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与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凝聚力论文,中华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编号]1001-5558(1999)02-0001-18
[中图分类号] G75[文献标识码] A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经国家正式识别的共有56个民族族群，还有其他尚待分析和进一步识别的族群（如西藏的僜人等）。我们称这个多民族国家是“中华民族大家庭”。
我们之所以称它为一个“民族大家庭”，其原因有三：一是因为这些民族群体所居住的地域东临万里海洋，北临荒漠雪原，西为世界屋脊的高原，南为热带丛林，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生态系统。这些民族群体即是在这个地理生态系统中生长繁衍和逐步发展而成的。他们是东亚大陆上这块古老土地的共同主人。
二是在这个地理生态系统中，这些民族群体并非各自孤立地形成与发展的，而是在相互之间非常密切的交往、交融的演变中形成与发展的，其中不仅有政治、经济方面的交往，还有文化、血缘等方面的交融。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有一些族群消失了，其成员融入其他族群，另一些新的族群又在吸收了大量其他族群的成员的过程中发展强大起来。
三是这些民族围绕着一个核心族群，形成了具有强大向心凝聚力的政治、经济、文化实体，就像一个有许多成员的大家庭。这个核心族群就是居住在这个地理生态系统的中心地带、在科技文化和农耕经济方面相对发达、通过不断融合吸收其他族群而拥有庞大人口的汉族集团。当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个族群在这个大家庭中扮演的角色可能是不同的。如在元朝和清朝时期，蒙古族和满族在国家政治舞台上就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应当怎样来描述我们这个有几千年历史、历经变迁的“民族大家庭”及其发展规律？应当如何归纳和概括这个“民族大家庭”成员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什么力量把如此众多的族群如此长久地凝聚在一起？与其他多民族国家相比，我国的民族关系有什么共同性和特殊性？长期以来，这些始终是我国从事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人所考虑的问题。
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一些多民族大国，它们通常是通过军事征服、政治兼并、经济扩张和文化融合等手段而建立，有时是通过统治者家族之间的联姻而建立起来的。这些多民族大国，如古代的罗马帝国、拜占廷帝国，近代的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等，它们中的大多数已在内乱或对外战争中崩溃。至本世纪后半叶，这些多民族大国保存下来的只有两个——苏联和中国，它们分别继承了前沙皇俄国和满清王朝的多民族政治实体。（注：为什么唯独这两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多民族大国保存下来，可能有三个因素：一是沙皇俄国和满清中国位于欧亚交界与东亚地区，其社会基础（无论是主体民族还是少数民族）在生产力水平和组织形式发展上是落后的农奴制和封建地主经济，社会主体人口缺乏进入国际市场和发展资本主义的动力，也就缺乏当时西欧各国民众的那种建立民族国家的动力。二是这两个大国面临政治解体威胁的时间，要晚于西欧各国；而且在当时有可能促使其解体的力量主要来自外部而不是内部；而正在这个历史关头，发生了“十月革命”和“辛亥革命”；在内战之后建立的共产党领导的政权，在与欧美的政治对抗中有效地控制住了内部任何进行“民族自决”的企图。三是这两个国家都有极为辽阔的国土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形成了相对独立且能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可以较少受到外部力量的干扰。）90年代初期，苏联在各种内外因素的作用下解体，也影响到部分东欧国家（如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的解体。之后，西方政界、新闻媒体和学者们，都开始把眼光投向中国，其中不少人也在期待着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的政治解体。他们认为，在前苏联所出现的事态，也将会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重演。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以实现在政治、法律、文化、语言、教育、经济等方面的民族平等，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培养了大批少数民族的优秀干部和各方面的人才，巩固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团结，并为各民族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实现共同繁荣奠定了基础。但是，在社会迅速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如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沿海地区与西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方面的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族群文化差异在新的市场机制下，民族交往加强后所引发的矛盾：这些都需要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地摸索解决。几千年来中国发展的历史有其不同于其他国家、其他文化的特点，中国的民族关系和民族问题的解决也应该有着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点。但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民族之间的关系的规律和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点究竟是什么，仍然需要根据历史进程的事实来加以科学地说明。如果我们认为中国今后不会走上前苏联那样政治解体的道路，我们的根据是什么？这些都是我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在开展深入调查研究之后所必须回答的问题。
当前，世界上的许多国家都面临着本国民族主义高涨所引起的政治不稳定，如加拿大面临着魁北克要求独立的问题，美国的种族冲突200多年来始终不曾真正停止，英国已经被北爱尔兰问题困扰了半个世纪，西班牙的巴斯克问题，法德等西欧各国的外籍工人问题，波黑的内战，非洲各国的族群冲突与屠杀，塞浦路斯的希土两族问题，土耳其和伊拉克的库尔德人问题，中东以色列与阿拉伯人的战争，中亚各国的内战，印度的锡克族问题，斯里兰卡僧伽罗人与泰米尔人的内战，澳大利亚的土著人运动，拉丁美洲各国的白人、混血儿和土著印第安人族群之间的矛盾，等等。这些不同程度的民族冲突，始终困扰着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外交等社会发展。
经过历史上无数次的战争、民族迁移与混血，加上欧美国家在全球推行殖民主义运动以及当代的人口迁移等等社会变迁，可以说，现在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说自己是个真正的“单一民族国家”，几乎每一个国家今天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民族问题。在与其他国家民族问题的比较当中，分析我国民族问题所具有的共性与个性，分析“中华民族大家庭”及凝聚力的特点，无论在学术理论上还是在实际应用上，在今天都具有十分特殊的重要意义。
