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老戏曲摇篮的新辉煌——建国以来的河南戏剧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河南论文,戏曲论文,摇篮论文,戏剧论文,建国以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原大地，曾经是孕育、滋生戏曲艺术的宝地。无论从构成戏曲综合艺术的诸多要素如诗词、歌唱、音乐、舞蹈、绘画、杂技等的产生与发展，还是从我国戏曲艺术萌芽时期、成熟时期或第一繁荣阶段的北宋杂剧来看，中原大地都曾留下了辉煌的历史，无愧于戏曲摇篮的称号。新中国成立之后，河南的戏剧文学为推动社会的进步及戏曲的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在社会及戏曲艺术的流变互动中得以发展。本文拟将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后河南戏剧文学的发展，作简要的评述。
1 建国初期，河南戏剧界空前活跃，改编、 移植从苏区传来的革命戏剧成为热潮。全省各剧团纷纷上演《白毛女》、《血泪伊》、《赤叶河》、《新条件》、《罗汉钱》、《九件衣》、《王秀鸾》、《小二黑结婚》等剧目。这些剧目的上演既为提高群众思想觉悟、巩固新生政权起到重大作用，也为戏剧队伍的改造和建设，使艺人们积累和熟悉编、演现代戏的经验创造了条件，为以后自创现代剧目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中的豫剧《小二黑结婚》（田川、杨兰春根据赵树理同名小说改编的同名歌剧移植），从内容到形式对于传统豫剧都有较大突破，除舞台表演、唱腔、音乐等方面有很多出新外，剧本文学也相当完美。情节的生动，人物的个性化，语言的通俗流畅，富有机趣，都大大增强了豫剧的表现力和感染力。1953年在当时的河南省会开封首演之后，一直盛演不衰，成为河南豫剧三团最具生命力的剧目之一。“清凌凌的水来”等唱段，至今广为流传。
建国初期，河南作者编写的直接表现群众革命斗争、特别是塑造新时代英雄的剧目还比较少见，这方面的经验也很欠缺。为了满足时代和人民群众颂扬英雄、学习英雄的需求，以杨兰春为代表的河南豫剧三团的一批艺术家们通过豫剧《刘胡兰》一剧的编演，对豫剧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和创新。该剧本由杨兰春根据于村、海啸、严肃、陈紫同名歌剧移植改而成。威武雄壮的群众斗争场面，宁死不屈的年青共产党员刘胡兰的英雄形象，特别是刘胡兰刑场上踩铡刀的壮烈行为，使这个剧目激情昂扬、令人感奋。该剧经过多次修改，长期演出，从剧本创作到舞台艺术都为河南戏剧塑造新时代英雄人物开辟了一条新路。
新生的共和国刚成立不久，就经受过一场战争的严峻考验，进行了一场气壮山河的抗美援朝斗争。在河南最早反映这场斗争的大型歌剧是话剧《家和祖国》（作者严吾，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1年11月出版）。这是建国后出版的我省第一部大型戏剧创作，由潢川专区文工团演出。三幕话剧《永远胜利》（作者沈德滋，上海上杂出版社1952年9 月出版），还有豫剧《志愿军的未婚妻》等，表达了中原人民保家卫国捍卫新政权新生活的决心。
