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位优势、集聚经济和中国地区间FDI竞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区位论文,区间论文,中国论文,优势论文,竞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http：//www.journals.zju.edu.cn/soc
[在线优先出版日期]2012-04-27
DOI:10.3785/j.issn.1008-942X.2012.02.191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FDI纷纷涌入，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之一。然而，FDI在中国的区位分布却极不平均，呈现明显的“东部多、中西部少”的非均匀分布格局。同时，FDI在中国的这种非均匀分布，至少是加剧中国东部和中西部经济发展差距的重要原因之一。外国投资者的区位决策不仅取决于外国投资者本身的目的和类型，也取决于各地区的区位优势差异，同时还取决于各地方政府提供的各种优惠。由于外企相对国内企业具有更高的生产率和更大的流动性，财政分权下的各地方政府竞相追逐FDI，展开了从税收优惠到生产率增进型财政支出的全方位财政竞争。外国投资者的类型和目的以及各地区自然形成的区位差异是地方政府不能控制和改变的，税收、补贴以及财政支出的结构和力度却是地方政府所能着力的，所以，税收、补贴以及财政支出是各地方政府竞争FDI的首选工具。标准的税收竞争理论预测，这将导致各地方政府在税收上的“一争到底式竞争”(Race to the Bottom)，然而新经济地理学的洞见告诉我们：拥有较多FDI存量的地区将拥有较大的集聚经济，地方政府可以对这种集聚租金课税，进而避免单纯的“一争到底式竞争”。我们要问的是：在FDI东部多、中西部少以及东部与中西部存在区位差异的情势下，东部和中西部地方政府是否有不同的FDI竞争策略?中西部地方政府是否更加依赖于税收竞争?而东部地方政府是否可以对这种区位优势和集聚经济课税?集聚经济是强化了税收竞争还是弱化了税收竞争?
二、相关文献综述
对税收竞争的理论分析可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关注焦点主要在于税收竞争是否导致了税率“一争到底”以及能否达致一个有效的公共品提供。该领域最初的重要贡献源于Zodrow、 Mieszkowski[1]及Wilson[2]，他们正式化了Oates[3]的观点——地方政府对流动性要素税收竞争将导致一个低于最优水平的公共品提供。例如，当地区i削减税率时，地区j若保持税率不变，将会损失部分税基。这样，在资本自由流动下，一个地区的财政决策产生了对其他地区的负外部性。由于当地政府只关心本地居民而不会去关注外地居民，在设定税率时不会考虑这个外部性，因而不可能是全局最优的。Razin和Sadka进一步认为，资本可以在国家之间完全自由流动时，税收竞争将导致对资本课税的零税率[4]。通过放松完全对称的假设，Bucovetsky[5]和Wilson[6]的结论是：均衡时小国可选择并保持比大国相对低的税率，低税率利于外资流入。
近年来，将产业的空间集聚效应考虑进去，新经济地理学和财政竞争的结合产生了一些有趣的新结论。产业的空间集聚有多种动因，例如垂直分工下厂商之间的前向后向关联以及技术外溢效应等都使集聚有利可图。聚焦于集聚经济的重要作用，不少学者发展了这样一种观点：集聚可以创造租金以及产生“锁定效应”，政府对这种集聚租金征税不会导致厂商和税基的外逃[7-11]。值得注意的是，他们采用的都是有限期的博弈框架。与以上研究路线不同，Konrad和Kovenock引入了资本的生存期限性，在无限期的博弈框架下分析了存在集聚效应时的地区间FDI竞争[12]。
