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与苏联解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主义论文,苏联解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03)05-0091-05
苏联解体是20世纪的一个重大事件。作为世界社会主义的一支重要力量，苏联的解体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十多年来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分析了其中的原因，并得出了一些有益的结论，从而使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更为深刻。
应该说，苏联解体的原因诸多。我认为民族主义的影响及其所引发的民族问题是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
一、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发展
何谓民族主义并没有统一的定义，学者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发表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看法。但不管把它看作是一种思潮，还是一种运动，或其他特定的内涵，我们都不能否认其在国际政治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正如有学者指出的：“20世纪的历史实际上就是民族主义通过作用于各种超民族的意识形态对世界格局进行重构的历史。”（注：资中筠《国际政治理论探索在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1页。）同样，民族主义的这种强大影响力也作用于前苏联的解体中。
出生于苏联格鲁吉亚、后来移居法国的“斯大林问题专家”埃莱娜·卡雷尔·唐科斯就认为民族矛盾将最终拖垮苏联。在其所著的《分崩离析的帝国——苏联国内的民族反抗》一书中，坚持认为，在苏联面临的所有问题中，最急需解决而又最难解决的是民族问题，正是苏联的民族矛盾得不到妥善解决使苏联分崩离析。国内也有学者指出：苏联群雄争立、各自为政的原因首先在于国内民族问题危机。（注：东方谋略文化研究发展中心编著《从联盟到独联——一个帝国的衰亡》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17页。）
一般而言，民族主义产生于资产阶级革命以后的西欧，但任何一个民族的思想深处都存在着民族主义情绪。而民族主义又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形态，对此学者们也有许多不同的看法。（注：彭萍萍《民族主义研究综述》，载于《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年第1期。）
谈苏联时期的民族主义脱离不了俄罗斯历史上民族主义的发展。别尔嘉耶夫曾阐述俄罗斯民族主义思想有两个主要部分：一是俄罗斯民族特有的使命感，即弥赛亚意识，一是他们对斯拉夫特性的界定。俄罗斯民族主义认为俄罗斯民族生来就担负着弥赛亚使命，对世界负有特殊的责任。这一方面与它的斯拉夫特性有关，同时与俄罗斯民族整合的特殊道路，也就是俄罗斯帝国的发展道路密不可分。在沙皇帝国扩张的过程中，俄罗斯民族主义不断发展，并在19世纪在面临西方思潮的冲击下，建立了完整的理论体系，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斯拉夫思想的形成标志着俄罗斯民族主义在理论上的完成。这一思想在抵制西化思潮的侵蚀，树立俄罗斯民族自信心方面具有积极意义。但后来随着沙皇统治的加强，统治阶级改造斯拉夫思想，使之变为“御用”的理论，从而成为他们对内残酷统治、对外大肆扩张的舆论工具。这样，在大贵族和大地主们的炮制下，俄罗斯民族主义逐渐发展为大俄罗斯主义，鼓吹优越的俄罗斯文化，鄙视或忽视其他民族的文化。这在以后的历史中被继承下来，并继续发挥着重大而绝非积极的影响。苏联的解体也是因受到这方面遗毒的毒害。
作为有着120多个民族的前苏联来讲，民族主义在那里的表现是多种多样的，影响也是广泛存在的。
有人分析，前苏联国内的民族矛盾大致有三种类型：一是俄罗斯民族同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俄罗斯人经常被少数民族指责为有殖民倾向，搞大俄罗斯主义或民族沙文主义。而俄罗斯人则认为，多年来是他们承担着对其他民族的义务，而最后却是自己吃力不讨好，反而被人抱怨，由此产生了一种想分家单干的思想。第二是各加盟共和国之间和加盟共和国内部各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第三类矛盾是一些加盟共和国的独立倾向严重。由于民族诉求的不同，我们可以将它们分为两大类型：一是大俄罗斯主义，二是各地方民族分离主义。分析这些民族分离主义的状况，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民族主义对苏联解体的影响。
二、苏联民族主义产生的原因