爱国艺人常香玉为抗美援朝巡回演出的主要剧目《花木兰》（陈宪章，王景中根据马少波京剧本《木兰从军》移植改编），以激昂慷慨的爱国热情唱遍长江南北，大河上下。此剧为常香玉代表剧目之一，唱念做打四功俱全。文学剧本也有特色，充分发挥了豫剧擅唱的特长，花木兰孝敬父母、热爱家乡、关心国家命运、慷慨赴边的巾帼英雄形象的塑造，戏剧语言的浅显易懂而又意趣并存，戏剧情节结构的简洁紧凑，都为这一剧目的广泛流传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谁说女子不如男”等通俗优美的唱段把中原音韵、豫剧曲调的内在之美充分发挥出来，几乎达到极致境地，因而深受人们喜爱，广为传唱。与常香玉风雨同舟的剧作家陈宪章，为豫剧的发展特别是“常派”艺术的形成、传播做出过重要贡献。常香玉演出的代表剧目《红娘》、《断桥》、《花木兰》、《大祭桩》等都是经其手编写的；他还参加过《地塘板》、《跪韩铺》、《司马貌告状》等剧目的修改整理。陈宪章还曾编写了《母亲》、《于无声处》、《柳河湾》等剧目，表现出他对反映现实生活的浓厚兴趣和热情。和陈宪章一起在河南豫剧院长期从事编剧作者还有王景中、赵藉身。王景中曾编写《擂鼓战金山》、《老羊山》、《沙河店》、《传枪》等剧目，赵藉身则编写了《穆桂英》、《审诰命》、《李双双》、《石头梦》等，对河南传统戏的整理修改以及现代戏创作，都做了不懈努力并取得宝贵成果。
建国后的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中期，河南戏剧界在对传统剧目的挖掘、整理和改编方面做了许多努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949年12月16日《河南日报》就已提出清查与改革原有旧剧的任务，并建议组织旧剧改革工作委员会。1951年2月份，省戏曲改进委员会正式成立， 后又改为“河南省戏曲改进会”和“河南省剧目委员会”，有组织有领导地展开了对旧剧目收集、抢救和整理工作，并于1965年9 月召开了第一次全省戏曲剧目会议，贯彻全国剧目会议关于抢救剧种和剧目的意见。五十年代初期，河南在对待传统剧目方面也曾出现过错误认识甚至是全盘否定的观点。比如1952年河南某市向上级文化主管部门汇报工作的报告曾以“未演过旧剧”为荣，1954年在《河南日报》上还连续刊登文章，对樊粹庭在建国前编写的剧目也进行了所谓“批判”。但这种现象很快就受到了应有的批评或纠正，存在的时间较短，虽有不利影响，但还尚未形成足以阻碍旧剧改革的力量，传统戏的收集、整理和改编工作，还是在时起时伏的情况下长期坚持下来，并不断取得许多成果。1951年，中南区第一届戏曲观摩会演在武汉举行，河南省代表团参加的节目为《投衙》、《祭塔》、《三回头》、《三指袖》、《洛阳桥》、《闫家滩》、《别府骂相》等。1956年12月18日——1957年1月15日， 河南省首届观摩演出大会举行。在大会上演出的剧本荣获一等奖的有《穆桂英挂帅》、《司马貌告状》、《王金豆借粮》、《滚鼓》、《闫家滩》、《下陈州》等。1959年9月份举行的河南省第二届戏曲观摩会演大会上， 传统剧目《破洪州》、《风雪配》、《草人媒》、《无佞府》、《劝邻》等剧目获奖。《王金豆借粮》、《货郎翻箱》、《三哭殿》等则是河南省首届青年演员会演上的优秀剧目。经过整理、加工的传统戏大大提高了思想性和艺术感染力。河南当时著名的演员都有自己经过加工提高的代表性传统剧目。比如常香玉的《拷红》、《白蛇传》、《花木兰》，陈素真的《三上轿》、《梵王宫》、《宇宙锋》，崔兰田的《桃花庵》、《秦香莲》、《三上轿》、《卖苗郎》，马金凤的《穆桂英挂帅》、《花打朝》、《对花枪》，闫立品的《秦雪梅》、《藏舟》、《碧玉簪》，申风梅的《收姜维》，毛爱莲的《火焚绣楼》、张新芳的《陈三两爬堂》、王秀玲的《风雪配》、唐喜成的《三哭殿》、李斯忠的《司马貌告状》、高兴旺的《推磨》等，经过加工整理的传统剧目大多删去了情节结构上多余的枝蔓，使剧情更紧凑完整，原剧本中凶杀、色情、封建迷信等不健康内容大部分改掉，并使戏剧语言更为精炼、规范，地方戏中经常存在的文词不通、粗糙庸俗的现象大为减少。