国外关于地区间FDI税收竞争的实证文献众多，然而关于税收对吸引FDI所起作用并无一致结论。地区间FDI税收竞争的中国实证研究相当多，关于税收对FDI的影响同样未能达成共识。关于税收与FDI的实证研究大致可分为两类：(1)发现税收优惠对吸引FDI作用显著的。鲁明泓采用虚拟变量来代理FDI享受的政策优惠，即如果某地区享有特区优惠政策，则虚拟变量为1，反之则为0；利用1988—1995年中国29个省市的数据，他发现优惠政策虚拟变量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13]。Tung和Cho采用平均公司所得税来测度税收负担，同时利用1984—1992年66个开放城市的数据，发现税收负担对外企选择合资、合营还是独资的组织形式具有明显效果[14]。孙俊对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沿海经济开发区等不同类型的开放地区从高到低赋予了不同的政策等级，通过累加计算，得到了各地区历年的政策优惠指数，同时利用中国28个省市(除去西藏、海南和重庆及港澳台地区)1985—1999年的面板数据，发现政策优惠等因素与外商投资地区倾向有很强的正相关性，对吸引外资有很强的正面作用[15]。李宗卉和鲁明泓则将税收优惠政策分解为六类：企业所得税(30％、24％和15％三档)、企业所得税减免(按减免程度从小到大赋值0—5)、企业所得税地方附加税(不减免为1，反之为0)、再投资退税(实行退税为1，反之为0)、进出口关税和工商统一税减免(按减免程度从小到大赋值0、1、2)及外商利润汇回免征所得税(免征为1，反之为0)，同时将对外开放地区按照开放级别从低到高赋值，利用1989—1993年68个城市的数据，发现这六类税收优惠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16]。李永友认为将税收变量用赋值为1或0或多个简单数字的哑变量来代理可能难以反映税收优惠的边际变化对外资流入水平的影响程度，建议使用单位资本的所得税负担作为各省市外资实际税负水平的代理变量，利用2000—2004年中国29个省市(除西藏、青海和港澳台地区)的数据，发现所得税负担对外资流入有显著影响[17]。(2)发现税收优惠对吸引FDI作用不显著的。魏后凯采用某地区工业应交税金总额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指标来综合衡量该地区的工业平均税负水平，利用1995年中国29个省市的横截面数据，发现税负水平对欧美日韩在华制造业投资的区位选择并没有显著影响[18]。张阳和刘慧用外企所得税与外资企业利润的比值来衡量外企的税收负担，利用2003年各省市的横截面数据，发现税收因素对FDI的吸引作用不明显[19]。黄肖琦和柴敏则利用Démurger等[20]开发的政策优惠性指数(构建方式与孙俊类似，只是不累加)来测度税收优惠，利用1993—2004年29个省市的数据，发现该指数为正，但不显著[21]。
新经济地理学兴起后对中国地区间FDI竞争中集聚经济所起作用的研究也开始增多。Head和Ries分别用某城市已有外资企业数、国内工业企业数以及工业产值来测度该城市集聚经济，利用1984—1991年54个城市931家外资企业的数据，发现跨国企业会吸引本土供应商在当地的聚集，反过来增强了该地区对新FDI的吸引力，这样就形成一种自增殖机制，使集聚经济对于吸引 FDI的短期及长期效应都相当显著[22]。Cheng和Kwan利用资本存量部分调整模型刻画了资本集聚的正反馈效应，并用FDI的累积存量来测度集聚经济，利用1985—1995年29个省市的数据，发现一个地区的FDI累积存量对吸引新FDI有显著效应[23]。Sun等利用基础设施质量、工业化程度和累积的FDI存量等共同来测度集聚效应，以及利用1986—1998年30个省市的数据，发现1991年以后集聚效应对FDI在中国的区位分布的影响增大，而要素成本则对吸引FDI有负面效应[24]。许罗丹和谭卫红采用与Cheng和Kwan类似的框架，区分了来自港澳台的出口导向型以及来自美国的市场导向型外资，同时利用1985—1999年30个省市的数据，发现集聚经济对两种类型的外资都有正的显著影响[25]。张俊妮和陈玉宇利用某产业中某省本土企业产值占全国总产值的比例以及某产业中某省外资企业销售收入占全国外资企业销售收入的比例来测度集聚经济，发现集聚经济对后续FDI选择某地区的概率有显著的正影响[26]。赵祥则将集聚效应分为产业集聚效应和城市集聚效应两个层次，并用各地区工业增加值占全国的比重、外商投资企业的产出比重和各地区城镇就业人口比重来分别测度，分析表明，由于集聚效应的作用，地方政府竞争的经济后果会被持续加强，从而导致FDI在我国省一级地区的不均衡分布[27]。
