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内在矛盾及历史评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陈独秀论文,矛盾论文,评价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七十年来，对陈独秀在大革命中的错误有过四次较集中的评价：一次是1928年“六大”前后，一次是1958年成都会议，一次是“文革”期间，一次是1979年“三中”全会以后。这四次评价都涉及到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而围绕着“二次革命论”的所有争论或批判（有些是发生在同一历史时期）不光有时代的制约、外部环境的制约及事物矛盾发展、过程的制约，还受到评论主体的内在的主观因素的制约，后者包括历史评价的方法。
在革命的第一阶段做第二阶段的事情，或者该做革命的第二阶段的事情时仍然抱守于革命的第一阶段，类似这样的错误，我们党后来仍然有过。如：一九五八年“三面红旗”，是用共产主义的标准来处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事情。“文革”中搞“阶级斗争为纲”就是用民主革命时期的方法处理社会主义时期的事情。因此，我们重新认识陈独秀“二次革命”的错误，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一、“二次革命论”的内在矛盾及一般表现
1923年“二七”罢工后，工人运动转入低潮，4月25日，陈独秀在《向导》第二十二期上发表《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在这篇被称作右倾机会主义代表作之一的文章中，陈独秀提出了错误的理论公式“中国国民党目前的使命及进行的正轨是，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行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
1923年11月，陈独秀于三届一中执委会后发表了《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在这篇文章中，陈独秀将工人阶级、农民和资产阶级力量作了对比，发展了《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一文中的观点，系统地提出了“二次革命”的理论。他认为国民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革命，胜利是资产阶级的胜利，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陈独秀认为农民难以加入革命，农民革命需要有强大的无产阶级为主力军，必须国民革命完全成功，产业勃兴，农业资本化后。工人阶级数量、质量都幼稚，要加入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在斗争中发展自己。
关于“二次革命论”错误的实质，瞿秋白于1928年4月在《中国革命与共产党》一文中作了论述。瞿秋白说：“中国革命的前途，在国际的国内的具体形势之下，可以以无产阶级争取领导权来决定是非资本主义的。”但当时“党的正式意见”（陈独秀）是“革命领导权天然在无产阶级手里；但是国民革命要由国民党成功，然后来第二次的无产阶级革命。”
可见，“二次革命论”错误的实质并不在于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相反，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这已为中国革命的实际历程所证明；其错误的实质也不在于建立联合战线，在斗争中发展自己。错误的实质是中国革命在联合战线中是争取还是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说“矛盾的普遍性或绝对性这个问题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是说，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其二是说，每一事物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列宁在《关于辩证法问题》中说，矛盾分析法“这应该是一般辩证法的……叙述（以及研究）方法。”
陈独秀“二次革命论”有没有一个内在矛盾，如果有，它是什么呢？
我认为，陈独秀“二次革命论”同样有其内在矛盾，它表现在：其一，基本错误与合理因素的矛盾（“二次革命论”基本错误是民主革命由资产阶级来领导，合理因素是中国革命分两步走，建立联合阵线）；其二，革命的前途与保守的方法的矛盾（“二次革命论”的最终目标是社会主义，但采用了保守的错误的方法，即二次革命的方法）。
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内在矛盾在政策和实际工作中必然表现出来，外化为理论与实践的矛盾。由于在实践面前屡屡碰壁，这一理论的合理因素的一面又迫使陈独秀不断修改这一观点或理论，换言之，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内在矛盾及外部矛盾促使陈独秀不断改变自己的观点，使这一理论形态前后呈现出差异性、徘徊性等特点。这些都是“二次革命论”内在矛盾的一般表现。
