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几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个问题论文,中国论文,经济体制改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关于当前我国经济体制的评价
从总体上我们可以这样来描述当前我国的经济体制:即从总体上说我国经济体制的特点是市场机制已经在商品交易、资源配置等各个方面、领域发挥了广泛作用,但在整体上还没有处于基础的地位。
市场经济是指在国家的有效宏观调控下,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目前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雏形已经显现,市场经济的一些基本经济规律已经开始在我国经济中发生作用,但中华民族特有的优良价值准则和精神风貌体现明显不足。我们与西方经济上的差别,其中最基本的差别就是一个公共道德,西方的一般公共道德要比我们强。其次就是企业制度,目前世界上有两种比较先进的企业制度,一个是美国的,重视人才、重视技术;另一个是日本的,注重培养人才,提高人员素质,强化教育;而目前我国尚未形成这样的制度。市场经济是一种最典型的信用经济,当前中央提出的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非常有现实意义。我国市场经济新体制建设已经朝向正确的方向并已转上正常操作运转的轨道,如果能继续前进下去,就会夺得胜利,否则,就会功亏一篑。
总之,我们目前的格局表明:我们继续前进就会赢得胜利,但我们前进的基础还很不牢固,我们前进的过程中还面临着许多困难,我们的经济生活、我们的改革还存在着许多矛盾和困难。
二、当前我国推进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具有的基本优势和面
临的困难问题
新的世纪对所有的国家和民族都充满着希望,各国都希望占领经济发展的至高点,冲上去,以保持自己的优势,尽最大可能地走在经济发展前列,同时在其他方面也争取有所突破。中国也不例外,中国在自己建设的关键时期,提出了2010年远景目标。那么,在下个世纪中叶,中国能不能走在前面呢?关键在于企业改革要取得成功,否则是没有希望的。中国改革的关键问题不在于目标看不清楚,而在于对市场经济的误解。所以要清除误解,采取一切措施,抓紧机会求发展,使我国能在下个世纪中叶走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前列,置身于先进民族之林。我们有以下几个有利条件:首先,我们有良好的政治基础,改革运作比较平稳;其次,我们有良好的思想基础,改革的关键在于思想建设;第三,我们有非常好的体制基础,建立市场经济是个长期过程,体制保障是根本;第四,我们有良好的支持我们改革的经济基础,我们的改革带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并不断跨上新的台阶,所以说,中国目前的经济体制改革方案是正确的;第五,改革所带来的经济成果使社会其它方面也取得了显著进步。
当然,目前我国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第一,陈旧的思想氛围。大家知道,搞市场经济是个复杂的过程,这个复杂过程不仅在于操作上,而且在于我们的思想和知识上。我国改革的不利方面是:我们历来的理论指导都是计划经济,并且中国一直在过去计划经济的环境之中习惯了与计划经济相联系的思维和语言,尽管今天市场经济已经成为我们改革的目标,但是我们相关的思想习惯却不是一天能够形成的,还有一个过程。
第二,我们还缺乏系统的市场经济的基础知识和娴熟的市场经济运作技巧。如中国老百姓对信用卡、期货、公开市场业务等还很陌生,至于资本运作、外语等懂得的就更不用说了。发展市场经济是个长期的过程,目前人们仍自觉不自觉地习惯于用传统的思维方式和观念评价去对待新奇的改革措施,或者去考虑下一步的改革举措,从而有意无意把改革推向斜路,这个问题不可小看。所以说,今天中国改革的思路是清楚的,如宏观怎么搞,企业怎么搞,市场怎么搞,等等。而且正确的改革思路提出来了,关键问题是你用什么样的思维去指导,能不能按正确的思维去选择正确的思路,能不能用娴熟的市场经济运作技巧把行之有效的正确思路付诸实施,否则,就会离题万里。
第三,经济实体的双重体制格局。现有双重体制格局的并存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要改革就得有过渡,有过渡就得有双重体制并存。但是,双重体制并存又是我们建立新体制的不利的体制根源。因为它们是两种在本质上相互对立的体制。因而双重体制的并存带来了许多毛病:①管理上的漏洞,导致经营行为的肆无忌惮和运行法则的违规。②形成两条机制渗漏地交叉发挥作用,导致运行规则的紊乱,经济活动主体职责混乱,矫形变规;③可能形成各自的某些规定与体制法规相矛盾,最突出的就是行政权力和盈利性经营行为的联姻。这些现象如果不有意识地加以认识和解决,那么就会带来改革的走形变样。④不正当的权力和利益关系。我们的改革就是要合理地调整权益关系。这就意味着对一些社会主体权力的增进和另一些主体权力的部分或全部的剥夺,有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某些利益主体就不惜以改革的名义推出以利于自己的措施。如目前搞企业集团、公司化改革就变了样,有的部门借搞企业集团的机会,把原来下放了的权利收上来了,承包制变成了瓜分制,承包就是好了一个人,坏了一大家。另外,改革的走形变样也为某些部门把自己的利益要求通过法规来合法体现提供了条件,这样就很糟,过去以权谋私,现在变成了以法谋私。所以有序有理的法规才能把经济建设问题推向新路。
