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张伯端道教思想的易学渊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教论文,易学论文,渊源论文,试论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959；B2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3882（2005）01-0068-07
对生命的终极关怀是宗教的特质所在，道教也不例外。与其他宗教派别相比，道教对生命的终极关怀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即以术显“道”，亦即通过对各种证道之术的运化来彰显至精至微、至玄至妙的“道”。而在道教所使用的各种道术中，内丹修炼术对于证道、体道则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从采用多种修道之术发展到采用内丹修炼之术为主，是对道教修炼方法的一个极大的突破，它表明体道、证道既转入了实践操作的阶段，又进入了理论提升的阶段。从道教的发展史来看，唐末至宋、元两朝堪称内丹道获得突破性进展的时期。其间，北宋内丹家张伯端以其《悟真篇》彪炳于世，奠立了嗣后内丹道发展的理论基础。
张伯端（983—1082），字平叔，一名用成，号紫阳，浙江天台人，北宋道士，道教金丹派南宗五祖之一。其道教论著主要有《悟真篇》（又名《通玄秘要悟真篇》、《金液还丹悟真篇》），《金丹四百字》，《禅宗诗偈》（即《悟真篇后遗》），《玉清金笥青华秘文金宝内炼丹诀》，《奇经八脉考》，《紫阳真人语录》等。他针对当时内丹修炼蔚然成风、内丹理论纷纭，以及门派众多的现象，鼎力正本清源，弘扬《周易参同契》的传统，援《易》以明丹道，主张以内丹为修仙途径，而以“性命双修”为其内炼大旨，形成了其“先命后性”、“性命双修”的完整的道教内丹修炼理论。
一
北宋时期，最高统治者继承了自唐代以来崇道的做法，使道教的社会地位空前提高，道教显得格外活跃，其在思想界的影响也日益扩大。这种情况对当时正在仕途跋涉的张伯端无疑是一种极大的触动。特别是在他经受了参加科举考试失败、而后又在府吏任上因焚烧卷宗被谪戍等接二连三的打击之后，逐渐对儒家治国平天下的世俗人生价值取向产生了怀疑，由此转入了修丹证道的超越之途。他针对当时社会众生的整体精神状况，并根据自身修道的亲身体验，在《悟真篇》中作诗曰：“不求大道出迷途，纵负贤才岂丈夫。百岁光阴石火烁，一生身世水泡浮。只贪名利求荣显，不觉形容暗悴枯。试问堆金等山岳，无常买得不来无。”（第1页）[1]又曰：“人生虽有百年期，夭寿穷通莫预知。昨日街头犹走马，今朝棺内已眠尸。妻财抛下非君有，罪业将行难自欺。大药不求争得遇，遇之不炼是愚痴。”（第2页）[2]在此，张伯端认为：不谋求大道就不能脱离迷途，即使有良好的品行和才华仍称不上真正的丈夫。百岁光阴如同火星水泡，稍纵即逝。如果只追求功名利禄而不顾及形体容貌的憔悴衰老，纵然有堆得象山一样高的金银财宝也无法避免各种不测。人的寿命长短、贫困通达是不可预知的，一个人可能昨日还在街头跑马，今天却已成棺材中的尸体，而死后妻子财产也都不再归为己有。所以对人而言，最重要的不是功名利禄，而是生死问题。
由此，张伯端认为儒释道三教都是围绕着人的终极关怀展开的，它们在对生死问题的解决上，可谓殊途同归，他在《悟真篇·自序》中说：
老释以性命学开方便之门，教人修种，以逃生死。释氏以空寂为宗，若顿悟圆通，则直超彼岸；如有习漏未尽，则尚徇于有生。老氏以炼养为真，若得其枢要，则立跻圣位；如其未明本性，别犹滞于幻形。
其次，《周易》有穷理尽性至命之辞，《鲁语》有“毋意、必、固、我”之说，此又仲尼极臻乎性命之奥也。然其言之常略，而不至于详者，何也？盖欲序正人伦，施仁义礼乐有为之教。故于无为之道，未尝显言。但以命术寓诸《易》象，以性法混诸微言耳。至于《庄子》推穷物累逍遥之性，《孟子》善养浩然之气，皆切几之矣。迨夫汉魏伯阳引《易》道阴阳交媾之体，作《参同契》以明大丹之作用，唐忠国师于语录首叙老庄言，以显至道之本末，如此岂非教虽分三，道乃归一。（第1—2页）[1]
