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开放外源性风险对中国经济金融稳定与安全的影响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金融论文,中国经济论文,风险论文,稳定论文,外源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近二十年来，新兴经济体及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让我们看到，一国的经济金融稳定与安全越来越表现出外源性特征，即表现为其与金融开放带来的资本流动产生的外源性风险具有密切关系。目前，相比金融开放与经济增长、金融开放度的测算，涉及金融对外开放的风险研究文献较少。金融市场开放(金融业开放)和外国金融机构的进入加剧了东道国国内的竞争，加剧了其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束缚了其利用金融压抑和金融干预作为经济发展手段的运用，限制了其经济发展模式选择，威胁其金融安全，甚至会使东道国丧失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独立性(Balajas，Steiner，Salazar，1999；Bayraktar，Wang，2004)。金融与资本账户的开放，为国际资本自由出入创造了制度条件，同时也为国际投机资本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活动空间。一方面，极有可能放大资本市场情绪(Effect of Market Sentiments)，形成资本市场风险的“滚雪球效应”，从而引起其他更大风险的可能性(Rodrik，1998)，甚至可能威胁到该国物价稳定目标的实现或影响一个经济体的竞争力(Guitian，1999)；另一方面，国外投资者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会使国际资本过度流入发展中国家，形成超贷综合症(Cordella，Yeyati，1999)，导致资本流人国真实汇率的升值，造成货币高估，国际收支失衡，降低政府对汇率的控制能力，降低央行政策的有效性(Williamson，Drabek，1999)。Edwards(2005)使用一个广泛的多国数据集分析了资本与金融账户与一国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资本与金融账户开放程度越高的国家面临的外源性风险越大，发生危机的概率也越高；一旦发生了危机，资本与金融账户开放力度越大的国家会面临增长下降越多。Luo和Tang(2007)建立了一个存在多重均衡的金融传染模型，利用中国的数据进行了经验分析。其结果表明，中国目前的经济基本面处于多重均衡的薄弱区，金融开放导致大量资本流动将导致经济失衡的风险增大，故应审慎开放我国的资本账户。与国外相比，国内学者系统研究金融开放的风险的文献较少。概括起来(陈向阳，薛继安，2004；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研究组，2005；李华民，2006&2007；叶辅靖，2006；周琪，2010)，在金融开放格局下，新兴市场国家因大量国际资本的流入及其流入结构的不合理往往导致出现以下几个问题。(1)外汇占款增加。在没有采取相应的对冲措施或者对冲不充分的情况下，这种外汇占款的增加必然引起基础货币增加，进而引起国内需求增加，导致国内通货膨胀与经济过热的风险增加。(2)引起汇率升值。其导致汇率波动，产生市场风险。(3)信贷限制缓解。这会产生借款人过度借贷而增加信贷风险。(4)产生流动性幻觉。银行进行短存长贷，从而引起期限不匹配，一旦外资发生逆转引起流动性不足，产生流动性风险。伴随着这些风险的上升，经济总体风险不断积累，加剧了外资的外逃风险，造成经济的极不稳定甚至带来危机的爆发。
这些成果为研究金融开放的外源性风险提供很大帮助，但对其风险的判断和评估的文献几乎没有，且这些风险对经济金融稳定与安全的分析都停留于定性分析层面上。为此，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全面梳理金融开放的外源性风险，分析金融开放的外源性风险对经济金融稳定与安全影响作出分析。
二、金融开放的外源性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及评估方法
(一)金融开放的外源性风险体系结构
