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文精神论文,精神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7435（1999）03—0009—07
科学与人文的划分，是在工业文明占据统治地位以后才出现的事情。在今天，这两者的区别甚至对立日益明显，引起了学者们极大的关注，科学与人文的争论也日趋激烈。
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是在文艺复兴以后才出现的。在文艺复兴时代，科学本是人文的一部分。从事科学研究，是当时的一些人文主义者所热衷的活动之一，甚至是他们所要争取的权力。这就是说，近代科学本是作为中世纪基督教的对立面而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因而它是人道主义的一个构成部分，是人性的科学。明白了这一点，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科学会具有那样一些特点。比如说，科学之所以强调客观性和实验，就是为了与宗教的主观臆想相对抗；科学强调有用性，也是与宗教不同的：宗教把人生的意义寄托于来世，而科学却是对今生有用的东西，它有助于人生价值在今生的实现；科学从经验开始，以实验作为检验真假的标准，而不是像宗教那样把圣经的教条作为判断真假的标准。因此从这个角度说它是人文主义的一部分。与人文主义发展的另一条线索——人文学科不同的是：它以自然为对象，而人文学科以人为对象，但这两者都同样是为人的，而不像宗教那样是为神的。从宗教裁判所对科学家的迫害来看，也可说明科学在当时是人文主义者反对宗教的一个重要工具。
然而任何事物都包含着向自己的对方转化的可能性，如果走向极端就会走向自己的反面。所以并不存在一种对人只有好处而没有害处的东西，一个东西是否对人有好处，全看人们对它的运用。科学也是如此，当它日益发展壮大以后，它带来的害处也日渐明显，于是在西方从卢梭开始就出现了科学是否对人有益处的讨论。
在今天的中国，对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讨论非常热烈，可是究竟什么是科学精神、什么是人文精神以及它们各自的地位和作用，仍不甚明了，甚至存在着许多误解。科学和人文这两个概念来源于西方，因而我们首先应当弄清这两个概念在西方语言中的含义。可是，笔者查阅了有关字、词典（如《大英百科全书》、A Dictionay of Philosophy ，Great Britain ， Cox & Wyman Ltd.Reading ， 1979 ； The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editor in chief by Paul Edwards ,Macmillan Publishing Co.，Inc.The Free Press，1972）， 竟然没有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这两个概念，只有人文主义和科学两个概念。这为我们的论述增加了困难，我们只能根据科学和人文各自的特征来描述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
科学和人文确实是两个性质不同而又相互联系着的领域，它们代表着人类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表现出两种不同的精神，因而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这两个概念还是成立的，对它们的研究也是有意义的。
一、科学精神
科学精神，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实证精神。由于科学的这种实证精神，决定了一系列与之相关的其他特征。
孔德对实证精神的论述是很有代表性的，他认为实证精神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真实，与虚假相反。它只关心我们的智慧能及的事物，而不关心那些能力不及的、神秘的事物，比如神等事物。
有用，与无用相对。在他看来，一切健全的思辨和智慧，必定是为了改善我们个人或集体的现实状况，即必定是为了某种有用的目的，人们决不会去进行毫无用处的思辨。
