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霍克海默科技伦理观的理论逻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伦理论文,逻辑论文,理论论文,科技论文,霍克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2-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115(2010)05-0031-08
霍克海默科技伦理观中蕴涵了对传统科学理论对象的批判和对其研究方法的批判的双重维度。前者注重揭示“非人的事物下面的人的根基”[1](P4)，后者则注重对实证主义与形而上学的批判。弄清其理论逻辑，与解读以下的问题式密切相关：霍克海默科技伦理观的双重维度何以生成？其科技伦理观的理论逻辑与批判理论的旨趣有何内在相关性？霍克海默对科学及其危机的伦理反思与其科技伦理观的理论逻辑之间有何关联？本文试图对此作一探索。
一、霍克海默科技伦理观理论逻辑的双重维度何以生成
霍克海默科技伦理观理论逻辑的双重维度之生成并非仅与其自身的理论旨趣相关，而是与其对所处的时代的反思、对资本主义极权体制与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的批判密切相关。
首先，霍克海默体悟到，在他所处的时代，革命运动面临低潮，新的社会目标使人看到的不是希望，而是恐怖和失望。在“极权制国家中，年青人的斗争所争取的自由，正是那个在非极权制国家中面临永恒威胁的自主性”，而且，“更加美好和公正的社会，是一个缠绕着罪恶感目标”的社会[2](P5)。20世纪上半叶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经济危机和萧条。无产阶级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推翻资本主义的统治，而且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只要工人和知识分子团结一道，就可以阻止法西斯主义上台。但这一切，都没有成为现实，反而“一方面为未来的刽子手的产生准备了条件，一方面呼唤或至少容忍着刽子手的产生。”[2](P2)霍克海默通过反思这一现象，意识到，其所处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统治和压迫形式，已经演变为一种总体的技术控制。他进一步认为，这种社会的压迫和统治不是哪个阶级、哪种集团之间的问题，而是整个人类所面临的问题。他指出，“社会已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其上层不再被一些竞争着的企业家所代表，而是被管理层、联合企业、议会所代表。从属阶级的物质条件，创造出一些不同于早期无产阶级的政治和心理趋势。个人同阶级一样，现今也已被溶入社会中。”[2](P4)对此马尔库塞也指出，“这种压制完全不同于以前的作为不怎么发达的社会阶段之特点的那种压制，它在今天的作用不是出自自然的和技术的不成熟性，而是出自实力。”[3](P2)因此，“极权政府并不是一种偶然情形，而是社会运动的那种方式的表现。技术的完善、商业和交往的扩大、人口的增加，都迫使社会走向一种更加严厉的管理形式中。”[2](P4)因此，服务于工业的科学技术与服务于社会控制的宗教和世俗一样，均属社会意识形态①。这样，霍克海默及其法兰克福学派便将批判重心由批判资本主义极权社会，转向批判传统科学理论对象和其研究方法，进而生成其科技伦理观的理论逻辑。
其次，霍克海默注意到，在美国“最有吸引力的实证主义学说——实用主义是同一的。实用主义是一种没有理论的理论。”[1](P6)新实证主义思想方式吸引了形形色色的反法西斯主义集团。工人阶级及其组织日益被近期资本主义的极权体制所包围：不仅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被剥夺了它的批判感受力，而且由于商品交换的出现以及所有文化形式都被归结为现金关系，这也深深地影响了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运动。由此，注重对实证主义的抨击，是霍克海默（也是法兰克福学派）科技伦理观的内在的理论逻辑。关于“实证主义”，马尔库塞作了这样的阐释，“自从‘实证主义’一词的最早使用，可能是在圣西门学派那里。自那时以来，这个术语已经包含：(1)认知的思想靠事实经验而生效；(2)认知的思想重视的是作为一种确定性和精确性模式的物理科学；(3)相信认识的进步取决于这种重视。结果，实证主义把一切形而上学、先验主义和唯心主义都当作蒙昧主义的倒退的思想方式加以反对。”[3](P166)尽管在这里，马尔库塞所指认的“实证主义”是孔德的实证主义、马赫的经验批判主义和逻辑经验主义，但在霍克海默及其法兰克福学派那里，“实证主义”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实用主义、操作主义、语言分析哲学等，从严格意义上并不属于实证主义的哲学流派也被划归到“实证主义”之中。因此，霍克海默关于“实证主义”的意蕴相当于“科学主义”。他对实证主义的批判即是对科学主义的批判。
