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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1698(2003)-06-0058-15
目前，对于中国的学术理论缺乏原创性的批评和科研净土屡发“败学症”的指责很多，以致在近年召开的全国人大和政协会上，不少“两会”代表怒斥“败学症”，他们就如何规范学术道德建设，防治“败学症”议论纷纷，这成为代表和委员们关注的一个热门话题。但批评归批评，指责尽管指责，一切仍依然如故，几乎就见不到什么效果。许多人在指责学术落后和严厉批判学术腐败的同时，也积极从造成一切弊端的学术体制入手寻找原因，做出了鞭辟入里的深刻分析，令人痛快淋漓。我觉得现存的学术体制确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光是靠声讨一番，一发心头之火是不行的，关键要从改革与建设的态度和立场出发，去修改完善它。由于现行的学术体制是个复杂系统，牵涉很多问题，一时不易说透。因此本文拟只从它的学术评价体系入手，去分析一些与学术和价值评价体系有关的问题。
在我看来，学术评价体系是鉴定学术成果、审核学术质量、引导学术方向的一种特殊制度。学术评价体系大体包括：科研计量统计办法、职称申报评审条件、科研成果登记奖励办法、申请科研基金和学术奖项的评审、学科带头人的选聘、申评国家或省级重点实验室、重点文科教学基地、科研基地、博士点、硕士点、一级学科、重要岗位津贴等等，内容庞杂，不一而足。
学术评价体系表面来看是由一系列具体的文件规定、条例杠杠、操作规则和实施办法组成，内里则是由学术标准、价值、方向和期望所组成，其核心则是决策者意志和现行价值观结合的一种浓缩体现。因此它的设置是否客观、公正、科学、合理，对学术研究的发展演变就有着最直接的引导和定向功能，丝毫也不能马虎与忽视。因为标准差之毫厘，实践就会谬以千里；标准若出现误区，结果就会闹出笑话。比如，学术研究的评价和奖赏是重在实证研究还是重在理论研究，是鼓励探索创新还是偏于守成注经，是喜欢对年高德绍的老专家老学者锦上添花，还是注重奖掖名不见经传的初出茅庐者，那都不是小事，而具有极强的现实诱导功能。又如，它是偏重数量，支持粗制滥造急功近利，还是强调质量，鼓励脚踏实地，向高质量的原创性迈进，那也是具有非常直接的功效。简单说，好的制度能支持学术和科研向优化的方向发展——结出丰美的果实，催生良好的风气，造成学术繁兴；坏的制度，会助长学术与科研的劣化——培育歪瓜裂枣，滋生恶劣风习，导致学术水平的每况愈下。
出于对我国当前实行的学术评价体系的关注和思考，主要是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方面，我想集中对其进行一番分析评议和审视检查。
一、问题分析
由于目前我国的学术评价体系在不同地区、不同系统和不同单位都各有不同内容规定和不同执行方式，因此我的分析只能是抓住其中带有共同倾向和根本性的指导思想、总体精神和原则规定来作些剖析，即着眼于它提倡和透显出的导向和核心价值观(这些东西是基本一致，可以互换通融的)，具体和细小的内容就忽略不计了，这是需要事先声明的一点。
时下不论是作年度总结、工作考核、或是申报职称、评奖、申报科研课题与经费，首先面对的就是要填写各种表格。这些统一制定的表格大抵总有如下栏目：一、发表了多少文章，完成了多少课题，出版了多少著作?请标出字数，并注明刊于何时何处，是属于全国性、地方性的刊物、公开刊物还是内部刊物、核心期刊还是一般报刊?二、申请到多少科研基金?国家的、省部级的、单位的或是国际的、外来的；三、获得过何种奖励?国家级的、省部级的、系统的、单位的。这些申报表格要求的是具体的数量化的内容，处处强调着“数量”与“级别”的档次。因之我的分析就先从量化与级别开始。
先谈量化。
数量在科研中当然是有参考价值的，有数量比无数量好，数量多比数量少好，这是一般性的常识。但目前的弊病在于统计评审偏重数量，有把“量”绝对化的倾向，即重视和强调了数量，却忽视了对“质”的审核与要求。于是谁发表的文章多出的书多，谁就春风得意，就是科研“明星”、“英雄”；谁成果少，谁几年没出东西，谁就无能，就是“脓包”，就是混饭吃的。
