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中日“间岛”交涉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末论文,中日论文,间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晚清十年是中国社会急剧动荡的十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带来的恶果，使清政府的国际地位急剧衰退，殖民色彩愈益浓重。随着帝国主义列强争夺中国丑剧的发展，清政府面临更加险恶的国际环境，与列强斡旋的余地日益缩小，难度急剧增大。发生在1907—1909年的中日“间岛”交涉是晚清对外关系史的一个重要事件，日本挟慑服沙俄之余威，取得独霸朝鲜的权力，即以中朝有关图们江源边界走向的界务纠纷为据，策划所谓“间岛”问题，托辞保护韩民，派兵侵入吉林延边地区，企图在此建立新的侵略基地。
“间岛”问题的发生及其效涉
“间岛”原指与朝鲜北部清津、罗津接壤的吉林光霁峪前图们江中的一块滩地，滩地纵十里，宽一里，面积两千两余亩。宋教仁在其所著的《间岛问题》中普详考了“间岛”一词的来历，指出朝鲜人因越垦之故，称垦种之地为“垦地”、“垦岛”，后转音而成“间岛”（注：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第58页。）。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朝鲜官员李范允行文清政府光霁峪越垦局，称图们江中滩地为“间岛”，并谓“此土介于一江分派之中，始由韩民垦种”（注：章开沅主编，皮明庥、虞和平、吴厚智编：《吴禄贞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93页。），意在据为彼土。同年， 李范允带兵过江劫掠华民，平息以后，延吉历丞陈作彦与朝鲜边吏韩定、金命焕等订立《边界善后章程》十二条，其中第八条对所谓“间岛”问题曾明确予以澄清，“古间岛即光霁峪前假江地，向准钟城韩民租种，今仍循旧办理”（注：章开沅主编，皮明庥、虞和平、吴厚智编：《吴禄贞集》、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94页。），可见，“间岛、历来就是中国的领土，章程已明确表明其主权属于中国，此时所谓“间岛”的地理位置及面积范围且限于图们江中滩地。
日俄战后，日本侵略势力得以进入中国东北地区南部，并迅猛地扩张开来，以满铁公司、关东都督府及各领事馆的设立为标志，整个辽东半岛遂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随后，日本通过《日韩议定书》及两次《日韩协约》把朝鲜置于日本的保护国地位。1907年7月， 借口“海牙密使”事件，迫签第三次《日韩协约》，把朝鲜的各项主权都控制在自己手中，至此，朝鲜成为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基地和跳板。随着日本在朝侵略势力的强化，其对我吉林延吉地区的野心日益增长。1906年，伊藤博文就任朝鲜统监后，即开始策划侵占延边，并委派斋藤秀治郎专任其事，为了制造领土争端，日本侵略者大造舆论。守田利远撰写了《满洲地志》一书，对“间岛”范围和归属肆意歪曲，声称“海兰河以南、图们江以北，宽约二三百里，长约五六百里之地为间岛矣”，（注：徐世昌编：《东三省政略》，延吉篇，纪效涉，第33页。）日本国内的报刊随之推波助澜，宣称“间岛”乃位于鸭绿、松花、图们三江发源之处的独立的国，“自昔不属清国，亦不属于韩国”（注：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第66—68页。），实“为我邦之势力范围矣”（注：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第68页。）。1907年2月。日本政府开始策划侵占延边地区的具体行动。 