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转移和地区间收入差异——兼谈日本的经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收入论文,日本论文,区间论文,差异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国地区间收入转移对区域间经济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收入转移可以改变地区间的所得分配。在转移发生时点，收入的区域间差异和生产（也就是国内生产总值）的区域间差异会发生背离。如果转移的收入被用于投资，那么收入转移将影响到未来的区域间差别。
收入的地区间转移扩大或者缩小区域间收入或消费差异取决于收入转移的方向。如果收入从人均所得较高的地区流入较低的地区，那么收入的区域间差异会缩小，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均收入和人均消费的区域间差异将小于人均生产额的区域间差异。反之，如果收入从人均所得较低的地区流入较高的地区，那么收入转移发生后的人均收入和人均消费的区域间差异会扩大。本文的目的在于讨论区域间收入转移和区域间收入差异之间的关系，弄清楚在我国建国之后的近半个世纪里，收入的区域间转移是如何影响了区域间收入差异。最近由国家统计局公开发表的分省国内生产总值历史资料（国家统计局，1997）使此研究成为可能（注：有关我国收入地区差的研究很多，但与本文有密切关系的有Lyons（1991）和张曙光（1993）。二者使用的数据均为MPS（物质生产体系）的数据，前者对生产和消费进行了比较分析，但对产生人均生产地区差和人均消费地区差的原因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后者在分析了1952～1990年我国地区国民收入转移的基础之上，对国民收入生产额地区差和国民收入使用额地区差的背离进行了比较。）。
一、生产的地区间差异
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GDP 即国内生产总值是从生产的角度衡量一国或一个地区经济活动的尺度，人均GDP 的区域间差异在本文中简称为生产地区差。测量地区间收入不平等的尺度有基尼系数、变动系数等多种，但不同的尺度对于衡量地区间收入差异的变化并没有实质性影响，本文使用变动系数测量地区差的大小和变化，根据需要，除非加权变动系数外，我们还计算以人口为权重的变动系数。因此，生产地区差的大小及变化是通过人均GDP变动系数的大小及其变化来测量的。
计算人均GDP的省际变动系数时，应使用除掉物价因素的实质GDP。此时的物价因素包括某一时点上省际物价水平的差异和一定期间内省际物价变动的差异。但是由于我国统计调查中缺少完整地反映地区间物价水平差异的资料，所以本文中的实质GDP 只是除掉省际物价变动差异的国内生产总值。在此情况下，变动系数的大小以及变化趋势受基期的影响，本文以1980年作为基期，这意味着在1980年任意两个省份的价格水平之比为1:1。
1952～1995年人均GDP变动系数的时间序列描绘在图1中。从此图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1）除1958年大跃进之后的几年外， 在整个计划时期里，人均GDP地区间差异一直处于上升趋势。（2）由大跃进运动急剧恶化的生产的区域间不平等，经过其后的3 年自然灾害又回到了大跃进之前的水平。（3）以改革开放为契机，生产地区差开始缩小， 一直持续到1990年前后，其后转向扩大。
对改革开放后人均GDP地区间差异的变化，Jian etc（1996 ）给出如下的解释。当将海南和西藏除外的28省市分为沿海和内陆两组时，各组内人均GDP 省际差异的缩小以及两组间差异的维持不变是改革开放以来直到1990年前后为止生产地区差缩小的主要原因，1990 年后人均GDP区域间差异的扩大是有沿海和内陆两组间差异扩大所造成的，在此期间各组内人均GDP地区间差异仍保持缩小的趋势。
二、消费的地区间差异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的最终消费有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两部分组成。由于政府消费占整个最终消费的比重低（注：全国最终消费中政府消费所占的比重，1962年最低，为14.9%，1979年最高，为23.4%，1952年到1995年44年的均值是19.1%。），在加上我国一直将人均居民消费额，而不是人均最终消费额作为衡量居民消费水平的尺度，在此我们将人均居民消费的区域间差异作为消费地区差。和上面讨论生产时一样，我们用变动系数来测量地区间差异的大小，因此，消费地区差是用人均居民消费变动系数来衡量。
