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文化传播与编辑出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春秋战国论文,文化传播论文,编辑出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3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1(2003)05-0096-05
一、春秋战国文化传播的社会环境
传播需要环境。春秋战国时期之所以形成文化大传播的态势，就是因为有一个促进史官文化向普及型、开放型文化迅速转变的良性环境空间。
中国早期文明从夏商重巫到西周重史，已逐渐形成史官文化。据《周官》、《礼记》记载，周代已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其职责是：“太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使乎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1](P304)这种建制，一直延续到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列国也都按照周王朝的建制设置史官。史官文化有三个特点：一是学在王宫，贫民百姓没有文化；二是职在史官，史官之外的官吏无权纪录；三是包罗万象，记载涉及国家大事的方方面面，几乎囊括精神文化的全部内容。这些特点，充分体现了史官文化的独占性与封闭性。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史官文化主要不是为了传播，而是为了档案保存和向执政者提供国情咨询。
从史官文化到文化传播，是一个从独占性、封闭性文化向普及型、开放型文化发展的转化过程。这种转化的基本动因，是社会形态和制度转型。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社会转型期。此时，西周时“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一统天下，已日益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混乱局面所取代。代表中央王朝的周室逐渐衰微，四方诸侯势力日益强大，旧的社会规范和社会秩序完全被打破，整个社会面临着大动荡和大分化。这种局面的形成，带来以下几个方面的变化。
首先是史官制度的崩溃与学术下移。春秋后期，宗法世袭的社会制度被打乱，一些弱小的诸侯国相继被大国吞并而灭亡，许多史官也因此不能保持原来的禄位而流散各地；文化为史官垄断的局面因此被打破，学术下移的倾向遂成定势，从而为文化的普及与开放，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其次，官学的衰落与私学的勃兴，使文化普及与开放得以实现。我国自殷周以来，教育从来都由官府所垄断。接受教育的对象是贵族子弟，平民没有受教育的权利。春秋战国时期，王室诸侯忙于战争，无暇顾及学校；奴隶主贵族子弟迷恋腐朽奢侈的享乐，丧失进取的精神和学习的志趣，官学因此开始衰落。官学的衰落，促使了私学的勃兴。私人讲学之风日起，遍及四方各地，开辟了教育发展的新途径。
第三，“士”阶层的迅速崛起，为文化传播造就了规模庞大的生力军。春秋以后，士的成分发生重大变化。除原有的士阶层之外，另有两股势力壮大了士的力量。一是贵族的分化，使得相当一部分没落的上流贵族地位日渐下降，沦落为士；二是平民、小私有者由于有了受教育的机会，纷纷上升为知识阶层。“士”阶层具有积极进取的竞争精神。士的社会地位处于上下交汇的结合部位，这一特定的社会地位，激发他们凭借自己的知识财富去博取名利地位。为了追求“势位富贵”，士阶层纷纷走上历史舞台，以自己的才智横行于天下，用自己的见解、主张、游说于各国诸侯，成为文化传播方面的生力军。
此外，各诸侯国对人才的开发和利用，也为文化传播提供了思想言论自由的政治环境。从春秋末期开始，由于周王室的衰落，失去控制全局的能力，各诸侯国为了巩固和加强自己的地位和力量，十分注重人才的开发和利用。任何学派的学术主张，只要能迎合诸侯的意思便可以得到充分的发展；同时由于诸侯国很多，合则留，不合则去，各家也大可不必委曲求全。这种放言无忌、百家争鸣的政治环境，自然为文化传播提供了自由发展的天地。
