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入世对国际经济影响的量化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入世论文,经济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JEL Classification：F140，O140，O530
一、引言：巨猩的觉醒
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在2001年国庆节演讲中向国民提到：“……中国提出一个巨大的经济挑战。一些经济学家形容中国象一只800磅的贸易巨猩”。一家香港报社补充，“这只巨猩非常饥饿……中国物美价廉的商品甚至充斥了印度的市场。一些印度厂商发现很难与其竞争。他们不得不在他们的产品上贴上‘中国制造’的标签，以促进销售……”
吴作栋提出的关键问题是：中国加入WTO是否会使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ASEAN-4）非工业化，使它们回到20世纪50、60年代的初级产品出口国的角色？抑或，ASEAN-4是否能在生产链中找到他们自己的一席之地？
第二种情况极有可能发生，特别是对于新加坡、台湾和韩国这些国家和地区而言。IMF的前执行副总裁斯坦利·费歇尔认为：“……害怕事出有因……活跃的经济环境对周边国家是福音，而非诅咒——看看加拿大或墨西哥……或者，让我们看看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日本成为经济强国后的亚洲。”（《不要害怕中国威胁》，《海峡时报》2001年9月4日）。
增长或萧条？因为谁？要回答中国作为主要经济强国的崛起对国际影响这些问题，我们首先要弄清楚为什么中国会如此积极地争取WTO的会员资格。WTO的会员资格主要要求中国在相对短的时间内大幅削减贸易壁垒。可让人困惑的是：中国可以通过在一定期间内削减一定幅度的单边有效关税来达到同样的效果，为什么一定要加入WTO呢？并且，为什么中国要寻求漫长的谈判，从而使自己在贸易自由化尚未达到外界制定标准的情况下面临国际制裁呢？
中国热衷于入世的谜底是，WTO的会员资格将极大提高其经济安全性。2000年10月10日美国实施了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协定（PNTR），从而结束了中国向美国议会的历年最惠国待遇的申请。中国的出口与其它WTO会员国的出口在美国市场享有同等的竞争权力。但是值得注意的不是PNTR的条文，而是议会在日后可否决任何已通过的法律而不违反国际法规的现实。所以，除非中国成为WTO会员而享有无条件、永久和多边的权力与其它WTO会员进行贸易，PNTR被否决的威胁会使中国的出口在美国的政治舞台上不堪一击。保持高出口增长率及在美国市场的竞争地位对中国而言显然是非常重要的。
美国是中国的最大出口市场。除了最近对进口钢材的限制，美国被认为是崇尚自由贸易而不像欧洲和日本那样倾向于保护主义。显而易见，为了使出口持续增长，中国必须确保进入最大的市场。而且只有WTO的会员资格能阻止美国通过吊销PNTR协议和提高中国的出口关税而关闭其最重要的增长动力。（注：对中国加入WTO的法律条文有兴趣的读者，请参考Qin（2003）。）
二、中国与世界的经济联系
中国增长的经济安全性对其周边国家具有重要含义。因为商品的国际流动只是中国与世界的经济联系之一。之二则是资本的国际流动。在分析中国的WTO会员资格时，一个重要但经常被忽视的问题是摈除中国进入美国市场的不确定性，提高了中国作为供应商的可靠性。这意味着，面向高收入经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商可通过减小生产设备的地域多样化来降低其管理成本。由于中国的劳动成本低于ASEAN-4，因此更多的生产可在中国进行。
当中国在2001年底成为WTO正式会员时，摈除中国打入美国市场的威胁等同于降低投资者对中国出口导向产业要求的风险报酬。中国的WTO会员资格不仅意味着中国关税的降低，还包括中国境内出口导向产业投资风险报酬的降低。关税的降低使中国生产从进口型向出口型和非贸易型转移；风险报酬的降低则使全球的外国直接投资（FDI）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
