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主体视域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李腾凯
(广东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州 510320)
摘 要：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统筹推进国际社会的新型主体关系，关涉到国际社会主体地位、主体利益和主体价值等维度。马克思的“实践主体”内蕴着实现人类社会共生发展的理论旨趣，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科学的主体关系思维。“劳动的实践化”推动实践主体地位的平等化，提倡以“相互尊重、平等相处”的理念构建国际社会主体地位；主体的生产关系理论指明主体利益的生成动力，要求以“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逻辑构建国际社会主体利益关系；实践的人类解放性凝聚主体价值的共通性，为国际社会多元化发展确定实现和谐世界之共同价值基础。
关键词： 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主体；国际主体关系；价值共识，和谐世界
“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是中国面对国际新问题、审视国际新形势所贡献的实践智慧。目前理论界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勘察视角多集中于国际政治学、外交学和价值哲学等领域，较少在马克思主义实践主体论视野下探析其建构理路。统筹推进新型的国际社会主体关系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环节。重返马克思实践主体论的框架，对于构建国际社会主体的政治地位、利益关系和价值关系提供了科学的主体思维。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体地位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全球化时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现实状况的理论凝练，关涉到国家、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各类国际社会主体之地位构建。从古至今的国际政治关系史证实主体地位依托于主体的实力、能力和权力，国际社会长期处于实力对抗、能力比拼和权力较量的对立关系之中，形成了个别强大的主体企图操控国际社会和人类法则的“征服逻辑”。典型代表就是西方资本主义大国奉行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表现为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国际事务中以大欺小、以强欺弱、随意干涉他国内政、侵犯别国主权、践踏国际法规。不平等的国际社会主体关系是目前国际关系有序健康发展的主要障碍。
【中医解读】扫地僧虽然是虚拟人物，但扫地确实是有效的养生保健方法。宋代的“寿星诗翁”陆游便非常重视家务劳动，坚持每天扫地，活动筋骨，并写有《扫地诗》一首：“一帚常在旁，有暇即扫地。既省课堂奴，亦以平气血。按摩与引导，虽善却多事。不如扫地去，延年直差易。”认为扫地养生简单方便，效果显著。
征服逻辑反映了一种不平等的主体地位，演化为大国的利己主义和自我中心主义。近代资本主义对自然的征服造成人与自然关系恶化的生态危机，对弱国的殖民带来国际关系的失衡和全球治理的失序。马克思实践主体逻辑是对征服型主体逻辑的批判扬弃。实践主体自亚里士多德以来一直贯穿于西方哲学的发展进程之中，亚里士多德将实践活动限定在上流人士的伦理和政治领域，把底层人群从事的生产劳动被排除在实践活动之外，从而形成实践主体地位的不平等划分。马克思受黑格尔的影响使劳动社会化为“劳动一般”，实现了劳动价值的“实践化”，劳动从感性具体的物质形态中抽离出来，成为展现人主体价值性的实践活动类型。实践主体的范围从少数上流人士扩展为普通“劳动群众”，从而推动了实践主体地位的平等化。马克思曾运用这一思维分析世界社会主义道路问题，指出各国步入社会主义的主体选择性。他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说：“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1]466马克思晚年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普遍历史品格”的否定摒弃了欧洲中心主义逻辑，贯注着实践主体的平等思维，为当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确立“相互尊重、平等相处”的理念遵循。
