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于耕耘 勇于探索——过伟五十年民俗学研究轨迹概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俗学论文,五十年论文,轨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8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887 （2000）04—0045—03
在我国当代民俗学运动中，过伟先生成绩卓著。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他与同仁合作先后出版了《广西少数民族风情录》等8 部民俗志书，参与《中国风俗辞典》、《中华风俗大观》、《中国民俗文化大观》等大型民俗典籍的编撰。现在，他作为规模宏大的《中华民俗大典》主编之一，正在认真审阅并陆续出版着35卷本，这一体现多民族一国民俗学精神的浩大工程将在三四年后竣工。海内外很多同行对他丰硕的成果投以羡慕的目光，对他有胆有识的策划能力和组织才干惊叹不已。
一、钟爱少数民族的民俗学事业
我国现代民俗学运动始于《北京大学日刊》的歌谣征集运动。“歌谣”从形式上看仅仅是文艺作品当中的“小玩意”，但这些由劳动大众创作的民歌民谣蕴含着劳动大众丰富的知识经验、思想感情、文化心理，是诸多民族民俗民风的主要载体。年青的过伟在清华园读书时阅读过刘兆吉的《西南采风录》，阅读过闻一多先生为此书写的序。这歌谣，这序，给他留下了影像。1949年底，过伟作为四野南下工作团一员来到广西，置身于陌生的山山水水之中，聆听到似识非识的动听的山歌民谣，原先在心底形成的模糊的影像逐渐变得清晰起来，并从理性来琢磨，终于掂量到了民间歌谣的沉甸甸的价值。自1951年至1958年间，他在柳州、宜山地方报纸供职，对群众投来的歌谣稿件特别珍惜，并开辟《铜鼓》副刊经常刊登很多优美的山歌，使报纸吹出一股清新的风，密切了党群关系。这在当时的桂中桂北地区成为一大盛事。后来他从20万首歌谣来稿中筛选出数千首加以整理出版，特别是《柳州宜山山歌选》经通俗文艺出版社出版之后，反响较大，因为它凝集了岭南地区20世纪50年代前期的各族民情、民心和民俗。1957～1958年，他与民间戏师吴居敬、吴贵元合作创作侗剧《秦娘梅》，从文艺民俗学视角，展示“娘梅姓秦，破钱定情，凭钱辨骨，悲壮剧情”的民俗画面，（注：过伟.南方民间文化与民族文学[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 1994.284～189.）表现了他运用民俗纠葛构建情节冲突、塑造人物性格以强化剧目艺术生命力的匠心。这在当时我国民俗学受到禁锢的年代，是难能可贵的。
过伟不只从文艺民俗学视角关照创作，也从文艺民俗学视角去评论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充分肯定他们作品中民俗因素对作品特色构成的重要价值。他评论侗族作家刘荣敏的小说集《金鸡飞过岭来》时说刘荣敏小说塑造的人物是“侗乡风情画里创造新生活的人”，“民俗是人的社会生态环境”。小说集给人印象最深的是退休侗族老县长的亲切形象，或主角或配角，或虚出或突出，这老县长是民俗意象中的最富有活力的生命代码，是最有独特光彩的肖像。（注：过伟.侗乡风情画里创造新生活的人[J].黔东南社会科学.1995，（1）.）他主持撰写《毛南族文学史》、《京族文学史》和《仫佬族文学史》，对作家作评析大抵都持这一视角。如提及毛南族文学史上第一部散文集《毛南山乡》时概述：“通过一位山区人畜饮水勘测队队员寻找地下水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将现状、历史、民俗、传说、歌谣有机交织，分16个专题，介绍毛南族。”（注：蒙国荣，王弋丁，过伟.毛南族文学史[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361.）具体分析《放鸟飞》一文时， 先触及节俗：毛南人欢度春节时采菖蒲叶来织成各种鸟型，然后灌糯米于鸟肚里煮熟，用甘蔗串起“百鸟”悬挂于火堂前，到了元宵大摆“百鸟宴”。然后指出这种习俗源于法术鸟姑娘和擅织花竹帽的青年美好爱情的传说，作品正是借助这习俗来表现毛南族人民对自由幸福生活的追求和愿望。（注：蒙国荣，王弋丁，过伟.毛南族文学史[M].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363.）文学史这一写法是过伟以“文艺民俗学”观照的个案，通过诸多案例来概述各民族文学所特有的民族色彩。又如《仫佬族文学史》评论仫佬剧《潘曼小传》时，从1984年的二场彩调剧《潘曼》，到1985年的八场“彩调剧”《潘曼传奇》，进而1985年的七场“民间喜闹剧”《潘曼戏丑》，再到“仫佬剧”《潘曼小传》，过伟先生详述了剧目演变的过程，陈述了“逐步突破彩调的框框，增强仫佬民俗和民歌、依饭节唱师音乐舞蹈的因素”， （注：龙殿宝，吴盛枝，过伟.仫佬族文学史[M].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3.346.）剖析了潘曼传说故事在仫佬族民间流传的历史文化底蕴，并对此剧作者之一赖锐民作为仫佬族一员在创编此剧前后民族文化对他的滋养和孕育。从而借用别个评论家的评语，肯定了《潘曼小传》是“有着仫佬自己独特艺术个性和心理特征的风情戏”，（注：龙殿宝，吴盛枝，过伟.仫佬族文学史[M].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3.352.）突出表现了过伟民俗学多维视角研究的特点。
