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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生命活动出真知，实践出相对认识；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论比实践还要重要；如果没有理论，就没有实践或是盲目的实践。所谓实践唯物主义，其实是原“教科书哲学”的逻辑极点，实践本体论是实践认识论的逻辑极点，都是一个实践主义，它只承认本能式的活动，而不进入人的世界。实践唯物主义所讲的主体及主体性是非逻辑的，它在理论上是极力否认精神（理论）的。
我国哲学界现在的情况是，“实践唯物主义”基本上代替辩证唯物主义而成了权威哲学。实践主义者们认为，原“教科书哲学”是“从苏联传授过来的”〔1〕一种“客体决定论”〔2〕、 “自然本体论”〔3〕的哲学，因此它不是马克思哲学，而是“马克思所批判的”〔4 〕霍布斯的“物质是一切变化的主体”〔5〕的思想。有人甚至认为， 苏联产生这种哲学，是“同沙皇俄国专制的文化政治历史传统有着密切联系”〔6〕的。如果原“教科书哲学”确实是这样一个哲学，那么， 抛弃它是应当的。但是实践唯物主义真是对它的克服和抛弃吗？实践认识论和实践本体论会有本质上的不同吗？实践唯物主义的实质是什么？这些问题很值得进一步讨论。以下是笔者与实践唯物主义根本不同的看法。
（1）人是“感性的活动即实践”〔7〕，这是实践主义者们推论出实践本体论，并把人定义为“实践动物”的主要的立论依据之命题。可是，“感性活动”〔8〕之说不会肯定出实践主义的。这是因为， 对于人来说，所谓“感性活动”，必须是指理性导引下的（精神）活动。而理性活动呢？它无疑是个理论（精神）指导下的活动。那么，它恰恰是和实践主义相反，肯定的是理论主义。
然而，问题的难度在于，有了个理论（精神）是怎样产生的问题。这是贯穿在整个哲学史的“老大难”的基本问题。唯物主义认为，认识是由纯粹外部作用力在空洞的认识功能中成为反映而产生的。（即使说认识者是“能动”的，但其“能动性”和认识功能同样都是空洞的。）就是说，有关对外在事物的认识，只要是被它（的运动）“触及”，就会产生；有关自身及活动的认识是，先必有活动，后产生认识。这就是说，他们所说“感性活动”的“感性”，是“动”或“活动”后产生的“感性”。因而，“感性”前的“活动”——“动”——成了一切的本体。
然而，精神论、生长论的后哲学（生命哲学）认为，对于人的认识来说，已具备的认识功能（包括人的大脑），不是空洞的功能，而是具有生命精神（“我”——要生存——精神）的功能。（而这个生命是从某种生物体内部“生长”出来的。）即认识功能本身是以生命“自我”为参照物的生命（精神）参照系的认识功能。（比如，冷、热等等感觉，都是以生命为参照物的认识。所有狭义认识，都是以生命为直接或间接参照物的认识。）然而，这种认识上的生命参照系，也不是仅为认识而存在的单一的参照系，而它在本质基础上是一个生命体存在的主体系结构。这是一种基根于生命的、具有以人（“自我”）为“中心”的精神的结构。在这种主体系存在方式中，其所有活动都具有主体性的，是有目的、有为我（为人类）精神的。就其精神的本质而言，是为了生存（存在）而活动的。因此，“感性活动”的“感性”是先于“活动”的精神、理论。那么，这种“感性活动”不是证明先动论的、反映论的实践主义的，而是证明理论主义的。当然，还有一个先于生命的、使生命产生的运动问题。但它是属于生命（精神）史前史的问题，不属于生命体的活动或实践了。
（2）实践本体论的另一个重要命题是， “实践……的出发点是人的必然的行动”〔9〕。（实践主义者卢卡奇语）。这又是一个错误命题。其实，人的行动的必然性是相对的，而自主性（自由性）却是绝对的。在这种意义上说，人的行动不是必然的行动，而是自主的行动。只有在自主的、为自己负责精神的前提下，人的存在才能从低级状态往高级（完善）状态顺利发展。如果总是按照客体性的“必然性”来行动的话，人只是“肚子饿了，就能觅食”，而总不会“种地”的。显然，如果是排斥理论的“必然的行动”，肯定的是实践主义的话，那么，“自主的行动”肯定的是理论主义。
（3）实践主义者们认为， 他们的实践本体论克服了原有实践认识论的狭隘性。他们所谓克服，一方面是用实践概念的“广义”性来“完成”的。实践本体论把人的一切看作实践，因而理论也当然被看作实践的。就这样，实践本体论一下子就成立出来了。当然，我们把理论看作一种活动——理论的探索、提炼过程中的物质活动过程——的时候，可以把它看作实践。然而，理论正是在这样的活动——实践的意义上，它又是受着生命——生存精神（理论）的指导。就是说，是为了生存（这就是生存精神）而进行探索活动的。就这样，无论怎么说，只要说实践，它必然就是这样一个由理论指导的东西。奇妙的是，要说本体论，在这里被证明出的竟是这样一个本体论：对于人的活动即实践来说，其本体是理论——精神！实践只有在理论的指导下才能产生和实现；在本质和内容上也只能产生吻合理论实质和内容的实践。那种否定精神和理论，进而把理论混入到实践中去的实践本体论，从其思想指导意义上说，它无外是一个混沌本体论的混沌哲学。
