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社会资本与民族地区反贫困：表现形式、机制分析及价值实现*
李忠斌 刘 倩
【摘 要】 民族地区的反贫困效应是否受到其文化社会资本的影响？如果有，背后的影响机制是什么？为回答以上问题，本文以“社会资本”为逻辑起点，以梳理及评述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为基础，提出“文化社会资本”概念。通过探讨文化社会资本的典型特征、影响贫困的机理与反贫困路径，发现民族文化社会资本反贫困机制是社会凝聚机制。同时将文化社会资本分为结构型文化社会资本、认知型文化社会资本和“不可认知型文化社会资本”，进而探讨了其表现形式与反贫困效应。本文试图为学者对文化社会资本的理论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对于改良文化社会资本促进民族地区贫困人口脱贫致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文化社会资本；民族文化；社会凝聚机制；反贫困效应
一、问题的提出及文献综述
民族地区是我国深度贫困的集中地带，关于贫困成因的研究理论有很多，如历史与环境说、人类贫困说、资源禀赋说、政策制度诱惑说、社会排斥论、贫困文化论等，那么，文化社会资本的缺失与瓦解是导致民族地区贫困的重要原因吗？文化社会资本如何界定？自1916年汉尼芬首用社会资本解释学校成功的原因后，20 世纪80 年代社会资本学说快速兴起，后有科尔曼、普特南、福山等人相继探索，目前在经济学家中很受欢迎。然而始终没有超越他们建立起来的理论框架，如表1所示。
表1 社会资本概念的代表性观点① 表格中的观点分别来自：Mark Granovetter,“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91,1985;Peter Evans，“ Government action,social capital and development:Reviewing the evidence on synergy”，World Development,vol.24（6），1996；Collier,Paul，“Social Capital and Poverty”，Social Capit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Wellbeing in Developing Countries,vol.28（1），1998;Kenneth Newton.“Social Capital and European Democracy”，Journal of Politics,1999；温俊萍，《浅论社会资本与经济秩序演进》，载于《经济问题》,2004年第10期；卢燕平，《社会资本与金融发展的实证研究》，载于《统计研究》2005年第8期；刘林平，《企业的社会资本：概念反思和测量途径——兼评边燕杰、丘海雄的〈企业的社会资本及其功效〉》，载于《社会学研究》，2006年；张克中，《社会资本：中国经济转型与发展的新视角》，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86页。
由表1 可知，目前学术界对社会资本的认识和界定并没有完全统一，大都忽略了文化因素的分析视角。利用中国本土化的社会资本理论，针对性地从文化、民族角度来考察民族或文化社会资本概念更是非常匮乏。弗兰西斯·福山（1998）［1］30-38虽把社会资本引入文化层面，对比了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社会资本与经济规模的关系，但认为东方社会普遍信任缺乏引致经济规模小的观点有待研究。国内学者张其仔（1997）较早结合中国特殊国情，定义社会资本为资源配置的重要方式——社会网络。卜长莉和金中祥（2001）［2］、张文宏（2003）［3］、边燕杰（2004）［4］等也作如是观。林南主张社会资本与文化、规范、信任等分开，并回顾了社会资本的各家理论，但未能解释中国本土的社会资本［5］4-17，25，98-125。显然文化社会资本具备特定社会结构和文化情境的某些特征。鉴于文化社会资本自身的社会属性，我国民族社会文化的特殊性、集体主义和家庭观的浓重色彩，以及充分考虑各种群、族群、民族内外部文化差异，本文挖掘出文化社会资本的具体含义，并作如下定义：特定历史、文化和经济背景下，不同民族的发展过程和发展环境中产生不同的文化资源，本文称之为一个民族的文化社会资本。且文化社会资本具备民族性、文化性、区域性、社会性等多重性质，嵌入的关系网络、道德观念、意识形态、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等能够帮助当地民族带来更多反贫困资本。文化社会资本向制度化和总体化积累，影响人们的行为和决策，提升群体的集体行动，最终促使人们实现内生发展和脱贫目标。
