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日本经济发展中的文化因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经济发展论文,因素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中国古代先进的文明，使日本历史“蛙跳式”地直接从原始氏族社会进入封建社会，并成为日本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维系因素。但日本近代化和资本主义产生的启动因素，却是欧洲文化的引入触发的。战后日本以功利主义的方式，吸收、演绎、融合欧美文化的精华与中国儒家文化的精粹，形成了以集团结构、团队意识、竞争风格、拼搏进取为特点的日本精神，以及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为特点的企业制度，从而创造了“日本奇迹”。因此，儒家文化虽然不是日本资本主义产生的启动力，但却是日本经济腾飞和“日本奇迹”创造的推动力。
日本作为一个资源贫乏的岛国，领土面积仅及美国的1/25 或中国的1/26。然而短短数十年时间，就发展成为世界上的经济大国。据统计，1992年，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了36710亿美元，1993年超过了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达到1064亿美元。预计1995年， 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可能达到5万亿美元， 仅次于美国而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强国。日本经济腾飞有多方面的因素，其中的文化因素起着重要的作用。
一
日本的传统文化， 从本质上说， 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外延。 具有5000年文明的中国古代文化，对其周围的地区和民族的古代文化产生过巨大影响。进入铁器时代的“汉民族向四周长足发展，其余势也波及到我们日本列岛，给日本带来了金属文化和农耕技术。”〔1 〕公元六七世纪，日本掀起了第一次全面吸收外来文化的高潮，唐文化全面深刻地影响了日本民族。日本奈良的平城京（710～784）在设计思想、平面布局、功能区分、城市绿化等方面模仿唐长安城，甚至许多宫殿、街道、市场、里坊的名称也与唐长安城相同。日本于645 年（大化六年）实行大化革新，并颁布班田收授法和租庸调制。701 （大宝元年）年颁布《大宝律令》，宗唐律为范本。大化革新建立的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政府，是中国政治制度的移植，“本朝官习之别……大抵皆沿唐制”〔2〕。朝廷的礼仪也模仿唐朝，“朝会之礼，常服之制，拜跪之礼等，不论男女，一准唐律。”〔3 〕日本和尚《答风俗问》中“衣冠唐制度，礼乐汉君臣”的诗句，也是最好的证明。中国传统文化从思想方法、行为方式、价值判断、心理素质等诸方面，全面影响、熏陶着日本民族的国民性。因此，日本学者大多承认是中国古代文明哺育了日本古代文化。正如日本学者吉田茂所说：“古代的中国拥有非常先进的文明，对日本来说，学习中国，是一个莫大的恩惠。”〔4 〕日本正是以这种灵活吸收的方式，使历史的发展出现了“蛙跳式”的飞跃变化，越过青铜时代，直接由石器时代进入铁器时代。
但是，作为原发性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体成分——儒家思想，是奠基于农业宗法社会之上的，是为中国封建的上层建筑服务的。作为封建体系中的一部分，儒家文化在适应世界上有着超常的生命力。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国民，极易养成四平八稳的习惯和惰性。中国封建社会延续了2000多年，发育极为成熟，不易被否定，不易发生变动，表现出了恒常的稳定性。而这正是因为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存在着维系稳定的文化结构使然。这种文化结构阻碍着资本主义因素的发育和成长，阻碍着近代化的产生。
