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差异、流动性与地区就业集聚——基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流动性论文,农村劳动力转移论文,差异论文,收入论文,实证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普遍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这种经营制度下，农业劳动生产率有所提高，从而使农村居民开始在更大的空间和产业范围内选择自身的经济行为。在进行经济行为决策时，农民的行为是一种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行为（注：参见曹阳(2003)：《外部环境约束·农户“经济人”理性行为决策——中国大陆农村千户调查分析报告》一文对农民理性经济行为的研究。）。“人们之所以有不同的选择，是因为有不同的制度框架，制度框架约束着人们的选择集”（注：D.诺思(1994)曾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论证了人们在不同制度选择集约束的条件下会作出不同的理性行为决策的问题。本文在后面的计量分析中也借鉴了这一经济理性的分析方法来分析农民转移成本的测定。）。因此，农民开始自发地选择就业行业和地域。从就业的产业分布上看，更多的农民由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从地域空间上看，农民也开始从本地向外地转移。全国各地区城镇单位使用的农村劳动力在2000年和2001年分别达到了897万人和903.88万人（注：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编：《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2001年。）。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关于全国农村住户劳动力抽样调查表明，在1998～2000年，农村转移劳动力占农村总劳动力的比重分别为6.03%、6.38%和8.28%，其环比增长速度达到5.8%和29.8%，尤其是向省内县外与省外转移的劳动力的总人数占全部转移的农村劳动力的总人数的比重则分别高达53.17%、55.04%和59.79%。如何引导和规范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论述的中心是：农民在转移就业过程中的行为受哪些关键因素的影响，进而长期持续的劳动力流动将会形成什么样的就业格局。
本文在农民理性行为分析框架下，以Carrington模型为基础，结合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经验数据进行分析，得到了一些有益的结论。本文的结构安排是：第二部分，对有关农村劳动力流动理论作简要的文献回顾和评述；第三部分，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行为建立模型并进行理论分析；第四部分，利用全国农村劳动力抽样调查资料及《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劳工统计年鉴》及《中国统计年鉴》中的相关资料对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综合影响因素进行计量检验和实证分析；第五部分是本文的主要结论与政策含义。
二、农村劳动力转移理论的文献回顾及评述
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是众多发展中国家普遍关注的问题。尤其是近年来，在“民工潮”的背景下，中国的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正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国外在对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的研究中，最初的研究成果是W.A.Lewis创立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二元结构模型”（注：W.Arthur Lewis,1954,"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r",Manchester School,Vol.22,1954.）。在此模型中，城乡实际收入差异被认为是劳动力决定从农村流向城市的惟一理由。只要城市工业部门的一般工资水平高于乡村农业部门的一般工资水平且达到一定比例，农民就愿意离开土地，迁移到城市中，谋求新的职业。这就隐含了一个假定：任何一个愿意迁移的农民都可以到城市的现代工业部门找到工作，而不存在城市部门的失业。J.Fei和G.Rains在Lewis两部门结构发展模型基础上，对“二元经济模型”进行了改进，提出农业劳动力转移取决于农业技术进步，人口增长和工业资本存量的增长等重要因素（注：费景汉、拉尼斯：《劳动剩余经济的发展——理论和政策》（中译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M.Todaro考虑到城市失业现象，提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移民的决策，是根据预期收入最大化目标作出的（注：Michael P.Todaro,1969,"A Model of Labor Migration and Urban Unemployment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59.）