再者，除了上述原因以外，霍克海默科技伦理观理论逻辑的双重维度之生成，还有其更直接和深层的原因。霍克海默认为，尽管科学使现代工业体系成为可能；科学是人类心灵的工具，是人类世界和自然界的信息贮存；是研究者的知识装备，并被研究者用以影响社会、创造社会价值，但是，科学的这些发展，并没有证明实用主义的知识理论是正确的。因为知识的真理性应当表现为外在于科学的外在目的的实用性追求。决定一个判断的真实和虚伪并不取决于人类兴趣，而应在人类理论水平的提高过程中去寻找检验真理的标准。但是，在驳斥真理的实用论和相对论时，又不应用实证主义的方法，把理论和行为领域截然划分开，因为理论的方向、方法以及理论的对象，都离不开人。霍克海默也看到，现代物理学重新调整了科学的方法，加强了对主体的注意。但是，在他看来，这仍然不能描述出诸如“生命”这些具体的实在的真正的内蕴。而哲学和形而上学的思考仍然受到直觉方法的制约。因而，它同科学一样，都不能揭示处于“历史发展中，处于真实、活生生的社会生活中的东西。”霍克海默进而认为，“不仅形而上学，而且还有它所批评的科学，皆为意识形态的东西；……因为它保留着一种阻碍它发现社会危机真正原因的形式。”[1](P14)科学由于其在西方精神文化传统中的真理性地位和在工业及社会物质生活中所取的实用性效果，更是一种具有很大欺骗性的肯定文化。正如马尔库塞所说，“技术进步扩展到整个统治和协作体系，并创造了一些生活（和权力）方式，这些方式显得能调和同这一体系相对立的力量，并借用从苦难和统治中解放出来的历史展望的名义，击败或驳倒一切抗争”[1](P4)。因为科学所倡导的实证精神和方法，是与辩证法——把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动态考察的批判方法——相悖的。在霍克海默看来，“经济在很大程度上被垄断控制，然而在世界范围中，它又分崩离析、混乱不堪。它虽然更加发达，然而比以往更无力使人类摆脱困境。”经济中出现的矛盾情况尤其可以看出科学在当代发展中遇到的困境。因而，霍克海默认为只有批判科学和实证的思维方式，才能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纷纭复杂的现象，只有探寻克服科学思维的危机和科学的或实证危机的出路，才能建立一种反映当下社会诸种矛盾的正确理论。
二、霍克海默科技伦理观的理论逻辑与批判理论的旨趣
霍克海默科技伦理观理论逻辑的双重维度之生成不仅有上述多重因素，而且与其批判理论的旨趣密切相关。
首先，就其科技伦理观理论逻辑的第一重维度即批判传统科学理论的对象与批判理论的旨趣而言，霍克海默认为，“哲学的社会功能就在于批判当下普遍流行的东西”[1](P4)。在他看来，就在于从资产阶级社会交往的表面现象表现为物与物之间的等价交换中，深入到事物的世界中，去揭示人与人之间的深层关系，即在于去发现“非人的事物下面的人的根基”，以破除其表面同一形式的神秘性。由此，霍克海默十分注重批判传统科学理论的对象。从这一理论渊源来看，其一与青年卢卡奇科技伦理观的物化理论有着理论的内在相关性。青年卢卡奇在分析了物化现象的对象性时指出，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表现为一种物的属性，因而获得一种“幽灵般的对象性”，这就是所谓的物化现象。物化也指人在自己创造的商品面前顶礼膜拜，使自己受制于物，表现为商品拜物教。青年卢卡奇认为，商品拜物教是资本主义时代特有的现象。因为，在资本主义时代，商品形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并按照自己的形象来改造这些方面，而且不只是同不依赖于它、旨在生产使用价值的过程建立表面上的联系”[4](P145)。在古代社会中，甚至一直到资本主义发展的开始阶段，经济关系的人的性质有时还被清楚地理解，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的继续发展，产生的形式越错综复杂和越间接，人们就越少而且越难于看清这层物化的面纱。这正如马克思所说，“在以前的各种社会形态下，这种经济上的神秘化主要只同货币和生息。