综合以上实证研究，不难发现关于税收负担或者税收优惠这个关键变量的设定及处理大相径庭，有些处理不太严密，加上数据的年份以及数据加总的程度不一样(省级和城市级)，导致结论的歧异性。在集聚经济和FDI的实证研究中对于集聚经济所起作用的结论比较一致，但未能将集聚经济和税收竞争结合起来，即没有分析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在区位优势及集聚经济上的差异对地区间FDI税收竞争造成的影响。本文尝试构建模型来分析区位优势和集聚经济对地区间FDI税收竞争的影响，结合该模型来设定计量方程，并设计了与以往研究有些不同的税收负担和集聚经济的测度，试图弥补这方面的缺陷。
三、基于马尔可夫完美均衡的基本理论模型
我们采用一个简单的模型来讨论集聚经济、区位差异对区际FDI税收竞争的影响。模型的基本框架来自于Konrad和Kovenock[12]，该模型的基本前提是区域同质假设。但考虑到中国各地区情况迥异，我们进行了较大的改进，最关键的修改是以异质区域假设取代同质区域假设。在我们的模型中，将区域同质视为特例。
为简化，假定有两个异质的区域E和W进行无限期的动态竞争。每一期都会出现一个携带一单位资本的新的外国投资者
，t=0，1，2，…。该外国投资者要决定将资本投在区域E还是区域W，由此引出的决策可用L()=j，j=E，W来表示。为不失一般性，可假定区域E相对区域 W而言在吸引FDI上有一定的区位优势，区外投资者投在E而非W将获得成本上的节约，但这个成本节约会随着时间推移而递减，由此演进的趋向是两地区的区位趋同化，当成本节约缩减为0时，异质区域就变成同质区域了。若以C(t)表示该成本节约，则可令C(t)=C·exp(—φt)，φ＞0。假定资本会折旧，只能存在两期，一旦安置好后不能再重置。即如果在t期选择将一单位的资本安置在E，t+1期该单位资本还是在E，并且在t+1期的期末折旧完。这样每一期都存在两单位的资本，一个是旧的完全不能流动的资本，一个是新来的具有完全流动性的资本。假设一单位的资本在其存活的两期中共获得利润为R，R外生给定。假定FDI的集聚通过知识技术的外溢、劳动市场的外部性等途径产生集聚经济，这个集聚经济我们也用成本上的节约来表示：新的FDI如落户在已有旧FDI的地区，则与新FDI落户在没有旧FDI存量的地区相比将产生α的成本节约。
Ⅱ.在这个均衡中，任一给定时期t，拥有旧FDI资本存量的区域政府的未来税收总量的现值为：
我们从命题1和命题2①中可以导出一些待检验的推论：
推论1：在任一时期，拥有相对较多FDI存量的区域E与拥有相对较少FDI的区域W相比，如果其总体竞争优势TCA(t)≥0，则区域E对每单位外资课征的实际税率将大于区域W，或者说区域E将可以对这种由区位级差租金和集聚租金加总而成的总体租金课税。
推论2：其他条件不变，如果随着时间拥有较多FDI存量的地区对拥有较少FDI存量的地区的总体竞争优势TCA(t)越来越大，则两地方政府对FDI的税收竞争将导致两者税率共同随时间趋于降低；反之则反是。
我们的模型还有其他一些有趣的推论，但因与后面的实证分析关联不大，就不作拓展了。
四、实证分析的方法和数据
(一)计量模型设定
总体竞争优势TCA(t)是理论模型的关键变量之一，需要量化。由于TCA(t)是由区位优势和集聚经济两者合成的，我们可以用区域的市场规模大小、周边市场的规模大小、用工成本的高低、基础设施的优劣等变量来量化区位优势。集聚经济的来源相当多，例如群聚带来的地方化经济以及杂聚带来的城市化经济，同时集聚经济可以表现在不同的层面，如个人、企业、行业甚至城市生产率的提高，因此，集聚经济的测度实际上相当困难，尤其是在区分不同来源的集聚经济上。另外，集聚经济的空间范畴到底多大，目前尚无定论。与上述理论模型相一致，同时考虑到集聚经济测度的困难，我们简单地用上一年度的FDI存量来代理集聚经济，近似认为FDI存量越大，则给新FDI带来的成本节约越大。由于模型讨论的是地方政府在某个连续区间内税率的概率分布，并非具体明确的税率水平，此概率分布无法观测。为了能够实证，我们尝试将区域政府j的均衡税率T[，j]取期望值E[，j](T)，同时将这个期望值E[，j](T)视为区域政府j现实中采用的实际税率。
另外，由以上模型可知，各地区在竞争FDI中存在策略互动，某地区FDI的流入除了受该地区的因素影响，亦可能受相邻地区相关因素的影响，因此，需要采用空间计量模型才能将这种空间效应(FDI文献中常称第三方效应)考虑进去。Baltagi等提出某地区FDI的解释变量除了传统的该地区经济变量外，还应该包括其他地区的相应变量，并且需要考虑所有地区可能受到的同样的随机冲击[28]。遵循Baltagi等的做法，我们构建了包含空间效应的模型，同时也给出了不包含空间效应的传统模型，方便对比。