由于追求数量指标，许多科研单位一是规定每年要发表几万字的成果，规定从中职晋升副高要拿出40万字的指标，从副高升正高需要提供60万字的“成果”，只要数字达到规定标准或晋升标准就一路绿灯，什么都可以搞定，如完不成指标，考核就通不过，晋级、加薪、评先进等不仅无望，且可能会落聘或是受处罚。反过来，谁发表的文章越多(这些文章是不会有人来阅读审核的，也就是说无人会在意文章的内容与质量)，谁自然就越有成绩，越出类拔萃。于是考核与晋升就变成了一种累字数的游戏，评价人才不是按照学术水准和贡献，而是按照“产品”的数量来判别，人人都得为凑数字奔忙和拼命。二是偏重“硬指标”，忽视“软指标”。外语成绩是职称评定时的硬指标，量化打分时的标准和最后的总分也是硬指标。只要是SSCI和A&HCI收录论文一次，或《中国社会科学》发论文一篇，那就可得最高分，且全年任务就圆满完成了。反过来，若你想十年磨一剑，那对不起，这十年你的科研就必定是空白，可能年年都过不了关，时时都抬不起头。硬指标排它性强，只认“论文”与“专著”，规定每篇文章字数不能低于2000字或3000字，有的规定5000字，凡低于这个数字者就认为不是论文与专著，一律排斥。我的一位朋友在这方面就屡吃大亏。他擅丹青，工书法，在艺术和美学理论方面颇有造诣，且能写独抒性灵自成一体的随笔短文。然而在每次申报职称时，他的那些书法大奖、美学杂感、随笔文章统统不能算科研成果，于是他出书4本却始终评不上教授。系上熟知他的老教授曾为之打抱不平，愤愤不平地对管职称的领导发牢骚说：“当我们那些大摞大摞的所谓科研成果都变成速朽的文字垃圾后，恐怕只有他那些短文才能传世。”但即使这样据理力争，他通不过就通不过，至今快退休了仍未评上教授，且谁都帮不上他的忙。因为按照现行科研评审的尺度衡量，他那些东西的确是“不三不四”，属“不合格的另类”。所以在现行的评价体系中，任你满腹珠玑拥有多少远见卓识，若写不出像模像样中规中距的“论文”“专著”，那一切都不能算数。三是量化的结果直接与金钱挂勾，量多多得，量少少得，不论是津贴、奖励、晋升、评优都得依据量化之结果来定。金钱的诱导、“定额”和“指标”的管理，迫使大多数人都被迫低下高贵的头颅，不得不去周旋应对——把大量时间花费在无聊的重复和抄袭上。
从过去对科研的评审、考核工作主要是由行政领导组织进行，“长官意志”在起主宰作用，到现在各地区各单位都制定了量化指标，强调“量化管理”，这是个明显的进步。因为量化不论制定得好坏、合理不合理，但它终究是个一视同仁看得见摸得着的客观标准，直观明确透明度高，好操作易衡量。量化以“在数字面前人人平等”的公正面目示人，这有其合理之处。但量化的标准由于是从国外或是从自然科学引进的，适合国外的，不一定适合国内；适合理工科的，不一定适合文科。况且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是两类完全不同性质的知识，内容质量不同，“生产方式”不同，评价标准当然亦应不同。自然科学面对物质世界从事物质生产，所以要抓数量；人文科学面对精神世界从事精神生产，精神产品与物质产品不同，数量不重要，质量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实行量化管理，虽有其现实合理性，但究竟该怎么实行，具体内容该如何制定，本身还有许多待斟酌修改的地方。现在的问题是一推行“量化”，量标准就成了一个死杠杠，“量”一旦被推到最重要的位置，“质”就容易被忽略。人们被量化的政策导向引得只重视字数，却不关心学术质量与学术水准，这就造成了舍本求末买椟还珠之荒谬。其实数量多并不能说明质量高，学术研究最讲究的是质而不是量，离开了质的量，纵有千言万语都是无用的。谁都知道，一个有创见有价值观点的产生比一大堆了无新意的课题或论文含金量高，一篇高质量的文章远远胜过无数平庸的书。
同时，量化方法还忽视了精神产品的特殊性。毕竟，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产品，不是可以按一定标准和规格批量生产的工业产品，也非可以春种秋收、定期播种收割的农产品，它必须经过研究者长时间的知识储备、思想酝酿、方法摸索与思维创新，还要加上灵感、激情的涌现，才华与个性的辅助才能诞生于世。追求数量往往就必须以牺牲质量作为代价，那其实是一种得不偿失的蠢事，根本不值得鼓励和提倡。
由于强调量化，从国家社科基金的课题规定，到省、市一级课题，统统都严格规定完成时间，限定必须在一年内或是二至三年内完成，逾期要受罚。根本不允许你从容不迫地精雕细磨。然而真正好东西岂是短时间就可产生的。这就逼使人们“革命加拼命”，搞短平快的东西，讲速度讲效率却不讲质量，甚至拔苗助长地搞“学术大跃进”。