按照事物的性质来说，这种神秘化在下述场合是被排除的：第一，生产主要是为了使用价值，为了本人的直接需要；第二，例如在古代和中世纪，奴隶制或农奴制形成社会生产的广阔基础，在那里，生产条件对生产者的统治，已经为统治和从属的关系所掩盖，这种关系表现为并且显然是生产过程的直接动力”[5](P368-369)。当且仅当商品成为一个社会的总体普遍范畴时，或者说当商品关系成为社会生活中占统治地位的关系时，物化现象才在社会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上表现出来。青年卢卡奇根据马克思所揭示的商品形式的奥秘：“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6](P88-89)这样，人自己的活动，人自己的劳动，作为某种客观的东西，某种不依赖于人的东西，某种通过异于人的自律性来控制人的东西，同人对立。这种情况既发生在客观方面，也发生在主观方面。从客观方面来说，产生了一个由现成的物以及物与物之间关系构成的世界（即商品及其在市场上的运动的世界），它的规律虽然逐渐被人们所认识，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还是作为无法制服的、由自身发生作用的力量同人们相对立。因此，虽然个人能为自己的利益而利用对这种规律的认识，但他也不可能通过自己的活动改变现实过程本身。在主观方面，在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地方，人的活动同人本身相对地被客体化，变成一种商品，这种商品服从社会的自然规律，而异于人的客观性，它正如变为商品的任何消费品一样，必然不依赖人进行自己的运动。其二霍克海默注重批判传统科学理论的对象又与青年卢卡奇关于自然的概念有着理论的内在相关性。卢卡奇从资本主义的发展实际过程，揭示了自然科学的“纯”事实抽象之所以可能的社会基础和学理机制。由于资本主义在经济形式上的拜物教性质，导致了人的一切关系物化，与此同时，它不顾直接生产者的能力和可能性而对生产过程进行抽象合理分解的分工的不断扩大，这一切改变了过去人们社会存在的方式，同时也改变了人们理解这些现象的方式。于是出现了“孤立的”事实，“孤立的”事实群，单独的专门学科如经济学、法律等，这些学科的出现，就为这样一种科学研究大大地开辟了道路。因此“不偏不倚”的发现事实本身中所含的倾向，并把这一活动提高到科学的地位，就显得特别“科学”。卢卡奇进而运用历史辩证法进一步揭示了自然科学的“纯”事实抽象方法之不科学性。因为在这种“科学的”氛围中，仍然给人留下只不过是一种任意结构的印象。这里的原因何在？青年卢卡奇深刻地洞察到，“这种看来非常科学的方法的不科学性，就在于它忽略了作为其依据的事实的历史性质”[4](P54)。
其次，正是透过其批判理论的视域，霍克海默不仅注重批判传统科学理论的对象，更加关注对传统科学理论研究方法的批判，这是其科技伦理观理论逻辑的第二重维度。如上所述，霍克海默通过对其所处社会的考察，以其批判理论的视域进一步洞悉到，“更加美好和公正的社会，是一个缠绕着罪恶感的目标。可是，自战争结束后，这个目标已变得模糊不清。社会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其上层不再被一些竞争着的企业家所代表，而是被管理层、联合企业、议会所代表。从属阶级的物质条件，创造出一些不同于早期无产阶级的政治和心理趋势。个人同阶级一样，现今也已被溶入社会中”[2](P5)。霍克海默看到，资产阶级在其革命时期，为反对封建社会关系施加在它身上的限制，曾容忍过批判的理性。不过，曾经获得胜利的理性，只是在其量的形式方面被容忍——即在数学和自然科学方面被容忍。资产阶级的统治需要以此作为工具，因为它需要扩张资本以维护对社会的控制。资产阶级曾系统地清除过由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思想迷信，但是，它又创造出包裹在新的科学专制主义之下的新迷信。[1](P5)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的用途已达到非常高的程度，以致它可以被转化为工业技术。这样，实证主义与形而上学，作为资产阶级思想的两个方面，是资产阶级统一的世界观。因此，霍克海默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转向了对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实证主义与形而上学，尤其是对实证主义思想的批判。因为在霍克海默看来，实证主义思想由于把科学的作用看作是对事实作细致的记录，由于把科学的普遍性局限于表面现实的统一之上，因此，它忽略了历史发展的问题，成为当下流行的权力制度的工具。
