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分工理论的农民创业促进农村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经济增长论文,机理论文,农民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 32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456(2013)04-0030-06
创业和创业精神是一个地区、国家乃至全球经济发展的源泉。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始终是主体，以农民或其集合体为基础的农民创业对促进农业产业分工、优化农村经济结构、带动农民增收等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创业型农民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新的增长极，农民创业是全民创业的重点[1]。农户创业对农村经济的发展也迅速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然而已有文献研究多从经济外生增长的角度出发，选择的样本范围过于宽泛，农、工、商俱在，难以揭示农民创业对农业、农民以及农村的贡献。基于这一研究现状，本文尝试利用1995-2011年的统计数据从分工的视角实证研究农民创业对农村劳动分工、农村经济发展的关系，以期提高农民创业的收益，实现农村经济增长转型。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说
1.农民创业促进分工演进
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农民的生存压力、发家致富的强烈愿望促使农民创业迅速发展。截至2011年，我国农村个体创业的创业者已达2 718万户，私营企业创业者达到3 442万户。由农民非农活动以及农民创业而实现的农村劳动力分工分业，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社会变迁之一[2]。农民创业的领域多数集中在现代农业、农业服务业领域[3]，之所以选择这个创业领域，是因为这些领域是农业的薄弱点、盲点和政策支持点[4]，交易效率(transaction efficiency，TRA)较高。一般发展中国家的分工都伴随着大规模的劳动力转移，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的引力作用和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政策导向决定了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的必然[5]，而剩余劳动力一般为实用农村人才和普通农民，实用人才凭借自身的农技经验脱离了收益率较低的粮食种植，开始向收益较高的经济作物，养殖业和加工业领域转移，从而获得横向上农业规模经济和纵向上的分工经济[6]，提高了农业经营的专业化和集约化程度，进而提高了农业分工水平。然而，由于农产品的生物特性，不允许有严格的分工[7]。农民创业的过程也是农民对自身的改造和综合素质提高的过程，是农业分工过程中农民群体强化的过程。获得分工收益的创业农民，由于自身能力的提高，具备了向农业产业链条纵向延伸的可能，进而促进了农业的进一步分工[4]。
2.分工演进、交易效率和农村经济增长
分工一直被视为推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工业部门，分工带来的专业化程度提高和生产效率获得规模报酬，在农业部门也是否如此呢？研究发现，农村劳动力分工对农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9%[2]，且存在区域间差异[8]。农村分工不足是造成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原因[9]，分工深化的制度阻碍是农民遭遇制度性贫困陷阱的深层原因[10]。杨小凯认为分工的专业化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减少稀缺性，但却会增加交易费用[11]，这就是市场上自利行为形成的最重要的两难冲突[12]。只有当分工带来的收益大于为此付出的交易成本时，即交易效率提高时，分工才有可能实现。这时会出现一个更广大的市场为折中分工的好处和交易费用之间的两难冲突提供了更大的余地[13]。从长远经济发展来看，分工的深化最终将促进交易效率的提升，最优的分工水平又取决于交易效率，所以分工和交易效率之间是一个互为因果的反馈机制。薛继亮等利用的超边际分析，发现越是专业化分工下，农民创业和交易效率呈正相关[3]。交易效率的提高意味着交易费用的下降，农户能够获得更多的收益或者提高了承担创业失败风险的能力，农户有动力和也有能力去尝试新的创业领域。因此，交易效率的高低决定了农民创业的广度和深度，具体表现为专业大户的规模化经营和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的纵深发展，进而带动农户增收、农业科技进步以及农业经济增长。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中国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的时代背景下，农户创业的规模化、集约化经营会促进农村分工水平的提高。