金融开放的外源性风险是多方面的，对金融微观主体、央行货币政策、国民经济运行均会造成巨大的压力，这些压力就本质和最终结果而言，就是使一国经济金融运行的不稳定与不安全的因素增加。从图1可以看到金融开放带来的风险是以资本流动为载体展开的。(1)通货膨胀与经济过热风险。资本大量流入，外汇占款增加导致基础货币的投放增加，且外资涌入要求投入相应的本币配套，也造成货币供应增加。货币供应增加将增大国内经济过热的风险，通胀压力增大。(2)产业安全风险。伴随资本与金融账户开放流入的外国直接投资(FDI)给东道国带来的风险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和长期性，它通过股权、技术、品牌与市场及人才等方面控制东道国产业，威胁该国经济安全；同时，外资金融机构凭借与在东道国的跨国外资企业在海外多年的业务联系，为其提供资金融通、业务咨询等服务，使得跨国企业的优势更加明显，加快扩张速度，挤压东道国产业发展，加速对东道国产业控制。(3)汇率波动风险。金融开放带来的大规模的资本流入，在浮动汇率制下会引发名义汇率和实际汇率的同时升值；在固定汇率制下则迫使央行入市购买外币，以冲销本币汇率上浮的压力。这种干预将导致实际汇率的上升。实际汇率的上升又会造成出口竞争力的下降，导致经常项目赤字，因而导致吸引更多的短期资本弥补国际收支平衡，进而资本流入规模不断增加，极有可能进入恶性循环，经济金融的不稳定与安全风险进一步增大。(4)利率风险。国际资本利率是国际资本使用权的价格，国际短期资本流动可能导致资本利率价格的变化，从而使国际资本借贷主体遭受损失。(5)信贷风险。外资大规模涌入，信贷限制缓解，使得国内金融机构及其工商企业更加容易得到外国贷款，大量借贷甚至过度借贷，不但会产生信贷风险，而且造成外债负担，外债积累增多，债务风险上升，归结起来即信用风险增加。(6)流动性风险。产生流动性幻觉，银行进行短存长贷，从而引起期限不匹配，一旦外资发生逆转引起流动性不足，产生流动性风险。(7)金融体系风险。外资金融结构凭借强大竞争力争夺市场、客户、资金等挤压东道国金融机构，使其发展面临严峻挑战；外资金融机构以获取高额盈利为目的的性质决定了其并不满足正常业务带来的收益，往往把资金更多地投放到股票、债券、外汇等高风险的业务中，加重开放国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此外，由于外资银行具有密布的分支机构网络，可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金，一旦东道国金融体系中出现风吹草动，外资银行会频繁地调入调出资金，必将造成市场的更大波动，加重金融体系的脆弱性，甚至引发危机。(8)资本外逃风险。随着资本尤其短期资本的大量涌入和上述风险的不断积累与上升，将引起开放国的金融体系和资本流动的脆弱性上升，资本外逃的风险上升，加剧经济金融的不安全和不稳定。
图1 金融开放的外源性风险体系
(二)指标体系
1.金融开放的外源性风险指标
一般的，当一国出现了大规模的异常资本流出时，“误差与遗漏”表现为“负”值；而当一国出现了大规模的异常资本流入时，“误差与遗漏”表现为“正”值。如果式(1)、式(2)、式(3)及式(4)的和分别为“正”，则说明发生了国际游资的流入；如果这些式子和为“负”，则说明发生国际游资的流出。考虑到H
由于涵盖口径偏窄，可能会低估“游资”规模；而H
测算的隐蔽性资本流动实际上反映的是全部资本的流动额，包括了长期隐蔽性资本的净外流量，可能夸大短期资本流动的规模(曲凤杰，2006)，故取3个的均值，则有：
(四)金融开放外源性风险对经济稳定与安全影响分析方法
(二)中国金融开放外源性风险的评估
根据以上原理，利用中国1982-2010年的相关数据分别计算出各单指标的均值X和标准差δ，从而确立各单指标预警线和风险指数，如表1、表2所示。为节约篇幅，本文仅给了中国金融开放部分外源性风险指标预警线。
(三)中国金融开放外源性风险对经济金融的稳定与安全影响分析
经济金融稳定与安全的指标也采用
加大了通胀压力，1993年的通胀就是很好的例子。2002年以后，中国资本市场开放度逐步提升，证券投资净流入量在2005-2007年快速增加，同期FDI流入量也呈爆发式增长，短期外债占总外债之比大幅提升，远远超过国际警戒值25%，从2001年的29.7%飙升到2007年的59%④。2002-2005年期间从其他渠道进入并无法正常统计的热钱流入达到了新的高峰，2006-2008年又大幅度流出⑤。该期间正常资本的流入以及其他渠道进入并无法正常统计的热钱流入无疑增大了我国货币供给和通货膨胀的压力。尽管理论分析(Grilli，Milesi-Ferretti，1995；Gruben，Mcleod，2002；Razin，Loungani，2005)认为金融开放能够降低通货膨胀，但是中国资本流入在现行结售汇制度和汇率制度下，必然会形成外汇储备、外汇占款和货币供给的增加，在对冲操作不可能完全冲销的情况下，最终形成通货膨胀压力。加之从我国目前金融开放的最终结果看资本流入的多而流出少，外国资金在资本与金融账户单向闸门的作用下在国内集聚，构成了通货膨胀形成的货币条件。
显然，东南亚国家对SY的解释作用集中在了短期资本上。这与东南亚主要国家放松对资本账户控制⑦,使得东南亚各国的私人企业、公司和金融机构能够在国外融资并引发大量国际短期资本的大量借入，随后又突然逆转，大量资本流出有关。
四、结论和建议
