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经济发展的社会环境——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原因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我国经济论文,高速发展论文,社会环境论文,经济发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1.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0292(2007)03-0024-04
笔者在《我国五十年积累与消费、生产与生活运行实证分析》[1] 一文中，实证分析了新中国50多年社会环境与经济运行的关系。分析证实良好的社会环境是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根本原因。因此，再著文进一步分析探讨这个问题。
一、再释经济发展的社会环境
经济发展的社会环境包括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国内环境主要有以下内容：第一，政治环境，指国家是否统一，民族关系是否融洽，政局是否稳定。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政局稳定，这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根本政治保证。第二，经济环境，指经济制度是否合理，经济体系是否完善，资源禀赋状况如何。建立一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和本国国情的经济制度，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经济体系，有比较丰富的资源，这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经济基础。第三，思想文化环境，指执政党和国家领导集团治国理政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国民的思想文化理念和心理状态。选择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和国情的正确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就能够很好地领导、调控经济的发展，是驾驭经济发展能力的体现；国民的思想文化理念和心理状态是治国理政的民心基础，国民对经济、社会现状和治国理政方略认同与否，对经济发展起着截然相反的作用。第四，社会环境，指社会的和谐稳定程度。能否正确处理化解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和各种社会矛盾，决定社会和谐稳定的程度。社会和谐稳定，人民幸福安康，这既是经济、社会发展所追求的目的，又是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社会基础。
国际环境包括国际形势和我国的国际关系。前者是指整个国际社会的关系，是战争、对抗，还是和平、合作，对有关国家的经济发展有截然不同的影响；后者是指我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其状况直接影响我国经济发展。构建一种和谐的国际关系，自然有利于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我国与相邻国家、有关国家建立起睦邻和谐的关系，必然会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
社会环境各方面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共生共存，形成有机联系的社会生态系统。社会生态系统就是经济运行的社会生态环境。社会生态环境的状态决定经济运行的成效。
研究经济发展的社会环境在研究方法上主要基于以下两点考虑：第一，经济发展是由社会各个方面的状态决定的，必须运用社会系统论的方法考察研究，才能全面了解影响经济发展的种种原因。一些研究中国经济发展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连续20多年的快速发展感到不可思议，原因在于缺乏对中国社会的全面了解。第二，任何科学研究都是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经济研究的条件就是社会环境。经济研究只有把社会环境搞清楚了，才有了设定前提条件。前提条件不同，经济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也不同。不论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国情不同，社会条件不同，就有不同的国别特点。
二、良好的社会环境是经济快速发展的基础和前提
古今中外的历史反复证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以至整个世界的社会环境状况是其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战乱纷争、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必然破坏经济发展甚至造成经济凋敝、民不聊生；和平合作、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则带来经济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良好社会环境。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之所以能够持续、稳定、快速发展，是因为我国逐渐构建起比较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首先，经过武装革命，建立了以共产党领导、各界人士广泛参与的人民政权，结束了长期的战乱纷争和外国列强的侵略，实现了(除台湾地区)国家统一、民族团结；通过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等政治体制改革，实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及领导集团更替的法制化、制度化、正常化，政体运行平稳有序。其次，通过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完善了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经过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经济体系。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相结合，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共同发挥作用。在我国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相结合过程中，政府起着强力推动作用，这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至今的一个十分显著的特点。