作为继发性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日本文化，自然也成为维系日本封建制度生存和发展的稳定器。明治维新前的日本，是一个与中国封建政权非常相似的、完备的、成熟的封建国家。日本历史上最末一个封建政权德川幕府，是一个纯粹的农业国家，农村人口占80%，对农民的剥削和统治成为德川政权的立国之本。幕府实行士农工商的身份等级制度，禁止农民自由改换职业，把农民永久地禁锢在土地上。以伦理为核心、富有人文精神的中国文化传统，包括尊卑有别的等级观念，谦恭礼让的处世态度，重义轻利的价值判断，求同的思维方式与知足的文化心理，也成为19世纪中叶以前日本文化的中心内容，熏陶哺育着日本国民。日本封建制度延续时间非常长，也与吸收、融汇了具有稳定作用的中国儒家文化有关。
儒家文化的宗旨和基本功能，是为了求得稳定和谐，求得“大统一”的协调。它不像希腊传统文化那样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也不像印度传统文化那样注重人与神的关系，而是注重人与人的关系，调节人与人的现实关系。这种文化注重于群体而轻视个体，与现代意识和竞争风格不相适应。本世纪初，西方学者马克斯·韦伯在研究中国儒教后认为，儒教和清教一样是出于理性的，不过二者有一个基本差别：清教运用理性去控制世界，而儒教则试图适应世界。韦伯的这种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从中国历史的发展历程来看，儒家文化传统是阻碍近代化和资本主义兴起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正是这种文化把日本带入封建社会，并使其稳定发展。因此，日本近代资本主义产生的启动因素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相反，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传统文化是日本近代化和资本主义产生的阻力。
二
日本近代资本主义的全面启动，大部分学者都承认起自于明治维新这一场政治变革。明治以前，尽管日本的商品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但这种发展仍然是隶属于封建经济范畴，根本无法在整个社会中发育成长为资本主义制度。
19世纪中叶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开始进入帝国主义阶段。面对西方殖民主义势力的东进，如何摆脱民族危机的局面，德川幕府的日本许多受到西方文化教育和熏陶的知识分子，以及统治阶级内部一些开明的政治家，认识到竞争是西方列强得以发展和强大的重要因素。同时，日本幕府政治落后的现实，也促使日本人意识到实力竞争的意义，认识到旧的封建统治秩序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在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的情况下，以西方文化武装起来的各种革新力量联合起来，主张通过学习西方来振兴日本。日本出现了第二次学习、吸收外来文化的高潮。最初，革新派借用了复古的形式，推翻了幕府的封建统治。建立起来的新政权与旧政权在形式上相似，但毕竟在新政权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一批具有良好西方文化修养和近代世界观的人士。革命后不久他们就派出了庞大的岩仓使节团巡访欧洲各国进行“西天取经”，带回了大量有关近代西方国家的信息，最终选择了“脱亚入欧”的欧洲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并随之由上而下地推行了一系列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
明治政府对赴欧考察的各路代表团带回的大量信息进行了比较，以判明哪个国家在某个领域最突出、最先进，从而作出了在哪个领域以哪个国家为样板的决定。
在政治上，明治政府改革的重点是废除各种封建制度，建立健全的近代资产阶级式的国家制度。幕藩体制是日本封建制度的根本，明治政府首先通过1869年6月的“版籍奉返”和1871年的“废藩置县”， 一举取消幕藩体制，代之以中央集权的都府县体制。同时，明治政府又改清侯公卿武士为华族、士族，取消封建等级，实行四民平等。1872年11月，政府又公布征兵令，模仿英国皇家海军创建了日本近代海军，模仿法国陆军创建了日本近代陆军。政权形式也由最初的太政官制改为近代内阁制，并且最终在群众运动的压力下，召开议会，以德国的宪法为原型，制定了明治宪法和民法，刑法则仿自法国，整个日本的立宪政治体制确立为普鲁士式君主立宪制。
