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货膨胀的形成机理和治理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货膨胀论文,机理论文,中国论文,对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并发表重要谈话以后，我国经济增长进入了快车道。GDP每年以12-13%的速度增长。与此同时通货膨胀的压力也非常沉重。1993年从3月份开始全国零售物价总水平上涨幅度突破10%的安全临界线，到6月份达到13.9%；35个大中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6月份比上年同期上涨21.6%，七大类生产资料价格总水平，6月份比上年同期上涨52.9%。鉴于这种状况，国务院从当年6月起采取一系列反通货膨胀的宏观调控措施。经过一年的调控，物价猛烈上涨的势头得到了扼制，但是，物价总水平仍居高不下。1994年1-7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22.4%，商品零售价格上涨20%，其中7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和社会商品零售价格分别比上年同月上涨24%和21.4%。在这种情况下，国务院最近又明确要把抑制通货膨胀作为下半年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我们应弄清目前通货膨胀的形成机理，并从中找到治理通货膨胀的正确途径。
一、通货膨胀是经济波动的特征
经济大起大落的波动即不稳定的波动，是打断正常的经济增长的波动。对通货膨胀应该放在这种大起大落的波动的阶段中来进行考察。
我国目前经济增长的不稳定性可用哈罗德——多马模型给出的均衡增长条件来说明。均衡增长率即社会经济能够实现稳定增长的增长率。在这一增长率下，投资需求恰好等于本期的储蓄供给，因而经济有可能在增长中保持均衡。而在现实经济运行中，这种均衡条件实现的可能性如“刃锋”一样狭窄。模型发现，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中，由于有效需求不足，其储蓄量不能充分转化为投资量。因此其经济的非稳定性波动经常发生在储蓄大于投资需求的时候。而在我国是另一种状况。宏观非均衡的常态是投资需求超过储蓄（积累）。如果生产能力未充分利用，超过储蓄供给的投资需求可以启动闲置的生产能力，推动社会总供给的增长。问题是我国现有的生产能力已充分利用，过旺的投资需求无法增加供给，只能造成总需求膨胀，推高价格总水平，从而使国民经济在扩张中处于不稳定状态。
西方国家经济的波动始于生产过剩，相应地经济波动的起始阶段以危机（衰退）为起点。而在我国，经济均衡增长条件基本上是被总需求超过总供给的膨胀破坏的，是经济的大起引起了经济的大落，因此，我国经济波动始于扩张，相应地经济波动以扩张阶段为起点。从1978年以来，大的波动有四次。第一次发生在1979年，由大规模的财政赤字引起。第二次从1984年下半年开始，由贷款的过度膨胀引起。第三次从1988年开始，由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双膨胀引起。现在正在进行的第四次波动从1993年上半年开始，由膨胀的投资需求拉动。
人们通常用经济过热来说明拉动经济大起大落的原因。经济过热固然可以在速度上反映出来，但真正导致波动的不是速度本身，而是速度的基础。速度建立在较高经济效益的基础上，速度再高也不一定导致通货膨胀并启动经济的大落。速度建立在高投入基础上，速度稍微高一点都可能招致通货膨胀并启动经济的大落。我国目前的通货膨胀直接导因于依靠高投入来追求高速度的经济增长战略。1992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13.2%的速度。这种高增长是靠资金的高投入支撑的。据测算，全年经济增长的60%左右是由投资增长引起的，进入1993年后，投资需求更为旺盛，上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3542亿元，其中国有单位投资2190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70.2%。