日本内阁会议“一一号机密文件”的决定中说，“间岛问题属于清韩两国多年之难题。今立即解决该地管属问题，尚难达到目的。……先派遣相当的官宪前往该地，以不显眼之方法，逐渐确立我统治地位，是为上策”（注：《日本外交文书》，第40卷，第2册，84页。）。 斋藤季治郎等人于同年1－7月，潜入延边一带剌探情况，勘查地形，窥探虚实，返回后即向伊藤提出五点建议，主张“以间岛系韩国领土为前提而处理一切之事”（注：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五卷。三联书店1980年，第106页，107页，127页，201—203页，203—209页。）。1907年夏，日本在外交上取得很大进展，协调了与英法俄诸列强的关系，从而巩固了其中国东北和朝鲜的地位，获得了继续扩大侵略的某种国际保证，其在中国东北的特殊地位得到英法俄三强的公认，日本加快了宰割中国东北的步伐。1907年8月18日， 伊藤博文电令斋藤季治郎率兵进入吉林延边地区，同一天清政府外务部亦接到日本驻华代使阿部守太郎的照会，照会声称“间岛为中国领土，抑为韩国领土，久未解决，该处韩民十万余，受马贼及无赖凌虐，拟即由统监府派员至间岛保护，请速电该处华官，免生误会为要”（注：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五卷。三联书店1980年，第106页，107页，127页，201—203页，203—209页。），日本由此把滩地归属问题曲解扩大为涉及延吉地区领土主权的外交纠纷，“间岛”交涉由此揭开了序幕。
清政府对此迅速作出了反应，外务部马上致电由此揭开了序幕。清政府对此迅速作出的反应，外务部马上致电东三少总督徐世昌与吉林巡抚陈昭常，指示他们将吉林省旧案详加稽核，并迅速遴派妥员前往布置，密切注意日本在该处的举动，相机因应。徐世昌接电后即奏调吴禄贞随行，任军事参议，派他赴延吉地区调查边务。吴禄贞到达延边的第二天与斋藤所率入侵部队相遇，鉴于斋藤入侵事件的严重性，迅即致函徐世昌陈述日人越江驻兵的利害关系。徐世昌、唐绍仪根据吴禄贞的报告回复外务部，指出“日人强立间岛名目，又将夹皮沟混入间岛区域内。种种阴谋，欺我己甚”（注：《清季外交史料》卷二百零四，第4页。 ）。外务部8月24日复照日代使阿部，明确表明“中韩边界， 向以图们江为天然界限，本无间岛名目。来照所称间岛，实即延吉厅属和龙峪、光霁峪等地，在图们们江北境。……此地为中国领土毫无疑义”（注：章开沅主编，皮明庥、虞和平、吴厚智编：《吴禄贞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24页。）。此后，外务部于8月27日向日使发出要求日本撤走延吉驻军的照会，次日，又致电徐世昌、唐绍义，要求他们克拿马贼，实力保护韩民，以免日方藉口生事。9月10日， 清政府赏吉林夹皮沟练总韩登举参将衔，令其防备日本的侵略，9月30日，清政府在延吉设立边务督办公署，任命陈照常为边务督办、吴禄贞为边务帮办。10月11日，清政府又在吉林和龙峪、六道沟、珲春、铜佛寺、百草沟、凉水泉子、黑顶子等下处，设立派办处，归延吉厅管辖，上述措施，旨在加强延吉地区的行政管理，维护地方治安，保护中朝人民，抵制斋藤侵略军在该处的渗透。清政府通过多种外交渠道与日本交涉。在北京，外务部频催日代理公使阿部撤退延吉日军，并提议勘界。在日本，驻日公使杨枢奉命与日外务省交涉，要求日政府力行禁止斋藤在延吉的蛮横举措，撤回其宪兵巡警。在汉城，驻朝鲜总领事与日本统监府交涉，声明延吉为中国领土，当地朝鲜居民应由中国自行保护，中国愿与日本共同勘查中朝图们工源地区的边界。