总之，社会转型所带来的文化普及与开放、文化传播队伍的壮大以及思想言论自由环境的形成，促进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大传播。
二、从口传文化到书面文化
人类文化依据不同的传播方式，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1.与口语相联系的口传文化；2.与文字相联系的书面文化；3.与大众传媒相联系的电子文化。尽管这一发展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并且在其发展过程中必然表现为不同传播系统的交叉与叠加，但就发展的阶段性划分而言，春秋战国时期，则无疑是由口传文化向书面文化过度的重要历史阶段。
春秋战国口传文化的表现，主要有游说诸侯和聚徒讲学两种形式。
游说诸侯，是春秋战国时期一种极为普遍的传播现象。所谓游说，是以“士”为主体的知识分子阶层，向各诸侯国的统治者陈说天下大势，提出自己有关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方面的主张的一种特殊社会现象。其实质，乃是知识阶层借助人际交往途径以沟通社会的一种古老的传播方式。当时参与游说的人很多，如孔子、孟子、墨翟、管仲、晏婴、商鞅、申不害、孙武、吴起、驺衍、苏秦、张仪、李斯等，都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游说之士。他们的游说，不仅是职业政治家活动，同时也具有职业传播的性质。
士阶层游说诸侯，作为一种传播活动，其作用不可低估。孔子周游列国，尽管他的观点当时未被人普遍接受，然而影响是深远的。游说过程中，孔子广泛地接触了上至国君、贵族、卿大夫，下至隐士、平民、奴隶，传播了他的理想、观念和文化知识。这些努力，都为日后儒学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核心，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他如管仲、晏婴、商鞅、申不害、韩非等，则广泛宣传了社会变革的方略；孙武、吴起等，推广了军事斗争的战略战术；苏秦、张仪等，广泛地普及了外交斗争的权变策略……这些传播活动，解决了当时社会斗争和社会发展中的许多大至战略思想、小到人际关系的种种问题，为社会的进步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从春秋征战到秦统一中国，如果没有这支活跃在各条战线的文化传播的生力军，整个社会的巨大进步，恐怕是难以想象的。
聚徒讲学是口传文化的另一重要形式。众多知识分子在游说诸侯未能达到预期目的之后，纷纷退而收受弟子，设坛讲学，从而为传播知识，普及教育又增加了一条新的传播渠道。
春秋战国时期聚徒讲学规模巨大，涉及学派众多，培养了大批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和教育家。以孔子为例，《吕氏春秋·遇合篇》就指出：“孔子周流海内，再干世主，如齐至卫，所见八十馀君。委质为弟子者三千人，达徒七十人。七十人者，万乘之主得一人用，可为师。”[2](P815)孔子之后，墨子聚徒讲学也极盛一时，足以与孔子的儒学相抗衡。《吕氏春秋·当染篇》说：“孔墨徒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2](P96)足见墨子招收的学生也相当之多。以至儒墨并称显学。孟子也以聚徒讲学而著称。他收受的弟子之多，被人称为“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3](P383)。著名弟子有万章、公孙丑等。他们在整理孟子的言论，传播儒家政治、经济、文化、伦理思想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荀子是战国末期著名的学术领袖。著名政治家、学者李斯、韩非、毛亨等人，都是荀子的高足。诸家学派莫不如此。小规模的如农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许行，倡导“并耕而食”，捆屦织席以为生，门生也有数十人。