实践本体论对实践认识论的“克服”，如果说是认识论（或本体论）的“克服”，那我们就看认识论问题了。实践认识论是：认识产生于实践；实践又是“人类有目的（有精神、理论）的改造世界的物质活动”。实际上，这是一个极大的逻辑矛盾（又是一个经典式的二律背反）。理论（目的）和实践到底谁产生谁呢？之所以产生这种逻辑矛盾又不察觉，是因为实践认识论没有把认识的真正基础找出来，即没有把认识同生命联系起来，因而它所认定的认识都是些（非逻辑的）相对认识及其集合。就是说，它对精神的认识完全是现象上的。再说，因为在它们那里生命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所以，他们的实践又是在生命体和非生命体上都可以产生的。因此，就“不存在”什么逻辑矛盾了。但实践认识论还有一个可以探讨的清楚的认识论公式，即“实践——认识——再实践”。而这实际上是“实践——认识”的公式。可是，在这种公式中，认识既不能产生，也是没有用的。何以见得？问题是这样的：如果能有无理论的第一个实践的话，那么，它就没有必然性而产生出认识来的！再说，以后的实践又是在无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因为它有关的认识、理论，又是实践后产生的），因此，在这个逻辑体系中，实践后的真理（认识、理论）也总是无用的，而且是不可能产生的。因此，从本质上说，原有的“实践第一”论的实践认识论本身是实践本体论。那么，后实践本体论所谓对前者的“克服”，实际上是对前者非逻辑地提出的“有目的的（活动）”说法的排除，是用本体论的语言来彻底清除精神因素而已。这是实践唯物主义的彻底唯物主义性质的表现。
（4）在这里， 分析一下我们这个哲学化大国里（实践）唯物主义所产生的具有深刻而广泛影响的几个理论提法，也许有助于澄清我们所分析的主题。例如，人们常说，“实践出真知”，“空理论无用”。在哲学上（以上提法具有哲学思想用意），没有空理论和实理论的关系问题，（从现象上说，所有理论都是空的）而只有正确理论和错误理论的关系问题。从本质上说，理论的意义是，它必然导致实践！（所以理论决不是空的。）当然，有时也发生一些人“只讲不干”的现象。但这种现象不足以证明理论的空洞无用性。而这主要是由于某种原因这些人没有说出内心的真话（理论），没有把理论分歧公开化，或者是为了欺骗或煽动别人，而没有说出不可告人的恶意（理论）而已。当然，中国人经过“文革”后，确实是厌倦了理论。但这更不证明理论的无用性（或反动性）。从本质上说，当时的理论问题还是在于理论本身的不正确性，而不是在于空谈。就是说，那些理论（政论思想上的一些高调）不仅“空谈”的人不能去完成，甚至那些不愿意听别人“空谈”（而讲究实际）的人也无法去实践（所以，是不愿意听的）。显而易见，人们常说的空洞理论，实际上是错误理论，而不是空洞而更正确的理论。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当时错误理论泛滥成灾，绝大多数人上当受骗，这本身说明当时人理论素质很低——又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不是说明理论无用。
当然，在实践过程中，会产生一些新的相对认识。但这些相对认识，一、不否认实践前的（导致这次实践的）理论的有用性和必然性，二、不否认生命——精神的绝对意义。对于人来说，其绝对的认识、永恒的精神（即“我”——要生存），是基根于生命的，也是先于生存实践而存在的。又是贯穿其整个历史而不动摇的。这是永恒的真知。因此，应该说，生命活动出真知，实践出相对认识。
（5）如果从认识论原因方面上说， 无论是实践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还是唯物主义反映论的认识论，同样都是停留于“只有实践才能实际地改变现状”的现象和理论（精神）是“空”的现象上的现象哲学。依他们看来，因为“实践能够实际地改变世界”，所以，它比理论要重要得多。可是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论比实践还要重要。如没有理论，就没有实践或盲目地实践。
