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理性逻辑”到“人性逻辑”再到“实践逻辑”——马恩探索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思想发展过程及其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逻辑论文,共产主义论文,再到论文,发展过程论文,启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从整个人类史来看，私有制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瞬间的社会经济现象，但却是迄今人类文明史的基本经济形式，在人类文明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私有制是人类进一步脱离动物界而走向更高发展阶段的必要历史环节。
资本主义私有制是私有制发展的最高形式，它对人类文明史的贡献也最大。早在上一世纪的四十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就这样肯定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功绩：“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1〕“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 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2〕“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3〕资产阶级使各国的历史“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世界的历史。”〔4〕“物质的生产是如此， 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产品。……文学（指各种文字作品——引者）形成了一种世界文学。”〔5〕
但是，当资产阶级陶醉于自己的胜利和辉煌成就时，当人们把资本主义制度看作是永恒的完美的制度时，“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却出现了，它“在欧洲徘徊”。这个幽灵郑重地向世界宣布：“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马克思、恩格斯就是“共产主义幽灵”中的成员，后来成了“共产主义幽灵”的思想家、头脑。他们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宣言提供理论的逻辑的根据。
马克思、恩格斯探索资本主义灭亡、共产主义胜利的必然性的逻辑根据是经过了一个艰苦的过程的。他们曾提供过三种逻辑——“理性逻辑”、“人性逻辑”、和“实践逻辑”。这三种逻辑并不是并存的关系，而是依次否定的关系。
探索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逻辑的探索过程是有重大现实意义的。“共产主义的幽灵”曾经成为现实的统治者，占据了地球的大片地区。然而，七十多年后，“共产主义的幽灵”却又被逐出了它的大多数统治地盘，在它还占据统治的地方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革。在一些人看来，“幽灵”似乎被消灭了。或者，它只是一个在空中徘徊的幽灵而已，再难成为现实了。世界资本主义为此而兴高彩烈。他们甚至预言，“共产主义的幽灵”被逐出中国大地也为时不远了。我们自己的一些人中，也有人不再相信“共产主义的神话”了。“幽灵”只在神话中存在，不可能成为现实。“共产主义的幽灵”真的被消灭了吗？共产主义真的只在神话世界中存在吗？现实中的共产主义还能生存、发展吗？我国的市场经济是驱赶“共产主义幽灵”的魔杖，还是共产主义走向目的地的柱杖？为了认清这些问题，探索马克思、恩格斯否定私有制、论证共产主义的逻辑发展过程是必要的。
二
马克思、恩格斯否定私有制、论证共产主义合理性的第一种逻辑是：历史是理念的运动，因此，凡是合理的东西必将成为现实。私有制曾经是合理的，现在它已变得不合理，它必将被新的合理的共产主义制度所代替。这是马克思、恩格斯转向共产主义的最初逻辑。这一逻辑的基本出发点是理念，因此我把它叫作“理性逻辑”。
马克思、恩格斯是从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的。当时他们都是青年黑格尔运动的积极成员。他们信奉黑尔格的理念论，把理念看作是历史运动的主体。马克思在1842年说：“国家应该是政治的和法的理性的实现。”〔6〕“真正的国家、真正的婚姻、 真正的友谊都是牢不可破的，但任何国家、任何婚姻、任何友谊都不完全符合自己的概念。……当一个国家离开了国家的概念时，世界历史就要决定其是否值得继续保存的问题。”〔7〕恩格斯在1842 年说：“对于一个执谜不悟的不列颠人，无论如何也讲不明白在德国已经是不言而喻的一点，那就是所谓物质利益在历史上从来也不会是独立的和主导的目的，而总是有意无意地为指出历史进步方向的原则服务。”〔8〕这就是说，原则高于利益。 这里的所谓原则，也就是指的理念。起初，马克思、恩格斯从理念论得出民主主义的结论，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封建专制国家不再符合国家的概念。国家作为理性的体现，应当是实现民主、平等、自由的，但封建专制国家却到处剥夺人民的民主、自由的权利。这样的国家应当灭亡，代之以民主的国家。但是后来，他们发现所谓民主国家（英、法等）也并不是理性的真正体现，这里同样充满着不民主、不自由、不平等。他们认为，共产主义制度（在他们以前，已有共产主义的学说）是真正民主、自由、平等的社会制度，因而是真正合理的（合乎理性的）社会制度。这样的制度必然会实现。这样，他们就通过对黑格尔哲学的思考而走向共产主义。
