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君玲[1]2003年在《期权计划与国有企业产权结构多元化》文中提出在国有企业建立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后，如何加速国有企业产权结构多元化，期权计划不失为一种有效形式。本文重点研究期权计划在国内外的理论及实务，针对公司的项目负责人提出了“抢股”激励机制，从而加大了公司激励对象的收入与公司利润的联系力度，使其为公司的长期发展及利润最大化尽最大努力。 本文针对我国的实际情况设计了一套期股激励计划以利于在未上市国有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中有效实施。期权计划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解决了国有企业经营中委托代理问题，实现了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有效激励、降低了代理成本。本文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基于经济学中的分配理论和人力资源中的激励理论，重点阐述了期权计划的理论背景及实施的必要性；进而分析了现代国有企业的产权结构以及股份制改造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然后切入到我们所讨论的期权计划。首先介绍了股票期权的产生和发展、在美国的实践以及在我国出现的几种模式，通过综合分析发现、找出在我国实践中的不足及障碍；另未上市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在我国企业中占绝大多数，针对以上这些问题，笔者设计了一套期权计划方案，以利于在未上市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中有效实施，并结合到具体企业进行了应用。
蓝定香[2]2009年在《大型国有企业产权多元化研究》文中提出一、选题的目的和意义我国是一个由计划经济逐步转轨为市场经济的国家,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以下简称大型国企)既是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得以实行的“中坚”力量,也是受我国计划经济体制束缚最深的典型代表。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国企包括大型国企的改革也取得了巨大成效。但是,从总体上看,大型国企的改革进展相对缓慢,目前已经成为我国国企改革攻坚的最后“堡垒”。2007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大型工业企业虽然仅1272户,占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户数的0.38%,但是,其资产总额、利税总额的比重占到了30%左右;其户数占全国大型工业企业总户数的44%,但其资产总额、主营业务收入、从业人员所占比重都在60%左右,特别是利税总额高达74%。这就充分说明国有及国有控股大型工业企业的地位是十分突出的。这就要求大型国企的改革既要大胆,使之快速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发动机”、“牵引力”,带动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同时又必须稳妥,使之健康稳定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安全阀”、“减震器”,保障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出现大的波动。因此,研究大型国企的制度创新、产权改革和机制转换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二、研究的主要内容(一)寻找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理论依据在比较、评析中外企业产权理论的基础上,探析国有产权原始主体“虚置”以及国有产权特殊的委托—代理关系导致国有股权控制力严重耗散的过程。大型国企由于其国有股权(经济)控制力低下,需要搭非国有股东的“便车”,因此,应当推进产权多元化改革。(二)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实践进程及现状评价分析我国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历程,评判我国大型国企产权结构现状,剖析国有股“一股独大”的弊端。(叁)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目标根据理论研究和实践分析,笔者认为,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总体目标应当是:除了两个“极少数”大型国企——极少数处于“公共性”领域的必须由国家独资经营的企业和极少数必须关闭破产的企业外,其余大型国企都应当推进产权多元化改革,建立控股股东制衡的混合股权结构。(四)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的主要方式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的总体方式有:增资扩股的增量型方式、转让国有产权的存量型方式和比较特殊的股权置换型叁种方式。其具体方式较多。在实践中,大型国企的产权多元化改革往往是多种方式结合使用的。