其中的优秀剧目还显示出改编者能以新时代的目光使剧中人物关系更为合理，主题更集中凝炼、社会意蕴更为浓厚，从而使新修改的传统剧目和旧本相比有脱胎换骨之变化，有了质的飞跃和升华，文学色彩更浓，艺术品位更高。为了收集，整理和修改加工传统剧目，许多艺术家，特别是剧作家们，做了许多辛勤工作。作为收集、理事和修改加工传统剧目的专门机构——河南省剧目工作委员会（其前身为河南戏曲改进委员会），更是作了大量工作。经过多年辛勤努力，这个部门收集了大量河南各剧种的剧目，许多濒临失传剧目得到抢救，一些已经失传的剧目又得以恢复。领导和参与这一工作的人员中象冯纪汉、王镇南、郭文灿、张鹏以及许多剧目工作者为此作了可贵贡献，功不可没。
河南戏曲文学素以农村题材见长。1952年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农村题材更受到剧作者的重视。探索农村问题，反映农村生活，成为河南戏剧创作的主要内容。在互助合作化运动中，入不入社，走什么道路，成为农民中的热点问题。话剧《不能走那条路》（李准原著，李瓴编剧）、话剧《处处是春天》（王燕飞编剧）、《人往高处走》（杨兰春、郭文灿改编）、《赶脚》（李瓴编剧）、《扔界石》（侯喜旺编剧）是这一时期反映农村现实的优秀之作。这些剧目都提出了农村走什么道路的尖锐问题，表现了新社会农民在党教育下摆脱小农经济束缚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崭新意识。虽然在今天看来，这些剧目中涉及的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大问题上，认识和表现都不大准确、科学。但作品中赞扬的当时党和群众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执著追求，对消除两极分化、走共同富裕道路的高度热情却是难能可贵的。《不能走那条路》等反映互助合作运动的剧目没有粉饰、歪曲当时存在的历史现象，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社会主流思想意识和群体行为，所以才成为一面镜子，提供了我们认识当时社会生活的宝贵形象资料，因而具有历史意义和认识价值。今天重新来读这些作品，重温那段历史会引起我们深层次的思考，对已经过去了的昨天会有清醒的认识，会更加理解今天的来之不易。象《不能走那条路》、《处处是春天》等作品中的主要人物，都是对党、对社会主义充满了浓厚的感情和极大的忠诚，他们为着理想积极工作，艰苦奋斗，他们身上所体现的思想品德和精神境界是作者们依据社会生活所提炼创造出来的艺术美，即令今天读来，仍具有一定的美学意味和感染力。
经济体制的剧变，引起广大农村天翻地复的变化，广大农民从观念到生活也都随之变迁，不断升腾的希望与尖锐的社会冲突使新生活多彩而丰富。河南的剧作者从火热的农村生活中撷取了许多素材，编写了一大批新剧目。又因为对文艺与政治、传统与现实、继承与发展方面的相互关系认识上的偏差，愈接近六十年代中期，传统戏愈受到排斥，而现代戏的热情则愈来愈高，这为现代戏的大量涌现提供了机会。为了提倡现代戏创作与展示现代戏创作的成果，从1958年到1965年，短短8年间，河南省举行了6次会演。1958年12月，河南省现代剧目汇报演出大会上，《朝阳沟》、《比比看》、《新的开端》、《光荣李大娘》、《涧河飞上邙山岭》等剧目作了汇报演出；1959年9月， 河南省第二届戏曲观摩会演中，现代戏《黄继光》、《向秀丽》、《林海雪原》、《冬去春来》等参加了演出，当年还举办了河南省越调会演。