前苏联之所以存在民族分离主义并能产生如此巨大的作用，原因如下：
首先，从横向的角度看，民族分离主义是作为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对立物而存在的。大俄罗斯主义来源于俄罗斯民族主义，其内容是宣扬俄罗斯民族的优越性以及上天赋予的神圣使命，从而使其他民族臣服于俄罗斯，并心甘情愿地接受俄罗斯的统治与剥削。这样，大俄罗斯主义逐渐发展为为沙皇专制制度压迫和奴役其他民族，推行俄罗斯化政策服务的工具，是一种特别危险的民族沙文主义。与之相反，各地的其他民族主义的产生与发展则是针对大俄罗斯主义的，是其他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遭受沉重压迫，从而对大俄罗斯民族产生不信任和猜疑，并要求民族分离和民族独立自主而表现出来的一种民族主义情绪。从这一角度来看，各地的民族主义是针对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一种防卫形式。也就是说，正是因为大俄罗斯民族对其他民族的长期压迫，使它们产生了强烈的独立自主的愿望。
其次，从历史上看，民族积怨已深。苏联的前身是沙俄帝国。早先的沙俄帝国是由最初的莫斯科公国向外不断扩张而逐渐形成的。在这个过程中，它先后征服了100多个民族，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两大洲的庞大帝国。沙皇政府对广大非俄罗斯人民用各种手段进行压迫、剥削，或制造民族纠纷，从中渔利，或直接掠夺，高压控制，实行残酷的民族压迫。所以在列宁眼里，沙皇帝国就成了“各民族人民的监狱”。这样势必会留下许多历史问题。
而苏联建立后不仅继承了这份历史遗产，而且面临同样的情况。作为一个多民族的联邦制国家，苏联境内大小民族多达120多个，共分属于15个加盟共和国，加盟共和国是以诸民族中较大的民族为主体，其他较小民族参加组成的。一些较小民族按其地域大小、人口多少在加盟共和国内分别组成“自治共和国”、“民族自治州”等。在组成加盟共和国的较大民族中，俄罗斯人最多，约1.5亿人，乌克兰人次之，约0.5亿，加上同属斯拉夫族，血缘、语言、宗教相近的白俄罗斯人0.1亿，共占苏联人口的70%。组成中亚五国的主要民族是哈萨克、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土库曼和塔吉克族，约占苏联人口的20%。组成南高加索三国的分别是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族，约占苏联人口的3%。组成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的分别是立陶宛、爱沙尼亚、拉托维亚族，约占苏联人口的7%。这些民族的语言、风俗、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等都迥然不同，各有各的发展过程和历史渊源，造成了千差万别的特点。如此众多的民族和如此复杂的历史背景决定了苏联解决民族问题的艰巨性。一方面它们之间的一些历史积怨长期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另一方面虽然十月革命后列宁推行各民族平等自主的政策，建立了统一的苏维埃联盟，此后的苏联领导人也采取措施缓和民族矛盾，但也出现了多次重大失误，结果在旧的矛盾基础上又增加了新怨，问题更加积重难返。加上民族自治地区自身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状况一直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一些相对落后的民族自身利益往往受到侵犯。只不过，在戈尔巴乔夫之前的几十年里，人们或有意回避或不敢提起这些敏感问题，而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思想解除了人们这方面的禁忌，同时承认各民族、各自治州、共和国有自己的特殊利益，诱使那些多年被掩盖的问题在一定条件下突然爆发，其影响是人们始料未及的。
另外，关注一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时加盟国加入的情况也有助于我们加深对问题的认识。1922年苏联刚刚成立时，参加联盟的只有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南高加索联邦四个加盟共和国。其余都是后来加入的。其中中亚五国是20年代中期成立并加入的，波罗的海三国是1940年并入的。这其中有一些曲折的经历，后来一直成为民族问题的焦点地区。
——南高加索三国于1922年底作为外高加索联邦成员国加入苏联，是苏联最早的联盟共和国。但根据斯大林的“自治化”方案，外高加索只能作为联邦整体加入，三国则以“自治共和国”而不是“加盟共和国”身份加入苏联。这样，三国实际上被降了一级，不能与俄罗斯联邦等处于同等地位。三国一致反对这一做法，提出民族平等和自主的要求，从而爆发了历史上有名的格鲁吉亚事件。当时列宁非常同情和支持它们，严厉批评了斯大林在民族问题上的简单粗暴方法。但由于他生病，斯大林掌握了实际大权，置列宁的批评于不顾，坚持原来的做法。在1923年的俄共十二大上，主张平等入盟的格鲁吉亚党的领导人被打成了民族主义集团，遭到批判和撤职，其中的大多数人在30年代的肃反运动中又被枪决，这在格鲁吉亚民族的心灵上留下了难以愈合的伤口。