(五)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重点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重点具有动态性,本文归纳如下表所示:表中国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的重点(六)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措施转变观念,正确认识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主体地位以及国有资产流失等问题;深化国资管理体制改革,分离国资管理部门的双重职能,明确其角色定位,理性推进大型国企的产权多元化改革;完善国家有关政策,鼓励非国(公)有经济参与大型国企的产权多元化改革。此外,要完善有关政策制度及法律法规,规范操作程序,既促进大型国企的产权多元化改革,又防止国资流失;消除大型国企的历史包袱和社会负担,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筹措改制成本,完善产权交易市场,为加快大型国企的产权多元化改革创造条件。叁、研究可能的创新与不足(一)研究可能的创新1.本文提出:应当从股权控制力耗散视角研究大型国企的产权多元化问题。由于国有股权的原始委托人虚置,加之大型国企的国有股权经过多层次多环节的(行政性)委托—代理后,国有股权的控制力严重耗散,原始委托人的控制力极弱,没有真正的权利主体与责任主体,因此,需要借助其它非国有股权的控制力(“搭便车”)及其治理中的制衡作用来保障大型国企的健康稳定发展。这就需要引进非国有股东,即推进大型国企的产权多元化改革。2.本文提出:不同性质的股权的控制力是不同的。由于产权界定和明晰程度的差异,在同一股份制企业中,在其它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同等数量比例的不同股权的控制力是不同的,其强弱关系大致可以表述如下:个人股权的控制力>法人股权的控制力>国有股权的控制力。类似地,企业经营层个人股权的控制力>内部职工个人股权的控制力>外部个人股权的控制力。3.本文提出:在大型国企国有股权的委托—代理链条中,不同节点(代理人)对国有股权控制力的耗散程度是不同的,有的是高耗散,有的是低耗散,有的还是不确定耗散。这对于不同大型国企推进产权多元化改革过程中国有股比例的确定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意义。4.本文提出: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总体目标是:除了两个“极少数”(公共性国企和必须关闭破产的国企)外,其余大型国企都应当推进产权多元化改革,建立控股股东制衡的混合股权结构。5.本文提出: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重点具有动态性。由于改革的内外部条件是变化的,有关的政策也随着改革实践的深入而不断调整,因此,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也是逐步深入的,其改革的重点具有动态性。在最初阶段或者说近期阶段,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重点是非公共领域和半公共领域企业、较小的大型企业、经营一般甚至较差的企业、地方企业、国有企业和国有独资公司、孙公司及子公司;而在中长期阶段,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重点则是公共领域的企业主要是其非关键和非核心环节的企业、特大型或航母型企业、优势企业、央企、国家绝对和相对控股公司、集团(母)公司。6.本文提出:国资管理部门作为国资的出资人代表(国有股的股东代表),对大型国企的产权多元化改革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此,要理性推进大型国企的产权多元化改革,必须分离目前国资管理部门作为行政管理者与“出资人”的双重职能,消除其角色冲突,明确其角色定位——国资管理部门作为宏观的行政管理者,而国有投资控股公司作为出资人。(二)研究的不足1.对国有股权与非国有股权控制力的定量比较研究不够。2.对大型国企国有股权与非国有股权等多元产权主体相互制衡(制衡度)的定量研究不够。3.对公共性领域中的非基础、非关键环节国有大型企业引入非国有产权的数量比例及引入方式的研究不够深入。
李国荣[3]2007年在《大型国有企业产权多元化改革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诺斯指出,一个有效的产权制度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关键。由此看来,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最终还是依赖有效的产权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其中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的进一步改革是基础和关键。但是,关于大型国有企业产权多元化改革的研究并不能适应这种需要,本论文正是要填补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在系统梳理关于产权理论与产权改革文献的基础上,本文紧紧抓住国有企业的本质,寻求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理论和实现途径的立脚点和出发点,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产权多元化的改革思路。所谓国有企业的产权多元化,就是通过企业产权的置换或多元化改造而使产权关系不明晰的主体逐步退出,使产权关系明晰的主体逐步进入,从而使企业的产权关系由不清晰变为清晰。从本质上说,产权多元化改革更多的是一个中国式的问题,这是因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就要求既保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同时又要提高经济效率。达到这种双重目标,只有产权多元化才能实现。