。这种决策依据主要是城乡实际工资差距和农村劳动力在城市能够找到就业岗位的概率。J.R.Harris对Todaro模型做了完善，提出HT模型（注：John R,Harris and Michael P.Todaro,1970,"Migration,Unemployment and Development:A Two-Sector Analysi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60.）。该模型假定城市工资率在某种程度上是外生给定的，因此，内生决定的市场工资将会导致流向城市部门的农村劳动力减少，从而产生较多的就业机会和较低的失业率。D.Jorgenson从宏观消费结构变动的角度分析得出，农业人口向非农部门转移的关键原因在于消费结构的变化，是农村消费需求拉动的结果（注：D.Jorgenson,1961,"The Development of a Dual Economy",Economic Journal,Vol.71.）。人口迁移的“推拉理论”则认为，在自由市场经济中，人们之所以迁移，是因为人们可以通过流动就业改善生活条件。于是，在劳动力流入地中，那些能使移民改善生活条件的因素就成为拉力，而在流出地中，那些不利的经济、社会因素就成为流动的推力。这一理论实际上是从一般意义上对影响劳动力流动的社会、经济及制度因素作了综合。Rosen等(1985)强调劳动力的流动是因为人们倾向于到收入和地理位置较优越的城市（注：Rosen,Sherwin,1985,"The Theory of Equalizing Differences",in Ashenfelter and Layard,Handbook of Labor Economics.）。Bencivenga等(1997)从城市中劳动的需求者与供给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现象出发，运用逆向选择的模型，说明了农村劳动力流动均衡的结果是，制造业部门的工资高于农村工资，但不再有失业的工人留在城市非正式部门（注：Bencivenga,Valerie R & Smith,Bruce D,1997,"Unemployment,Migration,and Growth",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ics.Vol.105(3).）。如果城市部门中劳动的边际生产力上升，城市所雇佣的工人和城市非正式部门的劳动者需求量会上升。其模型推导的结果与HT模型结果也是类似的。
国内在对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的研究中，大多是在借鉴相关模型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现实状况作出部分改进，从而获得有益的启示。赵耀辉(1997)考察了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微观决定因素以及流动的成本和收益，并重点分析了教育在劳动力流动中的作用，提出受教育程度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参与具有重要作用，但并不能促进劳动力外出（注：赵耀辉：《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及教育在其中的作用——以四川省为基础的研究》，《经济研究》1997年第2期。）。农业部课题组(2000)针对我国现阶段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过程中的严峻形势作出实证研究，提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根本出路是，在继续发挥农业部门对劳动力蓄水池作用的基础上加快城镇化进程，形成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注：农业部课题组：《21世纪初期我国农村就业及剩余劳动力利用问题研究》，《中国农村经济》2000年第5期。）。苗瑞卿等(2004)对托达罗模型作了修正，分析影响劳动力转移速度和数量的因素，提出户籍制度的改革和人力资本的提高是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最主要途径（注：苗瑞卿、戎建、郑淑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速度与数量影响因素分析》，《中国农村观察》2004年第2期。）。刘建进(2002)的研究表明，人力资本对劳动报酬的影响越来越明显，其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也较大（注：刘建进：《中国农村就业基本状况》，载蔡焜（主编）：《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200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当前国内外对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还处于发展过程中。以前的研究大多建立在对农户的经济收益与成本的比较分析的基础上。在考察劳动力流动过程时，人们对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后在寻找工作的过程中，行为决策的个体特性以及对农民预期收益的分析等方面缺乏应有的重视。事实上，农民在进行迁移决策时是受到一系列由外部环境所形成的制度选择集约束的。在制度约束下，农民会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进行选择，因此，具有不同的个人及家庭特征的农民在决策中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流动性倾向。而这种受个人素质特征影响的迁移状况在理性的行为分析中可以认为体现在农民对预期收入的差异上，当然同时也决定了不同程度的个人转移成本。此外，在研究中应该考虑到流动农民对工作的寻找过程。笔者认为，农村居民流动到城市之后，工作搜寻的成本以及前述的迁移成本形成的预期总流动成本对于某一个体而言，其实是一种外生给定的变量。而若从总体上考虑，预期总流动成本则是随着外部政策及环境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的。由此，农民在转移过程中会得到以前已经转移到城市中的移民的帮助。这种帮助形式包括信息提供、社会互助网络的建立等。