肯定、确定性，与犹疑相对立。在这种精神中，任何知识都是确定的，明明白白的，因而不会引起争论和疑惑。这是科学所竭力追求的目标。
精确，与模糊相对。这种精确，是由于它只关心现象的、我们能够确认能够检验的事物，只关心对我们有用的事物。在这个范围内，我们有精确的知识，它不关心超验的东西。
组织，与破坏相对。实证哲学是建设性的，它不像旧哲学那样，只是批判，而没有建设。
相对，与绝对相对。在这里，人类必须放弃对绝对知识的追求，放弃探求终极的目的和来源。因为，任何知识都是与我们个人的身体结构状况相关的，任何知识都受制于我们社会的状态、发展程度，即知识总是相对的，它总依赖于、相对于人类的结构和状况而存在，不存在此种状况之外的绝对知识。因此，在哲学上应当放弃对本体论问题的研究。
为了预测而观察。实证哲学之所以强调认识对象和知识的可观察性，是为了进行预测。预测的目的是为了根据普遍的自然规律，研究现状，以便推断未来，从而为人类服务。（注：孔德：《论实证精神》，黄建华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马斯洛曾在其《科学与科学家的心理》（注：马斯洛：《科学与科学家的心理》，邵威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一书中列举了近代以来的正统科学的种种特征，这些特征实际上也是科学精神的体现，下面我们主要根据马斯洛的论述，加上我们的一些理解予以概括。
追求客观性。在实证原则的指导下，形成了追求客观性的科学精神。人们在研究一个对象的时候，必须抛掉自己的任何主观臆想和情感，由此达到的认识结果必须不具有任何个人的色彩，以便能够认识事物自身的本来面目。为了达到这个效果，认识主体就必须与其对象保持距离，他只能作为一个超然独立的、中立的、不带有任何偏见的观察者、旁观者来进行认识，这被认为是科学公正性的一个标准和证据。客观性在科学上的具体表现被称之为“事实”，科学家的工作最终就是要弄清事实。
追求普遍性。这种客观认识的结果，被要求具有普遍性，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普遍适用，而与使用它的人无关。因此，这种认识虽然是由科学家个人完成的，但却完全是一种非个人化的认识，只有这样的认识才是客观真理，才是真实的。科学被要求必须是非个人化的，非价值的，即科学判断不能从价值观念出发，应当摆脱一切价值观念的影响。普遍性也就意味着必然性、规律性，必然性和规律性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相反，人倒是应该反过来服从它。
普遍性还要求统一性，即科学领域必须服从统一的规范、统一的标准，不符合这些规范和标准的，就被排斥在科学之外，或被指斥为非科学，或被指斥为伪科学，或被认为是迷信。
要求可重复性和可检验性。这种认识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要有可检验性和可重复性，否则便不具有真理性，就不是科学，因为，只有可检验的和可重复的才具有普遍性和客观性。同时这也是为了具有可操作性，只有具有可操作性才能够对人有用，才可重复、可检验。
追求定量化。要达到客观性和精确化并具有可重复性和可检验性，就必须定量化，因为只有定量化的东西才是精确的，才能够被严格地检验和重复。
定量化的目的也是为了控制。科学研究的目的是为了能够给人带来好处，为了能够为人所用，也就是为了能够控制所研究的对象。要严格控制一个对象就必须精确地揭示它的各种数量关系，这样才能够控制它，支配它的行为或运动，以便达到预期的效果。
追求基本结构。也就是说，无论是在世界观还是方法论上，都是还原论的。人们把世界分成一个又一个部分，每个部分又被分为各种“基本粒子”，一直到不可分为止。世界万物被认为是由这些基本粒子构成的，就连动物、植物甚至我们人类也被认为是这些基本粒子的一种存在形式。因而整个世界实际上被看作一架可被人控制的大机器，人也是这样一架机器，是由细胞构成的机器。相应的，在方法上所使用的是分析方法。通过这种方法把世界分割为无数个部分。科学眼中的世界是由无数个非连续的实体构成的。
可转换性。作为科学被要求必须具有可转换性，可转换成数字、图表等多种方式。正如马斯洛所说的：“科学还逐步地寻求简单、统一、典雅、浓缩、简洁，求得描写事实本质的抽象公式，基本结构，求得最终可以转换成的形式。”如“转换成地图、图表、公式、图解、方程式、蓝图、抽象艺术、爱克斯光射线、大纲、缩合、提要、总结、符号、标识、底图、草图、模式、概略、计划、海图、处方，等等。”（注：马斯洛：《科学与科学家的心理》，邵威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87页。）可转换性也是可操作性的一种表现。
