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科学与现代科学运行的市场模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学论文,市场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本文在检讨科学家的经济理性和科学活动的准经济特征的基础上，建构了市场科学这一概念模型，分析了它的结构和运行特征，并对现代社会中科学共同体与社会综合体的互动机制提出了新的见解。
关键词 市场科学 市场模式 准经济分析
把科学活动与经济活动联系起来，并偶尔在科学的社会运行与经济的市场机制之间通过或简单或复杂的类比找出某些相似性，这在许多元科学理论家那里是一种极为平常的修辞手段。但是，如果深入考察近代以来科学活动的社会基础的变迁，我们就会发现，在这种司空见惯的修辞手法背后，实际上隐含着一种关于现代科学与现代社会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特征的朴素假设，即同型性和一体化。同型性表示，随着现代工业社会的形成与成熟发展，科学作为一种自主而独特的智力活动的特征不断被弱化，其组织方式逐步与外部环境的变迁相适应，出现了科学与经济、社会在结构和运行诸方面相互示范、相互调适、渐趋对应的趋势。米哈依洛夫在描述现代大科学的特征时曾极为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在他看来，所谓大科学，就是依照现代工业的形式组织起来并加以管理的科学。[①]一体化则意味着，科学、技术、经济、社会之间的传统界限日益模糊，科学作为一种组织化和建制化的认识活动，与它作为社会经济的一个服务系统相互交织、同时并存。现代科学不仅已将技术融于自身，而且它已成为经济活动的重要部门，并作为经济结构的主导要素与社会发展日益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正是在一体化过程中，现代社会形成了一个包括政府、军事、资本、科学等利益单元在内的核心结构或支撑系统——社会综合体，后者包含着现代科学发展所必须的社会条件和技术资源，决定着科学发展的定位、导向、规模和速度。
同型性和一体化是本文应用“准经济分析”（quasi-economic analysis）思路建构现代科学活动结构和运行机制的重要前提。在本文中，我们将尝试分析渗透于科学活动中的经济理性，提出“市场科学”（Market Science）的概念模型，并对其活动结构和运行特征进行解释性的考察。
一、科学活动中的经济理性
用经济学方法研究非经济问题，从而把传统上属于社会学、人类学、法学、政治学等其他学科的研究课题纳入经济学的研究领域，是7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发展中一种引人注目的趋势。以美国经济学家贝克尔（Gary S.Becker）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坚信人类的一切活动都蕴含着效用最大化动机，都可以运用经济分析方法加以研究和说明。[②]尽管这种经济分析主义多少散发出学科沙文主义的气息，但把人看作是使用利益资源的经济人并把经济关系作为社会结构的基础，这与其说是经济学家的专利，不如说是社会科学家共同分享的许多一般性命题之一。其中，生长于人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交叉地带的各种社会交换理论就是以经济交易中的一个基本原则为基础的，即人们提供商品和劳务，同时又期望得到商品和劳务作为报酬。按照这种交互性（reciprocity）模式，人类行为的目标是最大限度地获得利益和报酬；社会互动不外是一种至少在两个人之间发生的或多或少要获得报酬或付出成本的交换活动；所有的社会现象，包括强制性的权力、分层、权威以及其他的不平等，都可以按交换的经济原则进行分析。在这里，各种交换理论家实际上都分享了社会互动是与经济交易相类似的这样一种假设。[③]