产权多元化既有深厚的经济逻辑,也是国企现实的必然选择。在明确产权多元化改革的原则、目标和任务后,作者着重论述了如何实施产权多元化。国有企业产权多元化的重要途径是实行产权的市场化交易。而产权交易又是一项系统复杂的工程,角度和出发点不一样可能会对交易结果产生巨大的影响,因而需要创新的制度安排。作为一项系统工程,产权多元化首先需要各个行业和领域推进国有产权改革,以及对相关体制机制进行创新。在行业领域方面,基础设施领域和金融行业的改革须同时推进;在体制与机制方面,人事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科技体制、政府职能、土地制度以及非公经济等都需要进行创新。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实现形式,则需要针对不同行业、不同领域实施不同的产权实现形式。在步骤设计上,需要注意顺序、方法、策略以及不同利益群体的承受能力。产权主体多元化的途径和方法是本文的主题。本文运用制度分析和实证分析方法,首先论述了改变“一股独大”产权结构的重要性,同时强调防止全盘私有化的倾向;其次,对产权结构合理化的实现途径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提出需要从国有企业的战略布局、国企产权主体构成、国企产权比例等方面进行思考。企业是一个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集合体,异质型人力资本具有边际收益递增的属性,这一属性在多元化改革时必须注意。多元化产权改革中必须引入人力资本产权。作者运用交易成本分析和委托代理分析的方法,论述了人力资本与产权多元化的关系,指出国有企业效率低下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企业家人力资本的制度缺失,因此产权多元化改革中要重视企业家、经营者以及技术专家等异质型人力资本产权的界定、保护以及收益分配。对于MBO则需要辨证地看待和谨慎地运用。产权多元化还需要把产权改革与政府机构改革、社保制度改革、用工制度改革、金融改革等结合起来,互相配套,互相促进。作者结合当前社会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创新地提出相关制度的改革正是为国有企业产权多元化提供配套的政策支持,认为政府干预经济功能的适度强化与转变政府职能是并行不悖的。国资委作为专司国有企业管理的政府部门,在产权多元化改革中的作用主要是制定产权改革的规则、健全用人机制、剥离政策性负担和建立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由于国资委同样存在寻租的可能,因而对国资委的监督是必要的。另外,要客观分析国有资产流失现象,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作为产权多元化改革配套措施的另一个方面,清晰产权和信誉建设互为因果。成功地构建企业公开的信息系统影响到产权改革的绩效,需要加快相关立法工作,强化对国有企业的高管人员以及国资委的监督,加速建设国有企业信息数据库并定期披露国有企业信息。
孙戈兵[4]2004年在《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理性思考》文中研究说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对完善国有企业产权制度，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进行改革，是我国当前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党的十六届叁中全会提出，“建立健全现代产权制度，是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要求，是构建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基础”。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及中国加人WTO，这都要求国有企业必须能够同国际上公认的产权运营规则接轨。因此，国企产权制度改革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文章采取历史的、辩证的思维方法， 运用抽象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以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实际为出发点，立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行论述。论文内容包括四章：第一章通过对产权制度有关内涵和马克恩产权理论、西方产权理论的辩证分析，将其理论中有用的观点作为我国国企产权改革的理论依据和指导；第二章以明确的产权及其相关产权制度概念为逻辑前提，对国企产权制度的历史和现状进行实证分析和规范描述，解释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内在历史逻辑和复杂性；第叁章提出国企产权制度改革要把物质资本产权和人力资本产权有机结合起来，发挥人力资本产权的制度创新效应，拉动国有企业的现代产权制度改革；第四章提出建立国有企业现代产权制度的建议和对策：即改革国有资产管理、监督和营运体系，将国有资产“授权经营”；发展多元投资主体，使企业产权多元化;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发展资本市场，促进资本流动，使企业资本在资本经营中增值；重视人力资本，发挥人力资本产权的制度创新效应，把物质资本产权和人力资本产权有机结合起来；营造改革外部环境、推进配套改革，改革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程，在进行产权制度改革的同时，要抓好人事制度、用工制度、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的改革。
