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建辉[1]2003年在《国有商业银行竞争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加入WTO，意味着中国将在更高的层次和更宽的领域内对外开放。就国有商业银行而言，随着入世后外资银行的介入，我国金融市场将形成一个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国有商业银行的地位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强大的竞争压力。外资银行凭借其规模、信用、管理、技术以及完备的商业银行服务功能，将与国内银行展开激烈的争夺。经过20多年的成功改革与开放，国有商业银行在我国良好的社会环境当中获得了快速的发展。这些都离不开政府政策的支持。政策的支持是国有商业银行在中国金融业全面开放条件下参与竞争的前提和基础.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显着成效是与这些政策实施密切相关。它使国有商业银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风险观念明显增强、完善了统一法人制度和支付系统、效益和成本观念增强，最终初步具备了中国金融业全面开放条件下的市场参与能力。然而，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前，虽然出现国有商业银行与国内其他商业银行的竞争但不能对国有商业银行构成威胁。所以国有商业银行在加入世贸组织以前并未有过真正意义上的竞争。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首先，国有商业银行的地位将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外资银行将凭借其规模、信用、管理、技术以及完备的商业银行服务功能与国内银行展开优质客户的争夺战。由于外资银行大多实行混业经营，往往及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以及证券保险于一身，与严格分业管理的国有商业银行相比，具有向客户金融服务的优势，而我国商业银行在分业经营原则下，对投资银行资本市场、保险业等业务的发展必然会限制其有效竞争，会对中资银行的垄断地位形成巨大冲击。其次，国有商业银行将会遇到强大的人才竞争压力。外资银行拓展中国市场，会以优厚条件大量吸纳高素质的人才，如果说以前的人才争夺多数是“个案处理”的话，那么入世后的人才争夺则很可能是“批量处理”。最后，入世后，在统一市场规则的情况下，将会使银行间成本竞争日益发展，金融服务由一般性单项服务到分层次、差别性全方位服务，利率水平、服务费价格有固定变为可浮动，国有商业银行将面临巨大的经营和风险压力，外资银行与中资银行的竞争将全方位展开。正是这种环境的变化将会促使国有商业银行的各种问题更加突出，要想在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国有商业银行就必须采取对策解决竞争带来的诸多问题。国有商业银行与外资银行竞争中所要解决的问题具体可归纳为以下几个问题：1、混业与分业经营问题。这种由制度性差异造成的功能性差异的结果，是把国有商业银行滞留在了相对狭窄的业务范畴内，既难以开展多元化经营和分散<WP=7>风险，在开放条件下又没有及时跟上全球商业银行综合化发展的主流趋势。2、人才流失问题。外资银行将会利用优厚的待遇、独特的企业文化、不断创新的业务环境等优势，展开与中资银行的人才竞争。3、优质客户流失问题。国有商业银行利润形成主要是依靠20%左右的优质客户。“南京爱立信事件”为国有商业银行优质客户流失敲响了警钟。4、资本不足的问题。按照《巴塞尔协议》，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至少应在8%以上，否则就是“不及格的银行”，看来，这个“及格线”对四大国有银行来说有些高不可攀。5、资产流动性问题。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后，会分流一部分原本属于国有商业银行的存款。同时，不断增加的中长期贷款难以证券化，加之依旧不轻的历史包袱，等等。这些都是不可忽视的流动性压力。6、资产质量不高的问题。4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占其全部贷款的比例为25.37%,既高于10%的国际警戒线，也远高于我国中央银行15%的监管目标，表明国有商业银行处置不良资产的任务依然任重道远。7、金融业务创新不足的问题。目前，国有商业银行受人才、技术、经验、环境等因此的影响，存在着明显的金融创新不足。而外资银行却比较熟悉国际金融市场，具有长期分析国际经济金融动态、开发市场和熟练运用金融工程等方面的经验、技术和机制，加上在金融数据处理和咨询服务方面的全球网络优势，一定时期内都是对国有商业银行参与竞争的压力。