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引进模式与东亚经济发展_日本科技论文

技术引进模式与东亚经济发展_日本科技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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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70年代,日本和NIEs(亚洲“四小龙”,即中国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韩国)的经济开始步上飞速发展的轨道。随后东盟的一些国家如马来西亚、印尼和菲律宾等开始急起直追,紧接着中国经济也开始崛起,这使得东亚地区成为战后全球经济增长的亮点。在此过程中,通过技术引进加速技术进步及扩散是拉动东亚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由于在社会环境、经济基础、制度环境等方面存在差异,东亚大体上形成了三种特点相异的技术引进模式,并对各国经济发展产生了不同的经济绩效。而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深入以及全球产业结构向高层次的不断演进,东亚各国原有技术引进模式能否再继续支撑起东亚经济的快速发展,成为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一、技术引进与经济发展

1.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

对于技术进步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研究可谓源远流长。古典经济学的奠基人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肯定了技术在生产中的作用。大卫·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17)中更是强调了技术进步对维持经济动态的重要作用。

20世纪50年代索洛和斯旺创立了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只有技术进步能解释生活水平的长期上升。① 80年代中期,出现了新经济增长理论,又称内生增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弥补了将技术进步作为外生变量的缺陷,将知识和人力资本引入经济增长模式,认为知识这种特殊的生产要素能使边际收益递增,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程来看,技术进步在推动各国经济增长、促进人类社会进步方面确实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尤其是20世纪以来,科技进步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成倍增加。同时,科技进步还推动了世界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拓宽了经济发展的领域。总之,技术进步已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主动力。

2.技术引进及其扩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分析

当今实现科技进步已日益成为发达国家保持其经济优势以及落后国家实现经济赶超的重要手段。一国技术进步的途径主要有两个:一是自主创新,又可以分率先创新和模仿创新。自主创新要求一国具备一定程度的科技经济实力,拥有较强的R&D能力和良好的技术创新机制。二是技术引进。被普遍认为具有“后发优势”的落后国家能在较短时间内,通过这一途径以较低的代价缩短与先进国家的技术差距。但自主创新与技术引进并不是完全割裂开来的,尤其是模仿创新同技术引进有着很强的关联性。

对于技术引进的定义不尽相同。国内技术引进专家汪星明等人认为“技术引进是当事人通过国际之间的贸易行为建立传播专有技术,转让或许可工业产权的契约关系,通过引进、消化、创新和扩散四个过程来实现生产要素、生产条件的重新组合,获得最大效益的过程”。② 这一定义既涵盖了技术引进的方式、内容,又包括了技术引进的过程,本文将其作为研究的相关范畴。

技术引进对一国经济发展的作用不仅体现在某笔技术交易可以提高某一单个企业技术存量的静态效果上,更表现为该技术可以通过溢出效应扩散到整个行业甚至是该行业以外的动态效果上,而且还能通过相关机制促进技术引进国创新能力的提高和创新机制的形成,最终使引进国的劳动生产率得以倍加和自乘,实现国民经济的跃升。具体而言,技术引进的扩散效应可以通过示范和模仿作用、市场竞争效应、产业关联效应及人力资本流动等途径加以实现。

二、东亚各国不同技术引进模式及其经济绩效分析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东亚经济呈现持续、稳定和高速的发展态势,在众多决定因素中,技术引进所取得的巨大成效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日本从美国引进大量的技术和设备,实现自身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后,再根据产业阶梯原则,以边际产业转移为载体将技术扩散到NIEs。NIEs实现技术进步后再以相同的途径扩散到中国及东盟其他国家。东亚逐渐成为与欧洲、北美并驾齐驱的经济势力。然而由于不同的经济基础、社会环境及制度环境,东亚各国和地区形成了三类特点相异的技术引进模式,对其经济发展产生了不同的绩效。

(一)东亚三种技术引进模式及其特点分析

1.日本的技术引进模式

日本技术引进模式的主要内容是以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为契机,在产业化应用中加以模仿和吸收,在此基础上进行技术改良、集成和综合创新,最终走向自主创新。