1960年6月， 河南首届青年戏曲演员会演大会选拔出现代戏《掩护》、《一串钥匙》赴京演出，1964年6月，河南省京剧团以三个小戏《好媳妇》、《红管家》、《掩护》赴京参加全国京剧现代戏会演；1964年6 月，河南省第二届现代戏观摩会演举行，参加演出的现代剧目有《瘦马记》、《刘氏牌坊》、《碧海银花》、《阳春姑娘》、《在两条战线上》、《贫农代表》、《金色的种子》、《巷道战歌》、《煤城双鹰》、《卧龙坡》、《银花曲》等。会演期间，河南豫剧院一团向大会展览演出了《李双双》。1965年9月， 河南省参加中南区戏剧观摩演出的全部剧目在郑州进行汇报演出，主要剧目有《人欢马叫》、《游乡》、《扒瓜园》、《传枪》、《打牌坊》、《杏花营》、《一棵树苗》、《一笔贷款》、《掩护》等剧。在“文革”前夕，河南戏剧创作中还出现以下较有影响的现代戏：《卖箩筐》、《夫妻俩》、《清凌渡》、《下乡》等。
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河南戏剧创作呈现特别活跃的景象，数量多、影响大，特色鲜明，在全国赢得较多声誉，并有“戏篓子”之称。这一时期产生的大量剧目有三类：一、思想性、艺术性结合比较完美甚至成为保留剧目的现代戏，如《朝阳沟》、《刘胡兰》、《掩护》、《游乡》、《李双双》、《瘦马记》、《人欢马叫》等。这些剧目从内容上看都是时代风云启示，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并对生活素材的开掘较深，提炼、加工程度较高，发挥了戏剧特别是地方戏曲的长处，思想性艺术性都有新的突破，是群众此较喜闻乐见的剧目；二、以反映新时期争夺青年一代的阶级斗争为主要内容的豫剧《社长的女儿》（张宇瑞编剧），在1963年一出现就迅速轰动剧坛，传遍全国。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有200多个剧团上演该剧。和此剧相隔不久， 还有一个剧目在当时产生过轰动效应，那就是豫剧《焦裕禄》。据统计，当时有一天单河南本省就27个剧院同时上演这个剧目。当然，这个剧的轰动效应反映了人民群众对焦裕禄的崇敬爱戴以及对焦裕禄体现的与人民血肉相连、艰苦奋斗精神的呼唤。三、由于缺乏经验和科学精神，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也曾出现过盲目、浮夸现象；由于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形势的错误估计，政治也出现过多次失误。加上文艺政策上对服务政治的片面理解，失误和扭曲的现象必然会在文艺上有所反映。在河南戏剧中出现的《零的故事》、《百丑图》等是典型的配合中心的产物。而愈接近文化大革命，这种失误和扭曲的文艺现象就愈突出，戏剧剧目中家《斗书场》、《砸牌坊》、《沙岗村》等由于对阶级斗争形势的描绘偏颇以至错误而留下许多教训。
建国后的前十七年，河南的戏剧文学实为1917年以来河南戏剧文学创作发展的一个新高峰，《朝阳沟》（杨兰春编剧）则是这个新高峰中一朵最鲜艳的花朵，该剧创作的成功标志着河南现代戏创作的成熟，它那趣味盎然的剧情，鲜明的人物个性，通俗而又富有机趣的语言，那极富有地方特色的人物造型和舞台动作，集河南戏风格之大成，并由它蔚成一代风气，影响了一个时期河南的戏曲风貌。