经济分析或准经济分析的方法也为关于科学活动的认识论和社会学探讨提供了有益的启迪。早在19世纪70年代，奥地利物理学家和哲学家马赫就曾把科学和认识活动看成是一种趋于经济的活动，他提出的所谓“思维经济原则”简单地说就是指用尽可能少的思维取得尽可能多的效果。这正象精明的商人用尽量少的资本、付出尽量少的劳务、花费尽量少的时间而赚取尽量多的利润一样。由于人的生命有限，人的记忆能力有限，任何一项名符其实的知识，如果没有最大限度的思维经济，都是不能得到的。因而科学研究以至人的整个认识活动，不仅可以而且应当寻求最简便、最经济的手段来解决问题。[④]科学认识的边界条件和由此导致的认识发展的极限性，经过库恩范式理论的刺激，成为后现代理论家阐释科学认识论社会化的必要条件之一。而认识论的社会化或社会化的认识论正是指，科学认识论中包含着或渗透着文化传统的沉积、科学世界观与现代社会文明的一致性、意识形态和相关政策的作用，以及工业、经济和科学技术之间的统一性等要素。[⑤]
在社会学家的视野中，经济学原则远不仅局限在认知领域中，它也构成了科学家社会行为的理性基础。默顿在分析科学共同体的自我控制模式时提出，科学家从事知识创造活动的动因不仅是追求好奇心的满足，同时也是在追求科学同行的社会承认，而承认的满足是在一个社会的交换过程中实现的。这一思想被他的学生哈格斯特龙表述为一个清晰的准经济过程，即科学家希望获得社会承认的愿望驱使他们向较大的科学共同体奉献研究成果，尽管这种交换机制仅仅是指在一规范整合的共同体中的礼品馈赠思想，并因而与物物交换或契约性交换不同。
把默顿主义者阐发的科学交换机制引向一个更为明确的经济市场模型的是德国社会学家谢尔洪（G.Scherhorn）。1969年，谢尔洪在“关于科学研究中的竞争问题”一文中提出了“科学市场”的概念，并试图用经济市场理论分析科学活动中的竞争和科学家之间为什么存在着交换等问题。他认为，科学家不仅是新观点或新资料的创造者，同时也是其他科学家创造的新观点或新资料的消费者，而联系知识的生产和消费的是一个“商品”交换市场。成功的“商品”交换即特定知识产品与同行承认之间的交换，不仅改善和补偿了该知识生产者的精神和物质利益，而且也对其他知识生产者产生一种刺激，导致了科学竞争的产生和加剧。
在揭示科学家行为中的经济理性和用市场模型分析科学运行机制方面，科学知识社会学家走得更远。其中，人类学纲领的创导者拉都尔（B.Latour）通过对实验室科学活动的考察发现，在实验室中，科学家们最经常使用的概念中有“投资”和“回报”，并经常把他们的努力与所谓市场波动联系起来。实验室科学家经常用“信用”（credit）或“可信用性”（credibility）的概念表示科学事实生产的总体经济模式，而不是默顿主义者偏爱的“承认”或“奖励”。受经济学模型的影响，拉都尔由此认为科学家从事科学活动的动机是得到信用而不是奖励。“信用”一词不仅包含了“奖励”的含义，而且还与信念、权力和商业活动有关，表示基于他人信任基础上的个人影响力、商业活动中的预期偿付能力、以及正直诚实的品质的声誉。与“承认”模式不同，信用被拉都尔界定为一种资本，象货币资本一样，它能被转化为各种形式的科学生产所必需的资源条件。在拉都尔看来，科学活动领域是一个为研究资源的垄断而竞争的场所。研究机构和科学家把获取更多的科学信用资本作为唯一目标，通过在学术市场中制定针对其他有关知识生产者的支配性或垄断性策略来积极追逐这种资本，以便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投资。当科学家在某一领域或实验中投资时，他们意识到了风险、成本及回报，知道哪种产品是市场中迫切需要的，在哪些领域更容易得到回报。他们迫切希望把热门产品尽快投放于市场，从而去赢得信用。在思考研究的技术路线时，他们考虑到了所拥有的设备条件和个人能力，尽可能把兴趣限制在最有可能产生价值产品的思考中。他们选择好的研究方法，选择可信赖的合作伙伴，从一个领域转移到另一个领域，保留这种假设或放弃那种假设。所有这些都是围绕着一个目标即扩展信用投资规模和提高信用循环速度而进行的。换句话说，科学家在评估自己在某个领域或特定情景中的机会时，往往包含着一种准经济的计算和推理。他们的行为与资本投资者有着惊人的相似：所有的声望和物质资源都成为某种可信用性或借贷能力，累积的可信用性或借贷能力是进行投资的先决条件。这种储备越多，投资者就能得到越多的实质性回报，因此使其增长着的资本更进一步增加。[⑦]