过伟先生在主持毛南、仫佬、京三个民族文学史的同时，积极投入了这三个民族的民俗的调查和编纂工作。不论《毛南族风俗志》、《京族风俗志》还是《仫佬族风俗志》，（注：三部风俗志纳入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民俗文库[C].1988、1993.毛南族本为蒙国荣，谭贻生，过伟合著.京族本为符达升，过竹，韦坚平，苏维光，过伟合著.仫佬族本由罗日译，过竹，过伟合著.）都全面、真实、细致、 立体地描述了该民族的生产习俗，生活习俗，恋爱婚嫁习俗，生育、寿诞、丧葬礼仪，岁时习俗，村社组织，民间宗教与民间信仰，民间文艺，民间游艺、体育等民俗事象。每个民俗志都立“导言”专章，先概述该民族生活的地理环境、历史沿革和民俗形成的文化渊源，亮出该民族民俗文化的面目和特质。这种实践是过伟先生“从民族民俗学的微型研究、描写研究学起”主张的有力承诺。此外，他还参加了《侗乡风情录》、《壮族风情录》和《瑶族风情录》（注：杨通山，蒙光朝，过伟等.侗乡风情录[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黄全安，陈多，黄革，过伟.壮族风情录[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苏胜兴，庞有明， 蒙冠雄，过伟.瑶族风情录[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的主编工作，并为这些风情录写了采风和编写的经过，总结了对后人有增益的采风经验，都是十分有意义的历史足印。
二、震动岭南的“民族民俗学”呼声
过伟先生整整五十年“踏歌”岭南，不仅在民族民俗描写研究上取得全面突破，把壮、侗、瑶、毛南、仫佬、京等民族的民俗事象系统地推向全国，推向世界，并且在民族民俗学理论和方法方面形成了自己日趋成熟的治学特点。这些特点主要是：
（一）最早提出“民族民俗学”这个术语。他认为“民族民俗学是一门古老而又崭新的人文科学”，“和我国古代学者以及西方资产阶级民俗学者相比较，我国现在的民族民俗学‘新’就‘新’在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新’就‘新’在为了民族平等、相互了解和相互团结；为了在少数民族地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中华民族大家庭。”（注：广西少数民族风情录·序[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4.）这与钟敬文先生后来提出的“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观在总体性质上是一致的。
（二）概括民俗的基本特征。1.民间性、社会性；2.传承性、相对稳定性；3.变异性、创新性；4.心理性；5.民族性、地方性。这些特征，并非空穴来风，而是以广西各族民俗风情为参照系的。（注：广西少数民族风情录·序[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4.）他强调研究民俗不能忽视这些特征。
（三）特别看重应用民俗学研究的意义和作用。他认为：1.研究民族民俗可以加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增进各民族之间相互团结，也增进本民族的自信心；2.研究民族民俗的历史、现状及其变异、发展趋向，可以更好地贯彻民族政策，可以正确地移风易俗；3.加深对民族民俗的理解，可以提高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研究的质量，也有助于提高文艺创作的质量，更好地体现作者的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4.有助于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语言学、历史学、考古学、中国古典文学、地方志等各门人文科学的研究。（注：广西少数民族风情录·序[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4.）