量化的毛病是重视高产，以量取人。它偏重从成果的数量上来论高低，看成绩，讲贡献。量化与金钱联姻，既有效地刺激了生产，更滋生了无穷的弊病。一是助长了学术文章“注水”和泡沫化倾向，降低了学术期刊、书籍的质量和信誉。人们不难看到，在整个社会学术文章、科研成果和书籍数量大跃进式恶性膨胀的同时，学术水平、质量却在低水平重复大面积滑坡；二是助长了学者浮躁短视、急功近利的学风，诱惑意志不坚的学者走上粗制滥造的字数竞赛之路，因为低质凑数也能得高分，而高质寡数却会遭败绩，于是谁都得臣服于“伟大的数字”；三是浪费大量油墨纸张、消耗无数的生物资源和社会资源，制造了大量学术垃圾；四是无端耗费读者的时间和精力，造成了读者对学术理论的轻视与厌弃。所有这一切，最终又形成了中国学术界积重难返的一大弊病。
中国民俗学之父钟敬文先生99岁时听报道说某学者曾发表过100多篇论文，他说：哎呀天呐!我从十一二岁起就乱写文章，到现在，你问我有几篇文章可以算作论文，我看不到5篇，可能就3篇吧。由此可知在老一辈学者心目中，论文不是好写的，也不是任何涂鸦之作都可称为论文的，必须确有研究，有新意和创见，且合符学术规范者才能称为论文。然而现今的许多人毫无学术神圣、科研崇高的信念，由于知道写书比写论文容易，写大文章比写小文章容易，于是纷纷一拥而上，忙于炮制“专著”和大块头文章，进行字数大竞赛。结果是陈言加空话，文字垃圾泛滥，根本就经不起任何的考验与审查。
再说级别。
从表面看任何一种学术刊物或奖励的级别都一清二楚，要么是属全国一级、省一级或市一级，再往下就只能算等外级或不入流者，不存在多少值得讨论的东西。我也无心去研究哪个刊物哪个奖项究竟属什么级别之类的问题，而是想从当今学术评价体系中存在的级别问题来透视它实际折射着的“官本体”和行政体制对学术活动的操纵与控制。
毋庸讳言，现行学术期刊级别的认定、科研成果的登记、确认、评选和奖励，其标准、规则、实施办法和所需经费统统是由行政部门制定、掌管、主宰和领导的，就连学术委员会、评奖委员会的专家也是由行政部门选定或指派的，因此，行政部门对一切的学术科研活动负有生杀予夺的大权，遂造成了科研和学者只能围着行政部门的指挥棒转，科研得听命于体制，按“长官意志”办的不正常局面。
学术与行政、科研与管理本是两类不同性质的活动，学术和科研需要的是宽松和谐的环境、自由平等的空气，并且与现实保持一定距离，它才能生机盎然茁壮成长。行政管理需要的却是严格的纪律、按步就班的操作、服从命令听指挥和统一意志统一步调，两者是很难协调吻合的。但自从上一世纪中期，学术与科研被纳入了严格的政治行政体制之后，它就丧失了自主性和独立品格，丧失了个性化创造与活泼泼的生命力，变成了政治和权力的一种附庸与点缀。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的学术体制基本仍沿袭旧制，没有搞过任何大的改革，学术和行政一直没有分家。于是制定学术规范的人不是学术权威而是行政官员、学术官员，学术委员会不是由最好的学者组成，而是由有学术经历的官僚组成；科研考核、学术评价标准由科研处、人事处的行政官员、办事员执掌而不是由学术专家、权威执掌。学术丝毫也摆不脱行政的纠缠控制反而处处得听命于政治与权利，其结果：
一是官本位的气息浓烈。行政级别的台阶高耸，无论何种成果的审定、认可都得以官方认可的行政级别为重，学术质量被简化为发表文章的刊物或授奖单位及课题资助单位的行政级别。比如发表论文的刊物或是评奖都要区分是哪个级别的，市级，省级，中央一级?这级别不是学术级别而是行政级别，是官本位体系。学术和科研自有特定的衡量尺度，本不该与任何行政级别挂钩，然而在权力和金钱的诱导下，谁也不敢违抗权势，只好乖乖投降归顺，听命于行政权力部门。
二是计划经济的意味浓。从科研课题的设置、学科建设的设置、经费的申请和立项，一直到成果的认定和奖励评比，统统被纳入行政体制，需要由行政部门来审核、批准和拨付资金。这中间有计划经济的“分配”，有“尊重的分配”，有照顾情绪，照顾地区、民族，考虑比例等类的分配，还有利益驱动的实用主义分配，却缺少学术共同体之间真实水准的公正评估与自由竞争。
三是肥肉加膘，马太效应。学术和科研由于完全受制于现行的体制，科研部门和大专院校的院长、校长和党委书记们近水楼台先得月，摇身一变都成了教授或博导，甚至一些稍沾点边管科研或教育的官员也要来“幸分一杯羹”，当兼职教授或博导。因此，手握大权的学术官员自然就成了学科带头人，成了学术权威，成了决定其他学者命运的人。评职称、评奖、上项目、争经费、争重点哪一项都得由他们来主持操办，哪一样好处也都得由他们先挑先占，他们肥上加肥，布衣们自然就被冷落一边了。