第四,无序盲目的推进方式。我们建立新体制,不仅是对原有旧体制在内容上进行更新,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对改革过程中的各个不同环节按照市场经济体制的序列与要求进行组合与构造。目前改革中出现的不协调、不配套、不科学,导致了改革的步子不到位,改革成品变形,并且使改革的成本大幅度增加。
最后一个大问题就是沉重的历史包袱。目前改革至少有三大包袱:企业的债务包袱、社会的冗员包袱,还有企业办社会的一种包袱。
总结起来,当前中国改革有两大困难,即思想未解放,知识不完备。但只要我们按照正确的思路操作,我们一定能够取得改革的胜利。那么,怎么样做才是按正确的思路操作呢?
三、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
下面谈第三个问题: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要攻克的几个难关,或者说基本思路。
第一,所有制方面,改革要站在最大限度地发展生产力的战略高度,继续调整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全力以赴搞好国有经济建设,同时也要发展非国有制经济。非国有制经济怎样定位?它是不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组成部分?我们认为,社会就是公有,而公有制最终就是国有制,把国有制看成是公有制的最高形式,又把公有制形式的高级程度、社会主义关系的反映程度同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程度等同起来,现在看来,这同我们的市场经济、经济基础是相适应的。首先我们应当明确,公有制是主体,集体经济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成份的主体。我们特别应认识到:非国有制经济的机制灵活,经济成本的自我约束力和经济发展的内在膨胀力较强。与国有经济一样,它能够起到推动经济增长、增强财政实力、减少社会失业的作用。比如,大吃大喝大部分发生在国有企业、政府机关,真正的私有企业并不大吃大喝。所以说私营经济机制强化了内在约束力,各个环节配合好,它尽量降低了个别劳动时间,从而达到了赢利的目的。所以,集体经济、私营经济发展得好,同样可以为我们提供大量的财源。因此,我们要结合与国有资产共同兼顾的方针,发展多种形式的非国有经济,同时建立起规范的财产组织形式与运作制度。另外要进一步克服非国有经济在银行贷款、项目投资等方面,体制与政策间的障碍,在执行运行法规与管理规则的基础上,推动其经营更为广泛的发展。
第二,正确贯彻“抓大放小”的原则,加快国有企业的内部改革,这是个重点。我们把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概括为两点:制度创新、结构调整。“抓大”的重点要放在良好的体制和基础的培育上,如果继续优惠就会出问题,同时“放小”也要结合“制度创新、结构调整”。从而使其对国有经济体制改革起决定性作用。
现在我国企业的问题,关键就是我们没有把企业结构调整好,该抓的没有抓起来。所以下一步的发展,就是要在国有企业中抓大企业,要结合结构调整和制度创新这个思路进行。国有大企业的“抓”,是制度创新,小企业的“放”,也要抓住两头才行。第一,要跟着市场的方向放。跟着市场的方向放,就是不要规定它往哪个方向放,一个小企业卖给了个体户,公平竞争地卖有什么不好呢?它卖了以后,①卖了以后不是就流失了,卖了钱可以投入到基础产业,加强公益事业。第二,放,放了包袱。国有小企业放了以后,放掉了一批负担。原来这个负担问题政府还得解决,现在政府引导“三保金”,首先就要解决这个稳定问题。国有企业职工没有饭吃了就得找政府,现在不说游行了,我们也不要游行,你不给我们饭吃,我们就集体散步,集体散步算是走着了,你说政府给不给饭吃?要不就坐在政府门口,你总得解决我们的温饱问题吧?我们是社会的主人,是生产资料的主人,我们在国有企业工作,你不给我们饭吃还行?然而这里面很少听说有个体户和私人企业工人,为什么?你是国有企业工人,不找政府要饭吃找谁啊?第三,放,放活了机制。企业放活了,这样我们的政府就能站在宏观的角度来一心一意研究关于国民经济增长保持一个什么样的水准,怎么样把就业搞上来等问题,我们的政府官员也可以轻松一些。目前,我国的政府官员是世界上最累的官员,累到什么程度呢?从上到下都得到企业去抓管理。你听说过美国的克林顿、英国的梅杰等西方领导人召集官员研究企业内部管理问题吗?没有,只有中国有这个“特产”。这是笑话,其实,管理是企业自己的事情,放掉了,它自己就去管理。所以,石狮市政府说得好,搞企业,我们政府肯定要管,但不能管得太多,管什么呢?你发展,我铺路;你投资,我欢迎;你赚钱,我收税;你犯罪,我抓人。这才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政府。所以,按照“抓大放小”这个方针,不仅不会放掉我们的政权,还会把我们的党心民心凝聚在一块,来建设、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政府把经济搞好了,老百姓不感谢政府感谢谁呀?