（四）注重“解剖麻雀”，从细微民俗事象考察中发现规律性的东西，再上升到理论高度概括。过伟先生曾谈及对侗族《娘梅》故事和叙事歌的搜集到《秦娘梅》歌剧的合作创作过程，历时20年。这20年，也是他对侗族民俗风情研究的过程。他研究侗族“女还舅门”的旧俗，研究这旧俗形成的社会基础，研究娘梅爱情悲剧的心理根源，研究侗款制度对侗族生活的影响，研究鼓楼文化、萨文化、歌堂文化对娘梅人生的作用……终于塑造出中国剧坛上独具侗族特质的秦娘梅形象来。秦娘梅的命运紧系着侗族的民俗文化的走向。（注：过伟.南方民间文化与民族文学[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4.284.）过伟先生说他乐于“解剖麻雀”是受益于著名社会学家、民族学家费孝通先生对“微型研究”的提倡，虔诚地躬身力行，深深感到“解剖麻雀”、“微型研究”方法对每个民俗学者的重要。（注：广西少数民族风情录·序[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4.）
（五）重视描写研究方法。对民俗和民间文学的研究，方法不少，有描写研究、历史研究、比较研究、理论研究。过伟先生认为这几种研究方法是相辅相成的，“而当前的重点则应着眼于描写研究”。他又具体阐述，“什么是描写研究呢？即对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与自然环境中的、具有立体性的（也可称为多面性的）、具有三度空间加时间因素的（也可称为四度空间的）、具有历史传承性和心理性的民俗事象，进行深入具体地调查研究，加以忠实地、形象化地（也可称为绘声绘色地）描写记录，同时也包括对民俗事像的渊源、历史沿革与演变、发展趋势（也可概括称之为‘来龙去脉’，主要指存在于活的民俗事象中的‘来龙去脉’因素，口碑流传的史料），以及民俗事象所反映的民族心理（主要指口碑流传的对民俗事象的哲理性解释）的探讨与记叙。”他认为描写研究的方法并不过时，“这样的描写研究成果，是彩色立体录像和立体声录音所替代不了的。即使普遍具备了那些现代化的物质记录手段，也仍然需要书面文字的描写研究成果，与之相辅相成。”（注：广西少数民族风情录·序[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4.）
过伟对民族民俗学的主张（包括理论和方法）是在他长期实践之中形成的。我国西南少数民族众多、民俗资源丰富的文化土壤给他提供了别开生面的学术天地，加上他自身勤奋的精神、群众观点和开阔的视野……终于为我国民俗学界捧出一串硕果。
三、中国民俗学学派的闯将
1998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民俗学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暨中国民俗学运动80周年纪念大会上，学会理事长钟敬文先生作了关于“建立中国民俗学学派”的重要讲话。（注：钟敬文.建立中国民俗学论纲[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社科版）.2000，（1）.）这个讲话，是在全球性的文化对话异常活跃和频繁的新形势之中进行的。钟老强调了中国民俗学“主体性”的重要意义，亮出了“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的旗帜，阐明了当今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的可能性，号召广大民俗学者“以自己的知识去资助国家新文化建设的科学决策”，以丰富世界人类文化宝库，提出了中国民俗学的构建体系和发展方向。过伟先生听了这个报告兴奋不已、欣喜不已。他敬佩钟老高瞻远瞩的卓识，深感钟老“建设中国学派”理论在自己内心的共鸣。的确，他与北京大学段宝林教授联手主编《中华民俗大典》的决策和行动，负责主编此大典中的“广西卷”的具体行动，以及撰写反映中华56个民族民间信仰的《中国女神》（即将出版）的具体行动，与钟老的“中国民俗学学派”建设理论照应得如此之和谐、及时，怎不感到欣慰！
在民俗学领域，过伟先生思维敏捷，洞察力强，研究视野不断拓宽，纵横交错的网络织就了很多新成果。他从当今壮、侗、毛南、仫佬等民族的文化现象追溯古骆越的源头，从广西骆越，联系广东的南越，福建的闽越和浙江的瓯越、于越与江苏的句吴……鸟瞰苍茫的百越，从中国的百越，联系东南亚各国相类似的民族文化。因此，就有《越南传说故事与民俗风情》（注：过伟.越南传说故事与民俗风情[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的诞生，就有百越地区梁祝故事的比较， 就有《金仲与阿翘》的跨国文化的比较，这些述论富有学术前沿的价值。
1988年底，60岁的过伟先生离开了教学岗位。但他此时学术研究正进入佳境。他精力旺盛，经验积累丰厚，做文轻车驾熟，故在学术研究上他并没有“离休”，而是更能专心致志地投入。用他的话来说是，“不需扬鞭自奋蹄”，这是何等自觉的高境界！如果说，唐代诗人孟郊以“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尽看长安花”诗句来宣泄自己进士及第的欣喜之情，是绝对“个人化”的表现，那么过伟先生“不需扬鞭自奋蹄”的壮语则是透露出一个共产党员为中国民俗学事业奋斗到底的浓烈豪情了！过伟先生的言行，以及他丰硕的成果，无不证实他是当代中国民俗学领域的一名闯将，是力度强劲不知疲倦的骏马良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