创新工坊的场地与硬件配置基于创客空间的理念，项目实施面积约标准教室大小60 m2。整个空间分为工作区和交流区：工作区配置桌面型3D打印机，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激光雕刻机，电工工具，仪器仪表，耗材若干；交流区配置大方桌，凳子，书架，书籍，投影仪，打印复印一体机，另外，配置门禁系统与监控系统，保证场地安全运行。整个空间既可以作为创新实验室使用，又可以作为技术交流，演示，小型讲座的场所。
1999年开启的“教育知识管理系统”项目是世行向“知识银行”转型并且进行知识管理的关键一步，此项目将“创造、捕捉、提炼和传播教育的相关发展知识”[18]。在此之后，EKMS项目逐渐发展，并且结合“教育结果的系统评估与基准测试”(Systems Approach for Better Education Results，SABER)项目帮助各国教育发展。SABER项目可以帮助世行收集和分析政策信息，通过对知识的有序管理，以此来巩固强化教育系统。到2014年为止，SABER已经应用于100多个国家，其诊断工具几乎用于教育管理、评估、规划等教育的所有方面，并且侧重于学前教育和高等教育。更加值得注意的是，“SABER不仅仅被认为是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分析工具，它的参与国家还包括芬兰、法国和新加坡等高收入国家。”[16]作为其开放发展议程(Open Development Agenda,ODA)的一部分，世行在2012年开展了“开放知识存储库计划"(Open Knowledge Repository,OKR)，希望借此在最大程度上对知识进行管理。“此计划目前包含了自1980年起的6 900多份免费的教育出版物。自从2012年项目开放起，平均每天的数据下载量超过了900万次，超过6 164份文件被下载。”[16]因此，世行在其2016年报告中自称是“发展知识的最大单一来源”。
2007年，沃尔福威茨卸任世行行长，新的行长佐利克(2007—2012年在任)上任，“知识银行”战略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佐利克认为“知识是社会发展的关键，是成功的发展机制的驱动器，并要将知识创造作为世行机制改革的一个优先考虑”[11]。随着“知识银行”战略的不断发展，2009年世行对“知识”做出了全新的定义，将“知识”作为世行21世纪的“中心战略资产”，并且为未来的知识活动的发展定下了三个具体目标：“第一，通过全球技术实践以提高自身获取、创造和传输知识的能力。第二，使世行产生的大量知识更具冲击性。第三，加强世行的全球联结作用，将国家决策者与分散在世界各地的知识和创新中心联系起来。”[12]
营销与贸易类的岗位描述中，企业对“团队合作精神”、“管理能力”、“语言表达沟通能力”、“组织协调”、“积极主动”被提及的次数最多，依次为75.62%、58.17%、57.61%、46.64%、44.41%。可见企业招聘外籍营销人员，主要考量其综合素质。同时岗位对应聘者的“英语”和“全球思维与跨文化意识”能力也提出了较高要求。因此，团队合作意识强、善于沟通、拥有良好的外语能力，且具有全球化意识的外籍人才更为企业所需求。
世行不断提升教育类出版物的质量和有效性。1971年，世行第一份教育部门工作报告发布，这份报告不是一份严肃的分析报告，更像是一份国际组织的主题声明。此后，世行教育类出版物的质量不断提高，出版物附录的参考文献数量增长显著。“1978年出版的第一份《世界发展报告》不到125页，并且没有充足的科学依据。但是，在过去十年中，世行发表的世界发展报告通常都有500多页，并且平均有850多篇的科学文献作为支撑。”[16]
3.通过各类指标将知识标准化
世行对知识进行管理的另一大举措便是通过各类指标将知识标准化，最显著的表现便是世行计划为全球数据的使用设定和组织一系列的标准指标。比如，“世行教育统计查询系统(WB Education Statistics Query)包含大约3 261个国际教育指标，涉及入学率、发展情况、完成率、识字率、教师、人口和支出等广泛领域。这些指标覆盖了从学前教育至高等教育，并且将其分为学习成果、核心指标、教育平等、教育程度和教育支出五个指标组进行整合。”[19]
另外，世行正在积极建立全球首个学生成果数据库。其数据库将包括发达国家的数据成果，比如PISA(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和TIMSS(Trends in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等的数据；还包括发展中国家的数据成果，比如SAQMEQ(South and Eastern African Consortium for Monitoring of Educational Quality)、PASEC(Programme d’Analyse des Systèmes Educatifs de la Confemen)、LLECE(the Laboratorio Latinoamericano de Evaluacion de la Calidad de la Educación)和SERCE(Segundo Estudio Regional Comparativoy Explicativo)等的数据。