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当前企业改革,国有企业是重点,我们下一步将按照“制度创新、结构调整”来进行改革,归纳起来,我们的国企改革将按照以下五种模式来进行分步改革。
第一种:对于特种行业,象军工企业、国防企业、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行业,仍实行国有国营,这些行业肯定是不能放的。有的如大型珍稀保护资源项目的开采等行业,也要采取国有国营,在某种形式上可以形成国家独资公司,但在管理上要进一步研究。
第二种:对涉及到国计民生重要领域采取适当的改造。这就是说,在使国家资本在这些领域占大头的同时,应把信贷全部由国家垄断。这些领域不是不可以放开,也不是不可以进行竞争。这些领域的改革关键要把握以下几点:①国家股本要达到实际控股;②国家控股不等于国家投资经营;③国家控股不等于国家直接经营,可以采取委托经营等方式。
第三种:对那些特殊的需要加以保护的竞争行业,实行公有资产控股的公司制改造,原则上竞争性行业应基本放开,但竞争性行业有两类还不能放开。第一类是汽车工业;第二类是赢利性行业。
第四种,对于一般性竞争行业则通过特殊规范的资本形式,实行自由并股和交叉持股两种方式。
第五种,对那些国家没有管,也没有精力管,长期放开的小企业,甚至中型企业要实行各种形式的改造。其中包括拍卖,我以为拍卖应该成为改造的主体。
通过以上五种方式的改造,我们的企业组织形式的主体仍是公有制,结构上叫做国家管住了该管的大事。国计民生掌握了,整个国家就不会走到别处。通过放掉小的,最后通过财政、税收来集中一部分企业,来搞活我们的大企业。当然,总体上我们与西方经济的发展是有差异的。而且差距较大。但我们有点不差,我们的楼堂馆所不差,我们的民居不差。差就差在“内在装修。”“硬件”差在我们的基础设施,“软件”差在我们的市场经济素质。所以只要我们大的方面搞好了,该控制的控制了,该放开的放开了,我们就有精力去发展经济,就有了实力。
第三,以搞好资本运作为重点,大力发展要素市场。要素市场是培育的重点,要素市场构成市场经济的主体,而其中资本市场尤为重要,相对来说,目前劳动力市场的发展要比资本市场的发展势头要好。那么,如何来培育资本呢?首先在商业银行的资本经营方面要考虑中国国情,为什么商业银行不允许直接对企业持股?就是因为中国的国有企业太多,中国的权力对银行控制太强,包括银行本身的权力,搞不好就会出线。防止在这一过程中权力导致的银行本身的产业资本与经营资本的融合,这是一个关键。因此,商业银行一定要按其规则办事。商业银行的改革最终要转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这种形式。因为它是一个特殊的企业,所以它的资金投向哪里、投资多少、怎样转轨等问题都应由商业银行自主决策。中央银行则通过各种手段,如货币政策、利率政策、公开市场业务等对商业银行经营行为进行规范和调整。
第四,着眼于增强货币政策的运用功能,深化金融体制体制改革。我们认为,目前间接性宏观调控体制构件中最大的制约因素是金融体制改革,经济生活中的许多方面也集中体现在金融体制运行不顺方面。所以推进金融体制改革,主要应着眼于增强货币政策运用功能,提高金融资源市场化配置的程度,措施有以下几个方面:
①改进贷款批量管理办法,对国有商业银行实行以资产负债为基础的信贷管理办法,另外应广泛地应用货币政策工具,调节货币供应量,由此来调节基础货币过多,防止通货膨胀。
②改革利率管理体制,逐渐扩大商业银行承担利率风险的程度,由负债利率的市硜化形成以中央银行基本利率为基础,以拆借利率为补充的金融市场利率调控体系。
③进一步完善政策性银行的运行机制,加快国有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的实质性转变,培育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的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组织体系。
④抓住构筑国有资产责任主体和转变政府职能两个关键点,扎实推进机构改革。其基本核心是,通过这种改革,基本实现所有一体化,又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同时又使国有企业能象私有企业那样,发挥最大的能动性作用。
