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章为篇：战国诸子散文的一种特殊结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诸子论文,战国论文,一种特殊论文,散文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0)12-0128-06
战国诸子散文有一种特殊的结构，即由若干零散的“章”组合成“篇”，本文将这种组章成篇的散文称之为组合型散文。有的诸子文集通篇都采用这种组合结构，有的则部分地收录组合型散文。一般来说，组合型散文多见于崇尚先生讲弟子记的学派，而那些亲自写作的宗师(如老子、孙子等)则不会采用这种散文结构。粗略地估计，组合型散文约占战国散文总量的四分之一。检视此类散文，其组合方式各式各样：有的就是一卷竹简的编联，章与章之间没有内容或形式上的联系；有的是以类相从，将内容相近或形式相似的材料编为一篇；有的通过承接转折的句子，将分散独立的各章连接成一个整体；有的将“杂引”与“立言”结合，寓创作于组合之中；有的是层累地叠加，集腋成裘。论者或以为组合型散文是处于语录体向专论体过渡的一种形态，是先秦早期说理散文不成熟的表现。其实组合型散文肇端于战国前期，而普遍地存在于整个战国时代，甚至像此后的《孔丛子》、《说苑》、《新序》、《世说新语》等文集，也仍然保留组章为篇的形式。对于这种具有战国时代特色的特殊散文结构，此前学术界关注者甚少，绝大多数学者习焉而不察，知其然而不去探究其所以然。研究战国诸子组合型散文，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战国散文创作的原生态环境，进而加深对战国诸子散文的理解，将战国诸子散文研究引向深入。
一、不同类组合
战国诸子散文组合型结构的最初形成原因，可以追溯到由孔门七十子所开创的记载宗师言行的习俗。①记言记事本是商周春秋时期史官的职责，春秋末年，孔子开门授徒，七十子之徒模仿史官，执笔记载孔子的言行。他们所记的内容非常广泛，有时是孔子某一句名言，有时是孔子与门生弟子的闲居交谈，有时是个别弟子的请益，有时是孔子与诸侯贵族及时人的谈话，有时是孔子生平经历的各种事件，有时是孔子传授的礼仪，有时是孔子阐述的礼义，有时是孔子讲述的历史旧闻，甚至孔子的起居嗜好也成为七十子记录的内容。孔子并不是一次性地将自己思想体系讲出来，他的思想学说是在不同时段，不同场合，面对不同对象，逐步讲出来的。如果七十子所记载的是孔子长篇谈话，那么将这几十支竹简编联起来，就成为一篇独立的文章，像大小戴《礼记》中所收录的多篇孔子谈话，都属于此类文章，这些文章的收藏、携带、传播都很方便。但是七十子记录孔子片言只语的零散竹简更多，这些散简在收藏、携带和传播方面都比较麻烦，因此有必要将这些零散竹简编结起来。②
《论语》的编辑使集章为篇由愿望变为现实。孔子死后，七十子之徒想起恩师当年对他们的道德教诲，那一幕幕情景如在昨天，而今哲人已逝，决不能让那些记录恩师教诲的记录手稿处于散乱状态，于是他们酝酿要集体编辑一本关于恩师道德教诲的书，这部书就是《论语》。③《论语》是战国第一部组合型散文结构的子书，共分二十个篇(《齐论》二十二篇，《古论》二十一篇)，每篇收录数十章孔子言行材料(其中也有部分七十子言行材料和历史旧闻)。《论语》每章篇幅都比较短小，这有着多方面的原因：有些短语可能是七十子记录的孔子片言只语，有些短语是编者从长篇记录稿中节选的，有些短章则是经过编者的提炼加工。《论语》每篇上下章之间一般没有多少内在联系，如《学而》篇由十六章言论材料组成：其中八章是孔子言论，分别讨论学习、交友、为政、孝道、忠信、知人等道德修养问题；三章是有子言论，论述孝悌、和、信、恭等伦理品质；两章是曾子关于内省和慎终追远的言论；子贡的言论有两章，一章记载子贡对孔子温良恭俭让品质的评论，另一章记载子贡与孔子论《诗》；篇中还收录了一章子夏论学的言论。