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陆懋德的史学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思想论文,陆懋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559-8095(2007)06-0056-05
陆懋德(1893-1965)，又名咏沂，字用仪，山东历城人。早年留学美国，先后获政治学学士和教育学硕士学位。回国后曾任总统府礼官等职。后辞官从教，历任北京法政专门学校、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辅仁大学、西北师范学院等校教授。陆懋德一生，著述颇丰，大致分为四类：一为中国哲学史方面的著述，如1923年京华印书局出版的《周秦哲学史》；二为史学理论及史学史方面的著述，如《史学方法大纲》和国立师范大学“中国史学史”课程的讲义；三为中国上古史方面的论述，这方面的成果相对较多，除1945年西北师范学院史地学会印制的《中国上古史》外，还有大量登载在《清华学报》和《学衡》等刊物上的学术文章，如《中国第一篇古史之时代考》(《清华学报》1924年第1卷第2期)等；四为中国文化史方面的研究，如连载在《学衡》杂志上的《中国文化史》的部分章节便是。这些著述中的很多独到见解，体现了当时相关领域取得的最高水平，故获得时人的赞赏。齐思和在评价《史学方法大纲》时认为“国人自著史学概论史学方法一类的书也不少，其中以陆懋德先生的《史学方法大纲》一书为最精。”[1]又如《周秦哲学史》，柳诒徵认为“征引详赡，断制多当，”“陆氏自谓议论必求其平，全书颇能副此宗旨。”[2](P231)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陆懋德的史学思想及其成就，迄今仍无学者涉足。鉴于斯，本文对陆懋德的史学思想作一初步的探讨，以期起到抛砖引玉之效。
一、“无所谓中西，但取其长而求其是”的史学宗旨
自20世纪初梁启超提出史学新旧之分以来，新旧史学的内涵及其关系一直是近代学人探讨的热点问题。在当时，很多学者认为新旧史学关系其实就是中国古代史学与近代西方史学的关系问题，进而主张二者是对立的。例如，吴贯因认为“古代史裁，衡以今日之学理，既多无足取。然则今后欲昌明史学，其必吐旧纳新，以别辟一蹊径，斯固洞若观火矣。”[3](P7)又如胡哲敷指出，近代以来，中国史学受到西方的冲击，“自为一格”的局面开始发生动摇，汗牛充栋的中国史书沦为史料的命运，就连颇有史学见解的刘知幾、章学诚等人“不容易有过于超轶的言论，并且他们的言论，颇多消极的批驳，而少积极的建树，”[4](P8)尤其是尊奉和迷信神权、相信历史发展是循环的、以作史者的主观成见为指导、以历史为垂训的工具、以英雄和帝王为中心的记载等六项为“不合时代精神”，[4](P48)急待史界革命将之除去，而代之以独立的、科学的、客观的、进化的、普通及群众的新史学。在这种学术背景下，陆懋德提出“无所谓中西，但取其长而求其是”[5](自序，P2)的史学宗旨，认为中西史学只存在程度上而非本质上的差异。
陆懋德关于史学“无所谓中西，但取其长而求其是”的观点，主要表现在他对中国古代史学方法成就的评述上。在他看来，中国史学发展悠久，有着辉煌的成就。自《尚书》起，中国史学进入了重要的发展阶段。在春秋战国时代，第一部私人撰述的史著《春秋》出现，它“以政治的眼光判断各种问题”，“这自为上古史学中一大进步。”[6](P13)到了两汉时期，《尚书》开始有学者进行专门传授，而且司马迁《史记》开创了纪传体史书，均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魏晋以后，中国史学沿着两汉史学的规模继续发展，时有创新，如唐朝杜佑创建了典制体，南宋袁枢创建了纪事本末体，这都在史书的体裁和内容上完善了中国古代史学。这些在客观上造成了“西方史学在一九世纪以前，无以优异于吾国，且其著作亦远不及吾国史籍之丰富”[7]的局面。但自19世纪以来，西方史学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相比之下，中国史学落伍了。即使这样，中国古代史学还是有诸多可取之处的。例如史学方法，“吾国之史学家，虽未列出具体的原则，而其方法可取者亦不少。”[5](P65)谯周、崔述所采用的求源法，司马彪、刘知幾、钱大昕所采取的比较法，王念孙所采用的归纳法等便是。而且，清代乾嘉考据学中的校勘和辨伪等同于西方史学中的“外考证”，训诂亦接近于西方史学中的“内考证”。同时，中西考证学之间又是存在一定差距的。例如在确定史料的真伪，及同时代与非同时代等问题上，“吾国之考证家多不及西人之谨严。”并且“西人内考证之范围，实远过于吾国之训诂。盖内考证之学，在吾国学者尚不知注意，惟刘知幾《史通》疑古、惑经、曲笔等篇，略为近之。”[5](P53)换言之，近代西方史学方法尽管在科学性、精密性及研究成果上远远地超过了中国古代史学，但不能因此就说中国古代史学理论毫无价值。事实上，中国古代史学是有许多可供今天借鉴和发扬的观点，只不过它们不易搜讨和梳理而已。