将居民消费分成农业居民消费和非农业居民消费两部分是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一大特征，这或许由于农业居民和非农业居民的消费水平在我国尚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在本节除人均居民消费外，我们还计算农业居民和非农业居民的人均消费变动系数，由此来观察两者的差别和各自的变化趋势。
人均居民消费、农业居民的人均消费、非农业居民的人均消费三者的变动系数列在图2中。
从此图我们可以观察到：
图1 人均GDP变动系数（1952～1995）（1980年价格）
图2 人均消费的变动系数（1952～1995）（1980年价格）
1.用人均居民消费变动系数衡量的消费地区差到1982年为止在0.35上下波动，但从长期来看没有明显的扩大或缩小趋势，1983年之后明显地扩大，直到1990年为止，其后又开始了上下波动。1958年大跃进运动造成的消费地区间差异波动较大，这一点和上述生产的情况一样。
2.农业居民人均消费的区域间差异和整体居民人均消费的区域间差异呈现出大体相同的变化趋势。
3.和农业居民人均消费不同，非农业居民人均消费的区域间差异直到1978年为止，波动较小，并呈现出明显的缩小趋势。从1979年开始，变动系数由下降转为近乎直线上升，1990年上升到最高点，随后降低，并开始波动。
4.在1952年到1995年的44年中，除1958年之前的一个极短时期外，农业居民人均消费的区域间不平等高于非农业居民，1978年改革开放后，高出的幅度越来越大。
三、生产地区差和消费地区差之比较
在上面的两节，我们分别观察了生产和消费的区域间差异及其变动，在这一节把二者作一次比较，目的是想知道生产和消费的地区间差异哪一个高哪一个低，以及二者的变动趋势是否相同。
首先让我们对生产和消费的区域间差异在绝对水平上作一比较。比较是通过计算人均GDP和人均消费变动系数的比率来进行。 为了知道所得结论是否受数据的影响，（1）除以1980年为基期实际值外， 我们亦使用名义值计算变动系数的比率。（2）除人均居民消费外， 亦计算人均整个最终消费的变动系数。图3 描绘出四种变动系数相对比率的时间序列。
图3 生产地区差和消费地区差之间的背离——人均GDP变动系数和人均消费变动系数之比
从此图可以看出：
1.在1952～1995年的整个期间里， 四个变动系数相对比率均大于1，这意味着生产的区域间不平等程度超出消费。
2.以1978年为界，在此之前，生产地区差高出消费地区差的幅度不断加大，人均GDP 变动系数对人均居民消费变动系数（两者均以名义值计算得出）的比率由1952年的1.35上升到1978年的2.78，达到了整个期间的顶点。1978年之后，生产地区差和消费地区差的差距开始缩小，到1990年，上述生产和消费变动系数的比率下降到1.34，回到了1952年的水平。1990年到1995年之间，名义值和实际值所显示的生产地区差和消费地区差的相对变化有所不同。按名义值计算的结果显示出生产地区差高于消费地区差的程度在缩小，而实际值的计算结果则显示出相反的结果。
3.在计算人均消费变动系数时，作为消费无论使用最终消费还是居民消费，都不影响生产地区差和消费地区差的相对变化趋势。
接下去我们再看一下生产地区差和消费地区差在变化趋势上有何种相关关系。表1分期间地列出了人均GDP变动系数和人均居民消费变动系数的相关系数。从此表可以看出，在1952～1978年的计划经济时期中，按实际值计算的结果显示二者之间没有任何相关关系。结合本文第2 和第3节的分析结果，此期间生产地区差直线上升，但消费地区差却在0.35左右上下波动。这是导致二者之间无相关的原因。 与实际值的计算结果不同，按名义值计算结果则显示二者的变动呈现微弱的负相关。
表1 生产变动系数与消费变动系数的相关系数
人均GDP变动系数
1952～1977
1978～1995
人均最终消费的变动系数
名 义*-0.33
-0.29
实 质 0.05
-0.85
人均居民消费的变动系数
名 义*-0.27
-0.45
实 质 -0.05
-0.83
*表示人均最终消费（或人均居民消费）和人均GDP两者同时是名义值。
张曙光（1993）对国民收入生产额的地区差和国民收入使用额的地区差进行了比较分析，其结果是：“在1952～1978年期间，地区间收入水平（人均国民收入使用额）的差异明显缩小，但地区间生产效率（人均国民收入生产额）差异却趋于扩大。1979～1990年，省际间，最高收入省和最低收入省之间，以及东、中、西三大区域之间，生产效率的地区差异趋于缩小，而收入水平的地区差异却明显扩大”。由此可见，虽然在此的国民收入使用额除消费以外，还包括投资，但其结论与本文有着高度的一致性。