模型1：不包含空间效应的传统模型：
(二)估计方法
对于面板数据，如果同时存在组间异方差、组内自相关和组间截面相关，单纯的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是不一致和有偏的。对于面板数据中的时期和截面相关，Parks建议用可行的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来处理[30]，Kmenta进行了推广[31]。然而，Beck和Katz指出，基于Parks-Kmenta方法的FGLS有两个问题：(1)其可行性要求N＜T；(2)倾向于产生过小的标准差，即系数可能过于显著。为缓解这两个问题，Beck和Katz建议使用基于面板修正标准差(Panel-corrected Standard Error，PCSE)的OLS估计方法[32]。但是当N＞T时，PCSE估计方法的有限样本性质也表现不佳。Driscoll和Kraay利用半参数估计方法作了改进，可以对非常广泛形式的时期和截面相关提供比较稳健的估计[33]。对于模型1，我们采用了Driscoll和Kraay的方法进行估计。对于模型2，我们基于Elhorst的极大似然法(Maximum Likelihood Method，ML)[34]，同时利用LeSages网站(www.spatial-econometrics.com)的sem_panel_FE的程序，在此基础上根据样本数据作适当改动，利用该程序对固定效应的空间面板模型进行回归。
(三)变量选取和说明
回归方程的解释变量X包括税收负担(atr)、集聚经济(lnagglom_lag)、地区国内生产总值(lngdp)、劳工成本(acwage)、固定投资比例(fixedinvest_ratio)、软环境投资比例(sinfra_ratio)、财政紧张比例(fistension_ratio)、运输线路密度(road_den)、人口密度(pop_den)、城市化程度(urbr)、市场化程度(soer)和开放程度(open)。
税收负担是我们最关心的变量。西方国家的公司面临的主要税种是公司所得税，实证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为公司所得税负担选择一个合适的税收测度。法定税率非常简单易得，但因为法定税率没能考虑税基的规模，忽视了折旧以及税收上的各种优惠，所以不能非常有效地测度公司的税收负担。与此相反，平均税率将税基考虑了进去。由于平均税率是基于过去的微观或宏观数据计算的，因此也被称为后视型税率(Backward-looking Tax Rate)。从理论角度看，采用前瞻型税率(Forward-looking Tax Rate)更加有效。前瞻型税率可以分为有效边际税率(Effective Marginal Tax Rate，emtr)和有效平均税率(Effective Average Tax Rate，eatr)。有效边际税率测度了新增加一单位投资带来的税前和税后的利润之差的变动，有效平均税率测度了未来税收支付的净现值占未来税前收入净现值之比。但是，有效税率的计算比较复杂，要求设想一个外资投资项目和相对准确地对未来收入的估计，这对数据的要求相当高。另外，根据Razin和Sadka的研究，有效税率可能会受投资数值的大小影响，因而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他们提出可以使用法定税率作为有效税率的最方便的工具变量[35]。由于中国的税制与西方国家不尽相同，中国的外资企业面临的主要税种有增值税、营业税和所得税等，其中所得税所占比例不是最大的，尤其对于新成立的外资企业。另外，平新乔发现，对外资企业不仅在所得税上存在税收优惠，而且在比较中性的增值税上也有税收优惠，所以只考虑公司所得税并不能全面反映外企的税收负担[36]。由于外资企业微观层面的财务数据缺乏，我们难以计算有效税率。受李永友[17]思路的启发，我们设计了一种税收负担的测度(atr)，即将省份i第t年的涉外税收总和除以省份i第t年的外资存量而得。由于最关键的涉外税收的省级数据我们只能追溯到1993年，故我们采用1993—2009年的数据。