张伯端的这段话，集中体现了他的“三教合一”的思想。在他看来，无论是儒教、道教还是佛教，其旨都是“教人修种，以逃生死”、“臻乎性命之奥”，其所主张的修炼方法或修养方法的根本目标都在于悟道、体道，与道合一，只不过这三教下手路数各有分别罢了。就张伯端本人而言，他更倾慕魏伯阳的修炼路数，亦即“引《易》道阴阳交媾之体”，“以明大丹之作用”。
正是基于对《周易参同契》的推崇，张伯端把阴阳之道视作性命之道，并试图从《周易》中发掘这种阴阳之道。《说卦传》中说：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第1001-1003页）[2]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第1006页）[2]
显然，《易传》认为，《周易》之道包含了天、地、人三才之道，这三才之道可以更进一步概括、抽象为“一阴一阳之谓道”，即“阴阳之道”。《易传》的这种概括和抽象已超越了天、地、人三才之道的分别，是对包括人类在内的整个宇宙的最高统一性或宇宙最高原理的把握。《易传》的这种概括和抽象，后来经过汉易与气化论的宇宙论的结合，便进一步认为天地、日月、人物都是在阴阳二气的作用下生成的，阴阳二气迭运，生成万物的过程就是易道的展开过程，亦即道顺生万物的过程，这其中也接受了道家宇宙生化论的影响。后来，道教在其演化的过程中，便接受了易、道的这种道、气生化论的影响，认为包括人在内的宇宙间万物的生成都遵循道顺生万物的顺序，并感受到由道顺生的万物都会有生老病死，即离不开疾病死亡的纠缠。在道教看来，道作为一个终极性的存在，它本身虽然不会衰亡，但是由它所产生的具体的事物却是暂居性存在，是无法长存的。它以人为例，认为人虽然在虚无之中禀受先天之气，但他所具有的先天之气会因为烦恼忧虑而逐渐耗散。由于世俗的烦恼，人所禀受的先天之气先是化作阴阳二气或称坎离，也就是元精、元神。而元精下滑、元神上飞将直接导致先天之气的耗散，于是造成生命衰竭死亡。故欲避免这种生死的纠缠、达到长生久视的目的，就必须归根返本，逆炼归元，即以逆反的形式回溯宇宙创生之过程，返回生命产生的源头处，炼成大还金丹，亦即张伯端在《悟真篇·读周易参同契》中所说：“大丹妙用法乾坤，乾坤运兮五行分，五行顺兮，常道有生有灭。五行逆兮，丹体常灵常存。”（第165页）[1]这里，张伯端显然认为金丹之道即是一《易》的天地变化之道，只不过他反其道而用之罢了。
张伯端试图从《周易》中寻找内丹修炼的哲学根据，这可谓明智之举。因为《易》道以天地乾坤为父母，而丹道则以乾坤为炉鼎，在内丹修炼中，丹道最重乾坤坎离。《说卦传》认为，坎离是乾坤相交而成的继体。其云：“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谓之长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谓之长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谓之中男；离再索而得女，故谓之中女。”（第1023页）[2]亦即乾坤相交，乾中一爻，入于坤腹，坤实成坎；坤中一爻，入于乾体，乾虚成离。所以离是乾的继体，坎是坤的继体。汉代易学家荀爽认为：“乾起于坎而终于离，坤起于离而终于坎。离坎者，乾坤之家而阴阳之府。”（第185页）[3]张伯端据此认为，离中之阴，乃坤家中正之阴；坎中之阳，乃乾家中正之阳。坎离具乾坤中正之德，代乾坤而施为，象天地无为，日月变动。所以，他由此指出：
万卷仙经语总同，金丹只此是根宗。依他坤位生成体，种向乾家交感宫。莫怪天机俱泄漏，都缘学者自迷蒙。若人了悟诗中意，立见三清太上翁。（第28页）[1]
日居离位反为女，坎配蟾宫却是男。不会个中颠倒意，休将管见事高谈。（第52页）[1]
