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自由主义在当前的国际影响及其教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由主义论文,新经济论文,教训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91.3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04)07-0018-05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发生了一些引人瞩目的重大变化：一方面，不同程度的市场经济运行体制已经逐渐成为绝大多数国家（包括原来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国家在内）的实际选择；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新经济自由主义浪潮迅速扩展，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中的主流经济思潮。这些重大变化改变了世界经济发展的格局，直接影响到了大多数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安排和民族经济利益。在这种形势下，全面、正确地认识经济全球化发展过程中新经济自由主义的作用，对我国当前和今后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新经济自由主义的国际影响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经济在战后陷入了较深的低谷。一方面，在国内，它经受着“经济滞胀”的痛苦，迫切需要摆脱困境；另一方面，在国际上，它受到了欧洲和日本的强烈冲击与挑战。在这种形势下，拉丁美洲市场对美国经济走出困境就具有了特殊的重要性。恰好，由于一些拉美国家当时陷于较为严重的债务危机当中，这为作为债权国的美国介入那些国家的经济改革和调整，进一步控制它们为自己的利益服务提供了机遇。20世纪80年代，在罗纳德·里根当政时期，新经济自由主义思潮在美国迅速得势，成为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在新经济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到80年代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国财政部逐步形成了对拉美国家进行“结构调整”的所谓“华盛顿共识”：要求拉美国家进行私有化，实行全面的市场化、自由化改革；紧缩银根，控制通货膨胀；削减公共福利开支，控制财政赤字；减少对企业征税，刺激经济增长，实行金融自由化，由市场决定利率；实行统一汇率，贸易自由化；对外资、外企、外国商品和服务业全面开放；取消各种政府管制和限制。
1985年，美国提出了“贝克计划”，要求拉丁美洲陷入债务危机的国家采取新经济自由主义的“改革措施”：将民族独立和解放过程中形成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税收体系和劳动市场，纠正价格扭曲现象；进一步对外国开放资本和股票市场；解除投资限制，为国内外投资者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实行贸易自由化和进口管制的合理化；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美国提出，只有拉丁美洲的债务国满足上述条件，才有资格进行债务谈判。“贝克计划”的“试验田”之一，就是陷入经济困境的墨西哥。
墨西哥从1982年起，由于国际贷款利率的上升和石油价格下跌的双重冲击，发生了严重的债务危机，经济从此陷入了十分困难的境地。1988年，有美国留学背景的萨利纳斯上台就任总统，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债权国的压力下，开始按照新经济自由主义的要求（即后来被称为“华盛顿共识”的原则）进行改革。在产权私有化方面，从1988年到1994年，在5年的时间内，墨西哥在政府推动和外国资本参与下，除去墨西哥银行、墨西哥石油公司和国家铁路总局等11家企业继续由国家控制之外，全部被拍卖。在贸易自由化方面，墨西哥单方面降低了贸易壁垒。仅用了1年的时间，到1989年，进口自由化率已经达到98%。实行贸易自由化改革的结果使墨西哥成为拉丁美洲国家中贸易体制最开放的国家之一。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墨西哥颁布了一系列吸引外资的法令，吸引外资进入墨西哥的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以及石油化工等战略性经济领域。墨西哥在新经济自由主义经济改革中，过分强调经济的私有化和自由化，国家完全放弃了必要的调控和保护，造成了经济结构的失衡。其吸引的外资绝大多数是证券投资，而且多是短期“游资”（热钱），直接投资很少。自由化改革还造成了日益严重的失业率、贫困化和两极分化。到1994年，墨西哥再次爆发了震惊世界的金融危机。资本大量外逃，通货膨胀严重，经济极度萎缩。拉丁美洲的许多报刊发表文章认为，墨西哥1994年这场严重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完全在于萨利纳斯政府的新经济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墨西哥的教训给别国提供了警示。
1989年，美国进一步提出了“布雷迪计划”，同意对拉丁美洲债务国所欠外债的本金给予减免，但条件仍然是必须按照新经济自由主义的“发展模式”进行改革。在无法解脱的债务压力和本金减免的诱惑下，墨西哥、阿根廷等重债国分别与美国就“布雷迪计划”的实施达成了协议，进一步加大了按照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模式进行与美国结构改革的步伐和力度。
