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鲁江[1]2000年在《财产积累与经济增长》文中研究表明本论文的主旨在于：由于长达几十年的以国家为主体的资本积累，社会拥有了巨额的国有工业化资产；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社会多元化资本积累主体开始形成并有了长足的发展，广大社会成员的收入水平也有了显著的提高。这些社会历史条件，对转变整个社会的资本积累方式，建立新的经济增长机制，塑造新的社会经济秩序，提出了要求，同时也提供了可能。资本积累方式转变的基本内涵就是：从以劳动积累为社会资本积累的主要源泉，转变为以财产积累为社会资本积累的主要源泉。 一、本论文的主题：中国开始走上以财产积累为基础的经济增长之路 在改革开放二十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国逐步摆脱了传统计划经济的经济增长模式，也没有模仿和追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式，而是探索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经济增长之路。它既要符合人类社会工业化、现代化历史进程的一般规律，也要顺应中国社会、历史的特殊要求和条件。更为具体地提出问题，则是要求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增长的内在联系、内在的统一性作出说明。从传统的经济增长向现代意义的经济增长的转变 发达国家是在完成工业化的基础上，以工业经济持续地向社会贡献财富作为经济增长内容的，而我国则是以国家持续不断地大规模向工业经济投入作为经济增长的内容的。财产积累取代劳动积累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新的内容，新的动力来源，从而形成了中国经济增长新的历史阶段的基本主题。 二、本论文的基本研究方法：逻辑与历史相结合的方法 本论文所运用的方法是马克思所提倡的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方法 1、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方法是认识社会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一个基本方法。 2、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方法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观 3、分析中国经济的历史性转轨需要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方法。 本论文以马克思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方法为指导，同时借鉴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指导变迁和经济史的一些理论、方法，试图通过对我国建国50年和改革开放20年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历史进行分析，探讨其内在的逻辑，对我国今后如何推动经济持续增长、实现现代化及维持现代化经济的运行，提出自己的见解。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历史运动时，有一个基本的脉络，这就是资本原始积累、资本积累、资本主义积累规律，由此揭示 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发展、演变的历史逻辑。积累不仅是资本主义社 会的第一推动力，从一般意义上讲，也是工业化经济的第一推动力。 认识中国的经济增长，也就是认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因此在中国的 经济增长中，积累也具有核心意义和基础意义。对方法可行性的这种 认识，也就是本论文把题目确定为“财产积累与经济增长”的出发点 之一。 本论文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方法来展开思路。中心思想是以积 累模式的转变作为分析中国经济增长历史演变的基本出发点，探讨中 国经济增长的内在规律性。这样两种历史性变迁又是相辅相成的，其 中的核心是财产积累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 三、本论文的基本思路及结构框架 本论文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方法来展开思路。中心思想是以积累模式的转变作为分析中国经济增长历史演变的基本出发点，探讨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规律性。第一章导论，就阐述了本论文的选题考虑及所要运用的基本研究方法。 首先从普遍性。一般性的角度探讨积累与经济增长的联系，叙述先前有关这方面问题的理论研究成果及有关的思想性资料，分析这些理论和文献对于本论文的指导、启发和借鉴意义。这是第二章的内容。 第三章探讨财产、财产积累概念，确立本论文所运用的基本概念的内涵。 