这十六章，每一章的主题都是独立的。有子、曾子、子夏都是以宗师的口吻说话，这显然是在孔子死后，他们以新一代宗师身份对弟子发表言论。这就意味着《学而》十六章语录跨越了几十年时间，绝不是一人一时一地之作。究竟这十六章语录如何被组合成一篇，后人已经无从确切了解，估计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偶然的因素。《论语》编者在选录各篇材料时也会有意无意地有所侧重。如《乡党》不分章，篇中记录孔子在乡党朝廷的行为举止、情趣爱好和生活习惯，这是《论语》中内容最为集中的一篇。《八佾》凡二十六章，其中有二十一章论述礼乐。《公冶长》凡二十八章，其中十章是孔子评论弟子，十章是孔子评论历史人物。《先进》凡二十六章，其中十六章为孔子评论弟子。《子路》中有十六章讨论政治。楚狂接舆、长沮、桀溺、荷蓧丈人的故事都集中在《微子》一篇。《阳货》、《微子》两篇多显示晚年孔子的失意、无奈情绪。《子张》所记载的都是七十子言论。最后一篇《尧曰》则似乎是杂凑的。这种情形表明，《论语》的编者在辑录材料时似乎有一些按类编辑的意图，但这个意图不太明显，在实际编辑过程中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它的“篇”其实是若干支竹简的编联。
大小戴《礼记》中的绝大多数文章作于孔门七十子后学，其中有些文章是多章材料的组合。如《檀弓》就是由一百多条彼此没有联系的片断礼学故事和言论材料组合而成，由于篇幅太长，所以分为上、下两篇。七十子后学编辑此类文章，是想以具体的故事来宣传礼学。据说为子思所辑的《坊记》、《表记》、《缁衣》，也是将若干章彼此关联不大的孔子言论材料组合为篇。这几篇文章口语化程度不及《论语》，它的语气词远不及《论语》那样生动丰富，不像《论语》那样原汁原味，这可能是孔子语录在传播过程中逐步走向书面化的结果，特别是在“子曰”之后加上《书》、《诗》、《易》、《春秋》甚至《论语》的言论作为佐证，更显示出编者人为的加工痕迹。
孔门七十子是战国第一批诸子，他们的组合型散文对此后诸子具有示范意义。战国诸子将不同材料组合成篇可以分为四种情况：一是刻意地模仿《论语》。如《孟子》一书就是模仿《论语》编辑而成，全书共分为七篇，④虽然各篇取材有所侧重，如《梁惠王》上下篇多收录孟子游说齐魏的言行材料，《尽心》上下篇所收录的各章大都讨论心性哲学问题，但从总体上看，各篇并非以类相从，一篇之中，上下章之间没有内在结构联系。二是各派门生往往将零散的记录宗师言行轶事的单章组合成篇，这些文章一般都放在宗师文集的后面，相当于文集的“花絮”，如《墨子》中的《耕柱》、《贵义》、《公孟》、《鲁问》，《荀子》中的《宥坐》、《哀公》、《尧问》等等。三是为了存储资料而将不同主题的材料辑为一篇，像《韩非子》中的《说林》上下、内外《储说》就是如此，这类文章实际上类似于资料库。四是将分散的短章言论编辑为篇，如《邓析子》就是由零散的短章缀合而成。⑤
这一类由不同材料组合成的散文，言论发表者、记录者、传播者、整理编辑者分别是不同的人，从言论的发表到最后组章为篇，一般要经历较长的时间。此类组合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集零为整，以便于更好地携带、传播和收藏。它的“篇”完全是在竹简编联的意义上而言的，一篇就是一卷简册的编联。由于一篇之中章与章之间没有内在联系，因此后人在解说、引用这一类散文时，都是以章为单位。
二、以类相从
战国诸子组合型散文的另一种形式，是将内容相近或形式相似的若干章材料组合为一篇文章，我们可以将这种组合方式称之为以类相从。