基于以上考虑，笔者结合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实际，建立模型，进行理论分析，进而作出进一步的实证研究。
三、模型及理论分析
遵循Carrington的分析思路（注：Carrington.W.J,Detragiache.& E,Vishwanath.T,1996,"Migration with Endogenous Moving Costs",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86.(4).），我们提出以下模型。假设理性的农民可以选择迁移或是不迁移。城市和
。农民在时期t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成本为：
。这里，流动成本取决于原有移民的数量和r，r是反映农民个体特征的变量，假设
。设F(r)为低于或同于r的城市中农村移民的指标函数。假设农民选择居住地点时的未来预期收入的现值最大化。
农村居民在到城市寻找工作的过程中，往往会得到原来已经转移到城市的村民的帮助。设
是t时期流动到城市的农民找到工作的概率。原来已经转移到城市的村民帮助后来的村民找工作，这种行为存在外部效应，由此得：p(H)＞0。
设
是t时期一个留在农村的劳动力的预期收入现值。Carrington(1997)在此基础上证明了此时不必考虑农村劳动力从城市反向流回农村的情形（注：Carrington,1997,"Sectoral Shifts"and "Worker and Job Turnover" in Business Cycle and Depressions:An Encyclopedia,Edited by David Glasner.New York:Garland.）。因此，在暂不考虑反向流动的情况下，农民在城市的预期收入就与其特征(r)无关。实际上，Esfahani等(1989)的研究也证明了劳动力市场中的劳动者的预期收入并不取决于其素质特征（注：Esfahani&Djavad Salehi-Isfahani,1989,"Effort Observability and Worker Produetivity:Towards an Explanation of Economic Dualism",Economic Journal,September.）。由此，农民从农村流向城市的预期收入现值即为：
综观本模型的推导，C(A,R)取决于外部的社会和政策环境，而这些又可以直接化为已经进城的农村劳动力对潜在流动劳动力提供相关信息及帮助。模型的结论为我们进一步的实证研究提出了两个有待检验的问题：第一，城乡收入的差异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农村劳动力的收入预期，进而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了劳动力的迁移决策。第二，由于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以及进城劳动力之间的社会帮扶所形成的就业集聚程度（注：后面的论述将会详细地说明由于农村劳动力流动而形成的就业集聚，尤其是地区就业集聚的状态及其测度。）有多大，这种流动性倾向的决定动因在哪里。下面的研究重点也将放在城乡收入差异、劳动力的流动及就业的集聚程度之上。
四、统计描述与经验检验
（一）收入差异与劳动力流动性检验
根据上述模型的推导结论，笔者利用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对全国农村住户劳动力的抽样调查结果，以及《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劳工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收入差异与流动性问题进行检验。这里将农村劳动力在城市中预期的收入损失
（注：这里用城镇集体单位平均货币工资代表
。其原因在于，农民的预期工资的基本参照物中最具可比性的就是城镇集体单位的平均货币工资。白南生等人(2002)对城市农民工流动问题的一项研究也表明，农民在作出收入预期时的最主要的参照工资是在城镇集体单位中就业的农民
工的基本工资。此外，这里也用在外流动就业人数／城镇就业人员总数表示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就业的概率。）作为被解释变量，城乡货币收入差异的现值(DR)和农民预期流动成本（注：如上所述，此处用时间年份T来反映不同时期的预期流动成本的变化。）作为解释变量，建立多元回归方程：
为随机扰动项
根据1991～2003年数据，运用SPSS11.0（注：本文所有模型的统计分析结果均在SPSS11.0上运算而得。）进行回归，得出计量结果见表1。
表1 收入预期与其决定因素的回归模型
解释变量
系数
标准化系数 显著性
常数项 -495392(-4.947)** 0.001
DR0.196(1.790)
0.2660.111
T
249.184(4.946)** 0.7350.001