当今国际社会是一个由经济主体、政治主体、文化主体等交织在一起构成的复合主体关系。立足马克思实践主体的平等逻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应当加速解决当前国际社会主体面临的不平等问题，以“相互尊重、平等相处”的理念确立国际社会的主体地位。目前，国际社会主要领域仍然存在强权主义、霸权主义的不平等主体关系。在经济主体关系方面，表现为经济落后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附性以及发达国家新一轮的经济殖民主义。随着跨国公司和发达国家垄断资本的全球迅猛扩张，经济落后国家越来越难以抵挡外来经济力量的强势攻击，在贸易、金融、技术甚至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方面不得不依附于发达国家。一方面，发达国家通过对市场、金融和技术的垄断，将落后国家的盈余转移到本国，加深了世界市场交换关系的不平等性。另一方面，一些发展中国家生产结构进一步单一化，逐渐沦为服务于“中心国家”发展的“能源库”，从而丧失经济主体地位。在政治主体关系方面，表现为国际政治和外交中的“大国中心”思维和强权政治。强权政治将某些大国的主张和意志强加给他国，是损害他国主权、引发国际冲突的重要根源。例如，早期资本主义国家推行炮舰殖民主义政策，造成附属国与宗主国的长期战争。当前某些西方大国打着反恐旗号充当“国际警察”，对他国内政横加指责和肆意干涉，严重损害国际社会的政治主体性。在文化主体关系方面，表现为西方大国推行所谓“普世主义”文明发展模式以及话语霸权。“西方，特别是一贯富有使命感的美国，认为非西方国家的人民应当认同西方的民主、自由市场、权力有限的政府、人权、个人主义和法治的价值观念。”[2]161“普世主义”推向世界的过程实质上是西方话语霸权对其他文明主体地位的挑衅，必然引发不同文明主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目前，世界生产力的整体水平有大幅提高，但世界各国各地区发展程度不平衡、利益分配不公平仍然是普遍存在的问题。现行国际交往规则依然承续着二战后少数发达国家操纵下制定和实施的、旨在实现少数大国利益的通用规则。资本的全球扩张形成了垂直的生产分工模式，处于分工链条底端的落后国家合作利益被挤压。新时代的全球化促使国际利益结构出现多元化和多层次性，发达国家作为国际利益关系的主导者，在合作发展中仍然延续把自身利益的实现建立在对他国利益的损害这一传统之上，致使当前国际社会中局部地区“民族主义”“利己主义”“保护主义”等短视风气正在滋长，演化为一系列“逆全球化”的政策，成为构建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利益关系的阻碍：一端是落后国家和地区对发达国家强势地位的长期不安，对发达国家的信任、合作有所保留，反映为在产业结构和资金国际性转移过程中的拒斥态度；另一端是发达国家对部分发展中国家强势崛起的过度忧虑，对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支持有所顾忌，甚至借助于科技优势和话语霸权对新兴发展中国家横加指责，制造出“威胁论”“新殖民主义”等混淆国际视听的错误言论。实际上，开展深入合作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落后国家和地区为了实现跨越式发展，亟需引进和吸收先进的生产条件，具有与发达国家和地区建立互利共赢生产关系的意向。国际分工的深化促成国际社会生产和贸易的互补性，如果落后国家长期居于国际生产分工的下游而损害自身的利益，国际合作将难以持续健康发展。当下主要问题在于缺乏调整国际社会利益关系的制度基础，对此，需要逐步建立一套推进合作共赢的国际生产关系。
当生产社会化越出一国范围形成国际生产分工体系时，需要相应的国际生产关系调整国际社会的利益分配，包括协调各国生产和贸易的国际会议、国际生产协议或协定、国际性生产合作组织机构、处理生产贸易纠纷的国际机构和法律法规等。以往国际生产关系往往适应发达国家的利益需要，发达国家掌握了调整生产利益关系的主动权。目前，市场经济模式的普遍化和生产、资本的进一步全球化为推进国际生产关系的改革提供了新的契机，国际社会普遍要求搭建高质量的生产合作平台和创建更完善的制度体系，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首先，在深化国际分工的基础上优化分工结构和完善国际分配制度。国际产业结构的矛盾表现为高新技术产业与初级产业两极分工格局，发展中国家在这种不平衡的分工格局中长期处于利益被剥夺的地位。对此，需要国际组织、协议和国际法对不平衡的分工格局进行优化和调整，对分工链条中的落后国家进行国际补偿和援助，以增强发展中国家对国际合作的认同与支持。其次，发挥跨国公司在国际合作中的协调、沟通作用。跨国公司的广泛兴起一定程度上跨越了狭隘的民族国家、宗教国家界限，成为沟通国际社会主体间利益关系的重要介质，跨国公司网络型结构和全球蔓延趋势是其充当调整国际生产关系抓手的显著优势。最后，区域性合作组织在调整区域生产关系方面已取得部分成效。“随着各区域性经济集团崛起，国际经济贸易关系发生了新变化，区域性经济集团都建立了一套制度性规范机制，为实现关税同盟、贸易和投资自由、统一共同市场等方面而努力。