另外，在判断一个学者的课题申请是否予以通过时，他先前得到过多少项目和经费、完成过些什么课题，曾得过何种奖励就成为最重要的指标依据。过去得到过越多的人就越容易再得，越有地位和名气者越容易获得，而另外大多数人则长期申请不到课题和经费资助。于是身兼学术“名星”和官员的双料货，就名利双收，靠“科研”发财致富。他们常常一身兼数任，既是这个课题的负责人，又是那一项目的组长、“首席科学家”，既是制定政策者又是政策受益者，肥水先流自家田。与之相应，谁如果争得的项目越大，钱越多，获奖可能就越大，获奖级别也就越高，因为不管是政府或机构既已投入了大资金，焉能让它失败，总会想办法支持它成功的，否则上下四方怎么交待?它果然也会成功的，因为成败只在领导决定或是评委通过，这只要有了金钱的“意思意思”，有关系和权力的关照，它就能一路顺风畅行无阻。至于最后对实际生活会不会发生作用，对学术和文化积累能否产生作用，没有几个人会操心关注的，也无任何机构会加以跟踪监督的。
四是容易滋生权钱交易、权学交易，导致各种非学术活动盛行。当权力高踞于学术和科研之上，操纵与掌管着学术和科研的命脉，它就会发号施令颐指气使，严重时出现行政干预学术，扰乱学术秩序自然生长的恶劣之事。比如在学术职称评聘、学术奖项评审、科研基金与项目评定等各个环节中，就存在着不少的漏洞与腐败现象。其中最严重者，莫过于利用权力捞取好处，垄断学术资源。2001年4月26日《南方周末》上刊载了上官子木的文章，批评职称本应按学术成就来授予，然而在今天的学术界，按官职大小来分发职称却成了司空见惯的事，职称成了官职的配给物。行政职务不仅能为职称评定带来优惠，而且还可成为晋升学术团体职务、课题评审组成员、职称评定和学术奖励评审组成员等有利位置的阶梯。另外，现在官员攻读学位成为一种时髦风气，不少有一定级别的中青年官员为了求取仕途更大的发展，利用手中权力“读研”“攻博”，毫不费力就能将硕士、博士混到手。加上富商花钱买文凭，官员以权谋文凭，于是硕士博士满天飞，教授研究员大幅度猛增，假冒伪劣者也就随之泛滥。所有这一切，都构成了官本位型的“马太效应”。权力和官本位深深浸入和侵蚀了学术界，既败坏了学界风气，糟踏了学衔、职称、奖励等好东西，严重地玷污了学界的声誉和科研与学术的神圣性，也破坏了科研资源的优化配置。
第三想谈谈职称问题。
现行的职称评定因为与工资、住房、医疗、名誉、福利等实际待遇紧紧相连，关系到一个人的生存状态，利之所在，就成为了一块非常诱人谁都无法拒绝的蛋糕。每年的职称评定，就成为一场利益肉搏战、生死争夺战。为评职称而赶写论文，紧急发表者有之，捉刀代笔瞒天过海者有之，欺世盗名不择手段剽窃他人成果者有之，四处打点游说活动者有之，一方面人人为争抢职称厮杀得“血肉横飞”，一方面却没有人关心真正的学术。过去对于教授、副教授、研究员、副研究员的职位严格控制，按比例晋升，所以教授、研究员在中国曾是一个令人仰视、尊重的头衔。如今职称评定突破一切规定，失去严肃性，加上人情风盛行，评审标准越来越软，每年都要定期炮制出一批批高级职称，……以致有人惊呼：“教授的含金量已变得和破铜烂铁差不多了”。有人指斥：“职称的评审是学术腐败的万恶之源”。
与职称相关的学衔由于是晋升职称的重要砝码，有其潜在的巨大含金量，同样引得无数的学人纷纷翘首相向。不用说普通的凡夫俗子必然要去为之“拼搏”，千方百计想将之抓到手，就是许多博学通儒、名士大家也不能免俗。最典型的如2001年3月28日《中华读书报》上披露的消息：著名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杨义近日将于武汉大学正式获得文学博士学位。该报记者认为：以如此之高的学术成就和学术名望来申请博士学位，这在武汉大学甚至全国都是第一人，成了中国学术界的一个新景观。有关人士认为，正教授读博士和博导读博士现象的出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学位体系的制度化、正规化，以及学术界对学位的重视和文凭在当今的身价。杨义为何来做这件事?是出于一种心理满足还是一种现实考虑，记者语焉不详。有人著文，表示怎么也搞不明白一位出了几十本专著的著名学者、博导杨义去读博士。于是将杨义与上一世纪的严复考进士相比，认为此举出于中国文人的“进士情结”，都是“屈尊下顾”去考学，捞个头衔。