投资扩张拉动了货币发行。上半年净投放现金528亿元，6月末狭义货币(M[,1])比上年同期增长34.2%。由此推动了物价的扶摇直上。持续了一年的宏观调控后，通货膨胀率仍居高不下。这仍同高投入型速度相关。今年固定资产投资增幅有所回落，但仍保持着较高的水平。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93年下半年6131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3.3%；94年上半年3081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7.5%；7月份又比上年同期增长72.9%。显然，我国通货膨胀一年多来持续居高，在颇大程度上要用投资需求居高不下来说明。速度的高投入基础不改变，经济的扩张会导致持续的通货膨胀。
经济过热固然可以从投资率反映出来，但单从投资总量不能说明其推动通货膨胀的主要症结。就投资率来说，现在已不能以五、六十年代25%左右的积累率作为90年代投资率的控制目标了。原因是现在的人均国民收入水平与那时已不是一个档次，由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决定，现有的国民收入水平使积累率提高的范围扩大了。更何况现在还有大量的外资进入，投资率和速度有相当部分是靠引进国外储蓄支持的。因此，拉动通货膨胀的投资需求不仅仅是总量膨胀，更主要的是投资需求结构扭曲。在经济扩张阶段，过旺的投资需求集中投入加工工业部门。大起往往是或者首先是加工工业部门大起。大落是因为能源、原材料等基础产业和交通运输承受不了大起的速度所致。
综上所述，我国经济出现大起大落波动的机理在于：当速度建立在高投入基础上时，由扩张冲动激发的地区、部门和企业的难以满足的投资饥渴，引起投资增长率常常高于积累率。我国经济不均衡的总体状态是供给能力不足，供给能力受国民经济中短线资源和瓶颈部门的束缚。增加的投资需求主要不是启动闲置的生产能力。这要经过较长时间才能见效，再加上投资效益差，投资需求不能迅速地转化为供给。这样，虽然膨胀的投资需求可能会在一段时间推高经济增长率，但它不久就会碰上资源供给的结构瓶颈的限制，高的经济增长率最终要被膨胀所打断。一旦经济调整，投资需求紧缩，经济增长率便明显下落。整个经济过程便是由投资需求推上的大起和由经济调整紧缩需求而迫降的大落。通货膨胀是这种波动的典型特征。经济扩张推上通货膨胀，从而使通货膨胀成为经济扩张阶段的典型特征。但它又预示着整个经济将跌入下降和收缩阶段，因为这时政府必然要采取宏观调控措施。这样，通货膨胀便成为经济扩张阶段的终点和经济下降阶段的起点。经济下降，通货膨胀率也相应下降。当然也有特殊形式，即经济下降时通货膨胀率没有下降，这对国民经济的破坏性最大。
二、通货膨胀是经济矛盾的综合反映
通货膨胀的起因不同，治理通货膨胀的对策也不一样，彼此之间还会互相矛盾。若将通货膨胀归因于需求拉动，那就要采取紧缩需求、紧缩银根的对策，就是说，只有制止了通货膨胀才能实现经济增长。若将通货膨胀归因于产业方面的结构性矛盾，那就需要采取调整结构、克服“瓶颈”的对策。采取这种对策时就不一定要压经济增长速度，恰恰是增长能消除通货膨胀。可见正确估价通货膨胀起因的重要性。
我国从1993年6月到现在已进行了一年多的宏观调控，基本对这次通货膨胀起因于经济过热的认识，政府采取了较为严厉的紧缩需求、紧缩银根的调控措施，其结果，虽然经济过热、速度过快的势头得到了扼制，但通货膨胀率仍居高不下。这就需要我们对宏观经济形势进行重新估价。
应该说，这次通货膨胀是由经济过热、投资需求膨胀拉动的，但这不是通货膨胀的唯一原因。我国通货膨胀的起因是综合性的。通货膨胀可以说是经济生活矛盾的综合反映。就居高不下的物价上涨率来说，除了由投资需求拉动来说明外，还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第一，产品成本增加推动物价上涨。去年以来造成成本增加的因素很多，如生产资料价格在放开后全面上涨，煤炭运输、水电价格上调，外汇并轨后人民币和美元的比价由5.65∶1上升到8.7∶1，所有这些增加成本的因素都会成为推动物价上涨的因素。1993年工业产品成本上升28.2%，当年居民消费价格上涨14.7%，没有消化的部分便影响到今年的消费价格。
