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消费对中国工业化进程制约作用的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证论文,中国论文,进程论文,作用论文,能源消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O2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1566(2009)05-0761-07
0 引言
能源是一国经济发展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物质基础，是现代工业、现代文明的支撑和动力。我国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同时，已顺利实现工业化的转型，进入工业化发展的中期阶段。经济发展对能源需求依赖性大，经济快速增长必然会引起能源消费的同步增长。2004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二，约占世界能源消费总量的11%，石油对外依存度达到45.2%，能源供需问题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不同的学者如郑云鹤[1]、韩智勇等[2]、刘耀彬[3]等从各自不同的立场和观点出发，用自己所能够收集到的数据，采用不同的方法对此问题进行研究，得出的结论也各异。但早期对能源问题的研究过多的集中于能源消费与宏观经济总量的关系层面，对于中国工业化水平与能源消费关系及工业化进程中能源消费的动态变化过程的考察极为少见。本文认为，从总量角度考察中国能源消费变动是必要的，但在工业化发展的不同阶段对能源需求会有很大差异，工业化发展所带来的能源消费变化的一般趋势是：从工业化初期阶段向中期阶段发展过程中，能源消费密度增强，能源消费需求增长超过经济增长；在工业化的后期阶段，能源消耗密度下降，经济增长对能源消费的依赖也在下降[4]。因此，正确认识目前我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探索出新形势下解决能源问题的根本出路，是目前中国工业化进程中面临的必然选择。
本文以下分为四个部分，第二部分考察中国工业化进程中能源消费强度的变动轨迹；第三部分基于VAR模型对中国工业化水平与能源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第四部分利用指数体系建立因素分解模型，具体测算工业化水平变动对能源需求的贡献份额；第五部分为结论部分。
1 中国工业部门能源消费强度的变动趋势
能源消费强度以国民经济在生产中的单位能耗表示，通常量化为单位产出的能源消费量。2006年3月5日，《中国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把单位GDP能耗列入经济政策之中，用量化指标来评价经济增长质量。以1978年不变价表示经济总量GDP、工业及建筑业产值，能源消费以吨标准煤为计量单位，能源消耗强度为吨标准煤／万元。
图1显示了1980-2006年总体能源强度、第二产业、工业与建筑业能源强度的变动趋势。从总体上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能源强度均呈下降趋势。其中，总体能源强度从1980年的14.34tce／万元下降到2006年的4.24tce／万元，第二产业能源强度从1980年的20.69tce／万元下降到2006年的6.29tce／万元，工业能源强度从1980年的21.02tce／万元下降到2006年的7.03tce／万元，建筑业能源强度从1980年的5.27tce／万元下降到2006年的0.32tce／万元。27年间下降均值分别为0.37、0.53、0.52、0.18。工业部门能源强度变动轨迹类似于第二产业，并且其下降均值也几乎和第二产业相等。由此可以得出，我国第二产业能源强度的下降几乎完全可以由工业部门得到解释，这种下降无论从持续时间看还是从速度上来讲，都是其他处于工业化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在其工业化历程中不曾出现过的现象。
图1 工业部门能源强度变动趋势图
（eng、E1、E2、E3分别表示总体能源强度、第二产业、工业部门、建筑业能源强度）
把工业部门能源强度按效率份额和结构份额进行分解，结果表明，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工业部门能源消费强度的降低实际来自于结构调整和效率改进的共同作用。1980-1990年间，工业部门能源消费强度降低了0.89tce／万元，其中结构因素的贡献为84.46%，效率因素的贡献为14.45%。进入90年代后，1990-2001年工业能源强度降低了12.55tce／万元，效率因素的贡献度达124.68%，而结构因素呈反向作用，其贡献为-25.12%[5]。
2 中国工业化水平与能源消费的计量分析