1988年11月，费孝通教授应邀在香港中文大学主办的“泰纳演讲”(Tanner Lecture)作主题发言，发表了题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演说。他结合自己半个世纪以来对中国少数民族的研究工作，从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历史学、社会学等方面对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过程，做了综合性的分析，首次提出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这一系统性的理论。这篇演说在《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发表以后，在国内外引起了普遍的重视和高度的评价。同年，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又把费老的这篇文章与其他学者相关的文章编成一本论文集出版，书名叫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1996年10月，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举办了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的主题即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论与中国的民族间关系”。这些活动反映出，这一理论已经在国内外学术界得到认同并具有十分广泛的影响。
在“八五”期间，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的名誉所长费孝通教授牵头承担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课题“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与发展”，（注：也有学者认为“向心力”不能全面而确切地表述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民族历史的内涵，“凝聚力”中的“凝”字不能确切地表述中华民族历史的发展动态，因而主张使用“聚合力”。（陈连开，1994.275-276）“凝聚”两个字放在一起，似仍可表述动态过程，且“凝聚力”一词已广泛应用，所以我们在这里继续延用。哪一个词汇表述更为确切，今后仍可讨论。另外，有一些学者在使用“中华民族凝聚力”概念时，主要应用于海外华人与祖国之间在血统和文化方面的血肉联系，这一用法与本文使用的定义有所不同。在学术用语的应用上，只要在具体应用时各自定义明确，应当允许有不同的理解。）我所组织了课题组。在某种意义上，这一课题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研究的继续和深入，是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这个大框架上来进一步讨论各民族群体间交往和交融的历史条件、具体形式与内容，分析我国民族关系中仍然存在的现实问题，研究各民族协调发展与共同繁荣的途径。在当今世界各地民族主义普遍高涨、民族冲突不断激化的情况下，这一研究所总结出来的带有普遍规律性的理论和经验，不但对我国妥善处理民族关系具有直接的应用性，也可供其他国家借鉴；因为它研究了世界发展中具有普遍性的重大社会问题，也可以推动国际学术界对于民族和民族关系的比较研究。
本文即是对费孝通教授牵头的“八五”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课题“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与发展”的一个概括性介绍。由于我们的思考仍然以费孝通教授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为基础，在这篇专题介绍的第一部分中，我们首先回顾一下这一理论的梗概；费孝通教授在他的文章中谈到了中华民族的“多层次”，我们认为这是理解这一民族格局的关键，所以在第二部分对此进行讨论；第三部分进一步讨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发展历史进程的三个大阶段；第四部分着重分析自建国以来重建、巩固这一民族统一体所面临的新的历史条件，结合我国的现代化进程，讨论各民族如何达到政治上维护统一、经济上共同繁荣的问题；第五部分介绍课题研究成果；在本文的第六部分里，提出了今后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和凝聚力特征开展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一、费孝通教授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
费孝通教授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这篇文章中，依次从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来阐述他的主要思路与观点：
1.东亚大陆“四周有自然屏障，内部有结构完整的体系，……这一片地理上自成单元的土地一直是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而民族格局似乎总是反映着地理的生态结构。”（费孝通，1989:2）这个观点从地理生态系统的角度说明，通过共同生存的土地，在中华民族各族群之间存在着一种天然的联系。
2.中华民族各族群起源的多元论和本土说。各族群起源的多元，说明我国几千年来延续至今的民族“多元”现象，有它的历史渊源与根基，也说明今后我国民族结构中“多元”现象的长期性。
3.考古发现表明，自新石器文化时代开始了中国各地文化之间的交流与渗透，“从多元之上增加了一体的格局。”（费孝通，1989:3）这种交流与渗透至今已超过5000年的历史，在文化方面形成了中华各族群之间各种外在的或潜在的共性，构成了“一体”格局深厚的文化基础。
4.历史上的夏商周三代，“是汉族前身华夏这个民族集团从多元形成一体的历史过程。……汉作为一个族名是汉代和其后中原的人和四周外族人接触中产生的，……当时中原原有的居民在外来的人看来是一种‘族类’而以同一名称来相呼，说明了这时候汉人已经事实上形成了一个民族实体。”（注：“据现有资料，汉人作为民族名称的时期确定无疑的是在北魏孝文帝改革时期。”（王钟翰.1994.156））“汉族的形成，……在多元一体的格局中产生了一个凝聚的核心。”（费孝通，1989:4-5）
对汉族的深入分析，是理解我国民族关系和“多元一体”格局的关键。费孝通教授这段话有三层意思值得注意：(1)首先，他把汉人的前身“华夏”称为一个“民族集团”而不是一个民族，因为它实质上确是一个“集团”；（注：“早期的华夏族是包括了一部分羌人、夷人、戎人、狄人、苗人、蛮人在内，共同融合而成的。传说的夷人中较早融入华夏之内的就有四支……”（陈永龄.1982.250）“黄帝部落和炎帝部落……通过战争和经济文化交往，与羌人、夷人、戎人、狄人、苗人、蛮人互相融合，奠定了后来华夏族的基础。”（王钟翰.1994.6））(2)这个集团的形成经历了“从多元到一体”的发展过程；(3)由于它发展为“一体”之后，被其他族群称为“一个族群”，称之为“汉人”，所以“汉人”也成了这一集团的自称并自认为是“一个族群”。在这种“他称”转“自称”的过程中，很容易混淆各族群的实质和不同族群之间的层次。
5.中华民族各族群统一成为政治实体的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中原农业区和北方草原游牧区分别形成了两个并立的统一体，第二个时期是这两大区域统一体的汇合。万里长城一度是两个区域之间的屏障，同时在两者之间始终存在着政治、经济、文化、人口诸方面的密切往来。在清朝，这两大区域最后实现了完全的统一。
6.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就是一部民族融合的历史，唐代、五代时期、宋代、元代、明代、清代都是如此。北方、南方各族群不断向汉族输入新的血液，部分汉族人口也融入了边疆各族群。
费孝通教授十分生动形象地归纳了这个民族融合的过程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特点：“（这一形成过程）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接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距今3000年前，在黄河中游出现了一个若干民族集团汇集和逐步融和的核心，被称为华夏。它像滚雪球一般地越滚越大，把周围的异族吸收进了这个核心。它在拥有黄河和长江中下游的东亚平原之后，被其他民族称为汉族。汉族继续不断地吸收其他民族的成分日益壮大，而且渗入其他民族的聚居区，构成了起着凝聚和联系作用的网络，奠定了以这疆域内部多民族联合成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的基础，形成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经过民族自觉而称为中华民族。”（费孝通，1989:1）