陆懋德这一治史主张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对前人认识的一种深化。20世纪初，王国维曾提出：“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特余谓中学，非世之君子所谓中学；所谓西学，非今日学校所授之西学而已。治《毛诗》、《尔雅》者，不能不通天文博物诸学，而治博物学者，苟质以《诗》《骚》草木之名状而不知焉，则此学固未为善。”[8](P206)如果将王国维这一史学无中西论与上述的陆懋德治史主张作一比较，其中不难发现有诸多相通之处，二者都主张史学无中西之分，强调互相促进，共同发展。但二人又有一些区别，即陆懋德不仅以古代史学方法合乎现代治史精神的翔实事例验证了中西史学有共通性这一特点，而且还在于他提出“取其长而求其是”这一史学发展原则。今天，虽然凭目前公布的相关材料很难发现陆懋德是否直接受到王国维启发的线索，但可以说明的是，王国维的史学中西论草创在前，陆懋德的再发展在后。王国维提出史学无中西论是在1911年，而此时陆懋德正赴美国留学，至于其明确提出这一治学宗旨则更晚，是在1945年。从这层意义上来说，陆懋德史学“无所谓中西，取其长而求其是”的观点是对王国维史学无中西论的一种发展。
陆懋德关于史学“无所谓中西，但取其长而求其是”的观点，既看到中国古代史学的优点和缺点，又指出了中西史学的联系和区别，这就避免了二者的优劣比较，进而为中西史学的交融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途径。但是陆懋德这种治史宗旨的实践仅仅是刚刚起步，其对中西史学理论的比较亦只是停留在史学方法上，对中国史学理论的独特价值的挖掘还远远不够，并且由于他对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价值的重视不足，对中西历史理论的比较也就基本上没有涉及。
二、考古实践与文献研究并重的史料观
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人们发掘了大量的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器物和遗迹、殷商时代的甲骨文，对上古史研究提供了较为丰富的实物资料和文字材料。如何看待这些地下发掘出来的新材料？陆懋德指出，“凡作史须以搜集材料为先，而材料则有同时代的与非同时代的之分别。公羊传哀公十四年论孔子作春秋史料，有‘所见’‘所闻’‘所传闻’之不同。与此正合。上古尚无纪载，吾人欲求其同时代之史料，自当以发现地下实物为要。”[9](P2)
然而，既有大量的考古出土实物，又有丰富的传世文献，具体历史研究又要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呢？陆懋德通过分析指出，对于文献材料与考古材料都不能一味地加以偏重。以传世文献为例，其很多内容还需进一步的考证。譬如《尚书·尧典》，陆懋德根据文法句法，“觉其浅显易读，且不似夏商时代之著作，即如谓其周初著作，亦不相似；”又根据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及钟鼎文多有十三月或闰月的名词，而《尧典》中亦有闰月之名词，从而最终断定《尧典》“皆非尧舜时期著作”，“大约为周末人所修。”[6](P4)然而《尧典》的真伪是一问题，而尧舜的有无又是另一问题，其“依然为考古学上之问题，当与禹之有无同一解决，是当有待于地下之发掘而后能断定者也。”[10](P381)又如陆懋德考证《史记·三代世表》，认为“余昔年颇疑《史记·殷本纪》所记殷代帝王多不见于《书经》。然据现时地下发见之殷墟甲骨文字，余又颇能证明汤之祖先子孙，与《史记·殷本纪》所载大半相合。此见太史公作《殷本纪》并非伪造也。盖《史记》于三代世系必根据王家所藏之历代牒记，故为可信。然非发现地下之甲骨文字，余亦不能证明《殷本纪》之为可信也。推之《夏本纪》或亦如是，但惜至今尚无所发现以证明之耳。”[10](P376)至于正确的态度，陆懋德认为：“于春秋以前之史料，仅以《诗》、《书》、甲骨文、钟鼎文为主，春秋以后之史料，则以左传国语国策为主，以求不失谨严之义。”[9](P4)换言之，陆懋德主张在文献记载缺乏的时代，古史研究应兼重考古材料和传世文献；而在传世文献较为丰富的情况下，应以文献资料为主，同时又要重视考古材料的作用。