科学精神也就是理性精神、逻辑精神。理性的本质就是符合逻辑和规律，就是要有可控制性，就是要按部就班地进行活动，而科学最严格地体现了这一点。科学必须成体系，必须具有严格的逻辑自恰性，必须精确等等，这些都是理性特征的体现。
二、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归结为一句话，就是主体精神。主体精神的核心就是把人作为评判一切的标准，作为一切行为的出发点和归宿。换言之，把人作为一切价值的中心，甚至作为整个宇宙的中心。总之，在人文精神的视野中，人的尊严高于一切。
人文主义或人文精神的彰显开始于文艺复兴。从当时对人文学科的用法以及后来被称之为人文主义或人道主义（humanism）思潮的内容来看，所涉及的主要是与人有关的事情：人文学科包括语法、修辞、诗歌、历史和道德哲学；而人文主义思潮所关心的主要是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人的尊严等问题。（注：朱红文：《人文精神与人文科学——人文科学方法论导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从当时的历史状况来看，所谓“人文的”东西主要是指与中世纪神学不同的世俗的东西，它既不是关于神的，也不是关于自然的，而是关于人的，是人道而不是神道，也不是自然之道。这里已经有了把人看作主体的含义了，只是当时还没有上升到哲学理论的高度。
从西方近代以来的历史看，确实形成了两条不同的发展线索，即科学的和人文的。尽管科学在开始时曾经是人文主义的同盟，但这毕竟是两种非常不同的思维方式，因而两者之间难免常常发生冲突，并且随着科学的日益发展，人们反对科学的呼声也日益增多，在当代西方反科学甚至成了一种风尚（注：霍尔顿：《科学与反科学》，范岱年、陈养惠译，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但这两种思维之间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并无公论。从近代以来的各种人道主义来看，它在许多方面都是和科学相对立的，是与科学相对的另一极。
从所关注的对象来看，科学关注客体，而人文关注主体。科学当然也关注人，但是当它把人作为一个对象来研究时，它是把人看作一个物质存在物，即便是研究人的精神，也是要寻找其客观规律。人文态度则不同，它眼中的人是道德的主体，它关注的是人的尊严和意义，它关注的是善和美，而不是真，即便是真，也不是规律的真，而是情感的真。比如，当一个人得了不治之症，人们通常要撒谎，说他的病是良性的，没有关系。从科学的角度看，这显然是谎言，是不真实的，但在道德上却是允许的，因为这种情感是真实的、善良的。人文精神的判断是：善的就是真的；而科学精神的判断是：真的才是善的。
人文精神就是艺术精神，亦即诗意的精神。这种精神以想象为其主要特点。就此而言，它不仅不求实、求真，相反还要有意逃避真实，因为真实的往往是丑陋的。人体是美的，但这只是一个非科学的判断，因为从科学的角度看，人体无所谓美丑，美丑只是人体的社会属性或观念属性，而不是它的自然属性，换句话说，人体之美只是一个主观判断，并不是一个客观判断，不具有客观性。人体的客观状况是：它是由无数细胞和神经、骨头及各种器官构成的。然而当我们面对一个少女时，如果我们想到她的神经、骨头、心、肝、肺、肠、胃之类，想到她也要吃东西、排泄粪便，美便荡然无存。一个画家在画人体时，并不是画她（他）的心肝肺和神经，而是画其整体的、现象的美，也就是说，他要逃避所画对象的真实。一朵花很美，但如果我们想到它只是植物的一个生殖器官，便感到不美了，因为我们之所以觉得花美，并不是由于它是生殖器官，而只是由于花是花。大多数艺术作品并不符合科学，甚至是有意逃避科学，例如绘画作品常常是故意夸张以“歪曲”真实，然而这样的作品我们会感到很美，而那些真实的作品我们常会感到很平庸；诗歌、小说、童话、神话等，也都不真实，但却是美的。审美判断，从自然科学的角度看，大多没有意义。如“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支红杏出墙来”，春色并不是实在的物品或动物，怎么会有“关住”或“关不住”之说呢？杏也不是有意识的存在物，如何会“出墙来”？可是，尽管这句诗并不真实，但我们还是觉得它很美。也许科学家们会说，诗歌之所以让人觉得美，是由于它的节奏和意境引起了人体内分子的某种震动，从而产生愉快的感觉。但我们在审美活动中并不关心分子的活动，因为我不是分子。