对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费孝通教授在这篇文章的结尾处精辟地总结了六个特点：(1)这个多元一体格局有一个凝聚的核心，就是华夏族团和后来的汉族。汉人在少数民族地区“形成了一个点线结合、东密西疏的网络，这个网络正是多元一体格局的骨架”；(2)相当部分的少数民族从事畜牧业，汉族以农业为主，形成内容不同但相互补充的经济类型；(3)“汉语已逐渐成为共同的通用语言”；(4)汉族的农业经济是形成汉族凝聚力的主要来源；(5)各民族之间在人口规模上大小悬殊；(6)中华民族成为“一体”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先有各地区的“初级的统一体”，又形成北牧、南农两大统一体，最后以汉族为核心汇成一个“大一统”的格局。最后，“这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在共同抵抗西方列强的压力下形成了一个休戚与共的自觉的民族实体。”（费孝通，1989:16-18）
费孝通教授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在分析我国的民族关系史方面，有一种“高屋建瓴”的气势。它不拘泥于个别史实的考证，而是试图抓住几个基本脉络，探讨中国多民族国家实体的形成过程，有一种开创性的、全新的视角，在对中国各民族交融发展的实际进程的分析中提出了一些新的基本概念和研究思路。可以说，这篇文章实际上勾画出了中华民族这个民族集团形成、发展历史的基本轨迹。
我们读中国历史、读中国各民族的历史、读中国的民族关系史时，费孝通教授的“多元一体”思路可以作为一条主线，对我们理解这些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给以重要的启发。同时，它也有助于我们在接触国外的民族理论时，把中国的民族形成过程与国外的民族形成过程相比较，在事实的对比当中来对比各自应用的“民族”概念和相关理论。这样可以避免盲目照搬，实事求是地理解各国的民族发展史和相应的理论。
二、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多民族统一体的多层次性
在一个多民族的政治统一体的内部结构中，各个族群的位置是否都居于同一层次？各个族群所扮演的角色是否相同？他们在这个统一体中发挥的作用是否相似？当我们在分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时，会很自然地提出这些问题的。
1997年，费教授在另一篇文章《简述我的民族研究经历和思考》中，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主要论点进一步概括为：(1)“中华民族是包括中国境内56个民族的民族实体，并不是把56个民族加在一起的总称；因为……56个民族已结合成相互依存、统一而不能分割的整体，在这个民族实体里所有归属的成分都已具有高一个层次的民族认同意识，即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感情和道义。这个论点我引伸为民族认同意识的多层次论。”(2)“形成多元一体格局有个从分散的多元结合成一体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必须有一个起凝聚作用的核心。汉族就是多元基层中的一元，由于它发挥凝聚作用、把多元结合成一体。这一体不再是汉族而成了中华民族。”(3)“高层次的认同并不一定取代或排斥低层次的认同，……甚至在不同层次的认同基础上可以各自发展原有的特点，形成多语言、多文化的整体。所以高层次的民族可以说实质上是个既一体又多元的复合体，其间存在着相互对立的内部矛盾，是差异的一致，通过消长变化以适应于多变不息的内外条件，而获得这共同体的生存和发展。”（费孝通，1997:10）
费教授这段话中的核心，即是“多元一体”格局内部各族群之间存在着民族认同意识的多层次性。当然，存在决定意识，这个高层次“共同的民族认同意识”的基础是中华民族各族群在政治、经济、文化、人口分布诸方面已经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完整实体。民族认同意识的多层次性反映的是我国民族结构的多层次性。
1.如何看待“民族”群体，民族集团是否分层次
当我们谈“民族”的时候，是不是对于所有的族群都应当只使用一个概念、定义？同样以“民族”来相称的族群是否都具有完全相同的内涵？换言之，在分析多民族群体时，对于这些族群分不分层次？国外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所提出的不同意见，主要认为中国每个族群（汉族、蒙古族等）各自就是一个民族，“中华民族”的提法主要是一个政治概念，在对于民族的学术研究中没有意义。他们认为中国存在着几十个民族，但不存在一个“中华民族”，只有“多元”而没有“一体”。这是国外一些民族学、人类学者所持的观点。
无论是国内或国外的任何民族群体的形成，都有一个历史的发展演变过程，不是在某一天里，一个民族就可以突发式地形成。在一个民族群体形成的过程中，往往是许多部落在一定的条件下（如外敌入侵、物资交换、首领通婚等等）聚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族群。在各国历史文献中，均可以找到许多这样的记载。这些聚合在一起、使用一个统一族群名称的各个部落群体（亚群体），会由于其群体人口规模的大小和进入这一族群的时间长短，在一个时期内、在不同的程度上保持自己的语言、习俗甚至社会组织形式。应当说，这种在族群认同程度上有差别的现象就表明了在一个大的民族群体内部，各“亚群体”居于不同的层次。如果这个大族群能够稳定地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这些“较低层次”的亚群体的文化、社会特征就有可能逐步淡化甚至消失。在实际生活当中，可能存在着两个、三个、四个甚至更多的层次。（注：藏族中又可分为卫藏、安多、康三大方言群体，每个群体还可进一步细分下去；彝族内部还有诺苏、纳苏、罗武等不同自称的亚群体。）在研究中如何具体划分，则取决于研究对象的实际情形，取决于研究的具体目的和相应的分析方法。
人类社会十分复杂，我们使用的概念（如“民族”）应当是对于复杂的社会现实的归纳和概括，而不能用外在的抽象、简单的概念去人为地定义一个社会。所以，在研究民族形成与发展的现象时，如果从事实出发，就应当承认在民族族群中存在着“层次”；同时“层次”的结构随着时间推移有可能发生变化，积累起来的量变可能导致质变。这是辨证地看问题，而不是形而上学、僵死地看问题。有了这样一个思维方法，在看待“中华民族”整体与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时，就可以思考和分析这里是否有一个民族群体的“层次”问题。费孝通教授提出，我国的“五十多个民族单位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它们虽则都称‘民族’，但层次不同。”（费孝通，1989:1）“在现在所承认的50多个民族中，很多本身还各自包含更低一层次的‘民族集团’。所以可以说在中华民族的统一体之中存在着多层次的多元格局。各个层次的多元关系又存在着分分合合的动态和分而未裂、融而未合的多种情状。”（费孝通，1989:18）这些，只要不带着抽象概念的框框，而是去仔细观察周围活生生的现实，都是不难观察到的。而我们对于社会或“民族”现象的认识，就是应当从对这些活生生的现象的理解和分析当中，逐步总结和提高。
对于“层次”的理解，也还有一个“名”“实”之分。一些统一了中国的少数族群，在当时中原政治舞台上扮演了关键的角色，但实质上很快即成为中原文化的代表与推行者。（注：在少数民族统治汉族地区的时代，这些族群无例外地均被汉族文化所同化，其主要原因：一是汉族具有较高的生产力和生产组织，“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马克思.1972.70）二是汉族拥有庞大的人口，如果不去适应汉族文化而是去强迫汉族全盘接收异族文化，将导致激烈反抗，这些少数民族政权就难以统治和生存。）虽然这些非汉族建立的新王朝也会在中原文化上打上自己的文化烙印，但是深入分析，中原文化始终是“实”，而皇帝来自哪个族群，最终仅仅是“名”。