通过对中国50年经济增长和20年改革开放历史的探讨，本论文认为中国的积累模式有一个根本性的变迁，这种变迁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物质基础上或积累的动力源泉上，正在发生着由劳动积累向财产积累的历史性变迁；二是在积累的社会主体上，正在发生由国家为主体向社会多元化主体的历史性变迁。这样两种历史性变迁又是相辅相成的，其中的核心是财产积累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这是本论文的核心观点。第四章对这样两种历史性变迁进行了逻辑性的分析和描述。 第五章开始，本论文运用通过对历史的逻辑分析所得出的结论，对中国经济增长中所面临的的一些重大现实问题进行分析，一方面这是本论文逻辑分析的继续展开，因为对历史的逻辑分析，应当力求能够对过去、现在和未来有所解释和设想；另一方面，这种对现实及未来发展的分析也是对本论文所提出的’理论（对中国经济增长历史的带有假设性的解释）的一种验证的尝试。 第五章探讨了新的积累模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重点在于社会要围绕积累模式的历史性转变，构建新的经济增长机制，为经济持续、稳定、快速所增长提供符合客观实际、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第
唐雪梅[2]2010年在《论转型期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的调控》文中研究指明随着我国经济不断稳步发展,国民财富不断积累,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步入了快速增长的轨道。2005年我国人均居民财产性收入增幅为19.7%,2006年为26.5%,2007年增速达到42.8%,财产性收入增速超过同期工资性收入的增速,财产性收入正在成为我国居民收入增长的重要来源之一。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表明,当人均GDP突破2000美元,财产性收入就会逐渐成为居民新的重要收入来源之一。在美国,财产性收入大约占居民个人收入的20%-30%,90%以上的居民持有股票、基金等有价证券。而在我国,尽管财产性收入快速增长,但其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只有2.3%。因此,通过政策调控提高我国广大居民财产性收入是我国未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着力点。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由此可见,国家鼓励广大居民将私人财富投资于生产流通领域,并按照要素贡献参与收入分配,从而获得财产性收入。在我国,财产性收入不仅表现出高速增长的趋势,而且还表现出绝对收入额和增长速度的巨大差异。2007年我国城市居民财产性收入平均为348.5元,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平均为128.2元,城市居民是农村居民的3.1倍；而在城镇居民内部最低收入人群(10%)的财产性收入为53.56元,而最高收入人群(10%)的财产性收入为1911.3元,差距近35.68倍。从增值速度来看,2000年我国最低收入居民的财产性收入为52.47元,到2007年增长了约2.08%,而最高收入居民的财产性收入2000年为378.11元,到2007年增长了400%以上。财产性收入对居民收入差距贡献正不断增长。因此,如何通过政策调控促进广大群众财产性收入增长的同时不断缩小财产性收入差距,成为我国收入分配领域的一个重要课题。而要解决这一问题,关键要清楚当前我国财产性收入调控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由于财产及财产性收入具有“富者越富、穷者越穷”的马太效应,容易造成社会阶层流动僵固化,中低收入阶层难以通过收入的增长来获得收入地位的改善,这种收入固化还呈现世代相传的情形,贫穷者将丧失翻身的机会。与此同时,财产性收入属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来源,还会影响一国的经济增长方式。鉴于财产性收入重要的社会和经济效应,各国政府都不断致力于对财产性收入的调控,以期缓解各种经济问题和社会矛盾。由于财产性收入是我国转型期居民财产不断增长、积累而出现的新事物、新问题,在财产性收入调控方面还处于“摸着石头过河”,不断积累经验的过程,因此,深入研究我国当前财产性收入调控存在的问题,不但有利于促进广大群众财产性收入的合理增长,而且也有利于改变不断扩大的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建设目标。在此背景下,本文试图探索当前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调控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以期为相关的理论研究和政策制定提供有益的参考,这是本文选题的目的所在。围绕着研究主线,本文布局如下：绪论部分是本文的简要概述。在对财产性收入进行概念界定的基础上,介绍了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而提出本文研究的内容、思路、方法,指出可能的创新和存在的不足。第2章为理论基础。