社会资本能满足贫困人口基本需求，降低风险冲击的负面影响。［6］128在确保贫困人口到2020年如期脱贫的目标下，少数民族人口如何利用社会资本进行反贫困？格兰诺维特开创性地运用社会资本理论和方法研究经济问题，指出建立良好的信任、网络和规范来改善社会资本的路径。［7］如向贫困群体赋权，培养其紧密型社会资本；［8］加强贫困群体间互助和信息传递，构建包容性较强的社会资本网络；［9］以建立村级组织、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强化信息建设和输入外部资本等途径培育农户社会资本。［10］还有学者指出多元协同精准扶贫须改良传统社会资本并投资现代社会资本。［11］社会资本的投资和运作就是带动社会网络中的成员达成合作，以有效配置资源［12］15。但社会资本的积累速度快于人力资本，应加大社会资本的创造。最后，国家和政府还可以通过教育传输社会规范、提供公共产品来创造社会资本［13］88-89，制度建设与公共精神培育协调推动社会资本建设和国家治理现代化。［14］但建立社会资本绝非易事，继承与保护传统社会资本是重中之重［15］215-216。节日文化是文化社会资本的组成部分，随着社会的发展，壮族节日的宗教意味、文化教育、道德教化功能逐渐淡化，休闲娱乐、经济贸易等功能越来越明显，彰显了传统节日在当代所具有的重要价值。［16］龚永辉、俸代瑜、黄金海在总结广西民族团结进步60年经验时指出了文化资本的重要意义，即自治区充分发挥区域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作用，大力实施以农村为主的文化惠民工程、少数民族文化抢救保护工程、少数民族文化开发应用工程、少数民族文化图书精品工程、民族传统节庆工程，积极培育共有文化，用文化架起促进民心相通、加强民族团结的桥梁。［17］既然相对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西部贫困居民收入的边际效应贡献最大［18］，文化社会资本对民族地区反贫困效应的路径是什么？以往多数研究侧重于社会资本的功能性，在文化分析上有些不足。
二、文化社会资本的典型特征
（一）文化社会资本与社会资本的区别
斯蒂格利茨充分肯定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保护了传统的社会资本，维持了社会稳定和继续执行了基本的管理职能。［19］当前随着市场化、现代化已进入民族乡村社区，社会资本经历了从人际信任到组织信任、单一网络到复杂网络、隐性规约到显性制度① 这里的隐性规约指传统文化的传承，显性制度指公共精神的培育。 的转变［20］39-47。与之不同，作为传统文化资源的文化社会资本，其自我调适性的特点使之文化价值得以保值或增值。当然，文化社会资本和社会资本具有共同的文化因子，如民族凝聚力、社会规范、村规民约、风俗等；民族文化和价值观念是文化社会资本的承载体，指引着文化社会资本中规范的形成和转变；一个民族文化的完整性是文化社会资本存在的重要保障。郑晓云认为民族文化的重要性之一在于它的社会资本属性，强调民族文化的传承与保护，也是对传统社会资本的保值与建设。［21］11-12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传承文化社会资本是文化自信的体现。主流经济学的经济资本回报论对于民族地区来说显然是一个悖论，波普金-斯科特命题表明，农民经济决策行为及其有效性由其在村域中的互动及关系网络，即社会资本决定，并非直接受价格机制的影响。且宗教信仰有利于塑造良好的行为态度（Guiso &Zingales，2003）［22］，有利于信众成员建立起紧密的社会关系网络并形成社会资本，进而更容易从内部获取资源（阮荣平，2011［23］，2014［24］）。可见，整合民族文化社会资本对于提高国家软实力具有重要作用。
（二）民族性、文化性、区域性、社会性等多重性质