中国的WTO会员资格所产生的FDI转移效应有据可查。日本国际合作银行对日本国际型企业（TNCs）进行了历年问卷调查，试图找出生产商在下一个三年中直接投资最多的前十个地区。表1给出了1996、2000和2001年的问卷调查结果。1996年，68％的日本国际型企业将中国列为直接投资的前十个地区之一。2000年，65％的日本国际型企业亦是如此。这些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在调查中是出现在前十个地区频率最高的地区，也就是说中国被列为前十个地区之首。
表1 日本国际型企业在下一个三年制造业直接投资最多的前十个国家和地区
（％）
排名
1996问卷调查 比例
2000问卷调查比例 2001问卷调查
比例
1
中国
68
中国 65 中国 82
2
泰国
36
美国 41 美国 32
3
印度尼西亚 34
泰国 24 泰国 25
4
美国
32
印度尼西亚15 印度尼西亚
14
5
越南
27
马来西亚 12 印度 13
6
马来西亚
20
中国台湾省11 越南 12
7
印度
18
印度 10 中国台湾省
11
8
菲律宾 13
越南
9 韩国 8
9
新加坡 10
韩国
9 马来西亚 8
10
英国和中国台湾省7
菲律宾 8 新加坡6
注：a.在所有回答问卷调查的企业中，认为该国家可列入排名的企业比例（综合回答）；b.财政年度。
资料来源：2002年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2001年的问卷调查结果支持我们的FDI转移效应假设。在2000年底，国际社会已看出中国人世指日可待。日本国际型企业将中国列为前十个地区之一的比例已从2000年的65％跃升为2001年的82％。值得指出的是，在2000年位居榜首的中国和2001年位居第二的美国的排名差距从2000年的24个百分点跃升为2001年的50个百分点。
从1996年到2000年，ASEAN-4经济被列为FDI前十个地区的频率下降。这个变化的重要原因是亚洲金融危机。泰国在排名中出现的频率从36％下降至24％，印度尼西亚从34％下降至15％，马来西亚从20％下降至12％，菲律宾从13％下降至8％。从前十名出现的频率最多排名看，泰国从第二位下降至第三位，印度尼西亚从第三位至第四位，菲律宾从第八位至第十位，马来西亚从第六位下降至第五位。
当亚洲金融危机在2000年初结束时，2000年和2001年间ASEAN-4经济在FDI有效益地区的排名频率变化，就归因于WTO所产生的中国作为供应商可靠性的提高。2000年和2001年，泰国和印度尼西亚在FDI有效益地区的排名频率实际上是一样，但它们与中国的排名差距却急剧增加。中泰排名差距从41个百分点跃升为57个百分点，中印排名差距从50个百分点跃升为68个百分点。马来西亚在排名中出现的频率从12％下降至8％，而菲律宾则被排除在前十名之外。马来西亚排名从第五位变至第九位，中马排名差距从53个百分点剧增为74个百分点。2000年和2001年问卷调查结果的不同与WTO导致的FDI转移效应假设是一致的。为了充分体会FDI转移的重要性，我们应认识到FDI的转移不仅仅是简单的资本存量重新配置。FDI还能产生有利的外部效应。东亚的经历显示，FDI不仅在国内同行业间而且在不同行业间的企业促进了技术转化（也就是产生技术扩散效应）（参见Okabe，2002）。而且FDI也有助于打入国际市场。简单地说，引进FDI的国家和地区不仅吸引更多的资本而且有可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率（也许是暂时的），而丧失FDI的国家和地区则会经历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和更少的资本存量（也许是暂时的）。
表2第三列给出了2000年世界经济论坛发表的世界竞争力报告中59个国家和地区的总体技术能力指数，从而提供了FDI和技术扩散联系的有力证明。表2还在第一列和第二列分别给出了决定总体技术能力的两个因素：原创能力和从国外获取技术转让的能力。总体技术能力指数是由这两项指数（原创能力指数和技术转移能力指数）的均值决定。