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在工人阶级力量的分析上是双重的。在这以前，即在1919年到1922年，陈独秀“看重过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蔡和森语），“二七”罢工失败后，陈独秀在《中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一文中，对工人阶级作了轻视的分析：“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固然是主要分子——然亦只是主要分子而不是独立的势力。概括来说，是因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产业还未发展，连资产阶级都很幼稚，工人阶级在客观上更是幼稚了。详细说来，产业幼稚的中国，工人阶级不但在数量上幼稚，而且在质量上也很幼稚。”对此，蔡和森说，“固然中国工人阶级不是没有缺点的，可是陈独秀经常的乐于从缺点方面来看中国工人阶级”（《论陈独秀主义》）。但陈的上述观点不是凝固不变的，在后来的文章中，陈也肯定了工人阶级的优点，如1925年2月大罢工期间，陈独秀写了《中国革命运动中的工人的力量》，对中国工人阶级作了较为全面的分析，指出了工人阶级是新生产力的代表。
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内在矛盾在农民问题上表现在，一方面低估了农民、农民运动和农民革命的力量。陈独秀在三大后说：“农民占中国人口之大多数，自然是国民革命之伟大势力，中国之国民革命者不得农民之加入，终不能成功一个大的民众革命。但是，农民居住散漫，势力不易集中，文化低下，生活欲望简单，易于倾向保宁，中国土地广大易于迁徙，畏难苛安，这三种环境是造成农民难以加入革命运动的原因。”（《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这段话既讲了农民参加革命的重要性、必要性，又讲了农民参加革命的困难。在陈独秀思想体系中，轻视农民在大革命的中后期占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起草一九二六年九月中央第三次会议决议时，他甚至指责农民运动过“左”，提出了限制农民革命的一些办法。另一方面，陈独秀对农民的观点也没有停留在《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上，相反，在此后不少文章、文件中强调了农民问题，如“政权所及之地，应该和农民合作”（《我们现在为什么争斗》）；“国民革命军……先必尽力与民众尤其是农民合作”（《我们现在怎样争斗？》）；“农民推翻乡绅政权的暴动，此种运动才开始，将来或者是中国民主运动最后的最高的形式”（《孙传芳败后之东南》）。但陈独秀重视农民运动是相对的，前提是在国民运动范围内做农民工作。因此，总体上没有跳离“二次革命论”轻视农民思想的藩蓠。
关于资产阶级，陈独秀在不同时期的文章中也有不同的认识。在《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一文中，陈独秀夸大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和革命性：“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社会阶级固然一体幼稚，然而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因此，国民运动若轻视了资产阶级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观念”，“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状况既然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这革命若失了资产阶级的援助，在革命事业中便没有阶级的意义和社会基础。”
两年后，1925年11月，陈独秀在《中国民族运动中的资产阶级》一文中，分析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软弱性和妥协性，纠正了以前的一些错误看法。1927年3月25日，上海暴动胜利后，陈独秀说，“中国革命如不把代表资产阶级的武装打倒，中国就不想要革命。”但在陈的思想体系中，看重资产阶级力量的一面占了主导的方面。
放弃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是“二次革命论”错误的要害，在这个问题上，同样也反映了“二次革命论”的内在矛盾，反映了陈独秀前后的思想变化。“三大”之前，陈独秀在《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一文中，提出“中国国民党目前的使命及进行的正轨应当是：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1923年6月，三大《宣言》接受了马林、陈独秀思想：“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三大”以后，1923年7月1日，陈独秀又在中央机关刊物《前锋》创刊号“本刊露布”中说，“我们在此次运动中不敢说是领袖，更不敢说是先觉，只顾当先锋，只顾打头阵。”不久，共产国际纠正了中国革命在领导权问题上的错误（后文详叙），陈独秀也改变了“三大”前后的思想，强调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阶段的领导权。如1925年1月，陈独秀主持四大通过的《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决议案》，在反对左倾错误同时提出了反对右倾错误的任务，指出“我们参加民族运动，是为了全民族的解放，并且为了无产阶级自己的利益，决不是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指出“中国民族革命运动，是十月革命后，广大的世界革命之一部分”，“若要民族革命运动得到较彻底的胜利，固然需要最革命的无产阶级站在领导地位。”在《革命的上海》一文中，陈独秀提出“由革命的工人阶级领导此运动，一直引到向革命，以至完成中国的民族解放。”