本部分梳理了财产性收入分配的理论依据、财产性收入的增长机制,指出市场机制作用下的要素收入分配可能导致财产性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从而不利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财产性收入调控的理论模型。第3章为现状研究。本部分分析了我国财产性收入现状,通过对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速度、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财产性收入的地区差异、财产性收入的城乡差异以及城镇和农村内部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的财产性收入差异分析,指出目前我国财产性收入的差距明显,财产性收入对收入差距的贡献在增强。第4章和第5章为居民财产积累研究。其中,第4章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角度对居民财产积累能力进行研究；第5章从制度改革角度对居民财产禀赋差异的影响进行研究。第6章为转型期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研究。本部分从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两个角度分析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结构性增长状况,并分析调控过程中存在的政策缺失。第7章为收入再分配对财产性收入的调控效果研究。本部分就税收政策对居民财产性收入调控的效果进行研究,指出目前的分类所得税制以及财产税、遗产税、赠予税制的不完善使税收难以对财产性收入的差距进行合理调节。而由于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养老保险制度和住房公积金制度也难以成为广大群众的财产性收入来源。第8章为财产性收入调控的政策建议。本部分在剖析国外财产性收入调控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国情提出我国财产性收入调控的政策建议。结语部分指出了本文研究的主要结论以及进一步研究的方向。论文主要从以下方面进行了创新尝试：1、界定了财产性收入的概念。现有的财产性收入范畴往往局限于居民拥有的,能够自由支配的财产带来的财产性收入。实际上,居民还有另外一些归属于其名下,能够带来财产性收入,但是其不能自由支配的财产,例如养老金、住房公积金等。因此本文将财产性收入定义为：财产所有者拥有的非限制性、限制性、完全限制性资产所获得的收入,包括出让财产使用权所获得的利息、租金、专利收入、红利收入和财产增值收益等。这对于正确理解财产性收入的调控范围具有重要意义。2、研究了财产性收入的增长机制。从财产性收入的自我强化,融资能力对投资收益的强化,投资路径的自我依赖三个方面研究了居民个人财产性收入增长的机制。通过对模仿投资行为的分析,再结合上述三个机制,分析了一个国家居民财产性收入结构转变的过程及其对财产性收入差距的影响。3、提出了财产性收入调控的理论模型。财产性收入是财产的衍生物,由于家庭占有财富的不平等,要素收入分配理论必然导致财产性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同时,由于财产性收入增长的自我强化导致居民投资行为的差异,这也会导致居民投资收益率的不同；另外,人们劳动的努力程度、受教育的程度、地点、健康和运气不同,也会产生财产性收入分配不平等。因此,自由放任的财产性收入分配可能带来财产性收入普遍的不平等,为此,有必要对财产性收入进行调控。有鉴于此,本文提出了一个调控财产性收入的理论框架模型,从财产积累过程、财产性收入增长和财产性收入再分配三个方面对财产性收入进行调控,克服了当前对居民财产性收入调控零碎、不成体系且偏重于某一方面探讨的局限。4、系统的研究了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状况,明晰了当前我国居民的财产性收入结构及其差距的成因,指出财产性收入对居民收入差距的贡献正在增加,从而提出了我国转型期财产性收入调控的相关建议。财产性收入的调控问题是一个非常有意义且又非常复杂的研究课题。作为经济体制转型国家,长期以来我国对收入分配的调控更重视对劳动收入、转移分配收入,而对居民财产性收入则缺乏相对系统的研究,在调控手段和调控对象上尚没有形成系统的体系,本文的研究是我国收入分配理论和政府宏观调控理论的有益丰富和完善。但是由于居民财产性收入来源的庞杂性,研究地域的宽泛性,且居民财产性收入的第一手资料非常难以获得,因此,论文只是对主要财产性收入来源进行了分析,而没有涉足居民的保险收益、知识产权收入、艺术品投资等等,这些都需要通过后续研究进一步补足。
谢鲁江[3]2001年在《论财产积累与经济增长的双重关系》文中研究表明一、财产积累的涵义在国家工业化的进程中 ,需要形成一个持续的建设资金的投入过程 ,这就要求社会必须提供资金动员的主体 ,提高资金动员的动力 ,更需要提供充分的形成资金源泉 ,形成稳定的积累渠道。也就是说 ,谁来进行积累 ,为什么进行积累 ,以及从何处形成
谢鲁江[4]2001年在《从劳动积累到财产积累——论我国工业化积累方式的历史转变》文中提出如何有效解决资本积累问题，或者说资本积累方式问题，是工业化进程中的核心问题。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需要自觉地完成由劳动积累向财产积累的历史性转变。