人文精神就是多元精神。它追求人的多元化发展，主张每个人都应当是有个性的，在此意义上常常发展为个人主义。多元精神坚持价值和意义的多样性，反对统一化、普遍化的要求，因为人的本性就应当是多元的，而不应当是千篇一律的雷同，人性的，就意味着多样的。所以人文精神就意味着要打破各种严格的、非人性的清规戒律，它追求的恰好是不确定性，而不是确定性。
因而人文精神也就是自由精神。要发展个性就必须打破对人的种种限制，这就要求有自由。这种自由与自然科学所理解的自由迥然不同，自然科学上的自由是指对自觉规律的控制，就是说只是对自然规律的利用，它是有前提条件的，这种自由只在自然规律允许的范围内和前提下才存在。这种自由从人文精神的角度看不是自由，因为自由就意味着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因而自由的本意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如果要由自然规律来限制，那就不是自由了。
人文精神有追求永恒价值的倾向。人文精神有超出目前的状况、不计较当前的得失——尤其是物质利益得失而为信仰、目标或价值献身的倾向。人文精神常常是反功利主义的。
人文精神往往具有非理性的特点。之所以说“往往”是因为它并非在一切情形下都是如此，它并非是全部反理性的。之所以具有这个特点是由上面所说的自由精神、艺术精神、多元精神等因素所决定的，它常常反抗理性的制约。非理性或反理性也正是个体精神追求自由、个性的一个结果。
人文精神所追求的多与科学精神相反，不是精确化，而是模糊化，这是因为它的对象是不可能精确化、定量化的。比如爱情，就无法计算出它有多深或多重，也无法控制，我们没有办法让一个人去爱一个他所不喜欢的人，假如可以计算和控制的话，也许恋爱就会成为一种毫无趣味的事情了。
人文精神具有不可检验性和不可重复性，也具有不可转换性。我们无法严格确定哪一种价值更具有真理性、哪一个民族的道德更道德，也无法使一个人的个性转换成另一个人的个性。换句话说，在人文领域不存在严格的因果性，相应的输入不一定有相应的输出，因而无法控制。
从以上所列举的种种特点来看，人文精神总体上具有反科学的特点，它在很多方面是与科学相对立的。
三、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相互关系
在对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上存在很多误解。这些误解导致了人们对科学和人文的不公正态度。
（一）对科学的误解
对科学的误解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反科学的，另一方面是拥护科学的，这两个方面对科学的看法都有欠公允。
反对科学的人指责科学给人们带来了种种灾难，导致了人的非人性化生存。
马斯洛的观点代表着人们的一个普遍看法：“我们关于科学的正统观念是机械的和非人性化的。我认为，这也是一种更宏大、更庞杂的机械式和非人世界观的局部体现和反映”（注：马斯洛：《科学与科学家的心理》，邵威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页。）。
在现代科学高度发展的状况下，在现代科学体系占统治地位的工厂或公司中，确实存在着人的非人化、机械化或机器化这种情况，在工厂里，人几乎成了机器的一部分，甚至是无足轻重的一部分，每个人都必须按照操作机器的固定规程和工厂里的严格制度来工作，所有的人都一个腔调，没有个性，也不需要个性。但是由此就指责科学导致了非人道状况，则有失公允，这种指责好像是说过去曾经很人道，现在由于科学的发展反而导致了不人道、非人性化。对于这个问题应当历史地来看：第一步我们可以把这种状况与近代开始以前的封建社会相比，我们能够说那时候人的个性比现代人发展的程度更高吗？显然不能。那时候根本谈不到个性的发展，在西方有极端专制的宗教，不允许人们有自己的思想，有严厉的宗教裁判所管制人们的思想，还有各级宗教机构监督人们的行为；在东方实行的也是专制制度，个性也同样得不到发展。那时候才是真正非人性化的。而随着科学的进步，民主精神得到前所未有的弘扬，科学也破除了过去的种种迷信，人们的生活才变得更人道了，人们的个性才有了真正的发展，人们的健康大大改善，寿命比以前延长了许多。第二步我们可以比较近代以来的变化：近代工业化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的劳动条件得到极大改善，劳动强度大大减轻，总的趋向是越来越人道，现在的劳动条件、劳动强度与工业化初期相比，已有天壤之别，我们怎么能够说现代科学导致了非人性化呢？