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愿和山岩般的命运相撞击”——读《胡风三十万言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山岩论文,命运论文,胡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23X(2004)01-0019-04
胡风的悲剧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也是中华民族的悲剧。胡风谈到诗人时曾经认为诗人第一是人生上的战士，其次才是艺术上的诗人，他将战士和诗人看作是一个神的两个化身，胡风就是一位融战士与诗人于一体的现代知识分子。他以其独立不羁的主观战斗精神、爱憎分明的批判精神、执著于面对现实的精神，从事文学运动和理论批评，却遭到了令人发指的厄运。他以其倔强坦诚的性格与命运抗争，写出了近三十万言的《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后来被称为《三十万言书》)，今天阅读《胡风三十万言书》，深为在那样的语境下胡风坦诚的言论、深刻的见地而折服。
一
当胡风以充沛的政治热情在长篇政治抒情诗《时间开始了》中激情洋溢地讴歌人民革命的胜利、讴歌伟大领袖毛泽东、讴歌伟大的共产党时，胡风已经处在被新政权的冷落与批评之中了。
1949年7月，茅盾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所做的报告《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中，就重点谈到了文艺中的“主观”问题，不指名的批评了胡风的有关“生命力”、“主观意志”等理论，认为“形成一种‘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文艺理论”，“从另一方面引导向否定艺术的政治性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1](P678)。1949年11月，何其芳在《<关于现实主义>的序》中也不点名地将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界定为小资产阶级文艺理论，并将其置于毛泽东文艺路线的对立面。1952年5月25日，长江日报发表了舒芜的《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检讨其对于《讲话》所抱的错误态度，承认其思想是属于资产阶级思想一边的。6月8日的《人民日报》转载时加的编者按中点明“以胡风为首的一个文艺上的小集团”的存在，并判定胡风的文艺思想“实质上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9月11日舒芜在《文艺报》上发表了《致路翎的公开信》，列举胡风集团的五大错误，并表示与胡风集团彻底决裂。《文艺报》在编者按中明确指出胡风集团“片面地、过分地强调‘主观作用’，实际上这‘主观’却是小资产阶级的主观，其实就是强调小资产阶级的作用，企图以小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世界。这种错误思想，使他们在文艺活动上形成一个小集团，在基本路线上是和党的无产阶级的文艺路线——毛泽东文艺方向背道而驰的”。1953年1月30日，《文艺报》发表了林默涵的《胡风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1953年2月15日，《文艺报》发表了何其芳的《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对胡风的文艺思想开展全面的批判，认为胡风的文艺思想是反马克思主义、反现实主义的。
面对文艺界的种种批判与指责，为了全面阐释其文艺思想，胡风于1954年7月22日当面将27万字的《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交给时任国务院文教委员会主任的习仲勋，请其转呈中央政治局。1955年1月，《文艺报》未经过作者就在第1、2期合刊上以《胡风对文艺问题的意见》为题发表了报告的二、四部分，并附录林默涵的《胡风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何其芳的《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同时还刊载了姚文元等人批判胡风的5篇文章。迫于这种局势，胡风于1955年1月写了《我的自我批判》，检讨自己“把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当作了工人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2]。1955年2月，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做出对于胡风文艺思想展开全面彻底批判的决定，将对于胡风的批判推向全国。毛泽东在批示中，对于胡风的问题定下了性质：“应该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不让他逃到‘小资产阶级观点’里躲藏起来。”(注：转引自林默涵《胡风事件的前前后后》，《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3期。)1955年5月13日至6月10日，《人民日报》相继发表了一些《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大多为胡风与友人之间的信函。毛泽东亲自撰写了序言和部分按语：“胡风和胡风分子确是一切反革命阶级、集团和个人的代言人，他们咒骂革命的话和他们的活动策略，将为一切能得到这本书的反革命分子所欣赏，并从这里得到某些反革命的阶级斗争的教育。”