在经济上，明治政府打出了“殖产兴业”、“富国强兵”的口号，在对欧洲各国实地考察的基础上，认识到殖产兴业的中心是发展工业。“据欧洲经济家之说，国家农民甚多并非美事，须以其从事工业之人口加以比较考察。例如，与农民一百人相比，从事工业之民，瑞士为76人，比利时为60人，萨克森为64人，此皆为最上等之国，而日本则不过五六人而已……。”〔5〕只有工业的强大才是国家强盛的标志。 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发展工业成了明治政府的一项主要任务。1868年5 月明治政府颁布《商法大意》，废除行令特权，实行买卖自由；1869年废除箱根及各道关卡，改商法司为通商司；1870年正式设立工部省，具体负责制定殖产兴业计划，指导民间资本主义发展；1871年允许农民种植自由，准许华族、士族经营农工商各业；1872年允许农民兼营工商业自由，取消“草分”、“家抱”、“水吞”等名称，允许迁移和职业自由，同时废除封建驿马制度，取消对交通的限制，并按照英国的模式建立现代的电报和铁路；1873年实行地税改革，承认土地私有和买卖自由。政府还通过“奉还俸禄”和“金禄公债”，把封建武士阶级转化成近代资产阶级和雇佣工人，通过“松方财政改革”和颁布“银行条例”建立近代的金融银行制度。
在文化教育上，明治政府打出“文明开化”的方针，1872年8 月以法国的学校区划制度为样板颁布了学制，并按照美国的样板开办了大学，从而建立起了现代教育制度。明治政府还广泛延聘外籍人才，大量选派海外留学生，直接吸收西方文明。
在生活习俗上，明治政府也颁布了一系列指导命令，改变旧的传统生活习惯，倡导近代文明生活习俗，如剪发、肉食等等。
明治维新“以西洋文明为目标”，其中包括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和西方的国家政体、典章制度与“自由”、“平等”、“人性”、“人权”等哲学观念和思想意识，“全方位地学习和仿效西洋文明，并把西洋文明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正是日本明治维新的基本精神。”〔6 〕这样，明治国家就成了英、美、法、德等国的大杂烩，“当时日本似乎成了先进国家的一块文化殖民地。然而，那个时代的日本人却认为在每一个领域中采用最好的模式将会使日本尽可能地集各国之大成。 ”〔7 〕结果，学习西方使日本赢得了迅速的发展。资本主义制度在日本得到了确立。明治维新这场运动，其实质是西方文化的引入而触发的将日本带入现代资本主义的一场革命。因此，西方文化是日本近代化和资本主义产生的启动因素。
三
日本民族由于岛国生存环境的局限，对外来文化的吸收采取的是以实际主义和现实功利主义作标准来进行选择的。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吸收中，对于在中国推行甚久的科举制度、宦官制度以及妇女缠足等习俗，尽管日本人也博知其作用，但是由于不适合日本国情，便断然拒绝。〔8〕在吸收西方民主、自由、平等观念的同时， 又保留了天皇这一神的象征，保留了传统的人际关系模式，包括男主外女主内、夫唱妇随的家庭模式。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对日本国民的长期熏陶，因此，在西方文化启动下建立起来的日本资产阶级明治政府中，中国传统文化仍然存在着强大的惯性影响。要发展资本主义，就必须对融合在日本国民血液中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清理和改造，使其从适应社会转变成控制社会。
1854年，日本学者佐久间象山在《省
录》中就提出了著名的“东洋道德，西洋艺术”及“和魂洋才”的主张〔9〕， 后来又解释为“学问技术采于彼，仁义道德存于我”。这实际上成为日本在近代化过程中吸收外来文化的指导思想。
