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改革开放以来价值观变迁的五大机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五大论文,价值观论文,改革开放以来论文,机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1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0209(2013)04-0095-07
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变迁有各种各样的概括。笔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变迁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即从一元价值观向多元价值观的转变，从整体价值观向个体价值观的转变，从理想价值观向世俗价值观的转变，从精神价值观向物质价值观的转变①。本文并不探讨价值观本身的转变，而是试图探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变迁的原因和机制。这些原因和机制既有经济、政治和社会方面的，也有哲学和文化方面的。
一、哲学机制：主体多元化与主体意识的觉醒
哲学对社会和观念及其变化的作用是巨大的。改革开放之初关于实践标准大讨论的思想解放运动，逐渐消除了与“左”的思潮相结合的价值观，并对过去一切陈旧的价值观进行了深刻反思和重审。思想解放运动为改革开放扫清了思想和价值观念障碍，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的价值观重大变化，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启蒙作用。在这个过程中，哲学发挥了思想先导和催生新的价值观的重大作用。主体多元化与主体意识的觉醒，既是哲学催生新价值观的两个重要方面，也是哲学促发价值观变迁的两个重要机制。
主体、主体意识或主体观念是价值观念的核心；社会主义的主体观念，是社会主义价值观念体系的核心②。然而，改革开放以前，“人”这个主体不断地被虚无化，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主体被消解掉，人完全成了一种政治工具而被客体化和异化。主体的虚无和消解，自然意味着主体意识的缺失和消弭。如果说那时还存在所谓主体的话，也只是作为惟一的、最高的和整体化的主体——国家。国家通过自上而下的单向行政控制来强化自己的作用，国家代替了一切社会主体和个人主体，因此，不仅社会结构，而且人们的价值观都显示出“铁板一块”的状态，这也是当时社会价值观之所以是典型一元价值观的重要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一个最大变化，就是主体发生了多元分化，主体意识也空前觉醒。
主体的多元化是价值观多元化的基础和根据。价值是属人的，是主体性范畴；价值观自然就是主体(人)的价值观，价值观不是独立于人之外的观念，而是存在于人的历史与现实生活之中，体现在人的生存和发展方式之中，展示在人的精神活动和价值态度之中。人既是价值的创造者、价值观的发起者，又是价值观的承担者。一切价值观的根据，全部在价值主体之中。价值主体的多元取决于生存环境、经济发展、意识形态、文化传统、生活方式以及行为习俗等各种复杂因素的差别和对立。当然，价值主体是一元还是多元，最根本的还是与主体之间的利益是否分化直接相关，价值主体的多元与主体之间利益的分化是相辅相成的。我们说改革开放前的价值观是一元价值观，是由于那时的价值主体实际上只有一个，即国家，其利益主体也只有一个，即还是国家，一切价值都归结为国家的价值，一切主体的利益都无条件地服从国家的利益。只有一个价值主体即一元价值主体的社会是不可能存在多元价值观的。我们说改革开放以来的价值观是多元价值观，就是因为价值主体的利益发生了多元分化，主体的价值选择呈现出了多样化的局面，除了国家利益外，各个价值主体都有了自身的利益，主体价值的公共性空间也空前拓展了。在价值主体多元化的情况下，每一个作为主体的个人和群体，其价值标准和价值取向必然就是多维的、多向的、多层次的和立体化的。人们因不同的价值立场而采用不同的评价标准，各种价值标准的对立越来越明显，人们的意见越来越难以统一。这样，价值观出现多元化就是一种必然趋势和结果。
改革开放以来主体得以独立和多元化，必然促使主体意识的觉醒。主体意识的觉醒，一方面表现在对自身存在的清晰意识。20世纪80年代“自我”意识的凸显就是主体存在意识合乎逻辑的结果，过去那种主体虚无化的状况已不复存在。另一方面表现在对自身利益的清晰意识，过去那种混沌模糊的利益意识开始苏醒了。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需要思考，即主体对自身存在和自身利益的清晰意识，实际上也就意味着对他人存在和利益也具有同样的清晰意识。因此，各个独立自主的主体的存在和利益，自然就成为了多元价值观存在的根据；而每个主体同时意识到他人的存在和利益，就为多元价值观的和谐共存提供了主体依据。于是，改革开放以来主体意识的觉醒就使中国社会价值观从一元价值观向多元价值观转变成为一种必然。
改革开放以来主体的独立、多元化以及主体意识的觉醒，不仅使价值观出现多元化，而且使价值观更倾向于个体价值观、世俗价值观和物质价值观。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第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和客观需要，决定了主体的独立首先意味着个体的独立；主体意识的觉醒也首先意味着个体意识的觉醒。虽然主体包括群体主体和个体主体，主体意识的觉醒也包括群体主体意识的觉醒和个体主体意识的觉醒，但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并不缺失群体主体，群体主体意识也十分强烈，而恰恰是个体没有主体地位，个体主体意识严重不足，甚至受到压抑。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一方面特别需要个体主体的独立及其意识的觉醒，另一方面事实上也客观地发生了这样的变化，个体主体及其意识空前凸显起来了，其本质表现和内涵就是个体价值观的彰显。第二，由于主体对自身利益的清晰意识，使得主体的价值观相对于改革开放之前来说，更多地关注日常世俗的物质利益和物质价值，过去那种具有宏大叙事色彩的理想和精神追求，在其满足条件尚不具备的情况下，只能暂时退居幕后。这样，过去的理想价值观和精神价值观必然被世俗价值观和物质价值观所取代。