在20世纪90年代，阿根廷的卡洛斯·梅内姆政府开始按照“华盛顿共识”的原则进行经济改革，其主要内容是实行了新经济自由主义的四大经济政策：一是，解除进口限制，推行贸易自由化；二是，实行大规模私有化政策；三是，开放金融和资本市场，实行金融自由化和资本自由化政策；四是，实行将比索同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制度。阿根廷实行新经济自由主义改革十多年的结果是：外债达1300多亿美元，巨额财政赤字造成了财政崩溃，社会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失业率达20%以上，全国30%多的人口陷于贫困境地。2001年底，阿根廷爆发了震惊世界的经济危机。阿根廷的教训发人深省。
在其他发展中国家，新经济自由主义同样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开始进行经济转轨。1992年初，俄罗斯的激进民主派政府在全盘西化的指导思想下采用了“由美国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倡导的”新经济自由主义的“休克疗法”的方案（“哈佛方案”）。其基本内容包括三方面：市场自由化、企业私存化和经济稳定化。具体而言，就是全面放开各种经济管制和政府调控；大规模转让和出售国有企业产权及其资产，培植广泛的私有企业阶层；在放开物价的同时，实行严格的紧缩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将稳定币值、控制通货膨胀、减少政府赤字放在重要地位。众所周知，俄罗斯经济在按照“休克疗法”转型的十年中，陷入了严重的危机和混乱，产值下降，少数人暴富，而多数群众普遍陷入贫困化。俄罗斯的教训，尤其值得我们深思。
在东亚和南亚，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结果最终导致了1997年爆发的金融危机，造成了有关国家的巨大经济衰退，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健康发展。此次危机的发生和其后的情况表明，发生危机和受危机冲击最大的国家恰好是资本市场最先实行自由化的国家，像泰国、印度尼西亚，而没有实行资本自由化的中国则避开了危机。在经济恢复期间，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带有新经济自由主义经济改革色彩的“结构改革”建议的国家，经济迟迟未能恢复，而没有完全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结构改革”方案行动的国家，像韩国和马来西亚，却恢复较快。对此，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直截了当地说：“我相信资本账户自由化是导致危机的唯一最重要的因素。”
当然，我们并不完全否认新经济自由主义主张也含有一些合理的成分，比如，解决好产权问题的重要性、价格主要应该由市场决定、经济中应该有合理的竞争、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要适度等。但是，新经济自由主义的问题并不在于它是否包含这些内容。根本问题在于：当前新经济自由主义的国际传播首先是从美国一己私利出发的，是以“美国模式”改造世界的实践，是一种貌似合理、实则不公平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构建”过程。从已有的模式 改造世界的实践，是一种貌似合理、实则不公平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构建”过程。从已有的情况看，新经济自由主义在第三世界主要是产生了负面的影响。
二、新经济自由主义的实质及重要教训
鉴于新经济自由主义在国际上的影响，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积极推行的以“华盛顿共识”为特征的新经济自由主义，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它的实质以及它在国际上蔓延所产生的教训呢？搞清楚这些问题，对于正确认识和理解当前的国际经济形势，深化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推进我国的经济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新经济自由主义从理论上来说，既是18-19世纪曾经出现和活跃过的古典经济自由主义思潮的继承和延续，同时也是20世纪后期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世界政治、经济新发展和新格局下的特殊产物。美国作家诺姆·乔姆斯基在《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一书中，给新自由主义下了一个运用于全面的定义。他说：“‘新自由主义’，顾名思义，是在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个新的理论体系，亚当·斯密被认为是其创始人，该理论体系也称为‘华盛顿共识’，包含了一些有关全球秩序方面的内容……所谓华盛顿共识指的是以市场为导向的一系列理论，它们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组织所制定，并由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实施——在经济脆弱的国家，这些理论经常用作严厉的结构调整方案。其基本原则简单地说就是：贸易自由化，价格市场化和私有化。”而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前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则从经济政策方面，更加明确而具体地指出：最初的“‘华盛顿共识’政策是为了对拉丁美洲的具体现实难题做出反应而涉及的。”后来，这一整套政策被广泛运用于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财政节俭、私有化和市场自由化是贯穿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华盛顿共识’的三个支柱。”