《朝阳沟》一剧在剧本文学、导演、音乐、舞美等方面所做的改革创新及其经验，对于推动河南戏剧的改革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它的演出场次之多、观众数量之大、社会影响之广泛，都是河南戏剧史中不曾多见的现象。1964年元旦之夜，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彭真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中南海怀仁堂观看豫剧《朝阳沟》的演出，并接见全体演职员，对《朝阳沟》的创作与演出的成功予以充分的肯定与赞扬，更增大了该剧的社会影响。
《朝阳沟》的作者杨兰春1920年10月出生于河北省的武安县，幼年曾在乡戏班学过武安落子。1938年投身革命，在部队长期从事过文化宣传工作。党的教育和革命生活的锻炼，使他具有利用文艺为群众服务的信念和热情，不断深入生活、深入群众，成为他创作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特点。作为戏曲现代戏的创作者和组织者，他本人或与他人合作先后创作、改编了《小二黑结婚》、《刘胡兰》、《朝阳沟》、《冬去春来》、《李双双》、《朝阳沟内传》等现代戏剧本，导演过近百部剧目，其中多数是现代戏，也有改编、整理的传统戏和新编历史剧。杨兰春集编剧、导演、领导于一身，和河南豫剧院三团的同志们在一起，长期坚持编演现代戏，在戏剧反映现代生活及对豫剧的革新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被人们称为豫剧革新的“主将”与“功臣”。
在这一时期，对河南戏剧创作做出突出贡献的还有当代著名小说家李准。李准原姓木华犁，蒙古族人，1928年5月17 日出生于河南孟津县下屯村。李准从小就喜欢戏曲，他会背诵几十出戏曲的台词，年轻时曾为业余剧团写过曲剧本子《陈步云中状元》。李准对河南戏剧的贡献，首先是通过小说为戏剧提供了许多题材和人物形象。他的许多小说因为具有戏剧性，人物个性鲜明，语言生动，很适于地方戏演出，所以很多都被改编为戏剧。象《不能直那条路》、《耕云记》、《一串钥匙》、《瘦马记》、《李双双》、《大河奔流》等。特别可贵的是，李准同志还亲自参加剧本创作。经他亲手修改编写的剧目如《土专家》（和王燕飞同志合作）、《杏花营》（和杨兰春、段签法）、《耕云记》（和程广、王景中、赵藉身合作）、《石头梦》（和赵藉身合作）、《李双双》（和杨兰春、赵藉身合作）。李准以他小说家的眼光和对戏剧的熟悉，通过戏剧创作活动，不仅及时迅速地反映着时代，而且不断为戏剧塑造出崭新的人物。他对生活的深刻认识，使他笔下的戏剧作品也具有丰厚的思想内容，他刻划人物个性的高度技巧，使戏剧人物性格鲜明，栩栩如生，他对乡土语言的熟悉和提炼语言的功夫，又使戏剧语言更为生动幽默，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可以说，作为著名小说家的李准，对于河南戏剧创作做出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在河南戏剧的发展史上曾经起过重要的作用。
2 十年动乱（也即所谓“文化大革命”时期）， 河南的戏剧事业受到很大的挫折。“样板戏”成了一统天下，传统戏甚至建国后创作的优秀现代戏也被视为毒草，受到批判，被赶下舞台；许多剧作家、艺人被批斗，艺术创作的权力被剥夺，戏剧界混乱一片，艺术创造力受到极度削弱，根本无所谓创作可言。
江青看到了《朝阳沟》在群众中的极大影响，为篡夺其成果，则指令河南遵照他的旨意对《朝阳沟》加以修改，妄图使之成为又一个所谓“样板”。这理所当然地受到参与修改的剧作者们采用积极或消极的不同方式的抵制，虽经多年修改，终因思想艺术观念所限，加上河南文艺工作者和群众不予接受，而不成气候，随生随灭，成过眼烟云，数易其稿而终不达江青之意。