与拉都尔一样，许多知识社会学家都将实验室的全部活动归结为知识生产活动，把科学家看作知识产品（论文）的生产者，而把较大的科学共同体和社会综合体中的不同利益单元视为那些产品的消费者。谢廷娜（K.Knorr-Cetina）甚至认为，实验室所从事的一切并不是寻找真理，而是使事物起作用，即生产结论。在实验室中，所有的活动都是有选择有安排的，科学活动包括科学家的决定和选择，都体现在科学产品的内在结构中。在谈到拉都尔的市场模型即可信用性或借贷能力循环时，谢廷娜强调说，这种循环实际上意味着科学家与非科学社会机构及角色的相互作用和磋商，特别是与财政部门的磋商，而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不过是来自不同竞争利益之间的磋商、解释和争论的社会过程。科学家活动所在的社会网络，不是由专业科学家群体（科学共同体）所形成的网络，而是由资源关系所通过和所维持的超科学的不同领域组成的社会关系网络。在这个意义上，科学家与其他人没有什么不同之处，科学活动不过是构造知识的社会舞台，自然科学在认识论上并不具有先赋的优越性。[⑧]
总的来说，默顿主义社会学家和后默顿科学社会学家在理论旨趣上是大相径庭的：前者是要用一套相对独特的社会规范将科学共同体从社会中区分出来并建构其控制和运行模式，后者则是企图通过解构科学知识与其他信念体系、科学活动与其他社会活动之间的界限，将科学知识的内部认识论和外部社会学统一起来。尽管如此，他们在使用社会科学的一般假设分析科学活动的结构和运行时，也存在某些共同的特征。他们都没有打算站在科学共同体之外去观察科学，他们的研究范式中都缺少描述科学、资本、权力整合和一体化趋势的社会综合体概念，从而把科学共同体的外部环境要么作黑箱化处理要么作局域化处理。当然，他们的努力也都或隐涵或外显地昭示出，在表面上复杂纷繁的工具性社会分工背后，科学活动与它赖以生存与发展的社会经济结构之间存在着起源性的（original）相似性。
二、市场科学假设及其意义
现代工业社会是一种市场社会，这个社会的核心安排是建立在最基本的社会交换关系基础上的市场制度或制度化的市场结构。市场制度不仅是现代经济运行的致序机制，同时也广泛渗透到政治活动、社会活动、文化活动和日常生活结构中。可以说，正是市场制度塑造出了现代社会全新的政治关系、经济关系和人际关系等，并使所有这些社会关系不同程度地打上了市场的印记。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寻求个人利益或群体利益的努力，平等观念、民主自觉、契约意识、法制要求、理性精神的形成，所有这些归根结底都与市场制度有关，都是市场制度社会化的文化后果。美国政治学家林德布洛姆（C.E.Lindblem）在谈到政治与市场的关系时，曾十分精细地分析了市场制度中的循环与多头政治循环的交错性，并开宗明义地指出：“撇开专横残暴的政府与主张自由的政府之间的区别不说，一个政府同另一个政府的最大不同，在于市场取代政府或政府取代市场的程度”[⑨]这句话恰当地表述了现代社会中政治制度与市场制度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的特征。马克思在对市场制度作道德批判时也发现：“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使人与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⑩]
与通常人们认为的不同，市场、市场关系、市场机制、市场制度等远不只是经济学的概念，它们也是社会学和政治学的概念。从逻辑上讲，在“市场社会”这一“属”范畴之下，既可以有“市场经济”这一“种”概念，也可以有诸如“市场政治”、“市场文化”、“市场科学”等这样一些并列的“种”概念。从历史上看，正如史学家早就发现的，现代商品经济、现代科层政治、现代科学技术等是相伴而生的，它们几乎同时产生于同一块文化土壤，是对一组共同的环境社会结构条件的平行反应，并且经历了大致同步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因此毫不奇怪，在韦伯（M.Weber）揭示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发生学关系之后，默顿也在他的博士论文中阐发了新教伦理对科学精神气质形成产生的巨大影响。关于这一点，贝尔纳也有天才的察觉。他写道：“科学从理智上的系统化、工业中的技术革命和资本主义在经济和政治上的优势，都在那几个时期（指17—19世纪——引者），同在那几处地方（指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引者）成长和繁荣起来，这并非是偶然的。”