游说诸侯、聚徒讲学，属于口传文化，即偏重于口传媒介的文化。口传文化是面对面的人际传播，最大优势是便于反馈和双向交流，传播效果好。但口传文化受时空限制，覆盖面小，时效性短。为了扩大传播的覆盖面，延长传播的时效性，口传文化向书面文化的转变，成为历史发展的趋势。
书面文化依赖文字和传播媒介。先秦时期，文字虽未完全统一，但已形成较为成熟的“大篆”体；传播媒介也开始大量采用比传统的甲骨、金石更便于传播的竹帛。这就为图书的形成与传播，提供了方便的载体。
春秋战国书面文化的主要传播方式是著书立说。战国时私人著述成风，大致有四种方式。一是为阐发学术见解和政治主张而著述；二是由门人记录而编辑成书；三是总结前人生产技术和学术研究的成果成书；四是编辑先代遗文成书。战国时著述之多，不仅促进当时学术文化的繁荣，也为我们保留了大量古代典籍，其传播学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不过由于时代久远，先秦图书典籍的规模已很难确知，只能从班固《汉书·艺文志》窥见其基本轮廓。班“志”上承刘歆《七略》，删去浮冗，取其指要，经过裁减、增补，将图书分为六类著录。其基本类目为：1.六艺略——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9种；2.诸子略——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10种；3.诗赋略——屈原赋之属、陆贾赋之届、孙卿赋之属、杂赋、歌诗5种；4.兵书略——兵权谋、兵形势、兵明阳、兵技巧4种；5.数术略——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刑法6种；6.方技略——医经、经方、房中、神仙4种。综合六类，共分38种，著录图书596家，13,269篇（卷）。虽然这个数目中包含汉人著述，而且由于某些原因如有关作者姓名、年代记载的模糊或图书亡佚，我们也难以确切掌握先秦典籍的数量规模，但从目录体系、类别和代表作品看，战国时期学术繁荣流派纷呈的盛况，依然清晰可见。如大家熟知的《易经》、《尚书》、《诗经》、《礼古经》、《乐记》、《春秋》、《左氏传》、《公羊传》、《穀梁传》、《国语》、《战国策》、《孝经》、《史籀》等，儒家的《论语》、《孟子》、《荀子》等，道家的《老子》（《道德经》）、《庄子》、《列子》等，阴阳家的《邹子》、《邹子终始》、《邹奭子》等，法家的《韩非子》、《商君书》等，名家的《惠子》、《公孙龙子》等，墨家的《墨子》、纵横家的《苏子》、《张子》、杂家的《吕氏春秋》等，兵家的《孙子兵法》、《吴子》等，此外尚有最古的医学书如《黄帝内经》，药理学书如《神农本草经》，天文类书如《黄帝五家历》、《颛顼五星历》、《夏殷周鲁历》，农学著作如《神农》、《野老》以及不朽的文学名篇屈原赋、宋玉赋等，都堪称先秦灿烂文化最辉煌的代表和有力见证。
著书立说，是游说诸侯和聚徒讲学等传播方式的延续和发展，也是游说诸侯和聚徒讲学等传播方式的文化结晶；扩大了传播的覆盖面，延长了传播的时效性，是文化传播的重大进步。
三、文化传播推动下的编辑出版
春秋战国的文化大传播，为我国编辑出版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发展基础，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些成就，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开创书籍编纂体例
编辑体例是图书编辑的基础。先秦诸子著作的大量出现，促进了语录型著作、全集性著作和史书体著作等编辑体例的形成，为开创书籍编纂体例作出了巨大贡献。
诸子书基本上都是各学派创始人去世后，由其弟子及再传弟子编辑而成，内容一般都是弟子对老师言谈的记录，也有的属于言谈与行事的综合记载。这种新的体例，后人称之为语录型著作。如《论语》，每章几乎都是以“子曰”开始。这种语录型著作的主要特点是，每句话为一章，章与章之间不相连贯并无必然联系，每篇也没有一个固定的主题。其分篇是由于竹简长度不够，并非人为的归纳，每篇的篇名均采用最头一段开始的几个字命名，因而并不能概括其内容和主题。