第五,下决心拟出管理和运行体制,抓紧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就是鼓励性保障,社会救济基金;第二个层次是由财政、社会、个人出资建立的基本保障;第三层次是完全由个人出资的商业保障体系。通过这几方面齐头并进,搞好社会保险管理。
总之,不离开改革的正确思路来运行操作,中国的改革就大有希望。我们有理由认为,在改革转轨过程中,已经取得了很了不起的成功,我们有理由把改革搞好,我们也有基础把下一步改革搞好。
四、对目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判断
对于我国目前的经济体制改革,我有两个保留的判断:
第一个判断:在今天尽管我国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格局已经形成,但各种经济成份平等竞争的环境并没有形成。
经济成份不平等的竞争环境,对于我们的国有企业、个体私营企业、外资企业来说,是普遍存在的,特别是相对于外商来说,这种不平等性显得更为突出,表现在对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上。比如在对待三资企业的态度上:只要是外资,不问它是真外资还是假外资,不看它有没有鼻子和眼睛,我们都非常欢迎。只要外资来了,我们先不问它清红皂白,上至市长书记,下到基层部门,一路宴请,铺天盖地的都是酒席,宴请之后接着是一大堆纸推出一大批优惠政策,什么税收减免多少、土地优惠多少等等,弄得外商反而不好意思,甚至感到心惊胆颤。为什么?因为给人家的感觉是:这个生意做不得,肯定有鬼,肯定是引诱我上当的,所以吃完了就走了。当然也有假冒的外商。反过来再看看我们的国有企业,有时要进入市场都感到困难,换句话说,越是需要领导的地方,领导越不愿去,越是亏损企业,最需要领导关心的时候,领导去得反而少。越是好企业,参观的来了,视察的也来了,指导工作的也来了,再后,参观视察指导的结果就是好企业也搞亏了,搞亏了他们就不去了。所以,我们要解决好对外商的国民待遇与超国民待遇的关系问题,理顺各种经济成份间不平等的竞争环境。这是从所有制结构角度的判断。
第二个判断:我国企业机制的转换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活力明显增强,但企业制度建设很不规范,结构调整步伐缓慢,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主体没有形成。
这里着重谈一谈有关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关于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所经历的阶段,概括起来说,国企改革整个过程是从放权让利入手,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先是政策性扩权,给企业政策放宽松一点;接着是实行经济责任制、利改税第一步、利改税第二步,到1987年全面推行承包制,到1990年提出“搞活企业、把企业推向市场”,到1992年提出“制度创新”,到现在又提出“制度创新与结构调整并举”,这个过程是不断深入的,总的来说是围绕放权让利、搞活企业来进行的。
经过这些年的改革,我国企业有两个显著变化:
第一个变化是企业自主权大大提高。这个扩权过程,我认为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政策性扩权,也就是前面讲的政策松动;第二个阶段是契约性扩权,即由经济责任制到承包制;第三个阶段是法律性扩权,即《企业法》、《破产法》、企业机制转换条例等的推出;第四个阶段是制度性扩权,即1992年我们提出制度创新,推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革。经过这四个阶段的扩权,可以说企业的自主权大大提高了,然而,对于企业自主权的扩大,也不容太乐观,评价不能太高。如摊派权问题,制止不合理摊派就很难落实,即使落实了,企业付出的成本也很高,例如,交通管理站,哪个厂长都惹不起,得罪不起。比如说某个交管站长跟某厂长商量,说交管站下一步发展有点困难,或者说需要盖一栋楼房,或者说是解决职工福利问题有困难等,你厂是不是赞助我们1万元?如果这个厂长不能意会,说你交管站这是巧立名目,这笔赞助款不该找工厂付。那么好,交管站长也不会多说。但是,下一步你这个厂就有穿不尽的小鞋,你的车一出去不是因卫生问题就是因少了一颗螺丝给挨罚,甚至扣车扣人,型得不好还得厂长写检查,亲自交罚金后才得了难。到后来你付出的钱远远大于这1万元。结果是劳心劳力、劳民伤财。再后厂长们想通了,烧一香消百灾,何乐而不为呢?所以面对实实在在的权力,就永远不敢拒绝摊派。此外,就是忙不完的接待,拜不尽的“菩萨和庙”,稍不周到,企业搞得再好,也不知哪里被卡壳。