《吴子》就是一部按照以类相从方式编成的散文集。该书收录战国前期军事家吴起的兵学言论，分为《图国》、《料敌》、《治兵》、《论将》、《应变》、《励士》六篇。⑥书中凡记载吴起应对魏文侯、魏武侯的文章都称“吴起”或“起”，凡单纯记载吴起兵学言论的文章都称“吴子”。《吴子》六篇显然经过吴起后学的认真整理，六篇标题就是各篇的中心思想，这应该是吴起弟子后学们在编辑时加上去的。与《论语》不同类组合方式相比，《吴子》各篇的组合显然经过编者的归类处理，一篇之中，各章材料的主题相近，堪称是典型的以类相从。如第一篇《图国》由八章组成，“吴起儒服以兵机见魏文侯章”载吴起对魏文侯讲述“内修文德，外治武备”的治国方略，“昔之图国家者章”载吴起关于“四不和”的言论，“夫道者所以反本复始章”论述道、义、礼、仁四德，“凡制国治军必教之以礼章”阐述礼义是制国治军的关键，“凡兵之所起者章”分析国家用兵之“五因”、“五名”，“愿闻治兵料人固国之道章”载吴起对魏武侯讲述治兵料民之策，“愿闻阵必定守必固战必胜之道章”讲述获胜之道在于重用贤能、民安田宅、获取民心，“武侯尝谋事章”载吴起劝谏魏文侯以士为师。这八章虽然各有宗旨，但都统摄在“图国”这个大主题之下。其他五篇也都是同类言论材料的组合。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吴子》六篇标题能够统摄全篇，而且每篇各章材料主旨相近，但一篇之中，各章语录仍旧处于相互独立的状态，上下章之间没有内在的结构联系。据《吕氏春秋·当染》和《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记载，吴起学于曾参，而曾参及其后学可能对《论语》的编辑有重要贡献，或许《吴子》一书的编辑受到曾参及其后学的启示。
《文子》一书也是根据内容来组章成篇的。⑦据文献记载，文子是老子弟子，大约与子夏同时。《文子》大部分文章的写法是先列举老子言论，然后自己加以阐发，以至于有人说《文子》是《老子》的义疏。今本《文子》分为十二篇，据李定生、徐慧君《文子要诠》，《文子》十二篇共一百九十三章。《文子》分篇的依据是各章内容，如《道原》九章都是阐述老子关于道是宇宙本源的思想，《精诚》二十一章都是论述精诚在修道中的价值，其余各章也大体是同类言论材料的组合。
如果说《吴子》、《文子》以类相从的标准是各章材料的内容，那么《晏子春秋》前四篇就是从形式角度将晏婴言行材料进行分类组合。《晏子春秋》记载春秋后期齐国政治家晏婴的言行，这是经过西汉刘向删定的本子，它的编者不一定是晏婴后学，而可能是战国中后期仰慕晏婴的稷下学者。⑧《晏子春秋》共分八篇二百一十五章，第一篇《内篇谏上》、第二篇《内篇谏下》分别由十七章、十六章组合而成，从《内篇谏上》第一章“庄公矜勇力不顾行义晏子谏”到《内篇谏下》第十六章“景公登射思得勇力士与之图国晏子谏”，两篇共三十三章，每一章标题都是以“谏”字结尾，显然《内篇谏上》、《内篇谏下》两篇都是晏婴谏辞的组合，“谏”字是这些材料组合在一起的依据。同样，《内篇问上》、《内篇问下》收录晏婴应对齐庄公、齐景公、吴王、鲁昭公、叔向、梁丘据等人之问，这两篇组合的依据是“问”，各章材料都是记载晏婴答问之辞。另有《内篇杂上》和《内篇杂下》，因其形式不一，故以“杂”字名之。《晏子春秋》的第七篇、第八篇都是《外篇》，收录晏子四条材料。根据“谏”“问”这些形式因素来组章成篇，这是战国组合型散文的一个新思路。
诸子后学对散章进行分类编联，这为后人解读此类组合型散文带来了很大的便利。不过，此类文章的“篇”仍然是多章材料的编结，它不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篇中的“章”与现代意义上的文章段落也有着本质的区别。
三、承接式组合
有些诸子后学在组章成篇时独具匠心，他们通过运用承接转折的句子，将内容相近的言论材料连接起来，使之成为一篇上下有承接、有转折、前后关联的完整散文。这些承接转折的句子淡化了各章的独立性，使之成为文章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