(1)企业为技术引进的主体,政府则对技术引进进行积极有效的干预与管理。在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下,众多日本企业将技术引进作为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日本政府在企业技术引进过程中的主要作用体现在:对技术引进进行审批管理,将技术引向最需要的企业,并确保引进的技术确实有利于本国技术进步,符合本国的产业政策;通过优惠的金融、税收等政策,辅以政府技术指导等方式激励和帮助企业利用现有的技术条件,对引进的技术进行消化、吸收,从而加速技术创新;制定一系列相应的法律、法规及政策,构筑起完整的国家创新系统。

(2)始终将技术引进后的研究开发工作放在首位。虽然日本企业引进了大量的先进技术,但从未放弃独立自主的研究开发。从50年代到70年代,日本技术引进费用增加了14倍,而用于消化、吸收、创新上的科研费却增加了73倍。③ 在引进、消化、吸收基础上的开发与创新最终使日本企业创造出了大量自主的先进技术,使日本工业技术迅速赶超欧美,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3)经历了从硬件技术引进到软件技术引进的转变过程。日本在战后恢复生产的初始阶段,技术引进方式以成套设备合同形式为主,设备投资额不断增加。1950年设备投资为3899亿日元,1953年增加到8007亿日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1.3%。日本利用引进的技术装备和工艺,完成了对电力、钢铁、煤炭等原有基础行业的技术改造,并为其再次走向重化工业化奠定了基础。从50年代下半期起,日本技术引进方式就转向以许可证贸易为主,主要引进软件技术(专利和设计图纸等)及关键设备。到60年代初,技术引进中许可证贸易方式的比重已达到80%。1965—1973年的9年间,日本用于购买技术专利的金额达到11575亿日元,居世界第一位。④ 除了上述技术引进方式,日本还较多采用国外专家咨询,同欧美企业建立技术合作关系等方式引进技术。对于利用外资引进技术的方式,日本政府予以限制,通过对外资企业实行较为严格的政府规制,保证技术引进和使用的主动权与灵活性,避免和减轻国外资本对本国重要产业和企业的控制。

2.NIEs的技术引进模式

NIEs技术引进模式的主要内容是以日、美产业结构调整为契合点,承接其外移产业技术促进本国相关产业的发展,并在技术引进的基础上,注重消化和吸收,以进行技术的改进、扩散与模仿创新。

(1)技术来源地主要集中于日本,技术引进的产业分布较为相似。日本对NIEs的技术输出居绝对主导地位,如1980年到1993年期间,韩国技术引进的45%以上来自日本,中国台湾地区更是高达50%。从产业分布结构来看,NIEs技术引进主要集中于制造业,而且技术引进经历了一个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推进的过程。这也与日本产业结构升级有着密切联系。

(2)从技术引进的方式来看,利用外资、OEM(定牌生产)、兴办合资企业、许可协议、同国外企业建立战略联盟等均成为NIEs技术引进的重要途径。在利用外资获得先进技术的方式上,NIEs采用了不同于日本的策略。新加坡较早制定了有利于吸引外资的法律和政策,外资的大量进入带来了先进的技术与管理经验,跨国公司甚至成为新加坡的主导企业结构。韩国在70年代以后,逐渐放松了对外资的限制,对外资流向进行引导,使外资服务于韩国提高技术和产业结构升级的目标。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设立了专门科学工业园区以吸引外资和技术。

(3)注重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以及后续的自主研究开发。政府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如韩国政府曾通过财政刺激政策来激励本国企业积极消化、吸收引进的技术,鼓励其建立自己的研究与开发部门,不断开发自主技术。

(4)普遍重视技术引进与科学教育的配套。因为对引进技术的消化与吸收离不开本国或地区科学教育水平和劳动者的素质的提高。NIEs的教育经费占政府财政预算支出的比重长期都保持在15%以上。⑤ 正是由于重视对各类人才的培养,才为NIEs迅速吸收国外先进技术以及提高其自身开发能力奠定了雄厚的人才基础。

3.中国、东盟等其他国家的技术引进模式

大部分东盟国家和中国的技术引进模式主要是靠吸引直接投资引进技术,在引资过程中注重关键机器设备和先进成套设备等技术硬件的进口,然后将之与其他生产要素结合起来扩充生产能力和填补一些技术空白,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再创新。