以学习、吸收西方文化为目标的日本现代化在一开始，就把一向被尊崇的中国传统文化看作是不符合时代需要、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相悖的“腐儒”。〔10〕显然，日本现代化的开始，是对儒学的挑战和批判开始的，如佐久间象山，原来以信奉“程朱纯粹之学”为己任，并立志振兴“业已衰微之正学”，现在他分析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的原因，从而主张要弥补中国儒学之不足，“故某以西洋实测之学补大学格物之功”〔11〕。明治政府在实施“殖产兴业”、“富国强兵”、“文明开化”的三大政策的过程中，对儒学仍持批判态度。1872年8 月在“公布学制之布告”中批判儒学“鳌于词章记诵之末节，陷于空理虚谈之歧途，其论虽似高尚，但能身体力行者甚少”〔12〕。据此，原来实行儒学教育的私塾和寺子屋大多被关闭，各藩的藩校也纷纷停办。1873年，以福泽谕吉等组成的“明六社”及其出版的《明六杂志》，全面批判以儒学为主的封建意识形态，着手引进欧洲近代政治思想和制度，如批判儒学的“虚学”，引进法国思想家孔德的实证主义，提倡“实学”；批判儒家“克己”的禁欲主义，引进英国哲学家穆勒的功利主义思想，提倡功利主义快乐说；批判儒家以封建纲常为表现的等级观念和服从道德，引进法国思想家的“天赋人权说”和“社会契约论”，提倡“独立自尊”；批判儒家维护的君主专制主义，引进德国的君主立宪说，建立君主立宪政治。举旗批判儒学最力者福泽谕吉认为，儒家学说是“造成社会停滞不前的一种因素”〔13〕。由此可见，当时日本启蒙思想家对中国传统文化儒学的批判，是为日本民族发展资本主义，培植日本民族的科学自然观和政治主体意识鸣锣开道的。
在对熏陶日本民族的中国儒家文化进行批判的同时，一些启蒙思想家还通过重新诠释、转借、演绎的方式，对日本民族吸收融化的儒学进行改造，并和引进的西方文化嫁接，使之适应日本的国情，成为实现现代化的有利因素，以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如横井小楠把儒家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等封建民本主义思想解释为近代民主主义；涩泽荣一根据其投身工商业的实践经验，对《论语》中的“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的“道”，称之为是“公利公道”，即是国家利益。〔14〕根据涩泽荣一的解释，个人与企业追逐利润，培植资本，对增强国家实力有好处，是有益的事，这就是光荣，即符合“大义”。这样，涩泽荣一就是以国家利益为媒介，把道德与经济、义和利统一起来，从而把旧的贱商的儒家“义利”观，转变为有利于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伦理观。显而易见，涩泽荣一是把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士魂）与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商才）结合起来，创造了比原来的“和魂洋才”还棋高一筹的“士魂商才”的道德经济合一的理论，并且切实地灌注到实践中，为大家广为接受，推动着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尽管没有成为日本资本主义产生的原动力，但经过改造了的中国传统文化，却成了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推动力。法国巴黎大学第五高等研究所教授L·威德梅修在《亚细亚文化圈时代》一书中指出， 日本经济发展的动力源可求诸儒教的共同体主义精神。〔15〕日本著名的思想史学者源了圆说：“日本的发展，有赖于体制变革之处甚多。但在良好地形成个人与社会的平衡方面，儒家伦理发挥了某种作用。”〔16〕
四
日本近代著名哲学家西田几多郎（1870～1945）早就表达了日本欲融合东西文化创造一种新文化的倾合：“西洋文化与东洋文化可大别为客观的与主观的、空间的与时间的、有形的与无形的……东洋文化以主观为中心，西洋文化以客观为中心，如此横向扩张的为西洋观，以纵向为中心的文化是东洋文化……将此两方面的东西结合起来，设想有大的世界文化，就是将来的文化吧。”〔17〕日本在改造中国传统文化、吸收西方文化的过程中，将两种不同体系的文化融化为一种新文化，升华成“日本化”，从而在长期历史演进中锤炼出富有特色的日本民族精神，或称之为“活力”。这种日本民族精神或活力，可以归纳为集团结构、群体意识、竞争风格、拼搏进取精神。日本民族具有的这种精神或“活力”，正是日本现代化所以获得成功的真正奥秘。