墨子后学最擅长此道。《墨子》中的《兼爱中》、《兼爱下》、《非攻中》、《明鬼下》、《非乐上》等篇章多次出现“墨子言”、“子墨子曰”、“子墨子言曰”，谭家健认为，这些文章是由墨子的若干段语录组合而成。不过，这些文章每篇都有鲜明的标题以概括中心思想，每篇中各段语录之间有密切联系，运用自设问答、假设反对者的诘难等方式进行承接。⑨
以《墨子·兼爱中》为例。《兼爱中》有八个“子墨子言曰”，也就是说，这篇文章的原始材料是八章墨子论述兼爱的语录。在首章语录中，墨子指出仁人的要务是“兴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随之提出“天下之利何也？天下之害何也”两个问题。次章认为，“天下之害”是“国之与国之相攻，家之与家之相篡，人之与人之相贼，君臣不惠忠，父子不慈孝，兄弟不和调”。在第二章与第三章之间有两个承接问句：“然则崇此害亦何用生哉？以不相爱生邪？”由此引出第三章墨子语录，指出天下之害皆起于“不相爱”。接着文章又以“既以非之，何以易之”的设问引出第四章墨子语录，提出以“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易“不相爱”，并详细地论述了兼相爱、交相利的方法。随后文章假设以天下士君子的口吻提出新问题：“然！乃若兼则善矣；虽然，天下之难物于故也。”由此引发墨子第五章、第六章语录，指出天下能否兼相爱、交相利，其实皆取决于君主本人的主观态度。最后文章又假设天下士君子的困惑：“然！乃若兼则善矣；虽然，不可行之物也。譬若挈太山越河、济也。”由此导出墨子第七章、第八章语录，重点破除统治者对实施兼爱政策的畏难情绪，文章以兼相爱、交相利“此圣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不可不务为也”收尾。墨子这八章论述兼爱的语录，未必是在一时一地讲的，但墨子后学却巧妙地通过五个承接性的问题句，将这八章墨子语录组合成一篇环环相扣的论文。
此类组合型散文成功的关键，全在于承接的句子。它要求组合者认真地研读宗师的各章言论材料，在大脑中拼凑、勾勒出文章的轮廓，理出文章的层次，然后精心设计用来承接各章的设问，将分散独立的各章材料组合起来。这种组合散文颇似机械零件的组装，墨家是中国较早研究机械原理的学派，或许《墨子》中组合型散文的灵感来源于机械组装。
四、“杂引”与“立言”结合
有些战国诸子不是单纯地组合言论材料，而是将流传的宗师言论材料组合与自己的创作结合起来，组织成一篇有着内在结构联系的散文。《礼记》中的《中庸》就是明显的一例。
《中庸》的作者是孔子之孙子思，朱熹在《中庸章句》中说，“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笔之于书，以授孟子。”⑩《中庸》全篇分为三十三章，其中十八章是征引孔子言论材料，另外十五章出于子思本人的创作。朱熹把征引孔子言论称之为“杂引”(即本文所说的组合)，将子思本人创作称之为“立言”。《中庸》就是“杂引”与“立言”的结合。由于《中庸》大部分内容都是辑录零散的孔子论述中庸的材料，所以尽管文中有子思的创作文字，我们仍将它视为组合型散文。
朱熹差不多用毕生的精力研治《中庸》，他对《中庸》结构有着精辟的分析：“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根据这一分析，他将《中庸》划分为三大部分。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为《中庸》第一部分：“子思述所传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本原出于天而不可易，其实体备于己而不可离，次言存养省察之要，终言圣神功化之极。