（6）总的来说，盲目（错误）的实践不可能是历史的必然。 就拿“文革”来说，我们不是必然地把它实践出来以后才能辨别它的错误。“文革”初始，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等领导人就从理论上提出了反对意见（虽没有公开表态，但反对文革的人不知还有多少）。在海外，从理论上反对的人也是不少的。连属于最基层群众的张志新、扎木斯荣〔10〕等人也从理论上提出了异意。再提一例，不是人口必然地增多三亿以后才能发觉其恶果，马寅初先生早就从理论上提出了正确的“国策”。这些情况说明，当时如果充分发挥了中国人的智慧，那么，就用理论的作用，来避免这些灾难，是完全有可能的。在人类历史上，也发生过不少给人类带来沉重灾难的反动实践。这些实践假如是处在重视人类智慧的民主条件之下，那么通过公众舆论和科学的论证来遏止它，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再说，“文革”等所有类似的错误实践，也都不是无理论的纯粹实践，而都是由错误理论来指导的。（这又证明实践问题首先是一个理论问题。）如严肃地说，“文革”和漫长的“共产风”都又是在实践认识论——盲目实践的指导下产生的。难道这个“文革”，因为是“实践第一”的认识论的“文革”，所以，犯了错，如果是“纯粹实践”的本体论的“文革”（因为都是实践论，“文革”必是实践一下了，差别只是认识论的和本体论的），就不会是错的了？难道实践还没有检验出实践主义的错误吗？
显然，盲目实践的失败，也有着吸取教训的有利方面。但这毕竟是相对的方面。我们不能认为，只有失败，才是胜利之母。千万不能为了彻底的胜利而先要彻底的失败。人的目的是为了生存，而不是为了实践。因此，人类历史也不能是一个永远盲目、粗暴地加以实验的场所。要是以生存（人）为参照物来说，那么，（盲目）实践一过，就意味着时机已过，生命已过，历史已过，“一切”已过。要知道，未来是有未来自身的100%满负荷艰巨任务的。因此说， 今天的失败若不是今天的彻底失败，那就是为未来的送葬。所以，我们对工作、对事业、对历史不能因为手中有权或因有自然界维持的生命而乱来一时。至此，我们的结论是，如没有理论，就没有实践；如没有正确的理论，其实践必然是错误的，走的是人类失败——灭亡之路。因此，只有在承认有理论的实践（即承认理论主义）而重视理论的时候，正确的实践才有可能性！对于人类来说，发挥其精神的作用（依靠理论即依靠意志和科学），是其生存的根本方法（这个方法也叫做精神法）。
总之，所谓实践唯物主义，其实是原“教科书哲学”的逻辑极点。（实践本体论是实践认识论的逻辑极点，都是一个实践主义。）所谓“实践动物”，是对“精神动物”的明确否定。它只承认本能式的活动，因此，也至多是从“物质世界”进入了“动物世界”，而不进入人的世界。实践唯物主义所讲的主体及主体性，在它这种理论体系中又是非逻辑的。这是因为，尽管他们口头上提到了主体和主体性，但在理论上极力否认精神（理论），这就等于承认了人（主体），却不承认其生命是一样的。因此，他们“树立”的主体，其实是被他们扼杀了的尸体而已。
也许有人担心，如此大讲生命、意志及主体性，会产生极端个人主义。（这在原教科书哲学中是明确定性了的。）这种担心是不对的。诸多狭隘主体，如在他们的主体性基础上协同起来，（这也是主体性的必然）就能产生一个广义的、全人类主体性的。
也许有人担心，理论主义可能产生“唯书、唯上”的结果。这也是不对的。只有在重视理论的前提下，人们才能追求正确理论。而且，只有在理论主义世界里，才有可能找到正确理论的大体系。这就不仅能克服“唯书、唯上”，也能克服“唯权主义”庸俗主义的。
（7）哲学上否定精神（理论）， 实际上是从根本上否定着整个人类。那些思想，从逻辑上讲，必然也是否定科学（束缚科学），否定民主，甚至是“焚书坑儒”而只肯定君主，只肯定权力实践的思想。（对于我们这些哲学家们来说，当然没有这种政治目的的，而完全是认识论上的失误。）最终只能是为反动实践提供可乘之机的。我们中国人在过去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历史过程中受够了这类思想的毒害。因此，克服本能哲学，树立精神的名誉，是我们进入21世纪的思想前提，即历史前提、世纪前提。
注释：
〔1〕〔4〕〔5〕《哲学动态》杂志，1994年第8期第19页。
〔2〕〔6〕《哲学动态》杂志，1994年第11期第2页。
〔3〕《哲学动态》杂志，1993年第4期第33页。
〔7〕《哲学动态》杂志，1988年第12期第11页。
〔8〕《哲学动态》杂志，1988年第12期45页，前段13、20行。
〔9〕《哲学动态》杂志，1988年第12期第47页。
〔10〕扎木斯荣是内蒙古银行行业上的一个普通职工。“文革”初始，他公开提出“刘少奇、乌兰夫是马克思主义者；老干部是革命的财富，不能打倒他们，”因此，受到批斗、监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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