在我看来，围绕着学衔、职称所以会出现多种匪夷所思的事件，乃是由于它们与现实名利直接挂钩，利益所系使之成为了一种人人趋之若鹜的抢手货。因为在我国的现实生活中，利益分配是围绕着官员和以官阶为中心来进行的。与之相应，学衔和职称也就东施效颦比照执行。以科研人员为例，本来教授就是教授，研究员就是研究员，工程师就是工程师，它们应有自己特殊的要求和专门的待遇。然而现阶段各地并没有这样一套制度，却全都参照行政系列向官阶靠拢。如具体规定中职享受副处级待遇，副高享受处级待遇，正高享受副厅待遇，院士据说享受省级待遇。(其实谁都知道，官员们实际拥有的多种特权岂是科研人员所能相比的?处座、厅座们大多配备专车，教授们有吗?官员可以低价购买大面积住房，电话费可以按级别报销，吃饭可签单报销，教授能吗?)此类横向攀比，强化了官本位，却淡化了学术味。它削弱了学术和科研之独立性和崇高意味，却突显了它对权势的依附性与物质功利性，极易引导人们得利忘意舍本逐末。因此，原是为一定学历和学术科研水平的承认而设置的学衔和职称，目前已沦为“评聘皆为稻粱谋”之工具，一方面在现行的分配体制下它保证了学者们起码的生活待遇，不至于与官员们差距太大；另一方面却将天下学子英才一网打尽，将他们全置于名利场一一纳入追名逐利之途，严重地腐蚀了科研队伍。这究竟是喜事，还是悲事?一时还难以评说。
尤其是权力和金钱的介入染指，那些偷偷摸摸防不胜防的弄虚作假，为审批跑关系、走后门、搞公关、请客送礼、暗箱操作、幕后交易，更会使职称学衔异化变质，走向 反
面。当今学术界、科技界、教育界为评职称、授学衔常常闹得乌烟瘅气、笑话百出就 颇
能说明问题。
第四是验收评审问题。
每一个课题做完，都有个验收评审问题。这是最后一道重要关卡，它担负着最终判识确认一个课题、一项科研成果究竟合不合格，有无价值，该怎样认识评价和设法推广的功效。
现今最明显的弊病是申请课题难，结题却非常容易。设计和申报一个课题要准备大量材料，填写许多表格，报经有关领导层层审批，过五关，斩六将，手续繁琐、困难而不容易获得。以致2001年全国两会期间中科院院士张恭庆代表专门发言，提出“科教项目评审活动不宜过多”，他认为当今的教学和科研实际中，存在不少形式主义的东西，没把劲用在实处，评审活动多得不计其数，没完没了地填表，没完没了地开会，牵扯很多精力，浪费很多人力物力，真是太可惜了。邹承鲁院士和方舟子先生则多次著文批判学术腐败是中国科学的恶性肿瘤，他们提出我国基础研究的危机一方面是投入不足，更主要是投入方向不对。有些人只是通过与领导的关系和媒体的吹嘘就得到经费，但本身却没能力来完成这一研究。他们批评现行的申请科研基金拿钱方式是有句流行话叫做：“小钱大评，中钱小评，大钱不评”。意谓“大评”要经过好多繁琐手续，申请成功也只能拿到三、五万小钱，最多的“大钱”可能是上亿的，反而无须大家评议，而是由领导直接批准、发放就完了。
大约是申请课题已费尽周折，于是到了结题往往十分轻松，所有课题无一例外都能得到通过，几乎就没有否决，不会碰到任何麻烦。原因并不是凡课题都能保证质量，都做得合格、理想而无可挑剔，那是绝不可能的。只是由于现在的鉴定、验收已流于形式，变成走过场而已。
这一是由于我国现行的科研评审主要是采用“专家评审”的方式，即由一个地区或一个部门的学术委员会组成一个评审团，通过阅读与开会或是通讯投票的方式对科研课题作出鉴定。这种评审几乎都是在当地进行，没有采取严格的回避制或匿名制评审，缺乏铁面无私，只认质量不认人的验收机制，参评者与被评者多数互相熟识，于是“关系”渗入，“感情”显灵，使评审变质变味，大打折扣。二是因为人人皆知：此一课题既已经过了层层领导的审核把关，对此该负责的是官员而不是学者，旁人犯不着“狗拿耗子多管闲事”，根本就没必要去“无事生非”，所以大多采取睁只眼闭只眼，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漠然态度，听之任之。三是具体的操作无论是采取开会评审或是通讯评审方式作鉴定，大多数皆是由课题主持人自己精心挑选，请一帮“亲朋好友”当评审专家，这样评审会实际是一帮熟头熟脸的哥们弟兄大聚会，几乎就听不到任何批评，也做不到实话实说，坚持客观公正。统统是你好我好大家好，一切大开绿灯，在吃吃喝喝一片赞扬声中就结束了。评审会开成了吃喝会，鉴定会开成了赞美会。对课题负责人来说，这个课题就此打住，不光课题费全到手了，而且还能计算成果——“报功请赏”，是件值得庆贺的大好事。对于参评者来说，吃吃喝喝就拿个红包，轻轻松松就帮了别人的忙，又何乐而不为呢?