[11]随着经济活动以商品形式把人类劳动扩展成为销售而生产物品、为销售而提供服务，科学知识产品的商品化和科学活动组织结构的科层化不过是这一进程的一个必然结果。科学不仅仅是与其他的思维系统如历史、哲学、语言等相类似的思维和推理系统，它更是一种可交换的产品。它也不满足于作为少数有闲阶层的业余爱好，而成了各个阶层广泛参与的有组织的活动。这样，科学活动的成果和规模不但具有认知意义，而且更具有了经济学和社会学意义。特别是本世纪以来，科学活动逐步变成一项耗资巨大的事业，对资源的需求已不能单靠科学家个人或科学共同体来满足，社会化的支持成了科学存在与发展所不可或缺的条件。没有科学共同体之外的制度化的资源输入，科学事业就不能持续发展。结果，象经济活动一样，资源的有效配置越来越成为组织科学活动的必要前提和约束机制。在作者看来，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市场科学的概念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它恰好能够为我们解释现代科学活动的社会特征提供一个总体的概念模型。
把现代科学归结为市场科学与其说是在经济学意义下而言的，勿宁说是在社会学的范畴内考察现代科学实践而得出的结论。冲突社会学家科塞（L.A.Coser）认为，一个孤立的群体要存在下去，同质性是必不可少的。同质性意味着缺乏内部冲突，但同时也意味着这个群体与更大的社会缺乏整合。[12]默顿在对科学共同体作结构一功能分析时，他实际上是要解决，科学家群体的哪些制度安排使得这个群体成为高度整合的。他的确认为，科学的文化价值和规范结构的出现以及科学家对这套价值和规范的内在化，就是促使科学家对科学体制目标的认同和科学共同体结构整合的功能过程。显然，默顿没有意识到，如果科学共同体内部是高度整合的，那么事实恰恰应该是，科学共同体与更大的社会综合体之间缺乏整合，结果就会出现科学与社会之间公开的和持续的不协调甚至冲突。但实际上，现代科学史上虽然时而发生科学与社会诸要素如宗教、政治等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但这种冲突并非经常是公开的和持续的，并且也没有从文化上破坏科学与社会的相容性。这一事实表明，在默顿的科学规范控制模式之外，还并存着把科学与社会整合起来的互补机制。在某种意义上，拉都尔等人发现了这种机制，在分析科学活动时引入了市场模型。拉都尔甚至已找到了在科学家活动的市场中流通着的货币等价物——信用或可信用性。但是，无论拉都尔或其他社会科学家，在使用类似于经济市场的模型分析科学行为时，都没有明确地把其研究方法同研究对象（现代科学）的实践特征联系起来，更没有概括出一个可用以描述现代科学的市场性质的概念。这使他们不仅难以准确地把握科学共同体与社会综合体之间的区别、联系、相互作用关系，更重要的是，他们很少能够就一体化的科技、经济、社会的运行特征的解释问题发表积极的见解。
市场科学这一概念首先意味着，现代科学发生在一定的“市场”中，其运行机制与经济活动或其他社会活动具有可类比的特征。其次，这一概念还意味着，现代科学并不能完全被理解为实现经济或政治目标的手段，它还具有相对独立的和自主的目标。市场科学的概念消除了唯科学主义意识形态存在的可能性，它同时也不能成为任何形式的反科学主义的借口。在解释现代科学活动的自组织和他组织，即解释现代科学活动的可控性时，任何偏执一端的做法都会损害对科学运行过程的正确把握。在这个意义上，市场科学与自主科学在内涵和外延上都有质的区别，它也不能简单地被等同于科学市场。市场科学所要描述的不仅仅是科学共同体内部科学家之间的社会互动特征，而且还包括社会中的科学行动的特征；它所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不是自主科学的理想社会结构，而是现实的一体化的科学—社会结构。用市场科学假设分析现代科学的结构和运行，使我们既能够合理地扬弃默顿主义者的实证主义科学观和小社会学研究范式，也能够审慎地汲取知识社会学家的知识民主主义和社会建构论思想中的有益成分。