二、社会机制：社会变迁与价值观变迁的相生相长
讨论价值观的变迁，不能孤立地进行，应该把价值观变迁放在社会变迁与价值观变迁的关系中来加以审视。社会变迁与价值观变迁的内在关联性，恰恰就是价值观变迁的重要社会机制。同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所具有的前现代性—现代性—后现代性的“时空压缩”，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变迁不可忽视的重要机制。
社会变迁与价值观变迁的关系究竟如何，看起来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实际上却很复杂，且并未得到真正的解决。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依此原理可知，社会变迁决定着作为社会意识形式之一的价值观的变迁，社会变迁是价值观变迁的前提和基础，这从“归根结底”或“最终决定”的意义上说是正确的；按照这种理解，那么从先后关系来说，也是先有社会变迁，才有价值观的变迁，社会变迁引发了价值观的变迁。这种社会变迁对价值观变迁的决定性，对于我们来说早已成为一个预设性的前提。
问题在于，价值观的变迁对社会变迁具有何种作用？在西方，近代以来，特别是资本主义产生和壮大的过程中，伴随着每一次重大的社会变革，一方面催生了资本主义发展所需要的思想观念，另一方面这些全新的思想观念又为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道路。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市场经济等本身既是完全不同于中世纪社会的崭新的思想观念，也同时产生了人文主义、世俗主义、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等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可以这样说，没有这些价值观，资本主义就不可能成其为真正的资本主义。在中国，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改革开放等伟大社会变革，同样一方面提出了变革传统的思想观念的迫切需要，另一方面这些新的思想观念又为这些伟大的社会变革铺平了道路。因此同样可以说，没有西方民主思想的影响，就不会有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没有五四新文化运动，就不会有新民主主义革命；没有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就还将需要长时间的摸索。由此“不难看出价值观念转变对于社会转型的决定性意义，完全有理由说，没有个体主义的价值观念的产生和形成，就不会有西方现代化的产生和形成，没有从极端利己主义到合理利己主义、从合理利己主义到功利主义、再从功利主义到后来的正义理论等思想观念的转变、更新、重构，就不会有今天的西方社会。完全有理由说，没有价值观念的现代化，就不会有西方社会的现代化”③。同样，“从整个中国现代化进程看，价值观念总是具有根本性、先导性和决定性的意义，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每一次进步，无论是大的还是小的，都是思想解放观念更新的结果”。④譬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从一元向多元、从整体向个体、从理想向世俗、从精神向物质的变迁，其所具有的积极和消极的双重意义，对当代中国社会相应地产生了积极和消极的双重影响，其积极影响之一就是使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其消极影响之一就是导致了社会失序和道德失范。当然，在强调价值观念对社会变迁的作用时，绝对不能夸大它们的作用而矫枉过正。对于社会变迁与价值观变迁的相互作用，如果截取某一历史时段，那么，可以证明社会变迁对价值观变迁产生决定性作用；而截取另一历史时段，则又可以证明价值观变迁对社会变迁产生决定性作用。但是，历史是不能“截取”和“肢解”的，历史是一个有机的过程。因此，从有机的过程来看，社会变迁与价值观变迁的关系是辩证的和相生相长的。这就是价值观变迁具有普遍意义的重要社会机制。
此外，一些学者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转型是加速转型。加速转型的重要结果之一就是“时空压缩”⑤。对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时空压缩”的特点，一般理解和概括为在同一个时空范围内呈现出了传统社会的前现代性、现代工业社会的现代性和后工业社会的后现代性的共存。共存的前现代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分别具有相应的价值观内涵。譬如，英格莱哈特根据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横剖研究数据分析，提出当今世界各国的价值观变迁实际上存在着“两个维度”，一个是“现代化”维度，它反映的是从“传统价值观”向“现代价值观”的转变程度；另一个是“后现代化”维度，它反映的是从“生存价值”向“幸福价值”转变的程度。他还依据纵贯研究数据，揭示了当今世界发达工业社会出现的从“物质主义价值观”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从“现代价值观”向“后现代价值观”转变的价值观变迁趋势。我国还将长期处于现代化进程之中，前现代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共存还将长期存在。这也就意味着前现代价值观、现代价值观与后现代价值观也将在中国长期共存。一元价值观与多元价值观、整体价值观与个体价值观、理想价值观与世俗价值观、精神价值观与物质价值观与前现代性及其价值观、现代性及其价值观和后现代性及其价值观都各自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对于前现代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价值观的关系，有学者以理想价值观与世俗价值观为例认为，前现代性是理想价值观，现代性是世俗价值观，而后现代性则是世俗价值观的极端化⑥。这对于具有前现代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时空压缩”特点的当前中国社会价值观而言，正意味着一方面中国社会共存着各种复杂的价值观，另一方面随着前现代性向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转型，理想价值观向世俗价值观的必然转变。