在上述史料观指导下，陆懋德批判了当时较为流行的顾颉刚等人的古史观。20世纪20年代，顾颉刚提出的“古史层累地造成说”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反响，形成了后世学者传诵的古史辨运动。陆懋德积极参与了这场运动，并指出了顾颉刚学说内在的理论缺陷，“在西国，凡研究上古史事，纯为考古学家之责任。历史学家不必皆是考古学家，故作上古史者必须借用考古学家所得之证据。今顾君仅作文字上之推求，故难得圆满之结果。”[10](P383)在他看来，“上古史事因文字不详之关系，往往不见于记载而可征于器物”，[10](P370)“上古事迹本无史册记载，全凭器物证明”，[10](P371)因此如果一味凭借文字资料，“未必尽合于科学的史学方法矣。”[10](P371)进而对顾颉刚提出了自己的建议，“顾君所标之治史方法虽极精确，然如尧、舜、禹等均为历史前(Pre-historic)的人物，终当待地下之发掘以定真伪，实不能仅凭书本字面之推求而定其有无者也。余甚愿顾君能用其方法以治周以后之史事，则其廓清之功有益于学界者必大于此矣。”[10](P384)他的这种观点得到了金毓黻的赞赏，认为“古书不可轻信，亦不可轻疑，专从故纸堆中，搜求证据，考论古史，固难断其真伪，即从地下发见之简古文字，片断记载，据以判断古史，亦易陷于谬误。如陆氏所论《史记》三代世系，必根据王家所藏之历代牒记，由殷墟甲骨文字，而可证明其非伪造，此真为卓识伟论，为诸家所不及，持此义以论史，鲜有陷于谬误者矣。”[11](P439)“顾氏之说出后，辩驳者有之，讥笑者有之，从而赞许者亦有之，然辨论最精者，无过于陆懋德。”[11](P438)
陆懋德提出的考古材料与传世文献并重的观点，是以二者各自存在优缺点为基础，结合不同历史时期的材料特点而提出的一种史料观。这种史料观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故在当时得到了部分学者的赞同，而且至今看来对于目前先秦历史的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他的这种史料观连同在其指导下从事的具体历史的考证，都没有得到当前学者应有的客观评价。这只能说明当前近代史学史研究尚存在很多空白，而非这些理论观点没有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
三、物质和心理的解释“参用而不可偏用”
20世纪前半期，在实证主义理论占主导地位的史学界，对历史解释问题大多采取漠视，或是根本排斥的态度。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陆懋德作为深受西方实证主义理论影响的一名学者，对此却勇于提出自己的独到观点，而且在《史学方法大纲》中花费了大量的笔墨，这在当时是比较少见的，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至于陆氏论点，最不容忽略的，是在‘史学’的界定中抬高历史解释身价，以之和一般专业史学研究者特重的历史考证平起平坐。成于1945年尾的《史学方法大纲》长八万言，分五篇，《论解释》一篇所落笔墨(29页)几乎和《论考证》者(31页)相等，就非史观派的方法论而言，实属史无前例。”[12](P490)在陆懋德看来，历史解释是历史学中必不可少的环节。其内涵是指“解释史事之原因、变化、与结果，及其已过、现在、与未来之关系。”“在西语谓之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即谓‘历史的解释’，吾国所谓‘史论’，日人所谓‘史观’，皆是此意。”[5](P69)它主要有四个方面的特点：其一，历史解释并不是只停留在就事论事的层次，“解释历史之最要的途径，即是推求其原因与结果。”[5](P72)换言之，诠释历史事实要站在探求其因果关系、把握历史发展趋势的角度上。其二，历史解释必须与其他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相结合，根据其他学科的原理、方法对历史事实进行解读。其三，历史解释不是一种主观的解释，而是一种以史事证据为依据进行的客观的解释。它在性质上与不顾历史事实、随意曲解历史的主观的解释不同，“解释历史最忌先有成见，及由成见以误会史事，及曲解史事。”[5](P71)其四，历史解释是以人的主观看法为基点，对历史事实进行解释，故具有一定的主观性。“盖考证固为客观的工作，而解释则不能不多少带主观的彩色，此实为无可如何之事。”[5](P77)