首先，市场科学的目标不仅在于“扩展确证无误的知识”，而且在于用有系统的知识、有结构的理性和有组织的创造性服务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并通过合理配置研究资源实现科学活动效用的最大化。因此，在制度层次上，科学的认识目标与社会的政治目标、经济目标、文化目标等同时并存、相互作用；在微观过程中，正如宗教的职业化促使那些上帝使徒世俗化一样，科学的职业化也在科学家的个人利益同受科学共同体与社会综合体互动状况决定的群体目标之间造成了紧张和张力。职业科学家，象资本家一样，从事科学活动的动机未必是社会本位的，但现代社会关于科学活动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和类似于经济调节机制的市场之手的作用，最终总能使科学家的个人行为产生“公益化”的社会结果。
其次，市场科学的规范系统并非只有默顿所阐发的公有性、普遍性、无私利性和有条理的怀疑主义这样一些单个的建制命令，而是公有性与私有性、普遍性与特殊性、无私利性与个人利益、有条理的怀疑与对权威的服从这样一些既矛盾又相容的统一体，它们分别来自不同建制的功能迫力（functional imperative）。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现代科学活动具有认知和实用的双重价值，默顿所谓的科学奖励制度不仅是科学的独创性认知功能的强化制度，而且还是某种经济权益的保障制度（保护科学活动投资者的经济权益）。作为后一种制度，它在功能上与专利制度（保护发明财产人的经济权益）是互补的。[13]这正好说明，在市场科学的规范结构中实际上存在着一个调节和平衡系统，这一系统的操作杠杆与社会综合体中的利益异质程度相联系。
此外，市场科学的社会控制是在科学共同体的自我控制和社会综合体的外部控制的相互作用中，通过某种有组织的途径实现的。无论自我控制还是外部控制，都不可能单独地对市场科学起作用而不危害科学的适应性。并且，按照韦伯对社会行动的划分，对市场科学的控制既不是“目标合理性的”，也不是“情感性”的或“传统性的”，而是“价值合理性的”，即控制行动最终将诉诸于某些超体制的价值：人类的生存、道德的善境、或知识的完美和真理性等。
三、现代科学运行的市场模式
现代科学的运行方式是受市场制度规定的，它既不是完全自组织的也不是完全他组织的，而是有组织的，组织的结构与社会综合体类似。市场科学模型假定：（1）科学行动者个人或群体都是有理性的；某个科学家与其他科学家、某个科学共同体与对应的社会综合体之间存着竞争与合作；竞争或合作的选择取决于一些简单的博奕规则（能否实现利益或效用最大化）。（2）就具体的科学活动而言，科学研究可获得的资源（包括一般意义上的经济资源和拉都尔所说的信用资本）是有限的；与经济活动类似，通过“市场”配置科学资源和控制科学供求关系，是市场科学的基本特征。（3）市场科学否认科学自组织的完全和均衡，承认科学共同体内部或外部的利益差别和信息偏在，因而也承认社会控制的必要性。
正如谢尔洪已经发现的，科学共同体内部存着一个类似于经济活动的“市场”，在这个市场中，科学家或研究机构之间相互交换各自的信息或成果（也许还有默顿所说的“承认”及拉都尔所说的“信用”），选择竞争或合作的行动策略。拉都尔和谢廷娜等人则进一步提出，科学家不仅在科学共同体内部发生准经济行为，他们还可能到科学之外的经济市场或政治市场去追求信用资本的积累，在一个超科学的领域中就一项发现或发明进行“磋商”，从而达到约定的一致。拉都尔和谢廷娜等人没有提出的问题是，当科学家在科学共同体内部和外部之间进行信用转换时，角色冲突是否是不可避免的，以及这种冲突是发生在科学内部还是外部。事实上，从科学共同体内部的“市场”到科学外部综合体中的“市场”（或者相反的方向），尚需要一个连接环节，可称之为“中介市场”或“共有市场”。这种“市场”是自然形成的，也是有意识地被塑造和培育出来的。这样，我们就会发现，现代科学活动赖以发生和发展的“市场”由下列三部分组成：其一是科学市场，在这个市场中，科学家在保持认识价值的优越性的前提下按照准经济的方式去行动，遵守制度上看来是独一无二的科学价值和科学规范；其二是社会市场，主要是经济市场，在这个市场中，科学家完全遵守与资本家一样的行为规范和价值原则，科学活动在此仅仅是经济活动的手段和组成部分之一；其三是中介市场或共有市场，科学家与企业家、商人、政治家或其他社会角色经常性地在这个市场中，遵照超科学的同时也是超经济或超政治的原则和标准互动和磋商，协调体制目标，配置社会资源，分配和再分配社会利益。上述三类市场既是同型的又是异质的。同型性使科学与社会在认知的或社会、心理的范式上保持基本的可通约性，使科学成果转化为社会化资源（生产力或政府形象）成为可能；异质性则决定了科学活动与非科学活动的基本区别，避免使科学因偏离自己的轨道而丧失独特性。