肖争艳, 姚一旻[5]2012年在《我国通胀与经济增长放缓福利成本的比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经济理论和实践经验通常认为我国经济增长放缓的福利成本远高于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因而"保增长"的重要性远高于"防通胀"。本文认为这一判断已经不再适用于我国当前情况,核心原因是当前家庭的财产积累水平较以往有了大幅度提高,通胀将通过财产再分配效应造成严重的社会福利损失。经过计算发现:在各组参数设定下,5%的通胀和经济增速下滑一个百分点所造成的社会总福利成本(对消费的补偿比例)分别平均是1.8%和5.9%;通胀福利成本与增长放缓福利成本之比平均为32.9%,相比之下,在不考虑财产再分配效应的计算方法中,该比例仅为约16%。这说明在中长期"保增长"和"防通胀"都具有重要的社会福利意义,因此宏观调控应该将二者都作为重要的政策目标。
罗楚亮[6]2012年在《收入增长、收入波动与城镇居民财产积累》文中提出本文根据1995年和2002年住户调查数据,讨论了居民收入增长、收入波动以及住户特征对于城镇居民财产积累的影响。本文发现在1995年的家庭财产持有行为中已经具有明显的预防性动机,收入波动对于家庭的财产积累行为具有重要影响,而在2002年这种效应则有所下降。城镇居民在这一期间持有财产数量的增长主要是由收入增长所解释。此外,预防性动机在整个财产分布中的变化趋势在两个年份中是相反的,1995年财产分布低分位点具有更强的预防性动机,而2002年则相反,预防性动机随着财产分布分位点的上升而增强。如果控制收入、收入波动以及生命周期等储蓄性因素,户主特征对于财产积累的解释作用非常有限。
朱金霞[7]2015年在《我国城镇居民财产及财产性收入与贫富差距问题研究》文中认为中国居民贫富分化日益严峻,成为影响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的主要矛盾之一。《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的研究表明我国财产基尼系数达到了0.73的高位。而国家统计局公布统计数据显示,近十年来,中国每一年的基尼系数都超过0.47,2012年为0.474,收入差距较大。收入差距与财产差距都呈现出迅速上升趋势,并且财产差距及其扩大速度远超过收入差距。所以,只是就收入上来讨论分配问题,最终无法缩小贫富差距。财产在收入累积的基础上形成,收入是产生财产的根本原因。收入差距的积累形成实际占有财产多少的差距,即造成财产差距。财产性收入依附于财产而存在,是财产所有者对财产享有的权利在经济上的体现。城镇居民对于财产的占有以及将财产转化为财产性收入的能力更强。因此,本文从财产占有差距、财产性收入差距以及财产中最重要的住房财产角度分析我国城镇居民贫富差距的形成原因。综合考虑收入分配与财产分配,从劳动力市场角度研究城镇居民收入不平等中的财产差距问题,在此基础上分析其贫富差距的原因。本文采用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规范分析与政策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完成如下主要研究内容:第一,贫富差距基本理论与测量方法。从收入分配理论、收入差距与贫富差距的概念、贫富差距测量理论及方法等梳理本文的基本相关理论和基础研究文献。第二,财产性收入对贫富差距的作用机理。首先,梳理收入差距与贫富差距的作用关系。分析了收入差距与贫富差距的区别与联系;从资本和劳动收入占比角度,研究了我国收入差距拉大可能与要素收入分配失衡的关系;进一步揭示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思路的实现,但是也更加揭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迫切要求。其次,分析了财产、财产性收入与贫富差距影响机理。从收入与财产的互动关系,财产和财产性收入互动关系,收入和财产性收入互动关系,财产与财产性收入效应几个方面揭示贫富差距内部的作用机制;再次,住房财产与贫富差距影响机理。从住房价格与财产分配和消费,住房财产与社会地位的互相作用关系,揭示住房财产经过财富效应、约束效应、替代效应、马太效应等对居民贫富差距的作用原理。第三,我国城镇居民贫富差距的演变、现状及特征。具体从集体贫困,不允许私有财产存在,收入差距形成并缓慢增长,收入差距与财产差距迅速上升、收入差距演变为贫富差距四个阶段探索我国城镇居民贫富差距的演变过程;从当前收入差距和财产差距两个角度总结我国城镇居民贫富差距的特征。第四,我国城镇居民财产占有与贫富差距的关系研究。本部分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调研数据,通过对我国城镇居民财产基尼系数的测算、分解等对城镇居民的财产总量及结构、财产分布差距及其变化进行研究。研究了财产差距扩大的结构性原因及主要影响因素,重点分析了房价变动与财产差距的关系。另外还对城镇居民家庭财产的区域差异进行对比分析。为缩小我国城镇居民财产差距、进而缩小贫富差距提供建议。第五,我国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与贫富差距的关系研究。这一部分在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利用我国宏观统计数据,通过对我国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问题进行研究,探索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中财产性收入差距的贡献水平;通过对财产性收入来源内部差距进行分析,探索各项财产性收入对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贡献程度。