日本模仿中国的家族制度，却将中国以宗族为核心和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制度，转变成不采血缘为纽带、却以“亲子关系”来组合，并化合了西方以人为中心的行为科学所组成的独具日本特色的家族模式，即“集团结构”，并从家庭开始，渗透到学校、企业、以至整个国家。在家族中，日本将以“仁”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观念，转变成以“忠”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观念。中国以“资格”构成团体，行横式的人际关系；而日本则以场所为“纽带”构成团体，行纵式的人际关系。国际著名文化人类学者中根千枝把日本这种独具特色的家族制称为“纵式联系结构”，并充分肯定其在现代化中的作用。她指出，日本式的团体构造原理，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现代性质的，是非常有效的组织方法。“日本人能够成功地实现令人瞩目的现代化的原因之一，即在于百分之百地灵活运用了这一纵式联系结构。”〔18〕
日本模仿中国的群体观念和序列制度，注重和谐统一，但日本强调的群体，有了很大的发展，它是在吸收了西方激励个体的要素，充分发挥群体中的个体活力，达到群体与个体之间的平衡。在日本式的“群体”中，废除了等级身份制，个体得到了充分解放，并为个体提供了竞争的条件，从而使群体更显活力。而中国的“忠诚”、“和为贵”、尊卑有序、谦恭礼让等传统观念，在这种群体中得到充分运用，转变成“终身雇佣制”、“年功工资制”、“序列晋升制”等措施，极大地增强了群体内部的凝聚力和整个集团的对外竞争力，从而形成了日本独具特色的“团队精神”和群体观念。
重视个体是西方文化的重要因素。日本成功地吸收了西方文化中重视个体的成分，承认在平等条件下的竞争观念。但日本式的竞争，又将中国传统文化中“仁”、“义”、“礼”、“智”、“信”、“忠”等伦理道德因素掺入其中，淡化了西方竞争观念中血淋淋的残酷的因素，使日本式的竞争带有温情主义色彩。日本式的竞争，是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有机结合的成功产物，其特点是竞争和协调的融合，群体外的排它性，集团内的尽力协调。它能起到增强集团内部的凝聚力，消除内耗，确保集团在对外竞争中的胜利的作用。
日本民族采取“拿来主义”的方式，广泛吸收、消化外来文化，因此，表现在日本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文化极富世界性、多元性，几乎世界上先进的、有用的文化，均能在日本文化的各个层面上有所表现。
日本人的语言文字，是由汉字、假名、外来语有机融合而成的综合体，因而兼有表音和表意两种文字系统的优点。现代日语中的常用汉字仍有1954个，其“音读”则来自古代汉语的发音，有吴音、汉音、唐音等。许多汉字的用语也与汉语有相通之处。大量引进、直接借用西方语词，成为现代日语的又一大特色，从而大大丰富和充实了日语。近年来，一些拉丁字母也开始直接进入日语，使日语的构成成分愈见复杂。正如美国学者赖肖尔所说：“日语是这样一种独特的语言，不管它借用多少外来词，仍能……保持它自己的本色”。“从某种意义上说，日语从其他语言中吸收新词的能力”，“是日语的荣誉之一”。〔19〕
日本人的精神生活是奇特的多元并存而又丰富多彩，最能反映出日本对中西文化的吸收与综合。日本人可以同时接受两种或更多不同的哲学思想，如唯物论和唯心论。不同的哲学思想在日本思想界也是“和平共处”，各得其所。到本世纪6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实存主义、逻辑实证主义构成日本哲学界三大支柱。在宗教信仰方面，日本人一个人可以同时信仰两种以上不同的宗教。正如吉田弥寿夫所说：“在一般家庭里，与佛坛并列，也供奉着神龛。同样参加神社和寺院的祭祀活动，这是多数日本人的习惯。”〔20〕日本的宗教团体与派别之多是惊人的，官方承认的新宗教有上百个，按宗教类别划分的人口总数约有全国人口的207倍，因为在日本，一个人同时信仰两种以上宗教的人很多。
在社会生活中，田畸青果株式会社经理田畸健司在向中国作家代表团介绍他女儿的婚礼所讲的话，就表明了日本文化的世界性。他说：“我女儿的婚礼是中、西、日、俄四合一。新人交换戒指，是西式婚礼才有的；神官祝福是典型的日本婚礼；新人对饮交杯酒，显然是从中国搬来的；播放俄罗斯歌曲，那当然是俄国货了……”。〔21〕从这样的风俗习惯上也可以看出日本文化的特点。