[3](P161)“他们的基本队伍，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动军官，或是共产党的叛徒，由这些人做骨干组成了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这个反革命派别和地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他们随时随地寻找我们的缺点，作为他们进行破坏活动的借口。”[3](P163)1955年5月18日公安部签发了逮捕证，胡风被捕入狱被判刑14年。在全国清查胡风分子过程中，共触及2100人，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3人。胡风的近30万言的《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被视为重要的罪证。
二
胡风的《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延续了其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文艺思想，也是其多年来对于中国文坛现状思考的集中表述，在对于林默涵、何其芳等人对他批判的反驳中，进一步陈述了自己的文艺思想。《报告》的第一部分“几年来的经过简况”陈述了建国以来所受到的冷遇和打击。第二部分“关于几个理论性问题的说明材料”集中对于林默涵、何其芳等的批评予以反驳。第三部分“事实举例和关于党性”集中澄清小集团的问题、党性的问题。第四部分“作为参考的建议”就作协、刊物、作家、文艺批评等方面提出建设性的建议。
综观胡风的报告，第二部分是报告的核心，它在反驳中陈述了胡风的文艺思想。这主要集中在如下几方面：
(一)现实主义的一个基本问题。胡风批驳了林默涵、何其芳关于世界观与创作方法问题上的机械论先验论，反对以划分阶级成份的方式判断现实主义，反对将思想改造和创作实践对立起来，强调现实主义应该包涵人道主义精神。胡风提出：“因而，伟大的现实主义者都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都痛切地感到了人民的苦难和渴望，从那里出发，都寻找过‘超资产阶级的’新的人生道路。因而，他们对于社会制度和人生能够‘从下面’看，他们的作品中反映了‘下层人民’的历史经验，那里面的人民性(即真实性)带来了巨大而激荡的道德力量。”[4](P119)在谈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时，胡风强调其与传统现实主义的继承与区别时，也突出了作家的人道主义精神、作品内容的真实性或人民性。在谈到文学艺术中的党性原则时，胡风反对将先验的完美无缺的世界观当作向作家要求的现实主义的绝对的前提条件，他指出：“所以，我们的现实主义，是在政治纲领的领导下而从事斗争的现实主义，它立脚在倾向性即党性的要求上面，它是以‘自觉的能动性’为生命的。”[4](P137)胡风强调作家的创作实践，并指出：“但在实践过程中能不能得到胜利，最后要归结到两个问题。一个是对于人民的态度问题。这即是无产阶级政治纲领的基础，同时也是文艺创作的生命。‘主观精神’这个说法所要求的，就是这个对于敌、我、友的爱爱仇仇的感情态度。一个忠实于现实的根源或结果。”[4](P138)胡风强调创作实践过程中对人民的态度，对于感情的态度。
(二)关于生活或生活实践。在反驳了林默涵、何其芳关于胡风“片面地强调他所说的生活实践”后，胡风认为：“不能在新社会‘日常生活’的一切方面看出斗争‘意义’
，理解人，进行创作实践的作家，到了‘激烈斗争’里面，一定不能真正理解正面人物
或英雄人物的。不理解旧社会就一定没有可能真正理解从旧社会斗争出来的新社会，不
了解日常生活就一定没有可能真正理解以日常生活为土壤的斗争生活，不了解普通人就
一定没有可能真正理解从普通人锻炼出来的英雄人。”[4](P148)胡风强调日常生活的重
要性与丰富性。胡风批评人们片面地理解毛泽东的思想：“把毛主席在积极意义上号召
作家到工农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的口号，从消极的意义上解释成鄙视以至拒绝日
常生活和日常斗争，鄙视以至抛弃普通群众或‘落后’群众，……违背了在日常生活中
积累感情经验和锻炼品质这个基本规律……”[4](P149)
(三)关于思想改造。在反驳了林默涵、何其芳判定胡风反对思想改造后，胡风反对他们强调思想改造只能在创作以外去进行、改造好了才可以从事创作的说法，他“把创作过程看做是作家达到自我变革的终结性的实践过程”，并强调“真实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能够补足作家的生活经验上的不足”[4](P160)。胡风指出：“林默涵同志等把作家划分为改造好了的、不必改造的、经过改造但还没有改造好的、没有经过改造的几种，有亲有疏，使每一类作家都背上了一个包袱，在文艺领域上造成了一片冰冷冷的空气和几种‘资格’圈子。”[4](P161)胡风认为这种划阶级成分式的方式“不但把思想改造变成了军事统制的咒语，闷死了实践的途径，堵死了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够进行的思想上的阶级斗争，抽空了思想改造的本身，而且使党的威信受到了严重的损害”[4](P163)。胡风鞭辟入里地揭示说：“林默涵、何其芳同志庸俗化了思想改造，使‘思想改造’成了一根随心所欲的理论棍子。”[4](P166)