关于黑格尔哲学和共产主义之间的这种联系、过渡，即如何能从黑格尔哲学得出共产主义的结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没有给我们提供具体的说明，但是给我们提供了明确的结论。恩格斯把他们的共产主义叫作“哲学共产主义”〔9〕，之所以叫作“哲学共产主义”， 是因为这种共产主义起源于德国哲学。恩格斯说：“德国的哲学经过长期的痛苦的摸索过程，也终于达到了共产主义。”〔10〕“德国还有一个捍卫共产主义的党。……我现在要谈的党是哲学的党，其起源和英法共产主义者没有什么关系的党，从半世纪来德国引以自豪的哲学中产生出来的党。”〔11〕“共产主义学说在这三个国家（指英、法、德）的产生情况各不相同。英国人由于国内贫困和道德败坏的现象的迅速加剧，他们通过实践达到这个学说。法国人是通过政治达到的，他们起初只是要求政治自由和平等，但当他们意识到这还不够的时候，除政治要求而外，他们又提出了社会自由平等的要求。德国人是通过哲学，通过对基本原理的思考而成为共产主义者的。”〔12〕恩格斯这里所说的德国哲学，指的就是黑格尔哲学。在另一个地方，恩格斯直接指明了共产主义和黑格尔哲学之间的联系，他说：“共产主义是新黑格尔派哲学的必然产物，任何一种抵抗都阻止不住它的发展。”〔13〕
三
马克思在1843年上半年、恩格斯在稍晚一些时候开始批判黑格尔主义而转向费尔巴哈哲学。马克思批判黑格尔哲学的第一部著作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指出，在黑格尔那里，“理念变成了独立的主体，而家庭和市民社会对国家的现实关系变成了理念所具有的想象的内部活动。实际上，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的活动者；而思辨的思维却把这一切头足倒置。”〔14〕马克思把被黑格尔头足倒置的关系再颠倒过来，把现实（家庭和市民社会）当作主体，把国家、理念看作“宾词”、“谓语”。在否定黑格尔的理念论的时候，马克思当然也就否定了从理念出发来论证私有制灭亡、共产主义胜利的“理性逻辑”。但由于这时马克思、恩格斯还没有对现实作深入的具体历史的研究，由于这时他们还处于费尔巴哈人本唯物主义的影响之下，因此，他们在否定“理性逻辑”时，并没有直接通向以后的“实践逻辑”，而是转向了“人性逻辑”，也就是从“人性”、人的“类本质”出发来论证私有制的不合理性和共产主义的合理性，论证私有制灭亡、共产主义胜利的必然性的逻辑。资本主义之所以必然灭亡，是因为这种制度不符合人性，是人的本质的异化；共产主义之所以必然胜利，是因为这种制度是符合人的本性的制度，是人向人的本质的必然的复归。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论证私有制灭亡和共产主义胜利的第二种逻辑。
马克思、恩格斯都明确肯定当时他们的共产主义学说和费尔巴哈哲学之间的联系。马克思在1844年给费尔巴哈的一封信中说：“我能有机会表示我对您的极崇高的敬意和爱戴（请允许我用这个字眼），我感到很高兴。您的两部著作《未来哲学》和《信仰的本质》，尽管篇幅不大，但它们的意义，却无论如何要超过目前德国的全部著作。……您（我不知道是否有意地）给社会主义提供了哲学基础，而共产主义者也就立刻这样地理解了您的著作。”〔15〕恩格斯说：“德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比起任何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来都更加是从理论前提出发的，……在公开拥护这种改造（指废除私有制）的人们中，几乎没有一个不是通过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的克服而走向共产主义的。”〔16〕他还在一篇通讯中说：“从我上次给你去信以来，我所知道的最重要的事情是德国当代最杰出的天才的哲学家费尔巴哈博士宣布他自己是共产主义者。他深信共产主义不过是他所宣布的原则的必然结果，而且实际上不过是他很久以前在理论上所宣布的东西的实践。”〔17〕
费尔巴哈本人很长时间内没有认识到自己的学说和共产主义之间可能的联系，他到较晚（1845年初）才宣布自己是共产主义者，才意识到自己的学说可能导致共产主义的结论。即使如此，他的著作也未向我们提供他的哲学学说和共产主义学说之间联系、过渡的论证。倒是马克思、恩格斯，特别是马克思提供了这种论证。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在这两部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抽象的人性、人的“类本质”出发论证了私有制灭亡和共产主义胜利的必然性。
第一，私有制不是前提，不是神圣的、永恒的东西。它是产生出来的，而产生的当然都是要灭亡的。
在资产阶级思想家那里，私有制是神圣的、永恒的东西，是不言而喻的前提。“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但是，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一事实。……它把应当加以论证的东西当作前提。”〔18〕他们“把应当加以说明的东西假定为一种历史事实。”〔19〕马克思给自己提出的任务，就是要说明私有制的起源，从而说明私有制的非神圣性、非永恒性。
私有制是怎么产生的呢？马克思当时的结论是，私有制是异化劳动的结果。马克思说：“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同自然界和自身的外化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20〕“与其说私有财产表现为外在劳动的根据和原因，还不如说它是外化劳动的结果，正象神原先不是人类理性迷误的原因，而是人类理性迷误的结果一样。”〔21〕当然，“后来，这种关系就变成相互作用的关系”，“私有财产一方面是外化劳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劳动借以外化的手段，是这一外化的实现。”〔22〕