8、产权改革问题。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现行的国有独资产权模式虽名为独资，但实际上所有权由谁代表并没有解决，导致产权关系模糊，资本非人格化以及所有权与经营权难以分离，由此导致的是责权利不明、缺乏有效的自我约束机制、经营效率和效益低下等，并籍此产生了诸多负面效应，如激励机制不强、约束机制不硬、资产质量低下、信贷约束软化、金融资源误配等诸多问题。所以现在的国有商业银行产权模式已成为制约国有商业银行提高竞争力的根本问题。对于国有商业银行来说，在中国允许外资银行对中国客户提供服务，取消所有的现存的对外资银行所有权、经营和设立形式的限制，包括分支机构和许可证发放进行限制的非审慎性措施以前，解决好以上诸多问题具有无比深远的意义。可以说是国有商业银行生存和发展进而真正走入世界金融大舞台的先决条件。所以，本文正是针对上述国有商业银行所面临的这些现实问题，从建立综合化银行、建设激励机制及企业文化、吸引优质客户、提高资本充足比例、控制风险管理提高获利能力、降低不良贷
石晓烽[2]2009年在《银行业有效竞争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为了适应经济开放要求,各国金融管制不断放松,银行业竞争程度也逐步提高,但无论是发达的欧美国家,还是新兴市场国家的银行业在激烈的竞争中并非一帆风顺,甚至发生了银行危机、货币危机等金融危机事件。特别是2007年8月以来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新一轮的全球金融动荡,一些综合化的大型银行机构,如花旗集团、瑞银集团和汇丰集团都损失惨重,随着次贷危机进一步演变为全球性金融危机,市场悲观气氛愈加浓厚,世界各国的银行业也都陷入恐慌和动荡之中,给整个世界的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因此,如何实现银行业有效竞争正成为学者关注的热点。银行业一直是我国金融体系的主体,中国政府已经于2006年12月按照加入WTO的承诺全面开放国内银行业市场。但是,银行业蕴藏的系统性风险依然不可低估,竞争水平与发达国家仍然有一定差距。为了应对日益复杂的金融创新和激烈的竞争环境,特别是此次金融风暴对我国银行业的不利影响,加强银行业有效竞争,提高银行业国际竞争力和抵御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能力,对于确保我国金融安全,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上述国际和国内银行业发展的现实需要和研究的重要性,以及本人长期关注和研究的积累,我选择“银行业有效竞争研究”作为博士论文研究论题。本文以产业组织理论和微观银行理论为基础,构建了银行业有效竞争的研究框架,对银行业有效竞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理论研究。全文共分七章。其中第一章为导论,主要对银行业有效竞争研究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及创新等进行概括说明;第二章对银行业有效竞争的基本理论进行解析,对银行业有效竞争的内涵和判断标准等关键问题做出详细的论述,并从银行内在脆弱性和外部市场的信息不对称性对银行业有效竞争的特殊性进行分析;第叁章从绩效提升的视角对银行业有效竞争问题进行研究,发现具有比较高集中度的“垄断竞争”型市场结构或“寡头竞争”型市场结构是比较合理的银行业市场结构,一些规模较大、市场支配能力较强的银行能够更好的发挥竞争优势;第四章从风险防范的视角对银行业有效竞争问题进行研究,发现由于银行自身存在的脆弱性,决定了在提升银行业竞争效率的同时,完善的风险管理制度对于银行业稳健发展至关重要;第五章从融资效率的视角对银行业有效竞争问题进行研究,发现发展关系型融资和信息共享机制能够缓解信贷市场失灵,提高银行在信贷市场上资金融通的使用效率和配置效率;第六章对近期德国、美国和墨西哥叁国银行业竞争作实证研究,发现德国银行业在市场竞争中存在重稳定、轻竞争的现象,其整体绩效已经被发达国家甩在后面;而美国和墨西哥银行业在发展中也遇到过度竞争和如何正确对待外资银行等问题,这对中国银行业实现有效竞争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第七章对中国银行业有效竞争进行研究,分析当前我国银行业市场结构的基本类型并探讨其背后形成原因,进而在对我国银行业有效竞争进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有针对性提出一些加强市场竞争的措施,以确保实现银行业稳健而有竞争性。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银行业有效竞争研究基本理论的分析。本文从公众利益的角度对银行业有效竞争进行解析,对银行业有效竞争的内涵和前提假设进行明确阐述,并从改善竞争绩效、防范市场风险和增强融资效率等多维角度综合研究了银行业有效竞争的判断标准,为银行业有效竞争理论的系统化研究奠定了基础;第二,突出了银行业有效竞争特殊性的分析。