：农户创业的纵深发展，通过获得规模经济和分工经济，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表现为农户增收和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
：分工正向调节农民创业促进农户增收与农业生产效率提高。
：交易效率正向调节农民创业促进农户增收与农业生产效率提高。
二、研究方法、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1.研究方法
由于本文采用的数据为时间序列，其变量往往是非平稳的，变量间有可能出现伪回归现象。协整理论是处理非平稳时间序列的一个重要方法，本文将以此理论作为研究基础。首先根据Dickey & Fuller提出的残差序列相关的ADF单位根法检验变量的平稳性，对于非平稳的变量进行差分处理使之平稳；其次，若变量间是单整的，则利用Johansen提出的协整检验(JJ检验)来检验这些变量间的长期均衡关系；最后，得出协整检验的结果后，将进行方差分解，以分析变量之间关系的强度。
2.变量选择和数据来源
基于假说，本文选择农户创业水平、分工水平、交易效率、农业发展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变量，选取1995-2011年作为样本区间，为消除价格因素和异方差的影响，涉及到的宏观变量指标均以1978年为基期的物价指数进行调整，并对其取对数。各变量的计算方法及相关数据来源如下。
(1)农民创业水平。根据国外已有的研究，一般用创业率指标来衡量区域的创业活跃程度。区域创业率指标的计算通常有2种方法[14]：劳动力市场法和生态学研究法。由于生态学研究法忽略了企业的规模应用较少，所以劳动力市场法应用较多。全球创业观察项目建立的全员创业活动指数(total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index，TEA)，是从创业者的角度衡量区域创业活跃程度，且与全球创业协会的成员组织具有可比性，因此本文采用劳动力市场法的TEA衡量农民创业水平，其含义是每100名18～64岁的成年人中参与创业活动的人数。由于农民创业的形式多为个体和私营企业，所以本文选择《中国统计年鉴》中在私营企业和个体企业中的就业人员数作为分子，分母选择与其最为接近的15～64岁的乡村从业人员数，具体计算见式(1)。
TEA=(乡村私营企业数+乡村个体户)/
15～64岁的乡村就业人员数(1)
(2)交易效率。影响交易效率的因素主要集中在：教育投入、政府行为、通讯投入等几个方面[15-16]。对农村交易效率的衡量，高帆将其分为交易技术因素和交易制度因素[6]；祁春节将其分为交通及信息化、教育、组织规模和交易环境4个方面[17]。综合以上分析，本文将在上述交易费用分析的基础上，对交易效率做了一些补充，具体见表1。劳动力文化程度数据主要来自历年《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教育经费数据来自历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农村信贷环境、市场交易环境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缺失数据采用回归法进行插补。根据因子分析的降维思想，采用Spss18.0软件，将表1中的多级变量内化为一个综合性变量——交易效率。
(3)农村分工水平。根据杨小凯的产权经济学模型，商业化程度反映了分工程度。商业化在农村的反应主要是农民的商品消费额和乡镇企业的收入，具体如式(2)，该模型可以反映农村家庭之间以及农民和非农民之间的分工。
式2中，DIV表示农村分工水平，r=农民商品消费总额/总消费额，Yn表示乡镇企业总收入，Ya表示农业总产值。农民商品消费额和总消费额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乡镇企业收入来自《中国乡镇企业年鉴》。
(4)农村经济发展。农村经济的发展从农业和农户2个方面来衡量，对于农业增长沿用农业全要素增长率，并采用DEA-malmquist非参数法对我国农业全要素增长率(TFPch)进行测算[18]；农户的发展沿用传统的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采用《中国农业年鉴》中“扣除价格因素影响后(取1978年的为100)的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PINC)”的数据来衡量农民收入增长情况，并取对数。经计算各变量值见表2。
三、结果分析
1.平稳性检验