日本提出“间岛”问题时，即以派兵越境侵占配合其外交讹诈，安图以军事占领造成既成事实，然后以外交途径谋求“合法”的占有。因此，在延吉地区抵制斋藤的侵略举动就成为清政府的当务之急。斋藤率兵侵入延边后，很快成立了“统监府间岛派出所、，将延边地区划分为会宁间岛、钟城间岛、茂山间岛等地区，设立基层行政组织，统辖延边朝族人民，并在延边局子街、头道沟等要地，设立宪法兵分遣所十四处。间岛派出所禀承统监府的旨意，在延边地区制造了一系列挑衅事件，破坏该地的社会治安，扰乱人民的生活秩序，暗中侵夺清朝的行政权与司法权，挑拨中朝人民的友好关系。斋藤越境侵入延吉后，利用朝奸组织“一进会、控制韩民，在韩民中进行欺遍宣传，一进会头目金海龙聚众演说，诬称清政府地方官员任命的韩人总乡约元德胜诈取民财，极力挑拨，制造华韩纠纷，离间民族关系。斋藤还以保护朝鲜族居民为名，肆意干涉清政府的司法权，日宪兵在和龙峪非法拘捕当地朝鲜族居民，遭到当地府经历的抵制，日伍长岛田率宪兵五人闯入该署进行武力威胁，此后斋藤又与吴禄贞纠缠，提出双方平行司法权的要求，斋藤的间岛派出所在延边地区自行建立了一套行政系统，设四区四十一社二百九十村，任命都社长、社长、村长等，藉此向中国施加压力。1908年10月12日，日宪兵在火狐狸沟茂功社非法修建房舍，清政府当局派巡警前往阻止，日宪兵枪杀巡办徐占奎、巡兵吴起瑞，巡兵多人受伤。斋藤等蓄意制造流血事件，企图加剧“间岛”局势的恶化，为其军事入侵寻找借口。
针对日本在延吉地区的侵略态势，清政通过设立延吉边务督办公署，调派奉、吉两省警力，加强地方治安，从而阻遏了日本势力的扩张，使日本一手制造的“间岛”问题渐渐形成僵持的局面。清政府加快了延吉地区的行政建设，设立边务公署及派办处，加强地方管理。同时，严厉打击“一进会”，晓谕当地朝鲜族居民，揭露斋藤的阴谋举动，清政府就火狐狸沟血案件向日本提出强烈抗议，由赴美专使唐绍仪转道日本提出五项要求，即查明所有放枪伤毙华人的日本宪兵，分别问抵治罪，惩处主使纵容的日本宪兵长官，偿恤所有伤亡的中国兵弁，撤走一切现驻延吉境内的日本宪兵，中朝界务以光绪13年成案接续会勘（注：《清季外交史料》卷二百一十七，第17页。）。在清政府的强烈抗议下，日本自行撤毁了火狐狸沟茂功社的房舍，但对清政府提出的五项要求却不予理睬。
针对日本政府在“间岛”领土主权问题上的种种诡辩，清政府外务部据理据实予以有力反驳，以大量确凿证据，证明“间岛”属中国领土。日本政府利用光绪前、中期朝鲜官员在中朝界务交涉中的某些谬论，编造出种种欺人的谎言，否认豆满江亦即图们江为中朝固有国界，在图们江源头上制造混乱。1907年11月，日代使阿部为间岛事照复外务部，就在穆克登碑文“西为鸭绿、东为土门”上大做文章，胡说碑文上“土门”二字不是指图们江，蛮横地拒绝清政府的会勘提议，“以豆满江为境界一节，不能视为已经确定之事，故非先协定境界基础之后，无从实行测定”（注：章开沅主编，皮明庥、虞和平、吴厚智编：《吴禄贞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98—199页。）。1909年元月，日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致清政府外务部节略，在中朝界务问题上又作了种种狡辩。穆碑原本不是定界碑，只是记述查边情况和中朝边界走向的碑铭，且被越垦朝鲜人私自移动。日本则坚持以已移之穆碑为定界碑。土门、图们、豆满在历史一本指同一条江，中国史籍上的徒门、土门、图们以及朝鲜方面的豆满、豆漫，都是女真语的不同音译而已。日本在节略中还别创怪论，指松花江一源为土门江。1909年2月， 清政府外务部以长篇节略驳复日本。节略引证大量的历史文献，对中朝国界提出了详尽确凿的证据，说明中朝两国以鸭绿江、图们江为天然国界，证实土门、豆满、图们实指一江，辨明古间岛并非日本所称之“间岛”，图们江北之地为清朝领土，清政府对图们江北实行封禁政策正是行使主权的表现。由于论证延边地区确系中国领土，将日本政府的谎言伪证全部推翻，日本无法狡辩，“即不再坚持所谓间岛非中国领土矣”（注：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五卷。三联书店1980年，第106页， 107 页，127页，201—203页，203—209页。），转而以“间岛”为筹码，诱逼清政府在其它对日交涉案上作出让步。