注：括号内数字为t检验值；**代表1%的显著性水平。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协整性检验。
表2 模型显著性检验结果
表1的回归结果表明：
1.随着时间而变化的流动成本显著地影响着农民对收入的预期。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流动成本每增加1%会带来农民对进城的收入预期损失增大0.735%。从一般意义上讲，农民在作出迁移决策时，把其因为迁移而将付出的各种成本与自己对未来收入或损失的预期结合起来考虑，并且在更多量的农民转移到城市的状况下，农民对控制自身的迁移成本愈加重视。
2.城乡收入差距对农民进城的预期收入损失的影响并不显著。这与传统经济学对劳动力流动的理论解释不符（Rosen,1985；李强，2003）（注：Rosen,Sherwin,1985,"The Theory of Equalizing Differences",in Ashenfelter and Layard,Handbook of Labor Economics；李强：《影响中国城乡流动人口的推力与拉力因素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笔者认为，若单从农民迁移的动因来看，一般的理论和经验解释是说，城乡之间巨大的经济差异和收入差异是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重要原因，但这一命题其实是隐含着预期流动成本和城市的社会、经济环境既定的假设前提。而事实上，农民的迁移决策取决于预期收益和预期迁移成本。在二者受城市中的就业农民所形成的社会环境以及不同的制度环境的动态影响下，农民在长期的迁移决策中愈来愈关注由进城的制度约束而形成的迁移成本的增量，以及进城后由就业的社会网络所形成的社会环境和自身的收入增长。因此，本研究所得出的经验结论也正反映出，当前农民在不断迁移的理性行为中所表现出来的整体流动性并不受城乡收入差异的显著正向影响。相反，笔者倒是发现，收入差异的拉大不仅不能提高农民的流动性倾向，反而使农民对未来的收入预期有一定程度的下降（见表1）。另一方面的原因可能是，从长期看来，城乡收入的差异已经不足以对农民的迁移行为产生激励。农民在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的状况之下，越来越重视自身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对于处在农村中的农民来说，并不希望贸然地迁移到城市。蔡昉、都阳(2003)的一项研究也表明，农民相对经济地位的变化为迁移提供了激励（注：蔡昉、都阳：《迁移的双重动因及其政策含义》，2003年，中国网：www.china.org.cn.）。对于身处城市的农民工来说，他们也越来越感到城市中普遍存在着不利于农民工的社会及政策因素，因而也对未来预期收入的提高不持乐观态度（注：白南生、宋洪远等：《回乡，还是进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
笔者在前述计量分析的基础上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宏观结构变动的角度对农村劳动力流动性与城乡收入的差异状况作了进一步的检验。分析1991～2003年农民各年转移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的比重(RT)与城乡收入之比(RUR)的相关性。检验结果为：Pearson Correlation(RT&RUR)=0.929,Sig.(2-tailed)=0.242（注：2-tailed检验未达到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结果进一步表明：城乡收入差距并不能显著地影响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那么，这里给我们提出的问题就是，究竟是什么因素才能长期持续地影响农民的流动行为呢？长期的劳动力转移将会形成什么样的就业格局呢？从前述第三部分的理论模型分析中已经可以看出，在农民转移过程中，各地普遍存在已转移到城市的农民将会帮助后来转移的农民。这种帮助形式可能是多方面的，包括信息提供、相关服务等。这种帮扶对于流动的农民来讲主要表现在预期流动成本的减少上。可以推测，农民的就业将形成很大程度的地区集聚，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流动成本。
（二）劳动力就业集聚性检验
笔者引入一个农村劳动力就业集聚度的概念。这里将农村劳动力就业集聚度定义为：
为按照第i地区劳动力流入数占总体劳动力流动数的比例按从小到大顺序排列的比例数；i为对应的依次排列的地区，这里的i可无限细分。劳动力就业集聚度(DCL)反映了农村劳动力在全国各地区流动就业的集聚程度。这一指标反映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中的地区集聚的程度及倾向性。DCL值越接近1，则表明集聚程度越大；反之，越接近于0，则集聚程度越小。（如右图）
我们根据2000年全国农村劳动力去向的地区结构分布情况调查资料（注：全国农村劳动力去向的地区结构分布资料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关于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农村住户劳动力专项抽样调查的统计数据。参见鲜祖德：《小城镇建设与农村劳动力转移》，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年。），将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劳动力流人数占总流动量的比例按从小到大排列并作为纵轴，然后，将对应的各个地区作为横轴，共分为31等份，各省份间隔1/31，即可计算出劳动力就业集聚度。测算得到：1998年、1999年和2000年的数据分别为：
