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北京城庙产兴学与新式学堂建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京城论文,清末论文,学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城市近代化的研究，一直是城市史和城市历史地理研究中的重点。在近代北京城诸多方面的转变中，由新式学校取代传统书院、私塾，并在城市内得到广泛建设，是关乎城市空间改造和公共事业建设的重要方面，也是近代城市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内容。伴随清末时局的转变，以科举制度为中心的传统教育体系不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在“兴实务、育人才”的时代号召下，兴办新式学校成为改良的必然趋势。公共事业建设需要相应的空间与土地，而清末的北京城是在历代规划建设基础上延续的一座城市，传统建筑占据了其内部大部分的空间，特别是内城部分居民稠密、建筑众多，几乎达到“空间饱和”的状态。与此同时，北京城又是一个职能空间的集合体，伴随城市的近代发展，一些传统的城市功能逐渐衰弱，与其对应的空间成为了新式建设首先替代的目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成为整个城市职能空间演替的过程。在新学建设中，除就地改造旧式学校和寻找空地新建校舍外，对传统空间的改造也成为建设中的重要途径，具体来讲，包括朝廷划拨废弃府邸、衙署等官产给学校使用，社会团体依会馆、祠堂等公产开办学校以及学校自行租赁、购买民房私产等多种形式。寺庙作为一种地方公共财产和城市公共空间，其与教育的联系由来已久，除旧式私塾常借寺庙地方设立外，京城寺庙还是贡生举子进京下榻的场所。清末改良开始后，寺庙的信仰功能逐渐削弱，戊戌变法中兴起的庙产兴学运动，正式提出将寺庙改办为新式学堂。 庙产兴学是指近代以民间祠庙为基础改建新式学堂的空间改造活动，这一活动始自清末，伴随学校建设一直延续到整个民国时期。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外学者陆续对庙产兴学进行了研究。论著方面，庙产兴学常作为佛教史研究中的部分章节，一般从全国角度对其发展进行梳理，侧重讨论宗教界的应对及宗教近代化问题，黄运喜《中国佛教近代法难研究》是此类研究的代表①。左芙蓉《民国北京宗教社团——文献、历史与影响》以北京城为着眼点，在部分章节中讨论了佛教回应庙产兴学的情况，是少有的关于北京庙产兴学的研究成果，但叙述上稍显简单②。对庙产兴学进行深入研究的另一类成果是学位论文，这些研究跳出佛教史框架，更多地关注兴学背景下的社会问题，主要从建设(兴学)与破坏(纠纷)角度研究，且较多集中在后一方面，如徐跃对四川省庙产兴学的研究、郑弘岳从冲突社会学视角对庙产兴学的考察等等③。期刊论文方面，成果众多，关注角度各异，较具代表性的如徐跃就庙产兴学的政策演变、四川庙产兴学中的僧俗纠纷、砍伐庙树个案进行的研究④。欧阳楠、张伟然以近代教育发展较早的江南地区为例，运用历史地理方法，整理分析了1898～1949年间苏南、浙北、上海等地区14个府州厅范围内上千所庙产学校建设的时空特征以及成因机制⑤。除上述关于庙产兴学的直接研究外，还有一些以寺庙作为考察中心的巨著，这些研究注重探讨寺庙与传统文化、城市生活的关系，在内容的广度与深度方面较之庙产兴学专题研究有很大提高。韩书瑞(Susan Naquin)《Peking:temples and city life,1400～1900》以明清北京城内寺庙作为考察对象，将寺庙视为国家、家庭之外的公共空间，认为寺庙的可达性使各种人群汇聚其间，形成新的社会空间并发展出丰富的社会生活，此种社会空间的存在，一定程度上构成对清代满汉分割空间秩序的抵抗⑥。赵世瑜指出，寺庙是大众宗教这一文化形式的空间载体，在传统聚落和社区中常常占据中心位置并构成区域性的信仰中心。寺庙与市民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是传统文化和民间社会文化的综合体现⑦。上述各项研究将寺庙这一实体空间的发展置于与社会文化联系的视角当中，从变化的时间观念下考察其发展转变，对宗教空间在不同时期意义的挖掘更为深入，为本文从更深层次上看待庙产兴学的转变提供了启示。最后，值得一提的是，由法国远东学院吕敏教授主持的中法合作项目“北京寺庙碑刻与社会史”及其出版的《北京内城寺庙碑刻志》，通过实地调研与勘察，搜集了北京内城上百处寺庙的碑刻信息，记录其在近代的发展转变历史，对这一成果的借鉴为本文系统总结清末庙产兴学改造成果、审视其空间意义提供了重要基础⑧。 本文改变以往庙产兴学研究关注纠纷和破坏的研究视角，拟从兴学的正面出发，运用历史地理方法，对北京城庙产学堂的建设与改造情况进行复原，并对寺庙改办学校这一过程对城市文化的影响作深入探讨。 一 庙产兴学的空间基础与背景 1.清代北京城内寺庙的存在状况 寺庙在清代北京城中占据重要的空间地位，其数量众多，分布广泛，拥有丰富的庙产，为日后参与兴学奠定了空间和物质上的基础。清代北京城内寺庙主要在元明两代基础上继承发展而来。关于清代北京城中寺庙的数量，据乾隆十五年(1750年)前后绘成的《乾隆京城全图》统计，内外城庙宇共约1207处，“差不多每条主要街道和胡同，都有一两处寺庙”⑨。清代敕建寺庙数量减少，主要集中在皇城东西两侧，民间私建民庙增多，并呈现零碎化的分布趋势。总体来讲，内城北部、西部和南城是清代寺庙集中分布地带，内城庙宇比较集中的地段为“城市边缘、大面积水域周边以及城中非衙署、王府等建筑两侧”。外城东部多商业行会修建的庙宇，“西部则很大程度上沿袭前代的庙址”⑩。京城寺庙面积一般在数亩以上，所属房屋从几间到几十间不等，有些大庙拥有上百间房产及庙田庙地等。 京城寺庙承担着多样化的社会功能，清末寺庙世俗化特征的加强使其与城市公共生活产生更多的联系。寺庙是城市市民生活的信仰中心，虽无法严格划分寺庙信众分布的空间界线，但依影响范围不同，可将京城寺庙划分为全市型、区域型、社区型等类别。以城隍庙为例，作为城市守护神的空间载体，北京城中内城、外城及附郭之宛平、大兴建有多处城隍庙，形成区域范围的信仰空间(11)。