第二个变化是:现在国有企业改革的进步在于,我们用自主权的扩大来建立市场的能力大大提高了,解决市场的能力也大大增强了。这个方面,应该说,我们的很多企业已开始走向了市场,但企业自主权的保障还缺乏体制基础,来自行政部门和各方面的干预仍很严重。有的同志说,这个问题也经历了三个阶段。①刚开始提出搞市场经济时,企业很高兴,以为终于打掉了多年来强加在头上的行政枷锁,可以不找市场找市场了;②运转了几年后,厂长又发现,“市长”(即行政各部门)也得罪不起,搞市场经济“既要找市场,还要找市长”;③现在已经发展到了“宁可不找市场,也要找市长”,市场可以不要,市长非要不可,为什么?因为企业的关键性权利(如机构设置权、拒绝摊派权等)“市长”不给;而企业不要的权利,关键时却都给了,如市场疲软时的产品自销权,需“市长”牵线搭桥时下放的“自主权”等。所以企业重心不得不放在与各方面搞好关系上。
目前我们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进展还比较缓慢,相当一部分企业的机制还没有转换,市场竞争的能力还比较弱;虽然介入市场经济的程度是比较高了,但能力比较差;企业改制的形式还比较单一,企业改制的力度有待加强。
目前企业改制的形式比较单一,而且新旧因素融合,名实不符,很不规范。我们现在的企业制度的建设是依据两个系统来指挥,第一个系统就是我们的《公司法》,第二个系统就是我们传统的一套管理办法。所以导致了我们在企业组织形式的构造上,企业内部管理制度的选择上很不规范。别的不说,就举企业内部治理结构的例子,我们说厂长经理负责制也好,党委领导下的厂长经理负责制也好,无非是要解决一个厂长和书记的关系问题。一个是“政治的中心”,一个是“经济的核心”,当然,这两个“心”扭在一块,团结一心搞好企业是关键,但弄得不好就会很糟。总的说,有成功的也有糟的,大家归纳为“三个三分之一”:一个1/3配合得很好,原因有三:①素质配,两者素质都高,相互理解宽容;②老少配,资历悬殊配合得好;③关系配,二者是同学或朋友;④一肩挑,自己与自己配合。第二个1/3是面合心不合,表面配合,背后勾心斗角。最糟的是第三个1/3:面不合心也不合。如某省一个企业,因厂长书记“两心”不合,斗出个“双开”丑闻,书记开除厂长党籍,厂长开除书记厂籍。这样的企业能搞好吗?其国有资产能保值增值吗?现在,我们搞企业改革,要按新的企业制度来搞,但是由于我们所依据的这么两个系统在起作用,新的《公司法》当然要起作用,但旧的那套干部管理制度也在发挥作用,最后结果就是折衷,二者我们都要,“两心”就变成了“八驾马车”,叫做“老三会”、“新三会”,再加上一总经理,外加一个外头兼职。有的地方又出现了董事长与总经理互炒鱿鱼的“双炒”现象,结果谁也没炒掉。所以在这种治理结构下,就难以把我们的企业搞好,尽管这些年的企业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应该说,经过这些年的改革,我们没能达到预期的目标。结果是传统的行政约束关系没有摆脱,新的约束体系没有建成,企业效益愈下的老毛病没有解决,国有资产流失的新问题又产生了。
关于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开始改革时,我们压根儿不信有国有资产流失,但今天没有争议了,今天争议的是我们的国有资产究竟以多大的规模在流失?这个评价众说不一,据国有资产管理局说:1982-1992年十年间,平均每年以500亿元的资产在流失;有的说,这个数字太保守,有的认为我国的国有资产至少每年以1000个亿在流失。当然,我们今天不可能有一个非常准确的数字来判断,因为考察的内容不同,所采用的口径不同,而得出的数字就完全不一样。比如说,大吃大喝算不算流失?毛主席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为了搞廉政,中央提出“四菜一汤”,可是没坚持多久,有的地方就在“四菜一汤”上作文章,千方百计搞得丰富一些,怎么搞呢?弄个大拼盘,一个盘十个菜,拼在一起,这四个菜就成了四十个菜,有的把碟子组成各种形状拼成一个盘也是“四菜一汤”,最后数量越吃越大,原来吃几千块钱就不得了,后来吃到三万,现在有的都吃到四万、四十万了,怎么个吃法?