第二，新出台的各项改革措施推动价格上涨。价格的全面放开及相应的财政补贴的取消；粮棉等农产品价格上调及其所引起的连锁反应；工资的全面改革及相应的购买力的增加；财税体制改革及相当部分企业税负的增加；以及住房制度改革、医疗制度的改革等等，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物价的上涨。
去年全国零售物价上涨中调价因素占3/4。去年涨价的滞后影响使今年零售物价上涨5.5个百分点。
以上因素分析表明我国目前的18-20%的物价上涨率中有颇大部分要用非经济增长速度的因素来说明。单纯地采用压速度的措施，不能完全解决我国的通货膨胀问题。
实际上，单纯以紧缩需求压低速度为手段的反通货膨胀措施已经带来了较大的负效应。在宏观经济中，速度、物价、就业三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对应关系。由于经济过热形成了高速度、高物价、高就业的格局。高物价超出了人民群众的承受力，理应治理。但采取以压速度的办法压低物价，速度压得过度便会使宏观经济进入低速度、低物价、低就业的格局。高失业率和高通货膨胀率一样，都会降低人民生活水平。在目前的经济增长格局中，就业不足、市场疲软等产生的社会震动不会比通货膨胀弱。近几次的宏观调控都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失业率过高的负效应。不仅要把经济过热时吸引到城市和建设工地的农村劳动力退回到农村，城市待业率提高，在职工人也会因开工不足而带着打折扣的工资回家待业，从而使实际的失业率大大提高。由于目前社会保障制度特别是失业救济制度没有健全；职工从总体上说还处于低收入水平，其赡养人口的能力弱，失业率过高，群众无论在心理上和经济上都难以承受。因此，现阶段的宏观调控，压低速度要适度。一时还找不到既无通货膨胀又无高失业的最佳方案，只可能寻求保持一定的速度、一定的物价上涨率和一定的就业率，物价上涨率和就业率都控制在群众可承受的界限内的次佳方案。
从我国通货膨胀的现状来看，价格上涨最猛的主要是粮、菜等基本消费品，相当部分加工工业产品市场平淡，价格稳定，因此在已经实行了一年多的紧缩政策的基础上，目前治理通货膨胀主要应从以下两方面入手：
一是整顿和完善市场流通秩序。我国目前的通货膨胀，与其说是经济过热所致，不如说是经济过乱所致。突出表现在价格放开后，定价行为缺少规范，定价秩序混乱，谋取暴利的行为得不到限制。竞争展开后，竞争行为缺少规范，行贿、回扣、假冒等不正当竞争手段盛行，加大了竞争费用。市场放开后，把市场流通的主体（特别是粮食、蔬菜的流通）让给了分散的个体经营商贩，管理市场的成本加大，对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等不法行为管理无力，市场上也缺乏平抑物价的力量。所有这些市场无序现象已经成为导致物价上涨的主要原因。因此反通货膨胀的重点应放在整顿市场秩序上。规范定价行为、规范竞争行为，组织好市场应该成为反通货膨胀的主要手段。
二是注重调整结构。导致通货膨胀的结构性矛盾现在已经成了通货膨胀居高不下的原因。如前所述，经济过热大多是结构性过热。经济扩张首先扩张的是加工工业部门。虽然加工工业部门的扩张会带动基础产业部门的扩张，但是基础产业部门投资周期长。当政府的宏观调控对经济过热刹车，紧缩需求时，投资周期短的加工工业部门的扩张可能已经过了几个生产周期，而基础产业部门的扩张可能才刚起步。于是，紧缩政策打击最大的实际还是基础产业部门。这种紧缩便产生了进一步劣化结构的负效应。因此治理通膨必须同调整结构相配套。紧缩不应是全面紧缩，不应是一刀切，应采取结构性紧缩政策，紧的应是成为长线的加工工业部门，对基础产业部门不能紧。或者说，治理通货膨胀必须采取结构性增长的政策，支持基础产业的增长。
三、根治通货膨胀的途径在改革
纵观我国多次出现通货膨胀的历史教训，通货膨胀的原因尽管是多因素的，但主要因素还是经济过热。根治通货膨胀的关键是防止经济过热。
经济过热固然同各级政府、部门和企业的经济领导人的扩张冲动相关。但应该说这是合理的，谁都想扩张自己所主持的事业。造成经济过热的不在扩张冲动本身，而在现行的扩张冲动机制。其特征有两方面：第一，这是软性预算约束下的扩张冲动。就是说，在软财政、软信贷的体制中，各个经济领导的扩张冲动不受自己所拥有的资源的约束，可以通过向政府、银行的吸纳满足扩张的需要。第二，这是追求高投入、外延型经济增长的扩张冲动。一讲扩张，便是铺新摊子。这种扩张冲动机制不改变，扩张冲动必然会产生经济大起大落的后果。因此，从根本上防止经济的大起大落波动，一靠经济体制改革，硬化对具有扩张冲动的各个经济领导的预算约束，二靠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由外延型扩张转向内涵型扩张。
