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重历史事实 合理评价胡适——“胡适与中国新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胡适论文,新文化论文,中国论文,学术研讨会论文,事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和中国现代文化学会胡适研究会主办的首届“胡适与中国新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1995年6月20日至24 日在上海举行。来自中国（包括台湾）以及美国、韩国、日本、新加坡、澳大利亚的专家、学者七十余人参加了会议。
这次研讨会，汇集了一批在各学科领域胡适研究的老、中、青学者，围绕着“胡适与中国新文化”这一主题，多层次、多角度，多侧面地讨论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活动、作用及其贡献。研讨会本着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态度和精神既对近年来胡适研究的情况、成绩、进展作了回顾和分析，又集中展示和交流了一大批新的研究成果。研讨会着重在以下四方面进行了热烈地研讨。
一、研究胡适、评价胡适、超越胡适的良好学术风气
胡适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他多方面的思想文化活动，他周旋于学术与政治之间的身影，他面对社会转型、文化冲突所提出的种种主张和见解，曾在其生前死后引起过许多不同的评价，甚至是极为激烈的政治争论。这种情况，为胡适研究平添了诸多难处。但是，要研究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史就无法回避胡适问题。与会学者，能以平允、开放的心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和辩证分析的方法，对胡适思想应该肯定什么，吸取什么，扬弃什么，否定什么，都有适度把握和冷峻的分析。这表明，单纯的“批判胡适”已成过去，一味地为胡适“翻案”亦无必要，科学地研究胡适，合理地评价胡适的学术风气真正形成了。
晚年胡适的私淑弟子、美籍华裔学者唐德刚教授联系多年研究心得，提出其个人治胡适学的态度是批判、承继、修正和发扬。唐教授认为，提倡白话文、整理国故、宣传自由思想，是胡适对新文化运动的三项主要贡献。而这三项贡献，也各有其局限和不足。唐教授强调，克服这种局限和不足，就可以通过研究胡适达到超越胡适的目的。这一观点，引起了与会学者的重视。著名学者徐中玉和王元化教授也分别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在肯定胡适对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开创性贡献的同时，强调应把胡适放到历史的环境中，实事求是地作价值定位。中国现代文化学会副会长耿云志教授则认为对胡适研究重要的是还胡适的历史本来面目。他以《胡适与〈新青年〉》为题，引用翔实的史料，全面分析了胡适与新青年派的关系，澄清了不少曾为人们误解或模糊不清的事实和问题。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分裂与转化，“基本上是尊信马克思主义的人同尊信自由主义的人之间的分裂”，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扩展的角度，揭示了这种分裂的必然性和进步意见。这就从超越胡适的高度来研究胡适，体现了研究胡适应有的科学态度和时代意识。
二、胡适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
研讨会一个鲜明的特点，是许多学者不再局限于“五四”时期、三十年代等特定的文化环境来研究胡适，而是广泛联系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转型、新文化建设的全过程来反观胡适，力图从揭示胡适对近代古今、中西之争这个时代中心课题的体察入手，分析其在新文化运动中的思想活动和学术贡献。这就从更高的起点和更广的视野探讨胡适和中国新文化的关系，从而为合理评价胡适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姜义华教授提出胡适在现代中国文化结构形成中的作用问题。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变有一个结构性变革的长期过渡，形成了三大文化板块：几度变了型的政治的、权力型文化；有一定独立性的近代知识分子精英文化；大众文化、民间文化。胡适“在建立近代知识分子独立的精英文化方面”，“作了不懈的努力”。通过白话文的提倡，胡适“不仅打破了政治权力对文化的垄断，而且推动了知识分子精英文化同民间文化的接近”，据此，肯定胡适对“整合这三大文化板块”作出了贡献。但姜义华教授同时主张，应对胡适有时“如同唐·吉诃德式的冒险，有时又不免随波逐流的倾向”，予以了批评”。韩国汉城大学的闵斗基教授主张用构造性方法来探讨和追寻胡适思想的一贯性及其原因，认为这就不能仅限于特定的具体环境和背景，而要联系从“五四”到50年代的整个中国新文化的进程加以考察，这和姜义华教授的观点形成了互补性呼应。复旦大学的章清主要在“意识形态与文化重建”的关系上，“分析胡适在中国现代文化转型中扮演的角色”。他认为，胡适多次表白“不谈政治”，其实只是种韬略，“重要的是胡适将其角色定位于为中国政治奠定革新的基础”，章清还以“政治取向与文化取向的合流”立论，具体考察了胡适“以科学方法作为文化重建的意识形态基础”，“从意识形态立场对古代文化资源的化约”；同时也分析了胡适的意识形态立场和文化重建之间的紧张及其原因，从一个新的角度为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价值定位寻找依据。华东师范大学的施炎平副教授，联系近代中西文化之争的特定产物——道德革命的背景，考察了胡适的道德理想和道德追求，提出胡适是以自由主义精神为指导，在实验主义哲学的基础上，提炼出以演化论、工具论、相对论为特征的道德概念，对近代中国的道德革命作了自己的诠释和限定，确立他对新旧道德冲突的基本态度和主张。认为胡适力图把“五四”道德革命纳入他道德改良、道德重建的轨道，进而阐发了一个“新人生观”，即他的“新宗教”，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是有两重价值的，对此应作具体分析。