取将坎内中心实，点化离宫腹内阴。从此变成乾健体，潜藏飞跃总由心。（第54页）[1]
显然，张伯端认为，内丹修炼的根本在于以乾坤为鼎器，以坎离为药物，颠倒坎离，逆以成丹。按《说卦传》，坤为腹，为地，属纯阴，在人体来说就是腹部下丹田，是产药的地方；乾为首，为天，属纯阳，在人体来说就是头部泥丸宫又称上丹田。坎本坤体，坎中一阳为至阳，万物因之而生；离本乾体，离中一阴为交感宫，神与气在此交合即药在泥丸宫提炼。乾坤破体为坎离，坎水离火顺行生人，取坎填离，七返九还逆行成仙。
由此可见，“张伯端的内丹道乃是建立在阴阳造化之道的基础上，丹道不过是阴阳之道的一种推演，是在阴阳生成原则下成就纯阳之体，从而最终终结阴阳之道。……这其实也是对道→阴阳→万物这一常道生成过程的一种逆转式回溯。一句话，丹道乃是以顺的原则为指导，转出逆反的结果。”（第325页）[4]
二
在明确了修炼金丹需要洞晓阴阳、深达造化之后，张伯端进一步运用《周易》象数来阐述内丹修炼的药物。在道教史上，张伯端之前的钟离权和吕洞宾在演述其内丹道时，曾涉及到数学。《易传》中有这样一段话：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第873—874页）[2]
对此，钟吕认为，五十五是阴阳生成之数。天数二十五是阳数，地数三十为阴数。若把自一至十之数合配五行，则又有五行生数和五行成数。这其中自一至五为生数，自六至十为成数。生数中一三五为阳，二四为阴，即三阳而二阴；成数中七九为阳，六八十为阴，即三阴而二阳。接着，钟吕又将五行生成之数纳入人身五脏，每脏各分配一阴一阳两个数，亦即肾为水，配一与六；心为火，配二与七；肝为木，配三与八；肺为金，配四与九；脾为土，配五与十。钟吕认为，真气自肾而生，肾为一六，一为阳数，肾阴中含有真阳；肾气传到肝，肝为三八，如此则肾中的阳气从一变成了三，阴气则从六变成了八，阴息而至于极，阴极则生阳，肾中的阴气至肝而绝。真气再由肝传入心，心为二七，二为阴数，表示心阳中藏有真阴。真阴真阳即内丹合炼之真药物。真阴真阳运用于心，方可炼就七返九转之丹。
张伯端继承了钟吕的这种思想方式，继续采用数学演述内丹道。他在《悟真篇》中说：“三五一都三个字，古今明者实然稀。东三南二同成五，北一西方四共之。戊己自居生数五，三家相见结婴儿。婴儿是一含真炁，十月胎圆入圣基。”（第24页）[1]在这里，张伯端运用数学，不但阐明了炼丹的药物，而且诠释了内丹合炼的原理。按照《周易》数学，天三生木，地二生火，火数为二，木数为三，在五行生克中木生火，所以木火为一家，此即张伯端所说三五中的一五，这也象征人体阳中的孤阴。天一生水，地四生金，金数为四，水数为一，金能生水，故金水一家，此即二五，这也象征人体阴中之阳。另外，天五为己土，地十为戊土，土居中央，五行之数都取生数，土数也是五，此即张伯端所说的第三五。其中，前面的两个五是炼丹的药物，即真阴真阳。土五则是内丹修炼的媒介，又称为黄婆。张伯端的这首七言四韵诗，也点明了内丹修炼的要旨。在他看来，内丹修炼不能完全依循世间的生成之理，而要适当颠倒世间生成法则，逆而用之。也就是说，必须使心火下降，而令肾水上升，通过戊己中宫之土的媒合，使得龙虎相交、金木会合，从而实现三家相见，结就圣胎。在此过程中，中宫之土作为黄婆调和铅汞，不可或缺。张伯端在《悟真篇》中说：“离坎若还无戊己，虽含四象不成丹。只缘彼此怀真土，遂使金丹有返还。”（第50页）[1]又云：“震龙汞出自离乡，兑虎金生在坎方。二物总因儿产母，五行全要入中央。”（第55页）[3]这几句诗突出强调了真土的作用。因为乾坤坎离或东南西北或日月天地作为四象，若无真土加入则各居一方，不成气候。而戊土可被坎水容纳，己土可被离火容纳，有了戊己之土，则水火相交时阴阳可以调和，四象可以平衡，金丹得以凝结。
三