其次是全集性著作。诸子书中也有类似于后世的大全集。如《韩非子》中的文章，多在生前以单篇形式流传，韩非子去世后，其弟子将单行的篇什编辑成书，因而成为类似于后世大全集的书籍。较之语录型著作，其特点在于每篇主题明确，并且有了体现主题的篇名。《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指出：“非见韩削弱，数以书谏韩王，韩王不能用。……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说林》、《说难》十余万言。……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其《孤愤》、《五蠹》之书。”[4](P495)可见，其作品在其生前，是以篇为单位独立传播的。因而一篇只有一个主题，整个篇章都围绕这一主题展开论述。文章的篇名，来源于对主题的归纳概括，归纳出的主题词，便是这一篇的主题和篇名。
此外，还有史书体著作。史书体著作分为两类：编年体和国别体。编年体可以《春秋》、《左传》为例，按照历史顺序纵向叙述事件发生的经过。如《春秋》即按年、季、月、日的时间顺序编排，具有以往历史文献所不具备的完整性，既能表明史实发生的先后，又可看出这一历史事件的背景以及与其他事物的关系。国别体可以《国语》为代表，体例以国别分类，分为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语，共二十一篇，重在展现历史的横断面，记载当事人的言论和思想。
（二）积累书籍编纂经验
古代著书立说，往往编著一体；著书立说的过程，同时也就是图书的编辑过程。孔子对“六经”的整理，就是如此。“六经”实际上是孔子对春秋以前档案文献的编辑。编定“六经”，是孔子对图书编辑的巨大贡献。在长期的编辑实践中，他积累了许多有一定科学价值的编纂经验和方法，至今仍具有重要意义。孔子在编辑实践中所体现的多闻阙疑、无征不信、排斥虚妄的编辑原则，表现了极为严谨的科学态度。所谓多闻阙疑，是指在编辑古籍过程中，对阙文切忌独断妄改。如《春秋》是鲁国史书，记事时不书月、不书日的地方很多。由于无确凿材料订正，因而孔子整理时，凡阙误之处都一仍其旧，决不轻改，采取了非常审慎的态度。所谓无征不信，是指注重考证，切忌随意下笔。《论语·八佾》就说：“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也，足，则吾能征之也。”[3](P89)杞国是夏之后，宋国是殷之后。孔子认为：夏、殷两代的礼，虽然还能说一点，但因文献不足，所以难以验证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孔子注重考证的精神。能言还必需足征，如果没有客观证据，再自信也不能随意下笔。如编辑《仪礼》时，孔子讲的就全是周礼，至于夏礼和商礼，尽管他也能讲述一些，但由于文献不足，也终未编辑成书。所谓排除虚妄，则是强调实事求是。《论语·述而》说：“子不语怪、力、乱、神。”[3](P140)因而，在编辑过程中，对于没有见过的超自然现象和他自己无从探究无法理解的事物，孔子从不提及。如《春秋》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庄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见。夜中，星陨如雨。”[5](P143)据《公羊传》讲，鲁春秋原文是“雨星，不及地尺而复”[6](P80)。即陨星下落如雨，离地一尺而又返回。由于事涉怪诞，故孔子编辑时不予记载，而将“雨星，不及地尺而复”，改为“星陨如雨”。
在《尚书》编辑过程中，孔子还创造了篇前小序的编纂方法。《尚书》是我国最古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孔子从当时存世的二千四十余篇上古文献中选出一百篇，汇编成《尚书》，每篇前都写有小序，以说明当时写这篇文献的历史背景。早在公元前五、六世纪前的春秋时代，这样的编辑方法和体例是史无前例的。此外，孔子编纂《诗经》，还首次运用了两级编目的分类方法。上古诗歌原有三千篇，孔子从中选辑出305篇。这305篇的时间跨度，上起西周初年，下至春秋中叶；地域跨度，跨越黄河、长江两大流域；作者身份，既有平民，又有贵族。总之情况十分复杂。孔子采用两级分类，即先按作品性质分为“风”、“雅”、“颂”，再按地域、时代和对象不同，区分为十五国风、大小雅和三种颂。把—部诗歌总集编得井井有条，其编辑水平在当时世界上无疑是第一流的。