所谓“十里不同俗，百里不同风”，地域性决定了各民族传统习俗。“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有一方人的品味”，说明品味即地域性文化，长期受地理环境、生活方式、人际交往因素而形成，或为人的思想方式、行为方式与表达方式，以某个地域为中心，产生于社会成员共同的生产、生活与精神活动过程。［25］以上从民族性、文化性和地域性方面，体现出文化社会资本的典型特征。布迪厄提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可以相互转化［26］，说明文化社会资本也能带来持续性的经济效益，表现出资本性和增值性特征。但不能把它简单理解为投资与回报的经济学，应考虑社会的、文化的逻辑价值。正如社会资本中的关系包含促进信息流动、对行动者增加影响、提高个体的社会信用、强化身份和认同感的四重要素［5］19-20。文化社会资本也可以理解为人与人或人与群在关系网络互动中所获得的文化认同、社会信用与能量，赋予了群体互惠的义务感和集体归属感，促使其走向整合、共享和社会化。即文化社会资本的社会性。它还具备排他性和负外部性的特点，族群之间的信任关系往往建立在亲情、家规、道德教化之上，族群以外的、范围更广的一般性社会信任缺失，可能造成传统社会资本延伸半径小、相对封闭、横向联系弱，可能与建立在法律制度之上的社会信任产生冲突（李新春，2002）［27］。反贫困政策设计时，极易降低民族、族群与亚族群的信任程度和合作效率，导致政府扶贫决策的偏失，影响民族关系的互助和谐，甚至会引发对外群体成员的怀疑、褊狭、仇恨和暴力。
（三）文化社会资本的积累方向
社会资本的社会性体现在道德化、制度化、总体化三个积累向度［28］（王雨磊，2015），笔者以制度化和总体化分析文化社会资本的积累方向。
人类行为嵌入在社会结构中，特定经济行为与特定社会结构和文化环境相对应。中国长期以来的“关系本位”特点，均体现在文化理念和社会结构之中，促使人们在面临市场挑战时合作行为发生及组织的建立，并强化成一种制度化积淀［29］。我国民族地区建立和发展了根植在各民族文化土壤中的特色制度，布依族村寨的“家族制”“寨老制”“议榔制”，苗族氏族组织的“姜略”［30］、彝族的家支制度、基诺族的村社制度以及傣族的“勐”、纳西摩梭人的母系大家庭制度等，都体现出了文化社会资本的整合过程。再者由于民族传统文化社会资本丰富，一些具有区域性民族文化特色的民间组织推动了制度化进程。云南迪庆藏族的“长老会”、“射箭队”是村级治理的重要主体。贵州苗族地区的“房族”，是独立于国家法定组织之外的社会组织，一个寨是一个大家族，分为三个二级房族，十个最小的三级房族。三级房族一般由三代以内的直系和旁系血亲构成。［31］45，66此外，村社制度、社会协作与互助制度、村规民约、公共事务的协调机制、自然资源管理制度，以及我国社会公共道德规范和法律法规都是文化社会资本的积累结果。
1.制度化
2.总体化
人的社会性、整体性及全面发展的本质要求文化社会资本朝着总体化方向积累。文化社会资本存在于人与群体间，整个群体和社会被视为一个整体进行表征和评价，人群合一，形成56个民族为一家。民族认同、宗教、民族节日、基于传统的组织制度各成一体，彼此求同存异，产生独具特色的文化社会资本。同时各民族地区社区间形成紧密的联系，将弱关系转化为强关系，促进文化社会资本网络的建立与稳定，如图1。
图1 民族地区社区治理主体互动关系
三、文化社会资本的表现形式及其与贫困的关联
Krishna（1999）［32］、Sabatini和Fabio（2006）［33］均把社会资本分为结构型社会资本和认知型社会资本。杨宇、沈坤荣（2010）［34］崔巍（2018）［35］据我国省级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结构型社会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而认知型社会资本相反。与之不同，本文认为族群和民族通过文化途径（习俗、宗教、社会交往）拓展社会网络，获得更多反贫困资源。所以把文化社会资本划分为三种类型：结构型文化社会资本、认知型文化社会资本和不可认知型文化社会资本，并探讨三种不同表现形式及其反贫困效应。
（一）结构型文化社会资本