盖欲学者于此反求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诱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杨氏所谓一篇之体要是也。其下十章，盖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终此章之义。”从第十二章到第二十章为《中庸》的第二部分：“子思之言，盖以申明首章道不可离之意也。其下八章，杂引孔子之言以明之。”以下十三章是《中庸》第三部分：“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而立言也。自是以下十二章，皆子思之言，以反复推明此章之意。”子思组合孔子的言论是在《中庸》的前两个部分，从表面上看，子思“杂引”孔子言论，似乎与《论语》每篇组合若干章材料一样，各章之间互不关联，其实不然。兹以第一部分为例。朱熹对各章之间的内在联系有独到的指点，他在第二章之后评点说：“此下十章，皆论中庸，以实首章之义，文虽不属，而意实相承也。”这就是说，子思征引的孔子言论虽然在文字上彼此独立成章，但在全文意脉上是互相打通的，上下章之间是形散神聚。在第五章之后朱熹评点说：“此章承上章而举其不行之端，以起下章之意。”在第七章之后评曰：“承上章大知而言，又举不明之端，以起下章也。”第九章是“亦承上章以起下章”。在第十一章后朱熹评曰：“子思所引夫子之言，以明首章之义者止此。”经过朱熹的评点批注，子思“杂引”各章孔子言论材料的内在关联被揭示出来。
《中庸》这种特殊散文结构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从孔门七十子开始，孔子后学就建立了言必称其师的学术规则，无论是讲学授徒还是著书立说，他们都高举孔子的旗帜。子思虽然是孔子的嫡孙，但他作为儒家后学，仍然不能超越规则之外。子思本人又是一个具有思想创造能力的学者，当他发表新思想的时候，他就非常自然地采取了“杂引”与“立言”并用的结构方式。
《中庸》虽然也是由若干章组成，但每一章都是这篇散文有机整体的组成部分，每一章都注入了编者或作者的构思。在不同类组合、以类相从的文章中，如果将上一章与下一章的次序颠倒过来，那么丝毫不会影响该篇文章的思想意义。但是，《中庸》各章的次序是不能随意颠倒的，颠倒了就不再是《中庸》的本意。这种“杂引”加“立言”的组合方式是子思的新创意，它对此后诸子散文结构不无启示意义。(11)
五、层累地叠加
在战国组合型散文之中，《礼记·乐记》是特别值得关注的一篇。
严格地说，《乐记》只能算一半意义上的战国散文，因为它只有部分章节是写于战国，它的最后完成应该是在汉代。(12)《荀子·乐论》绝大部分文字见于今本《乐记》，古今学者围绕着究竟是《荀子·乐论》抄《乐记》还是《乐记》抄《乐论》而聚讼不已。比《荀子·乐论》更早的郭店简《性自命出》、上博简《性情论》中杂有《乐记》思想和言辞，这证明今本《乐记》的部分初稿作于战国中期之前。《隋书·音乐志》载沈约之语，谓《乐记》取《公孙尼子》，张守节《史记正义》也说《乐记》是公孙尼子所次撰，《公孙尼子》今已失传，或许其中有论述音乐的文章，这些文章成为《荀子·乐论》、《史记·乐书》和今本《乐记》的部分来源。《乐记》大力张扬性情，与《性自命出》、《性情论》倡导真性情若合符节，这是战国前期人性论思潮留下的印记，而不大可能是片面强调教化的汉代的产物。所以，我们有充分理由将《乐记》当作战国散文来读。