——首先要求独立并率先脱离苏联的波罗的海沿岸三国是根据《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所附秘密协定划入苏联势力范围而被强行兼并的。1938年10月，根据秘密协定，苏联与三国签定了三国同意给苏联提供军事基地并允许苏联驻军等内容的互助条约。但到1940年6月，苏联突然通牒三国要求其改革政府并保证在其领土上部署苏联军队，并随即占领了三国全境。7-8月，苏联完成了三国的全部人盟工作。在这期间，三国有几十万民族主义者因反对并入苏联而遭枪决、逮捕或流放。苏德秘密协定及斯大林采用最后通牒、武力镇压等粗暴践踏第三国权利的民族利己主义做法为后来苏联解体埋下了极大的隐患。
以上仅仅是其中的两例，而在苏联成立过程中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所以我们可以想像历史问题对苏联民族主义产生的作用。
第三，斯大林体制下民族政策的诸多重大失误也是苏联民族分离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民族问题上，不管斯大林的初衷如何，都使民族关系受到了极大的破坏。一方面政治上的一党执政、个人专权以及民主的缺乏体现在对加盟共和国的集权和控制，使相互之间的不满越来越多。而经济上高度集权和包揽一切的计划经济的实行，一方面造成经济发展的缓慢甚至停滞，使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单一化或畸形发展；一方面又剥夺了加盟共和国应享有的经济自主权利。对民族关系伤害更为严重的是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和强制推行俄罗斯化政策。
在语言文化方面，认为俄语是“全人类语言文化的最伟大的成就”，强制推广俄语，力图使俄语成为这个多民族国家的惟一语言。1938年3月苏联党和政府作出决定，规定在各加盟共和国必须学习俄语，在各民族学校开设俄语必修课，而且在对干部的任用上，对只会讲民族语言的干部不予信任。斯大林认为俄罗斯文化在俄国务民族的文化发展上起着主导作用。他对俄罗斯文化的推崇，对掌握俄语重要性的片面宣传，导致了对其他民族文化和语言、历史、艺术的忽视和贬低，使少数民族感到苏联是在强制实行俄罗斯化，因此非常反感。
宗教也往往是各民族相互区别的一个文化标志。苏联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同样存在多种宗教，这对其政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俄罗斯化政策的推行中，对基督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的限制，被视为对其他民族文化的威胁，从而遭到了他们的反抗。这也成为民族主义高涨的一个因素。
在20世纪30-40年代大规模的肃反运动中，联盟政府搞阶级斗争扩大化也冲击到民族问题，甚至对十几个民族包括车臣人、卡尔梅克人、鞑靼人、日耳曼人等采取集体性强制流放措施，剥夺他们基本的公民权和人身自由，从而伤害了他们的自尊心，助长了狭隘民族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
总之，在斯大林、赫鲁晓夫、勃烈日涅夫执政时期，苏联领导人违背列宁的民族政策，其失误所造成的后果一直未能消除。苏联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使各共和国或民族地区之间经济利益上的矛盾和对立加剧。苏联领导人长期以来对民族关系的现状缺乏清醒的认识，误认为苏联的民族问题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片面强调“民族融合”，因此放松了对民族地区的管理，某些地区的民族主义、沙文主义甚至种族主义抬头，在各民族地区出现了一批享有特权的“民族精英阶层”，各民族主义团体则根本不服从党和苏维埃的领导。这些人后来成为摧毁苏联的急先锋。
第四，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新思维、公开性及民主化的方针政策，使得苏联陷入了严重的经济、社会和民族危机。社会舆论和思想的混乱，由于弱化甚至放弃苏共的领导权导致的组织混乱和一定程度的无政府状况，由于政权机构频繁改动导致社会混乱和大量政治投机行为，再加上经济上的混乱和危机局面，苏联的各种矛盾都空前激化。民族矛盾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摩根索认为个人的不安全感是导致民族主义乃至极端民族主义出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他认为个人对国家感情的深与不深，同该社会的稳定与否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一个社会越是稳定，其成员的安全感越大，个人的感情要在激烈的民族主义中寻求发泄的机会就越小。反之则越大。在他看来，现有的社会结构的接替、个人的不安全感和社会的不稳定为民族主义的产生提供了温床。这一理论对解释当时苏联的状况是非常有说服力的。