1908年9月，日外务大臣小村奉太郎提出了外交大纲， 其主要内容是针对中国，日政府据此通过了《对外政策方针决定》，确定了《对清解决有关满洲各项问题的方针》，提出了“间岛”问题、法库门铁路、拆除大石桥营口支路、延长京奉铁路、抚顺及烟台煤矿、安奉线等铁路沿线矿山等六个方面的“悬而未决”的问题。1908年10月2日， 山村外相训令驻华公使伊集院对清政府谈判，据此，12月间伊集院开始与清政府谈判，日政府向清政府展开了一场外交总体战，东三省地方官员对上述六案交涉保持着高度的警惕，觉察到其中的阴谋，徐世昌致电外务部表明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与日本交涉时，应将界务问题与利权问题划分清楚，指出日本明知无理无据以争我领土，不过是以界务问题为筹码和前提，图谋我吉林南路之权利。日本了解到我必首重领土，故于界务之外，预先提出多条，在谈判归结时，彼即以领土归我，则我应以其他权利稍让与彼。日本但求其一，则在吉林南部之势力已有根据，即可渐谋扩充。倘以矿产铁路裁判权等事混入界务，与之反复辩论，始自坚守不让，终因牵涉各案，相持不下，界务未能解决，势不能不稍让以图了结（注：《清宣统朝外交史料》卷一，第37页。）。外务部对此表赞同。1909年春，中日谈判处于胶着状态，日本的外交总攻势未能马上奏效。于是，日本政府决定从强筑安奉铁路入手，迫使清政府解决有关“满洲”的各项问题。针对日本强行改筑安奉铁路的行径，清政府提出异议，主张应有的主权。但日政府却在8月6日向清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式的照会，声称“贵国有司竟恬然蔑视帝国政府和衷隐忍之城意，常托辞左右，以至今日旷日弥久”，现“根据条约上的权利，决定不待贵国的协力，自行改筑安奉铁路、（注：《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上，第317—318页。）。此事给清政府极大的震惊。
在此前后，延吉地区的局势又再度恶化，斋藤侵略军奉其政府的旨意，加强在延吉地区的进逼，制造了一系列事端。4月， 日驻朝统监府修订“临时间岛派出所”官制，增设事务官、技师等，6月， 日宪兵在三道沟骨碑地方强占朝鲜族居民的地基，强盖房屋，拟作宪兵分遣所之用。7月初， 在百草沟发生日本宪兵及朝鲜巡警持械闯入朝鲜族居民住宅、奸淫妇女的事件，更令人发指的是，7月中旬， 日宪兵闯入和龙峪府经历署行凶，枪杀捕盗营兵曲得胜，刀伤外委杨景泰（注：《清宣朝外交史料》卷五，第33—35页。）。这期间，日人又在六道沟擅修拓建警楼，斋藤狂妄叫嚣，“间岛问题三年未决，各执一是，若因此而有战事，亦属无法”（注：《清宣朝外交史料》卷五，第13—14页。）。日兵在延吉各地横行霸道，其中以六道沟为甚，一个月之内，中国官警被日兵任意殴打，派办处被日兵包围多次。7月底， 日方增派官兵由会宁渡口越境，开往六道沟（注：《清宣统朝外交史料》卷六，第7—8页。）。日本通过加紧在延吉地区的侵略活动，制造界务问题不解决、冲突争端无休止的气氛，以配合谈判桌上的讹诈。日使向清政府反复陈说什么“间岛领土权未定以前”，此类事件的发生“诚所不免”，要清政府“速将主要之根本问题以交让妥结之法从速解决”（注：《清宣朝外交史料》卷五，第11—12页。）。清政府在日本威胁下，深恐“因延吉一隅，掣动大局、（注：《清宣统朝外交史料》卷七，第17页。），于是决定在东三省六案交涉中作出退让，以便尽快了结悬案，并确保自己对延吉的领土主权。
日方就安奉铁路改良工程向清政府发出照会的次日，清政府就表示让步，外务部就六案交涉提出了妥协节略，节略表示，如果日方在延吉一案上能满足中方的愿望，则愿在新法铁路各案上对日本竭力让步，如缓议新法铁路、以大石桥支路为南满支路、中日合办抚顺烟台煤矿、安奉铁路沿线矿务中日合办等（注：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五卷。三联书店1980年，第106页，107页，127页，201—203页，203—209页。）。8月13日，日方又提出了对东三省六案的具体意见。