1926年发生了两件事，一件是蒋介石策划了“三二0”事件，一件是五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整理党务案”。为了维护联合阵线，陈独秀对新右派的进攻采取了让步、妥协的政策，即右倾机会主义政策，在民主革命的领导权问题上，他又回到了放弃领导权的老路上。如1926年9月25日，陈独秀在《我们现在为什么争斗？》一文中说，在国民革命中，共产党决不会同国民党争夺政权，“共产党取得政权，乃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事。”另一方面，陈独秀也不是绝对地回到放弃领导权的老路上，同是1926年9月，《中共第三次中央扩大执委会议决议案》指出，“我们的党要想领导民族解放运动顺利的进行，就在取得这项农民的势力，取得农民运动的指导权”，“我们的党，在一切农民运动中，应取得指导的地位。”
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上，也表现了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内在矛盾。我党第一次系统地论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关系是1923年7月的二大，这次大会规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纲；最低纲领即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最高纲领是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社会。二大提出“第二步奋斗是能跟着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即刻成功的”，明确了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分两步走，但如何两步走，“即刻”的含义是什么，谁来领导第一步奋斗，却很模糊。因此，二大只是提供了一个包含着多种发展趋势的大致的轮廓。
1923年4月25日，陈独秀在《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一文中，设计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分两步走，即先和革命的资产阶级的联合，扩大自己的力量，等到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样，陈独秀从右面回答了“二大”没有回答的问题。但陈独秀没有停留在这个观点上。在大革命中后期他意识到了这个错误，如1926年12月汉口特别会议后，中央收到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中国问题决议案，陈独秀看到了两个会议之间的差距，中央政治局立即下文解释，其中说，“在今日以前，我们有一个根本错误，乃死守着数千年以来形式逻辑头脑的错误，即是我们自己头脑中，把国民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划了很大的、天然的不可人为逾越的一道鸿沟，以为今天只能做国民革命，无产阶级革命至快也要到明天早晨。”这是陈独秀第一次看到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内在联系。
综上所述，陈独秀关于“二次革命论”的基本观点不是凝固的不变的，比较他在大革命时期的前后观点，这种观点在“三大”前后及1926年大革命中后期有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正是“二次革命论”内在矛盾的一般表现。必须指出的是，在这个内在矛盾中，占主导的方面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即放弃民主革命领导权的妥协退让及落后于形势的保守方法的一面，所以“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最终导致中国大革命的失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34页）。
那么，为什么大革命时期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一方面占了矛盾的主导方面呢？
二、“二次革命论”内在矛盾的主客观成因
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内在矛盾反映了陈本人主观世界的复杂性及客观事物发展的辩证法，它们构成了陈独秀“二次革命论”内在矛盾的主、客观原因。