目前对中国工业化水平的衡量，主要有四种方法：一是用工业产值或增加值的比重；二是用非农产业占GDP的比重；三是用工业就业比重；四是用非农产业就业比重。基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基本特征，本文采用非农产业就业比重衡量中国工业化水平，记为gyh，能源消费总量为实物量指标，单位是万吨标准煤，记为eng。本文分析的时间区间为1978-2006年。工业化水平和能源消费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各相关年份。为了消除异方差的影响，对eng和gyh分别取对数，记作ln eng、ln gyh。基础数据见图2、图3。
从工业化水平、能源消费趋势图可以看出，两变量序列均为非平稳时间序列，用传统的经济计量方法分析会产生“伪回归”。“伪回归”有很高的R[2]值和t值，但参数估计毫无意义。因此本文采用非平稳时间序列广泛适用的方法—协整分析来实证中国工业化水平与能源消费之间的动态关系。
中国工业化水平与能源消费的协整关系及误差修正模型。
在进行协整分析以前，需要对变量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本文采用ADF检验方法，滞后项采用AIC和SC准则确定，结果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lneng和lngyh均不能拒绝有单位根的原假设，据此可以认为中国能源消费、工业化水平皆为非平稳时间序列；而其一阶差分序列均在1%显著水平下拒绝有单位根的假设，可以认为lneng和lngyh序列为一阶差分平稳，即I(1)，满足协整检验的前提。
本文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VAR)，用Johansen极大似然法检验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即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构造P阶向量自回归模型：
VECM模型检验结果均为统计显著。中国工业化水平与能源消费之间的协整关系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长期均衡，一部分是短期波动。短期内，能源消费变动受工业化水平和自身滞后变量的影响，其中，滞后1期的工业化水平对当前能源消费的影响比较显著，而滞后2期的工业化水平对当前能源消费的影响并不显著；滞后1期的能源消费对实际能源消费的影响并不显著，而滞后2期的能源消费对实际能源消费也有显著影响；误差修正系数为-0.76，符合反向修正机制。本期对上期系统偏离长期均衡的调整力度为-0.76，调整幅度较大。能源消费一般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由生产技术水平决定，这部分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短期内不会发生较大变化；另一部分由体制因素决定，包括产业结构、管理水平、市场环境等方面，这部分能源消费可变性大，是引起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不稳定的主要原因。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由于产业结构调整、管理水平提高、市场环境改善等，都会引起能源利用效率的改变，使能源消费将朝着有利于节约能源的方向演进。虽然在短期内能源消费可能会暂时偏离长期均衡，但由于经济系统自身的引力作用，会将上期偏离均衡状态的部分重新拉回到均衡状态。也就是说，无论工业化水平变动对能源消费的影响在短期内如何变动，但长期来看仍会趋于均衡。因此，能源不会成为制约中国工业化进程的瓶颈。
3 中国工业化水平对能源消费变动的贡献分解
3.1 动态因素分解模型
工业化是能源消费的主体，但同时又是节能潜力最大，能源利用效率提高最快的部门。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在工业化的不同发展阶段能源消费也存在很大差异，以上关于中国工业化与能源消费的长期均衡与短期动态调整关系正好说明了这一点。为了揭示不同时期工业化水平变动对能源消费的贡献程度，本文运用指数体系建立因素分解模型，对1978年以来中国工业化水平对能源消费的贡献程度进行分解。以Q表示能源消费量，P表示单位GDP能耗，q为GDP总量，t、0分别表示报告期和基期，则有：
以第n-1期为基期，可以计算当年能源消费中技术进步、经济总量和工业化水平的贡献份额。若计算结果为正值，表明该因素的影响方向与能源消费同向变化；若计算结果为负值，表示其影响方向与能源消费反向变化。
3.2 工业化水平对能源消费的贡献份额
表3全面反映了1978年以来技术进步、经济总量和工业化水平对能源消费的贡献作用。从分解结果可知，除1998年、2003年、2004年外，技术进步（以单位GDP能耗表示）一直是我国能源消费下降的主要因素，而经济总量（1998年除外）和工业化水平则是导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增加的主要原因。但工业化水平对能源需求的拉动作用呈逐年下降趋势，由1979年的0.71下降到2006年的0.30。以2005年为基期，按照(4)式对2006年能源消费中技术进步、经济总量和工业化水平进行相对数分解，结果为：113.86%=82.0%×133.76%×103.80%。可以看出，能源消费总量增长13.86%，其中，技术进步使能源消费总量下降17.99%，经济总量增加使能源消费增加33.76%，工业化水平推进使能源消费总量增加3.80%。其结果和表2的分析结论一致，表明我国宏观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是引起能源需求增加的原因。与经济总量相比较，工业化水平对能源需求的拉动作用较小。