再者，霍克海默还通过阐述批判理论与实证主义在方法论上的异质性，深化科技伦理观的理论逻辑的第二重维度——对实证主义方法论的批判。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霍克海默指认了实证主义方法的孤立性。他指出，在那些在实证主义者看来是孤立事实的累积，如果经过批判理论辩证思想的处理，就能成为十分深刻的东西。在辩证的理论中，这些个别的事实总出现在组成每个概念并试图从总体上反映实在的确定联系之中。在经验主义方法论中，概念和判断都是孤立自有的东西，是能够堆叠、替换和部分重塑的个别建筑石块。除了那些例外情况，这种方法摧毁了一切事物的意义。那些例外情况包括琐碎无聊显而易见的陈述或既不涉及社会问题也不涉及历史问题的陈述。而辩证思想把经验的要素并入经验结构之中；这种经验结构不仅对科学为之服务的有限目的来说是重要的，而且对辩证思想与之相联系的历史利益来说也是重要的。当思想不得不创造一幅活的事物的图画、创造一幅个别部分和整体的功能仅仅在理智过程的终点才能分辨开来的图画时，经验主义显得完全无能为力时，而辩证思想却能够运作自如。
二是批判了实证主义对主体概念的完全拒绝。因为在经验主义者看来，物理学中的物体是“一连串由某些因果联系衔接起来的事件，但它们又有足够的统一性，能够拥有同一个名称”[7](P158)。这类名称的用途是作为“方便的速记符号”，至于它们到底与什么样的东西相联系，大家很少有不同意见。而批判理论则强调，有意识的个人并不仅仅关注自然科学所一般要求的特定预言及实践结果的可能性，当一个拥有健全理智的积极的人看到世界的肮脏状况时，改变这种状况的欲望就会成为主导性原则；他会用这个原则去组织给予的事实，并把这些事实纳入一种理论之中。不但方法和范畴，而且就连理论的转变也只有联系他的立场才能理解。反过来说，这种方法和范畴既揭示了他的健全理智，又揭示了他的世俗品格。正确的思想取决于正确的意志，恰如正确的意志取决于正确的思想。因而，理论对有意识地行动的个人的意义与它对经验科学家的意义大不相同。对后者来说，理论形式是从通行的科学实践那里接受过来的约定俗成的东西。可是，一旦思想超出了给定的社会生活因素，理论模式就不是先天给定的，而是对经验要素的构造，是对个人从长远利益立场上看到的现实的有意识的反映。与他的探索活动联系在一起的构造和表述过程是知识的正当组成部分。
三是揭示了实证主义知识概念的非历史性和非批判性[7](P143)。经验主义者甚至不承认“密集”这个词的倾向性和反倾向性，而他却正是通过这种倾向性和反倾向性才常常把“粗俗的”语言概念与他的公式联系起来。而在批判理论即辩证理论中，整个社会表现的主观兴趣在历史上不断发生变化这个事实。这没有被辩证理论看作是错误的标志，而被看作是知识的内在因素。批判理论的所有基本概念，诸如社会、阶级、经济、价值、知识以及文化，都是完全由主观兴趣支配的理论脉络中的成分和部分。构成历史世界的倾向和反倾向代表了一种发展，这种发展若无更加合乎人性的意志，若无主体必须在自身之中体验或创造的意志，就无法被把握。
四是批判了实证主义的科学与价值无法相容性，揭示了科学、事实与价值之互维性。经验科学无法看到共同利益和真正人性存在的观念。[7](P159)经验主义声称，这种观念产生的根源是把个人欲望、道德信念及思想感情同科学混淆在一起。它进一步争辩说，其他目标都可以将自由意志搁置在一边，而判定这些目标中哪个合适却不是科学的任务。它坚持认为，在参加斗争的人们达到他们的目标之前，决定他们的观念和整个理论的利益与其他欲望没什么区别。它还断言，完全由利益支配的理论概念无法与客观的科学相容。由于真理概念与任何主观利益或要求合理社会的愿望没有关系，所以它也不具有这种利益必定包括的不确定性。霍克海默指出，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在19世纪中叶就已经建立了他们关于人类顺利进化图景的理论和体系。但是，近几十年来，纯粹科学家却不愿意重视它们。他们摒弃一切有意识的社会冲动，只让无意识的冲动支配他们的工作。在霍克海默看来，尽管这样做也许可能在具体学科中取得一定的成就，但它阻碍了人们全面认识人类及其社会现象。实际上，经验主义的知识概念根本不能制止这种“经验”的扩展。他风趣地指出，当无思想的群众疯了的时候，无思想的哲学也不会正常。而辩证思想预见到人类将会毁于战争和无穷无尽的野蛮行为，因而需要谈论普遍利益，把有关的东西与无关的东西分开，并据此构造它的观念。如果说，在物理学里，需要对材料选择和概念的界定进行冷静地思考，同样，在社会科学里，也需要通过深思熟虑作出相关的判断与决定。
三、霍克海默对于科学及其危机的伦理反思
霍克海默不仅批判传统科学理论的对象及其研究方法，而且对科学及其危机进行伦理反思，进而从以下两个方面深化了其科技伦理观理论逻辑的双重维度：一是反思作为生产力和生产手段的科学及其伦理功能，二是批判地审视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及其伦理功能。