有的说得很生动:一是“一条龙”服务,吃喝洗住一出来就是40万;二是“洋吃”,专吃国外进口的;三是有的地方搞“黄金宴”,把黄金弄成粉沫放到菜里,然后吃下去,不知是为了增加人体的稀有元素还是吃完以后再回去“提炼”,这就不得而知了。我想中国这个吃法,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据前几年统计,全国一年吃了上千个亿,一千个亿意味着什么?大半个三峡工程、6500万人口的扶贫资金,乃至建设“希望工程。”等等。再如“会海”,算不算浪费?据说亚运会村会议中心都订到了2000年。再如中央就国企改革提出了“抓大放小”战略,召开了会议,结果从中央到省里、市里、县里,甚至街道办事处老太太,层层开会布置“抓大放小”,搞成教条主义。如果到了一个工厂、一个街道办事处还在召开什么会议传达“抓大放小”,这就是愚不可及了,关键还在于浪费了多少钱财?一个会议少说二十万,十个会议就是二百万,我们一年岂止开二个会、开一百个会?如果这个会议精减一半,我们的扶贫问题也就解决了。其它公款浪费就不说了。把这些浪费流失都算起来,我国的国有资产流失到什么程度就很难说了。
下面再从两个角度来谈国有资产流失。
第一个角度,从城乡居民的储蓄存款的剧烈增长看国有资产流失。1949-1978年我们的居民储蓄余额是200个亿,到1988年达到5000个亿,而到了1994年余额已达到了21000个亿,也就是说从1978年到1994年短短的六年,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的余额增加了两万个亿。结果到了1995年增加了8300个亿。到今年11月份已超过了12000个亿,换而言之我们从第一个1万亿到增加到两万亿的时候用了两、三年的时间,到第3万亿的时候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到现在接近四万亿仅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这种增长幅度几乎在世界上都是绝无仅有的。如此的增长幅度,钱从何来?1995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城镇职工工资总额是8000个亿,但1995年增长的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就达8300个亿,加上1500亿的财政债券、股市资金等总共也就1万多个亿,这就说明:在城乡居民的存款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非工资收入,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利用我们现在的各种空子,特别是上层体制过程更新中间所留下的大量“真空”所带来的,通过行政夺权、行业夺权、直接夺权等隐形手段把现有的一部分国有资产攫为己有。国有资产的流失也可以从三个阶段来看:第一个阶段出现在1988年前后“倒”生产资料(“官倒”、“私倒”),到1989年清理公司的时候很大程度上搞乱了经营秩序,形象地说,在半年的时间里因为“倒”生产资料培养了一批百万富翁;第二个阶段,从1992年下半年到1993年上半年这个时候主要是“倒”生产要素,即“倒”房地产,“倒”资金,培养了一批千万富翁;第三个阶段,形成了倒集生产资料与生产要素于一体的企业,没有比倒企业更赚钱的了,到头来是亏了国家,发了个人。
第二个角度,从企业的资产负债率的迅速提高看国有资产的流失。前几年我们还没有注意到国有资产流失到转换机制,今天我们注意到了,但资产负债率还在不断地提高,从原来的百分之六十上升到百分之七十,现在又到了百分之八、九十,这说明企业的死资金增多,从另外一个角度反映了我们的效率不高。
所以,总的说我们的国有企业改革还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与此同时,在结构调整方面由于受思想观念等因素的制约,企业结构调整的力度还不够,局部调整虽有进展,但运作缓慢,缺乏规则。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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