王辉[5]2004年在《人力资本产权安排与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创新》文中提出研究人力资本产权的意义重大。因为，从理论上看，人力资本理论主要研究的是人力资本的形成、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与收入分配的关系等，而对人力资本产权没有进行系统的研究。从实践上看，人力资本产权制度在我国还未完全建立起来，这使得国有企业不能对人力资本所有者进行有效的激励与约束，从而严重扭曲了国有企业治理结构。 本文除引言外共有四部分。 第一部分，首先论述了人力资本的主要特征。其次，在此基础上，论述了人力资本的产权特征，即人力资本产权只能归其载体所有。 第二部分，首先论述了人力资本参与企业产权安排的原因，这是“劳动力个人所有制”、“活劳动和物化劳动共同创造社会财富”、“知识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其次，文章构建了一个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企业产权安排的动态模型，对人力资本参与企业产权安排进行了理论分析。第叁，论述了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实质，即：治理结构在理论上体现为“契约关系”、在功能上体现为“权、责、利的配置”、在治理机制上体现为“内外两种机制的有机结合”。 第叁部分，论述了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创新。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中人力资本的产权安排有“股票期权制”、“员工持股制”、“动态股权制”。文章通过比较分析，认为：“动态股权制”在对企业人力资本所有者的激励与约束上是一种较为理想的产权安排。 第四部分，首先分析了我国国有企业治理结构的演进以及治理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其次，揭示了国有企业治理结构中的人力资本化的趋势。 本文是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粗浅研究，如果说有一点创新的话，就在于文章将人力资本理论与产权理论等现代企业理论结合起来，运用理论分析、博弈分析和实证研究等方法，探讨了人力资本产权安排与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创新。本文认为国有企业产权应是国有物质资本产权与人力资本产权的联合，在这种产权制度中，人力资本所有者与物质资本所有者拥有同等的地位，享有股东权益，享有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在对人力资本所有者的激励与约束上，“动态股权制”是一种较为理想的产权安排。
杨白冰[6]2016年在《产权结构多元化对税收的影响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转型期的中国税收正面临着总量增速乏力以及结构性失衡问题:一方面,在近两年经济结构转型的过程中,税收收入增速已经出现了下降的迹象。2013年与2014年,我国税收收入同比增速分别为9.86%、7.82%,这是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税收收入同比增速首次低于两位数;另一方面,从税收收入结构看,近年来我国商品劳务税占比在50%以上,而所得税占比仅占25%左右。与其他主要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所得税比重较低。以往关于优化税收制度的政策建议多集中于对最优税率、征管效率的探讨,而忽略了对税源的剖析。事实上,税源是税收制度的基础,如果没有充足的税源作为基础,税收制度设计得再完美也很难保证税收功能的有效发挥。因此,如何通过优化税源结构来为税制改革提供前提和条件,是税制改革的一个基础性问题。本文认为,产权结构变迁是税源结构发生变化的根本所在。这是因为,随着所有权不断分割、裂变成各式各样的产权,新的产权主体产生并获得收益,这构成了新税源产生、稳定、扩大的基础;税源的变化会进一步导致税制结构变迁,这是因为新的税源结构需要新的税收汲取能力作为匹配,增强税收汲取能力的核心就在于主体税种的选择与搭配,这成为推动税制结构变迁的动力;最后,以新的税源为基础、辅之以不断增强的税收汲取能力,共同促进了税收收入的扩大;而扩大的税收收入可以弥补政府为界定与保护产权付出的成本,由此形成“产权——税源——税制结构——税收收入——产权”的良性循环机制。在此基础上,本文实证研究了中国企业产权结构变迁、城市土地与住房市场产权变迁过程中相关税收的变化情况,以检验这一机制的合理性。首先,本文通过梳理中国企业产权结构变迁的过程,分析了企业产权结构多元化对税源产生、扩大的影响机制,税源的变化会进一步影响税制结构,最终促进税收收入、特别是所得税收入的上升。企业产权结构多元化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企业产权主体的多元化。企业产权主体由国家转向集体、法人与私人,他们作为自主经营决策的主体被法律认可,这就促进了企业所得税税源的形成;另一方面,从产权权能的角度看,产权主体由国家向集体、个人以及法人转移的本质在于,市场主体获得对企业财产的使用权、处置权以及收益权。企业所有者拥有财产的使用权与处置权可以理解为企业所有者拥有对企业的控制权,而收益权则意味着对企业剩余索取权的拥有。随着企业产权结构多元化的推进,企业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逐渐由政府转向市场、并逐渐实现统一,这不仅激励了企业生产积极性,也促进了企业经营绩效的提高、利润的扩大、员工工资的增加。这些可以通过影响税源、税制结构,最终促进税收收入以及结构的变化。