中国几千年的“改朝换代”，从来没有真正危及中原文化的延续与发展。那些抵制新朝的“遗老遗少”，一些人是为了报答旧朝皇族的恩，大多数是出于对中原文化遭破坏的担心。而开国的新皇朝，不论是来自哪一个族群，为了得到庞大中原人口及其精英分子的支持，也要拼命表示自己继承了前朝的“皇统”，将要全力去保护与发展中原文化。其中很有代表性的一件事，就是要按照历朝传统的格式，为前朝修史，完成这个“改朝换代”的程序。所以由蒙古族建立的元朝要主持撰修《宋史》，由满族建立的清朝要修《明史》。反过来，由汉族建立的宋朝要修《五代史》，明朝要修《元史》。这是很有中国特色、从文化角度看是“换汤不换药”的“改朝换代”，是皇帝家族的族籍和姓氏的更替，而不是文化和法统的更替。这十分不同于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帝国或王国的覆灭。
2.“汉族”的核心是“汉文化”
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需要理解“多元”与“一体”之间的关系；而要理解中国之所以能长期稳定保持“一体”，而且在欧洲人入侵的鸦片战争之前仍能不断扩展，就必须分析能够把许许多多族群凝聚在一起的核心族群，这就是“汉族”。我们现在天天使用“汉族”这个词汇，那么它的来源和真实的含义是什么？
“民族的得名必须先有民族实体的存在，并不是得了名才成为一个民族实体的。”名称不过是对现有事物给予的一个标签，就像先诞生了孩子，再给孩子取名字一样。“民族名称的一般规律是从‘他称’转为‘自称’。生活在一个共同社区之内的人，如果不和外界接触不会自觉地认同。民族是一个具有共同生活方式的人类共同体，必须和‘非我族类’的外人接触才发生民族的认同，也就是所谓的民族意识。”（费孝通，1989:5）民族意识是民族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专题，与民族名称密切相联。费孝通教授在这篇文章中认为：“汉族这个名称不能早于汉代，但其形成则必须早于汉代。……汉人成为族称起于南北朝初期，可能是符合事实的。”（费孝通，1989:5）在汉朝之后的南北朝，人们开始采用“汉人”这一名称来称呼中原地区从秦汉因袭下来的农耕族群。
在历史上，北方各民族（鲜卑、契丹、女真、蒙古、西夏、满族）多次大规模进入中原农业地区，其结果是不断地为汉族输入了新的血液。如鲜卑人建立的北魏政权，曾采取强制手段对属民进行“汉化”，要求“胡人改汉姓”。同时汉族农耕地区也不断向南扩展，逐步把南方土著居民（东夷、吴、越、楚的后裔）中很大一部分吸收进汉族。（注：林惠祥把汉族的主要来源归纳为华夏、东夷、荆吴、百越4个系统。（林惠祥.1939.））这样，汉族就成为一个以农耕文化为主体、不断融合其他族群而形成的十分特殊的民族集团。到今天，汉族人口规模达到11亿，是全世界最大的族群。
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汉族与我国其他民族并不是处在一个层次上的。在基因和体质方面进行比较，北方汉族与蒙古族更为接近，而与南方汉族距离较大。所以构成“汉族”的最重要的基础，不是体质特征和血源基因的同源，而是文化层面的同化。广东人是汉族，但是广东人的体质特征与越南人相接近，而与北方汉人差别很大；广东话发音与汉语普通话的差别也很大。中原王朝在区分属民时，常用的范畴是“化内”和“化外”。所谓“化”，在这里指的是汉文化的“教化”，凡是接受“教化”的就被认同是“天子”的臣民。“化外之民”则是需要教育开化的“生番”、“蛮夷之属”。中原文化的另一个特点，就是认为“化内”和“化外”可以相互转换，“有教无类”，古人也懂得辩证法。这里充分体现了华夏文化（汉文化）对其他文化的宽容态度和自身极强的包容力。儒家、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各类民间宗教（崇信关公、土地、城隍、妈祖及各行业的保护神）都可以在中华文化圈内和平共处，即体现出了华夏文化的包容力。
在与国内其他民族的交往中，汉族的民族意识比起其他民族要淡很多，在族际通婚、申报民族成分、日常交往等方面都能反映出来。所以，这样一个以文化为基础的、在“教化”中积极吸收其他族群的、具有极大包容力的“汉族”，也许不应当被看作是与其他民族属于同一层次的族群。与我国其他民族群体相比，汉民族也许可以被看作是以文化层面为核心（这一汉文化又以几千年相对发达的农耕经济为基础）的高一个层次的族群集团。这个族群集团在其形成和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中，包含着不同的“亚群体”，也有不同的外族处于被汉族同化而演变为汉族组成部分的进程。分析各个朝代的民族关系史，这样的事例比比皆是。所以汉族的内部，汉族与其他族群之间的关系是动态变化而不是静止不变的。费老关于马林诺斯基《文化动态论》的文章，十分精辟地谈到在民族与文化研究中必须注意的这个重要方面。（费孝通，1998）为了更深刻地理解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与发展，汉民族的研究应具有特殊的意义。
当然，在与其他民族的交往过程（被迫或自愿）中，一些汉族民众也不可避免地被融合于其他民族。在各个地区，其他各个民族之间也存在着相互融合的过程。通婚是民族融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所以费老说：“从生物基础，或所谓‘血统’上讲，可以说中华民族这个一体中经常在发生混合、杂交的作用，没有哪一个民族在血统上可以说是‘纯种’。”（费孝通，1989:11）
在中国的史书上，极少在族群集团的名称上直接使用“某某族”的提法，通常是称“汉人”、“蒙古人”、“藏人”、“苗人”等等。而“族”则多用于异文化群体的泛指，如“异族”、“非我族类”等提法。对我国的族群直接使用“某某族”的称呼，主要是近代以来受西方和日本文化的影响。在我国历史的族称上为什么不是这样称“某某族”？也许反映出我国传统上在“中华神洲”范围内的族群划分中对于“文化”（教化）的重视和对于族源血统的相对轻视。因为，在中国文化中的“族”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文化”来划分的，体现出了汉文化“有教无类”的极大包容性；同时也可以说明，为什么汉族在与国内少数民族接触中自身的“民族意识”非常淡漠，而当他们在与欧美人接触时，他们心中被唤起的是强烈的“中国人”的民族意识。（注：在国外学习的汉族留学生与我国各少数民族留学生之间有着同属“中国人”的高度认同感。）这种民族意识的层次感十分清楚地反映在汉人的意识和态度中。
3.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在形式上主要体现在对于中原地区和中央政府的“向心力”
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汉族集团这个凝聚核心之后，它的凝聚作用是如何发挥出来的？
首先，几千年以来，中原地区始终是汉族人口的集中聚居地，是东亚大陆农耕经济的中心地带，也是手工业和贸易的核心地区；在此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大都市，也随之成为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中心。换言之，中原地区是整个华夏文明、汉文化的中心。所以四周各族群都以中原地区的文明作为仿效的典范，积极接受和学习中原地区的汉文化，争取中央朝廷的赐封和爵禄；各族首领最大的野心，就是“入主中原”。一旦侥幸成功，就千方百计地努力使自己所建立的政权被中原百姓接受为继承华夏文化的“正统”王朝。这种心态，也说明了他们在内心里对汉文化的认同和对中原地区对他们的向心力。有的学者认为，正是汉族的“这种较高文明作为民族凝聚力和稳定性的基础。”（陈永龄，1989:12）
其次，中原地区精耕细作的农耕经济十分繁荣与发达，周边少数民族从事的或者是草原畜牧业，或者是山区狩猎业、采集业和粗放农业，生产规模小而且产品品种相对单一。这样，与中原地区的贸易和物资交换就成为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不可缺少的补充。如中原农区与北部、西部牧区之间的“马绢互市”和“茶马贸易”一度是中央王朝控制游牧民族的手段。汉族农业地区成为东亚大陆的经济中心，从而对周边地区的族群产生吸引力，从少数民族的角度说就是“向心力”。这种“向心”的活动发展到一定程度并使一些少数民族也接受汉族的农耕文化之后，这些族群就逐渐地被融入了汉族，如历史上北方的契丹人和女真人，近代的部分蒙古人和满人以及居住在南方的越人、楚人等。费孝通教授说：“如果要寻找一个汉族凝聚力的来源，我认为汉族的农业经济是一个主要因素。看来任何一个游牧民族只要进入平原，落入精耕细作的农业社会里，迟早就会服服贴贴地主动地融入汉族之中。”（费孝通，1989:17）发达先进的农业，是中原地区对周边族群具有凝聚力的经济基础。