从主观方面看，陈独秀“二次革命论”内在矛盾的根本成因是陈本人世界观转变的不彻底。陈独秀早年是一个坚定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在新文化运动早期，陈独秀接触了大量西方文化，看到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优于封建专制统治，同进批评了辛亥革命没有建立起民主政治。当时（1915年），陈独秀看到三件事“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即人权说，生物进化论和社会主义，同时他认为革命主体是爱国青年，这些思想既包含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观念，又包含了社会主义思想。因此，陈独秀走在别人前边，有向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的思想基础，同时，这种兼容并杂的思想也为他的思想转变的不彻底留下了种子。
1918年3月，陈独秀开始接受苏俄十月革命的影响，认为俄罗斯文明在法兰西革命之上。但同时期，他对威尔逊在国际中的作用抱有幻想。1918年底，在李大钊的影响下，陈独秀在《新青年》、《每周评论》上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俄罗斯研究”等专栏刊载马列原著节译，介绍十月革命情况，使陈独秀超出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范畴，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此后，在胡适与李大钊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中，陈独秀成为一个坚定的主义派。陈独秀写的文章被认为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最好的入门书。
陈独秀转向马克思主义并不彻底。1920年2月，陈独秀在武汉讲演时，仍然认为教育是社会改造的根本方法；在《实行民治的基础》一文中，他表示“不情愿阶级斗争发生”；在《新青年宣言》中，宣称永远不加入代表阶级利益的政党。
“五四”运动以前，受杜威影响，陈独秀不主张立即实行社会主义，主张通过开发实业后才能实行社会主义。这个观点和后来的“二次革命论”思想一脉相承，但不久，陈独秀本人在1920年的社会主义大论战中，批判了张东荪的开发实业的方法非资本主义不可的观点，不经过资本主义的阶段不能实现社会主义的观点，批判了罗素的开发实业不必提倡社会主义的观点，实际上是对自己以前观点的一次清算。
1920年5月1月，陈独秀出版《新青年》“劳动界纪念”专辑，发表了《劳动者底觉悟》一文，陈独秀第一次涉及到了革命的步骤的思想。他认为，中国工人运动和欧美工人运动比，劳动者底觉悟处于第一阶段，即改良待遇阶段，而欧美工人运动已进入第二步，即要求管理权，陈独秀分析了第一步和第二步之间的经济要求与政治要求的关系，提出“劳动运动才萌芽的时候，不要以为第一步不满意，便不去运动。”这里陈独秀已经看到了第一步是第二步的基础，开始研究革命的步骤问题。
1920年夏，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陈独秀进一步论及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他说，“吾党遇着资产阶级内民主派与君主派战争的时候，应该帮助前者攻击后者；后者胜利时，马上就是我们的敌人，我对于他们的要求，除出版、结社两大自由及工厂劳动保护的立法外，别无希望”（《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第12页）。这段文字表明，陈独秀已看到了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有联系有区别，看到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但另一方面，在民主革命阶段陈独秀看到的是无产阶级“帮助”资产阶级，看到的是资产阶级的胜利。因此，已露出“二次革命论”的端倪。
1920年9月1日，陈独秀发表了《谈政治》一文，一般认为这是陈独秀由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转向社会主义者的重要标志。陈独秀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看法上的混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陈独秀世界观转变不彻底，而陈独秀世界观转变的不彻底，又进一步引起陈独秀对中国革命问题看法上的混乱。
事实也是如此。如1921年初，李汉俊请逗留广州的陈独秀回上海主持上海党小组工作时，陈独秀认为李汉俊性急，说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还早得很。1921年9月，陈独秀在从广州回上海的船上也承认，对中国革命怎么革法还不清楚。又如1922年9月20日，陈独秀写了《造国论》，提出造国的程序是：“第一步组织国民军：第二步以国民革命解除国内国外的一切压迫；第三步建设民主的全国统一政府；第四步采用国家社会主义开发实业。”这个造国的程序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问题，民主的全国统一政府的性质问题及转向国家社会主义的方式问题，都没有作出必要的说明。