具体分析了当前城镇居民整体收入状况、收入差距状况、财产性收入差距及变化;并研究了财产性收入内部状况和差距,探索主要财产差距贡献因素,检验了财产性收入的影响因素,为我国财产性收入增收提供建议。第六,我国房地产市场与城镇居民贫富差距的关系研究。立足于我国城镇居民财产中占比最大住房财产,详细分析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历程与现状;揭示房价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城镇就业人员工资变化、收入差距以至财产差距的作用;宏观上检验了住房价格与居民收入差距的关系,微观上检验居民住房财产对家庭收入的影响。为规范房地产市场,实现贫富差距提供建议。经过对以上问题的分析,本文得到结论:我国城镇居民的财产差距明显大于收入差距,成为影响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领域的新问题;我国城镇居民财产差距呈现两极化及多维化;我国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连接了收入差距与贫富差距,并形成了累积循环作用;房地产财富作为我国城镇居民最核心的财产构成,成为目前我国城镇居民贫富差距的重要影响因素。
费舒澜[8]2017年在《禀赋差异还是分配不公?——基于财产及财产性收入城乡差距的分布分解》文中研究表明本文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对城乡之间的财产不平等、金融资产不平等和财产性收入不平等分别进行了测算,并采用分布分解方法对城乡差异背后的因素进行了剖析。研究表明,无论是城乡内部还是城乡之间,财产、金融资产和财产性收入各自的不平等都非常高,样本基尼系数超过了0.6;分布分解表明,高分位上财产、金融资产和财产性收入的城乡差距有47%以上是由于不可解释因素导致,说明高分位上的分配不公更加严重。应构建促进农村居民财产积累和财产性收入增长的互动机制,防止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
刘凤梅[9]2017年在《广东省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无论是在古典经济学理论中,还是在现代经济学理论中,收入分配问题都是亘古不变的话题,而在收入分配中究竟应该坚持效率的价值取向还是公平的价值取向是备受关注的议题。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的分配新举措,使其成为了学界关注的焦点。财产性收入占居民收入的比重,既是一国居民收入结构高级化的重要表现,也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国际经验告诉我们,财产性收入一般占发达国家居民当年纯收入的三成左右。以此为借鉴,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居民财富的增多,财产性收入增长是必然趋势,这是我国收入分配领域改革进一步深化的结果,是下一阶段收入分配格局从国富到富民的战略性路径选择,但目前我国在财产性收入调控方面还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不断积累经验的阶段。广东是全国的经济大省,但是“三农”发展滞后,广东的农业与其他地区一样是一种典型的资源约束型农业,农业生产终将受到耕地资源瓶颈的制约,农户家庭经营受成本上升和价格“天花板”双重挤压后收益不确定性增加,农民工资收入因持续保持增长的态势而增幅明显趋缓,转移性收入因人口总量和财政收入不足等因素影响其上升空间有限,如何解决占人口1/3的农民多元增收的问题已经迫在眉睫。2014年广东人均GDP已达到63452元,突破万美元大关,根据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广东已进入“当人均GDP超过10000美元后财产性收入处于加速增长”的阶段。当前应该多措并举促进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使其成为实现农民持续增收的未来增长点,使农民收入由过渡依赖劳动性收入增长向主要依赖收入结构性增长的重大转变。本文采用社会调查法、比较分析法、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遵循“从理论和现象出发——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顺序,在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评述的基础上,对财产性收入的思想和理论进行了梳理,运用制度变迁、产权强度、二元经济结构、库兹涅茨“倒U曲线”等理论工具,详细考察了广东省农民财产性收入从无到无不断变动的进程,对其发展现状进行了描述和统计分析;对广东省珠三角、粤东、粤西、粤北四大区域的农民财产性收入差异化程度进行了测度和分析;在此基础上采用时间序列的VAR模型,运用Granger因果检验、广义脉冲响应函数等工具,对广东省农民财产性收入对农村经济增长的贡献效应展开实证研究;更进一步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对影响广东省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的制约因素进行剖析:在宏观方面,选取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微观方面通过对实地调研的一手数据进行量化分析和处理,筛选出影响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找出核心变量,结合回归分析结论从产权强度角度进行了问题诊断与归因;针对此提出了促进广东省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的对策建议和保障措施。