最后，在几千年人口迁移的过程中，汉族能工巧匠凭借其在农业、手工业、建筑、医学、水利等各方面的先进技艺，汉族商人凭借中原地区丰富物产和发达的商业网络，大量迁移并定居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城镇和乡村。（注：“民族迁移和流动促进了民族间的交往以至于融合、同化，促进了中华民族文化的融合和形成，也促进了中华民族在血缘上的融合和形成，从而成为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的一个重要历史途径。”（陈育宁.1994.12）“民族迁移是凝聚力发展的催化剂。”（陈育宁.1994.219））“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交通要道和商业据点，一般都有汉人长期定居。这样，汉人就大量深入到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形成一个点线结合、东密西疏的网络，这个网络正是多元一体格局的骨架。”（费孝通.1989:16）正是这样一个网络，把中华民族各族群、各地区与中原地区及中央政府密切地联系起来，形成了凝聚力和向心力的人口基础和传递系统。而这个网络的核心部分，就是中原地区及中央政府。
综上所述，从中国几千年发展历史来看，中华民族族群内部的凝聚力，并不是简单地以同样的强度平行地存在于各个族群之间，而主要体现在各少数民族地区对于中原地区和中央政府的“向心力”。
三、历史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发展的三个阶段
当我们基本认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作为理解我国民族关系特点的一个理论框架之后，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分析其历史发展进程。我们可以大致地把这个基本格局在整个历史上的发展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
1.第一个历史阶段是这一格局的形成时期
根据考古的发现，可以说明在中国这块辽阔的大地上，在远古时代就逐步形成了许许多多的民族集团或文化区。这些民族集团又经过了长期的相互交往、征战和融合，到秦汉时期形成了并立和相互依存的南北两大统一体。他们分别以农业和畜牧业为各自主要的经济活动。之后，或者是北部游牧民族集团部分或全部地征服南部地区（如南北朝时期和元朝），或者是南部农业民族集团把北方游牧民族远远赶向漠北和中亚地区（如汉、唐王朝的全盛时期），只有到了清朝中叶，汉、满、蒙、回（主要指新疆各少数民族）、藏等各大民族集团统一在清朝的统治之下，才真正结合成一个稳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实体。满族在各族群的拥戴和支持下，为统一祖国、奠定祖国的疆域作出了重大贡献。
费孝通教授认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可以划分为三步：“第一步是华夏族团的形成，第二步是汉族的形成，……从华夏核心扩大而成汉族核心。”（注：在秦汉时代，当中原地区以汉族为核心实现了农业区的统一的时候，北方游牧区形成了以匈奴为核心的统一体。）第三步，“两个统一体的汇合才是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民族实体进一步的完成。”（费孝通，1989:5）而这两个统一体的汇合，体现了游牧经济与农业经济之间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关系。
应当指出，“统一”本身也是个发展的概念。统一体中各部分与中央政权之间的关系也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变化着。由于中原王朝自秦汉以来建立了封建的中央集权制，“统一”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各边疆民族集团“封建化”的过程。
满族兴起在我国东北部，那儿有丰美的草原和茂密的森林，也可以开垦出肥沃的农田。满族的生产活动起初是以林区狩猎为主，兼营畜牧业；后来向汉族学习，逐步发展了农业。从某种意义上，也许可以说，满族是介于农牧两大统一体之间的民族集团。它既能理解中原农业民族的经济活动、社会组织、文化和民族心理，也能理解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它一方面大量学习吸收汉族的文化，另一方面又努力保持北方狩猎民族的风俗习惯和传统文化。也正因为如此，满族最终能同时被两方面所接受。而在历史上，无论是把华北农田变成牧场的元朝王公，还是奋力把匈奴部落驱向漠北的汉武帝，只是凭靠武力逞一时之雄，都没能做到把中华民族的农牧两大集团真正地结合到一个实体之中。如果没有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鸦片战争），清朝在东亚地区的权威仍未受到真正的挑战，还有可能继承发展。
2.第二个历史阶段是这个格局的危机时期
这一时期大致是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100年。当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和相应的领土版图于清朝中叶最终形成之后，由于西方帝国主义势力的入侵，这个民族统一体在19世纪面临着新的危机。危机首先来自海上的帝国主义侵略。在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战争中，清朝势力急剧衰落。随后，沙皇俄国和新兴起的军国主义日本等也参加了瓜分中国的行列。他们的一个重要手法就是鼓动边疆少数民族脱离中华民族大家族。在当时的世界政治秩序中，帝国主义国家瓜分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武装侵略与强权干预，打乱了亚非拉许多落后国家原有的政治疆域、经济体系和民族格局。
在这个危机时期，在经济上，由于西方先进生产力和商品的冲击，中国传统的生产组织和经济活动受到沉重的打击；在文化方面，西方价值观和基督教也伴随着西方商品进入了中国；由于军事上的失败，中国被迫一再地割让领土，以致部分少数民族脱离了祖国。辛亥革命以后，满清王朝崩溃了，全国陷入军阀割据混战的分裂状态，外蒙古和西藏在不同程度上提出独立的要求，此时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一度面临着解体的严重威胁。而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直接武装侵略，更是妄图消灭我国，把东北地区、内蒙古地区、华北地区、华东地区、华南地区等逐步纳入“大日本帝国”版图。所以正如《义勇军进行曲》中所唱，当时“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每个人都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中国共产党联合了各民族、各阶层、各党派和海外侨胞的爱国人士和热血青年进行抗战，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唤醒、激发了中华民族大家庭全体成员的民族主义精神和这一多民族共同体的凝聚力。自在的中华民族在外来力量的冲击下成为自觉的中华民族。
3.第三个历史阶段是多元一体格局在中国的重建时期
这即是自1949年至今的这个时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旗帜下，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各个民族又重新统一起来了。这一次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马列主义民族理论的指导下，努力重新缔造一个在形式与内容方面与以前都不相同的新的“多元一体”结构。