四、寻找生产地区差和消费地区差背离的原因
上节的分析结论告诉我们，在1952年到1995年的整整44年里，生产地区差大于消费地区差，二者之间的相对变动趋势虽然因时间而异，但基本上呈现相反的变动。此时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生产地区差高于消费地区差呢？为什么两者之间的相对变化出现负的相关关系呢？这些由于何种原因引起的呢？要回答这一系列问题，首先应当从解释国内生产总值（GDP）和最终消费之间的统计关系开始。
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国内生产总值（GDP,Gross DomesticProduction）恒等于国内总支出（GDE,Gross Domestic Expenditure），这是对一国的同一经济活动从生产和支出两个不同的角度进行统计核算的必然结果。国内总支出由最终消费、资本形成和净出口三部分组成，其中的净出口与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净出口一样，是反映省际商品和服务流出入的项目，符号可正可负。如果某省份净出口是正数，这意味着用国内生产总值衡量的该省全部生产成果除用于本省消费和资本形成外，有一部分流入他省，被用于他省的消费和资本形成。相反，如果某省净出口是负数，则意味着该省的全部国内生产总值都用于本省之内尚有不足，其不足部分由来自于他省的商品和服务来满足。在此显而易见的是，如果一国的对外贸易收支为零时，把该国所有地区净出口额加总等于零。
以国内生产总值所表现的一地区生产成果具有最终消费、资本形成和净出口三种用途，这意味着作为最终产品的国内生产总值只能而且必须用于消费、资本形成或净出口三者的其中之一。我们利用此关系对第3节观察到的生产地区差和消费地区差的背离进行详细的考察， 讨论二者背离的原因。
为了使说明简单化，我们设立一个假定，假定所有省份都以相同的比例将其国内生产总值用于最终消费。在此假定条件下，人均GDP 和人均消费的变动系数相等，也就是生产地区差和消费地区差完全相同。另外，国内生产总值中用于最终消费的比例可能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但只要每个省的该比例在每一时点都相等的话，用变动系数测量的生产地区差和消费地区差变动趋势也应当完全相同的，二者之间的相关系数应为1。如果生产地区差和消费地区差之间发生背离， 则意味着各省把本省国内生产总值用于最终消费的比例不同。根据国内生产总值等于最终消费，资本形成和净出口之和的恒等关系，各省最终消费对GDP 比例的差异意味着各省将GDP 用于资本形成和净出口的比例（严格地说是资本形成和净出口之和对GDP的比例）不相同，也就是说， 各省将本省国内生产总值用于资本形成或净出口的比例不相同将导致人均GDP 变动系数和人均最终消费变动系数的不一致，也就是使生产地区差和消费地区差发生背离。
在完成以上的准备工作后，让我们回到本节最初的提问，也就是在1952～1995年的近45年里，造成我国生产地区差和消费地区差背离的原因是什么？这里的背离包括：（1 ）绝对水平上生产地区差高于消费地区差；（2）变动趋势上二者之间没有相关关系， 或偶然地呈现相反地变动。首先，生产地区差大于消费地区差的现象起源于下列三种情况的其中之一。
1.净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在每个省份相同的条件下， 人均GDP高的省份以较高的比例将其GDP用于资本形成，或着说投资。
2.资本形成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在每个省份相同的条件下， 人均GDP较高省份将国内生产总值的一部分流入人均GDP较低省份。
3.上述两种情况的适当组合。
而生产地区差和消费地区差在变动趋势上的背离，或者说没有出现我们所期待的正相关关系则是由上述三种情况在不同的时期所表现的程度不同而已。对我国长期以来生产地区差和消费地区差之间背离的原因，以上的讨论只是给出了三种可能，但是究竟哪一种可能性实际上发生了呢？下面我们用因素分解的方法来回答这个问题。