本文运用银行挤兑与系统性风险等微观银行行为理论,从银行内在脆弱性和外部市场的信息不对称性对银行业有效竞争的特殊性进行分析;第叁,对德国、美国和墨西哥叁国银行业在近期发展中所面临效率与风险等问题进行研究。通过研究发现如何恰当的权衡银行业竞争、稳定与融资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如何适度恰当的保持银行业稳健发展,成为摆在它们面前的一个重要挑战;第四,关于中国银行业有效竞争的一系列观点。本文在对建国后中国银行业的发展进行阐述分析的基础上,利用非结构方法对我国银行业有效竞争进行实证研究,以进一步增强对银行业有效竞争政策框架的理解,并有针对性的提出了改革措施,以促进我国银行业的高效稳健发展。
李翃楠[3]2016年在《公平竞争视角下国有企业改革法律问题研究》文中指出作为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一种经济现象,国有企业并非中国的独有专利,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国有企业,故国有企业具有现实的正当性。各国国有企业的发展实践也已经证明国有企业是政府克服自然垄断问题、解决公共产品供给不足、调节收入分配差距、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实现快速工业化的有效方式,故国有企业也存在充分的理论正当性。然而,实行市场经济制度的国家在近百年间所推行的国有企业改革,也说明了一个事实:在市场经济发展完善的过程中,国有企业与市场机制存在难以协调的矛盾,一个国家市场经济发展的程度越高,决定了其对国有企业的需求程度越低。这是因为,国有企业仅是市场机制的一种极为有限的补充,其通常是作为政府干预经济的手段之一而存在的,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对政府干预始终持有谨慎的态度,以降低比重形式对国有企业进行控制,是发挥市场资源配置作用的前提,也是对公权力限制的客观需要。从1978年开始,我国国有企业改革至今已走过叁十余年历程,回顾既往国有企业改革中的种种措施,可以发现,对企业微观经济效率的追求是贯穿于整个改革中的“主旋律”,当“做大做强国有企业,搞活搞好国有经济”成为国家政策的正当表述,“保值增值”被确立为国有资产运行的法定目标时,围绕着国有企业改革的主流学术研究也多以如何提高企业效率为中心展开。从目前国有企业的业绩表现来看,以效率为导向的改革是成功的,也是值得肯定的,但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关键是,国有企业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改革的成功与否,必须放置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背景框架下进行评判,如何协调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关系则是重点与难点。然而从目前的实践来看,我国做的并不够好。关于国有企业的争论并没有因为国有企业的效益改善而停止,近年来,公众对国有企业的诟病已从企业效率低下转向其参与市场竞争的公平性。市场经济的本质是竞争经济,公平竞争也是市场经济的最突出特征,相比起其他市场主体而言,国有企业目前享受着更多非市场性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在市场准入制度中,存在较为严重的所有制歧视现象,部分行业只允许国有企业进入并实行垄断经营;其次,在政府补贴中,国有企业总能够以低价甚至无偿方式占有稀缺性资源,并获得大量的政府专项拨款;再次,在企业税收优惠政策中,国家会为国有企业度身订制专属性的政策,实现对特定国有企业的税收减免;最后,在企业融资市场中,无论是以银行贷款为主的间接融资渠道还是以股票证券市场为主的直接融资渠道,国有企业都能获得更多的市场资本。在国有企业所享有的非市场竞争优势中,部分是因为法律与政策的规定显失公平,部分是因为貌似公平的制度在执行过程中因国有企业与政府的天然紧密关系而走样。从1992年我国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确定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到二十世纪末,宣布已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过短短数年,并且,我国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追求从未懈怠,这彰显了国家的决心,但仅靠宣示并不足以证明体制改革的成功,制度变迁必然是一个漫长复杂的过程。在我国构建市场经济制度的过程中,由于意识形态认知以及既有利益格局已然形成等复杂原因,本应作为约束国有企业的市场法律制度,却异化成为保护国有企业的武器。