第三，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创造了有利于我国集中精力发展经济的国际环境。能够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发展互利双赢的对外经济关系。第四，我国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这些重要思想，既根植于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又吸收当代世界一切先进的思想文化观念，所以易于被中国人接受，成为凝聚人心，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精神力量。在这些理论指导下，制定了一系列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社会建设的路线、方针政策。第五，社会和谐稳定程度不断提高。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对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进行了不断探索，推出了许多卓有成效的政策措施，更加重视社会和谐稳定。从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着手，消除不和谐、不稳定的因素，尤其是重视解决弱势群体和困难群体的生计问题。例如，始终重视农民问题。改革从解决人们的吃饭问题入手，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重塑农村家庭经济。新型农村家庭经济不仅很快地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而且成为广大农民生存、发展的基础和保障，因而新型、稳定的农村家庭经济成为社会稳定的基础。当工业化、城市化达到一定程度时，国家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举措。又如，十分重视就业、民生问题，发展个体、私营等多种经济形式，广开就业门路。上述五个方面构成我国比较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是由上述多种因素综合促成的。比较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为经济体系内部各种要素充分发挥作用创造了社会保障和基础。
下面以新中国成立50多年经济运行图[2] 具体分析社会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图中的曲线是每年经济增长速度的运行曲线，经济运行周期震荡的波幅即波峰与谷底的差距，本来是表示经济周期波动幅度的，也能间接说明社会的和谐稳定程度。从运行图可以直观地看到，50多年来越往后走，我国经济运行越平稳。把这50多年以1978年改革开始为界，分为改革前和改革后两个大的阶段，改革前经济运行波动比较大，改革后经济运行比较平稳；把改革以来以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经济运行波动比较大，后一阶段经济运行比较平稳。经济运行的每一次比较大的波动，都与当时发生的重大政治、经济事件引起的社会震荡有关。仅以几次大的经济波动为例来说明。1957年反右，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当年国民收入增速为22％，严重破坏了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加上中苏友好关系破裂，带来破坏性极大的经济危机，导致1960年到1962年三年经济负增长，其中最低的1961年为负29.7％，与1958年相比波幅达51.3％，给人民生活带来极大困难，人们把这三年称之为三年困难时期。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严重破坏了社会经济秩序，导致1967年和1968年经济负增长，这次波动的波幅为24.2％。1976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三位领导人先后逝世，接着发生了粉碎“四人帮”的斗争，政治上的动荡，导致当年经济负增长，这次波动的波幅为11％。1989年发生北京政治风波，国内的政治动乱引起国际关系一度恶化，当年经济增长速度由上年的11.3％下降到4.1％，1990年进一步下降到3.8％，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最低的两年，经济波动幅度为7.5％，是改革开放以来波幅最长的一次经济波动。这四次经济波动，不仅波幅很长，而且是陡升陡降，一两年内或两三年内大起大落。1989～1990年这次经济大波动以后，国家政局稳定，经济运行平稳。虽然也出现经济波动，但起伏平缓，1992年的经济增长至波峰，到1999年的经济运行滑落至谷底，长达八年，同时，波幅也比较小。进一步分析还发现，即便是在正常的政治运行状态下，政治的运行周期也与经济运行周期有某种相关性。例如，党政领导换届，一般新一届领导上任后，都会掀起经济增长的新浪潮。这是因为中国各级政府都有很强的经济职能，能够强力控制、配置资源。以上分析十分清楚地表明，社会环境与经济运行密切相关，政治动荡、社会不安，经济运行必然跌宕起伏；政治上安定团结，社会和谐稳定，经济必然持续、稳定、快速增长。
中国五十年经济运行图
50多年来，我国由经常发生社会环境震荡引起经济运行大波动，到社会环境平稳使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发展，这实际上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等的一个磨合过程。这个磨合过程就是不断改革、完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过程。政治体制改革的最大成果，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由原来的终身制变为依照法律和制度实行的任期制；经济体制改革的最大成果是由计划经济变为市场经济。这样，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达到了基本契合，从而保证经济平稳发展。有一种观点认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如果是说我国政治体制还不够完善、不能完全适应经济体制，无疑是正确的；如果是指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大的进展，则失之偏颇。现代政治体制的最大特点和根本进步，就是废除了世袭制、终身制，依法实行任期制。因此而论，我国政治体制具有现代一切先进政治体制的特点和先进性。
三、优化社会环境促进经济发展