由上述关于GDP和GDE的关系可知，每省的GDP恒等于最终消费， 资本形成和净出口三者之和，由此我们可以将人均GDP 区域间差异分解为人均最终消费，人均资本形成和人均净出口三个要素的贡献。这是因为，当总收入被分解为若干构成要素时，人均总收入的地区差可以分解为其构成要素的贡献。在现有若干分解方法中，本文选择Shorrocks （1982）所提供的分解方法。与其他方法相比，此方法具有许多优点，但是在解释这些优点之前，有必要将分解方法本身作出清楚说明。用Y'= （Y[,1]Y[,2]Y[,3]…Y[,n]）表示人均GDP的向量，n在此表示地区的个数，用Y[k]=（Y[,k1]Y[,k2]Y[,k3]…Y[,kn]）表示人均GDP的第k 个构成要素，如果人均GDP由K个构成要素组成，那么sum[k][,k]=1Y[k]=Y'。此时，人均GDP地区差可以分解为所有构成要素贡献之和，也就是：
I（Y）=S[,1]+S[,2]+S[,3]+…+S[,k]
在此，I（Y）可以是除以人口作为权重的加权变动系数以外所有衡量地区间收入差异的尺度，如非加权简单变动系数、基尼系数等，在下面的因素分解中使用了非加权简单变动系数。 某一构成要素i 对人均GDP地区差贡献S[,i]的计算方法如下：
S（Y[,k]）=[cov（Y[k]，Y）／var（Y）]I（Y）
此时，cov（Y[k]，Y）是以人口为权重的人均GDP和其第k个构成要素的共分散，而var（Y）则是以人口为权重的人均GDP的分散。 显而易见，把整个人均GDP地区差作为1时，某一构成要素对人均GDP 地区差的贡献度可如下求得：
s（Y[k]）=S（Y[k]）／I（Y）=cov（Y[k]，Y）／var（Y）
和其他类似分解方法相比，上述Shorrocks方法有如下优点，（1）易于计算。（2）对每一种构成要素只给一个分解项，或者说， 在上述分解公式中不存在两种（或两种以上）构成要素的交叉项，这使计算各个构成要素对整个人均GDP地区差的贡献度变的非常容易。（3）某一构成要素对人均GDP地区差的贡献是由此要素和人均GDP相关关系的紧密程度决定的。
图4 最终消费， 资本形成和净出口对生产地区差的贡献度
最终消费、资本形成和净出口对人均GDP 地区差贡献度的分解结果显示在图4中，期间为1952年到1995年。
在解释生产地区差的要素分解结果时必须注意的问题是，最终消费、资本形成和净出口三者对生产地区差的贡献度之和等于1， 也就是说，各要素贡献度的变化不是独立的，某一要素贡献度的扩大必然伴随其他要素（至少一个）贡献度的缩小。在生产地区差一定的情况下，生产地区差大于消费地区差意味着除最终消费以外的其他两个要素至少其中之一的贡献度较大，超过最终消费对生产地区差的贡献度。如果最终消费对生产地区差的贡献度接近1的话， 消费地区差会十分接近于生产地区差，也就不会有我们在上面观察到的后者大大超过前者的现象。因此，在因素分解结果中我们只要找到对生产地区差贡献度最大的要素，也就等于找到了生产地区差高出消费地区差的原因。图4 中此因素在1978年之前是净出口，其后是资本形成。对该分解结果可直观地解释如下：1978年以前，尽管在人均GDP的省际差异不断扩大， 由于中央政府从发达地区到贫困地区财政转移的力度不断加大，发达地区留给本地区用于消费和投资的财源减少，相反，落后地区通过接受中央政府的转移收入，使其超过本地区生产之上的消费和投资成为可能。这样一来，生产地区差通过政府的地区间收入分配过程， 到了消费阶段大大地缩小了。 1978年改革开放后，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尤其财政改革削弱了中央政府的区域间财政转移的力量，发达地区有更大的权利支配本地区生产的财源，将其用于本地区的消费和投资。比较图4 中资本形成和最终消费的贡献度可以知道，发达地区将增大的可支配财源用于投资的倾向强于消费，这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由于财政转移削弱可能带来的消费地区差的扩大，但是，目前资本形成区域间差异的扩大，会导致未来的生产地区差的扩大，而这种生产区域间差异如果得不到地区间收入分配政策的有效纠正的话，那么未来一定会出现的是消费地区间差异的持续和进一步的扩大。
上述生产地区差和消费地区差的第二个背离是二者之间没有相关关系，或者只存在着微弱的负相关，我们所期待的正相关关系并没有出现。追究产生此背离的原因是要找到对生产地区差贡献度与最终消费有负相关的要素。从表2可以看出，此要素是净出口。 但在此必须注意的是，净出口在整个观察期间是使生产地区差和消费地区差发生背离的因素，但是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意义。如我们在上一节观察到的，在1978年之前的计划经济期间里，生产地区差虽然直线地扩大，但消费地区差除大跃进前后的大幅度起伏外基本保持不变，这主要是因为从富裕省份到贫困省份财政转移的力度不断加大带来的，这一点表现为净出口对生产地区差贡献度的直线上升。与1978年之前相比，1978年之后生产地区差和消费地区差的变化趋势发生逆转，前者由扩大转向缩小，而后者则由基本不变转向开始上升。其原因是富裕地区向贫困地区收入转移的规模不断地缩小造成的，这一点表现在净出口对生产地区差贡献度在此期间直线下降。