集聚经济是我们次要关注的变量，我们引进上一年度外资存量的自然对数(lnagglom_lag)作为集聚经济的间接测度。参照张军等的研究[37]，我们采用永续盘存法计算1979—2009年29个省份的外资存量。
分别是省份i第t年、第t—1年的外资存量及第t年的实际外资和折旧率。折旧率同样遵照张军等的研究取9.6％。外资的统计口径是万美元，我们取同期的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将其换算成人民币的数值。一般来说，上一年度的外资存量越大，则集聚经济越强，其系数符号应该为正。为研究集聚经济是否会强化或削弱税收竞争，我们还引进了税收负担和外资存量的交互项atr×lnagglom_lag，其系数若为正，则集聚经济削弱了税收竞争；反之，则强化了税收竞争。
地区国内生产总值(lngdp)是省份i第t年GDP的自然对数。劳工成本(acwage)是省份i第t年城镇集体平均工资，这与以往国内FDI研究中常取城镇平均工资有所不同，这是因为我们考虑到大部分省份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平均工资要高于集体单位的平均工资，而且在国企改制完成后其工资可能还反映了国企的垄断收益，所以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平均工资可能不能很好地反映真正的劳动成本，而集体单位由于没有行政或者政策上的扶持，其工资可能更接近于真实的劳工成本。
此外，我们还控制了一些可能与省份个体特征有关的变量，如fixedinvest_ratio、sinfra_ratio、fistension_ratio、road_den、pop_den、urbr、soer、poen等。各省的固定投资比例fixedinvest_ratio通过某省的固定投资除以该省的GDP而得；各省的软环境投资比例sinfra_ratio，通过某省的文教科卫事业费除以该省的一般预算支出而得。由于单纯的税收竞争对地方政府来说空间比较逼仄，财政支出竞争日趋重要，地方政府通过在基础建设上加大投入来改善FDI的硬环境，因此fixedinvest_ratio的系数预期为正。但是由于地方政府自1994年税制改革后财政支出一直大于财政收入，财政比较吃紧，如果要加大加快基础建设的投入，用于文教科卫事业费上的支出势必受影响，至少增长速度会受影响，因此，sinfra_ratio的系数是不确定的。各省的财政紧张比例fistension_ratio通过某省的一般预算支出除以该省的一般预算收入而得。各省对FDI除了直接的税收上的优惠外，还有形形色色的各种补贴和优惠，如低廉的地价、银行贷款、税额先征后返、加速折旧等等。这些补贴和优惠无法得到准确数据，但无疑也是吸引FDI的重要因素之一，如果不放进计量方程，可能会造成遗漏变量偏误。我们试图用财政紧张比例作为这些无法测度的“暗补”的代理变量。一般来说，地方财政越紧张，给出的优惠强度可能会越小，但也可能是财政越紧张，对流动性的税基如FDI会越饥渴，在财政软预算下反而给出更强的优惠条件，所以fistension_ratio的系数是不确定的。运输线路密度road_den通过某省的铁路和公路长度之和除以该省的行政面积而得，其系数预期为正。人口密度pop_den通过某省总人口除以该省的行政面积而得。一般来说，人口密度越大，集聚度越大，对FDI吸引力越大，所以其系数预期为正。城市化程度urbr通过某省城镇人口除以该省总人口而得，其系数预期为正。市场化程度soer是某省国有企事业单位职工占该省职工总人数的比例，该比例越低意味着市场化程度越高，可能越有利于吸引FDI，因此soer的系数预期为负。经济开放度open通过某省的进出口总和除以该省GDP而得，其系数预期为正。
由于青海直至1997年、西藏直至1998年才开始有外国直接投资，为保持一致性，我们把青海和西藏舍掉了。我们考虑过这样做是否会导致样本选择问题，并用Heckman两阶段法进行过估计，估计结果认为不存在样本选择偏误，可简化为普通的OLS估计。青海和西藏的FDI额度很小，合起来都小于1％，将其舍掉，应该不会对估计结果造成大的影响。本文的数据主要来自于历年的《中国税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经济贸易年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和《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等。