3.连接型文化社会资本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应用型民办本科高校也随之发展起来。应用型民办本科高校只有不断提高教学质量才能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继续保持住竞争优势。而“双师型”教师队伍是确保人才培养质量的重中之重，它有利于实现应用型民办本科高校教育人才的培养目标。
图2 民族地区文化社会资本基本结构图
1.纽带型文化社会资本
需要说明的是，预约裁定这一新型的行政解释与以往一般意义上的行政解释——“由上级税务机关依据法律的明确授权或依职权就税法的适用执行向下级机关发布的命令、指导中有关税法条文、税法规范、税法概念、税法原则等所作的解释”[6]有所不同。税收预约裁定制度与一般意义上的行政解释相比，无论是从申请机制还是从效力约束来看都具有特定性，因而也更符合税法解释的目标。因为税法解释的目标“不在于探求法律文本的原意，而在于将立法中抽象的正义转化为适合于个案判决的具体的正义”。[7]
短短几年之间，农村地区小学英语多媒体课堂从无到有，正像婴儿般蹒跚学步，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很多问题。笔者结合个人的经历和工作情况，对农村地区小学英语多媒体课堂管理进行研究，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和建议。
右坝肩为岩质边坡，岩层属于中生界龙华河群榆林坪组（Arlny）厚层-巨厚层变质二长花岗岩夹黑云角闪斜长片麻岩。坡度在正常蓄水位以下约为50°，在正常蓄水位以上为30°～35°。右坝肩多由巨厚层的变质二长花岗岩组成，岩层产状不明显，发育顺河向的卸荷裂隙及强风化岩体，强风化岩层厚2 m左右，岩体内无软弱夹层，弱风化及新鲜岩石坚硬，下游无临空面，分析右坝肩边坡整体稳定性好，岸坡稳定。建议对右坝肩进行削坡处理，清除强风化岩层和破碎岩体。
2.桥梁型文化社会资本
桥梁型文化社会资本是指主要通过业缘和地缘联系起来的社会关系，处于结构型文化社会资本结构图的第二层。关系相对第一层疏远，处于第二层的人可能具有不同的种族和社会经济地位，但都是追求共同利益的“自己人”。桥梁型文化社会资本的反贫困效应是比较复杂的。一方面，桥梁型文化社会资本是以纽带型社会资本为基础得以巩固、发展和强化的。若具有排他性的纽带型文化社会资本对反贫困发挥效应，那么桥梁型文化社会资本会产生同样的负外部性；另一方面，桥梁型文化社会资本是连接各民族间文化信息和网络的桥梁，这有助于实现资源共享、构建良好的信任和合作，故对反贫困效应有积极影响。而民族地区“关系本位”现象，体现了公众对政府公务员的信任亲疏有序，出于亲缘关系才会关注其工作业绩，这样的特殊信任关系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信用政府的构建（龙海波，2016）［20］41，使得桥梁型文化社会资本在中国尤其是民族地区发育不成熟，人情关系的狭隘理解阻碍了文化社会资本在民族地区的生根。
结构型文化社会资本主要指客观的社会组织和网络，人们可以通过这样的客体确定社会角色、分享信息、采取集体行动来实现反贫困目的，有效利用的规模越大，拥有的文化社会资本越多，就越可能从中获益。民族地区文化社会资本的结构呈现出一种由近及远、分层的亲疏有别的“差序格局”（如图2 所示）：以己为中心，“自家人”→“自己人”→外人”向外圈圈扩散（越向外关系越疏），形成了以血缘关系和亲缘关系为初始禀赋的具有“圈子主义精神”的熟人社会。
贫困不仅源自文化社会资本缺失，还深受民族和族群社会文化形态的影响。根据文化社会资本的民族性、文化性和区域性特点，不同的民族传统、价值观念与社会制度、宗教信仰、社会与地理环境、风俗习惯等养育不同的群体，塑造着独具特色的文化社会资本。基于郑晓云在《社会资本与农村发展》著作中提到社会凝聚机制，本文所说的文化社会资本反贫困机制正是少数民族在长期生存与发展中，形成的社会凝聚机制，包含着人们共同遵守的价值观念。文化社会资本基于以下模式运行并达到反贫困效应，如图4：