除此之外，世行同时在建立自己的国际评估项目。2010年10月，世行的“面向就业和生产力技能”(Skills Toward Employment and Productivity，STEP)项目开始实施，这个项目主要衡量雇员和雇主的认知能力、技术技能、个性和行为因素。上文提及的SABER项目也不仅仅只是管理国家层面上的数据，它也设立“有潜力”、“合格”、“良好”以及“优秀”四个标准以衡量各国的教育政策以及教育体系，以便各国发现其教育政策与系统中的弱势与优势，促进各国之间教育层面上的交流与学习。
高铁霸座男引发的舆论余波未了，霸座女又开始登台。而霸座女舆论未平，一霸座大娘的视频又在网上疯传，视频中，小伙座位被占，乘务员来劝解，这位霸座大娘却说自己腰疼腿疼不想动，年轻人站一会怎么了，“你买这个位置就该你倒霉”。
11月13日7版上方照片说明“一年一度的上马已成为申城一道亮丽的风景”，用“一年一度的‘上马'已成为……”为佳。
(三)“知识银行”战略的知识传输
1.传播知识
世行和其他国际组织一样，主要通过国际会议进行知识的交流和传播。仅仅在“2015年一年，世行就投资了包括演讲、研讨会、讲座等形式的大型活动99起”[16]。并且自21世纪初起，世行就脱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经合组织，开始自行组织大型国际性教育会议，比如在亚洲、中欧、非洲以及拉丁美洲举办常规性的地区性会议。同时，世行举办全球大型教育会议，比如2016年2月在悉尼举办了“使系统有效：全球教育系统会议”的全球教育会议。
几乎所有的国际组织都是通过各类出版物来推动知识的传播与发展，而世行出版的出版物比其他任何发展机构都要多。有不少学者认为，世行出版的“知识产品”对发展中国家政府的内部政策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尤其是在教育领域。例如，世行的一些知识产品被认为影响了中国卫生政策的制定、老挝环境标准的确定和南亚教育私有化。正如马歇尔所言：“尽管许多人主要通过融资的视角看待世行，但其智囊团工作可以说也是十分重要的。”[17]
世行教授知识这一做法最初只是针对自己的员工，希望提高其员工的素质。随后，世行开始建立培训中心、培训平台和培训网络，将其教育资料输送给全球各地的学生、专家、咨询人员、政策制定者、研究者和实践者。世行还通过“世行研究所”(World Bank Institute，WBI)开办学习项目，提供在线学习课程，包括“学校自主和问责制”、“幼儿发展”、“学生评估”和“教师政策”等与教育有关的在线课程。
3.应用知识
2005—2007年是“知识银行”战略的停滞期。由于时任行长沃尔福威茨(2005—2007年在任)对“知识银行”战略的不够重视，该战略的推进有所迟缓，但仍有所发展。“比如在《教育战略更新——实施全民教育、拓展视野、实现效益的最大化》(即《世行2005年教育战略》)中，世行继续对知识技术性工具给予高度的重视，认为知识是可实施的工具”[9]，并强调要“促进政策对话和采取其他干预措施来完善知识基础，尤其是支持国家层面上的跨部门分析、影响评估以及建立有关学业成绩和关键教育指标的可靠数据，在全球层面上开展学生学习评价和改善教育成果的政策研究”[10]。
将知识直接应用在一个国家教育体系的建设也是世行知识传输的一种表现。“世行自1947年以来已经启动了1万多个教育项目，其项目投资约为690亿美元。”[20]“在1998—2013年间，世行一直积极参与110多个国家的教育体制改革。”[21]值得一提的项目是世行2014年在印度开启的第三个基础教育项目，世行为此投入10亿美元，实施超过三年时间，“该项目造福了2亿多孩子和450多万教师，改善了印度的基础教育环境。”[22]另外，世行是非洲虚拟大学项目最主要的赞助者。“非洲虚拟大学从1997年起，已经培养了超过4.3万名优秀学生。目前世行在全球2 271个地区开展152个项目，其中有44个项目包含了教育成分。”[23]
三、全球教育治理中世行“知识银行”战略的局限
当前，国际组织的政策和决策都是在国与国之间的权力博弈中制定的，受权力分布的影响极大。“非对称性成为世行在进行国际政策制定、报告发行以及刊物出版时的主要特点和核心特征。”[24]在世行“知识银行”战略的全球教育治理政策上，非对称性具体表现在知识来源和知识服务对象上，这也是全球教育治理中世行“知识银行”战略的主要局限所在。
Liu等[8]研究发现，淮山蛋白可作为免疫调节物质，它能够增强细胞的吞噬功能，同时它能刺激细胞因子的产生，而细胞因子的产生和释放可以与植物血凝素(PHA)协同作用，进一步刺激淋巴细胞的产生。赵国正等[9] 报道，日基础饲粮基础上分别添加0.1%、0.2%的淮山能够显著提高猪仔免疫球蛋白IgG、IgA含量。
(一)知识来源
在世行各类所谓的“知识产品”(包括论文、著作、报告)对国际社会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施加影响的同时，更要注意这位“知识创造者”的智囊团团队的成员构成。“第一，从世行知识产品的作者所属国家来看，大多数作者都来自发达国家。更具体地说，来自美国的作者比例高达61.46%，来自欧洲的作者比例也有18.6%，来自加拿大(2.33%)和澳大利亚(1.66%)的作者也较多，只有9.3%的作者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所属机构。第二，就这些作者的最高学位来看，有63.12%的作者的最高学位从美国获得，20.6%的作者从欧洲获得，3.66%和0.66%的作者从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获得，只有1.33%的作者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巴基斯坦、印度、中国香港、委内瑞拉)获得。第三，世行出版物的作者除了来自世行之外，更多的是来自美国著名高校，比如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普林斯顿大学等。”[16]