首先，从作为生产力和生产手段的科学及其伦理功能，反思其合理性与局限性。霍克海默在《科学及其危机札记》中指出，科学作为生产力，它以多种方式，使现代工业体系成为可能，与此同时，科学还可以用作创造社会价值的手段，进而建构起生产的手段。然而，科学作为生产力和生产手段对社会生活进程有所贡献的这一事实，决没有证明实证主义的知识理论就是合理的。
一是霍克海默对理论的真理性与功用性进行了辨析。他认为，知识的成效应当被理解为内在于科学的东西，而不应理解为追求外在的实用性。检验一个判断的真理性与检验这个判断在人类生活中有何重要性，不能相提并论。因为决定这个判断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并不取决于人类兴趣，真理的标准是伴随着理论水平的提高而发展起来的。科学本身在历史进程中发生着变化，但它决没有为别的真理标准提供论据，而只是证明了处于一定水平上的知识状态相适应的真理标准。
二是霍克海默还以普遍的经济危机影响了科学功能的充分发挥的事实，进一步论证了其上述思想。他指出，今天，尽管社会财富比以往时代更加庞大，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已不可能有效地使用它曾发展起来的力量和积聚下来的财富。这样，科学知识就不得不分担着其他生产力和生产手段的功能，而它的运用和它的高度发展与人类的需求却极不适应。马尔库塞对此进行了这样的诠释：“这个社会总的说来是不合理的。它的生产力破坏了人类的需要和能力的自由发展，它的和平是靠连绵不断的战争威胁来维持的，它的增长靠的是压制那些平息生存斗争——个人的、民族的和国际的——的现实可能性。”[3](P2)这种状况扼制了科学本身在质和量方面的进一步发展。弗洛姆则从社会心理的视阈论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这种不合理性：“我们发现，最民主、最和平、最繁荣的欧洲国家，以及世界上最昌盛的美国，显示出了最严重的精神障碍症的症状。西方世界的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是舒适的物质生活，相对平均的财富分配，稳定的民主和持久的和平；但是，正是最接近这个目标的国家表现出了最严重的心理不平衡的症状！”[8](P9)与此同时，被人们视为真正效力于改善人类境况的力量的理性的、科学的思维方式，由于人们试图把其开发归附于“心理的”东西，归附于作为决定因素的怀疑批判理性，因此，这种理性仅仅成为追求日常生活目标的有用工具，在面临重大课题时，却缄默不语，即对一个整体社会不作任何理论上的反思。
三是霍克海默以其特有的批判理论的视域洞悉了科学在实际运作中具有的一系列局限性。他认为，这些局限性并非科学对其理性特性的夸大，而是加在科学上的诸种限制；而这些限制本身又受到社会境况的日益僵化的制约。最初科学被确定为资产阶级在反对教会对学术研究加以限制的批判斗争中所获得的自身解放这一局部性目标。然而，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这一目标就失去其进步性，反而表现为把科学活动限定在对现象进行描述、分类、概括上，而且并不注意把本质的东西与无关紧要的东西区分开。这样，“当对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的关注让位于证明当下社会应当是永恒不变的东西的企图后，一种致命的、瓦解的因素便侵入科学之中”[9](P6)。科学的成果只是在部分上可以有助于工业生产，但当面临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进程的问题时，科学却逃避着它的责任；科学的方法旨在解决存在的问题而不是变动的问题。而对于一定社会历史中的人的发展而言，则具有一定的结构。欲把握这一结构，需要在理论上把握所有文化关系发生革命变革的那些深邃的转换过程，而不在于简单地记录那些正在出现的事件。由于科学拒绝以适当方式处理与社会进程相联系的问题，因而导致其在内容和方法上的肤浅性。同时，这种肤浅性反过来又表现为忽略科学涉及的不同领域之间的动态联系，进而还以极为不同的方式影响到科学自身诸原理的实际运用。尽管自20世纪以来，科学家和哲学家批评了纯粹机械方法的不足与不当之处，导致了对科学研究得以建立的主要基础的原则的进行讨论。由此，还引发了对科学中危机的思考和对马克斯·舍勒形而上学思想的批判。应该说，霍克海默对于科学在实际运作中的一系列局限性批判是深刻的，进而切中他所处时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弊端。同时，对于当代如何把握科学技术的发展方向具有重要的启示性。