以上表明，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内在矛盾，主观上根源于他的世界观转变的不彻底，是陈独秀世界观体系中社会主义因素与资产阶级杂质矛盾的理论表现。另一方面，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内在矛盾，也反映了其思想体系中唯物论因素与唯心主义成分之间的矛盾，辩证法因素与形而上学成分的矛盾，历史唯物主义因素与历史唯心主义成分的矛盾，这一思维方式的矛盾直接决定于陈独秀世界观变的不彻底，并反过来阻碍了陈独秀转变为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
从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看，陈独秀陷入“二次革命论”错误的根本原因是背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陈独秀思想深处，外来主义与思想深处的的民主观念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差异，特别是如何将马克思主义一般理论应用到中国革命的具体步骤，解决中国革命中遇到的具体问题，陈独秀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回答全党所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要么象毛泽东那样从自己对中国革命的实际研究出发，综合全党的意见制定革命的理论和政策，要么把中国革命的帆船系在共产国际的大船上，跟在外国人后面跑。陈独秀最终选择了后者。毛泽东后来指出了这一教训：“中国革命的早期领导人跟着外国人的后面跑，犯了许多错误。”
从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来看，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没有看到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辩证关系，夸大了它们之间的区别，强调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间断性，从而导致割裂两者的内在联系，没有看到民主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革命的必然趋势（毛泽东语）。
从历史观看，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背离了群众，走向了历史唯心主义。陈独秀得出“二次革命论”的结论是基于他对中国革命力量的分析，不失为一种阶级分析的方法，因此有合理性，但他长期脱离工农群众的一线斗争，长期在上海的书斋中从事理论研究和政策指导，因此不能全面地分析工农群众的革命性及力量，不能反映社会生活的本质。毛泽东由于密切联系工农群众，所以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有正确的认识。1926年3月，毛泽东说，“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不同的群众观点就有不同的群众态度，这也是毛泽东和陈独秀分道扬镳的历史原因。
形成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的内在矛盾，除了上述陈独秀的个人主观原因的一面，还有共产国际的外部因素的一面，即从外部矛盾来看，取决于共产国际给中国革命及陈独秀本人的双重作用和影响。这个双重作用的表现是多方面的，陈独秀“二次革命论”错误的实质是放弃民主革命的领导权，采取向国民党右派妥协退让的机会主义政策，我们就“二次革命论”错误的实质来看是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和陈独秀的双重作用。
关于民主革命的领导权问题。一方面，共产国际有过正确的建议和指示，体现了对中国革命贡献的一面。如1920年7月，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纲》指出，殖民地革命的第一阶段的领导不应当放在资产阶级民主派手中；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作出决议：“只要国民党在客观上实行正确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就应当在民族革命战线的一切运动中支持它。但是，中国共产党绝对不能与它合并，也绝对不能在这些运动中卷起自己原来的旗帜。”1923年5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给共产党三大（当时未收到）的指示，第一次强调“领导权应当归于工人阶级的政党。”1926年11月，斯大林在《论中国革命的前途》一文中说：“中国革命的倡导者和领导者，中国农民的领袖，必然应当由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来担任。”另一方面，共产国际和国际代表及苏俄政府驻国民政府代表在民主革命领导权问题上又穿插了否定无产阶级争取领导权的观点，表现了对中国革命及陈独秀“二次革命论”消极影响的一面。如1923年7月马林化名孙铎在《前锋》第一期上发表《中国国民运动之过去及将来》一文，说：“我们可以成功一个强大的国民党，他的本质就是领导国民运动，联合国内一切革命势力……”。又如1926年12月，共产国际通过《中国问题决议案》，强调重视国民党左派及维持统一战线，要共产党“巩固左派，与之密切合作，共产党人不要在其中谋取领导地位。”