由于文化禁锢政策的不得人心，更由于“四人帮”反动政治的需要，后来“四人帮”强令戏剧界创作反映“文化大革命”、歌颂“新生事物”，揭露“走资派”的剧目。河南的剧作者虽然受到“四人帮”文艺政策的迫害与毒害，但绝大多数剧作者出于对“四人帮”的痛恨与不满，真正按照“四人帮”旨意去创作的人数很少，在创作中涉及尖锐政治问题、激烈冲突的不多，而较多的选取家庭矛盾、生产冲突或革命传统题材。比如1973年4月，河南省举办的戏剧创作剧目调演中的一些剧目， 象《百将渡》、《山鹰》、《前进路上》、《点点红》、《柜台内外》。这些剧目虽也程度不同打上了特殊时期的特有印记，但剧中提倡的知识分子走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公而忘私、爱国主义、艰苦奋斗精神等，都还具有一定教育意义。这次汇演后，河南从汇演剧目中选取《柜台内外》和《战旗永红》赴京参加了全国调演。“四人帮”为了加紧推行其反动文艺政策，对和他们文艺政策稍有不合的戏剧作品也不放过，大肆挞伐。紧跟形势进行创作成为一股存在很长时间的文艺风气。 1976年6月，河南省举办了“农业学大寨”剧目专题调演，《五代井》、《英雄岭》、《双锁门》、《伏龙岗》等剧目参加演出。同年7 月河南召开剧目创作会议，要求大写同“走资派”作斗争的剧目。因为“四人帮”即遭覆灭，这类剧目尚未出笼便自行消亡，幸未酿成大乱。
3 1976年“四人帮”被粉粹之后，经过拨乱反正， 文化专制主义被彻底清除，曾在十年动乱中被禁演的传统戏与现代戏纷纷恢复演出，在较长时间内戏剧舞台方面出现演出传统戏的热潮。演出场次较多，影响较大的剧目很多，如《拷红》、《花打朝》、《大祭桩》、《穆桂英挂帅》、《抬花轿》、《桃花庵》、《秦雪梅吊孝》、《寇准背靴》、《秦香莲》、《李天保吊孝》、《收姜维》、《小二姐做梦》、《王金豆借粮》、《打金枝》、《白奶奶醉酒》、《卷席筒》、《风雪配》等。因为传统戏受到群众的喜爱与演出的需要，许多剧作者投入到对传统戏的加工整理工作中，并取得显著的成绩。在这方面，成就最为显著的则是豫剧《唐知县审诰命》（赵藉身、崔承海、黄同甫改编）的修改工作。剧中塑造的七品知县唐成官职虽小却敢于清算诰命夫人的罪行，宁愿丢掉乌纱帽也要为老百姓伸张正义。剧中提倡的这种斗争精神正和当时社会需要相吻合。在观众中引起巨大反响。经过修改的剧本情节更为完整，唱词更精炼生动，特别是主要人物唐成的道白、唱词幽默风趣，富有个性化，产生很强的喜剧效果。剧中唐成的一句话：“当官不与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传遍全国、家喻户晓。和传统戏最相接近的艺术形式是新编历史史剧、历史故事剧、神话剧等。河南戏剧界在文化革命前就有从事新编历史故事创作的传统，也积累了一些好经验，如曲剧《洛阳令》（路继贤编剧）就曾在全国传唱，具有一定影响。又如曲剧《红楼梦》（岳军、许寄秋、徐玉诺、张录编剧），因编演成功，刚上演时仅在郑州一剧场即连演200余场。粉碎“四人帮”不久， 新编古装戏剧历史剧的大量出现成为一种突出的戏剧文化现象。比较有影响的新编古装戏或历史剧如《冯玉祥政变记》、《长剑歌》、《腹鞟斩子》、《攀龙附凤》、《小包公》、《程咬金照镜子》、《包公碑》、《包公赔情》、《刎经堂》、《血溅乌纱》、《齐桓公之死》、《金鸾禧》、《斩御史》等。豫剧《血溅乌纱》中的主要人物严天民因误判而自裁的行为虽引起评论界的不同评价，但剧中提倡的秉公执法行为，却是在社会上出现不正之风情况下急需的精神品质，所以虽有缺点却呼声甚高。