三、经济机制：多元所有制与市场经济体制
与改革开放前单一公有制不同，改革开放以来的所有制结构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即由改革开放前的单一公有制向逐步形成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主体多元结构”的转变。所有制形式和结构不仅决定了一个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而且决定了这个社会的基本价值观状况和结构。譬如，到1978年底，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全民所有制经济、集体所有制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的比例为55∶43.2∶1.8，即公有制的比例高达98.2%⑦。在这种单一公有制的经济制度下，社会价值观必然只能是单一的价值观即一元价值观，与单一公有制排斥其他所有制形式相适应，某种居于支配地位的价值观不是与多元价值观共生共存，或引导多元价值观和谐发展，而是极力排斥多元价值观，甚至不容多元价值观的存在。要维持一元价值观一元独大的地位，又需要整体价值观、理想价值观和精神价值观紧密配合。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和对所有制结构探索所取得的成果，截至1998年，工业总产值的国有经济、集体经济、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分别为28.5：38.3：38.8⑧。到2006年，全国个体工商户已达2576万户，从业人员达7500万人，营业额达25489.5亿元；私营企业达497.4万户，从业人员达6396万人，营业额达34959亿元；家庭经营2.5亿农户；还有大量外资和港澳台企业；即使是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其经营模式也已发生重大变化；从事私营和个体劳动者就更多了。到2011年，国有控股企业实现产值22.1万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的26.2%，私营企业工业总产值达到25.2万亿元，比2002年增长18.5倍，占规模以上工业的29.9%，港澳台及外商投资工业企业实现工业总产值21.8万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的25.9%⑨。可见，非公有制经济中的多种经济成分已占相当比重，这就意味着除社会主导价值观外，社会价值观还呈现出了多元共存、相互影响的局面。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中国社会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主导价值观为导向、其他多元价值观共生共存、多姿多彩的价值观格局。因此，一般而言，有什么样的所有制形式，就有什么样的价值观格局。
如果说，所有制结构的变化主要是导致了社会多元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那么，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市场经济社会的形成，对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影响则是全方位的，即不仅导致了多元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还导致了诸如个体价值观、世俗价值观和物质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有学者虽然并非全面但深刻地指出，非市场经济社会的价值观念体系“是一种定命论的群体主义的自然主义”⑩，而在市场经济社会，“主体性意识、个体性意识、功利意识三者共同构成了市场经济存在的观念条件”。(11)我们认为，如若全面地理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变迁，就要分析市场经济体制的本性及其作用。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以及市场经济本身的内在本性和客观要求，中国社会出现了一元价值观向多元价值观、整体价值观向个体价值观、理想价值观向世俗价值观、精神价值观向物质价值观的转变。在诸如此类的价值观巨大变迁面前，不论对价值观的变迁作何评价，如上述价值观转变究竟是意味着价值观状况的“滑坡”或“爬坡”、价值观是处于重建时期还是处于危机时期，或者“滑坡”与“爬坡”、重建与危机处于交织和胶着的复杂关系之中等等，都应该到市场经济社会等社会经济深层结构中去寻找其变迁的原因和机制，以及对这些变迁的合理解释。譬如，第一，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逐步转轨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最终确立，人们的主体意识空前觉醒。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主体意识及其觉醒不仅有深刻的哲学根据，而且有深层的经济学根据，这说明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一种主体经济，因为与改革开放前完全不同，改革开放以来的一切生产和经营活动的主体已经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的社会主体和市场主体；同时，市场经济在本质上又是多元主体的经济，这不仅表现在多种所有制并存等方面，而且表现在多元主体的存在必然是市场经济的前提，这是由市场经济社会分工和竞争的需要所决定的。