三、胡适研究传统课题的新突破
胡适与易卜生主义的关系，过去论者大都偏重于评析胡适对易卜生主义的介绍。事实上，易卜生作为社会问题剧的代表作家，也是19世纪末期批判现实主义的大师。他对中国“五四”先驱人物，尤其是鲁迅和胡适的思想，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汕头大学吴二持在比较了胡适与鲁迅的各自特点的基础上，指出，胡适“无疑在很大程度上采纳了易卜生的思想观念来做他社会批判、文化批判和思想建设的武器”，而且，“胡适以社会改良为目标的研究问题”，较之易卜生只列脉案、不开处方的问题剧，“是有所超越发展的”，沿着易卜生主义的道路有所前进。日本东京大学的清水贤一郎还以《革命与恋爱的乌托邦》为题，探讨了胡适提倡的易卜生主义与工读互助团之间的关系。他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入手，通过实证性分析，揭示了工读互助团内青年知识分子的家庭、恋爱观念及其思想信仰，进而探讨了新文化运动时期新式社团的组织结构及其特点。
关于胡适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华东师大丁祯彦教授指出，胡适是以进化观念、历史态度、实验室方法整理传统哲学的，因而具有丰富的历史哲学思想；上海社科院程伟礼副研究员通过胡适与冯友兰的比较，指出了重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见解，引起了与会学者的热烈讨论，进而引发了对如何以西方哲学为参照，确立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合理“范式”问题的探讨。
关于胡适的治学方法，华东师范大学的郭豫适教授探讨了胡适由“十字法”（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到“四字法”（勤、谨、和、缓）的演变，揭示了胡适一生力行的治学方法的特点和价值，同时指出其局限所在。辽宁社会科学院的尹权宇则从胡适对知识观念和批判理性的觉悟入手，评析了“假设与证据”方法的意义。两者都在旧课题中论出了新意义，受到了与会者的重视。
四、胡适研究中的一些新论题
近几年，学术界对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问题比较关注，胡适思想不仅为中国现代文化的研究学者所重视，而且为许多中国文化、中西比较文化研究学者注意。仅据92、93年的统计资料表明、各地报刊、杂志发表的胡适研究论文百余篇，出版的评传、论著达十余部。尽管如此，胡适研究仍有不少薄弱、以至空白的环节。这次研讨对此有所弥补。
首先，以往少有论及的有关胡适的理想人格及其自身的人格问题，这次研讨会上就有多篇专文作了分析。华东师范大学曹伯言教授指出，胡适所关注的不是那种圣贤人格，而是中国现代的“国民人格”。并剖析了胡适理想人格的追求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坚持独立思想和对思想行为的结果负责；二要对“大我”负责，要“为全种万世而生活”；三要积极进取，愈挫愈奋。胡适在国家破碎，民族危亡之时，力倡做一个人格高尚、对国家民族有用的人，其实际意义，“值得我们重视和深深思考”。美籍华裔学者傅安明以“胡适的友情天地”为题，生动地描述了胡适与诸多宗亲、同学、朋友、师长、同仁之间的交往情谊，透视了胡适为人处友，重情、宽容、谦和的品格，使人看到了学者胡适丰富多彩的内心感情世界。武汉大学的易竹贤“胡适的家庭婚姻问题”的专论，通过对胡适与传统女性江冬秀婚恋关系论述，评析了胡适以循义守信为根本的家庭婚姻观念，体现了胡适所具有的人格风貌和道义观念。
其次，关于20年代末至30年代胡适在上海的学术活动，因其涉及和新月派自由主义文人，及国民党政府的种种复杂关系，常被人们视为“敏感问题”，存而不论，或语焉不详。研讨会上，河南大学的沈卫威本着尊重历史、追求真实的精神，在其新著《胡适派文人集团的政治神话》中，系统论述了胡适与新月派及“平社”团体的有关活动，指出胡适在1927年国共分裂后“经历了沉默、冷嘲、抗争三个相应的精神变异”，评析了胡适当时张扬“人权”与“约法”，重新树起自由主义旗帜的矛盾指向及其时代意义，力求合理地判断胡适与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某些政治歧见和文化思想上的争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自由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论争的延续和转化情况。
华东师大的印永清联系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考察了胡适与钱穆对白话文运动的不同看法和传统文化的“新”、“旧”观上的异调，揭示了胡适与钱穆文学观上的异同及其原因，持论有据、分析入理，别具新意。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黄书光在其专著《胡适教育思想研究》系统地评介了胡适关于国语教育的建议和构想，及其提倡新文学创作的社会教育意义，受到了与会者的重视。复旦大学的朱文华以独特的视角，剖析了胡适日记——《藏晖室札记》的文体特点和价值意义，等等。所有这些都为胡适研究增添了新鲜而有意义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