表22000年原创能力指数、技术转移能力指数和总体技术能力指数
原创能力指数
排名
技术转移能力指数 排名 总体技术能力指数 排名
美国1 新加坡 1美国
1
芬兰2 爱尔兰 2芬兰
2
德国3 卢森堡 3新加坡 3
瑞士4 马来西亚
7爱尔兰 4
日本5 中国台湾省12德国
5
新加坡 14 韩国 13瑞士
6
中国台湾省 16 香港 17日本
7
韩国
22 菲律宾19马来西亚 18
香港
27 印度 26中国台湾省24
马来西亚
30 泰国 36韩国 25
中国
34 日本 39香港 30
印度
38 中国 43菲律宾32
菲律宾 47 印度尼西亚45印度 37
泰国
50 ASEAN-4（平均值） 27泰国 43
印度尼西亚 55 中国 48
ASEAN-4（平均值） 46 印度尼西亚50
厄瓜多尔 58
玻利维亚 59
ASEAN-4（平均值） 36
注：总体技术能力指数由原创能力指数和技术转移能力指数组成；总体技术能力指数与启动指数（建立新企业的相对难易程度）合并形成经济创造力指数；经济创造力指数、金融指数（金融系统的相对效率）和国际性指数（国际经济的参与程度）合并形成竞争力发展指数。
资料来源：2000年世界经济论坛。
在总体技术能力指数排名中，马来西亚（18）、菲律宾（32）和泰国（43）位居中国（48）之上，印度尼西亚（50）只稍稍低于中国。但是，我们应意识到ASEAN-4总体技术能力指数的较高平均排名是由于较高的国外技术转让：马来西亚排第7，菲律宾排第19，泰国排第36，中国排第43，印度尼西亚排第45。而中国的原创能力排名（34）远远高于ASEAN-4的原创能力排名（46）。重点是ASEAN-4的经济主要依靠通过FDI的国外技术扩散来提高其技术水平使之高于中国。中国的WTO会员资格所带来的FDI转移会使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的总体技术能力指数排名下降而使中国排名升高。
既然香港、日本、新加坡、韩国和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原创能力和技术转让能力排名都位居中国之上，FDI的转移不太可能影响中国的总体技术能力水平。这五个东亚国家和地区是中国和ASEAN-4的国外直接投资方的事实意味着它们正是我们讨论的技术扩散的源头。
总之，关于中国的WTO会员资格对ASEAN-4的影响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中国单边裁减有效关税的标准分析。其结果是劳动力和资本从中国的进口商品部门流动到出口商品部门，导致中国进出口增加。更详细的分析表明，额外的中国进口是从发达国家进口的资本密集型商品，而额外的中国出口是输出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劳动密集型商品。我们称第一层次分析为原始分析。
第二层次分析进一步为，中国加入WTO不仅要削减关税，而且对中国的市场开放也可能降低在中国投资的风险贴水。而由于风险贴水的降低会导致FDI向中国转移，特别是从东亚和东南亚周边国家和地区。我们称第二层次分析为FDI转移分析。
第三层次分析丰富了第二层次分析。它指出，FDI不仅增加国内的资本存量而且提高全球的技术转让，使更多的中国商品打入国外市场。我们称之为伴随技术扩散的FDI转移分析。
三、国际影响的量化——亚太立方G模型（AP-GCUBED）
由于涉及国家和地区广泛以及国家和地区间商品和资产市场的紧密联系，AP-GCUBED是理想的分析模型。该模型包括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韩国、其它经合组织国家（ROECD）、中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台湾、泰国、香港、新加坡、印度、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东欧和前苏联（EEFSU）以及世界其它国家和地区（ROW）。模型中18个国家和地区都包括六个行业（能源、采矿、农业、耐用品制造业、非耐用品制造业和服务业）和一些经济部门（居民、政府、金融部门和六个生产部门）。