上述破坏均衡增长条件的原因归根到底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病。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这种体制病还会作为惯性发生作用。因此，根治通货膨胀归根到底要靠改革。
针对经济过热的体制原因是软性预算约束下的扩张冲动，根治通货膨胀的一大改革措施便是在体制上解决软性预算约束问题，割断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国家与企业之间的父子关系。从而消除导致经济波动的宏观基础。这就要求在资金分配上，在财政分配上硬化中央对地方、国家对企业的预算约束。企业和地方政府不能再象过去那样借助讨价还价、软的预算分配、软的税收等途径吸纳资金以满足其扩张冲动。这种硬性预算约束一旦形成，地方政府、企业的扩张冲动便唯一服从于市场，其扩张行为便有自我约束，不致于由微观的行为带动经济过热。
就我国近期出现的经济波动来看，导致经济过热的原因还有宏观上的体制病。改革15年来，微观体制市场化改革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金融、投资、财政等宏观体制市场化进程却严重滞后。这已成为导致经济大起大落波动的主要的体制原因。在金融体制方面，改革以来，资金市场已开始形成，不经过银行融通和筹集资金的渠道已开始形成，银行自已也有一部分资金已进入市场经营，而在宏观体制上，中央银行职能没有按市场经济要求强化，利息率仍由政府行政性控制，不能反映资金供求；专业银行没有商业化，银行仍保留政策性贷款的职能。这种金融体制便造成了金融秩序的混乱。经过银行体系的计划轨运行的资金（政策性贷款）便可能大量地漏进市场轨，资金体外循环的数额越来越大。没有商业化的银行对其市场行为又不承担风险，势必造成信贷膨胀和资金的不合理配置。而在财政体制上，长期实行的财政包干体制，强化了地方的经济利益，导致了“诸侯经济”，从而导致了不可遏制的由地方政府发动的扩张冲动；税收制度又往往被所谓的“倾斜”政策、优惠政策所软化，随意开口子的优惠不仅造成了软预算约束，还造成不公平的税负。政府的宏观投资决策缺乏有效的风险机制制约。所有这些表明，加强宏观调控、治理通货膨胀的基础是深化市场化改革，特别是在宏观体制上加快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
在宏观体制上加快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主要包括如下内容。首先是强化中央银行的职能，保证货币在中央银行管理下的独立运动，防止银行成为政府的钱袋子。其次是政策性银行与商业性银行分立，防止政策性贷款漏进市场轨运行，促进资金进入银行体内循环。第三在财政体制上打破诸侯经济，增强中央政府的管理调控能力，保障中央宏观调控的令行禁止。第四，公平税负，税收及财政政策保证“中性”立场，保障市场的充分调节。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建立宏观调控的风险责任制，以保障宏观调控的科学性，防止主观随意性。
在新的宏观调控体制建立起来以后，政府的宏观调控要由出现通货膨胀后的强调节变为常规性的微调，既要降低调控成本，又要减少由经济的大上和大下造成的资源的巨大浪费。就是说宏观调控不能寄希望于经济扩张和通货膨胀后的调整。重点应放在通过各种微调措施防止经济的大起和大落。
最后应强调改革的秩序。尽管根治通货膨胀靠改革，但改革无序则可能成为通货膨胀的诱因。例如在经济过热时，经济秩序过乱时调高价格或放开价格则可能加剧通货膨胀。因此出台新的改革措施特别是调整价格的措施必须选准时机。
（注：本文所引统计数据均为人民日报公布的国家统计局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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