利用Eviews6.0软件，采用ADF方法进行各变量的单位根检验，结果见表3。从表3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总体上，TEA、DIV、TRA、ln(PINC)、TFPch都是非平稳的，各变量的一阶差分形式均是平稳形式，其中D(REA)、D(DIV×TEA)在10%的水平上显著，D(DIV)、D(TRA×TEA)在5%的水平上显著，其余变量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各变量同阶单整，因而可以检验这些变量间的协整关系。
2.协整检验
由于样本容量较小，且为多变量，适合用Johansen(JJ)检验。因此，本文选取JJ检验判断各变量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并进一步确定各相关变量间的符号关系。检验结果见表4～表6。
由表4～表6可知，协整检验表明，在1995-2011年的样本区间内，TEA与DIV、TRA这3个变量之间，ln(PINC)与其他变量之间，以及TFPch与其他变量之间均存在一个协整关系或长期均衡关系(根据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得到的均衡向量得到协整方程见式(3)～式(5)。
式(3)～式(5)中，t代表时间趋势，括号中数值代表标准误差。从式3可知，农户创业水平正向促进劳动分工，每100人农民中增加1%的人参与创业，就可以提高0.252 5个分工水平，TRA的系数符号正，表明交易效率正向促进农村分工，交易效率每增加一个单位，可以提高0.150 6个分工水平，农民创业和交易效率均正向促进农村分工水平的提高，假说得到验证。由式4、式5可知：每百人农民中增加1%的人创业，将会带动农民人均实际收入增加6.17%，能够带动TFPch增加0.091 3，相当于TFPch增加8%(0.0913/1.048)，假设得到验证。分工和创业的联合作用能够带动农户实际收入增加1.28%，够带动TFPch增加0.056 1，相当于TFPch增加5%(0.0561/1.048)，假说得到验证；但交易效率和分工的联合作用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甚微，对TFPch的影响也太小，说明交易效率对农户创业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调节作用很小，可以忽略，假说没有得到验证。这说明目前农村的交易效率仍然比较低，可能的原因与交易效率的变量选择有关，因为这些资源在城乡分布中严重不均衡。
3.方差分解
JJ协整检验仅仅能说明变量的之间的关系，但不能说明变量间关系的强度。为弥补这一不足，本文利用前面确定的VAR模型进行方差分解，3组变量的方差分解结果见表7。
方差分解结果表明：农户创业对农业分工的贡献率从滞后5期开始稳定在12%，交易效率对分工的影响较小，滞后5期的影响仅有2%；创业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在在滞后2期后才有表现，与翟庆华对城市私营企业创业的研究中也体现出2年后的翘尾效应相一致[19]，但其后增加迅速，滞后6期时达到15%，最终稳定在20%；分工与创业的联合作用更为显著，滞后3期已经达到17%，最后稳定在40%，创业与交易效率的联合作用仅有5%；创业对农业全要素增长率的影响在滞后2期后到达59%，其后基本稳定在50%，分工和创业的联合作用最终在20%左右，而交易效率对其影响很弱，且呈下降趋势。
四、结论与启示
依据1995-2011年的统计年鉴数据，采用时间序列的实证研究方法，从经典的分工理论入手，把分工作为经济增长的基点，研究农户创业对劳动分工、农户增收和农业发展的内在机理。结果表明：农户创业对劳动分工的正向促进作用显著，贡献率达到12%，交易效率对劳动分工呈正向相关，降低交易费用，提高交易效率有利于农村分工。农户创业对地区经济发展的贡献较大，对农户人均真实收入的贡献率达到10%，对农业生产效率提高的贡献能达到50%，劳动分工的调节效应显著强于交易效率的调节效应。交易效率制约着农户创业以及农村经济发展的发展，进而说明教育资源、农村市场和农村交通、通讯基础设施的滞后，是农户创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
从研究结论上看，农户创业大大促进了农业产业分工和劳动分工，也就是促进了中国农业专业化经营的道路。因此，农户创业应该走专业化经营的路径，从资源优势、自身技能、独有的经营网络等开发专业化的农业经营；作为政策制定者，应该从改善农村交易效率入手，改善农户创业环境。改善农村交易效率可以从3个方面入手。其一，提高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提高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是农户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方式，政府和公共组织可以从创业教育、创新教育上设计符合不同创业农户的模块化课程，提高农户的创业能力。其二，改善农村的基础设施，如道路、网络等。道路、网络等基础设施是农村经济的命脉，宜疏而不能堵，改善农村的基础设施是提高农村经济活力的关键。其三，完善农村市场体系，规范市场秩序。从要素市场的流动性和市场交易信息完善入手，创新农地流转模式，加强农户之间、区域之间的市场联合，建立公平公信的农村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