位于内城西部成方街的都城隍庙自元代兴建起经明、清沿用，至改良前一直是全市范围的信仰中心(12)。清代北京城私修小庙数量增加，“当街庙”形成广泛分布的社区型信仰，“它们或依某条胡同合街公建，或为某一行业所修用来崇祀行业神和处理行业事务，庙宇的实用性被提到首位”(13)。除作为宗教机构外，寺庙还兼具集市(庙会)、会所、赈济机构、旅馆等多种社会功能，大量建筑使其具有了承担其他功能的可能，如外城龙泉寺有地55亩，房235间，是京城著名的宴游胜地(14)。一些寺庙以多余房屋从事停宿、旅榇等活动，据《朝市丛载》记载，清北京城内约有31座寺庙兼有旅店功能(15)。清代设有大量义塾、散馆作为民间教育的载体，寺庙为其提供了空间上的支持。诚如赵世瑜所言：“对于广大的民众来说，寺庙则构成了他们的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寺庙与民众生活之间的密切关系往往是现在的人们所难以想象的。”(16) 清末随着王朝的衰败，京城寺庙逐渐呈现衰颓趋势，庚子之乱中许多寺庙建筑被毁坏，之后一些地方出现寺僧拆卖庙产等情况，部分寺庙无人管理，甚至沦为下层民众杂居或买卖的场所。随着社会形势的动荡，京城寺庙的传统祭祀功能在清末愈发衰弱，对寺庙进行整理并加以改造利用成为庙产兴学运动发起的基础。 2.传统学校分布基础及其近代转变 传统学校在清代可分为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中央层面，顺治元年(1644年)祭酒李若琳奏准在满洲八旗各寻一间空房立为书院，让八旗子弟就近上学，由此出现了以简单普及为需要而设立的八旗官学(17)。其后官学设置不断调整，至雍正五年(1727年)恢复每旗立学，确定每学学额一百名，拨官房一所，奠定了八旗官学基本随八旗分布的空间格局(18)。官学之外，另由觉罗学作为教育觉罗子弟的皇家书院，与官学相伴分布。宗学采取集中方式，分别在左右两翼官房设置。此外还有为贫穷八旗子弟设立的八旗义学、为教育上三旗包衣子弟设立的景山官学和咸安宫官学、为教育八旗蒙古官学生设立的蒙古官学、为教育宫内太监设立的长房官学等(19)。作为官方教育载体，八旗学校空间充足，设施优良，为其后期改造奠定了基础。八旗学校主体部分分布如图1所示。 地方教育方面，清代高级组织为书院，初级组织为义学和私塾。书院一般由地方官吏所建，义学包括绅民自建和官督绅办等形式，是为贫寒子弟而设立的早期慈善学校(20)。清代私塾可分为家塾、散馆和义塾三个主要类别，在北京内外城中均有广泛分布，且常借寺庙或宗族祠堂地方展开，是汉人接受教育的主要形式。 清末对传统教育进行改革，一般以同治元年(1862年)京师同文馆的建立作为开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同文馆作为培养通晓外事人才的专门学堂在城内建立，同治五年(1866年)开设天文馆、算学馆，光绪三年(1877年)建成近代中国最早的化学实验室和博物馆，光绪十四年(1888年)建成物理实验室、星台等基础设施，逐渐从一所旧式官学发展为教授实用科学的学校(21)。此后，随着教会的支持及自身影响的不断扩大，北京城内教会学校逐步发展，对后期学校的广泛设立发挥了积极的带动作用。
图1：清代八旗学校空间分布(22) 二 庙产兴学的兴起与庙产学堂初期建设 1.清末庙产兴学政令的颁布 戊戌变法时期，庙产兴学作为解决学堂建设中空间与资金压力的方法被提出并得到推行。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五月，康有为上“请饬各省改书院淫祠为学堂折”，提倡兴办“兼习中西之学校”，改造各省、府、州、县的书院、义学、私塾及淫祠，并就学堂的资金筹措、学员入学方法等提出简单设想(23)。其后光绪皇帝颁布兴学上谕，提出兴办新式学堂，“至于民间祠庙，其有不在祀典者，即著由地方官晓谕民间，一律改为学堂，以节糜费而隆教育”(24)。同年，张之洞作《劝学篇》，在外篇《设学》中进一步论述庙产兴学问题，将改造对象扩大为“天下寺观”，指出以数量巨大的寺观改建学堂，“则屋宇田产悉具，此亦权宜而简易之策也”(25)。初期诏令并未马上得到响应，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七月，光绪皇帝再次发布上谕，督促各省表态，限期奏报办理学堂成绩(26)。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由张之洞主持撰写的《奏定学堂章程》颁布，章程中再次提到学堂建设的场地问题：“初等小学堂现甫创办，可借公所寺观等处为之，但须增改修葺，少求合格；讲堂体操场尤宜注意。”(27) 京城方面，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管学大臣孙家鼐上呈御史张承缨奏请于五城添立小学堂中学堂一折”，提出在五城范围内普及教育：“以京师大学堂额数五百名，学堂附小学堂额数八十名……小学堂皆大员子弟，八旗世职武职后裔，此外就近愿学者均未议及。欲于五城添立小学堂中学堂，俾土著之人与外省在京之举贡生监及京官子弟一体入学。”(28)学制颁布后，京师召开顺天府五城会议，提出将京城内大小庙宇改作学堂(29)。 总体来讲，清末庙产兴学可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提拨外方寺观之庙产，二是提拨民间社团公祠及迎神赛会等祭祀、礼仪款项。其兴学方式又可分为两种：一是对寺院房屋进行利用，二是提拨田租、树木、香火等庙产(30)。本文研究主要考察其中对空间进行直接改造的部分，包括初期以寺庙房屋新建学堂为主的官学堂和僧学堂建设，中后期改造寺庙中已有义塾私塾为主的私立学堂建设等，庙产多指佛寺道观产业，以佛寺居多。 2.初期官立、公立庙产学堂建设 八旗官学在清代教育中居于核心地位，其分布占据内城较大空间。随着清末封建体制的溃败，科举制度以及为其服务的八旗教育日益腐朽，据时人记述，京师八旗官学“年久废弛，徒存其名而已。八旗子弟亦无入官学者，学舍皆圮”(31)。尽管在光绪十年(1884年)清廷曾颁巨帑“兴工修复，规模一新”，但“宗学及觉罗等学，教习、学生，恒不到馆，虚应故事。八旗官学，于中西根柢之学，亦少讲求”(32)。