区域性经济集团各成员国除进行经济合作外，还把合作项目扩展到环保、科技、知识产权等非经济领域方面，甚至延伸到减少贪渎、制止毒品交易、反对恐怖主义、教育和保健等方面的合作。”[8]建构国际新型合作机制需要加快借鉴区域性合作组织的制度成果。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体利益构建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卓有见解地指出：“在未来的岁月里，世界上将不会出现一个单一的普世文化，而是将有许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相互并存。”[2]1那么，多元主体是否可能形成价值共识？西方实践主体哲学对这一问题做过论述。亚里士多德追求“善”这一伦理道德的完满价值及社会政治的公正价值，“一切技术，一切规划以及一切实践和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标。因为人们都有个美好的想法，即宇宙万物都是向善的”[9]3。康德追求理性意志的自由，“树立以善良意志为自己最高的实践使命”[10]46。这些观点承认了人类价值观念的某种互通性，但是把价值共识的形成建立在抽象道德原则或绝对理念基础上。马克思对西方实践价值传统进行了能动整合，把实践理解为人的感性物质活动，人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生存和发展的一切物质生活资料，通过革命和改革追求自由和个性解放。无论征服自然和谋求“物的价值”实践发展到何种程度，始终需要坚守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最高价值逻辑，即认为生产发展是满足人的需要和发展人自由个性的手段，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人类实践活动的根本价值指向。
全球化的兴起和最初发展以生产力的突破和资本的全球扩张为动力。在利益的驱动下，“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6]35随着物质生产的民族和国度界限被打破，思想、文化、观念、习俗等精神生产也开始加入全球性的交流与碰撞，“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6]35。生产力的强制拓展和文化的软性渗透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世界文明进程之中。然而，资本逻辑主导下的全球化所奉行的利益逻辑片面强调利益的最大化，而分工与非利益分配的公正性衍生出经济殖民主义的外交政策，造成落后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对抗性以及发达国家内部利益关系的矛盾性。新时代的全球化倡导“各国人民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市场、资金、资源、信息、人才等等都是高度全球化的。只有世界发展，各国才能发展；只有各国发展，世界才能发展”[7]。要化解国际社会主体间利益关系纠纷，必须摒弃片面的利益获取逻辑，转向基于生产劳动的利益共同创造和公平分配逻辑，指向于构建国际社会“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价值理念。
黑格尔认为，一方面各个人和民族都追求和满足自己的目的，同时拥有某种更崇高、更广大的目的的手段和工具，关于这一种目的，人们是无意识地或者不自觉地实现了它。这种探究历史的最后目的和动力的主张跳出了狭隘的民族性、历史性的时空视域。遗憾的是，他解释此问题的方案是将外部的哲学意识形态注入历史，最终把历史发展的源动力归结为人的抽象理性。与黑格尔相反，马克思在物质生产实践的视域下探寻现实的人的生存条件以及历史动力，因为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就是必须生存，创造和获取物质利益构成了人类物质生产实践的直接目的。生产劳动使人类历史获得了种族繁衍的物质支撑，因而“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5]196。劳动过程生成了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料和物质关系，其中，合作、分工和利益分配成为物质生产实践中最基本的物质生产关系，合作、分工和利益分配关系的合理化能够促进人的需要的满足和能力的发展，是实现生产实践良性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全球化的持续推进将国际社会主体纳入国际分工的链条之中，国际关系中的单向依附性正朝着双向共存性方向发展，国际社会普遍提出重建国际经济、政治、文化等多领域主体关系的诉求。其一，承认和尊重国际社会多元主体的差异性是构建平等主体地位的前提。