AP-GCUBED模型和标准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有三个明显的不同：（1）与静态或连续模拟（即动态）的CGE模型相比，AP-GCUBED模型建立在对经济人（消费者和厂商）的跨期优化基础上。（2）通常的CGE模型只包括实际部门，但AP-GCUBED模型却包括一系列金融和实际资产（货币、债券、证券、居民资本、实际资本等等）；而且存在部门间和国家间静态的实际资本与随时向最高回报率流动的动态金融资本的区别；存在金融市场和商品市场的联系。（3）不像大多数CGE模型的市场均衡假设，AP-GCUBED模型允许因目光短浅而产生对优化行为的偏离，以及对居民和厂商以无风险债券利率借政府债券能力的限制，并允许暂时的名义刚性。
基于这种结构，AP-GCUBED模型包含有丰富的动态行为。一方面由资产积累驱动，另一方面则由工资调整达到新古典学派的稳定状态。这个模型当前版本包括将近7400个公式和140个跳跃型或前瞻性变量及263个状态变量。模型通过用于求解全球经济理性预期均衡的计算机运算法则来解决独立性问题。（注：有关模型的具体细节，包括公式和变量列表，可在以下网站找到：http：//www.msgpl.com.au/msgpl/apgcubed46n/index.htm。）
我们实施了四套模拟：
1.基准模拟；
2.原始模拟；
3.降低风险贴水模拟
4.带技术扩散的FDI转移模拟。
基准模拟：基于当前世界政体会无限持续到未来的假设，这个模拟产生所有内生变量的将来值。我们使用的关税税率来自包括各种级别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预测的GTAP4数据库。简单地说，基准模拟假定2000年的贸易体系将永久持续（包括中国被排除在WTO之外）。
反事实模拟（1）——原始模拟：唯一的变化是削减中国的贸易壁垒（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我们假定贸易壁垒在2003到2012的十年间以相同数量（用百分点衡量）逐年递减。
反事实模拟（2）——FDI要求降价低风险贴水——FDI转移模拟：这个模拟通过降低外国投资者所要求的风险贴水一个百分点来补充原始模拟。
反事实模拟（3）——FDI在接受国经济产生的技术扩散——带技术扩散的FDI转移模拟：我们通过以下条件来补充FDI转移模拟：
a.2003到2012年，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在耐用品制造业和非耐用品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率暂时性下降一个百分点；
b.从2003到2012年，中国的耐用品制造业、非耐用品制造业和服务业的TFP增长率暂时性提高一个百分点。
这两个条件意味着我们假定需要十年的时间让ASEAN-4提高它们的科学基础以抵消因FDI流入减少而导致技术扩散放慢的效应，也让中国完全掌握从FDI转移获取的新技术。
四、模拟结果
原始模拟：图1显示了11个经济与基准GDP的偏离：美国、欧洲、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省、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它们对基准的偏离都没有超过一个百分点的2/10，与测量误差不可辨别。图2显示了11个经济中对基准出口偏离没有超过一个百分点的3/10的10个经济。最大的出口偏离是美国，在2020年高于基准0.8％——也许，中国对进口竞争产业的保护降低使中国从美国进口更多的资本商品。但是，从实际角度看，中国的WTO会员资格对这11个经济没有影响。
图1 其它国家（地区）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原始模型
图2 出口的变化——原始模拟
FDI转移模拟：图3表明这11个经济GDP的偏离是负的，但数量却极小。在2020年，有10个经济的偏离低于0.3％。而韩国的偏离几乎是0.5％。图4显示的出口偏离几乎与图2一样——美国在2020年的出口偏离是高于基准0.9％。总的来讲，很难说这11个经济受到严重伤害。
图3 其它国家和地区实际GDP的变化——FDI转移模型
图4 出口的变化——FDI转移模拟