四是霍克海默还反思了形而上学思想对于科学发展的影响。从积极的方面看，现代物理学借助于马克斯·舍勒形而上学思想重新把作为整体的科学，其注意力已转向了众多曾被忽视的领域，而且在许多方面也较少受到习以为常的狭隘观念与方法的阻碍；在对重大心理现象的描述、社会类型的勾勒、知识社会学的发现等诸方面取得了成果。但是，从消极的方面看，形而上学的论著几乎都把所谓的“生命”这种具体的实在表述为一种神秘的本质，而不是把它看作在其历史中的发展，处于真实的、活生生的社会中的东西。因而，在霍克海默看来，那些论著在根本上并未促进科学的发展，而不过是对科学的否定。因为其一形而上学不仅没有指出科学由于眼光的近视地集中于分类之上而产生的诸种局限性并与之决裂，反而把先前时代的科学之不足与合理性本身等同起来。其二它否定判断式思维方式，放任自身于任意选定的对象。其三它以其独立的思考方式，把人的特性绝对化；并且用直觉来对抗批判理性。由于这种直觉摈弃所有限制性的科学标准，毫无保留地信赖它自身的洞见，因而，它背弃了对社会危机的原因的考察，并使考察这种危机的手段每况愈下，进而造成了新的迷茫。
其次，霍克海默批判地审视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及其伦理功能。在他看来，科学保留着一种阻碍它发现社会危机真正原因的形式。任何一种掩盖社会真实本质的人类行为方式，即便建立在相互争执的基础上，皆为意识形态的东西。但这并不是说科学活动的参与者不关心纯粹真理。意识形态作为社会成员的出现必然依赖它们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只有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发展程度和利益之间的冲突的紧张程度已达到能透过现象而洞悉真正发生的事情时，完整意义上的意识形态的构制才会显现。在当前，科学的力量映照出充斥着种种矛盾的经济。经济在很大程度上被垄断所控制，然而在世界范围中，它又分崩离析、混乱不堪。它虽然更加发达，但却比以往更无力使人类摆脱困境。马尔库塞则进一步指出，“当代社会的能力（思想的和物质的）比以前简直大得无法估量，这意味着社会对个人的统治范围也大得无法估量。我们的社会的特色在于，它在绝对优势的效率和不断增长的生活标准这双重基础上，依靠技术，而不是依靠恐怖来征服离心的社会力量。”[3](P2)霍克海默由此进一步揭示这一时期科学表现出双重矛盾：一方面，科学认定这样一个原则，即它的每一步都具有批判的根基，然而其所有步骤中最重要的一步即科学任务的确定，却缺乏理论的根基，似乎是随意选定的；另一方面，科学必须涉及全部相关知识，然而，它对自身的存在以及它工作的方向所依赖的东西，即社会立于其上的全部关系，却尚未把握住。这两对矛盾是紧密联系的。因为，科学工作的范围和方向的确定并不仅仅取决于它自身的趋向，在根本意义上取决于社会生活之必需。[9](P6)以整体方式揭示社会生活进程的过程，必然伴随对规律的发现，这些规律驾驭着科学与其他活动所表现出的表面的随意性。只有科学赖以成立的真实条件在历史进程中变化，才能取得如是的胜利。然而，“那种把技术和科学攫为己有的工业社会，为更有效地统治人和自然，为更有效地使用它的资源而组织起来。当这些努力的成就打开了人类现实的新向度时，这个社会就成了不合理的”[3](P17)。霍克海默还批判了这样一种观点，即文化与经济关系以及与这些关系所产生的利益冲突相联系，使文化失去和谐。在他看来，这一观点并没有揭示出与之相关的现实，也没有揭示出物质和精神价值的重要性。虽然这一观点不是唯心主义的，即拒绝把精神看作是可以与历史性存在相分离的东西或相独立的东西。若能努力弄清阻碍和毁灭人类生活的原因，以及有效地让经济服务于人的做法，就比那些不顾历史事实而教条似的强调精神优先性的做法，更有助于开发人的精神能力。
通过以上分析，霍克海默深刻指出，科学中的危机离不开普遍的危机。历史进程已在作为一种生产力的科学上施加了诸种限制，这些限制又表现在科学的不同部类：在其内容和形式上、主题和方法上。此外，科学作为生产手段尚未适当运用。由于作为社会功用的科学在当前反映着社会中的诸种矛盾，因此，对科学危机的理解依赖于一种有关当下社会境况。
四、关于霍克海默科技伦理观理论逻辑的几点辨识
从上述分析可知，霍克海默科技伦理观理论逻辑的双重维度之生成，与其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变化凸现的问题的探索和对整个西方工业文明及其理性基础的批判的密切相关。其科技伦理观不仅对于法兰克福学派科技伦理观的生成具有奠基性，而且对于我们当代探索科技伦理的理论体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启示性。
1.霍克海默科技伦理观的理论启示
霍克海默的科学伦理观对于科技伦理的理论探究具有重要的本体论意义与方法论启示。