第二，市场经济的本性是趋向于个体化(独立性)、世俗化(平民性)和物质化(消费性)的。这在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是如此，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成过程中也是如此，它们至少具有以下三个共同特点，即都凸显了个性解放和个体价值，“人”代替“神”成为最高价值从而实现了从理想意义向世俗意义的转变，消费主义的兴起和盛行。这些共同点标志着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巨大进步，同时也导致了工具理性的偏执及其后果，如自然科学技术的价值至上性、生态环境的破坏、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意识形态控制，以及“人的精神价值被忽视，精神空虚，人欲横流，道德低落。人们向上的精神追求被截断，绝对的是非标准被粉碎，商品经济成为现代生活的指挥棒，整个社会都崇拜金钱万能、物质享受”(12)。
四、政治机制：高度集权政治体制的解体与政治民主化
毋庸讳言，改革开放前30年的中国政治，总体上讲是高度集权的一元化政治，或者说是政治一元主义。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在社会治理上表现为以党代政、党政不分、政企合一、政社合一，以此一方面加强对“社会”的管理和控制，另一方面还控制着公众的私人生活，包括个人的价值观念；在经济活动中表现为对经济的高度干预，国家严格按照计划和军事管理的方式等超经济的强制性来安排和组织工农业生产，并将本来属于生产经营活动的经济行为变为了政治行为；在意识形态上表现为对人们思想观念的高度控制，使整个社会的价值观高度集中、统一和封闭，进而使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价值观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一元价值观”，即仅有一种价值观。
改革开放以后，党提出了党要管党、党政分开、政企分开、下放权力等一系列政治体制改革和加强党的建设的要求和措施，指出党对国家、社会生活和经济活动等的领导就是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随着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政治生活发生了以下三大转变：由革命政治转向发展政治，即“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建设成为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生活的最高主题和议题；由集权政治转向分权政治，即由高度政治集权转向简政放权和政治民主化，分权政治意味着由原来的权力垄断向市场和社会让渡权力，首先是对经济活动控制的松绑，其次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其主要表现就是政治的民主化；由权力政治转向权利政治，或由威权政治转向平民政治，权利政治的价值取向是制约公权力和向公民权利倾斜，党内民主启动了普通党员的权利意识，人民民主启动了人民如何当家作主的思考，学术界对人性和人道主义的大讨论，导引出人的解放意识和权利意识的觉醒。毫无疑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上述三大转变一方面与市场经济的发育发达密切相关，另一方面意味着高度集权政治体制的解体和政治民主化的不断推进。
高度集权政治体制的解体和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推进，使原来既维系高度集权政治体制又被高度集权政治体制所维系的社会价值观必然发生重大变化，这些变化主要得益于政治民主化的宽松环境。同时，发展政治、分权政治和权利政治等政治形式，也内在地蕴含着对多元取向、主体意识、世俗追求和物质利益的考量，并表现出对多元价值观、个体价值观、世俗价值观和物质价值观的尊重和宽容。
五、文化机制：全球文化的开放与碰撞
对全球化究竟始于何时，人们根据不同的标准有不同的看法，但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在20世纪80年代全球化进入了不论在范围上还是在深度上都空前快速发展的时期，由此，历史成为世界历史、市场成为世界市场、资本成为全球资本的时代更加鲜明地表现出来了。全球化之所以可能的前提之一就是文化的开放，同时也使自我封闭的文化要么被动地开放，要么走向灭亡。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的改革开放使中国逐步融入了全球化的进程，这是历史赠予中华民族的一份厚礼。从此，中国的改革开放就与全球化在双向互动中前行。既作为改革开放和全球化的必然结果又作为改革开放和全球化的前提的，就是文化的全方位开放。邓小平早就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在这个开放的世界里，要按照“趋利避害”的原则处理改革开放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针对资本主义文明成果不加甄别一概批判的“左”的做法，邓小平指出：“对于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思想，当然也要采取科学的态度。”(13)一方面“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14)，一方面又要坚决抵制、反对和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消极和腐朽文化。对于混杂于资本主义文化中既有积极面又有消极面的东西，尤其应该按照邓小平所确定的上述原则进行认真分析和对待。