带技术扩散的FDI转移模拟：我们认为这是最现实的一个模拟。图5显示了4个东南亚经济长期的GDP重大亏损：泰国是7％，马来西亚和菲律宾是5％，印度尼西亚是3％。而其它7个国家和地区的GDP对基准的偏离微小。图6显示了只有ASEAN-4面临明显的出口转向。作为资本品和高附加值服务业主要出口商的美国呈现最大的正向偏离，在2020年正向偏离为0.9％（注：对以上模拟细节和中国的自身影响有兴趣的读者应参考MiKibbin和Woo（2003）。Sachs和Woo（2003），以及Woo（2001）讨论了中国入世的含义。）。
图5 其它国家（地区）实际GDP的变化——带技术扩散的FDI转移模拟
图6 出口的变化——带技术扩散的FDI转移模型
五、对国际经济的影响
（一）对ASEAN-4的经济影响
表3分析了中国和ASEAN-4在FDI转移及带技术扩散的FDI转移情形下的出口组成。在FDI转移下，ASEAN-4任何国家距基准没有重大变化。而对于在带技术扩散的FDI转移情形下的出口组成，我们发现ASEAN-4距基准有明显的偏离。表3显示了：
1.在高于基准33％的总出口增长中，中国制造业出口占了27％。
2.相对基准而言，ASEAN-4的制造业呈现长期大幅滑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制造业出口的滑落超过了总出口的滑落；马来西亚和泰国制造业出口的滑落分别占总出口滑落的97％和91％。
表32020年对基准总出口的偏离程度
中国
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
FDI转移模拟
对基准总出口的偏离（％） 3.703 0.345 -0.044 0.116
-0.040
占总出口偏离的比例（百分点）
能源 0.114 0.638
0.009 0.0370.004
采矿 0.011-0.019 -0.000046
0.0060.0002
农业 -0.100-0.024
0.081 0.0390.116
耐用品制造业 1.444-0.013 -0.081 0.020
-0.010
非耐用品制造业0.873-0.142
0.009 0.022
-0.020
服务业1.358-0.095 -0.062 -0.008
-0.130
带技术扩散的FDI转移模拟
对基准总出口的偏离（％） 32.642-3.202 -6.953 -5.219
-8.094
占总出口偏离的比例（百分点）
能源 0.772 0.193 -0.017 0.021
-0.0002
采矿 0.164 0.001 -0.005 -0.006
-0.005
农业 0.567-0.200 -0.297 -0.107
-0.472
耐用品制造业 14.341-0.071 -4.595 -3.047
-3.945
非耐用品制造业
13.107-3.277 -2.143 -2.362
-3.415
服务业3.691 0.153
0.104 0.282
-0.258
因为中国有大量富余农村劳动力，制造业向中国转移的趋势在中期内不会停止。正确地说，ASEAN担心的是自己是否要恢复到以前作为采矿业和初级产品供应商的角色。当人们意识到ASEAN的另一只鞋将要掉落时，这种发展趋势越发加强。因拥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和世界1/5劳动人口而未深度融入全球经济的印度，也正在实施重要的经济改革以回应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例如，将FDI上限从51％提升到76％。ASEAN清楚地看到，凡是不向中国流动的制造业工作现在向印度转移。
然而ASEAN面临的灰暗局面并不是不可避免的。最终的结局实际上很大程度取决于ASEAN的领导。当ASEAN-4能实施完全抵消FDI减少带来的技术扩散下降的政策，我们就回到FDI转移的情况。在FDI转移情况下，中国向国际劳动力输入超过1/3的工人导致世界制造业劳动分工的深化（也就是说，更细致的生产活动分工），而不是替代从ASEAN-4转移过来的制造业。在制造业延长生产链来创造适合ASEAN-4的生产活动的前提条件是它们必须实现技术多样化。为了达到这样的多样化，ASEAN-4政府必须在国民的科学技术能力上加强投资；马来西亚的例子请参考Yusof（2003）。