清末在兴办新式教育的压力下，清政府自八旗官学入手，开始了自上而下的改革。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翰林院侍读宝熙奏请设立宗室觉罗八旗联合中学，拉开了官学改革的序幕，八旗联合中学后升格为高等学堂，其他部分宗学、觉罗学和八旗官学依旧址改设八所高等小学堂。光绪三十(1904年)至三十一年(1905年)上半年，八旗都统衙门、内务府及蓝靛厂外火器营等先后设立初、高等小学堂28所，除少数沿用原八旗义学校舍外，大多择地新建，其中八旗第六高等小学堂设于西单西斜街宏庙，内务府第二、第四初等小学堂分别设于北池子云神庙和德外果子观内，左翼八旗第六、右翼八旗第六初等小学堂分别设于东直门内老君堂和南闹市口百户庙内，成为最早由官方设立的庙产学堂(33)。 八旗学堂改造带动了旗人思想的转变，一些上层旗人利用自身力量投入到新学建设当中。如肃亲王善耆以府邸改办和育女学堂，力图“树立教育王公等女眷之模范”，该学堂聘请日人为教习，分设小学科、中学科、特别科三类；满族遗孀慧仙临终捐赠遗产约五万两，委托内务府郎中诚璋在安定门内北锣鼓巷净土寺设立慧仙女工学堂，“诚璋多方经营，规模稍定时，皇太后特赐匾额一面，以赏赐慧仙女士功德”，学堂以织机科为主，另收普通学生(34)。清末报纸中常登载旗人为新学捐款的消息，部分贫苦旗人开始认识到近代教育的意义，把子孙送入新式学堂之中。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三月，诚勤在大佛寺街九天雷祖庙内设立义务初等小学堂，成为最早的公立庙产学堂(35)。早期官立、公立庙产学堂多建于内城，尤以东部最为集中。 3.寺庙参与和僧学堂的设立 庙产兴学开始后，除废弃寺庙被利用与改造外，一些正在使用的寺庙也参与其中，黄运喜将寺庙参与兴学的方式归纳为如下类别：志愿捐输兴学，得官府表扬者；被迫提拨庙产兴学者；寺庙自行兴学，避免官府提拨庙产者；直接由官府提拨寺庙兴学者。其中，寺庙自行兴学又可分为兴办普通学堂、兴办僧学堂及僧侣投身办学等(36)。寺庙选择的差异与自身背景有关，同时也随所处形势和重要僧侣的活动而变化，龙泉寺及觉先和尚的活动是早期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如前文所述，外城龙泉寺庙产丰富，房屋众多，在京南一带具有很大影响，庙产兴学开始后，龙泉寺也被纳入改造范围，《京话日报》登载了当时的情况： 前经管学大臣商议，要把南下洼子龙泉寺，改为学堂。寺僧各处托情，暂且停办。这庙里的产业很多，僧人自己计算，要不想法子保护，恐怕难免叫学堂占用。因到学务处递呈，请设立僧侣学堂，订日本僧中岛作教习(37)。同年，《东方杂志》登载了一条相关的办学消息： 南下洼龙泉寺僧觉先，前曾随同日僧赴东游历，及回京师有志兴学，愿将该寺公款提拨二万金，创办普通学堂，禀由学务处批准开办(38)。 龙泉寺早期的做法是为了保护寺产而参与兴学，觉先是最早赴日学习的中国僧人之一，赴日游历的见闻使他产生了归国后兴办教育的想法(39)，而寺庙寻求保护的局面为他提供了兴学的时机，龙泉寺作为与觉先联系密切的寺庙，首先以捐款、兴办僧学堂等方式投入办学活动当中。 中岛裁之是最早在京兴办学堂的日本人，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他与户部郎中廉泉、吴汝纶在外城前孙公园锡金会馆设立东文书社，取得很大反响，带动了日人在京设立学堂的风潮(40)。中岛出任龙泉寺教习是否具有传教意图尚不可知，但清末由于庙产兴学造成许多寺庙被提拨庙产，确实给予了日僧可乘之机。日本东本愿寺早在庙产兴学开始以前，即派遣日僧来华布教，之后光绪皇帝曾多次对其布教活动明令禁止，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庙产兴学兴起后，东本愿寺再次以庙产保护者的姿态出现，诱导各地寺院僧侣，接受日本佛教保护，“如遇地方官或乡绅欲提拨寺款时，日本领事馆即出面交涉，犹如西方国家教士保护教民之模式”(41)。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江浙三十六寺投归其属下，京城寺庙也受到影响，《京话日报》记载了当时京城佛教界的一些活动： 南城外某寺的和尚，很想保护佛教，因有日本僧人，从旁劝导，指引他投名本愿寺(日本大庙)。这和尚心地还清楚，没有肯听，跟京官汪老爷商议，约会各庙的方丈，说明佛教衰败，总得想法子自保……和尚又说道，日本变法自强，僧人很有功劳，我们生在这个世界，能够作一点有益国家的事，性命都可看轻，何况这点庙产呢……(众位方丈)叮问的没了法子，这才逼出话来，说道，你这和尚，既是要救国，我们也不好不跟着走，但求官家认真保护，别叫小人来算计。我们情愿提一半庙产充公，帮助国家立学堂，你说好不好呢(42)。 上述记载反映了东本愿寺风潮对京城庙产兴学运动的影响及各庙方丈对新学、庙产、国家等问题的态度。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三月，光绪帝下诏命令各省保护庙产，禁止提拨庙产兴办学堂，由佛教自行办学。同年九月，在觉先多方努力下，京师佛教界上呈学部，请求设立佛教学务总公所并参与兴办学堂事务： 僧觉先调查日本佛教，彼国佛教内所设各种学校，大学十数所，小学百数所。其僧侣皆博通群学，洞知时务。僧等既惭且愤，共同商酌，拟于北京设立中国佛教学务总公所一区，于各省设立佛教学务公所各一区，由各寺主持公选有德之僧人一二人兴办学校事务，并请选派监督一人主持一切。将来办有端续，所设各种学校，不分僧俗，一率收纳(43)。 其后，京师佛教学务总公所“采得宣武门内西城根象来街路北官宅一所”，请求设立初等民小学堂(44)，并于十月十五日举行了开学典礼(45)。初等民小学堂的设立在京城社会中反响很大，但之后佛教学务总公所并未如设想般顺利推广僧学堂建设。缺少国家强制法令的推动，各处寺庙办学积极性大为减弱，佛教界办学进展趋于缓慢(46)。 三 庙产学堂建设的发展及其空间成果 1.