国家对国有企业的实质性保护显然偏离了市场化改革之本意,这是造成国有企业目前与市场经济机制不协调现象的根本原因,并且,对国有企业的过度保护是危害极大的,其是以侵蚀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公平竞争机制为代价的。十八届叁中全会指出,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新时期中央高层释放的积极信号为下一阶段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指明了方向。从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制度的现实问题来看,完善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决定了将“公平竞争”理念融入国有企业改革的必要性,公平竞争的实现需要做到国有企业与其他市场主体间的起点竞争公平、过程竞争公平、结果竞争公平。从完善市场经济的长远目的来看,未来国有企业的改革总体方向是适度收缩规模。鉴于我国依然拥有庞大国有企业群体的事实,收缩规模的具体方式是对国有企业进行法治化的分类改革,将国有企业分为公益类国有企业与商业类国有企业。其中公益类国企应当进行专门立法,严格控制企业的业务经营范围,保证企业切实履行公益职能,并制定与企业职能相符的考核标准。商业类国有企业应当通过引入民营资本的方式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以实现优化公司治理,提高企业绩效的目的,也为在未来,国有资本渐进式足价退出商业性领域,以及防止国有资产不当流失提供良好基础。此外,还应当禁止行政机关以履行部门职能为名,以实现部门利益为实,擅自新设竞争类国有企业。在未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中,国家还应当完善以反垄断法为核心的竞争法律制度,践行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的本意。竞争法律制度需要解决的两个核心问题是其对国有企业的适用以及对政府行为的控制,为此,我国应当修订反垄断法中相关内容,以实现反垄断法对国有企业及其他市场主体的平等适用。强化对政府行为的控制,在反垄断法中引入竞争中立政策,增设对国家援助行为的控制,细化行政垄断法律规定,严苛法律责任,构建竞争推进制度以弥补刚性执法存在的不足,完善行政垄断私人诉讼机制。
马军燕[4]2003年在《中资银行与外资银行的合作性竞争问题探讨》文中认为经过几十年来的谈判，中国终于在2001年12月11日加入了WTO。“入世”对中国金融业来说，将面临金融全球化的新挑战，特别是短期内尤为明显。加入WTO后，中国必须履行开放金融领域的承诺——给予外资银行在人民币业务方面的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也就是说，包括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内的所有中资银行将和外资银行在同样的条件下竞争。中资银行在无论是在资产质量、技术产品、信用文化还是品牌声誉上，都与外资银行有较大的差距情况下，如何与外资银行竞争，在中国金融市场上争得一席之地；外资银行在面对中资银行具有的政府扶植和本土化优势的情况下，又如何获得更大利益，都成为当前关注的重要问题。我认为，解决这些问题的最好方法就是中资银行和外资银行进行合作性竞争，在具有竞争力的方面竞争，具有共同利益的方面合作，以合作求竞争，共同提高金融服务水平和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把中国金融市场的蛋糕做大，使中资银行和外资银行都能够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从而实现二者的“双赢”。
孙伯灿[5]2003年在《提高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竞争力的实证研究》文中认为我国加入WTO已经二年多时间了，面临着金融服务业对外的全面开放，而我国的金融业又是竞争力比较弱的行业。金融业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在金融业的市场结构中，西方发达国家是债券市场、股票市场、期货市场、保险市场、各类投资基金和银行业等金融业的主体相互融合、协调发展，商业银行可以混业经营。而在我国由于资本等其他金融市场发育不完善，银行业成了整个金融业的主体，而且分业经营。所以，银行业的竞争力，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的竞争力的问题，牵动了国家决策层、也牵动着国人的心。 论文在对金融行业的全面研究分析的基础上，认为构成对商业银行生存和发展的主要威胁是金融同业的替代竞争。