首先，就其本体论意义而言，霍克海默通过批判工具理性“事实中立”论和实证主义的方法论，颠覆了科学及其研究对象表面的“自然性”，揭示其“非人的事物下面的人的根基”。一是他分别从形式逻辑和语言分析哲学的视角对单向度思维方式的特点、危害进行了剖析和批判。他深刻地指出，实证主义在“事实中立”论的名义下，割裂了现象与本质、理论与实践、价值与事实的内在联系；进而又排除了科学理论研究中的价值因素，对现实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对社会现实中的苦难和不合理的方面漠然置之；实证主义使理论研究脱离社会文化背景，无视社会文化因素对理论及其发展的影响，将科学活动看作脱离社会生活和科学活动主体主观意志及情感的纯客观操作；为了获取片面的经验事实而牺牲社会现实，使哲学丧失了自身应有的批判性，使思维方式单向度化——仅仅成为一种单纯的逻辑分析或语言分析的工具。二是揭示了逻辑经验主义的形式主义的局限性：只注重对科学命题或理论结构的静态逻辑分析；把科学哲学归结为科学的逻辑，忽视科学命题和理论的实际内容及其动态发展；揭示了经验与逻辑之间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这样，霍克海默在宏观维度上指认了科学与社会、科学与人、科学与自然的伦理关系；在中观维度上，他阐释了科学与经济、科学与政治、科学与文化及其意识形态的伦理关系；在形上维度主要阐明了科学、事实与价值之间的互维性。这就为科技伦理的理论建构，奠定了本体论基础。
再就其方法论启示而言，与上述霍克海默揭示的“非人的事物下面的人的根基”理论紧密相关，即霍克海默实际上为我们研究科学伦理的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从科学理论对象及其研究方法探寻科学伦理的宏观、中观与形上维度；从发达工业社会的科学及其危机中，反思作为生产力和生产手段的科学及其伦理功能，批判地审视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及其伦理功能。他指出：“堆在科学家那里的”纯粹感觉经验的事实，“就跟堆到不中用的政府那里的自发拥护政府的示威活动一样多”[7](P21)。这个政府无疑知道怎样把对这门科学的详尽分类、核对和调整用作它那无所不包地的控制机器中的一个仪器。但是，由这些科学手段得到的关于世界和人的图景，可能与那个时代实际上能达到的真理大不一样。那个国家的居民由于受制于摧毁每个人内心自由的经济机器，由于被狡诈的教育和宣传方法阻止了智力发展；也由于他们被恐怖和畏惧弄得不知所措，他们可能会受歪曲的印象的支配，作出违反他们真正利益的事情，从而在每种感情、每个表达和每个判断中，都充满着欺骗和谎言。他们所有的行动和表达都被控制了（就控制这个词的严格意义而言）。这种新的研究范式对于已经习惯于从“科学+伦理”或“伦理+科学”的“迭加式”或者“负载式”研究科学伦理的我们，无疑不仅令人耳目一新，而且有方法论的引领作用。
2.霍克海默科技伦理观的实质及其理论局限
如上所述，霍克海默的科学伦理观理论逻辑的双重维度，一方面与其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变化凸现的问题的探索和对整个西方工业文明及其理性基础的批判的密切相关，另一方面，其实质不仅是关于科学伦理道德哲学探索——关注科学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中蕴涵的伦理因素，而且关注科学作为生产手段的适当运用和作为社会功用的科学的社会功能；同时也是一种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论，这表明霍克海默的科学伦理观触及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深层问题，尤其是对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意识形态的消极作用进行了深刻揭露。这不仅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深刻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现状与本质，而且有助于我们注重科学技术发展的正确方向的探索，注重科学技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这一思想不仅影响到霍克海默同时代的其他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及其后期的发展，而且对当代依然有着深刻影响。然而，须指出的是，由于他缺乏对资本主义基本社会矛盾把握的历史辩证法，因而其科学伦理观理论逻辑存在着理论与方法论的偏颇。