马列主义民族理论的原则是民族平等和民族进步，首先从立法上确立各民族在政治上、法律上的平等地位，然后为了达到“事实上的平等”（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上的平等），制订了一系列扶助各少数民族发展的优惠政策。中国在各少数民族聚居区实行区域自治的制度，以保障少数民族自己当家作主的权力。新中国的统一与封建皇朝制度下的统一有着本质的不同，是在民族平等基础上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统一。而旧中国的统一是在民族压迫制度下的统一，统一的趋势往往伴随着压迫和反抗。经过近50年的努力，虽然其间也经历了许多曲折，但是我国各少数民族确实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中华各民族的团结和统一得到了巩固与发展。当然，我国目前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和矛盾，但总趋势是团结而不是冲突，是统一而不是分裂。香港已于1997年回归祖国，澳门也即将回归，台湾海峡两岸政治、经济、文化交往迅速发展的大潮流是任何政治势力所无法阻挡的：这些也都从另一些侧面反映出这个统一的大趋势。
四、重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面临的新的历史条件
原来的多元一体格局之所以会出现危机，主要是由于中华民族所在的东亚大陆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在近代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建国以来重建这一格局的历史条件与几千年前初创这一格局的历史条件是很不相同的，其主要的不同点可以归纳为三点：
1.鸦片战争之前，以汉族为代表的中华文化是东亚大陆的文化中心
几千年来，以汉族族群为代表的中华文化和中原地区，在社会组织、经济活动、生产技术、文化教育各方面的发展均领先于各少数民族，是东亚大陆的文化中心。这种情况使各少数民族集团存在着仰慕汉族和汉文化的很强的向心力。在经济上，各少数民族都可或多或少地依赖于中原汉族农业产品，“茶马贸易”是牧区各族人民经济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补充。在行政上，中原王朝的行政体制是复杂和有效的，并拥有强大的武力；边疆地区的各少数民族往往仿效内地的行政组织形式，但始终无法在军事上与中原王朝竞争。在文化上，中原地区的文学、医学、教育、算术、绘画、音乐舞蹈、手工艺品及冶金、陶瓷、丝织、建筑、种植技术等各方面都很繁荣，长期被各少数民族视为文化中心；那时不但中国各少数民族仰慕中原王朝，连日本、朝鲜、越南等邻国的学者都以到中国的京城学习为荣。近代的满清王朝虽然由满族建立，但其本上保持了汉族的传统文化，汉语在实际上仍是通用语言，儒教伦理占据统治地位。
自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文明进入东亚大陆，体现出它在许多方面特别是科学技术、制造工艺、管理方法等方面优于汉文化。这样，在传统的中华文化圈内，西方文明成了一个外来的新的文化势力，在中国的各民族集团（也包括汉族）面前展现了一个新世界。虽然历史上在中国的邻邦里也曾存在过其他的文明中心（如印度），但中华民族的各个民族集团总的来说承认汉文化的优越。现在连汉族都在积极学习欧美语言，我国各少数民族集团或早或迟也都会被卷入到这个开放、学习、改革的大潮中来。中国必须进入世界，过去区域性单一的文化中心已变成全球性的多元的文化中心，汉文化在各方面已失去了原有的绝对统治地位，文化的向心力也因此大为削弱。过去相对封闭的东亚大陆在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军事、经济与文化侵略的冲击下，已经不得不逐步融入一个更大的世界体系中。东亚大陆在汉文化圈内的“一体”，现在成了新的全球“一体”格局中各种区域文化“多元”中的“一元”。与历史上相比，这是建国后重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结构时客观条件方面的一个重要的变化。
2.历史上中央政府长期实行的是以汉族地区为核心、周边地区层层淡化的管理体制
无论是多元一体格局最终形成之前的南部统一体，还是这一格局形成之后的整个中国，基本上是以汉族地区为核心组成了一个行政上多层次的中央帝国。汉族省份是这个帝国的腹地，有着严密的行政管理机构，直辖于皇帝。在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居地区，行政组织就松散一些，一些少数民族的领袖人物被任命为地方官吏。在邻近汉族地区的少数民族区域（如内蒙古、川西、青海、云贵、广西），则是通过本民族的世袭王公贵族、土司头人来治理。再往外层，地方政府的权力就更大一些，如西藏即是由地方嘎厦政府治理，中央只派驻藏大臣来实施监督。最外一层是清王朝的藩属国，如当时的朝鲜、琉球、安南等。它们是独立的国家，但向清朝纳贡并承认清朝为其宗主国。由于当时中原皇朝力量强大，各少数民族和各邻国对于汉文化的向心力很强，当时这种行政控制权力层层淡化的结构，即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从中央政府的经济负担（行政与驻军开支）和得到的实际效果（臣服的属民与和平的边境）来看，这是一种理性的治理模式。
自鸦片战争后，情况逐步发生了变化，在中国的四周有了强邻：东面是侵占了朝鲜的日本，南面是侵占了安南的法国，西南是侵占了印度和缅甸的英国，北面是吞并了一系列中亚小国和西伯利亚的俄国。为了抗御帝国主义势力的侵略战争，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中央政府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行政控制需要加强，需要重新调整原来多元一体格局在行政制度方面的原有形式，转变成一种核心地区（首都和重要城市）控制紧、边疆地区控制紧、中层地带控制松的行政管理结构。但是进行这样的调整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这种努力经常会引起当地少数民族领袖人物的不满；因为他们传统上享有的自治权力被削弱了，这必然会对多元一体结构的重建带来困难。晚清时期在北方实行的“移民实边”、在西南实行的“改土归流”、在西藏推行的“新政”等政策，均曾引起地方首领的不满和抵制。
3.历史上中央政权实行的是保持汉族中原地区在社会发展水平方面优势地位的政策
在历史上，为了保持以中央王朝皇帝和中原文化为核心的多元一体格局的稳定，需要保持中原地区在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的优越地位，控制各种战略物资（铁、铜、武器等）流入少数民族地区，使各少数民族始终处于落后地位而无法向中央政府的权威挑战。这实际上是历代中央王朝和国民党政府的政策目标。这种差距在客观上确实加强了边疆民族在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向心力，有利于当时多元一体格局的稳定。
但是，解放后的中央政府则必须认真考虑各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和如何使它们现代化的问题。如果汉族地区与各少数民族地区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距保持下去甚至逐渐扩大，这种情形在今天非但不能巩固向心力和稳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反而会加强离心力，造成这一格局的解体。在近年我国实行改革的过程中，沿海各汉族省份经济上发展很快，与边疆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差距迅速扩大。这一趋势令人十分忧虑。正因为对这种局面的担心，自1985年以来，许多有识之士一再强调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一定要做到“各民族共同繁荣”。如何在高度竞争的现代世界经济体系中使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每个民族集团都能走上现代化之路，这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发展历史中所面临的新问题；可借鉴的历史经验十分有限，我们只能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前进。
总结以上几点，可以看出，在重建我国各民族多元一体结构的历史阶段，我们面临着新的历史条件；汉族与各兄弟民族之间，中央政府与各少数民族聚居区之间的行政、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关系因而需要在许多方面进行必要的调整；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形成一个长期稳定和不断发展的多民族共同体。