关于新法铁路，要求清政府承诺“南满洲铁道期限未满以前，不与日本政府预先商议不得铺设与该路并行或竞争之干线支线”；关于大石桥支线，除认作南满铁道支线外，允将最未端之停车场移设近于营口之地点，关于抚顺烟台煤矿，应按日俄和约改归日本所有，所产煤炭应享有最惠税；关于安奉铁路沿线矿务，除抚顺烟台煤矿外，订立合办章程；南满铁路干线沿线之矿山也一律办理；关于京奉铁路，延至奉天城根，两国合办车站或相互连接铁路；关于“间岛”问题，要求清政策承认该地方日韩两国人杂居及营业，不强制其改良风俗，开放龙井村、局子街、头道沟、百草沟、下泉津、铜佛寺等六处为通商地，日本可于该地设领、设警，保护管理杂居韩民，中国政府不能妨碍图们江及其他中韩地方的交通贸易，并将吉长铁路延至朝鲜会宁（注：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五卷。三联书店1980年，第106页，107页，127页，201— 203页，203—209页。）。
清政府与日本在上略节略的基础上，又经过一些折冲，于9月4日就东北三省六案签定了两个条约，即《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和《东三省交涉五案条约》。前一条款规定：“以图们江为中朝两国国界，其江源地方自定界碑起至石乙水为界”，日本统监府间岛派出所及文武人员，在缔约后两个月内应由江北撤尽；中国开放龙井村、局子街、头道沟、百草沟四处为商埠，缔约后两个月日本即可在各商埠设立领事馆；在图们江北垦地居住的朝鲜族居民，归中国地方官管辖裁判，但在审判牵涉这些居民的民刑案件时，日方“可任便到堂听审”，其“人命重案”，则须先知照日本国领事官到堂听审”；如日方“能指出不按法律判断之处，可请中国另派员复审”；中国将来按吉长铁路办法将该路办法将该路展造至延吉南边界，在会宁与朝鲜铁路连接，至于何时开办，由中国酌量情形，“再与日本商定”（注：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二册，第601—602页。）。后一条约规定：中国如筑新法铁路，应与日本“先行商议”；中国承认大石桥营口铁路为南满铁路支路，并同意将该支路末端展至营口；中国承认日本开采抚顺烟台两煤矿之权，该矿向中国缴纳的各种税及运煤出口的税率，应照“最惠之例”征收；安奉铁路沿线及南满铁路干线矿务，除抚顺烟台外，统由中日两国人合办；京奉铁路展造至奉天城根之事，日本“允无异议”，具体办法另行商定（注：《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二册，第599—600页。）。这样，日本通过蓄意制造“间岛”问题，以该地领土主权为筹码，逼迫清政府在有关东三省南路及其它路矿利权问题上向它屈服，虽然清政府通过艰苦的外交谈判确立了延吉主权，但为此亦付出了相当惨重的代价。
吴禄贞、宋教仁在“间岛”交涉中的地位和作用
吴禄贞、宋教仁同为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不同的是，吴在清政府地方机构中担任官职，而宋则因从事反清活动在日本躲避清政府的通缉。尽管身份迥异，但两人在“间岛”交涉中担任了重要的历史角色。
吴禄贞早年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熏陶，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革命者和爱国军人。“间岛”交涉前后，吴禄贞为捍卫延边地区的领土主权，在诸多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争取和平解决这一悬案作出了卓越贡献。有学者曾从下述几个方面论述了吴禄贞在“间岛”交涉中的地位。1.调查延吉界务。中日交涉之前，吴禄贞受徐世昌委派，率领8人赴延吉调查界务，历时两个多朋，后绘制延吉地图，详细载明延边地区地理形势，山脉走向及江河源流，此图转送外务部，成为中日交涉的有力凭证。2.担任边务帮办，组织边防建设。吴禄贞虽职务位于陈昭常之下，但实际负责处理边务公署的全盘事务。吴任帮办后，着手建立机构，加强政权和军事建设，维护地方治安，整顿防营，奏调新军，加强边务力量。吴禄贞还注意到延边地区农业、林业、教育事业的发展，主张采用屯田垦荒的办法建设边疆，以抵制日本的殖民政策，遏制日人在延吉地区的渗透。