连接型文化社会资本是将不同社会背景的个人和团体连接起来的一种比较弱的社会关系，它有助于人们超越既有网络和层次的限制，通过与外部网络和层次进行连接来获得信息和资源。连接型文化社会资本的反贫困效应在于，如Putnam（1993）所描述，自发的社会组织将合作和信任逐渐变为社会化行为［37］。连接型文化社会资本的增强，可以将不同层次和具有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人们连接起来，这有利于促进资源的共享，增加文明和民主形成的机会，产生积极的溢出效应即正的外部性。传统文化和社会网络仍存在于连接型文化社会资本，维持了民族关系和社会秩序。然而乡土变迁与重塑过程中，可以看到现代化知识对民族地区传统文化的损伤，部分民族地区缺失了宗族宗亲、乡里乡亲的情感和合作文化的传统。有的失去了家庭以上强烈的认同与行动单位，变为城市化社会关系的原子化村庄，如湖北和东北大部分农村［38］。但应看到，连接型文化社会资本延续了特殊的传统文化特点，在民族文化和少数民族走出去的过程中，不断扩大了社会关系网络，引进了族群外人才和优秀文化资源，创新并丰富了本民族文化社会资本。
（二）认知型文化社会资本
认知型文化社会资本是能在民族内部和不同民族间表达共同的语言、符号、价值观念、文化习惯、心理素质等的资源，强调彼此认同感和凝聚意识。学者们往往通过世界价值观调查、长期的社会调查或采用一些间接指标来测量，主要强调社会信任水平维度。如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岩门村从村风民俗、邻里关系、婚姻家庭、社会救助管理等方面制定村规民约，促使村域和谐稳定、与专业合作社交易的快速达成和形成集体信任合作关系（根据访谈材料整理。访谈对象：英DL。访谈时间：2016年12月22日；访谈地点：鹤峰县下坪乡岩门村）。可见，认知型文化社会资本网络既有市场机制交换和配置资源的功能，也有正式组织满足安全感、归属感、成就感的功能，还有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和共享信仰的需求。认知型文化社会资本与当前反贫困的冲突主要在于，诸如安土重迁的封闭文化、“一小二私”的经济观念、亲疏有别的乡土文化，对易地扶贫搬迁、发展生产等扶贫机制造成了一定程度的阻碍。当前各种新伦理观念对中国传统伦理的冲击，维系关系的核心则逐渐由血缘转变为利益，在功利主义的催化下原本严格的小群体内部的权利义务关系也变得松散不堪：独身主义、丁克家庭的流行，先赋性的强关系日益缩小；正式组织中激烈的竞争导致人际关系冷淡、孤独老年人自杀、儿童被虐现象层出不穷。市场和正式组织均体现了单一的等价交换，进入和退出成本较高，难以满足人类复杂的交换需求。
（三）不可认知型文化社会资本
与认知型文化社会资本不同，受智力、知识水平、经验等限制，不可认知型文化社会资本在相同背景和文化条件下不能被完整的展现，具有较强的主观因素因而很难被测量。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族群的意识和行为，导致对同一个问题或现象的反应迟钝或错误，进而发展轨迹和反贫困效应也就不同。我们对传统的无形文化社会资本的一无所知或误解，如科学理论、史实材料、历史人物、地域化宗族、义亲等，也可看作是不可认知型文化社会资本的延伸。正是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不同区域的不同种族和族群，以及不同民族出现的不可认知型文化社会资本差异，其固有的潜在意识、行为模式、父辈归属感等影响了自身发展的轨迹，并表现出了相应的路径依赖或惯性。这种差异性在我国有鲜明的反映，如台湾人勤劳果敢、坚忍，金融投资活动比较保守，规避风险，企业的外源资金比例低，自有资金比例非常高，这些非正式制度的不可认知型传统文化社会资本是台湾较为成功抵御东南亚金融危机的重要因素。尽管当前维吾尔族人的思想和行为不断受到冲击，但长期信奉《古兰经》的族群，无形中自身价值得到提高，人们性灵获得矫正；回族文化蕴含着强烈的从商观念和现代经济意识，为反贫困和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基础。相反地，彝族“自给自足”“重农轻商”“平均主义”等不可认知原因，阻碍了其脱贫致富。
关于文化社会资本与贫困的逻辑关系：一是二者都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综合问题。二是以往贫困成因理论多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角度出发，而从现有理论和经验来看，穷人更依赖于文化社会资本，以满足自己的情感需求或提高自身幸福指数。
四、文化社会资本的运动过程及反贫困机制
在鹤式起重机起重参数进行调节时,根据TRIZ理论可将各个杆件变为伸缩式,结合可靠性分析结果,为确保起重的等势性,尽量改变杆件3和杆件5,即改变起重机的起吊臂.为了保证等势性,必须严格控制杆件1、杆件2的加工和装配精度.