通过前面分析，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是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尤其是和谐、稳定的社会政治秩序是关键。而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腾飞、社会转型期，利益关系复杂，社会矛盾凸显。因此，中共中央作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决定，为优化社会环境作出战略部署指明了方向。这里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分析如何进一步优化社会环境，促进经济发展。
1.进一步规范政治秩序，促进政治机体健康。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造成我国经济大波动的根本原因是政治运动、政治动荡、动乱。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总结历史经验，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对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规范政治秩序作了全面论述。特别强调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3] 正是按照邓小平的这一思想，我国不断制定、出台一系列法规、制度、政策措施，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规范政治秩序，不再搞政治运动，政治运行规范有序，避免了政治动荡，使国家的政治肌体不断向健康的方向发展，为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政治保证。在充分肯定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取得重大成果的同时，还应看到我国的政治体制还存在着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相适应的地方，需要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仅从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关系的角度来看，主要应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完善监督检察机制，惩治腐败行为。目前经济领域的腐败行为，主要表现为商业贿赂和固定资产投资黑洞。商业贿赂不仅有国内奸商的行贿，而且有些国际大公司也在我国行贿，破坏了经济秩序，损坏了国家声誉。固定资产投资规模难以控制，除了有些地方官员不正确的政绩观作祟外，还有固定资产投资存在黑洞，我国许多省的交通厅长接二连三下马，就是掉进了他们自己挖掘的固定资产投资的黑洞中。转变政府职能，就是要从制度上规范、限制政府直接操纵、干预经济的行为，增强政府监管、调控经济的能力，从源头上限制权力寻租行为。权力寻租行为不能从制度上制约，反腐败只能治标不治本。
2.正确处理利益关系，化解社会矛盾。目前我国正处于利益关系复杂、社会矛盾凸显时期，因而中央提出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4]，而当前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是收入分配不公，收入差距扩大，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等以及由此引起的各种社会矛盾。针对这种状况，重点应调节收入分配，发展社会事业，政府要加大公共产品投入，增加公共消费品的供给。造成收入分配不公、收入差距扩大有多种原因，但关键因素是各种要素之间的收入分配不公。其突出表现是劳资之间分配不公，劳动者工资过低。廉价的劳动力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制造业中心，一方面支撑大量廉价商品输往世界各国，使世界分享中国的发展成果，资方从薄利多销中获得丰厚利润；另一方面造成我国一般劳动者的低收入、低消费，内需不足。由于我国劳动力总体上供过于求，靠市场调节难以提高劳动力价格，提高劳动者工资。例如，珠江三角洲一带农民工月工资五六百元长期不变，过了十多年出现民工荒，市场才开始说话，可见市场调节严重滞后。因此，政府应运用宏观政策加强对工资的调节，不断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依法监管最低工资及社会保障的执行情况，确保劳动者工资和社会福利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提高。目前存在的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等居民生活中的诸多难题，主要是由于社会事业的发展滞后，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不协调造成的。所以，政府应大力发展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以及社会公共服务事业，提供更加丰富的公共消费品，创造和谐幸福环境，全面满足居民的物质、文化消费需要，从而化解社会矛盾。
3.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创建和谐文化环境。经济发展需要一种能够成为国民精神支柱、引领前进方向和凝聚人心的和谐文化环境。虽然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文化环境不断优化，但由于目前复杂的利益关系和凸现的社会矛盾，人们的思想文化观念和心理状态也呈多元化，良莠不齐。因此，《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面部署了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指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5] 这些内容包括指导思想、共同理想、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和道德规范，十分全面。和谐文化建设是国民精神素质建设，是人心工程。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的和谐文化建设，必将“进一步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6]”在多元化思想文化中形成主导思想文化，统一思想，凝聚人心，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的精神力量。
对我国经济改革、发展形势的研判应深入分析改革、发展的实践，从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寻找进一步改革、发展的政策措施。而不应仅仅用现成的各种理论去诠释和注解，因为我国的改革、发展是从我国国情出发进行的创新事业，必然要用创新的理论去指导。这种创新理论绝不是某种现成的理论，而应是在吸收各种科学理论基础上创建的新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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