五、实证分析结果
我们将东部11个省(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及中西部18个省(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新疆、广西和内蒙古)分别取平均税率的平均值，得到东部和中西部对外资课征的平均税率(图1)。
图1 我国东部、中西部对FDI课征的平均税率比较
从图1可以看出，东部地区对FDI课征的平均税率要比中西部地区高，东部地区确实可能对区位租金和集聚租金加总而成的总体租金课税，这证实了推论1；东部和中西部的平均税率都随着时间在增加，可能是由于两者之间竞争优势差距的减少，这说明推论2也可能是正确的。
为量化税率、集聚经济对FDI的效应，我们进一步对(8)、(9)式进行了估计，结果如下。
(一)不考虑空间效应的估计
面板分析需要确定使用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我们对固定和随机效应进行豪斯曼检验(Hausman Test)，其P值为0.000，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原假设，因此我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另外，我们利用修正的沃尔德检验(Wald Test)来检验是否存在组间异方差，其P值为0.0000，强烈拒绝组间同方差的原假设，认为存在组间异方差；其次，我们利用伍德里奇检验(Wooldridge Test)来检验是否存在组内自相关，其P值为0.0000，强烈拒绝不存在一阶组内自相关的原假设，认为存在组内自相关；最后，我们利用佩萨伦检验(Pesaran Test)来检验是否存在组间截面相关，其P值为0.0077，也强烈拒绝不存在组间截面相关的原假设，认为存在组间截面相关。由于同时存在组间异方差、组内自相关和组间截面相关，我们采用Driscoll和Kraay[33]的方法进行估计。同时考虑到东部和中西部的差距较大，我们除了对全国进行估计外，还将全国分成了东部11个省份和中西部18个省份分别估计，其结果见表1：
从表1我们确实可以看出，估计结果的符号与理论预期高度一致，除了控制变量road_den和urbr之外。显著的解释变量是atr、lnagglom_lag、lngdp、acwage、fixedinvest_ratio、fistension_ratio、 pop_den、soer和open。这表明税收负担、集聚经济、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劳工成本、固定资产投资水平、财政紧张程度、人口密度、市场化水平和经济开放度都对FDI有显著效应。lnagglom_lag的三个系数都是高度显著，说明外资存量确实是集聚经济的较好代理变量，集聚经济确实对吸引FDI有正面效应。atr的系数都比较显著，证明它确实较好地测度了外资的税收负担，而且中西部比东部大，说明中西部可能更加依赖于税收竞争，吸引的也可能是对税收负担更敏感的外资。第t期的税收负担和上一期的外资存量的交互项atr×lnagglom_lag的系数都为正，但只有中西部是显著的，在一定程度上证明集聚经济的存在弱化了税收竞争。固定投资比例fixedinvest_ratio在东部显著为正，在中西部则不显著。然而road_den和urbr的系数出现了负数，这与预期相反。
(二)考虑空间效应的估计结果
传统模型没有考虑地区间的策略互动和其他空间联动作用对FDI流入的影响，而空间效应模型恰好可以弥补这种不足之处。以往考虑空间效应的实证分析在将全国分成东部和中西部两个样本时，其空间权重矩阵发生了变化。例如在分析东部样本时，就只考虑东部10个省份，人为地将西部其他省份的影响排除了，这可能会造成估计偏误。由于我们比较关注东部和中西部FDI竞争的不同，因此将atr分别与east和centralwest两个虚拟变量相乘得到两个交互项，看这两个交互项是否不同。