苏东巨变和冷战体系的结束打破了两极格局，现实国情和文明发展进程中固有的差异性和互通性已取代意识形态，成为决定国际社会主体关系的主要依据，为多元主体摆脱意识形态的管控、探寻适合自身特质的文明发展道路提供了宏观环境。目前关键在于在国际事务的处理和国际规则的制定中倡导和推行“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差异性理念，“认为自己的人种和文明高人一等，执意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明，在认识上是愚蠢的，在做法上是灾难性的！”[3]国际社会应充分认识到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的科学内涵。其二，深化和拓展国际社会多元主体的对话沟通是构建平等主体地位的关键。现实国情和国家利益是决定国家关系的核心因素，历史传统与民族文化也构成调整国际关系的影响因素。这些因素共同推动世界范围现代化发展模式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民族文化特色，多样化发展模式为人类追求进步贡献理论和实践的智慧，国际社会在发展中遇到难题可以从人类发展的智慧宝库中寻求解决方案。正如习近平所言：“迈向命运共同体，必须坚持不同文明兼容并蓄、交流互鉴。不同文明没有优劣之分，只有特色之别。”[4]以树立、深化、拓展国际社会主体取长补短、包容互鉴、共谋发展的平等对话理念，最终现实国际规则的共同书写、国际事务的协商治理。
案例研讨教学 目前科技发展迅速，学生仅仅依靠课本上学习的知识已经不能跟上科技的发展、时代的发展，所以，文献阅读是本科学生需要掌握的一项新的技能。在以往的教学中，教学主体是教师，受体是学生，教师的水平决定了学生的水平。目前信息技术快速发展，使学生除了可以从教师处得到知识，也可以通过强大的互联网得到最新发展，这就需要教师引导学生去关注和阅读，并就和专业与课程相关的案例进行研讨。在研讨过程中，学生可以将已学过的知识和新知识融合，不断开阔视野，提高学习能力。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体价值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融通国家、民族、地域等实体要素的复合体，而且指向于互信互谅的价值共同体。因为价值是行动的自觉和准则，价值的分歧引发行动上的偏差和对抗，导致共同体的不稳定、分裂甚至走向彻底崩溃。如果说互利共赢的主体利益关系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刚性动力，那么价值共识就提供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保障，构建起国际社会主体对人类共同命运的价值认同。全球化推动国际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多元化，使各种不同的价值观念发生实际的接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异质性是引发国际冲突的重要原因。为此，迫切需要整合当前多元化的价值分歧，逐步凝聚一种超越时空界限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共识。
社会学家滕尼斯把共同体视为人类出于“本质意志” 的有机团结，这种有机的团结不是借助政治权力、社会制度和法律条文强行促成的，而是植根于共同是社会生活和一致的利益诉求。马克思认为，“真正的共同体”并非源自外部力量的机械性整合，而取决于人类物质生活的发展以及发展的相互促进。换言之，主体地位的平等性尚不足以构成共同体的充分条件，共同体的构建需要增强主体的主动合作意向。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而言，这种主动合作意向超越于国界、民族的差异和意识形态的分歧，其生成的动力源自于何处？
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实践助长了价值“物的向度”对“人的向度”的侵蚀，现代化伴生了工具理性向自由发展价值理性的强势攻击。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地域扩张，实践价值的异化被延展为世界范围内的普遍问题，以致于“现代的工业劳动，现代的资本压迫，无论在英国或法国，无论在美国或德国，都是一样的”[6]42。世界各国对于现代化“物的向度”的专注忽视了人类深层次的生存和发展困境。这些困境表现为：在国际经济方面，经济全球化推动了不同经济体结成广泛而紧密的利益链条，任何一环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全球经济链条的中断，增加全球性经济危机和金融风暴的风险。此外，全球经济发展失衡、地区性贫困及其引发的饥荒、暴乱和难民潮等问题日益成为制约全球发展的共同难题。在国际政治方面，某些大国打着“人权主义”的旗号干涉他国内政、操控国际政治事务，使得全球治理问题愈发复杂化，地方政治已经越出地域空间的界限，给全球政治带来不稳定因素。在国际安全方面，传统安全呈现出新的特点，一些非传统安全隐患给当代人生存发展带来了新的威胁。例如，网络信息安全这种“去中心”的互联互通，所涉及的网络侵权、网络犯罪、网络恐怖主义等势头需要建构网络命运共同体才能有效遏制。安全威胁在吉登斯等后现代理论家看来，甚至构成了现代性在本世纪的主要“阴暗面”，以致“一次超级大国的全面冲突完全可能毁灭掉整个人类”[11]8。全球性问题使人类的实践脱离自我生存发展的价值旨归。