作者以在国有商业银行十多年年的工作经验和通过对国有商业银行员工、领导干部和企业客户叁个不同的角度的大量、广泛调研的基础上，展开对如何提高国有商业银行的竞争力的研究。论文中首先分析了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竞争力现状，并提出了目前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盈利水平较低、竞争力较弱的主要原因是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国家为保障其他行业改革的顺利进行，让国有商业银行承担了国企改革所需的大量资金，从而造成了国有商业银行的巨额不良资产。另外，国有商业银行因为重要而改革比较谨慎，起步较晚也是原因之一。论文通过对经济发达地区尤其是上海的实证研究，发现国有商业的各项重要指标都比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外资银行好，从而阐述了本论文的重要观点：商业银行的产权问题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并不是关键问题，解决产权问题的本身是为了激励，但激烈的市场竞争本身就是最好的激励，在市场竞争中向市场学习、向客户学习、向竞争对手学习的重要性，而且认为商业银行的治理机构也可以学习的，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以员工为核心来提高国有商业银行竞争力，并通过在浙江的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包括城市商业银行)、信用社叁个层次的几万名银行机构员队伍现状的抽样调查研究分析的基础上，并提出对策；论文还通过对185家各类性质的企事业单位对国有商业银行的评价调查，找出改进和提高国有商业银行竞争力的关键问题；并通过对国有商业银行内部206名各级行长和部门经理的随机抽样调查，进一步找出了要提高国有商业银行竞争力的关键所在。最后论文在对策中，提出了如何提高国有商业银行竞争力的思路和解决办法。
王国红[6]2012年在《银行并购反垄断管制与中国的管制政策研究》文中提出银行并购反垄断管制是银行反垄断管制的重要方面，2007年全面爆发的美国金融危机引发了人们对银行反垄断管制的思考，同样也引起了人们对银行并购反垄断管制的关注。对中国而言，对银行并购反垄断的管制还十分薄弱，机构缺失，法律缺失，程序和方法缺失，既不能有效地管制国内银行实施的滥用市场力的并购，也不能有效地管制外资银行在中国境内实施的有损中国金融安全的并购，更不利于国内银行通过海外并购占领国际市场。因此，这一研究具有很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以“后危机”为背景，以银行并购为研究对象，以反垄断管制为研究视角，论证“后危机”时代加强银行并购反垄断管制的必要性、机理、方法与程序，在国际比较的基础上，设计出中国银行业并购的反垄断管制政策。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银行的掠夺性借贷行为，而掠夺性借贷的产生则要归因于反垄断管制的不作为。因此，加强银行业的反垄断管制是应对金融危机的重要举措。作为银行反垄断管制重要组成部分的银行并购反垄断，在当前背景下，尤其必要。银行并购反垄断的机理主要有两个，一是哈佛学派的SCP范式，另一是威廉姆森的效率权衡理论。SCP范式认为市场结构决定企业行为，企业行为影响企业绩效。按照这一理论，对市场结构的管制是最重要的，由于并购提高了市场集中度，导致了市场结构的变化，进而对企业绩效产生了不利影响，因此需要对并购进行反垄断管制。并购→集中度提高→银行市场力提高→社会福利损失，这一逻辑的并购效应我们称为并购的负效应。威廉姆森的效率权衡理论认为，即使并购带来了负效应，导致了社会福利受损，但如果并购同时带来了效率的提高，且效率的提高足以抵消并购产生的负效应，那么这起并购不应被禁止；只有那些并购带来的效率不足以抵消社会福利受损的并购才应被禁止。并购导致的效率提高的效应我们称为并购的正效应。银行并购的竞争性评估即是对这两方面进行权衡。本文对威廉姆森的静态效率进行了修正，重点说明了对效率的定量评价方法，包括对效率的传递率和“补偿的边际成本降低”的定量分析。银行并购反垄断的机制可分为五种机制：相关市场界定机制、市场力测定机制、并购效应评估机制、垄断缓释因素分析机制、分拆机制。其中，对相关市场界定机制，重点介绍了市场界定的方法，如SSNIP检验、Harris&Simons(1989)的临界损失检验、Katz&Shapiro（2003）的“总的转换率”检验；对市场力测定，重点介绍了离散选择模型在银行业中的运用；对并购效应评估机制，重点介绍了转换率方法和向上价格压力法；对垄断缓释因素，分析了如下缓释因素：竞争者；市场进入；顾客的转换成本；失败银行救济；公共利益；人口迁移等；对分拆机制，文章提示了银行并购分拆的原理、目标和机制设计，这为后面我们设计中国的银行并购分拆制度准备了理论基础。中国缺乏对银行并购实施反垄断管制的经验，需要借鉴其它国家或地区的经验来为我所用。