在此基础上,本文还利用2001-2013年间、31个省的面板数据,采用gmm方法实证研究了企业产权结构多元化程度与税收收入及其结构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在投资规模一定的条件下,增加对股份制企业的投资会对税收收入特别是所得税收入的增速产生正向促进作用;增加对私营企业的投资会对税收收入增速产生正向促进作用但对其结构没有显着性影响;而增加对国有企业的投资不仅会导致税收收入的降低,特别是不利于所得税收入的增加;此外,资金约束一定的背景下,个人资本、法人资本的比例越高,税收收入特别是所得税收入增长越快;而国家资本与集体资本的增加则会对税收收入的增长产生负向影响。这一实证结果印证了此前提出的理论,即企业产权结构多元化的程度越高,税收收入、特别是所得税收入的增长越快。此外,通过梳理中国城市土地和住房产权变迁历程,本文分析了这一过程中财产税收入的变化情况。在土地市场上,土地由完全国家所有转向国家所有与集体所有共存,同时,城市土地还在国家所有制的基础上,形成以所有权为核心,以使用权和所有权两权分离为特征的城市土地产权结构。其结果是开辟了新的税源、相关税收制度不断完善,最终促进了土地增值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的迅猛增长;在住房市场上,我国城镇住房产权制度的改革经历了“有限产权——部分产权——私有产权”的变迁过程,其实质是将使用权、转让权与收益权不断由国家转移给集体、法人、个人等市场主体的过程。而住房市场的产权结构多元化有效地激励了住房的供需,无论是在一级市场还是二级市场,商品房的交易都呈现出不多扩大的趋势。结果是开辟了新的税源,进而促进房产税与契税的增长,以及相关税收制度的不断完善。通过理论与实证两个角度对产权结构多元化与税源、税制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究,本文发现:在产权结构多元化过程中,所有权作为基础,在此基础上不断分割、裂变成各式各样的产权。而产权明晰的过程即是各种主体获得收益的过程,这种收益的产生一方面源自于激励,另一方面源自于闲置资源的利用,其结果是开辟了新的税源,进而影响税制结构、提高税收收入。本文的结论意味着,解决税收收入不足以及税收调节问题时,可以不局限于传统的税率、征管效率等手段,通过在产权结构多元化过程中对不同产权主体的清晰界定与保护,使得各产权主体在交易过程中保持平等地位,实现权、责、利之统一,同样可以促进新税源的产生,进而起到优化税制的作用。本文的创新之处体现在:第一,视角创新。以往对于宏观税负以及税制结构的研究集中于经济因素、政治因素以及管理因素叁个方面,而本文从税源的角度出发,认为税源是税收制度的根本,如果没有充足的税源,税收制度即便设计的再完美,也不会产生充足的税源;此外,税源的变迁反映的经济结构的变迁,是市场主体收益结构的变迁,因此只有基于税源的变化设计税制结构,才能使得税制结构真正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真正起到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第二,理论创新。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本文创造性地将产权与税收问题建立联系,这突破了以往从政治经济学视角、以及新古典经济学视角对税收问题的研究。此外,本文尝试还构建了产权结构多元化对税收收入影响的一般分析框架。
但丁[7]2000年在《国有企业所有权结构多元化改革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当前，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的任务均十分繁重，或者说还有许多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需要认真研究解决。本文作者在国有大型企业多年从事管理和改制工作，对国有企业转制中面临的困难与困惑有深刻的感性认识，在各种针对国有企业的改革措施未达到预期效果的情况下，本文尝试从分析国有企业所有权结构着手提出所有权结构多元化的观点，提出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总体思路及对企业治理结构的影响，目的在于重新明确国企产权改革的方向及一些模糊的认识，为我们正在进行的国企改革这一史无前例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尽微薄之力。理论上我国国有资产属全体人民所有，但全体人民只是一个笼统而抽象的概念，不能形成人格化的产权主体，政府便作为全国人民的代表对国有企业行使所有者的法定权利。由于政府所追求的复合目标与企业应追求的单一目标的不一致性，政府各部门对所有者权利的肢解及滥用，加之具体行使所有者权利者在对企业控制权及剩余收益索取权的不一致，造成国有企业与政府之间政资不分、政企不分与所有者非人格化同时并存的尖锐矛盾，由此形成的法人治理结构失效及代理成本高昂是国有企业陷入困境的根源。根据现代企业组织理论中产权结构的多元化、责权的有限性和公司治理的法人性叁大基本特征，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础，而所有权结构多元化既是出资人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权分离的前提，也是现代企业制度所要求的产权分散化和企业社会化的需要。由于国有体制决定了政企不分与所有者非人格化的问题，必须引入市场机制通过资本运作使非人格化的国有产权主体逐步转化为以追求资本收益为唯一目标的真正意义上的产权主体，借助现代企业制度所赋予出资者的法定权利制衡政府干预造成企业目标偏移的影响，来恢复企业治理结构的效率，实现用人机制的转变。依据控<WP=3>制权与剩余索取权一致的原理，本文从经营者行为长期化及调动职工支持参与国企改革积极性的角度出发，分析论证了经营者持股及职工持股的必要性。通过分析叁种不同股权结构对企业行为的不同影响，本文提出了国有企业产权多元化改革的基本原则为：降低国有股权比例，主动放弃国家绝对控股地位，构造国有企业改革后股权相对集中，以若干法人股东为主导，国有股、法人股、个人股并存的多元化股本结构。