神话剧《西湖公主》（王中民编剧）的神话题材、天上地下多变的空间，乘云驾雾来去自由的神仙人物，都为艺术革新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在新编历史剧创作活跃的同时，还存在一种争议较大的戏剧现象，即连续戏（有的称“连台本戏”、“后传戏”、“续戏”等）的创作。这种创作现象多是选取演出比较成功、群众欢迎的名剧作为母本，利用其中人物关系和主要人物使剧情再次向前发展结构新的故事，演出新的篇章，这类作品如《青蛇传》、《卷席筒续集》、《秦香莲后传》、《七品芝麻官后传》等。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河南现代戏创作又开始活跃，并在八十年代中期达到新的繁荣。早在1977年，省豫剧一团就排演了新编现代戏《铁马奔腾》、《春风送暖》。1979年3月，省文化局为筹办建国30 周年戏剧献礼而举办“预选”演出，剧目有《霜晨花》、《梅菊根》、《烛光》、《怪胎》、《逼婚》、《父子心》、《换表》、《出诊》、《有礼有理》、《赶集》、《战地重逢》、《彭雪枫》、《箭山堡》、《呼伦河畔》、《母女行》等，其中现代戏《逼婚》赴京演出。当年12月，省豫剧三团上演了大型现代豫剧《谎祸》。1982年9月， 剧本《人的质量》、《洛河儿女》获河南省1981年优秀文艺作品奖，省豫剧三团应邀赴京为中共“十二大”代表和首都人民演出杨兰春新编现代戏《朝阳沟内传》。1983年10月河南省举办现代戏调演，演出剧目有《倔公公偏遇犟媳妇》、《儿女传奇》、《旋风》、《春暖花开》、《岗九醒酒》、《舞台上下》、《抬头见喜》、《邻里之间》、《鸡婆杀鸡》、《大鼓春秋》、《第七次相见》、《巧女难嫁》、《杨大娥入院》、 《双美赞》等。 1984年10月，河南省举办第一届戏剧大赛。现代剧目得奖者为《十五的月亮》（一等）、《拾来的女婿》（二等）、《妙龄女郎》（三等）。1988年7月， 河南省第二届戏剧大赛中获优秀剧本奖的剧目有《司文郎》、《水上吉卜赛》、《归来的情哥》、《母女怨》、《依依桃叶情》。1990年举办的河南省第三届戏剧大赛中以下剧目获优秀剧本奖：《命根》、《焦裕禄》、《闯世界的恋人》、《公仆》、《不灭的火炬》、《古槐案》、《铁箭关》、《高门楼低门楼》、《黑娃还妻》、《杨三倔与马蜂窝》。在这一时期，新创剧目有较大影响的还有许多，如《儿大不由爹》、《乔老板的烦恼》、《软枣问案》、《金鸡引凤》、《锅碗瓢盆交响曲》、《糊涂盆砸锅》、《爱的脚印》、《老拳新传》、《小白鞋说媒》等。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河南戏剧创作呈现了新的繁荣景象，具体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第一、优秀之作数量多、影响大。“四人帮”一被粉碎，人们对刚刚过去的历史留下深深的遗恨，竭力寻求出现这场灾祸的深层次原因，希望通过历史回顾吸取教训根除祸端。在这方面，寓居外省的我省剧作家白桦做出了突出贡献。他原名陈佑华，1930年11月20日生，河南信阳市人，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政治部话剧团编剧。1946年开始文学创作，曾从事过小说、诗歌、散文、电影文学等多种文学体裁的创作活动。戏剧创作则以话剧为主。主要作品有《象他那样生活》、《红杜鹃、紫杜鹃》、《曙光》、《今夜星光灿烂》等。在河南剧坛也很快出现了揭露“左”的危害的剧目，如《怪胎》、《谎祸》、《犯人李铜钟》等。先后举行的几次戏剧调演、大赛中参赛剧目数量多，一些优秀剧目得奖后又拍成电影、电视剧，影响更为扩大。