第二，异化劳动是人的本质的异化，是丧失了人性的东西，因而是不合理的，不人道的，对人来说，是必然要加以克服的东西。
马克思在《手稿》中控诉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异化劳动的非人性。在异化劳动中，“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劳动不仅生产商品，它还生产作为商品的劳动自身和工人，而且是按它一般生产商品的比例生产的。”〔23〕“工人生产得越多，他能够消费的越少；他创造价值越多，他自己越没有价值、越低贱；工人的产品越完美，工人自己越畸形；工人创造的对象越文明，工人自己越愚钝，越成为自然界的奴隶。”〔24〕“劳动对工人说来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的东西；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因此，工人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在。而在劳动中则感到不自在，他在不劳动时觉得舒畅，而在劳动时就觉得不舒畅。因此，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因而，他不是满足劳动需要，而只是满足劳动需要以外的需要的一种手段。……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就会象逃避鼠疫一样逃避劳动。 ”〔25〕
第三，异化劳动是人的本质的自我异化，异化劳动的根源在于人的本质的发展。
马克思在通过异化劳动的考察揭示了私有制的根源以后，进一步去考察异化劳动的根源。也就是说，马克思也并不把异化劳动看作是永恒的东西。如果异化劳动是永恒的，那么私有制也就必然是永恒的。由于手稿的中断，我们只看到马克思提出问题并提示了寻找答案的方向。马克思说：“现在要问，人怎么使他的劳动外化、异化？这种异化又怎么以人的发展的本质为根据？我们把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变为异化劳动同人类发展进程的关系问题，也就为解决这一任务得到了许多东西。因为当人们谈到私有财产时，认为他们谈的是人之外的东西。而当人们谈到劳动时，则认为是直接谈到人本身。问题的这种新的提法本身就已包含问题的解决。”〔26〕马克思的这段话指明，异化劳动的根源应该到“人本身”中去寻找。“人本身”是什么呢？马克思当时认为，“人本身”就是人的“类本质”。所以他说，异化劳动是“以人的发展的本质为依据的”，异化劳动不是现实的人的物质生活条件发展的一定阶段的产物，而是“人的本质”发展的产物。“人的本质”变成了发展的主体，异化劳动成了人的本质的自我异在化。
第四，既然异化是人的本质的自我异化，那么，“人本身在其发展的另一阶段上，就会向人复归，使人真正占有人的本质，成为真正的人。这就是异化的克服、私有制的扬弃、共产主义的实现。马克思说：“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27〕马克思把这种共产主义叫作人道主义：“无神论是以扬弃宗教为自己中介的人道主义，共产主义则是以扬弃私有财产为自己的中介的人道主义。”〔28〕
四
以上考察了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有过的否定私有制、论证共产主义的两种逻辑：“理性逻辑”和“人性逻辑”。这两种逻辑虽有区别，但又有共性。它们都是从某种原则出发来考察私有制灭亡、共产主义胜利的逻辑。这两种逻辑都没有脱离德国古典哲学的基础。这两种逻辑都不是现实历史逻辑的真实反映。就其历史观来说，都还是唯心主义的。
1845年，马克思、恩格斯开始批判费尔巴哈，确立了科学的实践观和唯物史观，主张从实践（特别是生产实践）出发来考察人类历史，考察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科学地论证了资本主义灭亡、共产主义胜利的必然性。马克思、恩格斯再次否定了“人性逻辑”，确立了“实践逻辑”。
“实践逻辑对私有制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论证可以大致表述如下：
社会是人的社会。社会发展的主体，既不是“理念”，也不是“人”或人的本质，而是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现实的人不是单个的自然存在物，而是在一定关系中从事着物质改造活动的人，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生产实践是实践的基本形式，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处于两种关系之中，一是与自然的关系，二是人与人的关系。人们改造自然的能力就是生产力，人们在改造自然中的人与人的关系就是生产关系。这两种关系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一定的生产力要求一定的生产关系与之适应，一定的生产关系也制约着生产力的发展，或促进或阻滞。生产力对每一代人来说，都是既得的力量，同时又是他们进一步活动的结果，因而，人们不能自由地选择生产力。与此相应，人们也不能自由地选择生产关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生产，是全部社会生活的基础。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这一经济结构要求一定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与之相适应，二者也处于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之中。