著名的国际“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把新经济自由主义叫做“市场原教旨主义”。他说，“我相信，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复活只能用人们对一种魔法的迷信来解释，这种魔法甚至比科学中的碱更加厉害。”索罗斯认为，“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已经将一个公理化的、价值中性的理论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并以强有力的和危险的方式影响着政治和商业活动。”“市场原教旨主义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提供的意识形态不仅激励着许多成功的参加者，而且还左右着政府的政策。如果没有市场原教旨主义，资本主义制度就无从谈起。大约在1980年，即里根总统和撒切尔夫人相继执政后，市场原教旨主义开始对西方国家的经济政策起主导作用。……从此以后，偏见和倾向开始了其强化的过程。”
应该说，20世纪80年代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西方世界的重新得势，是新经济自由主义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得以推行的一个重要理论原因。而跨国公司的迅速发展以及它的利益要求，则是新经济自由主义得以在全球范围推行的现实条件。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发展难题则是新经济自由主义在发展中国家得以推行的另一个现实条件。当然，在意识形态上，美国当权者试图按照“美国模式”改造世界的战略安排，也是新经济自由主义得以在全球蔓延的强大推动力。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新经济自由主义是通过理论和政策两个方面发生作用和影响的。在理论方面，新经济自由主义的核心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极端思想和观念。在政策方面，新经济自由主义的核心是实现全面自由化。从新经济自由主义理论的作用方面来说，它主要是从思想和理念方面施加影响，使得各种人、各个国家首先在思想上接受并愿意采用新经济自由主义的经济运作方式和秩序。从新经济自由主义政策方面的实施来说，不论是在国内市场还是在国际市场上，新经济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都是根据特定利益集团的要求，或者是本国的利益来采取不同程度自由放任的政策的。从国内来说，新经济自由主义者是为了反对“带来经济滞胀的”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从国际上说，新经济自由主义者则是为了保证美国在国际上的最大经济利益。从国内的角度来说，新经济自由主义的政策更多地有利于大企业、大公司，而不利于小企业、小公司和广大劳动者。从国际角度来说，尽管别的国家在实行经济自由主义政策过程中也会获得不同程度的经济利益，然而更重要的是，如果各个国家都实行新经济自由主义政策的话，世界上经济最发达、最先进的美国可以获得最大的好处。因此，从本质上讲，新经济自由主义具有对经济最强大、最先进国家最为有利的性质。事实上，我们完全可以说，当前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新经济自由主义是由美国主导的，主要是为美国的经济利益服务的。考察一下20世纪70-80年代新自由主义驱动下的经济全球化实践，我们不难看到上述特征。
此外，我们还应注意到，经济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在推行新经济自由主义全球化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双重标准和两面性：对自己国家，自由主义有利时，就实行自由主义，保护主义有利时，就实行保护主义；对别国，一律要求它们实行新经济自由主义模式。特别是，美国还利用它对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的控制和影响，在规则的制定和执行方面为自己谋求更大的利益，甚至利用别国发生经济困难时，强迫那些国家进行新自由主义模式的改革，作为给予国际救援的先决条件。这种新经济自由主义模式下的经济全球化，或者说是全球化中的新自由主义模式，已经使相当多的国家吃尽了苦头，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乌拉圭、苏丹、摩洛哥、俄罗斯等国都是例子。所以，当前的新自由主义模式的经济全球化必然充满经济强国和弱国之间的利益冲突，在很大程度上必然是机会不对等和不公平的秩序。尽管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建立新经济自由主义秩序本身的确存在着一定的提高经济效率的合理性，但是，至少各国间对等的开放应该是平等和对等的。否则，实行增加的利益被别人拿走的新经济自由主义，还有什么意义和必要呢？
尽管，“自由化政策促进市场机制。市场机制进展的效应是双重的。一方面，在经济领域，市场机制有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在政治领域则能促进民主或一种垂直型的社会关系：在市场上我们只有卖家和买家，这就排除了所有的等级关系。这就是市场机制的进展成为民主世界最有力的武器的理由所在。不过，市场机制也有它自身的缺陷。这些缺陷包括商业周期、危机、失业、贫富差距、污染、环境恶化、种族解体，等等。这些所谓的市场缺陷就需要国家干预，而国家干预变成了福利国家的基础。”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并不绝对地反对经济全球化和新经济自由主义。尽管当前新经济自由主义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主要是对经济强国有利，但从现实情况看，经济全球化毕竟是大势所趋，无可避免。我们所要质疑和反对的只是当前这种由强国主宰的新自由主义模式的经济全球化。我们所要的是各国共同协商的、平等、对等的、公正的、真正有利于各国经济发展的经济全球化和经济自由。