（一）文化社会资本缺失影响贫困的机理
1.多重贫困引起文化社会资本缺失。社会政策缺陷引起的制度贫困是长期的，常常造成政策排斥，若教育投入、社区组织和关系网络难以提高或健全，极可能制约部分社会成员脱贫能力的提升。况且治理贫穷状况的政策的历史就是贫困本身的历史（周怡，2002）。［39］而贫困文化代际传递机制中个人的机会不平等和能力受限，更延缓了其脱贫进程。此外，社会关系网络封闭，普遍主义和平等原则的丧失，而特殊主义原则过度运用于权利结构和“圈子文化”，此时缺乏有效关系资本支持与保护的群体便会陷入生活困顿。以上政策排斥引起的制度贫困、代际传承引起的文化贫困、社会孤立引起的关系贫困，多重贫困相互影响与恶化，导致文化社会资本贫乏。
纽带型文化社会资本是由紧密型血缘、亲缘、宗缘等家族或种族纽带而形成的。在这种社会纽带中，相同社会背景和经济目标的人们互相提供物质和情感上的帮助，［36］文化认同和集体主义精神强烈。在西部民族村落基本遵循个人→家庭→宗族→村寨的社会组织结构。一个地区的纽带型文化社会资本越发达，人们的集体凝聚力就越发达，越有动力反贫困。西双版纳傣族的互惠互助传统（青年组织、妇女组织、生产小组）每逢村中家庭有红白喜事、建房或遇灾、孤寡老人、需要修建村中祠堂和沟渠等活动时，全村出动尽义务。正是由于这种纽带型文化社会资本具有的促进集体协作的功能，云南红河流域哈尼族地区历史上修筑了数以万计的梯田以及数万条灌溉水沟；“巴扎”作为一种社会网络载体，满足了人们交际需要，传承了民族文化，使产品得以商业增值，人们获得脱贫致富的资源。文化社会资本在其中发挥着交易产品、交易信息、交际功能和传承文化的积极作用；再如云南宁蒗彝族自治县永宁乡的摩梭族母系大家庭目前仍占其家庭总数的60%，以血缘为纽带的文化社会资本使之具有较高生产力、较强环境适应能力，由家长控制规则，各成员分工合作、分配协调，同时仍保证女性独立的经济自由，保障了妇女权利。这是较邻近汉族、普米族，其生活幸福指数更高的重要原因。
图3 文化社会资本缺失诱致下的农民贫困循环机理
参见：黄江泉.社会资本缺乏诱致下的中国农民贫困循环机理剖析［J］.经济学家，2012，9（9）：91-96。
2.文化社会资本缺失对贫困的影响。社会资本越多，农户越不容易处于贫困状态［10］，社会资本不足易导致农户陷入贫困［40］。由图2可知，根据波茨（Portes，1995）［41］的社会资本功能论，笔者认为①文化社会资本作为社会控制的来源，符合当地民意的乡土精英具有控制和调动官方与民间社会资源的权力和威望，有利于加强偏穷民族乡的村落宗族自治组织。但一些富人集团可能通过影响政府和社会政策将边缘化的贫弱群体排斥在外，造成贫弱群体的利益受损；②贫困家庭没有多余的物质资本来满足自己的需求，文化社会资本作为家庭生存机制的来源，缺少民族认同和归属感、文化价值观念、社会教育、文化资源等文化社会资本可能导致贫困家庭的上一代对下一代的支持不足，引致文化贫困的代际传递；③作为社会关系网络获得收益的来源，市场信息和就业机会随文化社会资本缺失而减少。且文化社会资本缺失影响职业阶梯的向上流动，一旦以职业、文化资源、社会关系资源区分的社会分层形成，会造成社会孤立和分化，严重的可能激化贫困群体的矛盾。因此，现实中的贫困人口往往是文化社会资本最匮乏的人群。文化社会资本的缺失加剧了能力和机会的根本性匮乏，进一步催化“低收入—低储蓄—低资本形成—低生产率—低产出—低收入”的传递机制。以此往复循环下去，贫困人口陷入“文化社会资本陷阱”。那么，文化社会资本内部是怎样运动的，如何针对上述致贫机理从社会控制、生存机制、社会网络关系角度创造一种有利于人们反贫困的机制呢？下面将做进一步分析。
（二）文化社会资本的运动过程及其反贫困机制
在钻取采样工作过程中，钻具将对锁合随动式限幅机构施加横向负载。根据设计需求，对限幅机构加载横向300 N的等效压强，校核限幅机构的静态结构刚度，得到的限幅机构主支撑架的有限元位移云图如图8所示。
现如今，很多学校为了追求升学率，占用了体、音、美课的课时，导致每周两节体育课不能正常进行。另外，家长为让孩子考上好的学校，帮孩子填报很多补习班，所以即使在放假期间，孩子也没有时间进行课外体育活动。久而久之，由于学校、家长、学生忽视课外体育活动，导致胖墩、近视眼人数不断增多。实践证明，进行课外体育锻炼能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我对漳浦一中高三全体学生进行调查研究，研究显示：每天坚持锻炼一小时学生身体素质明显好于没有锻炼的学生，他们身体素质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
图4 少数民族的文化社会资本各构成要素及其反贫困关系模型
如图4 所示，各民族由于民族文化认同感、社会价值取向、社会集合与管理制度等凝聚成一个整体以达到共同脱贫的目标，开创“穷人与富人受益的双赢之路”是文化社会资本的社会凝聚机制功能。在此基础上，还需要对支撑人们生存和反贫困的各种资源进行合理控制，使社会控制在被民族文化所认可的范围内，以保证民族社会和谐稳定、反贫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这种通过社会规范、社会调节机制、生存资源管理机制、社会公认的诚信、伦理道德等规范消除制度贫困和减缓文化贫困，是文化社会资本的社会控制功能。在资源和人的行为得以良好的社会控制前提下，以合作制度与机制、互助制度、经济上的网络关系为代表的生存机制使得人们获得更强的生存能力与减轻关系贫困的可能。我国社会关系复杂，个人摄取社会资源的多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关系网络的质量［42］，由文化途径拓展的社会网络关系给人们带来了新的生存资源，使之反贫困能力更强。