五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将明治以来现代化所取得的成果化为灰烬。战后，日本国民生活在恐慌虚脱之中。为了在千疮百孔的战争废墟上重新崛起，日本人一方面努力学习，一方面进行文化“反省”，仅仅用了50年时间，不仅超过了西欧列强，而且同美国激烈竞争，一跃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强国。
战后的日本，处于美国的占领之下。在这种外力的强迫下，日本人开始了文化史上第三次学习外国文化——美国文化的高潮。派往美国的留学生，同明治时代的留学生一样，显示出旺盛的求知欲，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他们赞赏美国的积极工作能力，英国政治上的安定，德国“大众汽车”的优良，丹麦高度的农业生产率。他们回忆和对照日本的情况，决心学习那些日本应该学习的地方。
在学习西方，尤其是学习美国文化的同时，日本进一步“反省”战前影响国民心态的“军刀政治”、“版图扩张”的富国强兵文化，认识到“军事第一”决不能使日本通向幸福，从而确立了“经济第一”、“勤勉劳作”的新的经济文化及与此相适应的政治文化。
日本人在狂热的军事热情遭到破灭后，把幸福的希望完全建立在经济发展上，经济成为日本国民在战后所关心的唯一国策。发展经济、努力生产成为有志青年的献身动机，大批优秀的人才开始由军事转向企业界，科学、教育和工程人员的奋斗归宿只有一点，那就是推动日本经济的振兴。在国际事务方面，日本也坚决执行“经济第一”的原则，一切以为日本的经济发展服务为基点，对战后的“冷战”、地区冲突坚持保持中立的消极态度，使得日本的经济在国际交往中避免了许多不必要的“封锁”和“干扰”，以至今天日本仍有“经济动物”的“雅号”。
与“经济第一”相共存的是日本人的“勤勉劳作”精神。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对日本国民的影响和熏陶，吃苦耐劳，乐于勤勉同样成为日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精神。日本人为了家庭，为了妻子儿女，自觉地加倍工作。他们坚信勤劳就会幸福，甚至甘愿牺牲自己的汗水而少取工资。日本人的储蓄水平，是世界最高的。正是这种精神创造了日本的低工资高效率，创造了日本人与美国人迥然不同的劳动工作观念。
“经济第一”、“勤勉劳作”以及独特的竞争观、质量观、投机观为日本战后经济文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日本独特的企业制度——年功序列制、终身雇佣制，又为上述经济文化观提供了客观环境。在这种企业制度中，职工成为企业家终身的合作者，而不是“拿来用一下”的工具，结果使得全体人的地位在企业中得到确认，“团队”精神也就由此形成，职员对于企业具有强烈的归宿意识，干部与工人的差别较小，这些都鼓舞了工人的士气，提高了生产效率。这是日本的“软件”，是日本的传统文化。
日本的经济发展不但得益于其特有的“团队”经营文化，而且还直接依赖于嫁接、移植的美国政治文化的保障。日本战后由“军刀政治”转变为“议会政治”，民主自由观大大加强，这种政治文化是由美国人强制“移植”的。 战后驻日美军在日本全面推行了美国的民主精神。 1945年9月，公布了5项改革措施：给妇女以选举权，给劳工以组织工会的权利，自由教育，废除专制政府，经济民主化。以后，新宪法颁布了，人民主权和基本人权的思想取代了天皇和臣民的思想，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经济民主化首先实行土地改革，颁布了反垄断法，战前的财团被强制解散，中小企业大量涌现。作为民主化的手段，日本的工会在企业的地位得到了资方的认可。日本的政府组织形式很巧妙地把民主政治和专家政治结合起来，使日本的政治生活既保证了公平，又得到了效率。
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教育成为重要的杠杆。无论是战后最困难的时期，还是六七十年代的高速增长时期，教育始终是政府给以特殊关注的问题。在普通国民的心中，都尽量希望孩子受到最佳的教育，而企业对学历的重视，又有力地使这种希望得到社会的承认，教师的地位也受到普遍尊重，国民的整体素质大幅度提高，发展经济所需要的各层次人才都有了较充分的保证。英国学者R ·多尔在题为《东亚各国经济发展和儒教文化》的演说中指出：“义理”和“非个人主义”在履行契约和达到目标方面发挥了极大作用，这些均植根于儒教；官吏选拔制度，在学校中进行道德教育，以及社会重视教育的传统也是儒家文化的特征，它确保了长时期地提供优质劳动力，是东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22〕