《吕氏春秋》的编纂，同样采用了两级编目的方法。该书兼收并蓄，集诸家之长，具有战国末期各派学说资料汇篇的性质；内容虽然庞杂，但体例谨严，系统整齐。全书分十二纪、八览、六论，为一级编目，总共二十六卷；每纪各有五篇，每览各有八篇，每论各有六篇，合计160篇，为二级编目。
值得注意的是，《吕氏春秋》采用的两级编目，已是按文章主题划分篇目层次的编纂方法。现将“六论”标题列表如下，可见一斑：
开春论第一：开春、察贤、期贤、察为、爱类、贵卒
慎行论第二：慎行、无行、疑似、壹行、求人、察传
贵直论第三：贵直、直谏、知化、过理、壅塞、原乱
不苟论第四：不苟、赞能、自知、当赏、博志、贵当
似顺论第五：似顺、别类、有度、分职、处方、慎小
士容论第六：士容、务大、上农、任地、辩土、申时
从标题内容看，不仅每篇的标题，集中体现了该篇的主题，而且每一论中各篇的标题在主题上也大体相关；从标题形式看，则不仅用语准确、精练，而且结构布局也十分整齐匀称。这在战国时代编辑方法十分简陋、多数书籍不分章、无篇名的情况下，显然是十分巨大的进步。《吕氏春秋》的编纂，不仅代表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最高水平，而且为以后大部头书籍的编辑提供了技术上的重要参考和保证。
（三）总结图书传播理论
现代传播学理论，十分注重传播的社会功能。这些功能，主要包括文化传播功能、环境监督功能、社会调适功能、娱乐功能等。文化传播功能，指通过传播把文化传给下一代，促进社会成员共享同一的价值观、社会规范和社会文化遗产，维持社会稳定发展；环境监督功能，指通过舆论监督，激起社会成员对有悖社会规范的行为的指责，促使社会规范的稳定；社会调适功能（又称“社会排气阀”功能），指通过传播宣泄大众不满情绪，使之心理上得到某种满足；娱乐功能，则指通过传播满足大众的娱乐要求。
孔子编定“六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他对传播社会功能的追求或某些思想萌芽。“六经”中，《乐》已失传，《易》和《礼》经学者考证，已非原貌，《书》经焚书坑儒和历代战乱，已掺进不少伪造的篇章。因此，探寻孔子有关图书传播理论，只能从《诗》和《春秋》中去研究。
孔子编修《春秋》，主要目的是为了打击“犯上作乱”的乱臣贼子，以维护奴隶社会秩序。《孟子·滕文公下》就说：“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3](P389-390)《史记·孔子世家》也记载说：
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4](P420)
“践土”为春秋郑地名。鲁僖公28年5月，诸侯结盟于践土。据《左传》：这次会议，晋文公竟然召请周襄王参加会议。孔子认为，以臣子的身份竟然召请天子，实在不足以作为典范，故而经文上写为：“天王狩于河阳。”《春秋》本是一部编年史，孔子在编纂中隐喻褒贬，在客观叙述的形式下，表明自己的政见和理想（后世称为“微言大义”“皮里阳秋”），以达到使“乱臣贼子惧”的目的，充分体现了孔子对传播社会功能（环境监督功能）的追求。
孔子还谈到过对“诗”的看法，《论语·阳货》载：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3](P259)
从传播学的角度看，这些认识，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中国传播理论的萌芽。“学夫诗”就是一种具体的传播活动，通过这种传播活动来发挥诗的兴、观、群、怨等作用，实际上是对传播社会作用的强调和论述。如孔子所谓“兴”（即景生情），是说诗有感染情感的作用；“群”（合群相处），是说诗有沟通思想感情的作用，这实际上体现了传播的娱乐功能。所谓“怨”（抒发怨愤），是说诗对不良现象有讽谏的功能，这实际上强调了传播的调适功能。所谓“观”（观察风俗），是说诗有认识作用，风俗是社会方面的知识，鸟兽草木之名是自然方面的知识；而“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则是学诗的根本目的，这些都体现了传播的文化传播功能。
这些思想，虽然不像现代传播学理论表述得那样明晰透彻，但作为思想文化遗产，其理论价值，至今仍然不容忽视。
收稿日期：2003-0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