围绕上述原则，提出股权结构多元化改革总体思路如下：国有产权以企业化经营为目标，成立由国资委归口管理，具有法人地位的专业投资经营公司直接对各企业行使出资者权利和股权经营的国有产权管理体系；对不宜实行企业化经营的国有股转化为优先股、长期债券等；引入银行、企业、保险基金、投资基金等形成法人投资者队伍；以股票期权制为主要内容的经营者和职工持股方案。资本流动是所有权结构多元化改革的必然要求。本文分析了我国资本市场的现状，依据“同股同权同利”的原理对提高国有股、法人股流动性，实现场内流通的必要性、可行性进行了论证，并提出了国有股、法人股先建立C股市场实现场内流通，逐步过渡到与以公众个人股为流通对象的A股市场并轨的分步实施方案。本文在总结其它专家学者成果的基础上，对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方案进行了系统的论述。由于国有企业改革是我国理论和实践中面临的最大的难点、热点问题，限于本人专业水平，文中的观点不一定正确，欢迎各位专家和同行批评指正。
杨欢亮[8]2004年在《职工持股在中国的发展》文中研究说明职工持股制度是一种企业的大多数职工以某种方式持有本企业股份，以此分享企业剩余，以某种方式参与企业经营管理，并有条件退出的一种股权激励制度。本文在借鉴西方国家职工持股的理论思想和实践运作的基础上，研究中国职工持股的理论、实践与发展思路。全文共分九章。 第一章探讨中国职工持股兴起和发展的历程。中国职工持股的发展基本上是沿着两条路径进行的，一是主要由职工控制的职工股份制——我们称之为股份合作制——企业中的职工持股的发展；二是股份制企业内部职工持股的发展。股份合作制的自发孕育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农村乡镇企业，90年代中期进入城市，用于国有中小企业改制。职工持股在股份制企业中的最初探索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先后经历了内部职工股、公司职工股和以职工持股会建设为主要内容的职工持股制度等发展阶段。中国职工持股制度有自身的性质和特征。 第二章考察了中外职工持股历史渊源。一百七十年前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设想的改造传统社会的组织形式——法朗吉包含了职工所有制企业的雏形。前南斯拉夫曾经倡导和推行的社会所有制以标榜工人自治名嗓一时，独树一帜。然而由于社会所有制排斥职工的个人所有权，缺乏职工所有制企业的所有权安排，造成了最终的解体。因此，我们可以把社会所有制看作是职工持股制度的一个反证。美国的员工持股计划(ESOP)是员工持股制度发展的典型形态。美国职工持股制度发展的规模与绩效令人注目，一直成为许多国家学习和效仿的榜样。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西班牙蒙德拉贡职工合作社作为职工所有制企业的一种形式，不仅具有独特的内部结构，而且它的巨大成功对美国的员工持股计划产生过影响。此外，英国、法国、日本等国家的职工持股制度也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中国职工持股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清代中晚期山西票号的“身股制”，到了20世纪30年代，天津东亚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以员工股东的形式，进行了职工持股的有益实践，而在新中国盛极一时的初级社，可以看作是社会主义职工持股的最早尝试。 第叁章评述中西方职工持股理论的发展与演变。西方职工持股制度兴起于美国，因而其理论研究也相对集中于美国。纵观职工持股理论的演变，大致以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界分为两个阶段，90年代中期之前的职工持股理论基本上把职工持股作为克服资本主义经济社会运行中某些弊端的一种制度安排，因而它是在对资本主义现存制度进行批判，寻求新的发展途径的探索中逐步形成并变得清晰起来的，这一时期的代表性理论有“双因素经济论”、“分享经济论”、“民主公司论”及流行于欧美的“第叁条道路”理论等;90年代中期之后有的经济学家把职工持股当作人力资本产权的实现形式加以研究，具有代表性的理论主要有玛格丽特‘M.布莱尔的“利益相关者论”及“公司专门投资论”。我国企业职工持股制度的理论研究始于加世纪80年代初期。最早在这一领域里进行系统研究和探索的是着名经济学家蒋一苇先生。90年代初，王压教授提出了“劳动者财产主体论”。90年代中期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了“劳动力产权论”。90年代中后期出现了“企业制度创新论”和控制“内部人控制”理论。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后，职工持股理论出现了新的发展，这就是将人力资本理论引入到企业理论中来，阐明人力资本在企业中日益上升的地位和作用引起了企业性质、产权结构及治理结构的一系列企业制度的重大变化，形成独特的职工持股理论。 第四章对职工持股制度理论作进一步分析。阐发了职工持股制度的基本规定性，使之区别于其他所有权激励方式。在价值理论与社会主义理论、资本主义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指出在传统的社会主义与传统的资本主义之间，存在一条共同的道路—它既不象传统社会主义那样，消灭资本权利，将一切挥利归于劳动，也不象传统资本主义那样，资本统治一切，劳动只是资本的“工具”—这就是使每一个劳动者都成为资本所有者。职工持股制度是传统社会主义和传统资本主义的必然选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职工持股制度是传统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得以继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可以看作是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的部分实现。