老实说，先前的评审会也曾有人禀公办事，仗义直言，能直言不讳地提出批评和否定意见，但现在这种现象几近绝迹了。原因是在那种温情脉脉一团和气，一派颂扬声的鉴定会上，任何人的批评都会显得极为刺耳，非常不合时宜，似乎是存心与人过不去似的，除了必然得罪人外，基本就不起任何作用。而这种批评一旦传出去，今后的鉴定会就再也没人敢请这种勇于直言的人做评委了。渐渐地，劣币驱逐良币，坦诚直言的人自行被淘汰排挤出局了，而见风使舵廉价赞美之风也就畅通无阻大行其道了。那些言行乖巧，善于唱赞歌者，变成了俏货，处处有人请，成了“评审专业户”。他们时时出场频频亮相，一来搞好了人缘，弄大了名气，二是创了收，得到了实惠，可评审声誉与评审质量却遭了殃。长此以往，鉴定和评审就成了一句空话，一种徒具形式没有实质内容的走过场。学风随世风堕落，学者与不正之风同流合污，这是件非常可怕的事。此风若不刹，评审质量是无法有保证的。
客观来说，每次的评审(包括课题验收、职称评定、获奖评比还有研究生毕业的论文答辩等)往往都过于短暂仓促，大多是集中在一两天甚至半天的时间内突击进行。评委们面对大堆大摞的材料，根本就没有时间仔细阅审，连看一遍也做不到，于是审阅就变成了翻阅，评议就变成了评功摆好，审查就变成了走过场，根本无法保证质量。“非不为也，实不能也”。而越是这样，那么被评审人的单位、论文的数量、著作的外型档次和作者的名气地位就越能起到很大的作用。况且投票表决很多时候是取决于掌握会议的官员，他控制着会场，操纵着人心：当官的想要扶持之人，材料差点也没关系；当官要作梗的，你普通评委也档不住。评审还取决于规定的指标数额，指标多时，凑数的也能上；指标紧时，任你条件再好也挤不上。所以每次评审下来，许多评委都学会了见风使舵，大多是你好我好大家好，保持一团和气。于是许多审查就流于形式，并不能起到真正择优汰劣的作用。
每一次评审和每一个课题验收，恰如工厂最后一道产品质量的检验，是一项极为严肃重要的事，即便前边各道程序都做得不错，但最后这一道关卡却随意得如同儿戏，松懈得近乎取消，那也会造成功亏一篑之溃败。况且目前的科研成果中确有滥竽充数、质量低劣之货色，若让其蒙混过关，就会谬种流传，贻误后人。为使事情有个完满的结局，科研成果鉴定必须严把质量关，尽一切努力认真审验，并要注意打假除伪，防止和杜绝废品的出笼。
二、解决之道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我国当前实行的评价体系，从评价办法、指标、审核到科研管理、课题管理和奖励都存在不少问题，需要作较大的调整与改进。若不下大力气解决，学术科研的健康发展和学术理论原创性问题依然不会自行解决。归纳起来说，目前的学术评价体系太急功近利，尚不科学规范和缺乏应有的公信力。它忽视了人文科学的特殊性质，忽视了长期的学术积累、厚积薄发和精益求精。它僵硬而缺少弹性，接纳不了特异和另类，容忍不了空白与失败，容易助长只重数量不重质量、只重学历不重学力以及重虚名、轻实学的学风。在它的诱导下，科研院所和大学校园内研究员教授一批一批“速生”“疯长”，其势骇人。学术界表面上热闹红火，实际上浮躁虚夸，泡沫学术和快餐学问盛行。许多人写书写文章不是为了学术研究、科学探索，而是为了趋时媚俗博名图利，为了评职称和捞实惠。学衔、职称成了必取的最重要目标，学术和科研水平、寻求真理、探索事理与揭示规律反成了不重要的东西。众多弊病，既破坏了人文社会科学的学风，损害了中国学术的形象和声誉，又干扰了正常的学术科研建设，使其不能按自身内在规律有序发展。
解决之道，自然是正本清源，从改善和调整社科研究、学科建设和学术评价的有关政策和标准入手，修改和建立一套公开公平、科学完善的现代学术评价制度。
从指导思想上来说，首先是要把握时代精神，尊重科学研究规律，本着“建设、创新、引导”的方针，去建构新的学术评价体系。这需要我们每一个学者明确自己的身份和责任，明确人文科学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精神文化的载体，也是精神产品生产的重要基地，自己作为一个新世纪的建设者，职责是恢复、保存、解释人类智慧和文化遗 产，开
发与创造新智慧和新文化。要以积极建设的态度而不是埋怨指责的态度，勇于探 索，大
胆革新，努力加深自己的学术根底，不断丰富我们民族的精神文化财富，给中国 文明和
世界文明增添新的精神文化的东西，力争创造我们时代科学与学术的辉煌高峰。
第二要确立创新和创造是学术和科研最高标准、最高理念的观念与认识。在当代风云激荡、变化万千的世界环境中从事学术和科研，没有远大的目标追求和理想抱负，没有敢于拼搏大胆创新的精神是不行的。创新是科学的生命，创造是学术的灵魂。每一个学者，每一位科研人员之所以要投身科学与学术事业，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要创新与创造，干出别人没有做过或做不出的事来。2000年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大奖的吴文俊先生的一句话：“只要活着就要创新!”就道出了万千真正的学者和优秀的科学家崇高的追求与坦荡的心声。学术评价体系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是由多方面的标准、规则、条例和内容所组成的，它对学术成果进行评价、认可、奖励的标准和依据方式，对于教人如何做学问、搞研究，对于形成良好的学术风气，是至关重要的。它所倡导的科学精神和蕴含的深层次内在价值，对学术和科研，对整个民族的精神状态和整个文明的创造都具有极大的引导、激励和规范作用。因此，必须将创新和创造作为学术和科研的指导思想和最高理念，将鼓励创新和重视原创性作为一种内在的精神逻辑贯穿于整个学术评价体系之中，体现在它的每一层次、每一环节和各个方面。这样才能有力地促进整个学术和科研沿着鼓励创新、崇尚创新的正确方向迅跑，而不是鼓励数量、助长平庸、导向追名逐利、脑满肠肥的精神下滑状态。