在我国现代化的过程中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应当是重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结构进程的战略目标。要真正实现这一目标，需要许多切实可行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措施。由于各少数民族的情况与汉族相差很大，在制定具体政策时，主观愿望与客观效果很可能不一致；所以需要做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考察历史，了解现状，总结经验，积极地探索各少数民族发展的新道路，并在广泛占有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总结，这正是社会科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自80年代后期以来，在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发生的重大变迁，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我们总结与深思。苏联建国70多年，在“十月革命”后爆发的短暂内战后，长期没有出现大的民族分裂活动；即使是在希特勒德国占领了大片领土时苏联中央政权面临最危机的时刻，也没有出现真正严重的民族分裂。为什么苏联会在90年代初全面解体？为什么解体后的俄罗斯联邦内部仍面临着民族冲突和一些自治共和国（如车臣）的分离倾向？
近年，在欧洲的发展趋向是东欧和前苏联在分裂，而西欧却不断推进联合的进程。为什么同在一个大陆，会出现如此之大的反差？
西欧各国有几百年发展资本主义和实行市场经济的历史，加上在体制上与之一致的美国与日本，它们是当前世界经济体系和国际市场的主角。世界发展到今天，科技、生产和贸易等领域的活动都已经国际化了，欧美在这些领域里所占据的巨大优势和领先地位，使得西欧各国国内各族群的利益冲突相对淡化，而发展欧洲同盟、统一货币、协调市场、取消关税、加快和方便技术、资金、劳动力的相互流动则成为各国和各族群争取最大经济利益的有效途径，数量与规模都在不断扩展的跨国公司使得国界失去了其原有的意义。当然，国与国之间、国内各族群之间的隔阂并未消失，磨擦仍然时有发生；但是从大趋势看，争夺行政权力的矛盾程度在减弱，政治色彩在淡化，西欧和北美的经济在加速全球化的过程，所以这些国家发展的趋势是走向联合。
东欧和前苏联长期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实行中央集权和计划经济体制，由政府控制资源与经济，同时这些国家在经济方面受国际市场的影响很小，这使得各国内部各族群、各利益集团的注意力集中在政治体制层面，努力通过在政治上取得权利（自治、独立），从而控制各种资源的占有与分配。这仍然反映出这些国家中长期占统治地位的计划经济的体制与思路。所以一旦中央政府的权威受到削弱或发生动摇，政治体制出现大的动荡与变化，就有可能出现民族分裂的企图。同时，在今天的世界发展形势和信息传播条件下，外部政治势力在鼓动东欧和苏联民族分裂主义活动方面的影响，也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美国两位社会学家认为，今天的“民族群体”(Ethnic group)在很大程度上所体现的是“利益群体”，在现代社会中，宗教、语言、文化等方面的歧视与历史上的情况相比已大大减弱，而经济利益的冲突则有所加强，所以在经济利益方面的冲突时常借助族群矛盾的形式体现出来。(Glazer and Moynihan,1975:7-8)这一观点可以启发我们的思路。
中国正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在与国际经济体系和国际市场逐步接轨，在这方面，中国可以说走在了东欧各国和前苏联的前面。我国如果能够从原来与东欧国家相似的计划经济成功地发展到与西欧国家相似的市场经济，就有可能在通过族群合作、共同发展整体和局部的经济利益的形势下，减弱各族群对改变政治结构（国家统一体）的关注，增强各族群之间的联合和凝聚力。但是在这个过程基本完成之前，在国家政治体制方面的任何根本性变动，都有可能导致在前苏联所发生的严重后果，导致现代化进程的全面倒退和民族冲突的无尽的灾难。而只要我们保持政治稳定，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提高社会发展速度和人民收入水平，在国际经济中占有不可替代的位置，我们这个拥有12亿人口的多民族共同体，将会体现出它在自然资源、生产力和市场规模等方面的独特优势。（注：拥有众多的民族和多元文化，在新的条件和思路下将会成为各民族共同拥有的丰富的文化资源和发展旅游业的资源。）
五、课题研究成果
费孝通教授牵头的“八五”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课题“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与发展”的研究成果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课题组成员共同完成的一本专著，书名就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与发展》；第二个部分是课题组1993年—1995年期间在各个少数民族地区调查基础上完成的《中国多民族地区发展调查报告》。上面对这两部分成果分别加以介绍。
1.《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与发展》（马戎、周星.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除“导言”之外共分为十章。
第一章“民族与中华民族”，首先对民族研究的一些最基本的概念和定义进行讨论与界定，然后对“中华民族”这一范畴的内容予以说明。费孝通教授在他1997年的文章中提到，要注意“在民族单位中起作用的凝聚力和离心力的概念，……（要研究）从民族单位之间相互冲击的场合中发生和引起的有关单位本身的变化，这些变化事实上就表现为民族的兴衰存亡和分裂融合的历史。……这正是我建议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把民族凝聚力这个问题列入他们今后研究课题的原因。”（费孝通，1997:12）正是由于我们试图努力从中华民族各族群的兴衰存亡和分裂融合的历史过程中分析民族凝聚力和离心力的内容与表现形式，本书有两章专门从历史的角度来进行讨论。
第二章“中国各民族在历史上的关系”，介绍中国几千年历史变迁过程中民族关系的演变，分析了在不同条件下民族关系演变的规律与影响因素。第三章“中华民族在近代历史中的形成”，着重分析晚清、民国时期我国民族关系的变化以及影响这些变化的国际、社会、经济、文化背景。这两章通过对不同阶段历史事件的分析，来说明中华民族凝聚力在一些重要历史关头是如何体现与发挥作用的。关于历史部分的这两章，我们特地邀请了在这些方面有长期研究经历的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的陈连开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刘小萌研究员参加我们的课题组，他们承担这两章的写作。
第四章“中国各民族分布的基本格局”，重点分析各族群人口的宏观地理分布的大格局，也兼顾讨论了多民族城乡社区内部混居的特点。第五章“族际通婚”，从这个国际学术界认为最重要的民族融合指标入手，详细分析我国族际通婚的现状和影响因素，以及通婚对我国民族关系未来发展的影响。第六章“族际文化共享与中国文化的多样性”，通过对中华各民族在文化上所具有的共性和个性的分析，从文化包容性和延续性的角度来说明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一体”框架下面各族群丰富多彩的“多元”文化。
第七章“族际交往的社会语言环境”，着重讨论中华各民族的语言使用情况，探讨在日常生活、学校、社会交往中民族母语和汉语的应用，目前的实际应用情况对各民族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和走上现代化之路的影响。
第八章“族际经济联系”，主要分析历史和现代发展中，中央政府与各个少数民族地区之间、各少数民族之间的经济关系，从历史上“茶马贸易”类型的互补互惠开始，到21世纪国际国内经济发展的全新格局下如何发挥各族群的优势、在实现中国全面现代化的进程中如何达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为止。
第九章“个体族际交往及其社会心理”，以微观层次为主，分析社区和个体层次上不同民族成员在相互交往中的具体形态、内容及其心理活动和意识变化。第十章“中国民族关系的现实与未来”，在以前各章讨论的基础上，对我国民族关系的现状及其主要特点进行概括性的总结，并展望下个世纪中国民族关系的发展前景。