今人将《乐记》视为一篇文章，古人却把它当做一部由多篇音乐论文组成的文集。《汉书·艺文志》著录《乐记》二十三篇。据刘向《别录》，《乐记》分为《乐本》、《乐论》、《乐施》、《乐言》、《乐礼》、《乐情》、《乐化》、《乐象》、《宾牟贾》、《师乙》、《魏文侯》十一篇，剩下的十二篇是《奏乐》、《乐器》、《乐作》、《意始》、《乐穆》、《说律》、《季札》、《乐道》、《乐义》、《昭本》、《招颂》、《窦公》。今本《乐记》既然由十一篇组合而成，那么与此相联系的是，各篇之下如何分章？王夫之在《礼记章句》中将《乐记》分为三十七章，从第一章到第六章为《乐本》，从第七章到第十二章为《乐论》，第十三章到第十七章为《乐礼》，第十八章到第二十二章“先王著其教”为《乐施》，从“民有血气心知之性”到第二十三章“君子贱之也”为《乐言》，从“凡奸声感人”到“则所以赠诸侯也”为《乐象》，从第二十七章到第三十三章为《乐情》，《魏文侯》、《宾牟贾》、《师乙》各自为篇，第三十四章以下四章为《乐化》。清人任启运《礼记章句》将《乐记》分为二十三章。清人汪绂《礼记章句》将《礼记》分为十八章。暨南大学博士王祎在其学位论文《〈礼记·乐记〉研究论稿》中将《乐记》分为六十二章。《乐记》在今本《礼记》中只是一篇文章，而据古人的划分，它又是由十一篇组成，而且篇下分章。篇中有篇，篇下有章，这就是《乐记》结构的特殊性。
《乐记》结构的特殊性还表现在，由于传授系统不同，它的篇目次序在不同的版本中有不同的安排。将司马迁《史记·乐书》、刘向《别录》、郑玄《目录》、孔颖达《礼记正义》进行比较，就可以发现他们在《乐记》篇目次序安排上并不一致：如《乐施》，孔疏本和《史记》本排序第四，而在刘向《别录》、郑玄《目录》中排序第三；《乐言》在孔疏本中排序第五，而在刘向《别录》、郑玄《目录》中排序第四，在《史记》本中则排序第六；《乐礼》在孔疏本和《史记》本中排序第三，而在刘向《别录》、郑玄《目录》中排序第五；《乐情》一篇，在孔疏本中排序第七，而在刘向《别录》、郑玄《目录》中排序第六，在《史记》本中排序第五……每一篇文字内容大体相同，但在不同版本中却排序不同。一个真正的艺术结构应该是一个完满自足的整体，任何一点改动都会对其完整性造成伤害。但《乐记》的情形不是如此，它的各篇组合如同堆积木一样，在不同的玩家手中，有不同的堆积方式。从这里我们可以了解到战国组合型散文如何构成的信息。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到，组合型散文是战国诸子在讲学、记录、传播、编辑等学术活动中创造的，这是一种具有鲜明战国时代特色的文学现象。从诸子宗师发表言论到后学组章为篇，组合型散文的形成一般要经历较长的时间，可以说是几代人共同努力的结晶。组章为篇的目的，或者是为了集零为整，以便于更好地收藏、携带和传播；或者是为了寓创新于组合；或者是为了更好地集储资料。秦汉以后，作家亲手写作成为风尚，他们的每篇文章一般都有完满自足的结构，特别是造纸术的发明使文章的收藏与传播成为易事，除了某些经师刻意地模仿《论语》、少数作家在编书时采用组合型结构之外，一般是不会再出现组合型散文了。
注释：
①春秋战国之际，散文创作大约有两种模式：一是以老子、孙子为代表的本人亲自著述；二是以孔子师徒为代表的先生讲弟子记。组合型散文大多出于后一种模式，先是弟子将宗师言论载之简帛，然后在传播过程中由后学将散章编辑成篇。
②战国不少散文最初是以单章形式传播的，有些单章被后人组合成篇，有些单章则被不同作者收入自己的文章之中，成为自己文章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就是战国某些章节重复出现于不同作者不同文章之中的原因。
③关于《论语》的编者和成书年代，古今有各种说法。《论语》记载了曾参之死，这距离孔子去世已有半个世纪。《礼记·坊记》引《论语》“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之语，《坊记》的编者是子思。以此推测，《论语》的最初编辑可能是七十子，而最后成书则在孔子的第二代弟子时期。
④《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孟子与弟子“作《孟子》七篇”，这说明在司马迁时代《孟子》的篇幅已经定为七篇。《汉书·艺文志》则载《孟子》十一篇。据赵岐《孟子章句》，《孟子》又有外书四篇，分别为《性善》、《辨文》、《说孝经》、《为政》。