(1)将吸引外资与引进技术相结合是中国、东盟等其他东亚国家最为主要的技术引进模式。80年代以来,中国、东盟等国从日本、NIEs以及美欧等地引入了大量资本以期弥补资金缺口和技术缺口,加快本国工业化进程。泰国1986—1990年5年间的外国直接投资翻了近18倍,从1.19亿美元增加到18亿美元。外资的流入通常与该地区丰裕要素如劳动力、土地资源、原材料等相结合,在短时间内形成较大的生产能力。中国、东盟技术引进以硬件技术居多,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技术贸易中成套设备和关键设备的引进技术占引进金额的70%—80%。

(2)受原有经济技术基础薄弱等因素的制约,对与技术引进相配套的科学教育和科研投入相对不足。东盟、中国对所引进技术消化、吸收的能力普遍较弱,再次创新的能力更弱。1992年,马来西亚研究与开发(R&D)经费仅占其GDP的0.37%,其他东盟国家更低。中国当时也不过0.74%。而目前居世界前列的创新型国家的R&D占GDP的比重都在2%以上。

(二)技术引进模式的经济绩效分析

1.日本技术引进与日本经济

(1)在短时间内实现了技术的突飞猛进,为日本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二战后,日本的技术水平总体上落后欧美20—30年。为打破这种局面,日本开始大量引进技术,并根据实际情况对之进行了消化、吸收、再创新。据统计,从1950年到1975年的20年中,日本共引进了26,000项左右的先进技术。⑥ 到70年代初,日本在钢铁、汽车、造船、家电等传统制造业部门成功实现了技术赶超并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在80年代后,日本的新兴工业如数控机床、半导体等也都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通过技术引进,不仅使日本节省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短时间内实现了技术的突飞猛进,更为重要的是为日本持续几十年的经济增长提供了动力。

(2)推动了其产业结构不断升级。战后,日本产业结构经历了一个从劳动密集型到资本密集型再到技术创新密集型的演进过程,而大量高效的技术引进是日本实现产业结构变迁与升级的重要推动力。在经济发展初期,日本主要引进欧美纺织机械等生产资料装备其纺织工业,然后通过对进口纺织机械的替代型生产,辅以引进的制造技术带动日本机械工业发展。机械工业的发展又带动电力、煤炭、钢铁等基础工业部门的发展。在70年代实现重化工业化后,日本的技术引进又转向家用电器、汽车等组装型加工制造业的生产技术上。80年代中期以后,技术引进的重点又再次转向电子计算机、半导体、信息技术产品、生物工程等高科技领域。日本这种特有的技术引进模式不断推动其产业结构朝着高级化的方向演进,而且使其在东亚经济起飞过程中始终保持在“领头雁”的位置。

然而随着当前世界经济、科技的进一步发展,日本技术引进模式也开始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

(1)在知识经济时代,较难把握科技发展趋势,以致在技术开发方面经常处于被动地位,经济发展缺乏后劲。日本比较注重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与再次创新。但其技术创新往往集中于应用性创新,强调产业、技术与市场的相互结合,而在较长时期内忽视了对重大技术的基础性研究。而基础性研究所产生的科学知识恰恰是技术创新的重要基础与源泉。虽然日本技术引进模式通过借用国外基础研究成果进行应用性创新,为本国节省了大量的基础R&D开支,取得了巨大的商业利益,但日本在高新技术创新领域却因此遇到了重大障碍,技术进步明显减缓,在许多技术领域已无法同欧美竞争。

(2)导致日本产业结构升级无法跟上美欧产业结构演进的步伐。日本技术引进模式曾是日本制造业不断升级、更新换代的重要推动力。然而90年代以来,欧美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开始向着以集成电路、软件、电子计算机为标志的信息技术产业演进,由于受到高科技产业创新瓶颈的制约,以及美国不再毫无保留地及时向日本提供最新技术,反而对其实行技术限制的影响,日本迟迟无法顺利实现产业结构的进一步升级。再加之其传统制造业对NIEs、东盟及中国的转移,国内甚至受到了产业空洞化的困扰。

2.NIEs技术引进模式与其经济发展

(1)迅速改变了NIEs技术落后的状况,使其成功建立起“外向型”的经济结构。NIEs在经济起步初期,均面临着资金、技术严重缺乏的难题。落后的经济水平无力支撑起科技事业的自主独立发展。因此,NIEs无一例外地采用了技术引进战略,通过大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并进行消化、吸收和改进,不仅使本国和地区的科技水平在较短时间内有了较大提高。而且使其经济发展战略成功从“进口替代”转向了“出口导向”。每一阶段NIEs出口主导产业的建立,都离不开从日本、美国引进技术。外向型经济使得NIEs摆脱了本国(地区)市场狭小、资源有限等不利因素的制约,从而实现了经济的迅速起飞。