同时又不得不看到，在改革开放和全球化所导致、所需要的文化开放过程中，必然发生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文化碰撞是文化开放的必然结果，或者说与文化开放是一体两面的。在改革开放和全球化的条件下，文化开放过程中的文化碰撞最明显地表现在西方(或异域)文化与民族(或本土)文化的碰撞和冲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变迁，就是在全球化的文化开放过程中发生的。中国社会价值观从一元向多元、从整体向个体、从理想向世俗、从精神向物质的转变，都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相互作用和碰撞之中进行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发现，第一，中国社会价值观多元格局的形成，与西方文化的影响有着密切关系。西方文化所包含的价值观伴随着其商品、资本和生活方式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人的价值标准、价值选择和价值取向在西方价值观的影响下日益多元化。然而，尽管如此，西方价值观对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影响，是在与中国本土的民族价值观的交流和碰撞中进行的，特别是中国社会的主导价值观和核心价值观与西方价值观常常处于一种交锋状态。这种交锋所激发的各种新生价值观又构成了中国社会价值观多元化的重要方面。第二，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西方个体价值观，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同时被全球化浪潮裹挟着，在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多元文化的社会里找到了某种适宜的土壤，并与中国传统的整体主义价值观和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价值观发生碰撞，并在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中，因种种原因经20世纪80年代整体价值观与个体价值观之互融互渗又相互颉颃的关系之后，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有向个体价值观倾斜的明显倾向。第三，在近代以前的传统西方社会，由于宗教传统的影响，其价值观表现为一种超自然的理想价值观并与世俗价值观相对应；到了价值观日益世俗化的近代以来的西方社会，其宗教意义上的理想价值观虽然仍占有重要地位，但世俗价值观的大行其道却是公认的事实。中国传统社会由于缺乏西方式的宗教传统，加上各种本土宗教也是服膺世俗皇权，因此其理想性从未成为主流。同时，中国传统社会奇怪地交融着圣贤偶像和清规戒律所构成的道德伦理世界与极其精致发达的物质享受的世界，因而“具有理想化与物化双重属性的显著特征”(15)。中西方社会在理想价值观上尽管有如此区别，但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过程中，现代以来西方发达社会最充分地表现在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之中的世俗价值观，与市场经济对中国社会的全面渗透相结合，对中国社会人们的理想追求和精神生活造成了极大冲击，理想价值观和精神价值观日显衰颓，而世俗价值观和物质价值观显然已占上风。
①见廖小平：《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变迁及其双重后果》，《科学社会主义》，2013年第1期。
②李德顺：《当前价值观新走向》，《天津日报》，2002年7月29日。
③④戴茂堂、江畅：《传统价值观念与当代中国》，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45、347页。
⑤笔者这里是借用美国著名新马克思主义者戴维·哈维(David Harvey)在其《后现代的状况》(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一书中提出的概念。他使用这一概念是试图表明：“资本主义的历史具有在生活步伐方面加速的特征，而同时又克服了空间上的各种障碍，以至世界有时显得是内在地朝着我们崩溃了。”(戴维·哈维：《后现代状况》，阎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300页)
⑥见赵敦华：《理想和世俗文化相结合的新启蒙观》，赵林、邓守成主编：《启蒙与世俗化——东西方现代化历程》，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⑦见孙健：《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90年代初)》，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⑧董志凯：《新中国50年所有制结构的变迁》，http://www.ailong.com/pages/article/5/1.htm.
⑨国家统计局：《从十六大到十八大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八》，http://www.stats.gov.cn/tjfx/ztfx/sbdcj/t20120904_402833176.htm.
⑩(11)王南湜：《社会哲学——现代实践哲学视野中的社会生活》，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60、271页。
(12)赵敦华：《理想和世俗文化相结合的新启蒙观》，赵林、邓守成主编：《启蒙与世俗化——东西方现代化历程》，第202页。
(13)《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8页。
(14)《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15)见许苏民：《中国的启蒙：祛魅、立人、改制》，赵林、邓守成主编：《启蒙与世俗化——东西方现代化历程》，第1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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