本文研究得出以下研究结论:1.广东省农民财产性收入总体上呈现螺旋上升增长态势,处于量变积累阶段,其持续增长仍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亟需解决的问题就是四大区域的农民财产性收入绝对差异逐年扩大,且有加速扩大态势。2.短期内广东省农民财产性收入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的积极刺激作用,长期内的作用减弱,甚至可能产生负向的影响,客观上有助于一二三产业结构的调整。3.资源禀赋因素、经济因素、制度和政策因素是影响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农地、房产、宅基地、金融性资产时影响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的核心变量,细分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回归分析结果归纳起来就根本的原因就是农民所拥有的财产产权强度被弱化。4.多措并举以增强产权强度,促进土地财产性收入、房屋和宅基地财产性收入、金融性资产财产性收入的增长。5.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离不开有效的保障措施——法律利器的保驾护航、强制性制度的及时供给、起决定性作用的现代市场体系和政府有形的手的调控主导。
邹红[10]2009年在《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与消费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历程,是市场化取向的宏观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也是居民家庭消费需求不断满足和提升的过程。经济持续增长使家庭消费水平不断提高,消费结构不断升级。与此相应,家庭的资产规模、资产结构和资产选择行为也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完善和家庭财产的增加,家庭资产选择活动与家庭生活消费越来越紧密,资产成为影响家庭消费的重要因素,家庭的跨期消费选择也对金融市场和宏观经济运行产生重要影响。经济学研究现实经济中出现的重要问题。长期以来,经济增长严重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的局面,导致了明显的经济结构失衡,消费需求不足成为我国经济运行相伴随的常态。如何进一步扩大消费需求,调整经济结构和增长模式,急需寻找新的突破口。家庭的消费需求和资产需求、消费结构和资产结构、资产与消费选择行为是研究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重要微观基础,正确处理好家庭资产与消费的关系,正逐渐成为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2005年党中央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推动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活始终是中国的中心任务”,把扩大消费需求、提高消费质量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要“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党中央把调整经济结构,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我国事关全局的重大任务之一,相继推出了扩大内需的十项基本措施、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和十大产业调整振兴规划等重要措施。可见,中国政府在前几年已开始注重提高消费的拉动作用和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转型。本文将以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为例,利用微观家计调查数据,着重从资产与消费的现状、资产与消费的关系、以及家庭经济结构的合理性等方面展开分析,为缓解我国宏观经济结构失衡和扩大消费需求提出对策建议,有助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全文共分为七章：第一章为绪论,第二章是探求资产与消费的基本理论。消费理论、资产组合选择理论、消费投资决策理论,是本文研究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与消费问题的理论基石。