关于与国民党右派斗争的具体方针上，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作用也是双重的，一方面作出了正确的判断和指示。如关于“三二0”事件的性质，斯大林说，这是民族资产阶级想压制革命的第一次严重的企图。关于“四一二”前后对蒋介石的方针，1927年3月3日，联共中央正确提出了三条：发展群众运动，武装工农，揭穿国民党右派。另一方面，共产国际和国际代表又有错误地认识蒋介石、汪精卫本质的一面。如1927年3月，共产国际总书记布哈林说，“只要蒋介石暂时还未反动、尚未变节，无产阶级政党是可以帮助他的。”3月31日，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指示信中，还叫不要与蒋介石进行公开斗争，斯大林否认蒋介石属于敌我性质，认为蒋介石还是反帝的。4月6日，莫斯科党员积极分子大会还认为“蒋介石也许并不同情革命，但他正领导着军队，他除了反帝而外，不能有其他作为。”陈独秀身旁的国际代表也举棋不定，鲍罗庭主张联合唐生智反蒋，吴廷康则希望革命阵营不要过早分化。汪精卫从巴黎回国，途中取道莫斯科，斯大林表示对他支持，共产国际和苏维埃政府都表示出对汪精卫信任。《汪陈宣言》发表后，共产国际称赞说，“现在中国共产党是按照正确的方针办事。”
以上表明，在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上，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对中国共产党和陈独秀的作用和影响是双重的，这是陈独秀“二次革命论”内在矛盾的国际根源。
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内在矛盾除了上述主观原因、国际背景外，还有客观原因。毛泽东曾说：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是“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的党，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统一的了解的党。”当时，革命形势处于低潮，敌强我弱；党处于幼年，经验不足。“革命形势处于低潮，敌强我弱”，不仅是指国内封建势力强大，资本主义强大，也包括整个国际共运处于低潮时期。这是蒋介石新右派自“三二0”起向共产党一步步发起进攻，陈独秀等一步步妥协退让的客观根源。“党处于幼年，经验不足”，一方面，当时整个党的理论水平都受到时代的局限性，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都处于摸索之中。如1924年1月，瞿秋白在《中国革命史之第二篇》中说：“平民应当以国民党为工具，达到自己的目的，以国民党为先锋，领导自己的斗争。”另一方面，不少同志看到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以不同形式进行了抵制。如周恩来1927年4月16日说：“国共合作宣言毫无积极意味，此种缓和空气，如果武汉方面继续下去，各方面损失很大。”瞿秋白于“四·一二”政变前，写了四万多字的《中国革命之争论问题》，提出党已有病，必须赶快施手术，暴露其病根。毛泽东与陈的分歧更早，他说：“大致在这个时候（三大以后——笔者注），我开始不同意陈的右倾机会主义政策，我们逐渐分道扬镳了，虽然我们之间的斗争直到1927年才达到高潮。”此外还有邓中夏、任弼时等人都和陈独秀作过斗争。但陈独秀为什么能继续执行右倾机会主义呢？这实质也是时代性问题，是党的经验不足问题，党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最后认识是在“七一五”事变之后。
邓小平同志于1989年两次谈到党的早期领导人的不成熟。5月31日说：“从陈独秀起，一直到遵义会议，没有一届是真正成熟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98页）；6月16日又说“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同上书，第309页）。
综上所述，陈独秀不是一个天生的“二次革命论”者，他的思想体系及“二次革命论”的内在矛盾的深刻根源应该属于他的那个时代，即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刚刚开始后的那个时代。“敌强我弱”、“经验不足”，是任何一个单个人都无力抗争的时代局限性。
三、矛盾分析法与“二次革命论”的历史评价
对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作用及其错误的评价，常常反映了评价时代的气息。时代的不断变化，这种历史的评价就变成了评价的历史，历史发展的相对性决定了各种历史评价的相对性。因此，历史总是众说纷纭。
从横向上看，大致有两种倾向：一种从“左”批右，根据评论或批判主体所处的政治环境评价“二次革命论”；一种是运用矛盾分析的方法，对“二次革命论”的错误采取了分析的态度。从方法论上讲前者属于形而上学范畴，后者属于唯物辩证法的范畴。
毛泽东讲，陈独秀是个不好的马克思主义者，象俄国人普列汉诺夫。周恩来讲，“陈独秀创党有功”，这些都是陈独秀一生功过是非的分析评价。
从纵向上看，早期对陈独秀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陈独秀“二次革命论”形成的时间、理论特点及对大革命失败应负的责任等，并且大致采取了矛盾分析的态度。
关于“二次革命论”形成的时间关系到“二次革命论”产生的背景和原因。瞿秋白、蔡和森、邓中夏就有不同的看法，蔡和森在“六大”发言时说，“陈独秀、马林等人的系统的机会主义错误是在三月廿号事变前后起来的”。瞿秋白说，陈独秀为代表的两次革命思想在“三大”时，“实际上不自觉的成为党的正式意见”（《瞿秋白选集》第402页）。邓中夏在1930年6月《共产党内的取消主义倾向》一文中说，“陈独秀从二七失败所得的结论是工人阶级没有力量，于是他的整个机会主义理论就在此时完全形成了。”