由此可以看出，世行出版物的作者主要来自“经济精英世界”，他们出生在发达国家或者在发达国家接受教育。世行所谓的“知识”的来源非常狭窄，主要来源于那些在发达国家精英机构受过教育的人，其知识产品的大部分出版物在价值观和思想上都受到西方精英的影响。这使得世行的教育知识产品产生于发达国家，通过世行将教育政策、教育方案、教育项目传播至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中国家被应用。这实质上是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知识的单向传输，而不是双方的双向互惠。世行通过其教育知识的生产和传播，推动了发达国家自身的全球教育发展战略的实施。例如上文提及的南亚教育私有化进程就是受到了世行教育知识产品的影响。
(二)知识服务对象
世行不仅在其知识来源上备受争议，而且在其知识服务对象方面，也往往不是单纯地指向发展中国家，而更多的是为发达国家服务。世行在知识服务对象以及教育政策制定上的偏差和它自身的一些特点密切相关。
首先是在世行的人员任命上。世行的行长全部来自美国，这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这也是当初“布雷顿森林会议”上英美两国达成的协议：由欧洲人出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席，由美国人担任世行行长。世行行长的权力一是体现在执行董事会的表决程序中，当执行董事会在决议中出现重大分歧时，行长可以选择无视反对意见而径直宣布通过决议。二是体现在为各项政策决议起草建议或者方案上。自1993年起，世行几乎所有具体的教育类贷款项目主要是由行长及其手下职员负责完成。虽然《世行协定》并没有明文赋予世行行长相关的权力，但是其态度和价值观倾向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这一庞大的援助型组织的决策。因此，“实际上世行长期处在以经济大国组成的执行董事会的管理、决策和监督下，由美国人担任的行长居于极重要的地位，并且长期受到美国国会及其他非政府组织构成的非正式政治渠道的决策影响。”[25]
其次是世行表决权的比例构成。世行各个国家的表决权由各成员国认缴的股本来确定，其中美国占了所有份额的16.4%，加上其他发达国家的份额，“发达国家在世行所占的股份超过50%”[26]。这就不可避免地影响世行的政策决议，使得世行发布的各项政策的利益向发达国家倾斜，而不是根据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做出决策。世行通过资金援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同时，反而加剧了两极差异。这种政策制定上的倾斜表现在教育上就更为显著。由于世行在利用“知识银行”战略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教育政策制定以及教育基础项目投资时，更多的是按照发达国家的需求进行教育规划与人才培养，而不考虑发展中国家的现实需求，这不仅造成了其教育规划不能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状况，而且造成了发展中国家大量人才外流。
最后是世行的员工雇佣制度。根据韦德(Wade)的叙述，“世行人员的雇佣与任命很大程度上依据他们书写‘世行思维’的能力。”[27]在这种方式上，世行扮演着世界发展知识的“守护者”，只允许一些特定的知识种类以影响发展政策和实践。这就导致了无论从源头上还是组织内部的操作上，脱离世行范式的研究成果尤其是教育类成果将很少被纳入到世行的运作中。
以上三点造成了世行在意识领域和发展方向上有着极其严格的方向性的规定，以至于其政策形成了一种“范式”：更多地采用具有绝对普遍性的知识而非符合发展中国家特殊国情的知识，并且其他与世行主流决策思维偏离的知识都被边缘化。世行的“知识银行”战略在制定政策和采取实际行动时的初衷和目的(也就是知识服务的对象)往往不是单纯地指向发展中国家，而更多的是为发达国家服务。
教育是意识形态领域极为重要的一部分，世行在利用“知识银行”战略进行全球教育治理的过程中，也陷入了这样一种“范式”。最显著的例子是20世纪90年代，世行的各项研究都已经表明，“本土性知识在发展中国家教育发展上具有较为明显的作用，但是在当时世行的各项教育政策以及实践中，都很少提及本土性知识。”[6]总结这一时期世行的各项报告来看，世行也完全没有将本土性知识作为一种知识纳入所谓的“世行知识”体系中，以实施教育战略。又例如“世行最近发布的2020年教育战略中，其政策倾向就与其主导的经济范式相关，比如其中提到的公司伙伴关系以及教育体系下放等问题。”[28]
四、结语
当前，无论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还是对于国际组织的全球教育治理，知识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在全球化的‘知识经济’时代，高新知识成为最重要的生产力要素，高新知识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活和生产方式。”[29]世行在其转型为“知识银行”以进行全球教育治理的过程中，确实做出了多方面的努力和尝试，并且颇有成效。世行作为一个知识银行的角色发挥着作用，生产、管理和传播着与教育有关的知识。可以说世行已经成为世界上生产力最高、最有影响力的教育研究机构，有可能持续地通过知识推动各国教育的改革。