科举制度废除与教育行政机构的设立 随着新式学堂的陆续建立，科举制度已无法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百日维新期间，梁启超首先指出改革科举对于教育建设的重要性：“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47)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改革科举作为重要内容被列入戊戌政令当中。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十二月，朝廷决定自明年始以中国及世界政治史事命题乡会试及岁科试策论，停用八股文，停止武生童试及武科乡试。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袁世凯、张之洞等联名上奏请求朝廷废除科举：“科举不停，学校不广，士心既莫能坚定，民智复无由大开，求其进化日新也难矣。故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拟请宸衷独断，雷厉风行，立沛纶音，停罢科举。”八月，光绪帝下诏“立停科举以广学校”，“着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48)。 科举制度的废除断绝了贡生举子传统的入仕途径，新式学堂建设因此兴起新一轮热潮，新式教育行政机构也随之建立。清廷设立学部作为专管教育的中央机构。鉴于北京事关重要，学部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七月成立京师督学局，作为专管北京教育的行政机构，京城内外，除学部直辖的学堂外，无论官、公、私立学堂，统归督学局立案管理，八旗学堂亦归其管辖(49)。十二月，京师督学局创设劝学所，负责推广初等教育，同时将京城进行学区划分，分置劝学员负责区内教育事务。学区的设置一方面作为行政管理单元，有利于京师督学局—劝学所—劝学员这种层级管理结构的分区配置，另一方面，作为一种区域划分，也有利于对教育资源的均衡分配与控制。以学区制度为基础开展的寺庙改造、私塾改良等活动取得了良好效果。 2.以改良私塾为核心的私立庙产学堂建设 除利用寺庙空间新建的八旗学堂与僧学堂外，伴随私塾改良运动而开展的对寺庙中原有义塾、私塾的改造，构成了清末庙产学堂建设的另一个重要部分。劝学所成立后，首先承担了私塾改良的任务。 北京城的私塾改良工作以学区为单位，正式展开私塾调查。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二月，“京师劝学所通知各区劝学员，调查私塾须将各塾教授方法及教科用书详细录入劝学日记，以凭月终汇齐送局酌定办法”(50)。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四月，劝学所再次“通告各私塾教师各将本塾梗概(地址)(名称)(功课)(学生名数)赴所隶之学区办事处详细呈报，以凭劝学员调查，如有教法不善之处，经劝学员查明指示，务当遵照部定章程从速改良，以期无误受学之子弟”(51)。五月，劝学所议定“将内外城各学区所有私塾一律调查，择其最优或优等者认为私立小学堂，其教法可望改良者，准其力图改良，其文理教法均未合格并无改良之资格者，即照会警厅饬令解散”(52)。私塾改良运动由此达到第一次高潮(53)。据记载，截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上学期，北京内外城共有改良私塾42处，下学期增至89处(54)。通过对《京师改良私塾一览表》等资料进行统计，可落实到具体寺庙位置的改良私塾在清末约有30余处，占这一时期私立庙产小学堂总数的近半数(55)，在改良私塾中也占据很大比例。如前文所述，传统私塾中散馆与义塾两个类别多依寺庙而设立，劝学所改良时主要劝导塾师在私塾原址进行改造，寺庙仍是改良私塾的主要载体，这是改良私塾与庙产学堂互为联系的重要原因。 3.简易学堂与社会教育 普通教育之外，社会教育在清末开始受到重视，其载体可分为简易学堂和启蒙机构两类。寺庙作为广泛分布且人烟汇集的公共空间，符合社会教育普及的需要，为其推广提供了空间上的支持。教育普及需要一定社会基础，市民的受教育程度和接受教育的条件都构成严重限制，如《京话日报》所言，新式教育普及的困难在于“读书的人，大半都是寒士……若是单单的一人去进学堂，把一家人口都不管，或是终年终日，长在学堂，没有营生的时候，这是断断不能通行的，所以从前书院，人都愿意去，因为有膏火的缘故，如今学堂，人多不愿意去，因为无膏火的缘故”(56)。简易学堂针对此种情况而产生，包括简易识字学塾、半日学堂、夜学堂等形式，以识字和讲授实用技能为主，专收“不识字者”(57)，“半日就读，半日营生”(58)，“地方借用庙宇，款项系募捐集成的，教习是师范学堂教习，轮流去教”(59)。清末还依寺庙开办了一些启蒙机构，如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安定门内博济庵设立的日新阅报社、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护国寺设立的开智阅报社、公艺局设立的土地庙阅报社等(60)。一些僧人通过捐献房屋参与到社会教育当中，如京南开办官话字母义塾，“内中是一位僧人续瑞，他先捐了一所房子”(61)，另有“续成和尚，愿捐房立讲报处”(62)。半日学堂与启蒙机构的设立在开通风气和带动后期社会教育、职业教育发展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正如时人评论“此非教育，而教育之始基也，此与现行之教育必不相妨，而以相成也”(63)。 4.僧学堂的进一步发展与推广 僧学堂在科举废除后继续发展，逐渐向规模完备的正规学堂转变。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觉先在宣武门内象房桥东观音寺设立佛教公立民小学堂，“学堂设立在庙内东院，东院分南北两讲堂，北讲堂为初等科，南讲堂为高等科。初等科学生，约有二十多人，高等科学生，也约有二十多人，两共四十多人，一律不收学费。学科有国文、修身、伦理、历史、地理、算学、音乐、英文、体操等科，所聘教员，都是义务教习，稍有津贴”(64)。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龙泉寺成立龙泉孤儿院，同时兼设小学。私立龙泉孤儿院小学由僧学堂改为正式认定的普通小学并一直发展到民国时期。佛教之外，一些道教道士也投入到兴学活动当中，据《东方杂志》载，白云观方丈高仁侗、吕祖阁道士王崇明等以道观地方开办初等学堂，“组织颇称完善”(65)。回教方面，在王宽等民族教育家带动下，回教子弟以清真寺改建学堂，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起，先后在牛街、花市、教子胡同等教民稠密地区设立清真学塾，招收回教子弟百余名(66)。