(2)利用技术引进实现了产业结构的升级。日本是NIEs技术引进的主要来源国。随着日本国内历次产业结构升级,其不断将边际产业与技术外移,NIEs则利用机会承接对其来说还相对先进的产业技术,来实现自身产业的更新换代,实现了产业结构的不断高级化。如1980—1990年间,“四小龙”(中国台湾除外)出口的加工制品中,低技术密集型产品所占的比重全部呈下降趋势,与此同时,这三个经济体的高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则有较大幅度提高。⑦

虽然“四小龙”的科技发展模式对其经济高速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同时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如对国外技术形成了较强的依赖性。NIEs虽然注重对引进技术的消化、模仿与开发,但自主创新能力仍比较低下,追赶型的技术进步体系使其陷入“引进—模仿—再引进—再模仿”的藩篱。随着知识经济时代到来,信息产业对自主创新能力的要求提高,产品生命周期的一再缩短,使通过“雁行”模式获得模仿收益的难度也越来越大。1997年席卷东亚的金融危机使得“四小龙”遭受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其中原因虽然众多,但由于NIEs技术创新不足,致使产业结构升级滞后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3.中国、东盟技术引进模式与其经济发展

中国、东盟等其他东亚国家的技术引进模式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同样起到了比较重要的作用。

(1)加快了其工业化进程,实现了经济起飞。东南亚的许多国家及中国都曾是西方国家的殖民地、半殖民地,长期成为西方国家的原材料输出地,形成了单一的畸形经济结构。工业基础薄弱,实施技术引进就成为必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各国普遍实行了较为积极的引资政策,大量外资的涌入一方面弥补了其工业资金短缺的缺口,另一方面带来了较为先进的工业技术,从而加速了其工业化的进程。如1960年,马来西亚制造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只有9%,1980年上升到20.5%,1981年首次超过农业位居第一(制造业22.5%,农业21%),以后比重继续上升。⑧

(2)引导外资、技术流向的经济政策使中国、东盟的产业结构有了一定程度的提升。如前所述,通过吸引外资来引进技术是中国、东盟等其他东亚国家最为主要的技术引进模式。因此,外资在促进该地区经济发展与技术进步中发挥了较为重要的作用。同时中国、东盟对外资实施的引导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该地区的产业结构。从传统初级产品加工到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再到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甚至一些国家的高科技产业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如电子工业在东亚地区得到迅猛发展,电子产品已成为中国、马来西亚和泰国的主要出口的产品,并担当起三国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主导力量。2000年在所有出口产品中,电子产品在上述三国所占的份额分别为25.2%、58.8%和34.4%,高于电子产品在世界所占的20.1%的份额。⑨

然而中国与东盟由于普遍忽视技术的消化吸收,因此存在的问题也较多。

(1)重引进、轻消化吸收,形成“落后—引进—再落后—再引进”的恶性循环。中国、东盟等国普遍忽视了技术引进后的消化与吸收。而且在技术引进形式的选择上,往往偏向于硬件技术的引进。例如80年代东盟引进的资金居世界首位,但其中的90%是用于硬件引进,只能暂时提高了企业的生产能力。另外,对科学研究投入不足也是各国掉入重复引进陷阱中的重要因素。如1993年,6个东盟创始国的科研经费占其总产值的平均比例仅为0.85%,远远低于日本的3%和美国的5.1%,其科技人员在总劳动人口中的比例仅占0.75%,而日本和美国则分别高达7%和11%。⑩ 中国的科研经费投入比例虽高于东盟,2000年首次超过GDP的1%,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投入仍显不足。

(2)利用国外直接投资引进技术的方式对促进中国、东盟技术进步的效果有限,反而使其沦为发达国家的装配加工基地。中国与东盟通过吸引直接投资引进的技术多为劳动密集型,技术层次偏低。而且外资企业对东道国的技术转让往往持保守态度,尤其是对与高新技术产品相联系的核心技术实行严格控制,使中国与东盟等国仅仅成为发达国家的装配加工基地,没有获得技术引进的溢出、扩散效应。随着经济的发展,当这些国家劳动力比较优势丧失之后,如果仍然无力进行自主开发创新,其自身产业结构的升级便会遇到问题。