首先，在霍克海默的科学伦理观理论逻辑运演过程中，以批判实证主义的方法论代替了对资本主义极权社会现实的批判。这与马克思的科技伦理观以及他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行的规律的深刻、全面把握相比，霍克海默科学伦理观的理论及其方法就显得相形见绌了。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与霍克海默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在总体上有一个重大差别：前者着重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客观经济运动结构，后者则局限在资本主义社会主观的思想意识形态表现上。而这一点，也正是霍克海默尔和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与马克思的根本差异之处。
其次，在上述对实证主义方法论的批判中，也显现出思想的局限性与观点的片面性。一是霍克海默在对形式逻辑的批判的过程中，在深刻地洞察了形式逻辑的局限性：形式逻辑是没有内容的语言形式系统，它只注重思维对象的思维形式，而不关心或者无视思维的内容，追求抽象的普遍性和形式上的有效性，却无法把握活生生的现实矛盾。因而他没有肯定形式逻辑的在日常思维和科学技术发展中的作用，而更多地采取了否定的态度。他常常把形式主义与形式逻辑混为一谈，把对形式逻辑的批判代替对形式主义的批判。一方面，没有看到形式逻辑的同一性也有其客观的基础：事物的相对静止和相对稳定状态；没有看到形式与内容也有相对独立性；另一方面，没有看到形式主义与形式逻辑的区别，作为形式逻辑的思维规律，要求在同一思维过程中，对同一思维对象须保持思维的确定性、一贯性和明确性的确有其方法论上的合理性，这是人们交流思想的必要条件，否则人们的思想就难以沟通。二是在对辩证逻辑的阐述中，未能处理好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的关系，只强调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的异质性，看不到在思维过程中，两者的相关性；另一方面，不了解主观辩证法即辩证逻辑与客观辩证法的关系，排除了客观辩证法，使辩证逻辑失去了客观基础；另外，片面强调了辩证法的革命性，使之成为一种只进行批判、否定而不继承、肯定的、“大拒绝”的否定的辩证法，因而，具有一定的虚无主义和浪漫主义倾向。
再者，霍克海默在科技伦理观理论逻辑运演中，深刻地揭示了实证主义的要害——以忽视和回避甚至掩盖了社会的现实为重心。在对科学及其危机进行伦理反思中，霍克海默却忽略了科学的历史和现实成就，低估了科学思维方法对人类理性思维的积极作用，尤其是他把对科学及实证思维方式的批判当作解开资本主义社会根本矛盾的核心思路，这一切，都使他们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中离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伦理观越走越远，进而与马克思的科学伦理观具有异质性。尤其是他试图以一种“诗意”的形而上学去打破逻辑实证主义对现实和人及其心灵的“统治”，进而开启了之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以美学的方式从事社会批判以及归回到人的心灵拯救的一条唯心主义道路。
注释：
①霍克海默所说的“意识形态”，是有其特定含义的。在霍克海默以及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看来，所谓意识形态是指与真理对立的东西，即“任何一种掩盖社会真实本质的人类行为方式”，皆为意识形态的东西。他们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信仰、科学理论、法则、文化体制这些哲学的、道德的、宗教的、认知的活动都具有意识形态的特征，因为它们都系后来马尔库塞所说的那样，是对资本主义的整个社会框架加以接受和认可的“肯定文化”的表现。参见霍克海默《批判理论·中译本序》，李小兵等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14～15页。
［收稿日期］2010-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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