在当前知识经济的背景下，为了更好地利用好世行这个全球教育治理的平台，认识和了解世行“知识银行”战略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当然，世行“知识银行”战略带有强烈的不对称性，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对此也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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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Bank 's “Knowledge Bank "Strategy in Global Education Governance :Development ,Implementation and Limitation
KONG Lingshuai LI Chaoran
(Research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Education,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Abstract :In the era of knowledge economy,knowledge has been considered as an indispensable necessity for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 itself.The World Bank's “knowledge bank" strategy has gone through four major phases:the initial stage,the stagnation stage,the development stage and the new stage.At present,the “knowledge bank" strategy is being carried out by establishing the image of World Bank knowledge disseminators.It is mainly implemented through knowledge production,knowledge management,and knowledge transfer.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World Bank's “knowledge bank" strategy has had a major impact on its global education governance and on educ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However,there are certain limitations on the sources of knowledge and knowledge services.
Key words :World Bank; knowledge bank;global education governance
[中图分类号] G40-059. 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6120( 2019) 09-0080-11
收稿日期： 2018-11-19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参与全球教育治理战略研究”(编号：17JJD880004)。
作者简介：
孔令帅(1980—)，男，上海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比较教育。
采取适当的种植方式，确保种植密度的合理性，室内通风透光好，既能确保蔬菜生长健壮丰产，又能增强蔬菜抗病性。合理密度，确保室内通风透光和室内湿度，减少病虫害的发生。提倡高垄宽窄行种植，并适当降低密度。
李超然(1994—)，女，上海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比较教育。
引用格式： 孔令帅，李超然.全球教育治理中的世界银行“知识银行”战略：发展、实施及局限[J].教育与教学研究，2019(9):80-90.
Citation format :KONG Lingshuai,LI Chaoran.World Bank's “Knowledge Bank" Strategy in Global Education Governance:Development,Implementation and Limitation[J].Education and Teaching Research,2019(9):80-90.
(责任编辑： 陈明慧)
标签：世界银行论文; “知识银行”论文; 全球教育治理论文; 上海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