由“军力第一”的文化观念转变为“经济第一”的文化观念，这是日本战后支配民族灵魂的最为本质的文化观的转变。而正是这种转变造成了日本的发展选择，推动了“日本奇迹”的创造。日本战后推动经济腾飞的文化观念，其本质上是东方文化与美国文化的结合。日本的“反省”精神，既是当时日本民族所处的激变的国际关系的产物，又是一种儒家文化“一日三省吾身”的自谦文化的表现。没有战败的激变，日本不会开始“反省”；而没有自谦文化传统，日本也不能完成“反省”。日本的“团队主义”精神，更是充分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特色；而企业中的激励机制，又使这种“团队主义”精神变成一种对个人的压力，使勤劳精神更加浓烈。日本不仅有欧美式的政治上的法制体制，还有中国传统式的社会组织力量；不仅有欧洲的人文主义思想以发挥人的自主创造性与才能，还有中国传统的和谐协调以保证整体的统一。日本之所以在发展的能力与速度方面不逊于欧美，是因为它很好地吸收了欧美近现代文化的精华；而日本又之所以不同于欧美及至于超过欧美，是因为它吸收并保留了欧美文化中所没有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传统。日本文化正是中西方不同文化融合的结果。由于日本广泛吸收融合了世界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不同文化的先进成果，因而它才能在短短的50年时间里，迅速医治好战争创伤，创造日本经济腾飞的奇迹，一跃成为举世瞩目的世界经济强国。
注释：
〔1〕〔日〕家永三郎：《日本文化史》，岩波书店1982年版， 第17页。
〔2〕《日本大典》。
〔3〕《日本书纪》。
〔4〕〔日〕吉田茂：《激荡的百年史》，世界知识出版社， 第14页。
〔5〕〔日〕久米邦武：《特命全权大使美欧回览纪实》（三）， 岩波书局1979年版，第298页。
〔6〕萧功秦：《儒家文化的困境》，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第149页。
〔7〕〔日〕森岛通夫：《日本为什么“成功”》，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33～134页。
〔8〕见佐藤慎一郎：《宦官制度中国文化》， 《中国问题》（日文）杂志，第25号，1990年12月。
〔9〕〔日〕宫川透：《日本现代思想》第1卷，第46页。
〔10〕〔日〕大木规玄：《兰学阶梯》。
〔11〕转引自王家骅：《儒家思想与日本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55～156页。
〔12〕《明治维新再探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年版， 第18页。
〔13〕〔日〕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48～149页。
〔14〕〔日〕坂田吉雄：《士魂商才》，未来社1964年版，第16页。
〔15〕〔日〕《每日新闻》1987年9月17日。
〔16〕〔日〕《东亚比较研究》，1988年第3期第8页。
〔17〕《西田几多郎全集》别卷3，第206页。
〔18〕〔日〕中根千枝：《夕亍社会の人间关系》。讲谈社1969年版，第126页。
〔19〕〔美〕埃德温·赖肖尔：《日本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438页。
〔20〕〔日〕吉田弥寿夫：《新日语》，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第423页。
〔21〕晓凡：《裸体的日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版， 第205页。
〔22〕〔日〕1988年11月24日《每日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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