。比较各年的DCL与Gini系数（注：这里之所以将DCL与Gini系数的增长速度进行比较是因为，二者分别反映出不同的集聚程度。前者反映了农村劳动力就业的集聚，尤其是地区就业的集聚；后者则反映了全国各地区收入的集中程度。而收入与就业的发展在宏观上是高度动态相关的。如果将二者的集聚趋势作出比较，也能够从相对量上看出就业集聚效果的大小。另外，作者也尝试着用其他指标描述集聚程度，诸如产业集中度、地区增长收敛程度等。结果发现，只有Gini系数与DCL的可比性最强。），从相对增长速度上看，就业集聚度指标的定基增长速度明显超过了Gini系数的增长速度；从绝对量上看，DCL也趋近于1。因此，农村劳动力就业中存在着显著的就业集聚的趋势。形成这种趋势的原因，正是由于先转移到城市中的农民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留在农村的农民的迁移行为。白南生(2002)的一项研究也表明，农民在就业过程中所处的就业环境及“老乡”等其他社会关系的影响远远大于个人因素的影响（注：白南生、宋洪远等：《回乡，还是进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农民的社会及信息网络的建构将必然导致很高的就业集聚度。笔者于2003年在武汉市城区对200名农民工的访谈调查中也发现，农民工普遍“喜欢在老乡多的地方工作，并且认为接受村民介绍的工作会更踏实、更放心”。这一结果也使从宏观上考察的劳动力流动的集聚特征也建立在农民工微观行为的基础之上。因此，在长期持续转移中，农民所建立起的社会、信息网络已成为影响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最主要原因。
五、主要结论及政策含义
本文在农民理性行为分析框架下，吸取Carrington模型的分析思路，从理论分析中得到启发，并提出问题：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长期趋势看来，农民对转移收益和成本的预期受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程度如何？在劳动力转移中先进城的农民帮扶后来的农民所形成的就业集聚程度如何？随后，笔者利用相关的调查数据分别从“收入差异和劳动力流动性”以及“劳动力就业集聚”两方面作出检验，得出以下主要结论：其一，从农民转移就业的发展趋势上看，城乡收入差异并不是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原因。农民在转移过程中将愈来愈关注其转移的成本以及决定其转移成本的政策或制度性限制因素。相对的高收入只能构成迁移的原始激励，并不能形成持续的流动激励。在特定的外部环境下，收入差异不可能显著地影响农民的未来预期，以及根据预期而作出的迁移决策。其二，农民在转移就业过程中的就业地点呈现出集中的趋势。笔者用劳动力就业集聚度来表示这种集聚效果。这种就业集聚趋势的形成主要是由于农民的迁移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所处的社会、信息网络中所存在的帮扶效应。对于理性决策的农民看来，这种社会资源能大大地降低他们寻找工作的成本，进而更大程度地减少总流动成本。
根据上述结论，笔者认为，在对待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问题上，政府部门应该重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第一，在城乡统筹发展战略下，应该逐步消除影响农民合理转移的制度性限制，以及就业政策中存在的对农村劳动力的歧视性政策。尤其是在农村劳动力聚集较多的地方，更应该注重就业政策的公平性。本研究表明，农民在选择就业地点方面具有很强的倾向性。大部分地方政府并不需要过分担心农民进城会给城市的非自愿失业者带来冲击，而应该着力于建立起城乡贯通的劳动力市场。从长期持续发展的观点来看，在劳动力市场的建设中，地方政府可以尽量减少农民进城的多重限制，让进城农民与城镇劳动力公平竞争，从而促进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地方政府也可以适当发展适合当地劳动力资源所体现的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以充分利用本地的资源优势。
第二，城市政府应关注和扶持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中的流动就业人口。加强城市劳动力供需双向就业信息系统的建设。管理部门可以将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中的劳动力也纳入到城市就业工作的规划和调控中来。在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较集中的广东、浙江等地，可以根据农民就业的特点进行社区化管理，规范转移劳动力的就业行为，进而发挥劳动力集聚所带来的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
第三，劳动力输出地的政府可以与本地劳动力大量集聚地区的就业管理部门建立信息传递、反馈及就业指导服务工作上的广泛而深入的联系。在此基础上，农村政府应提高农民外出就业的组织化程度，在组织农民外出就业中应该准确把握农民就业的价值取向，注重对农民就业所需信息的搜集工作，并及时将信息提供给农民，帮助农民减少流动成本，建立起就业服务和管理的有效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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