作为两汉易学重要内容的卦气说，“是两汉易学家借以解说《周易》理论、运用《周易》筮占而建立起庞大象数体系的重要方法之一。”（第55页）[3]卦气说是卦爻和历法相结合的产物，表现为六十四卦和一年四季、十二个月、二十四节气及七十二候的相配。卦气说的内容包括八卦卦气说，十二消息说、四正卦说和六日七分说等。其中它的“以阴阳说易”、重视天道阴阳消息的思想，则对张伯端的内丹道产生了重要影响。张伯端将卦气说以阴阳之气的消长来解释《周易》、以《周易》卦象来解说一年节气的变化（即以六十四卦配四时、十二月、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以及卦气说以此来推断人事的吉凶的思想作了发挥，用以阐述修炼内丹的火候节次工夫。他在《悟真篇》中说：“天地盈虚自有时，审能消息始知机。由来庚甲申明令，杀尽三尸道可期。”（第92页）[1]这是对内丹节次工夫的总论，即天地之道是通过一盈一虚来表明它的阴阳关系。按照张伯端的理解，日中为盈，日偏西为虚，月满为盈，月亏为虚，春华秋实盈虚其中，阳气升为盈，阴气降为虚，这种变化有章可循。而人体是个小天地，仔细探研体内阳息阴消的奥秘，适时进火、退符、采药、运河车，才能不失归根复命的契机。
张伯端认为，天地、日月与人体虽然都是阴阳之道的表现形式，但它们却各自具有独特的运行节律。故丹家在援引天道参证丹道时，不可对三者作简单比附，而应遵循攒簇法则，将三者的运行节律予以转换。他在《悟真篇》中说：“日月三旬一遇逢，以时易日法神功。守城野战知凶吉，增得灵砂满鼎红。”（第87页）[1]在此，张伯端阐述的是时间攒簇法则，即认为在年、月、日、时四种时间系统中存在着相同的结构及消长周期。因此，在修炼内丹时，可将一年之造化攒入一月之中，一月攒入一天之中，一天攒入一时之中。故他又说：“冬至一阳来复，三旬增一阳爻。月中复卦朔晨超，望罢乾终姤兆。日又别为寒暑，阳生复起中宵。午时姤卦一阴朝，炼药须知昏晓。”（第151—152页）[1]这是以具体卦例来阐述时间攒簇法则，即冬至一阳生为复卦，三十日增一阳爻为临卦，又三十日为泰卦，再为大壮卦，为夬卦，为乾卦，乃是阳火之候；阳极则阴生，故夏至一阴生，为姤卦，三十日增一阴爻，为遁卦，再为否卦，为观卦，为剥卦，为坤卦，乃是阴火之候。阴极而阳生，周而复始，这是一年的气候。将其移入一月之中，则以朔旦为复，至望日为纯阳，十六日为姤，一阴始生，再至坤卦，是一月气候周天大数。再将一月之候移在一天之中，则以夜半子时一阳生为复卦，午时一阴生为姤卦。张伯端认为一日、甚至一时之中也有与一年相同的造化周期，只要找到其运行节律，则凭一日、一时的修炼便可以夺一年的造化之功。因此，他得出了“赫赤金丹一日成”的惊人结论：“赫赤金丹一日成，古仙垂语实堪听。若言九载三年者，总是推延款日程。”（第119页）[1]当然，张伯端关于阴阳盈虚的理论与《周易参同契》所阐述的“月体纳甲说”也有内在的联系。
当然，在张伯端看来，修炼内丹运用火候也要灵活，不可完全拘泥于卦象爻气而为其左右。他说：“否泰才交万物盈，屯蒙二卦禀生成。此中得意休求象，若究群爻漫役情。卦中设象本仪形，得象忘言意自明。举世迷徒惟执象，却行卦气望飞升。”（第88—90页）[1]这就是说，《周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各象各爻本来是圣人取法的一种符号，用以喻事显道。故只要通晓象爻的内涵及思想，忘却卦象符号而其意依旧朗然洞彻。所谓得意而忘象，得象而忘言，象中之意了然于胸，如此才是成功的修炼者。相反，如果生搬硬套，囿于朝屯暮蒙一日两卦，始于屯蒙，终于既未，而企望得道成仙，则与张伯端的旨趣相去万里了。
四
在论述了修炼内丹的学理，阐明了炼丹的药物以及节次工夫之后，张伯端进一步探讨了修性与修命的关系。
《易传》中有“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之语，对其中的“性命”二字，儒释道三教各有不同的解释。宋代理学家朱熹认为，“物所受为性，天所赋为命。”（第514页）[2]一般来说，道教认为，性指心性、理性，又谓之“真意”、“真神”等；命指生命、形体，又谓之“元精”、“元气”等。合而言之，炼心神为修性，炼精气为修命。张伯端认为，道家（指他以前的传统道教）以命宗立教，故详言命而略言性；释氏以性宗立教，故详言性而略言命。在他看来，性命本不相离，道释本无二致，性命必须双修。