老剧作家杨兰春的《朝阳沟内传》则是最早获得全国反响的优秀剧作。剧本采用连续剧的形式，使《朝阳沟》剧中的主要人物栓保和银环在新的时期有了新思想性格行为。剧本仍保持了《朝阳沟》场面热闹、人物个性鲜明、语言朴实生动的特点，在戏剧风格上仍保持了《朝阳沟》剧中的喜剧特色，但对人物和社会的理解都有了较大变化，增加了思想深度和时代感，在河南戏剧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较大的影响。
话剧《十五的月亮》全国许多话剧团争相演出，河南省话剧团、开封市话剧团、郑州市话剧团带此剧目至外省演出，普遍受到欢迎，成为河南话剧在本时期最精彩、最动人的一幕。
此一时期河南还有一个轰动全国的剧目——豫剧《倒霉大叔的婚事》。这个剧目曾先后六易其稿。剧本以《人欢马叫》的续戏进行编写。纯朴厚道而有强烈时代气息的人物，极富新鲜感和现实感的独特的事件，加上浓厚的乡土气息和幽默风趣的人物语言，使该剧既有较高的教育意义，又具有较强的观赏性和娱乐性，演出所到之处掌声四起，大受欢迎。此剧演到北京，得到文化部的嘉奖。
八十年末期，在河南戏剧舞台上，时代英雄形象的塑造又呈现出新的气象。由暴风、齐风林编写的豫剧《焦裕禄》，是许多同类题材的佼佼者。该剧在克服“高、大、全”创作思想束缚，有血有肉塑造人物、突出人物个性方面都有新的探索。1990年4月9日，开封市豫剧团在中南海礼堂上演该剧，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和李瑞环、宋平、李铁映等领导同志观看演出并接见演员，祝贺演出成功。
第二、此一时期的戏剧剧目题材丰富，内容多样。既有河南戏剧出现较多的农村题材，也有工业题材，如《铁马奔腾》等，革命传统题材《老拳新传》、《神秘的古城》等，揭露社会尖锐矛盾，特别是抨击不正之风的新作《劳资科长》、《十五的月亮》等，还出现地方戏对外国剧作的改编演出，如豫剧《罗米欧与朱丽叶》。由于计划生育工作的加强，对现实生活影响的增大，反映计划生育题材的剧目越来越多，出现的好剧目如《男女都一样》、《春暖花开》、《酸枣岭》、《杨大娥入院》、《五十大棒》、《家家都有难念的经》等。
第三、创作主体意识增强，剧作风格也多样发展。此一时期配合中心、图解政策的创作少了，作者多选取自己熟悉、感受较深的题材创作，注入更多的个人见解、探索及思想倾向和爱憎情感。随思想情感不同，创作手法也呈多样性。虽然河南戏剧原有的粗犷火爆特色还占主导地位，但文雅细腻、清新优美的风格也在形成中。
第四、艺术质量整体水平有所提高。从整体上看，此一时期的剧作。土气现象少了，用词的贴切、唱词的文雅工整，结构谨严多样也较为普遍，文学色彩较浓。以1984年举行的河南第一届戏剧大赛为例，参赛的剧目大多剧场效果强烈。在大赛期间，不少剧目就已显出较高的票房价值。这也是粉碎“四人帮”前后不很常见的戏剧现象。先后有多台戏到外省演出，象话剧《十五的月亮》、豫剧《倒霉大叔的婚事》、《西湖公主》等，它们都受到了所到之处观众的欢迎和赞扬。但此一时期的河南戏不足的是：艺术上有重大突破，思想有能震撼人心的作品寥寥可数，典型的富有时代特色的形象也不多，能够留传后世，常演不衰的精品也为数太少，特别是烩炙人口、众人传唱的优美唱段还未曾出现，可谓重大缺陷。因此，进一步提高河南戏剧创作水平是一个现实的迫切问题。
本文为《河南新文学大系·戏剧卷》序言的一部分
收稿日期：1995—0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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