由表2可知：(1)atr的系数要比不考虑空间效应时小一些，说明某地区利用低税率吸引外资时其效果还取决于其他地区的税率高低，这与watr系数显著为正一起揭示了地区之间税收竞争的存在；(2)atr×centralwest比atr×east的系数稍大，但比不考虑空间效应时其差别要小很多，说明中西部税收竞争的强度还是比东部大；(3)加入空间效应后，road_den的系数仍然为负，但已经不显著了，urbr的系数变为正，与理论预期相符，但不显著；(4)在所有的空间滞后变量中，watr、wacwage、wsoer、wopen的系数都是显著的。watr的符号为正，说明相邻地区的税收负担降低将减少本地区FDI流入量，这说明地区之间确实可能存在FDI税收竞争。wacwage的符号为负，即周边地区劳工工资降低有助于本地区FDI的流入，这说明外商投资某地并不是首先在乎该地低廉的劳工成本，因为整个中国低廉而且充分流动的劳动力保证了外商投资在任何地方都能获得所需要的低廉劳动力。wsoer的系数为负，即周边地区市场化程度提升有助于本地区FDI流入。 wopen的系数为负，即周边地区对外开放度的提升阻碍了本地区FDI的流入，这反映了外商在投资时会考虑该地区的对外依存度和开放程度。
(三)不同时间段的估计结果
中国在2001年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这可能会对中国的FDI流入产生巨大影响，为此我们把样本分成前后两个时间段1993—2001年以及2002—2009年，看是否有所不同。由表3可知：(1)atr前段时间显著为负，后段时间为负但不显著，显示前段时间进来的外资对税收负担高度敏感，后段时间则不太敏感，而且watr前段时间显著为正，后段时间不明显。联系到入世后来自欧美的外资大大增加而我国港澳台地区的投资相对减少，我们猜测可能来自我国港澳台地区的投资对税收负担更敏感，而欧美外资对税收负担不太敏感，所以地区之间的税收竞争趋于减弱。(2)acwage前期显著后期不显著而且其绝对值变小，原因可能同上，即来自欧美的外资相对高端，其员工工资较高，与普通城镇集体平均工资相差较大。(3)atr×lnagglom_lag显著为正，再次证明了集聚经济确实弱化了FDI税收竞争。(4)road_den在2002—2009时段显著为负，令人困惑。
六、结论
本文构建了与以往研究不同的FDI税收负担的测度方式以及采用将折旧考虑在内的FDI累积存量来代理集聚经济，得到了一些新的结果。研究发现：地区之间确实存在FDI税收竞争，税收仍然是影响FDI区位分布的重要因素，但在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水平均存在较大差别的东部和中西部，税收的重要程度不同。相对来说，中西部更加依赖于税收竞争，而且吸引的也是对税率更加敏感的FDI。而拥有区位优势和集聚经济优势的东部，则可以对FDI课征更高的税率。另外，集聚经济的存在弱化了地区间的税收竞争，东部和中西部对FDI课征的平均税率均趋于升高。
本文的分析表明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在吸引FDI上已经处于不同的阶段，东部应该在加强制度建设、提升软环境上用力，不宜再进行粗放型的税价竞争，甚至可以通过减少税收优惠形成筛选机制，提高FDI的引资质量；中西部则在加强基础建设和人口集聚度以承接东部转移过来的FDI方面还大有可为。必须特别指出的是，在信息非完美和非对称且存在种种投资风险的情况下，FDI存量对后续的 FDI可能有“示范效应”，这样我们用FDI存量来表示集聚经济可能并不能非常好地将“示范效应”和“集聚效应”分开，但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势都比较稳定，而且各地方政府都对FDI十分欢迎，这个示范效应相比改革开放之初要减弱许多，这一点可以从外企现在更多地选择独资形式而非合营和合作形式看出来，因此我们未能将“示范效应”和“集聚效应”明确区分可能并不会造成实质性问题。然而，如何在理论中将两者进行明确区分以及在实证中找到两者的合适测度，仍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注释：
①因证明过程较冗长，故此处从略，如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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