通过考察新自由主义在国际上蔓延的实践，特别是它在发展中国家里被强行推进的实践，我们可以得到许多宝贵的教训和启发。我们认识到，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在引入和转向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首先应该区分开几个基本认识：
第一，要将市场化与市场自由化区分开。市场本国化不等于市场自由化。市场化是从市场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运行角度来看问题。而市场自由化则是从市场要不要管理和管制角度看待问题。前者承认并且愿意以市场经济的观点和经营规律看待和对待社会的经济问题，其目的是为了提高经济的效率，提高社会生产力，提高社会的福利水平。它承认，市场经济活动需要自由的空间和自由选择的余地，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市场机制毫无缺点，也不意味着政府完全不应该插手经济事务。后者则强调，市场机制是相对最好的经济机制，因而它不需要政府对之插手和调剂控制，只要给予市场活动的参与者充分的、毫无限制的选择自由，经济就会达到最好的状况，发挥出最高的效率。从国际经济的实践来看，市场自由化就是无条件对外国全面开放本国市场。这种情况只能对竞争力最强的经济发达国家和国际化大公司有利，而对力量弱小的发展中国家和他们的中小企业不利。资本市场的自由化则意味着国际资本的进出自由。这对于缺乏资本独立性的国家，对于资本市场发育欠规范、不健全的国家具有极大的风险。所以，发展中国家一定要记取已有的教训，对于市场自由化进程必须慎重对待，有所控制，绝不能轻率放开和快速放开。
第二，要将对外开放与对外自由开放区分开。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对外开放，但这不是对外完全彻底地自由开放。对外自由开放是不设防，任由外资、外商在本国一切领域自由经营、自由往来。对外开放要遵从对等原则和主权原则进行。这要求本国与外国的一切经济活动要对等进行，不能一方单方面要求另一方对自己完全开放，给予自由，而自己却向对方加以限制，也不能只允许本国采取贸易保护，不允许对方实行贸易保护。此外，对外开放首先要体现本国的利益和需要，本国要控制对外开放的速度、进程、范围和对象，要体现以我为主，对等开放。绝不能不管本国利益和主权，盲目开放，更不能片面迎合外国的要求，单方自由开放。这方面，也应记取已有的教训。
第三，要将市场化与私有化区分开。市场化和私有化是不同的。有人认为，市场化的前提和基础就是私有化，没有私有化，就不能实现市场化。这是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的观点。这些人从西方市场经济的角度出发，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私有化是理所当然的事。但是，赞成混合经济的西方经济学家的看法也许略有不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市场化可以允许多种所有制成分存在，而不仅仅是单一的私有制。在多种所有制存在前提下，同样可以有市场运作。私有制的存在只应是多种所有制中的一种。此外，即便从私有化角度看，也不是任何国家都实现了完全的私有化。国家控制适当的国有部门或企业将有利于国家经济安全、有利于社会公共利益。
第四，要将市场化与快速市场化和快速自由化区分开。转型国家需要市场化，需要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需要急剧的转变速度，更不意味着快速自由化。拉美国家的经济自由化实践证明，快速自由化在发展中国家里是失败的，而俄罗斯实行“休克疗法”的实践也证明，转型国家实行快速市场化和快速自由化也是不成功的，其代价远比“渐进式”转变大得多。向市场经济转变是一套十分复杂的、牵涉社会方方面面的大系统工程，任何一个环节跟不上都会产生问题。所以，“快速市场化”和“快速自由化”不符合事物发展进程的客与观规律，在根本上是错误的。充其量，它只是一些人的愿望和幻想。
在区分上述基本观念的基础上，我们可以从拉美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实践中吸取一些教训。
一是在开放经济环境下，注意坚持和保护自己的民族利益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中不可避免的趋势，我们必须以积极的心态、积极的行为加以应对，但是，绝不能危害自己本国的民族利益。拉美国家实行经济自由主义的改革和开放政策教训就是，改革要服从于本国长远利益的内在需求，从本国实际条件出发，不能片面迎合某些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的要求，为眼前利益牺牲长远利益。
二是俄罗斯实行“休克疗法”的教训是，向市场经济转轨不能急于求成，一蹴而就。经济转轨和转型是涉及社会方方面面的长远大事，包含许多过去未曾遇到、也未曾预料到的新问题，谁也无法事前给出一个稳妥的行动计划和周密的方案。因此，采取“渐进主义”的战略，“摸着石头过河”的策略是可取的。
三是拉美国家被迫实行新自由主义改革的一个客观因素就是所欠外债太多，经济发展中过分依赖外债，从而丧失了发展经济的主导权。由此，我们应该注意，在经济发展中力求将外债控制在适当规模，避免由此引起受制于人、无法摆脱的被动局面。
四是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矛盾与斗争在长期内是不可避免的。经济自由主义必将受到挑战，它将和国家保护主义并存与斗争；经济全球化也将受到挑战，它将和经济区域化并存；经济自由的秩序将与经济民主和平等的要求并存。
我们相信，通过对新自由主义在国际上传播和影响的认真反思，我们一定能够正确对待新自由主义的国际冲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以健康的开放姿态，融入经济全球化。
收稿日期：2004-04-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