从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现实来看，现代企业存在一个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扩展了的“委托一代理”多层模型，由于各个层次的信息不完全性或不对称性，促进了职工持股制度的形成。从企业制度演进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人力资本在现代公司中处于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而人力资本产权要在经济上得以实现，就必须越来越多地分享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于是，诸如对高层员工—经理及管理层的股票期权，对普通员工的持股计划和股票期权等员工所有权就成了现实中较为普遍采用的人力资本产权的实现形式。那么，人力资本产权的实现为什么要采取股权化的形式呢?我认为，这与人力资本具有的特殊抵押功能、人力资本的难测性、人力资本所有者与非人力资本所有者合约的长期性质、公司的“资合”性质、人力资本的非企业财产性质等因素有关。职工持股制度的产生在某种程度
余卫平[9]2004年在《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效应分析与评价》文中研究说明国有企业改革,这种以改变无效率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为基本出发点,以实现政府和企业职能合理定位为中心环节的改革,不仅直接摧毁了“叁位一体”的传统体制,而且一次又一次地改写了中国社会经济体制的基本面貌。从宏观整体角度来审视国有企业改革,笔者发现:国有企业改革的意义分析涉及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和政治等多方面的现实判断和理论分析,而且,具体的国有企业改革政策的历史选择还有很多偶然事件爆发和随机心理变动的影响。鉴于此,本课题研究从国有企业改革价值的逻辑审视和综合判断开始,以改革政策后果的现实表现与改革主体博弈的策略均衡为基本的分析对象,借助于制度变迁博弈的演进均衡和认知均衡的分析方法,构建了一个面向宏观整体环境且具有连贯一致性逻辑的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绩效分析框架。 本课题研究的出发点在于国有企业改革进程中改革主体及相关利益结构的形成、变化和发展过程,而进一步的理论分析是围绕产权制度改革的主体博弈及其均衡特征来展开的。在分别探讨了产权制度改革的主体规范效应、社会稳定效应和经济安全效应之后,针对云南铜业集团公司的改革实践,探讨了叁种产权制度改革效应的现实表现。同时,还指出了资源性国有企业改革对于我国经济安全的特殊价值。本课题研究的落脚点是产权制度改革的博弈机制与效应评价。通过把国有企业改革的绩效分析置于制度变迁博弈的理论框架中,改革
杨秀华[10]2007年在《我国企业管理层收购定价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管理层收购(Management Buy-Outs,简称MBO),是指目标企业的管理层利用自有或借贷所融资本购买本企业的股份,从而改变企业所有权、控制权和资产结构,进而达到重组企业并获得预期收益目的的收购行为。由于其在激励经营者、提高内部人积极性、降低代理成本、改善企业经营状况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我国,随着改革的深入,管理层收购已经成为国有企业改制的主要模式之一。与此同时,由于各种原因,管理层收购也带来了诸如暗箱操作、定价过低和国有资产流失等各种各样的问题,引发了关于管理层收购的广泛关注和争论。其中,管理层收购的定价问题是我国实施管理层收购的核心和焦点问题。本文以企业管理层收购定价作为研究主题,针对传统企业价值评估理论和定价方法的不足,以实物期权理论、博弈论、期权博弈理论以及传统资本预算理论为主要理论基础和研究工具,通过理论分析、实践论证和模型研究等,对管理层收购的定价,包括目标企业价值评估、相关因素的界定及合理量化、产权交易模式的选择等进行全面的、系统的深入研究,提出了适合我国当前国情的管理层收购定价的“叁段式”定价方法和综合定价模型,建立起适合我国当前管理层收购的科学合理的定价理论和方法体系,为当前我国正在广为进行的管理层收购的实践提供指导,为相关决策机构提供参考,规范管理层收购的发展,推动国有企业的改革改制。管理层收购定价是指管理层收购中拟转让目标企业产权价格确定的过程,目标企业产权的价值直接取决于目标企业价值。因此,目标企业价值是管理层收购定价的基础,准确判断和衡量目标企业的价值是管理层收购定价过程的第一步。由于我国特别的市场环境和经济背景,我国当前的管理层收购具有特殊内涵,这些中国特色因素和内涵,已经成为制约管理层收购定价甚至决定管理层收购能否成功实施的重要因素。因此,科学合理地界定和量化企业家人力资本补偿和激励、企业职工人力资本的补偿、控制权价格等相关特殊因素的影响是管理层收购定价的必要步骤。管理层收购最终交易价格确定是通过不同的产权交易方式来实现的,产权交易方式不同,管理层收购最终交易价格的形成途径、数额大小、定价的效率和效果不同。因此,选择科学合理且适合当前实际情况、公开透明的交易模式对于管理层收购定价的公平、公正合理是必不可少的程序和步骤。基于以上分析,论文将管理层收购定价过程分为叁个主要步骤加以研究:企业价值评估、特殊因素的确定和量化与交易模式的选择,分别对应着管理层收购定价的企业评估价值确定、基础价格确定与交易价格确定。其中,企业价值评估是企业价值的判断过程,是管理层收购定价的基础和基本依据,是管理层收购定价的第一阶段;基础价格的确定是当前管理层收购需考虑的特殊因素的确定及其量化的过程,是交易双方谈判或竞价的一个基本底线和一个比较公平的价格基础,是管理层收购定价的第二阶段;而交易价格的确定是一个交易模式的选择确定过程,是管理层收购最终交易价格的确定和实现的过程,是管理层收购定价的第叁阶段。论文通过理论分析、实证研究和模型研究等,建立了适合我国当前国情的“叁段”式的管理层收购定价方法,内容包括:基于实物期权和期权博弈的目标企业价值评估体系、充分考虑我国当前国情“特色”因素的管理层收购基础价格确定模型和以公开招标竞价为主、协商议价为辅的产权交易模式。