2.《中国多民族地区发展调查报告》（马戎、周星.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包括了11篇社区调查报告和1篇户访问卷综合分析。这11篇社区调查报告涉及的调查地点包括了我国西部主要的少数民族地区：(1)内蒙古（巴林右旗、翁牛特旗、喀喇沁旗），(2)新疆（吐鲁番地区），(3)青海（互助县、民和县），(4)西藏（曲水县），(5)湘鄂西地区，(6)云南（元江、丽江）。调查地区的生态环境有北方草原牧区、半农半牧区、农区、沙漠绿洲、高原谷地、南方山区等类型，居民有汉族、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土族、土家族、普米族、傣族、苗族、彝族、纳西族等，既有单一民族社区也有多民族混居社区。这些调查报告结合了户访问卷和当地观察访谈所获得的资料，力图对于这些社区的历史、民族关系现状和未来发展前景等给予比较系统和深入的分析。
六、“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和凝聚力特征的进一步研究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是近年提出的理解我国民族关系发展历史与现状的重要理论框架，可以帮助我们从总体上把握我国民族问题的大脉络，但是在许多细节方面，这一理论还需要不断充实与发展。分析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根源、内容和表现形式，可以帮助我们分析民族关系现状和存在问题，从而从积极的方向进行引导，有助于巩固我国的民族团结和社会发展。我们觉得，今后社会科学工作者们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继续开展有关的研究工作：
1.进行历史经验的总结。根据历史资料和前人的研究成果，说明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在历史上是如何形成的、如何延续的，这个格局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采取了哪些形式，在什么条件下曾经出现过重大危机，中华民族凝聚力是如何体现出来的。
2.通过实地调查，了解我国各民族在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发展的历史过程和现状，找出它们各自的特点，研究目前促进和阻碍其发展的各种因素，探讨各民族发展道路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3.通过实地调查，了解我国各地区、各民族之间交往、交融的实际过程，分析各地区和各族群间交往、交融的特点及促进或阻碍民族交往的因素，总结归纳其规律性。
4.继续对我国有关民族关系的重要专题开展调查研究，如语言使用、迁移与居住格局、文化与宗教差异、社会结构差异、心理意识、各民族成员的深层次交往、族际通婚、各民族经济形态变迁与经济交流等等。在这些重要研究领域中不断得到新的研究成果，将有助于对我国民族问题的深入理解。
5.费孝通教授特别指出：“理论上值得进一步论证的是以民族认同意识为民族这个人们共同体的主要特征，进而引伸到民族认同意识的多层次性。”（费孝通，1997:11）而且，这种认同意识是动态发展的，随着各族群的兴衰存亡和分裂融合而不断变化，同时近代还在不同程度受到境外参照系和宣传的影响，需要我们结合实际调查，深入分析研究。
6.在当今世界各国之间人员交往频繁、国际新闻媒体的宣传遍及每一个角落的时代，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这就使得国际上各种力量对我国民族关系的影响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我国有部分跨界民族，还有一些居住在境内或境外的民族分裂分子。他们企图使纯属我国内政的问题“国际化”。他们的企图得到了那些害怕中国强大的国外政治、宗教势力在各方面的支持。对于这方面的研究工作需要加强。
7.中国的民族关系有着出于自己国情的特性，但在许多方面也存在着与其他国家的种族、民族问题相似的共性。为了更深入地理解我国民族关系的发展规律，有必要借鉴其他国家社会科学家的研究成果和其他国家政府处理国内民族问题的经验与教训，开展民族关系问题的国际比较研究。特别需要分析总结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在民族问题方面的经验教训。（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已经在这方面进行了不少研究工作。（郝时远、阮西湖.1993.郝时远.1993.）
8.无论在我国的历史上还是现行体制下，政府的政策导向对我国的民族关系发展都发挥着关键的作用。在以上各项研究工作的基础上，分析探讨我国中央政府与各少数民族聚居区之间各种关系在新形势下应有的调整以及相关的政策，是非常重要的。
譬如：(1)在行政方面如何处理好地方自治权与中央权力这一对矛盾，一方面要有一定程度的集权以维系国家的统一，另一方面又要给地方一定的自治权力以满足少数民族的自治要求。(2)在经济方面如何在新的生产力水平和商品经济体系中重建一种新的相互依赖关系，如从传统的“茶马互市”转变到新的商品市场体系，建立汉族与各少数民族之间某种新型的分工合作关系，形成在“互利”基础上的“谁也离不开谁”的新体系。(3)在文化方面如何形成一种积极的多元一体格局。仅举语言为例，我们需要研究在各民族有使用自己语言的权力的条件下民族交往过程中语言的变化，如何促进语言适应来加强各族间的信息交往；一方面要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另一方面又要鼓励作为“中华民族共同语”的汉语的推广，使它成为全国通用的语言，以适应商品流通和传播科学技术的客观需要。其他方面如干部政策、税收政策、人口政策等等都是需要研究的有关政策导向的专题。
9.结合对各民族发展道路特点的研究，结合对民族交往特点和相关专题调查研究的结果，借鉴其他国家处理民族关系的经验，总结建国以来中央政策对各少数民族地区在区域自治、财政支持、生产组织、文化教育等方面实行的各项政策的实际效果，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华民族凝聚力、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加速中华民族的现代化的这个大目标，提出各个方面的有关改进意见。
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是一个客观的历史发展的产物。各民族经过了几千年的相互交往、征战和融合，才逐步发展成为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也正因为各民族之间存在着强大的凝聚力，才能够渡过困难的危机时期，迎来了各民族携手并肩向着现代化道路前进的新形势。今天，无视中华各民族之间的凝聚力而妄想分裂祖国的人是徒劳的，同时无视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长期性、不顾各民族的特点而想用一种模式来“发展”少数民族也不会得到预期的结果。多元一体格局是我们中华民族历史上乃至今后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的客观现实。无视或者轻视这个现实，不处理好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并做到共同繁荣，就谈不到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费孝通教授提出的“多元一体”格局思想，高度概括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特点，并与当前中国的现代化问题联系起来。这个思想的重要性已远远超出了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学术领域，对当前少数民族研究工作和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研究工作具有指导意义。
标签：中华民族论文; 汉族文化论文; 民族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国家统一论文; 汉人论文; 费孝通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