⑤《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名家类著录《邓析子》二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法家类著录《邓析子》一卷。今本《邓析子》分为《无厚篇》和《转辞篇》，其中可能有邓析言辞，但亦多有战国黄老刑名之说。
⑥《汉书·艺文志》载《吴起》四十八篇，《隋书·经籍志》作一卷，两者篇数相差较大。《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盖亦如孙武之八十二篇出于附益，非其本书世不传也”。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一批战国兵书，其中没有《吴子》。郭沫若在《青铜时代》一书中认为《吴子》是伪书，因为《吴子·应变》所提到的“笳”、《治兵》所提到的“鞍”、《励士》所提到的“骑三千匹”，这些都是战国前期所没有的。按古代文献中出现反映后代生活内容的词汇，这是后人在传播过程中掺入的，在古代属常见现象，不能以此判定《吴子》为伪书。
⑦《汉书·艺文志》诸子略道家类著录《文子》九篇。隋唐以后，各种目录学文献著录《文子》大都是十二卷。此书曾被视为伪书，亦有人认为《文子》抄袭《淮南子》。1973年河北定州八角廊村40号汉墓出土《文子》残简，与今本《文子》中的《道德》部分文字相同，这大体可以证明《文子》为先秦古籍。
⑧《汉书·艺文志》列《晏子春秋》为儒家类，但唐柳宗元《读晏子》以为墨子之徒有齐人者为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将《晏子春秋》列为史部传记类。今观其书，该书兼有儒墨思想倾向。晏婴是春秋后期齐国著名政治家，战国时期的齐国应该保留了若干记载晏婴言行的材料和传说，稷下儒墨学者据此编成《晏子春秋》。至于《晏子春秋》中掺有《墨子》、《孟子》、《管子》、《荀子》、《韩非子》、《韩诗外传》、《说苑》、《新序》的材料，有些可能是晏婴言行材料在传播过程中被儒墨学者加工改造，有些则可能是在《晏子春秋》成书之后，其内容为他书所采摘。
⑨谭家健《〈墨子〉在先秦散文史上的地位》，收入《先秦散文艺术新探》，齐鲁书社2007年，第50-64页。
⑩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本文所引朱熹言论均出于此书。
(11)《庄子》中有两类文章特别值得注意：一类是由若干则寓言组合而成的文章，如《秋水》、《山木》、《田子方》、《列御寇》等；另一类是由若干则寓言与作者正面论述组成的文章，如《应帝王》、《至乐》、《达生》、《知北游》、《徐无鬼》、《则阳》等。以前我们将这种散文结构视为庄子刻意运用“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庄子·天下》)的产物，现在从战国组合型散文大背景来看，庄子学派所采用的散文结构其实也可以看做是组章为篇的方式。
(12)《乐记》的作者和成书年代历来存在很多争议：或以为作于子夏，或以为作于孔子再传弟子公孙尼子，或主张是荀子学派之作，或以为河间献王刘德、毛生所辑，或提倡为汉武帝时期公孙尼之作。刘跃进、孙少华认为，《乐记》的材料在先秦即已存在，《乐记》之名应当出于刘德、毛生，《乐记》成书当在汉武帝时期，今本《乐记》出于戴圣之手。参见刘跃进、孙少华《汉初〈礼记·乐记〉的版本材料与成书问题》，《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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