难道说取消了现代科学才能更人道、更人性吗？按照他们这种观点，好像原先曾经有过人性化的社会，现在由于科学的出现而使人丧失了原来的人性化状态；而且从逻辑上来说，也只有以前曾经存在过人性化的状态，才能够说“导致了非人性化”——这句话的意思必定是“由人性化走向了非人性化”，如果原先就没有人性化的状态，原先就是非人性化，就不存在导致非人性化的问题。可是，这显然是不成立的，因为在现代科学产生之前从来就没有存在过这种人性化的社会，所以这个观点从历史的角度看是没有根据的。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科学的发展给人类带来了灾难，比如核弹、生态失衡、污染、物种灭绝及由此导致的生物多样性的丧失、由生态失衡而导致的沙漠增加等。这些问题是否是由科学本身所引发的尚且不说，仅就这些批评而言也是片面的：事实上确实存在着这些问题，但批评者忽视了科学在此同时给人们带来的巨大益处——生产力的提高、效益的增加、财富的增长、生活的改善等等，人们现在的生活状态、信息共享财富共享的程度也是近代以前的社会所无法比拟的。
人们埋怨人口膨胀消耗了财富的增长，可是人们忘记了人口膨胀的含义——它意味着医疗条件的巨大改善、人们寿命的增加，这不正是科学的功劳吗？近代以前的社会人口增长的速度很慢，人的寿命也很短暂，主要原因就是医疗条件太差，医学不发达。现代社会的人口膨胀的根本原因就是医疗条件的提高和医学发展以及生活水平的提高。这虽然带来了社会问题，但不能由此就抹杀科学的积极作用。
人们埋怨现代科学的发展虽然使交通快捷方便，但却使人失去了田园诗般的宁静和悠闲。对此我们不妨反问一句：让你退回到古代社会的宁静生活中你愿意吗？我们同样也可以问一问那些反科学的人：你愿意完全放弃科学技术而回到古代社会吗？如果回答“愿意”，他就是真反科学的人；如果回答“不愿意”，那么他就是伪反科学的人。我相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后者——那些反科学的人不是也在用着电脑、听着音响、看着电视吗？
另一方面是科学至上主义者，也可以说他们是科学万能论者。科学几乎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新的宗教，科学成为衡量一切真理的标准，非科学莫谈，非科学勿做。科学确实成了一种意识形态，不符合科学的人往往受到排挤，不符合科学的学说常常被他们斥之为伪科学。这样的人非常普遍地存在于我们的社会中，不仅有科学家、政治家，还有广大的民众，科学实在是已经深入人心了。到处听到的是“科学的”、“不科学的”。连那些跟科学不沾边的东西，比如算命、相面之类也都不得不冠以“科学”的幌子。科学已经被非科学化了。
这种思潮在哲学上的代表就是实证主义或者说科学主义及分析哲学等。若按照他们的原则来衡量，那么我们的大部分话语都是没有意义的废话，因而也就没有说的必要了。例如，传统哲学的所有命题差不多都是无意义的，那么应该取消；我们日常的许多话语也是无意义的，如中国人的“国问”“你吃饭了没有？”就是一句无意义的话，因为即便对方没有吃饭他也绝对不会请他一顿的，所以这不“科学”；人们在恋爱中的话大部分也应该取消，因为恋爱中的话大多数是谎言——真不知道实证主义者是怎样谈恋爱的。我们的小说、诗歌、绘画等也都应该取消，因为它们不科学、不实证。
无论是对科学的否定还是对科学的崇拜，都是对科学的误解，都是没有摆正科学的位置。科学既不是唯一的真理、不能拯救人类，也不会必然给人类带来灾难。科学不过是一种工具，是中性的，它本身无所谓好坏，它究竟能给人带来什么东西，完全取决于人类对它的运用。
（二）对人文精神的误解
随着科学的逐步发展，人文精神和人文学科有衰微的趋势，被科学排挤到了边缘的地位。在一定意义上这是科学精神过度膨胀的结果。人文学科大都不具有实用性，难以创造经济效益，且不能被实证，多局限于纯理论和观念的领域，因而被人忽视是很自然的事。这是对人文精神一个方面的误解。
另一个方面的误解来自批评科学的那一派。他们指出了科学的种种弊端和不足，然后就开出了拯救科学的药方：用人文精神来拯救科学精神，在他们看来，似乎只要重新振兴人文精神，重视人文教化，关怀人生的终极意义，就可以避免科学的种种弊端。
我们认为，这两种看法同样都有偏颇。人文既非毫无用处，同时其作用也远非某些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大。一方面，科学所造成的后果是好还是坏，并不取决于科学本身，通常取决于我们的人文观念；另一方面，人文观念并非都是正确的、善意的，因而按照人文观念办事不见得就有好的结果，不一定比按照科学观念办事更好。