社会凝聚机制包含的三种机制在民族地区协调促进，引导社区成员自愿成立合作组织，有利于促进集体行动的规范与信任网络的建立，以及公共品的提供，避免搭便车行为和公地悲剧。且大大降低了人们生存风险、提高生产效率、维系社会秩序与稳定、增进社会和谐、增强人们幸福感、保护自然资源等，最终共同发挥反贫困效应。满足以上条件的文化因子都可以被视为良性的文化社会资本，继而文化社会资本结构得以调整、新的文化社会资本要素产生，文化社会资本存量增大能够有效地支持脱贫进程。当然上述反贫困机制利用不当，可能会产生一些负面的社会问题。传统社会控制力松弛，易引致道德失范问题，如吸毒、盗窃、斗殴、互联网不文明用语① 2017年新华社禁用38个互联网不文明用语。 ；传统的互助机制及网络的瓦解可能阻碍农村公益事业的发展、族群生存能力降低；宗教、民族文化传统、习俗、关系等非正式制度逐渐被正式制度代替，如云南部分地方的拉祜族、瑶族、苗族、佤族不能完全习惯非集体化的个体生产与生活，反而致贫，甚至“贫上加贫”。
五、改良文化社会资本促进民族地区贫困人口脱贫致富
社会资本理论的发展和完善为我们研究反贫困提供了一个新的社会学视角，但在我国这方面的研究尚属起步阶段。尽管一些学者从实证的角度分别考察了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但学术界对文化社会资本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定义和衡量标准，不同领域的学者对社会资本的界定各异。另外，文化社会资本究竟是如何对反贫困产生影响的，其影响机制和作用渠道是什么，这都是今后值得持续探讨的问题。本文认为文化社会资本理论不可能仅仅从国外引进的，其必须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内部实现自我增长，政策设计者应把政策制定与文化切合，注重对民族传统社会资本的培育、改善、保护与创新。
（一）创造更好的制度环境，培育文化社会资本
通过制度和特殊机制设计，促使文化社会资本对贫困农户发生正向作用。如权责对等前提下，社会利益倾斜机制、社会权利能力机制和激励机制的综合运行。注入适宜的外部结构型文化社会资本，丰富和培育贫困地区文化社会资本的三种表现形式。同时在完善社会关系和文化资源的基础上，激发社会凝聚机制，提高农户内外部信任水平，弥补资源获取能力和机会的缺失，最终彻底改变贫困循环陷阱。认知型和不可认知型文化社会资本的培育可以看作为农户自我参与治贫的动力。政府还可以加强对文化社会资本弱的农户在自治、德治与法治意识方面的培训，使之更好的融入现代乡村制度环境中。同时有效率的非正式制度促使民族地区文化社会资本的生根，应有意识地加以维系和巩固。
（二）优化民族地区社会网络关系，改善文化社会资本
社会组织是社会资本生长的土壤，社会资本的产生和更新都与社会组织有着密切的联系。［43］390因此，可以加强行政组织治理主体合作，扩大公众间的信任范围［44］；建构符合当地民意的宗教组织、农业合作组织、老年协会等；自建满足当地文化需求的小团体、青年社团等社会网络关系，都有助于改善结构型文化社会资本，使之向总体化发展。还可以从民族地区社区内部改善纽带型文化社会资本，增加乡土精英对贫困群体脱贫带动的激励，典型的如族长、绅士、戏班班主等。民族地区社区治理主体应帮助贫困人口将封闭独立的观念转变为开放互惠的观念，加大政策宣传，提高贫困群体自组织水平、参与意识和使用个人权利的意识。一种和谐的社会网络关系，应该是成员间高度信任、积极合作，具备普遍共识、身份认同和归属感，比较容易促进公共品提供，便于实现社区农民合作行为、自我管理的关系。
现在的多媒体课件，生动形象，在吸引学生注意力与创设情境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由于低年级的小学生比较喜欢动画片，如果把教学内容设计成一种直观的形象，让学生的注意力集中起来，当看到形象生动、色彩鲜艳、语言有趣的动画画面时，学生思维就随着活跃起来，同时给学生学习和生活增添一种色彩。这样把抽象的数学知识具体化、形象化，调动学生的各种感官参与学习活动，形成一种生动活泼的学习氛围，让学生在乐中学，学中乐。
（三）注重传统文化，保护良性文化社会资本
民族地区独特的风土人情、道德观念、自然资源等一旦遭到破坏，传统文化社会资本存量极易减少，保护良性社会资本成为重中之重。儒家文化、道家思想、佛教和伊斯兰教等宗教信仰作为我国优秀的文化社会资本，其“修身、治国、齐家、平天下”、“忠、信”等理念启发人们培养和谐的人际关系和道德情操，使人注重集体和家族利益，强调信任和合作。以此为前提，反贫困中还应增进与熟人圈内外不同人之间的合作，注重文化社会资本的结构优化与平衡，充分发展积极的，合理应对消极的。消极的传统文化社会资本可能引起民族文化的流失、不良社会现象出现、生态环境恶化、集体意识淡化等一系列负面影响。另外，大部分民族地区较偏远、自然环境较为恶劣、远离市场经济繁荣地带，但同时也起到了保护少数民族文化传统不受现代因素冲击的客观作用，更是少数民族地区血缘、亲缘、地缘文化的天然屏障。从文化传统来看，少数民族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与我国主体民族人数规模和分布的不对等，以及生活环境与状态的差异，都在强化民族内在的团结与互助。