图2：清末各类学堂中庙产学堂建设情况比较(67) 5.清末庙产兴学的空间成果 伴随新式教育机构的设立和学区划分、劝学员调查劝导等工作的展开，北京城内庙产学堂建设取得较大进展。图2为清末官、私立学堂利用庙产进行改造建设的情况比较。 从图中可以看出，清末庙产兴学的开展具有自上而下的特点，最早使用寺庙进行改造的为教会学校，之后是各类八旗学堂和公立学堂，私塾改良运动开始后，私立庙产学堂数量显著增加，随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的立案达到高潮。图3是清末各类学堂中庙产学堂总量的比较。 从图中可以看出，私立庙产学堂比例最高，体现了私塾改良运动与庙产兴学之间的联系。公立庙产学堂中较大比例为回族依清真寺改办的清真学塾和公立小学，回族学堂的开办同时构成了图2中官、公立学堂在八旗学堂建设后宣统年间的小高潮。图4是庙产学堂中改造庙产类型的比较。图5是1912年前北京城内庙产学堂的总体分布状况。
图3：清末各类学堂中庙产学堂总量比较
图4：清末庙产兴学中改造庙产类型比较
图5：清末庙产学堂分布图(68) 从图5可见，清末庙产学堂建设基本打破了清代及改良之初以内城为中心的学校格局，其空间分布开始趋向均衡。总体来讲，内城总量略多于外城，内城西部多于东部，外城中部多于两翼地区。官、公立学堂主要分布在内城，内城东部在改良初期由政府推动官学改良，是庙产学堂建设的主要区域，科举制度废除后，这一地区由于王府、官署、官学等分布较多，阻碍了寺庙的分布，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后，庙产学堂基本没有新增，成为分布相对稀疏的区域。而外城与内城西北部地区由于寺庙分布众多，伴随私塾改良运动的开展，大量依寺庙而建的私塾被改造为新式学堂，庙产学堂数量大幅上升。外城学堂建设由中部文化和商业繁荣地区向两翼扩散，外城第三、第四学区面积虽广，多有大型寺庙分布，但许多寺庙在这一时期主要通过捐款方式规避兴学。在早期佛教僧学堂带动下，一些道观、祠堂以及清真寺也开始参与学堂改造，并构成两翼地区庙产学堂的主要组成部分。 四 清末庙产学堂景观变化及其局限 1.庙产学堂景观变化及其影响 清末学堂建设带动了北京城传统空间的改造，促进城市文化景观的更新，新的景观和建筑进一步带动城市社会生活的变化，推动城市文化的发展。学堂是清末城市生活的焦点，郁达夫曾描述学堂景观变化所引发的城市风潮： 当时的学堂，是一般人的崇拜和惊异的目标。将书院的旧考棚撤去了几排，一间像鸟笼似的中国式洋房造成功的时候。甚至离城有五六十里路远的乡下人，都成群结队，带了饭包雨伞，走进城来挤看新鲜。在校舍改造成功的半年之中，“洋学堂”的三个字，成了茶店酒馆，乡村城市里的谈话的中心；而穿着奇形怪状的黑斜纹制服的学堂生，似乎都是万能的张天师，人家也在侧目而视，自家也在暗鸣得意(69)。 清末学堂对寺庙空间的改造，可分为完全改造新建和依寺庙部分空间改造附设两种，前者学校景观基本替代寺庙景观，后者则新旧景观并存。完全改造的如崇实中学。崇实中学前身崇实馆于同治四年(1865年)由京师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创办，初租赁东总布胡同民房，后由长老会出资购买安定门内二条胡同民房，庚子事变校舍被毁后，崇实中学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在安定门三条胡同购置庙宇一座，改建二十余间教室、宿舍，后又添建盥漱室、沐浴室等，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建筑楼房一所为宿舍，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再建楼房一座为礼堂和教室，购置桌案书籍等物。之后，崇实购置附近民宅改建成运动场，学校房舍达到近百间。改造后学校的规模与昔日寺庙的差别很大，成为北京城内新式学堂的代表(70)。新的校舍带给学生全新的使用体验。萧乾自传中曾描述他就读崇实的感受：“这可是个新天地。课堂是在一幢五层的洋楼里。土台子换了带抽屉的小木桌。抬头是大玻璃窗，顶棚上吊着电灯，脚下踩着光滑的地板。”(71) 庙产学堂中更为常见的是部分改造，一些寺庙经改造后初具学堂规模。龙泉孤儿院小学堂的发展具有代表意义。如前文所述，龙泉寺早期为保护寺产设立僧学堂，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改设孤儿院的同时正式改办私立小学，改办后对寺内空间的改造规模有所扩大，在北京总商会的资助下，先后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和宣统元年(1909年)在寺庙内建成房舍两处，包括教室、车间和可容纳百余人的宿舍。另以寺庙空地改建操场。据记载，在民初庙产兴学运动中，袁世凯曾因观看了孤儿们在操场上进行的体操表演而撤销没收整个龙泉寺庙产的想法(72)。民国年间，甘博编写《北京的社会调查》时，曾对龙泉孤儿院及小学的情况给予肯定：“这家孤儿院的开办很好地说明，即使用很少的开支和简单的设施，只要讲卫生，让孤儿们接受教育并得到技艺训练，就能够把事业办好。”(73)僧学堂中以寺庙部分房屋改建学堂的情形更为常见，如前述佛教公立民小学堂设在观音寺东院，同样以空地改办操场，该校于创校周年纪念日举办运动会，据记载有数百人冒雨参观(74)。学堂景观的变化也影响到寺内僧人，《顺天时报》记载有佛教公立民小学堂情况：“庙中因为设立学堂，僧人早晚出入，耳濡目染，都知道科学的好处，同在学校，智识增进，也都入文明界中。”