三、技术引进模式上的差异对东亚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所形成的障碍

东亚各国和地区技术引进模式上的差异与存在的问题不仅对各自经济发展形成障碍,而且也成为整个东亚地区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

1.制约了东亚经济增长方式从数量扩张型向质量推动型的转变

过去几十年,东亚经济创造了令全世界注目的经济增长速度。不能否认其中技术进步因素的作用,但总体来看,东亚经济增长仍以数量扩张为主要基础。美国斯坦福大学克鲁格曼教授早于1994年撰写了《虚幻的亚洲经济》一文,指出东亚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是靠不断扩大“有形资本”(如固定资产、劳动力、自然资源)的投入,而不是靠“无形资本”(如技术)的提高赢得,这种外延式的经济增长不可能持久,迟早会走到尽头。至今受技术因素的制约东亚经济增长方式仍无明显改观。目前中国单位GDP产出的资本、原材料、能源、土地、劳动力等占用率仍很高。据测算,平均社会成本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25%。

随着知识经济与信息社会的到来,必须转向质量推动型经济增长路径。技术及人力资本将成为决定因素。“东亚奇迹”能否延续,取决于东亚各国能否找到更为有效的自主技术进步模式。

2.制约了整个东亚地区的技术进步,不利于东亚区域竞争力的提高

依照“雁行模式”,东亚各国间形成了一条完整的技术转移扩散链。技术引进是维持该链条正常运转的重要一环。而从前面的分析来看,日本、NIEs、中国、东盟都在不同层次上遇到了技术进步的瓶颈。日本和NIEs的问题主要在于在长期的技术引进过程中,过于注重应用型技术创新,忽视基础领域的研究,以致在信息时代,率先创新能力不足,无法及时把握经济发展的新机会。中国与东盟的问题则更多,长期不注重对引进技术的消化与吸收,连二次创新的能力都不足,更是无法把握新经济的发展趋势。这些问题使得整个东亚地区的技术进步都受到制约,长期被动陷入对欧美技术的追赶之中,大大限制了东亚区域竞争力的提高,不利于东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分析比较不同区域的经济竞争力,在成员国平均竞争力要素一项上,90年代初期和中期东亚占上风。但是,研究与开发的落后水平,标志着90年代末期东亚平均竞争力水平的必然下降。因此,东亚技术引进模式存在的问题已严重制约了东亚竞争力的提升。

3.制约了东亚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

多年以来,东亚国家和地区一直依靠技术引进实现其产业升级。在工业化时代,不间断的技术转移链能使东亚各国和地区按各自经济发展水平有序地实现产业结构的层次递进。步入知识经济时代后,以集成电路、软件、计算机、光纤光缆为标志的信息技术产业要求比传统产业有更高强度的技术自主创新。高科技信息产品与技术的生命周期越来越短,一国进行技术模仿的难度加大。再加之技术遏制战略在全球的盛行,使得东亚产业结构升级的外在动力不足。由于日本无法迅速实现国内产业结构升级换代,还引致了传统制造业外移是否造成了日本产业空洞化的论争。因此,东亚技术引进模式上存在的问题已严重制约到了整个东亚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长期下去,东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将无法实现。

4.不利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

当今世界经济在加速全球化的进程中,也在不断走向区域化。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等的成功运作给东亚地区带来了紧迫压力。因此,1997年以亚洲金融危机为契合点,东盟十国开始了与中、日、韩的合作(10+3)。如前所述东亚各国和地区技术引进模式上的差异已对东亚经济合作形成了障碍:首先,东亚各国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很不平衡,呈现出多个不同的发展层次。技术引进模式上的差异有可能进一步加剧这一不平衡性。倘东亚各国经济发展水平进一步拉大,东亚地区内部整合难度将进一步加大。其次,东亚各国和地区经济发展长期依赖于日本产业技术的引进,由此形成了极为相似的产业结构,导致经济的竞争性大于互补性。由于技术水平落后,自主创新能力低下,中国与东盟在高新技术产品及大型设备的进口上也都无一不依赖于美国、欧盟和日本。这些因素都将制约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进一步深化。