另外，自1985年上台以后，戈尔巴乔夫并没有对民族问题给予更多的关心和重视，在这一点上他犯了同斯大林以来的各届领导人一样的错误，即以为苏联的民族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但事实恰恰相反，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苏联的很多民族地区出现了异常复杂紧张的局势。进入90年代以来，苏联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国内民族沙文主义极端情绪和分立主义倾向已到空前严重的程度，致使苏维埃联盟的存在和发展受到极大的威胁。也就是说，在戈尔巴乔夫当政的6年多时间里，苏联由于民族分离主义崛起、泛滥而导致联盟瓦解。对此，戈尔巴乔夫本人也有过表述。2001年8月15日他在一家意大利报纸上发表的文章《政变后的十年——从过去吸取教训》中写道：“改革触及了我们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在各民族之间的关系领域也激起了汹涌波涛，提出了联盟国家的命运问题。必须承认，我们没有立即估计到在这方面所积累下来的问题的全部尖锐化。但是我们承认（虽然是迟了一些）：苏联按其过去的形式并不是真正的联邦，它已经过时；只有通过对它进行深刻的改革，使之成为独立国家联盟，才能保持联盟。我今天仍然相信，本来可以做到这一点，本来可以保持联盟。”（注：李兴耕等编《前车之鉴——俄罗斯关于苏联剧变问题的各种观点综述》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8页。）
最后，从国际上来看，世界格局的变化也成为此次民族主义浪潮涌起的非常适宜的外部环境。在战后美苏对峙的格局下，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对立居于主导地位，世界各地的民族矛盾都受制于冷战格局，因此在冷战机制下民族矛盾、宗教冲突等都退居次要地位或仅是时隐时现的潜流。从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开始，随着意识形态的对抗日趋缓和，阵营界限的逐渐模糊，原来的集团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基础和意义——对付想像中的共同敌人，维护集团成员的共同利益——而迅速瓦解，各个国家和民族得到了充分地自我发挥的政治环境，于是国家和民族自然地成了新的考虑对象。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使国内矛盾顿时凸显出来，民族主义情绪随即高涨起来，并汇成一股强大的洪流最终冲垮了苏联社会主义的堤坝。
另外，从全球来看，民族主义的崛起有着极为特殊的历史背景、即席卷全球的国家危机。而苏联国内民族分离主义的高涨还源于各民族对苏联国家的合法性问题的反思。国家的合法性有多种来源，其中民族认同是最基本的。作为意识形态的一种，民族主义具有极强的倾向性、情绪性，常常表现为热爱祖国、维护民族利益，捍卫民族生存。这一切就是通过国家和国家权力的合法性来实现的。一旦各民族发现国家已经不能代表它们的意愿，不能维护它们的利益，就会产生对国家合法性的怀疑，从而使国家的存在产生危机。苏联解体之前就面临这样的困境，它已经不能维护各民族的利益了。而民族主义一旦和国家行为结合起来，就非常具有实用主义的特点。它能够组织现代性的政治运动以及各种以政治权力为诉求的社会运动。有学者分析，多民族国家之所以容易出现政治合法性的危机，是因为各个民族经常把对本民族的认同放在首位，而对超越民族界限的集体认同不感兴趣。政治认同是建立在民族这个集体还是民族共同体这个集体上，所产生的效果是不同的。法国社会哲学家雷蒙德·阿伦曾经提出过两个国际体系的模式，即同质体系(homogeneous system)和不同质体系(heterogeneous system)，并指出在同质体系中，各国属于同一类型，即使内部存在冲突，也不会涉及到分裂的问题；但在不同质体系中则相反，因为是根据不同的原则组织起来的，所以非常容易分裂。对多民族国家的政治稳定来说，民族问题遵循了同样的道理。苏联人民的童话只是苏联统治集团的一厢情愿，并没能成为各族的共同要求，相反，现实生活中各个民族之间存在的语言、宗教以及其他因素成为催生民族主义的渊薮。
而且，各种外来势力对各少数民族的拉拢、争夺也成为其中的重要外力。因为人们的民族自我意识，即从属于某一个民族的意识，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稳定性，即使民族的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甚至民族共同语言等特征都已发生了变化，但民族自我意识仍然会存在，并成为维系民族的重要因素。比如前苏联中亚穆斯林国家民族主义观念的上升就是如此。它们的主体民族都是突厥语族，虽然在苏联这么多年的统治下，不可避免地受到俄罗斯民族的影响，但鉴于在血缘、地缘、宗教、文化和习俗上的密切联系，其民族认同感就益发强烈。哈萨克斯坦的民族主义组织——阿拉什就持有明显的泛突厥主义观念，宣称其宗旨是建立“伟大的突厥斯坦”。这样就给了土耳其以可乘之机，认为这是泛突厥主义在中西亚东山再起的大好时机。