第三，从总体来说，学术评价要提倡坚持如下原则：1、坚持客观评价与主观评价相结合的原则；2、坚持专家评价与指标评价的原则；3、坚持科学性与可操作性相结合的原则；4、坚持重点评价与一般评价相结合的原则；5、坚持成果质量与社会效益相结合的原则。凡事不是单一的，不能用简单化的方法处置，必然从多方面综合考查，排除各种不负责任的议论，才能作出较全面较科学的结论和评价。
从具体方法来说，一、首先是要在厘清学术准则、学术级别和确认学术权威的前提下才能确立较为科学公正的“量化”方法，如果对学术准则、级别之类的东西都搞不清，却要去建立量化标准，那肯定会出现南辕北辙或是向行政体制全盘靠拢的结局。
二、淡化工作量指标，改变从成果的数量来看成绩的简单化倾向。取而代之的是注重科研质量、学术质量、教学质量等等，将量多多得，改为优质多得。具体说对一个学者的评价不是特别看重他发表了几篇文章，完成了多少科研数量，而要看重他对学术研究究竟有无创见，按其学术水准和贡献来加以评判。各种荣誉、奖励和岗位津贴要与总体贡献相联系而不是只与直接的科研成果挂钩，避免急功近利和学术商品化等不良倾向。
三、建立一种行政与学术分家的制度，改变由行政部门主导学术和科研的局面，让学术和科研依据自身内在的需要来发展自己。譬如，科研发展和学术建设的具体内容应由学术界自主进行，政府和行政部门只提供经济支持和物质条件，做好服务工作。这就包括要从根本上改善科研人员的待遇和生活条件，使他们安居乐业、心无旁骛地投身学术科研活动。要创造一种能够保持学术中立和独立的环境条件，从利益分配到职称聘用，从学术评审到荣誉授予各个方面都要保持其相对独立性。又如，要解除科研对行政的依附，避免科研向行政级别的归顺与攀比，改变过去那种套用行政级别来衡量科研水准，将行政级别等同于学术质量的简单化作法，杜绝行政干预或扰乱学术的现象。应规定担任行政职务的人就不再担任相关的学术职务，学者一当官，马上就要叫其辞掉教授或博导之类的学术职务。必须等他不担了，才能恢复过去的职务。就像基辛格做了国务卿后，哈佛大学立即通知他辞掉教授职位。如果不辞，学校会摘掉他的帽子。因为他们一旦当了官，哪有时间和精力去上课带研究生，或是从事科研。若是他们当了领导后又评定为教授或博导，那公正性就很难保证。须知，以官员为中心的利益分配制度不取消，科研对行政的依附状态不解除，“官本位”的意识就不可能消除，学术和科研的独立壮大就无从谈起。漠视学术、崇拜权势、行政指手划脚、凌驾于学术之上的怪事和为了晋升而不择手段的肮脏事儿就不可能绝迹。
四、积极制订有关法规，从根本上规范学术研究与学术评价行为。过去我国的学术和科研强调的是道德自律，但道德是一味“温方”，它有自律作用而无强制作用。在当前社会风气恶化、学术失范道德失范的情况下，仅靠学者们的自觉和自律是远远不够的，显得太软弱，必须有强硬的法规撑腰，有具体的规则与规范做依据，才能使学术道德建设与学术评价活动有法可依，走上正轨。比如在评奖、验收课题和评职称时，可广泛采用回避制度与匿名评审制，这样就可阻挡人情风，大幅度降低“关系”的作用。只有既建立内在的学理规范，又确立外在的法理规则，刚柔相济“软硬兼施”，才能逐步改善和净化中国学术界这一神圣殿堂，让学术的天空明朗洁静，促进学术的健康发展。
五、积极开展学术批评。学术批评与学术建设关系紧密，批评是建设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环节，千万忽视不得。正常的学术批评是学界内部的“自我清洁”，它能褒优贬劣，扶正抑邪；也能指漏补苴，倡导规范。今日学界之某些堕落现象，除体制根源外，与缺少真正的批评大有关系。中国的学术传统本来就严重缺乏批评风气，而今在社会虚夸风盛行的情况下勇敢和真诚的批评就更是稀少罕见。如大多数书评是假、大、空，只说好话不谈问题的“水货”；学术评论多的是寻常的介绍，很少严格的批评，让人不敢相信。由于缺乏严正的学术批评，缺乏必要的否定或惩罚手段，所以学界鱼龙混杂，良莠难分，庸俗之风弥漫却缺少活力。故在学术领域提倡和树立严格的批评，建立必要的惩罚和否定制度，乃是完善学术评判体系、加强学术建设的一件急务。
六、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建立相关的学术打假机制。发挥专业学会的监督及鉴定作用，与新闻媒体合作，制定有关的条例，加大惩罚力度，清除滋生学术腐败的温床。现在虽然有一些单位和刊物已经建立或声称要建立“匿名评审”制度，但很少实施，大多还是靠名气、地位甚至关系发论文、出书，这里面漏洞很多。如近年北京大学博导、教授王铭铭剽窃国外名教材的事件就引起了学术界的强烈反响。邹承鲁院士和方舟子先生曾建议成立一个全国性学术道德委员会来打击学术腐败。动议很好，只是现阶段由什么机构来操办，人员、时间、经费何来，一时难以解决，因此尚停留在口头议论阶段。愿有关部门能引起重视，创造条件争取早日落实。要从各方面严堵细防，对学术造假者围追堵截，形成有力制约，使之心存畏惧，难以得逞。一个学者，应该用自己的真诚和努力来构筑中国学术的天空和脊梁，而不能靠投机取巧弄虚作假来装点自己的脸面。