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统一，构成一定的社会形态。原始共产主义的、奴隶制的、封建制的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是迄今（马克思的时代）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几种主要的社会形态。在社会形态中，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它的进一步发展，便会与它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发生冲突，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发展的形式变成生产力发展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会到来。由此可见，一定的社会形态都是以往历史发展的结果，同时又具有历史的暂时性，必然会被新的社会形态所代替。私有制是在生产力发展一定阶段上产生的生产关系，必然也会在生产力更高的发展阶段上归于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是私有制发展的最高阶段、最高形式，它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创造了不同于过去历史时代的世界。它在这样做时，也就创造着自己灭亡的物质条件。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必然自我否定的。但这不是说，资产阶级会自己来废除私有制。相反，它依靠上层建筑的力量维护着私有制。否定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物质力量，正是资本主义自身的产物——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共产主义不是别的，正是私有制发展到它的最高阶段后必然产生的自我否定运动。
这大体上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否定私有制的新逻辑。这个逻辑的核心，是从实践、从现实的物质生活的矛盾运动出发来考察资本主义灭亡、共产主义胜利的必然性。马克思、恩格斯说：“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这些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现。”〔29〕
五
马克思、恩格斯否定私有制、论证共产主义的三种逻辑的依次更替，表现了他们探索共产主义的思想发展过程。通过对“理性逻辑”和“人性逻辑”的否定，马克思、恩格斯达到了“实践逻辑”。“实践逻辑”是科学共产主义的逻辑。
然而，对共产主义理论的探索并未到此结束。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以后百年来的共产主义运动，在理论和实践上再次经历了类似的否定之否定过程，从而使科学共产主义理论上升到了一个更为具体的科学水平。
列宁在领导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毛泽东在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开始遵循的正是“实践逻辑”。他们从俄国、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出发，使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并着手建设社会主义。列宁和毛泽东，都曾经提出过从本国实际情况出发、走符合本国情况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
但是，这一逻辑并没有始终贯彻下去。在社会主义的往后发展中，逐步偏离了最初的逻辑，不是以本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为依据，而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即以马克思、恩格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得出的并且也是针对特定情况的一些具体结论为依据。活的马克思主义逐步演化为僵化的教条。理论原则或本本，成为思考和解决问题的出发点，成为理论逻辑的核心。这里体现的是一种“理性逻辑”，一种其水平还不如马克思、恩格斯最初接受的“理性逻辑”的理性逻辑。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理性逻辑”还被理解为历史本身的逻辑，而在教条主义者那里，历史本身的逻辑被理解为就是本本上的逻辑。“理性逻辑”否定了“实践逻辑”。
作为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一种否定，首先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接着也在苏联、东欧、中国的一部分社会主义者中，提出了“人道社会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这种理论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主要批评，是认为这种社会主义不人道，缺乏人性。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应是人道的、符合人性的社会。它要求从人性的观点来考虑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问题。一切思想、观点，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接受人性法庭的判决。显然，“人道主义”的逻辑，正是一种“人性逻辑”。“人性逻辑”否定“理性逻辑”。作为实际的结果，“人性逻辑”对“理性逻辑”的否定，并没有导致“人道社会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的实现，而是在苏东地区否定了社会主义。