(75)佛教总公所初等小学堂开学典礼后，照相馆老板王子贞给《京话日报》的来函生动地体现了学堂的设立带给士绅观念上的冲击：“看见觉先立学堂，我回到家中，就要剪辫子。”“我所羞愧的，在家人不如出家人。”(76)学堂对寺庙景观进行改造，以科学场所逐步取代传统信仰中心，也带动了周围以及城市市民观念的变化。 《北京的社会调查》曾简单总结清末庙产兴学的改造成果：“由于校舍缺乏，很多寺庙变成了小学，旧庙中的神像被新校的课桌、黑板所取代。”(77)然而，学校对寺庙景观的改造并非如此充分。整个王朝末期，体制完备的学堂仍属少数，庙产学堂中，除僧学堂采取附设方式外，一些改良私塾也存在新旧空间并存的情况。改良私塾审核标准中虽明确要求“校舍校具略备”，但实际认定中多以人数作为直接的判定标准，一般达到三十人以上即认定为改良小学。学堂内部寺庙与学校景观杂糅的情况十分常见，如萧乾记述他在民初就读尼姑庵私塾的状况：“每逢初一十五，庵里总挤满了烧香的善男信女。私塾设在大殿右侧一个昏暗的角落里。五十来个学生挤在一座座砖砌的小台子周围。墙壁中央上端挂了一张黑糊糊的‘大成至圣先师孔子’拓像，上课前、下课后我们都得朝它作上三揖。”(78)老舍更加形象地记载了道观中改良私塾的过渡景观： 庙不甚大，而充满了各种气味：一进山门先有一股大烟味，紧跟着便是糖精味(有一家熬制糖球糖块的作坊)，再往里，是厕所味，与别的臭味。学校是在大殿里。大殿两旁的小屋住着道士，和道士的家眷。大殿里很黑。很冷。神像都用黄布挡着，供桌上摆着孔圣人的牌位。学生都面朝西坐着，一共有三十来人。西墙上有一块黑板——这是“改良”私塾(79)。 以黄布遮盖神像的做法在近代庙产学堂中极为常见，据生活在北京的老人介绍，真正大规模拆毁佛像的改造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逐渐完成(80)。 2.庙产学堂建设的局限 庙产兴学在清末得到发展，带动了寺庙建筑、城市景观和社会关系的改变。但清末的学堂建设仍属草创期，资金、师资与场地等许多方面还存在问题，资源的平均分配与学堂的均匀分布难以完全实现。据统计，京师督学局所属学堂的全年经费只有380309两，初等小学堂每校全年经费平均不到100两，许多学堂只是因陋就简，勉强维持(81)。建成的学堂多集中在内城与外城中部，城市边缘地带分布较少，如城墙边、南城天桥地区、永定门等地，几乎没有设立小学，外城两翼规模较大的寺庙尚未得到充分利用。兴学过程中，寺僧前后态度反复的情况十分常见(82)，而市民对传统私塾或寺庙的情感具有较强持续性，信仰的维持很难因为空间改造活动而马上中止，这些都为早期学堂改造设置了障碍。 清末庙产学堂建设与变迁是城市发展规律与新旧时代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它拉开了近代北京城学校建设与空间改造的序幕。清末北京庙产学堂建设经历了1898～1905年间的萌芽与1905～1912年间的发展两个重要阶段，在政府力量自上而下的带动之下，北京城的改良活动呈现出一种风气渐开的态势，一些具有进步思想的士绅、僧侣逐渐投入到兴学活动当中。随着新式教育机构的设立，庙产学堂建设体现出一些系统化的特点，学区规划、调察等开始显露出近代公共工程运作的雏形，市民观念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这些都为民国年间的继续建设与改造奠定了基础。但传统空间及其所承载的传统文化的改造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以学堂代替寺庙，以科学信仰代替宗教信仰，将贯穿整个近代化改造过程，清末兴学仅仅是其开端而已。 收稿日期 2013—12—01 注释： ①黄运喜：《中国佛教近代法难研究(1898～1937)》，法界出版社有限公司2006年版。其他此类著作有牧田谛亮：《中国近代佛教史研究》，平乐寺书店1957年版；释东初：《中国佛教近代史》，东初出版社1974年版；邓子美：《传统佛教与中国近代化——百年文化冲突与交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②左芙蓉：《民国北京宗教社团——文献、历史与影响(1912～1949)》，宗教文化出版社2011年版。 ③徐跃：《社会底层的新政改革：清末四川地方新教育的兴办——侧重庙产兴学》(博士学位论文)，四川大学历史系2006年；郑弘岳：《中国历代的宗教冲突：一个冲突社会学的考察》(博士学位论文)，台湾大学社会学研究所2000年。 ④徐跃：《清末庙产兴学政策的缘起和演变》，《社会科学研究》2007年第4期；徐跃：《清末四川庙产兴学及由此产生的僧俗纠纷》，《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5期；徐跃：《清末四川庙产兴学进程中的砍伐庙树》，《四川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 ⑤欧阳楠、张伟然：《清末至民国时期江南地区庙产兴学的时空分析》，《历史地理》2010年第24辑。 ⑥韩书瑞：《北京：寺庙与城市生活(1400～1900)》(Susan Naquin:Peking:temples and city life,1400～1900)，加州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⑦赵世瑜：《狂欢与日常 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 ⑧董晓萍、吕敏主编：《北京内城寺庙碑刻志》，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版。 ⑨北京市档案馆编：《北京寺庙历史资料》，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 ⑩毕琼：《明清至民国时期北京城庙宇的历史地理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历史系2005年，第53、57页。 (11)张传勇：《北京“江南城隍庙”考述》，《北京档案史料》2004年第4辑。 (12)据记载，每年城隍会，市民和乡民都会从全市各处城隍庙游行至此祭拜城隍爷，明代时，这里还是全市范围的庙会举办地。