实践的根本目的在于促进人类的解放和自由发展，这应成为多元价值的汇通之处，承载着“人类命运共同体”和谐世界的精神之基。全球性问题的生成源自当代人类实践对主体解放和自由发展价值的离异。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需要国际社会从整体上反思人类现代化实践的后果，在价值多元化的前提下凝聚人类解放和自由发展的核心价值共识。这种价值共识指向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人类的命运共生，即人类行为超越个体主体和群体主体的层次，上升到人类主体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价值高度。“意味着自我的生命与他人的生命、一国的生命与全人类的生命具有生死攸关、休戚与共、荣辱与共和运命一体的性质，只有共生才能保证自生和他生的正常进行，破坏共生势必要危及他生、祸害自生。”[12]在全球性合作深入发展的前提下，建构命运共生价值具有可能性和必要性，世界各国“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自身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不断扩大共同利益汇合点”[13]331。二是人类的责任共担。责任与权利是直接同一的，国家间不分大小、贫富、强弱，对地球和人类都负有责任和义务，都应参与到全球问题协商，在全球治理中协同互助，以实际行动解决人类生存发展面临的共同问题，在责任共担的实践中形成价值的汇通。如果某些大国只是关心本国的利益，对他国的发展千方百计地遏制、围堵和破坏，对于人类面临的生存发展困境继续漠视、争执，经济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困境将继续恶化，这是因为当今社会的“很多问题不再局限于一国内部，很多挑战也不再是一国之力所能应对，全球性挑战更需要各国通力合作来应对”[4]。新形势下发展中国家逐渐“势强”而发达国家日趋“势弱”的现实境况推动国际权利义务关系的调整，裨益于打破西方发达享受权利而规避义务的利己主义价值原则。基于此，强化“责任共担”价值在国际行为中的引领和导向作用，对于把握人类价值的通约性、实现人类携手协商具有重要意义。
《杂技戏孩图》记录的是世俗百姓的市井生活。画家以独特的眼光，捕捉到了普通百姓日常生活中最有代表性的一幕。街边，一杂耍艺人一边唱词，一边击节敲鼓，正在施展技艺。两个孩童被艺人吸引，一个痴迷地仰望着卖艺之人，听得入神；一个对艺人身上的道具产生了兴趣，踮起脚，似乎想一探究竟。这幅画与史书上记载的宋代艺人街边卖艺以求谋生的情节是相符的。画中，无论是人物的装束，还是人物身挂的器具，都于史料相符。它让我们看到了有乐可寻的宋代平常百姓的现实生活。
㉘《首都地方法院检察处为送谷案被害人遗骸鉴定书致军事法庭公函》，载胡菊蓉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24南京审判》，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第365～3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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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D8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7408( 2019) 08-0066-05
基金项目： 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研究”(18VZT003)；2018年度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青年项目“习近平建构‘美好生活’理想的方法论创新研究”(2018GZMZQN14)；2018年度广东省教育厅青年创新人才类项目“马克思美好生活理想及其建构方法研究”(2018WQNCX047)。
作者简介： 李腾凯(1990-)，男，江西宁都人，法学博士，广东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从事马克思实践哲学研究。
【责任编辑：闫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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