科学共同体通过市场与社会综合体相互作用构成了现代科学自组织的重要基础。但是，正如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很快在现代经济领域失去影响一样，在现代科学活动中也不存在完全竞争和完全均衡的市场，不论这种市场是科学内部的、外部的还是介于科学与社会之间的。正是这一性质决定了默顿所描绘的完全自主或自控的科学运行图景的理想特征。正如他后来认识到的：“今天的科学与早期的科学显著地不同了。只要你给任何社会学家一点机会，他往往就会告诉你所有这些深刻的变化，还会告诉你必然也存在着一种国外的新的科学思想潮，一套新的价值以及体制上形成的动机。……因此，我必须设想，它对十七世纪这个被称为科学的早期英雄时代来说，就全然不相容了。”[14]在这里，默顿没有明言的问题的实质实际上是政府职能的扩张和市场机制的缺陷，已使得权威干预成为不可避免的。
但是，与经济活动不同，现代科学活动的权威干预不是只由政府来实现的，而是来自于由科学权威、政府和协调权威共同构成的权威系统。包括普赖斯和默顿在内的许多科学史家和科学社会学家都已发现，科学共同体内部存在着一个主要依据科学贡献的数量和质量而形成的声望和地位的分层结构，位于这个分层结构顶端的是少数对科学的实际运行具有巨大影响和权威的超级精英。正是该精英阶层建立了科学的核心价值、技术标准和文化传统，通过各种角色示范（研究、教学、出版、交流、评议等）维持着科学共同体的统一，保证科学创新的确立和传播，保护科学传统的延续，实现科学的社会功能。科学权威对科学家行为的影响不仅体现在科学家的社会化与社会控制过程中，而且体现在他们作为科学的代言人对科学自主性的维护方面。正如齐曼（J.Ziman）认识到的，科学权威已成为科学中的统治集团，成为一种自动终身持续的、唯我独尊的常设机构。[15]
政府的宏观调控，作为整个社会的调节中枢，也直接或间接地运用法律、经济、行政等手段对科学活动进行有目的的介入、调节、引导和控制。这一进程的加速始于二次大战之后，是伴随政府经济职能的扩大和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社会就业、国际贸易、生态环境等的日益巨大的影响而出现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调节科学活动的功能主要表现在：（1）提供技术商品交换的基本框架，包括明确的产权关系和公平的市场规范；（2）消除技术垄断，提供信息服务，使市场对科技进步的激励和促进作用不致自行中断；（3）在市场调节失效的领域（外部性问题、公共产品、非价值产品等），组织基础研究和公益产品的研制，防止公害和技术的不良后果的产生与扩大，限制和禁止旨在生产非价值产品的科研活动；（4）分担高科技活动的风险；（5）促进技术经济的比较利益和科学技术的自我积累与更新。[16]从世界各国的历史来看，政府干预科技活动经历了从基于单纯的保障社会安全职能，逐步扩大到承担稳定经济、扩大就业、促进长期经济增长、获取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消除和控制技术的消极作用、保证社会持续发展的过程。
如果说科学权威和政府分别在科学市场和经济市场中发挥主要作用的话。那么，所谓协调权威的作用主要体现于在中介市场或共有市场上促进科学与社会的互动。在这里，协调权威主要由科学管理精英组成，他们是在科学、经济、政治、教育等专门活动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多栖类边际阶层。其角色是就科技与社会互动的具体原则提供指导，制定交换规范，培育联系科技与社会的中介组织，并且，如鲁曼（N.Luhmann）指出的，把政府的科技政策、企业的技术需求“翻译”成科学家可以理解的语言（如项目、课题），或者把科学共同体的“行话”和利益要求转达给政治、经济共同体，从而协调科技、经济、政治等的一体化运行。[17]
综上所述，现代科学的运行方式是一种有组织的市场行为，它的结构可以通过市场科学这一概念模型加以描述和分析。尽管本文的研究和表述思路是解释性的，但市场科学模型所做的理论承诺是有大量实践依据的，因而是可以检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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