基于实物期权和期权博弈的目标企业价值评估体系。此为论文第叁章和第四章的研究内容。传统的企业价值评估方法不能准确衡量企业的价值,同时,管理层收购作为企业战略并购的一种特殊方式,具有一定的期权特征。因此,论文提出了基于实物期权方法的管理层收购中目标企业价值评估的理论模型和整体思路框架:从交易双方的角度分别对目标企业的自身价值和投资价值进行评估,目标企业的自身价值由目标企业的现实资产价值和期权价值构成,目标企业的投资价值由目标企业的自身价值和由于管理层收购的实物期权特征与管理成本节约及战略整合效应而产生的收购增加价值构成。实物期权的评估方法只适用于垄断市场结构下的企业投资行为,在竞争存在的条件下,对管理层收购中的企业价值进行评估必须引入实物期权博弈的方法。根据管理层和目标企业自身资源及能力限制以及外部环境条件情况,利用实物期权博弈理论分析各种竞争条件下管理层收购的最优投资时机及对期权价值的影响,确定在不确定和竞争条件下管理层收购中目标企业自身价值和投资价值。论文以G公司作为实际案例进行了实证研究,分别以成本加和法、收益现值法、实物期权法、实物期权博弈的方法进行评估,对不同评价结果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证明,在不考虑竞争的条件下,基于实物期权的评估方法是最佳的评估理论和方法,而竞争的存在会减少实物期权的价值并影响管理层收购的投资决策,得到了和理论研究相一致的结论。充分考虑我国当前国情“特色”因素的管理层收购基础价格确定模型。此为论文第五章的研究内容。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不同,我国当前的管理层收购具有特殊的内涵,在定价中有叁个特殊因素需要考虑:一是企业家人力资本补偿和激励,二是就业弱势群体与企业普通员工人力资本的补偿,叁是控制权价值的衡量。论文研究了国有企业管理层收购定价中管理层贡献、职工安置和人力资本补偿、控制权价值量化的理论、依据及意义,提出量化模型。论文在特殊因素分析和企业价值评估的基础上,从交易双方的角度提出了充分考虑我国当前国情、考虑各种“中国特色”因素的管理层收购基础价格确定的模型。交易双方在价值评估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各相关因素后确定的基础价格构成了管理层收购最终交易价格区间,作为交易双方协商谈判和招标竞价的基本底线和合理的价格基础。论文仍以G公司案例说明管理层收购中基础价格的确定过程。以公开招标竞价为主、协商议价为辅的产权交易模式。此为论文第六章和第七章的研究内容。管理层收购最终交易价格需要经过谈判、拍卖、招投标等产权交易方式实现。产权交易方式不同,管理层收购最终交易价格的形成途径、数额大小、定价的效率和效果不同。论文首先从博弈论的角度对当前我国管理层收购的主要定价方式协议定价进行研究,构建了动态信号传递博弈模型,从博弈论的角度解释了协议定价中国有资产流失等问题产生的原因和过程,并构建了定价监督博弈模型,得出管理层作弊成本、股东(或政府)审查成本、惩罚力度、双方收益等指标是控制管理层收购协议定价风险的关键因素。论文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践研究证明,协议转让是一种低效率的交易方式。传统的交易方式无法完全满足国有企业管理层收购产权交易的全部要求。国有企业管理层收购产权交易模式的选择应在满足政府多元化国有产权转让目标、及管理层收购特别因素的情况下实现价格最大化,因此,管理层收购交易价格的确定应选择公开招标竞价为主、以协商议价为辅的交易模式:在产权交易所挂牌,公开披露国有产权转让信息,根据竞争状况确定交易方式,若通过广泛征集,最后只有企业管理层一个有意向的买方,则交易方式确定为协议转让;若有多个有意向的买方,则组织招标,若同时有两个以上的买方达到及格线,则进入公开市场拍卖阶段,价高者得。论文最后总结前文研究,提出我国管理层收购“叁段式”定价方法和综合定价模型,并针对性地提出了当前我国管理层收购定价的对策建议。论文认为建立科学合理的企业价值评估方法体系、合理确定和量化各种定价影响因素、建立以市场公开竞价为主、协议定价为辅的定价机制、建立健全事前、事后的监督控制体系、完善管理层收购定价的相关法规制度、建立健全融资体制等是规范制度我国当前管理层收购定价的有效措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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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型国有企业产权多元化研究[D]. 蓝定香. 西南财经大学.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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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人力资本产权安排与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创新[D]. 王辉. 湖南师范大学. 2004
[6]. 产权结构多元化对税收的影响机制研究[D]. 杨白冰.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2016
[7]. 国有企业所有权结构多元化改革研究[D]. 但丁. 西南财经大学. 2000
[8]. 职工持股在中国的发展[D]. 杨欢亮. 四川大学. 2004
[9]. 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效应分析与评价[D]. 余卫平. 中南大学. 2004
[10]. 我国企业管理层收购定价研究[D]. 杨秀华. 山东大学.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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