工业化与城市化是每个社会必经的发展过程。中国目前正处于全面工业化与产业转型期，经济增长对能源消费的依赖与日俱增。“十五”期间，工业占GDP比重由43.6%上升为46.1%，能源消费增加70%。2006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达246270万吨标准煤，比上年增长9.3%，万元GDP能源消耗1.21亿吨标准煤，比2005年下降1.23%。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必然推动能源消费较快的增长，但同时工业化过程又是集资金、技术、知识、信息于一体的新型工业化过程，有利于能源消费的集约使用和节能技术的推广，使得能源技术进步效率和经济效率不断提高，能源对工业化进程的制约作用会逐渐降低，因素分解模型也证实了这一点。
4 结论
本文从中国工业部门能源消费强度变动、工业化水平与能源消费的长期均衡与短期动态调整关系、工业化水平对能源消费贡献的因素分解三个角度考察了中国工业化进程与能源消费之间的关系，从中得出了一些有益的结论。
（一）能源消费强度以国民经济在生产中的单位能耗来表示，通常量化为单位产出的能源消费量。从表面上看，能源消费强度由产出总量和能源消费总量决定，而本质上它是由能源利用效率所决定。能源利用效率提高，生产单位GDP所需要的能源总量就会减少，能源消费强度就会下降；反之，则会引起能源消费强度的上升。从我国工业部门能源消费强度的变动轨迹看，90年代以后，我国工业部门能源消费强度下降趋势明显。但从国际范围内加以比较，2002年单位实际GDP（按汇率法计算，1995年价）所消费的能源，我国为0.86千克油当量／美元，比美国高出4.1倍，比英国高出6.2倍，比日本高出13.3倍，比澳大利亚高出4.7倍。即使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的单位产出能耗也较高。例如，中国比巴西高出4.7倍，比印度高1.5倍[6]。本文关于工业部门能源消费强度及对能源消费强度的效率分析及结构分析表明，到目前为止，中国能源利用效率虽然有了很大的提高，但能源消费强度的下降仍然有很大的空间，中国节能潜力巨大。为此，必须抓住我国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这一特殊时期，以产业结构、产品结构调整为契机，以技术进步促进能源利用效率提高为动力，加紧研发影响未来能源及原材料发展方向的重大技术，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方面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可以为实现“十一五”规划提出的节能目标奠定基础。
（二）在5%的显著水平下，中国工业化水平与能源消费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工业化水平每提高一个百分点，拉动能源消费同步增长0.48个百分点。中国工业化水平是引起能源消费增加的原因。误差修正模型显示，工业化水平与能源消费之间的长期均衡具有短期调整效应，调整系数为-0.76，调整幅度较大。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为了缓解能源消费对我国工业化进程的影响，应对那些短期调整效应较弱的工业行业进行节能技术改造，减少工业部门产出对能源消费的依赖性，其结果不仅会加快工业化进程，促使工业部门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还会影响工业化过程中产业结构及产品结构的调整，使其朝着更有利于节能环保的方向演进。
（三）发达国家工业化发展的历程表明，在工业化进程中单位GDP对能源消费和原材料的消耗量呈“倒U型”变动，但依靠技术进步可以使曲线迅速地进入到下降阶段。对我国能源消费的动态因素分解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和经济总量相比较，工业化水平对能源消费的贡献份额远远小于宏观经济总量，并且呈逐渐下降的趋势，表明能源消费对我国工业化的制约作用正在减少，工业化水平推进对能源消费的依赖程度正在降低。我国目前是在全球制造生产能力和产品大量过剩，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条件下进行工业化的，国际环境和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传统的工业化道路在我国已走不通[7]。根据目前我国工业部门能源消费现状，探索出一条既适合我国国情，又能确保我国工业化道路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是中国进入21世纪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