关于“二次革命论”理论形态的特点，最早的分歧发生在1928年6月“六大”上瞿秋白和蔡和森的不同发言之中，瞿秋白认为，从三大开始，陈独秀、马林的理论错误是一贯的，有系统的。蔡和森说，“独秀、马林等在理论上也实在犯了些原则性的错误。不过这也还说不上是固定的、有系统的，继续一贯的机会主义。秋白认为从那时就是有系统的继续下来了，这是我不同意的”（蔡和森于1931年4月在《论陈独秀主义》一文中对上述观点作了补充）。
关于“二次革命论”对大革命失败应付的责任，过去和现在都有争论，从矛盾分析的观点看，其一，陈独秀作为“二次革命论”的肇始人，为中国革命提供了一个早期路向，致使中国早期革命陷入失败的渊薮。因此，陈对大革命失败有无可推卸的历史责任。毛泽东认为，陈独秀应负最大的责任，陈独秀动摇的机会主义在继续妥协显然意味着在灾难性时刻，使党失去了决定性的领导作用和自己的直接路线。其二，不应该把大革命失败责任记在一个人的帐上。蔡和森曾写到，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后的机会主义“不是秋白同志和独秀同志个人的责任”；瞿秋白谈对六大讨论陈独秀与大革命失败问题时说，“是否责任由他一个负呢？大家说不应该，又说他应多负一点。他的思想是有系统的，带有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在政治意义上说，是他要负责的……但当时的中央政治局是和他共同负责的，……在政治上机会主义应政治局负责。”其三，共产国际代表对大革命失败也负有责任，否则有两个问题解释不通，一是陈独秀思想体系中为什么有那么大的矛盾？一是陈独秀的错误为什么能够顺利推行？毛泽东认为，仅次于陈独秀，对于失败应负最大的责任，是俄国首席政治顾问鲍罗庭。1930年1月15日至2月6日，在共产国际领导下，苏联“中国学术调查研究所”主持召开了三次“关于陈独秀主义历史根源讨论会”，出席会议者认为鲍罗庭、维金斯基应为“陈独秀主义”的错误负责。鲍、维也出席了会议，都为自己作了辩解。这说明共产国际及苏联自身也看到陈独秀犯错误不是孤立的，共产国际代表也有责任。其四，共产国际对中国大革命失败负有责任。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有这样一段话，“看来共产国际在一九二七年提供给中国共产党的不是什么‘意见’，而是干脆发的命令，中国共产党显然甚至无权不接受。“周恩来谈到，武汉政府叛变后，“共产国际派罗米那兹到中国。罗米那兹认为中国是不断革命，说中国是民主革命，但一直发展下去就是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于1951年的一次谈话中曾有过这样评述，中国革命开始时很困难，陈独秀、王明、李立三、瞿秋白、张国焘等人跟着别人跑，使中国革命遭受了一个又一个失败。其五，不能将陈独秀错误归于共产国际。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据，外因是事物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陈独秀除了遵守国际的一面，也有与共产国际不一致的一面。如1926年6月30日，陈独秀在《依靠外力替我们革命吗？》一文中说，“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究竟要我们自己负起责任来干，外人援助我们则可，外人代替我们来干则不可”；又如陈独秀一开始不赞成国共合作采取党内合作形式，“三·二0事件”后，陈独秀又提出退出国民党，这些都与共产国际不一致。1926年2月中旬，鲍罗庭在一个报告中说，只有赞成解决土地问题的人才是真正左派，现在国民党中无左派。陈独秀在十二月汉口特别会议上批评说，“这是一种新奇的逻辑”，“等于专候下礼拜吃鱼肉，把今天吃豆腐、白菜维持生活看作不心要。”对于共产国际第八次执委会五月指示，陈独秀也有不同意见。
由于历史的原因，史学界、理论界对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真正的分析性评价是在1979年十一届三中会会以后，1981年，肖克同志还说，“不少人在若干方面接触了，但不全面。”
1980年，郭绪印提出了“重评陈独秀对农民运动的态度”（《上海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四期），是分析陈独秀“二次革命论”内在矛盾的一个契机。十年后，王学勤在《陈独秀与中国共产党》（东南大学出版社）一书中，认为“二次革命”对国共合作的建立客观上起了积极的作用，认为在中国革命尚未深入展开之际，“二次革命论仍能组织并指导工农运动，推动国民革命。”这是从外部矛盾的观点看“二次革命论”，看到了二次革命论的双重作用是个进步，但没有深入内部，分析“二次革命论”的内在矛盾，因此在有关“二次革命论”一系列问题上纠缠不清，如说“陈独秀赞同国共合作设想的思想基础是‘二次革命论’，因而他一开始就无从考虑领导权问题”（见上书，第44页）。这个观点将陈独秀形成“二次革命论”的过程移到国共合作过程之前，换句话说，“二次革命论”形成与陈独秀主观因素有关，与国共合作以前的中国实际有关，而与国共合作的历史过程无关，与共产国际的影响无关。这当然是不能令人接受的。
一九九四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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