《禁止城隍会》，《京话日报》，1905年5月15日，第273号第2版。 (13)毕琼：《明清至民国时期北京城庙宇的历史地理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历史系2005年，第47页。 (14)王同桢：《寺庙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版，第258页。另据《日下旧闻考》记载，龙泉寺内有碑文曰“地势平旷，每风月晴霁，望西山诸峰苍翠郁然，诚廛市纷嚣之所不至而幽人禅客之所居也。”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卷六一《城市》，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001页。 (15)李虹若著，杨华整理点校：《朝市丛载》卷二《庙寓》，北京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66～68页。 (16)赵世瑜：《狂欢与日常 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67～68页。 (17)(18)《钦定八旗通志》卷九四《学校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版，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707、711页。 (19)周家楣、缪荃孙等编纂：《光绪顺天府志》第二册卷九《京师志九·官学》，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79～280、289～291页。 (20)刘仲华：《北京教育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43～144页。 (21)《京师译学馆校友录》，京师译学馆1925年版，第3～4页。 (22)周家楣、缪荃孙等编纂：《光绪顺天府志》第二册卷九《京师志九·官学》，第283～285页。 (23)黄彰健编：《康有为戊戌真奏议》，台北，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8～51页。 (24)(28)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光绪二十四年，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10页，总第4126页；第135～136页，总第4151～4152页。 (25)张之洞：《劝学篇》外篇第三《设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40～41页。 (26)世续等纂：《清德宗实录》卷四二三，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三日上谕，大通书局1984年版。 (27)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88页。 (28)《京话日报》于1904年创刊后多次讨论庙产兴学问题，对五城会议也进行了相关报道：“京城内大小庙宇寺院最多，现经顺天府五城会议，要一律改作学堂，但京城的和尚道士神通广大，非寻常可比，这件事现在怕做不到。不过说说罢了。”《庙宇改作学堂》，《京话日报》，1904年9月20日，第36号第2版。 (30)徐跃：《清末四川庙产兴学及由此产生的僧俗纠纷》，《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5期。 (31)震钧：《天咫偶闻》卷四，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82页。 (32)《清德宗实录》第五八册卷四九三，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十二日，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20页。 (33)《京师官立师范中小各学堂一览表》(光绪二十四年9月调查)，《学部官报》1906年第8期。 (34)张宗平、吕永和译：《清末北京志资料》，北京燕山出版社1994年版，第208～209页。 (35)席文启、于大利主编：《东城区普通教育志》，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303页。 (36)黄运喜：《中国佛教近代法难研究(1898～1937)》，法界出版社有限公司2006年版，第93～94、122～123页。 (37)《僧侣学堂的传闻》，《京话日报》，1905年2月25日，第194号第2版。 (38)《各省教育汇志》，《东方杂志》第2卷第3期，1905年3月。 (39)《京话日报》中记载了赴日经历对觉先办学活动的影响：“去年觉先游历日本，看见日本和尚，个个爱国，立了好几百处学堂，又遇留学生劝他，中国当立佛教学堂，决不可再缓，所以觉先回来，立志要兴学。”《和尚流泪》，《京话日报》，1905年12月9日，第481号第1版。 (40)据记载，东文学社从1901年建立到1906年7月转让，共计有1600余名学生在校学习。张宗平、吕永和译：《清末北京志资料》，第211页。 (41)黄运喜：《中国佛教近代法难研究(1898～1937)》，第108页。 (42)《保护庙产不干内宦的事》，《京话日报》，1905年4月28日，第256号第3版。 (43)“学部为设立佛教学堂事致内务府咨文”(1906年7月24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转引自叶志如编：《清末学政学务章程史料》，《历史档案》1989年第2期。 (44)“总理学务处为佛教学务总公所筹建初等民小等事致内务府咨文”(1905年9月25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转引自叶志如编：《清末学政学务章程史料》，《历史档案》1989年第2期。 (45)京师佛教学务总公所推广学堂的工作并不顺利，据《京话日报》记载，通过觉先多方祈求，“万柳堂光明寺，通州关帝庙，凑了几百银子，龙泉寺老和尚，又竭力的资助，弄到十月十五，仅仅的立了一处小学堂，以后的经费，大半没有着落。”《和尚流泪》，《京话日报》，1905年12月9日，第481号第1版。 (46)据《京话日报》记，保护寺产政令颁布后，觉先和尚的劝学活动受到很大阻碍，“有这一来，谁也不理觉先了，反过来觉先还得找他们，找了去，左推辞，右推辞，所说立学堂的话，诸大方丈都囫囵吞啦，老着脸的不认帐。”《和尚流泪》，《京话日报》，1905年12月9日，第481号第1版。 (47)梁启超：《变法通议》，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0页。 (48)沈桐生辑：《光绪政要》第二七册卷三一，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版，第58～59页，总第2154～2155、2158页。 (49)刘仲华主编：《北京教育史》，第168页。 (50)朱有瓛、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册上，第323页。 (51)《通告私塾改良》，天津《大公报》，1908年4月21日，第2张第2版。 (52)《议覆严行甄别私塾》，天津《大公报》，1908年5月3日，第2张第1版。 (53)贾国静：《清末民初私塾改良述论》(硕士学位论文)，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2年，第16～26页。 (54)郭秉文：《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60页。 (55)《京师改良私塾一览表》(1906年9月～1908年12月)，《学部官报》1909年第91期。 (56)(59)《普通教育宜多开半日学堂》(连载)，《京话日报》，1904年11月15、17日，第92号第1版、第94号第1版。 (57)《识字学塾办法之概略》，天津《大公报》，1909年12月3日，第2版第1版。 (58)《各省教育汇志》，《东方杂志》第1卷第7期，1904年7月。 (60)《又一阅报处》，天津《大公报》，1905年6月12日，第4版；《京师阅报社调查表》，天津《大公报》，1906年6月27日，第6版；《阅报社之发达》，天津《大公报》，1906年9月19日，第4版。 (61)《僧人捐助义举》，《京话日报》，1905年8月5日，第355号第3版。 (62)《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京话日报》，1905年12月1日，第473号第3版。 (63)陆尔奎：《论简易识字宜先定为义务教育》，《教育杂志》1909年第5期。 (64)《参观佛教公立民小学堂记》，《顺天时报》，1907年10月25日，第5版。 (65)《各省教育汇志》，《东方杂志》第3卷第6期，1906年6月；《各省教育汇志》第4卷第2期，1907年2月。 (66)“回民教领杨敬修等关于成立清真教会及筹款办学的呈文(附：清真教育会会规细则)及京师督学局的批”，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档号：J004-001-00023，1912年4月30日。 (67)清末庙产学堂信息由笔者整理统计，主要参考丁进军编：《清末北京中小学堂统计表册》，《历史档案》1992年第2期；彭年：《北京回族教育八十年》，《回族研究》1997年第1期；《京师官立师范中小各学堂一览表》(光绪二十四年九月调查)，《学部官报》1906年第8期；《京师督学局一览表》，《学部官报》1907年第32～33期；《京师各学区公私立学校一览表》，邓菊英、李诚主编：《北京近代小学教育史料》下，北京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815～820页等。 (68)学区范围与界线的绘制参照“内外城学区界址表”，《学部官报》1907年第25期。 (69)赵李红编：《郁达夫自叙》，团结出版社1996年版，第21页。 (70)《本校沿革》，崇实中学编：《崇实中学校七十周年纪念刊》，1935年版，第1页。 (71)萧乾：《未带地图的旅人 萧乾回忆录》，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11页。 (72)霍姆斯·维慈著，王雷泉等译：《中国佛教的复兴》，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04～105页。 (73)西德尼·D.甘博著，陈愉秉等译：《北京的社会调查》，中国书店2010年版，第313～314页。 (74)《参观佛教学堂运动会记》，《顺天时报》，1907年10月13日，第5版。 (75)《参观佛教公立民小学堂记》，《顺天时报》，1907年10月25日，第5版。 (76)《羡慕和尚》，《京话日报》，1905年11月5日，第447号第1版。 (77)西德尼·D.甘博著，陈愉秉等译：《北京的社会调查》，第125页。 (78)萧乾：《未带地图的旅人 萧乾回忆录》，第9页。 (79)老舍著，魏韶华编：《宗月大师》，《老舍作品新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61页。 (80)北京居民口述，采访时间：2013年10月，2014年3月。 (81)刘仲华主编：《北京教育史》，第185页。 (82)如西城公立第一两等小学堂选址时，广济寺因为“假充京张铁路总办”住在庙房中“和尚深怕受累，很愿意租给学堂”，后“听说不干他的事了，也用不着沾学堂的光了，又想着不租给学堂罢，再不然就要多加房租，经人再四开导，才算勉强答应。”《和尚可恶》，《京话日报》，1905年8月20日，第370号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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