文章选取有代表性的国家或地区（包括美国、加拿大、欧盟、澳大利亚、日本、中东欧国家），从价值取向、机构设置、相关市场的界定、并购反垄断临界值的确定、竞争效应分析等方面比较他们在银行并购反垄断政策上的异同，并辅以案例，为中国银行业“走出去”，实施海外并购战略提供经验指导和决策参考。银行并购的反垄断管制最基本的一步是界定相关市场。美国费城银行案中，将银行并购反垄断的相关地区市场界定为“本地市场”，将相关产品市场界定为“银行服务群”。这一界定是否适用于中国银行业的并购反垄断管制，文章对此进行了实证分析。通过设计消费者和中小企业融资调查问卷，在本地抽样调查1500个消费者、200家中小企业，文章验证了传统的“本地市场”假设和“群服务”假设在中国的合理性，根据中国银行业市场的竞争态势和发展趋势，提出了中国对银行并购实施反垄断的相关市场界定的方法。从各国对银行并购实施反垄断管制的实践看，经济性分析越来越普遍，其地位日益突出。银行并购反垄断管制的经济分析包括单边效应和协调效应分析。对单边效应的分析，文章重点介绍并购模拟技术的运用，并对并购模拟这一技术进行了评价；对协调效应的研究，通过改进传统的“核对表”方法，将之与“一致同意-甄别欺骗-可信的惩罚”范式结合，提出银行业并购规制的协调效应新的分析框架。这一新的框架是：从Friedman的“平衡诱惑均衡”概念入手，不是研究银行卡特尔的形成条件，而是从卡特尔稳定性指标（δ）来判断银行并购的协调效应。随着中国银行业对外开放进程的深化，外资银行加强了对中国银行业市场的渗透。并购是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手段，对外资银行的并购，我们需要做辩证分析，一方面，外资银行并购有利于中国银行业的竞争局面的形成；另一方面，外资银行并购也有可能损害中国银行业的竞争，甚至有损中国金融安全，因此，需要对外资银行并购进行反垄断管制。本文从发展中国家的视角，分析了外资银行在华并购的动机，并对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的竞争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最后设计了外资银行并购的反垄断管制政策。设计中国银行业并购的反垄断政策是本文的重点和落脚点。银行业并购反垄断的政策设计包括银行并购反垄断的机构设置、反垄断的原则、标准与目标、银行并购申报制度、竞争评估制度、并购救济制度等；除此以外，文章还从需求边和供给边两方面论述了构建中国银行业竞争政策的主要内容，它是对前一个内容的深化与发展。本文的主要观点是：（1）在“后危机”时代，中国既要加强对银行审慎性的监管，更要强化对银行的竞争性管制，二者不可或缺。（2）在机构设置上，由商务部的反垄断局负责银行并购的反垄断管制，同时赋予银监会相应的权利和义务。（3）银行并购的反垄断管制应以“合理原则”为核心原则，考虑到外资银行并购对国家金融安全的影响，对外资银行并购还需进行国家金融安全审查。（4）构建合理的银行并购申报制度，实行两步审查法，申报标准应相对宽松。（5）重视经济性分析方法在银行并购反垄断管制中的运用，包括相关市场界定的方法、单边效应和协调效应评估的方法以及效率评估方法等。（6）在银行并购的反垄断管制中，合理运用适用除外和域外适用制度。（7）加强国际反垄断的协调。一是商务部与国外竞争权威的双边和多边协调机制的建设；另一是银监会与外国银行监管机构的国际协调机制的建设。
陈世民[7]2014年在《区域性银行业市场结构与差异化策略选择》文中研究表明东营市地处山东省北部黄河入海口,是黄河叁角洲的中心城市。2009年11月,国务院批复《黄河叁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发展规划》,黄河叁角洲开发建设上升成为国家战略；2011年1月,国务院批复《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规划》,东营是蓝色经济区覆盖地区之一。随着两大国家战略的批复实施,东营成为两个国家战略同时覆盖的城市,既是黄河叁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的核心区域,也是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战略实施以来,众多股份制商业银行集中落户东营,对区域银行业市场结构等产生重大影响。加强对区域银行业市场结构的分析,有利于我们了解区域银行业的现状,为银行有针对性开展市场竞争提供借鉴参考。目前,对银行业市场竞争问题的研究大多从国家或行业整体的层面来研究,对特定区域内的银行业竞争问题的研究相对较少。梳理当前对银行业市场竞争问题的研究成果,寻找研究影响银行业竞争的一般方法,了解其适用范围和应用情况,并将其用于特定区域银行业竞争状况的研究,能够发现特定区域内银行业竞争的特点,为指导相关银行开展差异化竞争提供有益借鉴。本文试图立足近年来股份制银行集中落实东营这一显着变化,分析这一现象对东营区域市场结构的影响,以及这种变化对原有银行、新落户银行的影响情况。