3.抵制斋藤侵略者在延吉地区的不法行径。吴禄贞主持的边务公署处在“间岛”交涉一线，经常与斋藤侵略者发生直接对峙。斋藤曾赴边务公署强迫吴禄贞收回告示，说“图们江北应否属清属韩，两国政府正在交涉”，必须更改“图们江北一带为我国家重地，边圉要冲”的声明，吴严厉反驳道“图们江为清韩天然国界，有两国历史及旧时志书图说可证”，“今日之交涉，乃贵国无端生事，非国界真有不明也”，“今日既生交涉，则我负此边务责任，对于人民，措施更不可稍涉合混”（注：《东三省政略》第二册，第39页。）。针对斋藤擅捕延吉居民，越界修筑道路等侵略行为，吴禄贞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从而推持了“间岛”地区中日相持的基本格局，为最终解决界务纠纷创造了前提条件。4.撰写《延吉边务报告》，为外务部代拟答复日本的《逐节申请辩节略》。1908年4月， 吴禄贞根据调查资料和史籍记载，撰写《延吉边务报告》，报告详细地论述了延吉地区的历史治革，中朝界务纠纷的由来，揭露了日本在“间岛”问题上的谬论，论证了该地区为清朝的领土。1909年2月， 日使在外交照会中宣称“能将延吉地方认明中国有些领土权，”但是，中国必须“于他项问题和商通融办法”（注：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五卷。三联书店1980年，第106页，107页，127页，201—203页，203—209页。），吴禄贞作为外务部顾问，会同周维桢起草了关于中朝界务的长文节略，节略引证了大量中外文献，包括日本参谋本部所著《满洲志》及日人守田利远的《满洲地志》，批驳了日本在界务问题上制造的种种伪证。这篇节略在对日交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日方不得不承认延吉地方是中国领土。（注：参见吴忠亚：《吴禄贞与所谓“间岛”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第3期；徐凤晨：《吴禄贞与延吉边务交涉》， 《东北师大学报》1983年第1期。）
宋教仁则是以另一种方式介入“间岛”交涉的。1906年5月， 宋教仁在日本一份《商业界杂志》上看到题为《鸭绿江源流的独立国》的文章，介绍所谓“间岛”地区的地势、物产及马侠韩登录的情况，由此萌生到东北开展革命活动的设想。1907年4月， 宋教仁在东北各地进行革命活动，由此获悉日本参谋本部组织的特务组织“长白山会”阴谋捏造伪证，为日本吞并“间岛”地区营造条件。宋教仁为此忧心忡忡，“我国人应付此问题，不幸而失当，则大之将起瓜分之渐，小之亦招失地之羞，危急存亡，间不容发”（注：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第59页。）。于是经日本友人介绍打入“长白山会”，收集到该会有关“间岛”地区的伪证，又转赴日本，在东京帝国大学图书馆等地查阅日韩资料，撰写了《间岛问题》。该书从历史、地理、国际法、语言学、民族学、宗教学、风俗学诸多方面，切实地阐述了“间岛”地区的历史渊源，以无可争辩的大量史实论证“间岛”是中国神圣领土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宋教仁的《间岛问题》在中日交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日方在交涉中用诡辩手法提出许多似是而非的理由，宋教仁在书中全面，系统、详尽地驳斥了日方的理由，外务部驳复日本的《逐节申辩节略》在不少方面的论证与《间岛问题》如出一辙，可见，该书曾为吴禄贞起草节略时所参考。当时日人曾高价索买此书，被宋教仁严辞拒绝，尽管宋教仁此时被清政府通缉在案，但为捍卫国家的领土主权，将书稿转给驻日公使杨枢，以一个革命流亡者的身份帮助自己的政敌挫败日本侵吞延吉了阴谋。（注：参见赵越智：《宋教仁与〈间岛问题〉》，《求是学刊》1988年第3期；关俊鹏：《略论“间岛问题”》，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3年第3期。）