有人把20世纪世界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比作一次大地震，那么震荡最强烈的地区便是以苏联为首的中东欧社会主义大家庭，而震源则是这个大家庭的家长——苏联。1986年12月，哈萨克共和国首都阿拉木图爆发民族骚乱，许多群众和学生走上街头，反对苏共中央解除哈族领导人职务。塔斯社报道说，这些学生是“在民族主义分子的挑唆下上街的”。这一事件敲响了苏联民族问题的警钟。随后，一些地区陆续爆发了一些有关民族问题的冲突和示威游行。1988年一些民族主义性质的地方组织也陆续出现，如爱沙尼亚人民阵线、立陶宛争取改革运动、拉脱维亚人民阵线、拉脱维亚民族阵线等。首先要脱离苏联独立的是波罗的海三个加盟共和国，它吹响了苏联走向解体的号角。给苏联造成致命打击的应当说是乌克兰加盟共和国宜布不参加主权国家联盟而谋求彻底独立。给苏联最后下达死刑判决的则是俄、白、乌三国领导人作出关于组建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决定。随即，苏联解体，代之而起的是有11个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参加的独联体。
三、苏联解体带给我们的启示
苏联解体在提醒人们要充分重视民族问题的复杂性的同时，也给我们一些重要启示。首先，它表明民族的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是关系到国家命运的一个重大问题。民族问题解决的好坏是关系着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其次，对苏联解体原因的分析可以使我们看到当今的世界并不像西方所鼓吹的那样太平。某些西方国家从来都没有放弃颠覆社会主义的野心，它们会利用一切手段、抓住任何机会，当然包括借民族主义之手，来实现这一目的。国内民族问题解决不好就会给它们以可乘之机。所以，一方面我们要对境外的叛国活动和反华势力进行反击，另一方面要对国内存在的民族主义情绪进行正确引导，把它纳入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框架之内。同时对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政策倾斜，加强财政支持，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引进人才、技术和资金。目前我国开展的西部大开发的目的就是促进西部地区的经济建设，提高西部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平。同时，还应该努力做到逐步消除我国各民族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事实上的不平等，承认民族差别，照顾民族特点，正确对待和处理民族矛盾。马克思主义赞成通过各民族的团结、合作和互助，努力消除各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以达到共同繁荣，为民族融合和民族消亡创造条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民族冲突的实质已不是私有制基础上的阶级对立，而是基于民族间差别和事实上不平等引起的民族利益矛盾。一般来说，这种民族冲突往往采取非对抗的形式。表现在现实民族关系中的民族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冲突和文化观念的抵触，特别是各民族独特的语言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都是最为敏感的因素。对这些问题处理不当，很容易造成民族关系上的矛盾和摩擦。而“我们社会主义的民族政策，就是要使所有的民族得到发展，得到繁荣。所以，我们国家的民族政策，是繁荣各民族的政策。”（注：周恩来《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81页。）如果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在民族政策上存在严重失误，对民族问题长期处理不当，加之外部敌对势力有目的地、有计划地挑动、怂恿，就会导致民族矛盾激化，非对抗性的民族冲突就很容易转变为对抗性的民族冲突，造成民族危机渐趋恶化，最终触发政局动荡，国家分裂。
综上所述，不管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是什么，都不可否认民族主义在其中的重要催化剂作用。目前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是多民族的国家，所以正确对待民族问题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对于我国这样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则显得尤为重要。我们应该从原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解体的事实中吸取教训，做好我国的民族工作，防患于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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