表2 最终消费， 资本形成以及净出口对生产地区差贡献度的相关系数
1952～1977 1978～1995
最终消费 资本形成 净出口 最终消费 资本形成 净出口
最终消费 1.001.00
资本形成 -0.03 1.00
0.91 1.00
净出口
-0.75-0.641.00 -0.95-0.991.00
五、中央政府的收入转移、民间部门的资本移动以及区域间收入差距——兼与日本的比较
从上节的分析我们知道，在人均GDP 存在着较大地区差异的情况下，净出口对缩小人均消费的地区差异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本文的序言已经提到，净出口反映着地区间资金移动，包括以地区收入平均化为目的的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和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民间部门资本移动两个部分，该两部分资金移动在移动目的、是否需要偿还以及移动方向等诸方面截然不同，对地区收入平均化的影响亦完全不同，因此应将二者区分开来，分别讨论它们对地区收入平均化的影响。但是由于在我国，有关国民经济核算的统计资料尚欠详细，目前为止通用的储蓄投资之差的方法在测算我国各省的财政转移和资本移动已经行不通（注：有关测算地区间资金移动的储蓄投资之差方法的详细内容， 参见岳希明（1995）和Dekle（1996）。）。
在将净出口严格地划分为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和民间部门的资本移动不可能的情况下，我们可能做的是尽可能地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资料对两种收入转移的方向及大小进行大概地推测。推测的结果如下：
首先，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净出口的全部可以看作为由中央政府实施的财政转移。这是因为在该时期里，民间部门，尤其是企业部门作为行政部门的附属物，既没有进行独立投资的权利，也没有为追求利润而进行资本地区间移动的动机。
其次，1978年以后，随着国营企业经营自主权的扩大以及非国营企业的出现和壮大，以这些企业为主体的民间部门为追求更大的利润而进行全国范围的资金配置成为可能。与上述的1978年的情况有所不同，净出口所反映的地区间资金转移不仅包括财政转移，民间部门利润最大化行为所引起的地区间资本移动亦包括在内。
但是，从讨论民间部门资本移动对收入地区差影响的角度，我们最关心的是民间部门资本移动的方向问题，也就是从富裕的地区流向贫困的地区还是相反的问题。移动的规模大小亦是不可忽视的问题。上面已经提到，由于在国家统计局（1998）所公布数据中缺少分政府部门和民间部门资本形成的数据，我们不可能按储蓄投资之差方法来将净出口分成政府部门的财政转移和民间部门的资本移动。即使如此，我们仍可从净出口得到一些有关民间部门资本移动的方向和规模的信息。在此一个最值得注目的事实是，北京、天津、上海等人均收入最高省份的净出口变为负数（注：净出口为负数的年份，天津是1985年，1987～1990年；北京是1988年，1992～1994年；上海是1994～1995年。）。这不仅仅意味着三大直辖市已经成了资金的净流入地区，如果考虑到三大直辖市的政府部门财政转移不可能是负数的话，净出口的负数同时意味着这些地区的民间资本移动为负数，而且民间部门的资本净流入已经超出了财政资金的净流出。
人均收入最高的三大直辖市变成资金的净流入地区是中央政府的地区间财政转移能力的削弱，和以追求更多利润为目的的民间资本集中的直接产物。而前者又是由整个政府部门在经济活动中地位的削弱，以及中央政府在整个政府部门（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中地位下跌所导致的。财政收入对GDP 比率和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对整个财政收入比率的两率下跌通常被用来证明中央政府在整个经济中的地位下降。