（三）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相互关系
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首先是一种互补的关系。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是人类精神的两种极端存在方式，他们对人类文化的创造分别起着不同的作用，因而仅有其中的一种是不行的，只有这两种思维方式的互补才构成完整的人类思维和文化。所以，想用其中的任何一种来代替另一种的想法是不切合实际的，因为这两者中的任何一种都存在着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只有在另一种那里才能得到某种程度的克服。
设若只有科学精神，那么我们的生活将会失去诗意，将变得毫无趣味可言。诗歌、绘画等艺术都将消失，我们平时的一些客气话、问候语也会变得没有意义，我们将丧失幻想的乐趣。可以想象，生活在一个绝对真实的世界里，必定是枯燥乏味的。
事实上，科学所允诺的真实、精确、客观、理性、普遍、定量化等，是很难完全实现的。首先在人类日常生活中难以实现。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方面我们无法真实，相当多的情况下说的都是无实际意义的话或谎话。道德领域的事情是不能用科学来衡量的，它们只是一种习惯，是没有什么道理好讲的，无法符合科学。例如一夫一妻制，曾有人论证说之所以形成这种制度是因为它符合科学。可是历史并非如此，它只是历史或风俗演化的结果，古代人并不懂得什么科学，即并非由于古人认识了某种科学道理然后才实行一夫一妻制。这种演化过程类似于宗教的演化过程——由多神教向一神教演化，婚姻制度也同样由多妻制或多夫制向一夫一妻制演化。如果一个人在日常交往中讲求精确，要定量化，那么他的交往就是失败的，因为这就意味着斤斤计较，谁愿意与这样的人交往呢？在许多方面我们也无法理性，像感情问题就是如此，那些“第三者”并不是不知道“第三者插足”不好，恐怕主要还是感情难以控制；那些陷入单相思的人，从理性上讲明明知道对方并不喜欢他（她），但感情上却难以摆脱；那些犯罪的人并非不知道它们是在犯罪，杀人的人并非不知道杀人要偿命，但利令智昏，他们无法理性。如果人人都能够绝对理性，我们的社会就不会有那么多罪犯了。情感、非理性毕竟是人的本性的组成部分，因而是不可消除的，也是不能用理性绝对控制的。在价值和人文的领域中不存在绝对普遍的东西，利和名是大多数人所追求的东西，但古往今来却有许多人视之为粪土；同样一个人，有的人觉得很美，有的人却觉得很丑；对于人生的活法几乎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种。所以无法达到所有人甚至大部分人的普遍同意。
其次，科学所追求的目标即使在科学的范围本身之内也是难以达到的。对于世界的性质或某一个事物的性质，科学常常不能予以确定，科学家们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例如波粒二象性问题就是如此。可见科学也难以达到绝对的真实和精确。任何科学成果都是一定时期的科学家所达到的一种有限的、相对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意义，所以它不可能是绝对客观的认识。“客观的认识”这种说法本身就包含着自相矛盾，认识是主观的东西，怎么会是客观的呢？即便它的内容是客观的，但它是有主观性的人的一种认识这一点就决定了它不可能脱离主观性，“客观的认识”是一种要求在认识过程中竭力排除主体的作用、把认识者排除到认识之外的一种观点，是行不通的。再者，这种认识只是具有我们这样的器官的生物所能够达到的一种认识，在别的生物眼中的世界会与我们眼中的世界大为不同。科学所追求的定量化也难以在所有科学领域达到，许多科学成果都是“大约”，地质学上的年代经常可以误差数千万年。某些科学家对科学的崇拜态度很难说是理性的，科学家们在处理他们之间的相互争论时常常借助于非科学的手段，这恐怕不能说是理性的，许多科学家甚至一些大科学家在发表他们的科学数据时，往往会删除对他们的观点不利的数据，而只保留那些于他们有利的，如牛顿、道尔顿、孟德尔等就有这种行为（注：布劳德、韦德：《背叛真理的人们——科学中的弄虚作假》，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这既不理性，又不真实。