四、对策与建议

技术引进模式上的积弊不仅对东亚各国和地区各自的经济发展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同时也对整个东亚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形成了障碍。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经济发展将越来越依靠自主创新与率先创新,但这并不意味着是要抛弃技术引进。只要各国仍在技术这一要素禀赋上存在差异,技术引进就将是一国实现技术进步的重要途径。当前在新的经济形势下,需要建立起一套更为有效的技术引进系统,使技术引进与技术创新良性互动,以消除原有技术引进模式的负面影响,为东亚地区在新世纪的经济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1.明确技术引进的原则,制定适宜的技术发展战略

虽然东亚各国和地区在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上存在差异,但在技术引进过程中应遵循一些普遍原则,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条就是技术引进要有利于自主创新能力的增强。东亚的技术进步过程表现出较强的对外依赖性,即使是日本、NIEs较强的应用型创新能力也是基于对欧美技术模仿上,自主创新与率先创新能力低下,无法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今后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技术引进工作要注重指向自主创新能力的增强,要将引进视为走向自主创新的手段和过程,而不是终极目标。

2.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人才培养和流动机制,重视人力资本的作用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知识要素对经济活动的参与度越来越高。知识的传播和使用离不开人的因素。人力资本越来越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动力和源泉。东亚国家在技术引进与技术进步过程中必须重视人才的作用。在这方面,日本与NIEs做得较好,其在战后“技术赶超”过程中,较为注重智力投资和技术人才的培养。而中国与东盟在这方面做得相对较差。

因此,东亚国家和地区尤其是中国、东盟必须在教育方面加大投入,改变教育落后,人才缺乏对经济发展与科技进步的制约。技术引进要转向重视专利技术、专有技术等软件技术及必要的关键设备上。同时,要通过科学合理的人才流动机制鼓励和疏导人才的国际流动,积极引进智力作为补充。(11)

3.加大科研投入,优化科研结构,提高科研效率

东亚的科研投入不足,尤其是中国与东盟,其R&D占GDP的比重与世界先进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如2002年马来西亚R&D占GDP的0.6%,中国为1.23%。而同期美国、英国、日本、韩国则高达2.67%,1.88%,3.12%和2.91%。因此,中国、东盟在科研上的投入力度仍需加大。而日本与NIEs则应注重科研结构的优化,过去只重视应用型技术研发,而忽视基础性研究的做法应加以纠正。没有基础性科学知识的积累与研究,很难把握到科技发展的最新趋势,从而进行率先创新。另外,东亚国家还需关注科研效率的提高,力求在本身投入有限的情况下,取得科研上的最大收获。

4.加强区域技术合作与交流

东亚各国在重视同欧美技术交流的同时,不应忽视东亚区域内的技术合作。技术要素禀赋上的差异,使东亚各国在技术结构上存在互补性。通过区域内的技术合作与交流可以达到各取所需,共同进步的效果。如中国在某些基础科技研究领域处于世界前列,而日本正面临着缺乏“基础性技术”;东盟各国正希望充实“基础性技术”部门,同时也需要日本的技术转移;而中国则要致力于“中间技术”产业,并积极拓展高科技产业。以这种动态相互依存的“技术群体结构”为基础,可以在东亚建立一种新型的经济合作体系。(12) 从而最终提高东亚各国的技术发展水平,促进整个东亚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注释:

① 格里高利·曼昆:《宏观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② 汪星明:技术引进:理论·战略·机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

③ 郭晓君:《日本企业技术引进与创新的启示》,载《中国工业经济》,1997年第9期。

④ 徐彦惠:《浅谈日本技术引进及对我们的启示》,载《日本问题研究》,1997年第2期。

⑤ 郑刚:《亚洲“四小龙”科技发展模式的得失及对中国的启示》,载《科学管理研究》,1998年第6期。

⑥ 傅利平、石玉顶:《中日技术引进的比较与对策分析》,载《科学管理研究》,2003年第1期。

⑦ 杨鸿:《雁行模式与东亚经济合作》,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

⑧ 赵和曼:《马来西亚经济的发展》,载《东南亚纵横》,1999年第5、6期。

⑨ 陈雯:《中、马、泰三国电子产品在美国市场的出口竞争力》,载《国际贸易问题》,2005年第1期。

⑩ 王士录:《云南省与东盟开展科技合作的三个基本认识问题》,载《云南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

(11) 何卫东:《马来西亚经济发展中的主要问题》,载《东南亚》,1997年第4期。

(12) 程思富,夏晖:《东亚经济的调整与合作》,载《财经研究》,2003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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