在讨论地区间资金移动和区域间收入差距之间关系时，战后日本的经验值得借鉴。第一次石油危机为止的近20年是日本经济高速成长时期，在此期间地区间收入差异大大缩小。以47个都道府县为样本的人均县民收入变动系数从1957年的0.24降低到1973年的0.18，到1980年又进一步下降到0.13，同一期间内，劳动生产率的地区差亦呈现同样的平均化趋势。日本政府实施地区收入平均化政策以及人口从收入较低的地方向城市的大量流动对地区收入平均化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岳希明，1995以及Dekle，1996）。
那么，政府部门财政转移和民间部门资本移动的方向和规模又如何呢？岳希明（1995）的测算结果表明：1955年到1990年的36年中，民间部门储蓄额对GDP比率的平均值在每一县均大于该部门投资额对GDP的比率，这说明民间部门的资本供给超过需求，地区间净资本移动没有发生。与此相反，富裕县的政府部门储蓄额对GDP 比率大于该部门投资额对GDP比率，而贫困县的政府部门储蓄额对GDP比率则小于该部门投资额对GDP比率， 这意味着在政府部门发生了由收入高的地区向收入低的地区的收入转移，这种收入转移无疑是由日本中央政府的地区收入平均化政策带来的，它对战后日本发生的地区收入差距的缩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也是无可质疑的。
六、结论和与未来研究有关的问题
本文在分别观察了生产地区差和消费地区差的大小和变动的基础之上，对二者进行了比较，比较的结果表明，在绝对水平上，1952～1995年的整个期间里，生产的区域间不平等程度超出消费。以1978年为界，在此之前，生产地区差高出消费地区差的幅度不断地加大，人均GDP 变动系数对人均居民消费变动系数（两者均以名义值计算得出）的比率由1952年的1.35上升到1978年的2.78，达到了整个期间的顶点。1978年之后，生产地区差和消费地区差的差距开始缩小，到1990年，上述生产和消费变动系数的比率下降到1.34，回到了1952年的水平。在变动趋势上，二者之间没有明显的相关关系。
通过因素分解我们发现，收入的区域间转移是生产地区差和消费地区差产生背离的主要原因。改革开放以前，尽管生产地区差处于上升的趋势，但由于从富裕省份到贫困省份的财政转移的力度不断加强，消费地区差长时间位于较低的水平，并基本保持不变。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情况发生了逆转。虽然生产地区差到1990年前后为止处于下降的趋势，但是消费地区差却开始上升，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央财政的地区间财政转移力量的削弱所造成的，另一方面从富裕省份到贫困地区的民间资本移动亦起着一定的作用。
本文对改革开放前地区收入差变动的结论之一是：中央政府实施的由落后地区到先进地区的财政转移在生产地区差不断扩大的情况下，使消费地区差长时间在很低的水平上保持不变，也就是说中央政府的地区政策对收入地区差的缩小起了积极的作用。但这只是故事的一个方面，故事的另一方面是，在此期间我国政府为优先发展重工业所实行的工农业产品剪刀差政策是一种与财政转移相反方向的财富转移措施，它对收入地区差无疑起着消极的作用。我们曾经实行的工农业产品剪刀差政策在人为地压低农产品的价格的同时，又人为地提高工业品，特别是重工业品的价格。鉴于农产品多是集中在贫困的农村生产，以及工业品多是集中在收入较高的城市，因此，工农业产品剪刀差政策实际上是把贫困农村的财富强制地转移到收入较高城市的一种财富转移手段，这无疑对收入地区差的缩小起了消极作用。
财政转移和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对收入地区差具有相反作用这一点是无可质疑的，但是要想弄清哪一个作用更大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原因是我们并不知道这段期间如果没有工农业产品剪刀差政策实施的话，农产品和工业品的相对价格将是怎样。一些代用方法可以使用，比如说使用和我国此期间经济结构或经济发展水平相似的其他国家的价格结构，来测算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对财富转移的效果有多大，但这种方法又不是完全没有问题。
测算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的财富转移效果的大小不是一件容易之事，但是只要对此没有较为可信的估计，我们永远不会知道这段时期中央政府最终是把富裕地区的财富转移到了贫困地区，缩小了收入地区差，还是相反，也就是最终是把财富从贫困地区转移到富裕地区，扩大了收入地区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