根据金融开放的体系结构，本文全面梳理了金融开放可能产生的风险，通过“3δ”原理对中国金融开放外源性风险进行评估，并运用偏最小二乘法考察了金融开放的外源性风险对中国经济金融稳定与安全的影响，最后还与拉美、东南亚地区的金融开放的外源性风险的影响作了对比。为此得出了以下结论：(1)金融开放的外源性风险产生影响具有广泛性和复杂性。从金融开放的外源性风险体系可以看到金融开放涉及了外债、直接投资、短期资本与银行、证券、保险金融服务业等多个方面，而其可能产生的影响涉及东道国金融微观主体、产业、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国民经济运行等各个领域，影响广而复杂。这亟须管理当局建立科学、有效的全面监测分析金融开放外源性风险的体系机制，对金融开放风险进行动态分析和综合评估，筛选监控重点，有针对性地制定监管行动计划，分配监管资源，采取监管措施。(2)“3δ”原理和偏最小二乘法应用于中国、东南亚和拉美等共26个国家的金融开放的外源性风险对经济金融影响分析所得结果同其实际十分吻合，表明“3δ”原理和偏最小二乘法在监测和分析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开放外源性风险产生的影响具有很强实用性和操作性，应为管理当局提供了分析监管金融开放风险的方法性依据。
注释：
①按照国际经济组织的外债口径，把境内外资金融机构、外资企业从国外母公司借入的贷款，都包括在外债口径之中，外债尤其是短期外债作为资本流动的部分也对一国资本、金融体系脆弱性造成不小的冲击。
②外资的来源结构包括外国政府贷款、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及国际商业贷款和其他形式借款。
③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及外汇管理储备局。
④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及外汇管理储备局的相关数据测算。
⑤据本文的测算，隐蔽性短期资本的流入：2003-2005年分别约304.44、197、66亿美元；2006-2008分别流出201、329、154亿美元。
⑥20世纪90年代拉美大部分国家进行金融自由化改革，拉美吸引的FDI从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73亿美元，上升到1999年的1050亿美元，占净私人资本流入的近97%，导致拉美经济被FDI控制。且FDI投资结构不合理，加剧了拉美国家的经济不稳定和安全，据IFS统计流入拉美国家FDI大多投向第三产业，而其中大部分又流向金融市场。金融投资的特点是追逐高额利润，缺乏稳定性，具有很强的投机性，一有风吹草动便会瞬间抽逃。同时据联合国拉美经委会统计，到2002年，外资银行数量在很多国家占比相当高，例如墨西哥、巴拿马、智利、秘鲁、委内瑞拉等外资银行数量占比分别达到了83%、59%、47%、43%、43%，巴西、阿根廷也分别高达30%、32%，甚至以国有银行占主体的哥斯达黎加也有23%，外资控制了商业银行总资产约在50%以上的国家占到了2/3，外国银行太强大，成为大量短期资本进出拉美的通道，以至于拉美东道国很难对其监管，经济金融的稳定性和安全受到了研究威胁。又如拉美的外债，据联合国拉美经委会统计，1982年底，拉美19国外债总额3287亿美元，占拉美与加勒比海地区总GDP的42%，远超过了20%的国际公认地警戒线。1983年墨西哥、巴西、阿根廷、委内瑞拉199亿美元的偿债率分别为126%、117%、153%和101%，远超过偿债率20%的国际公认警戒线。进入90年代以后再次举借大量外债，债务增长迅速。从1995年的5880亿美元，增加到2000年的7337亿美元，再到2002年的8000亿美元。每个拉美人都平均负有1500美元的债务，各国每年用于支付外债的金额高达1500亿美元。沉重的债务负担使每年偿还外债本息占国民收入的相当部分，影响了国内投资，使经济敏感而脆弱。随着外债持续增长，当外国投资者觉察到问题的严重性、不愿继续向政府提供资金，政府再也借不到外部资金无力支付债务时，危机一触即发。
⑦根据IMF统计，流入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的资本(BOP统计口径)由1992的29亿美元猛增到1995年的66亿美元，仅仅3年的时间增长了2.3倍，其中证券投资增长最快，近3.2倍，其他投资次之达2.4倍，FDI最小有1.1倍，这是放松管制从而导致短期逐利性资本流入的直接体现。1996-1999年，资本年均净流出达25亿美元，其中其他投资达41亿美元，而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净流入率大幅下降。在1996年一年间，国际私人资本在该地区的流动由净流入928亿美元，到净流出121亿美元，净流入减少1050亿美元，占该地区GDP总和的11%。而同期的GDP的增长率从1992-1996年年均7%左右，到1996年后出现大幅下降，1997-1998年年均增长率为-1.7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