具体运用市场份额、集中度等指标,对区域性银行业市场结构进行测度,综合分析东营区域内银行业竞争特点,并结合影响竞争的部分关键指标,对东营银行与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的优势劣势进行对比分析,认清东营银行在银行体系中所处层次,科学确定市场定位,进一步明确自己生存和发展空间,有针对性的开展差异性竞争,实现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李英[8]2006年在《论政府对国有商业银行的管理》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进入21世纪，全球金融创新和国际化步伐进一步加快，中国加入WTO使中国银行业面临更为激烈的竞争，当前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正处于改革和发展的关键时期。对于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政府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政府的双重身份使得以保证金融体系和秩序稳定为出发点的银行监管职能与以国有商业银行资产安全和增值为目标的国家投资职能之间发生了冲突。在银行利益与社会利益或政府目标有抵触或发生矛盾时，政府便会重社会利益、重政府目标，使银行放弃利益。政府对国有商业银行的行政管理的色彩依然浓厚，政府对银行的行政干预依然存在。因此，在目前国有股控股的产权结构下，研究政府对国有商业银行的管理关系，尤其是弱化政府对国有商业银行的行政干预具有现实意义。本文共分五章，第一章前言部分说明了选题的目的和意义、论文结构及方法，对文中有关概念作了界定；第二章分别运用公共管理理论和代理理论分析了政府对商业银行管理的必要性，即保证金融体系和金融秩序的稳定和保证国有商业银行资产的安全和增值；第叁章阐述了政府对商业银行管理的内容和方式；第四章研究了波兰、印度政府对商业银行的管理并提出借鉴经验；第五章首先对我国的商业银行管理历程进行了回顾，然后分析了我国政府对商业银行管理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进建议。
柯树发[9]2001年在《中国金融垄断与竞争问题研究》文中指出党的十一届叁中全会以来,随着全面改革的不断推进,我国的金融改革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但是恕笔者直言,我国的金融改革仍有不尽人意的地方。中国金融业垄断与无序竞争并存仍是当前不可回避的现实,这将会影响中国金融改革的进程和银行业的稳健发展。因此,打破垄断,实现健康有序
郝诗[10]2002年在《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有险阻》文中指出最近,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谢平在广州举办的一个“WTO 与粤港金融合作”研讨会上,对国有商业银行改革问题作了一个令“与会者报以热烈掌声”的专题演讲。谢平向与会者介绍说,最近研究局询问了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究竟能不能改好?”结果有一半人说:“改不好!”为什么改不好?谢没有直接点叫——我们之所以说问题敏感,什么叫敏感?无法简单地、直接地说明一个尖锐问题,就是敏感。国有商业银行改革问题涉及产权问题、竞争问题、监管
参考文献：
[1]. 国有商业银行竞争问题研究[D]. 乔建辉.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03
[2]. 银行业有效竞争研究[D]. 石晓烽. 南开大学. 2009
[3]. 公平竞争视角下国有企业改革法律问题研究[D]. 李翃楠. 湖南大学. 2016
[4]. 中资银行与外资银行的合作性竞争问题探讨[D]. 马军燕.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03
[5]. 提高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竞争力的实证研究[D]. 孙伯灿. 浙江大学. 2003
[6]. 银行并购反垄断管制与中国的管制政策研究[D]. 王国红. 武汉大学. 2012
[7]. 区域性银行业市场结构与差异化策略选择[D]. 陈世民. 山东大学. 2014
[8]. 论政府对国有商业银行的管理[D]. 李英. 苏州大学. 2006
[9]. 中国金融垄断与竞争问题研究[J]. 柯树发. 湖北农村金融研究. 2001
[10]. 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有险阻[J]. 郝诗. 企业家天地.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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