所有这一切，既有本源的体制和制度问题，也有标准和规定的制订与衡量问题，还有执行界限的宽严问题，核心却是价值导向和利益分配问题。要解决它们，不是光学术界自身就能一一解决，还需要调整学术和科研建设的有关政策，取得有关部门的支持。
同时，也需要调整和改变学者的心态。一是要树立雄心壮志，二是要加强自律，端正学风。学者就要像学者，以学为重，不能是学商，更不能是学官和市侩。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为己”与“为人”是两种不同的治学态度，“为己”者，做学问是为了充实自己，为了求知明事理，这种态度有望“但求耕耘，不问收获”，做真实无伪的学问。“为人”者，即做学问是为了装饰门面，做样子给别人看，把做学问当作一种追名逐利的工具。这是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其表现与结果都大不一样。费孝通也认为：一般人做学问“目的不在其他，不是为了名利，只在对生活中发生的问题，自己不明白的事，问个为什么，找个究竟。”必须要端正做学问的态度，严以律己，进德修业，才可望改变学术风气。
长期以来，老一套的学术评价实践，已培养出一大批适应现行评价体系的“为人”者，他们做学问既是为个人的追名逐利，捞取实惠，也是为了做样子给别人看，他们的读书写作不向科研和学术负责，而是向现行的考评体系负责。“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你要什么，我就满足你什么，只要揣摸透了现行的标准规定，就能对症下药有的放矢，路路通处处红。为改变此类华而不实，害人误己之学风，就要提倡读书做学问不能求速成，必须一步一个脚印，通过长期“功在不舍”的精读、多疑、慎思和积累，拓宽胸襟，强大自身，这样的学者才能身任天下，利济苍生，不为浮名虚荣所惑，以自己的智慧与创造去开创美好的未来。
据2001年4月21日的《北京晚报》载，中科院今后不再评职称，职称今后在中科院不再有用，而且也不会再有职称评审委员会这样的机构。今后各类人员均按岗位需求、岗位职责、岗位聘任条件公开竞聘上岗。据解释现行的职称评定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物，也是终身制的最后一块领地，它注重的是科研人员以往的业绩，带有相当的福利性质，资历的因素非常突出。这种终身制的职称体系既阻碍了人才流动，也阻碍了青年人才的发展与培养。为了打破传统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职员职级晋升制度，他们已迈出了坚实的一步。这消息是对长期以来形成的片面看重学历、职称，轻视实际能力的一种有力反拨，它将对当今社会的用人机制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新华社北京2001年12月9日又传来消息，为捍卫科研净土，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日前通过《中国科学院院士科学道德自律准则》，准则共十条，强调和规定：“全院院士应当身体力行，高度珍惜和自觉维护这一荣誉；模范地恪守法纪和我国公民的基本道德规范、恪守科学道德准则；一切以国家、人民和全人类的利益为归依，做全国科技工作者的楷模。”“十戒”约束院士行为，表明院士们带头自律，这将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
还有一则消息是：北京大学人文学部在评定教师职称和成果时，已明确规定如果有两人成果相当，那么有项目、有经费的那个人不仅不能加分，反而要减分。理由是：另一个人没拿国家的科研经费，也作出了同样成就；而你拿了国家的经费，成就也只是如此，所以要减分。这样的规定就非常细致合理，能有效地改变过去那种肥肉加膘、“唯钱是举”的弊病。另外，“王铭铭事件”发生后，以“人文与社会”为主题的首届北大论坛，发出了“清除赝品，拒绝平庸”，“用心血做学问，用生命写文章”的宣言。为进一步明确学术规范，维护学术道德，严肃学术纪律，北大修订了《北京大学教师学术纪律规范》，对有违反学术纪律者，实行一票否决。
此类消息无异于一阵扑面春风，令人精神一振，心中升起了希望之曙光。
总之，理想的学术评价体系是一个系统工程，它一是评判标准公正、科学、合理，具有权威和公信力；二是有激励机制，能励人向上。因为荣誉有着巨大的鞭策力，利益诱导有绝对的支配力和无穷的导向功能，只要运用得当，就能促使学术和科研不断创新与高速发展；三是有竞争机制，通过竞争，既能发现和选拔人才、英才，又能淘汰劣者与庸才，促使优秀人才不断脱颖而出，一代超越一代。四是能催生深厚的文化品格、学术品格和科学品格，鼓励学者和科研人员克服狭隘，摆脱平庸，向崇高、博大、精深的境界迈进；五是有能促进科研成果向运用转换的机制，有利于体现哲学社会科学的实际价值。六是有助于促进中国的学术建设和学术文明。学术文明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明素质的标志，它能够通过学界去教化社会，影响民众，提升民性。所有这一切，对于形成一种重视社会科学，尊重学术尊重人才的良好风气，对于促进和繁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是功德无量的。
这当然只是一种理想的评价体系而非现实存在的东西，但向着这一健全、向上的促进机制和目标努力，那是决不会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