同时，历史解释的内涵又不是固定不变的。在西方，史观先后经历了神话的解释、天道的解释及哲学的解释三个阶段。19世纪，哲学的解释主要有三种方式：“惟心的解释”、“惟物的解释”与“经济的解释”。“惟心的解释”认为人类意志决定历史的变化、发展；“惟物的解释”认为天气、地势、人口、物产等地理条件决定历史变化，以英国人巴克尔为代表；“经济的解释”认为生产关系决定历史变化，以德国人马克思为代表。自20世纪以来，“惟物的解释”和“经济的解释”二者在概念及范畴上虽有区别，“然世人皆已混而不分，至今沿用已久，已不易纠正。”[5](P81)因此，就目前而言，史观的种类和范围大大收缩了，“现存之历史解释，只余惟心及惟物二大派。”[5](P81)但这两种历史解释各自有一定的局限性，“意识究竟受何物的限定？惟心派尚无圆满的答复。又如经济究竟受何物的限定？在惟物派亦无圆满的答复。此为现时二派之缺点，无可讳言。”[5](P83)表现在具体的应用上，“如偏于心理，则流于虚玄论之病。如偏于物质，则流于机械论之病。”[5](P84)
那么，该采取何种历史解释呢？陆懋德认为，不能偏重物质的解释和心理的解释中的任何一项，二者应“当参用而不可偏用”。这种综合物质和心理的解释观点，并不是指综合各种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研究结果来从事历史事实的解读。确切地说，这种解释是指利用各种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的原理和方法，结合物质和心理两个方面来解释历史变化、发展的过程。就渊源而言，陆懋德的这种观点来自于绍特维尔。绍特维尔曾指出，“吾人欲解释历史而求其完美，必综合两大原质于一处而后可：一为心理，一为物质。必待心理学与自然科学经济科学能通力合作，不背道而驰，以解决此问题，则历史本身方能有真相毕露之一日。”[13](P500)但二者又有区别，例如绍特维尔认为历史解释的依据主要在于心理的解释，而物质的解释却是次要的。“吾人所应注意者，即详细分析之后，虽历史上之经济的解释，亦必以非经济为其归宿之点，则可断言。其结果无非使吾人之理智有一定方向，以实现公理与社会及道德之秩序而已。”[13](P500)陆懋德则承认经济状况的解释为历史解释中的主导因素，“盖历史的变化，甚为复杂。取用任何一种原因，皆不能解释圆满，而经济状况有最大的决定，自当承认。”[5](P84)
物质和心理的解释“二者当参用而不可偏用”的观点，陆懋德是针对当时史学发展中的弊端而发的。作为对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研究素有造诣的一名学者，陆懋德很早地认识到当时学界对历史解释的理解存在偏差：大多数马克思主义史学强调物质或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而忽视心理的作用；相对主义史学则强调心理的决定作用，忽视经济的重要性。为此，他从方法论的角度，详实地论证了物质的解释与心理的解释的重要性，这在当时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但应指出的是，陆懋德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关于心理与物质关系的认识，存在诸多误解之处。根据唯物史观，物质决定精神，精神又有相对独立性，可以反作用于物质。而陆懋德显然误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将物质与精神割裂开来，并只强调了经济的第一性而抹杀意识的作用。
陆懋德的《史学方法大纲》的出版，有力地推动了当时一股反思近代史学思潮的发展。我们知道，尽管陆懋德《史学方法大纲》撰成于1937至1939年间，但出版于1945年。这时正值史学界酝酿着巨大变动的重要时刻。20世纪40年代，部分史学家纷纷对近百年史学发展情况作出总结，并力图指出史学发展的前途。其中，如邓嗣禹指出，实证主义学派和马克思主义史学派“两派应通力合作，为求信史，思想和史实应完美结合。”[14]又如周予同也说，“史学发展的几兆，大概不出于撷取疑古、考古、释古三派的优点，加以批判的综合，而渗透以高度的争取民族解放的信念。”[15]然而邓嗣禹等人主要是从史学发展史的角度看到当时史学发展存在的缺陷，从中总结经验教训，进而提出史学发展方向的若干建议；陆懋德则不然，他以深厚的史学理论素养为基础，从逻辑和思维的角度提出了史学发展的趋势问题。如果说前者是站在经验的层次，那么后者则从理论的高度进行了阐发，二者共同构成了20世纪40年代反思史学以往成就，谋求史学进一步发展的思潮。
总之，陆懋德以“无所谓中西，取其长而求其是”观点为治史宗旨，以考古史料与文献材料并重的史料观审查、检验史料的真实性，用物质和心理的解释“二者当参用而不可偏用”的观点来解释历史变化、发展的过程，进而构建了自身的史学理论体系。陆懋德的这种史学理论体系，是他在继承前人成果与反思当时中国史学发展状况的过程中形成的，带有较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对近代史学理论的发展有一定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