中国最近提出在东南亚建立自由贸易区。这应该被视为高速发展的中国的自然趋势。中国渴望在第一产业和采矿业发展投资。这样其纵向一体化的综合型企业能够更好地吸收原料价格的较大波动。东南亚欢迎与中国建立自由贸易区，因为这会：（1）增加进入逐渐重要的中国市场的机会；（2）有可能延长生产链以允许ASEAN-4在制造过程中占领一席之地；（3）增加来自中国的FDI流入来抵消从其它国家流入中国的FDI损失。
（二）对东亚、西欧和北美发达经济的影响
对发达经济而言，中国的加入使全球劳动分工更细致而产生积极的利益。这在香港、日本、新加坡、韩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行业如何保存它们的竞争力中更为清晰地看到：它们向中国转移生产链中劳动密集型制造部分；在国内扩展具有高附加值的部分，如研发、市场营销以及分销等，参见Abe（2003）。为什么我们的经验研究没有发现中国的出现对这5个发达的东亚经济的出口和GDP水平有影响呢？原因在于它们已经处在生产周期中开始向其他国家和地区重新安置其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阶段。中国的低工资水平就意味着这些产业向中国迁移，而不是移向ASEAN-4。Tain-Jy Chen（2003）指出，相对其它发达经济，中国大陆的挑战对台湾可能更为突出。因为台湾人不像日本人和韩国人，在融入中国大陆的社会和文化生活中产生最小的调整成本。这意味着整个的生产链而不仅仅是制造部分，在中期会从台湾移向中国大陆。
西欧和北美在国际贸易的总利益没受中国崛起影响的事实并不令人吃惊。这些发达经济以更大的比例向中国出口资本密集型商品和高附加值服务，而以较低比例向其它亚洲经济出口；同时，以更大的比例从中国进口劳动密集型商品而以较低比例从其它亚洲经济进口。西欧（北美）的出口国和进口国的转变可以用于解释：为什么西欧（北美）和个别亚洲国家和地区在双边贸易组成上有明显的变化，而西欧（北美）和亚洲国家和地区在整个贸易组成上却没有明显的变化。
六、结论
中国作为主要经济强国的崛起以进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标志。理解其国际影响的关键是在上世纪末极不寻常的全球劳动分工。这种不寻常是因为中国在1949至1979年间的自我封闭和在1980至1991年间向国际经济的缓慢融入，阻止了超过1/5的人口积极参与到世界贸易与投资体系中。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向世界经济的加速融入会导致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中国的重新配置的原因。
我们的分析表明，中国庞大的劳动力完全进入国际劳动分工可能会导致ASEAN-4面临非工业化。但是这个凄凉的结果绝非不可避免。这种情况只有当ASEAN-4允许FDI流入的减少从而降低技术扩散率时才会发生。如果ASEAN-4能阻止技术下滑，那么它们就能在延长的生产链中找到有利的空间。该发现表明，ASEAN-4应通过向科学家和管理者加速扩散新知识及为下岗工人提供适合的再培训计划，从而将人力资本的深化与广化作为其首要目标。
由于中国作为主要制造商的发展，发达经济政府所面临的普遍挑战是怎样为在制造业部门失业的工人“升级换代”。这个挑战与技术革新发展所需的结构调整并没有什么不同。正像一个人不应为挽救过时产业而反对技术进步，我们也不应为挽救无竞争力产业而反对自由贸易。如果发达经济政府实施保护而不是资助贸易调整计划来帮助受贸易影响部门的员工，这意味着政治意愿和经济政策的失败。
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占一席之地导致进一步的专业化分工，这会带来财富创造。任何能为劳动力提供新工作场所要求的深入而广泛的科学培训的国家和地区，将会获得一部分新创造的财富。而科技发展缓慢的国家正是那些不了解如何正确应对因全球化导致持续结构性调整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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