（四）探索与现代文化社会资本最佳契合点，创新文化社会资本
传统文化社会资本与现代文化社会资本最佳契合点在于：从身份与地方认同来看，社会资本是超越血缘的业缘资本、超越经验的科技资本、超越地缘的市场资本、超越熟人的契约信任。［45］外出务工长期习得的人情传统、思维方式、行为习惯仍发挥作用，人们基于血缘、亲缘、宗缘等关系，结成地缘、业缘的社会网络关系，在自我身份认同之下形成一种新的地方认同。从文化融合来看，元朝儒家文化蕴含着丰富的现代合作金融知识，有利于传统民族文化与现代社会资本实现融合。创新文化社会资本作为现代化市场化的一环，要实现少数民族人口如期脱贫，促进不同民族和民族内部的文化交流，必然要与民族意识、民族传统与信仰产生互动和摩擦。如何有机的实现民族传统文化社会资本与现代文化社会资本的最佳契合，还须加强与民族地区文化社会资本发展实际的对话能力，以期为民族地区反贫困提供学术服务，对于维护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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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AL-SOCIAL CAPITAL AND ANTI-POVERTY IN ETHNIC AREAS:REFLECTION，MECHANISM，AND VALUE REALIZATION
Li Zhongbin，Liu Qian
Abstract: Is the anti-poverty effect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affected by cultural-social capital?If so，what is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 of influence? In order to answer this question，based on"social capital" as the logical origin，this paper sorts out and reviews existing research achievements of academia，and proposes the concept of "sociocultural capital".By exploring some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of sociocultural capital，the mechanism of influencing poverty and paths of antipoverty，we found that antipoverty mechanism of sociocultural capital is social cohesion mechanism.Meanwhile，there are three dimensions of sociocultural capital:structural，cognitive and "non-cognitive sociocultural capital"，and then analyze above-mentioned manifestations and antipoverty effect.This paper is made for providing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eoretical research of scholars on sociocultural capital，and it's a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improvingcultural-socialcultural-social capital that encourage the poor shake off poverty and become prosperous in ethnic regions.
Key Words: cultural-social capital；ethnic culture；social cohesion mechanism；anti-poverty effect
【作 者】 李忠斌，中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倩，中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2016级硕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73。
【中图分类号】 F127
【文献识别码】 A
【文章编号】 1004-454X（2019）05-0134-011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特色村寨建设的理论探讨、效果评价和政策创新研究”（15AMZ009）
〔责任编辑：陆 露〕
标签：文化社会资本论文; 民族文化论文; 社会凝聚机制论文; 反贫困效应论文; 中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