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还有另一种否定，那就是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种理论并不是否定社会主义，而是否定过去的社会主义的僵化模式。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逻辑是“实践逻辑”，它既是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理性逻辑”的否定，也是对“人道社会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的“人性逻辑”的否定，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实践逻辑”的复归和更高的发展。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实践逻辑”要求我们从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出发来考虑和解决中国的问题。中国的实际是什么呢？我们的实际有两个基本方面。一是我们已经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而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正是在我们现实生活中而不是在遥远的未来，更不是神话中的故事。社会主义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历史的实际。这个实际的产生，不能由少数人的意志的选择来说明，而必须由中国的特殊历史条件（其中包括中国所处的世界历史条件）来说明。有人说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历史的早产。但早产也是由具体历史条件造成的。早产并不就是流产，早产下来的是一个活生生的有生命力的婴儿。“早产论”如果用来说明我们的社会主义基础还不够稳固，因而需要走符合自己特殊情况的成长道路，那是对的，但若以早产为理由而把新生婴儿（新生的社会主义）抛弃，则是错误的。
我们实际的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的社会主义还处于初级阶段，在不少方面还比较落后。这也是由具体历史条件决定的。我们的社会主义不是发达资本主义的否定物，而是不发展的资本主义的否定物，这就是所谓“早产”：历史没有为我们准备好稳固的物质基础和其他种种历史条件（如较高的教育、科技、管理水平、国民素质等等）。资本主义世界对新生社会主义的仇视、封锁，我们自己在探索过程中的种种严重失误使我们一再失去发展时机，等等。这些原因造成了我们的种种落后和建设社会主义的艰难性。
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看清了这两个基本的实际，及时解放思想，改变做法，初步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在短短的十多年的时间内，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是“实践逻辑”的胜利。我们还只能说刚刚开始，我们的路还很长，还会有困难和曲折，但只要我们始终坚持“实践逻辑”，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会越来越兴旺。中国的事情办好了，也就是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贡献。我们也可能挫折，但挫折也是一种财富，也是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贡献。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实践逻辑”，挫折是一时的，资本主义终究要灭亡，共产主义必然会实现。
注释：
〔1〕〔2〕〔3〕〔4〕〔5〕〔2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3、256、254、51、255、264页。
〔6〕〔7〕〔8〕〔9〕〔10〕〔11〕〔12〕〔13〕〔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4、184、546—547、591、575、588、 575 —576、591、250—251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49—450页。
〔16〕〔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79、594—595页。
〔18〕〔19〕〔20〕〔21〕〔22〕〔23〕〔24〕〔25〕〔26〕〔27〕〔28〕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46、47、57、57、 57、47、49、50—51、59、77、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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