即便那些公认的科学定律也难以达到普遍的同意，如相对论可说是我们时代公认的科学，但仍有人反对，国际上每两年就举行一次反相对论大会。既然科学本身就是相对的，那么有什么理由把它看作是唯一真理呢？既然它是相对的，那就意味着我们现代的科学数千年以后可能会变成谬误，就像数百年前的科学现在被我们认为是谬误一样，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绝对相信现在的科学呢？布劳德和韦德说的好：“科学家获得新知识，并不单纯靠逻辑性和客观性，巧辩、宣传、个人成见之类的非理性因素也起了作用。科学家并不全靠理性思维，而理性思维也不是他们所垄断的。科学不应被视为社会中理性的卫士，而只是其文化表达的一种重要方式。”（前引书，序言）只要我们看一看科学发现的具体过程，就可以知道科学家们之所以能作出科学发现并非完全依赖理性，他们同样需要激情和想象，一个没有激情和想象的科学家是不可能有什么成就的。许多科学家从事某种研究，并不是因为它真实，而是因为它美。
科学也不是万能的，因而我们没有理由用科学的方法来代替一切、衡量一切。科学不能解决人际关系方面的问题，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态度是不确定的，而且人也是变化的，这样就无法对人的行为和态度作出精确的预测，甚至不精确的预测也难以达到。科学也不能给人生的意义提供一个终极的答案，若是按照科学的观点来看待人生，也许人生就显得毫无意义，因为根据科学的分析，人只是一种物质现象，他的存在过程只是物质的新陈代谢过程而已，此外看不出有什么意义。人生意义的问题是不可能有终极答案的，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答案，完全由个人自己的探索来得出。在这方面，要得出一个像科学定律那样获得较为普遍同意的结论是不可能的，所以科学在这里无能为力。当然，人文也不能为之提供终极答案，那种认为人文可以为人生意义问题提供终极答案的说法，是不成立的，因为实际上人生根本不存在终极意义，终极意义不过是人自身的一个虚构。退一步，即便有，我们人类也没有能力去认识它，或者说，我们没有能力知道有没有终极意义，因为这个宇宙有什么终极意义、有没有终极意义我们是不知道的，宇宙为什么存在、为什么这样存在、从何处来、往何处去我们是没有能力知道的——无论是科学还是哲学和宗教，都无法说清——我们不知道宇宙，何以知人生？科学也不能解决人的感情问题和价值观念问题。我们没有办法用科学的方法让一个人对另一个人产生感情，感情是无法用数学来计算的，如果科学能够解决人的价值观念问题，就不会有罪犯了。
另一方面，如果只有人文精神或人文学科，也是同样有害的，而且也不现实。一方面，人类不能仅仅生活在诗意和想象之中，人类毕竟是一种动物，他不仅要吃喝，还有尊严的需要，还要追求更高级的生活，他还有好奇心和控制欲，有无限扩张的欲望——这是不能被去除的，因而他不可能摆脱物质生活，这就需要科学这种实用理性或工具理性；另一方面，科学既然已经发展到今天这个程度，就不可能再退回到原始的物我不分或科学不发达的状态，不可能将现有的科学消灭掉。
如果只有人文精神，不要求真的精神，那么人类就会生活在虚无缥缈的虚幻世界之中，这种艺术理性的无限制发展，将会使人类精神隐入混乱的、甚至是疯狂的状态。实际上，在世界历史上这种疯狂状态已经不止一次地出现过。近的有多年以来在我国气功运动中出现的一些极端行为，许多自封为特异功能大师的人靠自己的想象和宣传，成为“神人”，号称能穿墙破壁等；远的有西欧中世纪对女巫的迫害运动，当时宗教机构甚至还出版了鉴定女巫的手册，迫害女巫运动达300年之久， 致使几十万人被迫害致死（注：赖德尔：《死刑的文化史》，郭二民译，三联书店1992年版。）；还有西欧宗教裁判所对异端、尤其是文艺复兴时期科学异端的迫害，如果不是科学实验的检验和科学的大发展，宗教的种种谎言以及它对科学异端的迫害恐怕现在还不会终止。由此可见，如果没有科学的后果。
由上述可知，科学与人文具有某种相互制约、相互补充的关系。相互补充，是因为它们各有长短、各有不同，是因为它们任何一方都不是万能的；相互制约，是因为它们各自朝不同的方向、甚至是相反的方向发展，艺术天生具有反科学的倾向，而科学也具有反艺术的倾向——尽管有人认为科学也是一种艺术，但这种“艺术”与艺术本身在精神上有着本质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