他指出：“饶君了悟真如性，未免抛身却入身，何似更兼修大药，顿超无漏作真人。”（第59页）[1]这是强调坚持内丹修炼比只懂得真性如性更重要，旨在说明性功必须建立在命功的基础上。故单修禅宗不如兼修内丹，至于佛教下乘禅法，则不值得一提。他在《悟真篇序》中指出，即使佛教中的“闭息一法”，其最高功果也不过达到内丹派所谓五等仙中最下等的“鬼仙”。张伯端认为自己所提倡的性命双修，最无所偏、最为圆满，是三教先圣性命中真传的正宗。当然，张伯端并没有把自己的思考仅仅停留在凸显内丹上，而是着重对内丹中的命功与性功的关系作了阐释。他说：“一粒金丹吞入腹，始知我命不由天。但见无为为妙道，不知有为作根基。虚心实腹义俱深，只为虚心要识心。不若炼铅先实腹，且教守取满堂金。”（第45、99、118页）[1]在他看来，命功修炼阶段是有为，而性功修炼是无为，所谓性命修炼，即是以有为作基础而达于为无为。因此，在性命修炼时，要从修命入手，先命后性。
尽管张伯端提出在修炼的切入处要坚持先命后性，但就性功修炼和命功修炼的作用而言，他似乎更看重性功。这不仅因为心性修炼是修道的更高层次，只有通过修性才能进一步还虚得道，而且还因为心性功夫直接影响着对火候的把握。内丹修炼的火候把握是以神为体、以意为用，因而对修炼者的心性调控能力要求很高。即所谓：“若要修成九转，先须炼己持心。依时采取定浮沉，进火须防危甚。大药修之有易难，也知由我亦由天。若非积行修阴德，动有群魔作障缘。”（第121、141页）[1]这是说，要想炼成金丹，必须使自己惩忿窒欲，克己复礼，无私无虑，不动不摇，巩固根本，保持清静。不但要在修炼时清心寡欲，更要在日常生活中广结善缘，积阴功，修阴德，如此才能去处魔障、结丹成仙。张伯端在这里把心性修炼包括其中的品德修养当作防止走火入魔、保证修炼顺利进行的重要条件。对此，后来的潜虚子陆西星在其《悟真篇小序》中解释说：“阴德是人所不知者，上阳论是绿之，施予不求报，阴德也；积善无人知，不迫人于险，暗中作方便，俱阴德也。经云：彼以祸来，我以福往；彼以怨来，我以德往。郝太古仙师云：阳德服人，阴德伏魔”。[5]的确，人与天地同为三才，天地无穷而人难长生的原因在于天地能守其道。故人欲修仙道须先修人道，否则道必远人。道由人显，修道体道须时时行持。要一心一意积善行修阴德，才能真正得道。由此，张伯端又说：“德行修逾八百，阴功积满三千。均齐物我与亲冤，始合神仙本愿。虎兕刀兵不害，无常火宅难牵。宝符降后去朝天，稳驾鸾车凤辇。”（第155页）[1]这首词上半部分讲道与德形影不离，无至德则无至道，故修道离不开修德。后半部分则强调性功的重要，即一旦性功修成，便可天马行空，上天入地，神来神往，既无阻隔，亦无终时，以此勉励修炼者神仙可学，仙境可攀。张伯端认为，在整个修炼过程中，必须以本源真觉之性为统帅，通过明心见性来体认形上之道。到修炼的最后阶段，金丹与大道合一，道即是丹，丹即是道。从这个意义上，张伯端实际在很大程度上契合了《易》道。《易传》云：
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第987页）[2]
在他看来，“教虽分三，道乃归一”，“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亦即合道的“大人”与修成金丹的仙人原是一家，只是名称不同罢了。
总之，张伯端发挥《周易参同契》的理论，高倡三教合一，主张性命双修，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丹道思想。与《周易参同契》假借周易爻象以论作丹之意一样，张伯端也采取了易学中包含的阴阳说、《周易》数学、卦气说（十二消息说），用以说明内丹之周天火候和成丹过程的阴阳变易之理。其丹道思想的《周易》渊源清晰可辨，其对《周易》义理的引申和发挥，自成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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