(四)关于民族形式。胡风反驳了林默涵、何其芳指责胡风在民族形式问题上“对于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的观点”，认为：“在文学上，民族形式本来是一个单纯而明确的概念：用民族的语言新鲜活泼地反映出了现实的真实的，就是民族形式。”[4](P167)他指出林默涵、何其芳“不但把民族形式和民族传统、民族文化、文化遗产等混淆成一个东西，而且完全抛弃了内容，即历史内容或毛主席所说的‘具体实践’的要求，掉进了顶好也不过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立场上去了”[4](P177)。胡风认为：“所以，民族形式是为了满足反映民族现实的要求的，是内容所要求的真实的表现；非把它放在现实主义的方法和要求上去理解、去解决不可。所以，民族形式不是固定了的概念，而是要随着内容的发展，随着历史要求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的。把冻结了的过去的形式当作惟一的或最好的民族形式，那是错误的。把民俗文学(民间文艺)形式当作惟一的或最好的民族形式，那是错误的。把过去没有的新的体裁当作非民族形式，那更是错误而又错误的。”[4](P181-182)胡风反对将民族形式等同于长远台形式或民间形式，反对将民族形式过分地强调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层次上提出要求，认为这会导致复古主义、民粹主义倾向。
(五)关于题材。在反驳林默涵、何其芳对胡风否认题材差别的重要时，胡风反对他们强调题材决定论的观点，指出：“在他们的这个理论的支配之下，不问什么作家，不问作家的生活基础和斗争要求的内在根据，也不问具体作品所包含的真实性和思想意义，一律以‘题材’为标准。在他们，不问任何作家，不问任何条件，都必须描写工农兵，尤其是‘必须描写他们的觉悟性，描写他们的有组织有领导的斗争，描写他们中的先进人物。”[4](P200-201)胡风指出，题材决定论已经成为安放在作家脑袋上的棍子，造成了难以估计的恶果。“谁的作品里写有否定的现象，那就是‘不真实’。谁的作品里写的工农兵生活不是一帆风顺的胜利故事，那就歪曲了革命，是小资产阶级。谁的作品里写的每个斗争有了牺牲者，那就是散布悲观情绪，是小资产阶级。谁的作品里写的工农兵也有‘落后’的思想情绪，是在斗争中得到成长的，那就是歪曲了工农兵，是小资产阶级。……在这样的思想支配之下，任何激烈的变化，任何尖锐的斗争，任何艰难痛苦的过程，任何通过斗争锻炼所看到的幸福的远景，都被掩盖了，都被淹没了。现实社会都一天变好了，通体光明而甜蜜。这就叫做‘革命的乐观主义’。”[4](P215-216)胡风深入地揭示题材决定论的危害性：“在这种理论批评的支配之下，创作只能走公式化、概念化的独木小桥，现实主义，顶多也不过是一个名词而已。谁企图‘忠实于现实’，那是要惹得一身不干不净的，不吃棍子那还算是万幸。”[4](P216-217)在批驳林默涵、何其芳的题材决定论中，胡风强调作家对于艺术个性的追求。他说：“作家的‘艺术个性’或性格，作家的‘心’或‘主观精神’，是在长期的生活实践和创作实践的统一过程中所形成的；它一方面是社会的东西所化合起来的，是共性，另一方面是独特的化合状态，有独特的素质，是个性。从总的历史发展规律上被合理地说明了的社会的东西，如政治要求、思想要求等，可以通到个性，可以引导个性，使那个性发生变化，但决不能抹杀或压死那独特的化合状态，决不能代替那个性的。”[4](P224)
胡风在分析林默涵、何其芳“庸俗的主观主义”和“极其顽强的宗派主义”时，提出了他们在读者和作家头上设置的五把理论刀子：
作家要从事创作实践，非得首先具有完美无缺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不可，否则，不可能望见和这个“世界观”“一元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的影子，……
只有工农兵的生活才算生活，日常生活不是生活，……
只有思想改造好了才能创作，……
只有过去的形式才算民族形式，只有“继承”并“发扬”“优秀的传统”才能克服新文艺的缺点；如果要接受国际革命文艺和现实主义文艺的经验，那就是“拜倒于资产阶级文艺之前”。……
题材有重要与否之分，题材能决定作品的价值，“忠于艺术”就是否定“忠于现实”，这就使得作家变成了“唯物论”的被动机器，……
在这五道刀光的笼罩之下，还有什么作家和现实的结合，还有什么现实主义，还有什么创作实践可言?
问题不在这五把刀子，而是在那个随心所欲地操纵着这五把刀子的宗派主义。[4](P247-248)
胡风的文艺思想与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有所不同，尤其是与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权威阐释者们有着深刻的分歧，胡风耿直的性格、坦诚的言论、深刻的见地、率真的表述等，使其站到了权威者的对立面，也就导致了胡风及其胡风分子们的悲剧命运。但是，胡风的《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今天读来仍然具有诸多闪光之处，是在解放后17年间敢于不畏权势不惧迫害表达其对于文艺现状与文艺思想的重要著作。
著名诗人、胡风的挚友绿原在《试叩命运之门——关于“三十万言”的回忆与思考》中说：“胡风的悲剧根源正在于他的经得起考验的‘思想’，正在于他的‘壮丽地飞溅起来’的‘心灵的波涛’，正在于他不能不与之打交道的‘山岩’般的‘命运’。胡风不是离不开书斋的理论建筑师式的理论家，他正是宁愿和山岩般的命运相撞击而让思想得以飞溅起来的文艺战士。他的“三十万言”的重新出版，值得引起年轻读者们的关注。不但其中的是非曲折有待于他们进行公正的合乎历史真实的评判，更需要他们联系当前文学实践的实际，将其中具有长远价值的见解和论点继续加以发挥。”[5](P30)绿原道出了胡风悲剧的原委，道出了胡风宁愿和山岩般的命运相撞击的个性，也道出了深入研究《胡风三十万言书》的意义和价值，这是深入肯綮的。
收稿日期：2003-07-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