在这场外交斗争中，吴禄贞是以清政府地方官员的身份参与其事的。正是由于吴禄贞所处的特殊地位，才使他的爱国思想和个人才能得到充分的展现。然而必须说明的是，“间岛”交涉毕竟是清政府官方的外交活动，吴禄贞的许多举措都是在东三省总督徐世昌的指导下进行的，应该视为清政府“间岛”交涉活动的组成部分。有的论者认为，“间岛”交涉“如此重大胜利之取得，绝非当时腐败无能的封建统治者所为，而实为我广大延边军民团结奋战的光辉成果”（注：吴忠亚：《吴禄贞与所谓“间岛”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第3期。），在这种论点基础上，过分夸大吴禄贞个人在些交涉中的地位和作用，夸大了这场交涉的积极成果。
宋教仁则是以《间岛问题》一书间接地参与了这场交涉，在书中，他追溯了“间岛”问题的由来，概括了日韩关于“间岛”问题的各种谬论，分别加以批驳。从历史学、地理学、语言学角度，论证豆满、图们乃名异实同的一条江；并运用国际法理论正面正论“间岛”属于中国。他还深刻分析了日本攫夺“间岛”的原因，指出日本企图占据“间岛”、夺取了北满的意图，揭示了日本妄图侵占整个东北的野心，阐述了“间岛”地位的重要性，驳斥了让“间岛”中立或共治的两种主张，提出以外交斗争迫使日方承认“间岛”属于中国的建议。
当时，少数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宣传“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三民主义纲领时，对民族主义的理解存在较大偏差，受激进的排满复仇心理影响，撰文论述满人不应视为中国人，甚至视满人为禽兽。吴、宋二人在“间岛”交涉中的表现，说明他们对民族、国家、领土主权的认识高出于同时期的其他一些革命党人，在从事“排满建国”的实际革命斗争活动时，以民族利益为重，以国家主权为重，积极地参与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外交斗争，充分展示了他们成熟的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和高昂的爱国主义热忱。
结语
考察“间岛”交涉的得失，不能孤立地分析《图们江中朝界务条款》，而应该把它与同时签订的《东三省涉五案条款》联系起来加以分析，因为这两个条款是日本对清政府实行外交总体战的产物，两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孤立地看待其中一个，难免以偏概全。
东三省六案交涉总的来看清政府得失相当，一方面迫使日本承认了中国对“间岛”的主权，粉碎了日本吞并延吉地区的阴谋；另一方面，所签订的两个条款中都有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条款。然而，分析这两个条款所带来的外交结局，却不能脱离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前面述及，日本协调与英俄法三强的关系，使清政府在外交上陷于极其不利的境地，然后通过一系列事件向清政府施加压力，以配合谈判桌上的讹诈。而在日本强大的政治、军事、外交压力下，在韩人越界殖民、日本非法入侵的既成事实面前，清政府能在外交场上与日周旋，最终挫败日本侵占延吉地区的阴谋，实现了维护领土主权的目的，应该说是近代外交史上的一次局部斗争的胜利。
然而，“间岛”交涉的成功又是东三省五案交涉妥协相联系的，夸大“间岛”交涉的成果是不恰当的。二十世纪初，清政府的贫弱衰落已成积重难返之势，在对外交涉中想全面粉碎侵略者的勒索是不可能的，纵使奋起抗争，也只能在某些问题上取得局部的、有限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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