家庭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做出的消费选择、资产组合选择、消费与储蓄决策,会影响宏观经济结构的变化,从而影响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第三章是分析城镇居民家庭的资产现状与资产选择行为。首先,对家庭资产积累的兴起和其宏微观效应进行定性分析。其次,利用“家庭资产与资产选择行为调查”数据,分析当前城镇居民家庭的资产、资产结构和资产选择行为特征,并与国际相比较。再次,采用Probit和Tobit模型对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的影响因素,金融资产结构失调的家庭福利损失进行了理论和实证分析。第四章是分析城镇居民家庭的消费现状和消费结构。本章利用宏观时间序列数据和“四川省居民家庭消费状况及预期调查”数据,从宏微观层面分析城镇居民家庭消费需求与消费结构的现状和特点,并进行国际比较,在此基础上探讨进一步扩大消费需求的主要因素。第三、四章都是为研究本文主题资产与消费的关系奠定基础。第五、六章拟就资产与消费的关系进行分析。第五章侧重于从家庭资产因素的各个层面展开对消费影响的深入研究。包括：资产存量与资产构成、资产增量与资产构成、财产差距对消费的影响；基于消费习惯形成的资产财富效应理论模型,检验资产价格变化对消费水平的影响程度；使用GARCH(1.1)模型刻画资产收益率风险,研究资产收益率波动对经常性消费、服务性消费、汽车和商品房消费等不同类型消费的影响。第六章研究了消费对城镇居民家庭资产的影响。包括：跨期消费引起家庭资产的集聚效应和替代效应分析；家庭消费风险对资产收益及资本市场的影响；金融资产选择的双重消费性,家庭消费对金融市场的影响。第七章就如何优化微观家庭经济结构,提出扩大消费需求的对策。本章分别进行家庭消费率与消费结构、家庭资产结构、资产与消费结构、以及投资、消费、出口需求结构的合理化分析,提出了优化家庭经济结构的总体框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扩大消费需求的具体建议。包括：确保家庭收入的长期稳定增长,加强收入结构性调控；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降低不确定性；优化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的内部结构；充分发挥资产效应促进内需增长；改善金融消费环境,满足家庭不断发展的金融需求和消费需求。本文以城镇居民家庭资产与消费问题为研究对象,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创新点：1.利用微观家计调查数据,较为全面地分析了城镇居民家庭的资产与消费问题以往研究一般利用宏观总量数据,主要分析居民资产与消费的状况。本文基于笔者亲身参与的“家庭资产及资产选择行为调查”,对城镇居民家庭资产现状、资产选择特征、资产选择的国际比较、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的影响因素、以及金融资产有限参与的家庭福利损失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注重消费和金融的融合,对家庭金融和金融消费理论进行了拓展,尝试性地从消费视角研究了家庭的金融需求及金融资产选择行为。同时,本文利用“四川省居民家庭消费状况及预期调查”,对消费需求、消费结构、消费预期和消费政策效率进行分析,其结论有助于了解当前地震和国际金融危机,对四川城镇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程度和政策诉求。2.初步构建了资产与消费关系的研究框架家庭资产和消费互为整体且相互作用。本文分别从资产影响消费、消费影响资产、资产与消费选择行为三个方面梳理了家庭资产与消费的关系。而以往的研究更侧重于利用最优消费投资决策模型,注重用不同的实证方法研究家庭资产与消费的最优决策,较少系统分析家庭的资产与消费关系。影响消费的因素很多,本文重点就资产存量和增量、财产差距、资产价格变化、资产收益率和金融市场对消费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与此相应,跨期消费对家庭资产也会产生集聚效应和替代效应,消费风险会对资产收益和资本市场带来影响,家庭消费对金融消费和金融市场的发展举足轻重。家庭资产与消费现状、资产与消费关系的研究,为如何调整经济结构,扩大消费需求提供微观依据。3.从家庭微观经济结构层面及家庭资产与消费关系的角度,研究如何扩大消费需求以往对消费需求问题的理解更偏向于从收入、社会保障体系、不确定性和流动性约束、储蓄率以及城市化进程等角度去分析,从家庭微观经济结构层面及家庭资产与消费关系的角度,研究消费需求的形成及其变动尚未引起足够重视。消费、投资、出口的需求结构调整是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正确认识消费、投资、出口三者之间的地位与作用,逐步实现经济增长由投资驱动向消费驱动转变,反映到家庭层面上,处理好家庭资产与消费的关系,形成合理的家庭经济结构非常重要。本文从优化微观经济结构出发,尝试性地提出家庭消费率与消费结构、家庭资产结构、资产与消费结构、以及投资、消费、出口需求结构的合理化鉴别指标及其数量标准,正确处理好家庭资产与消费的关系,最终为扩大消费需求提出对策建议,有助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由此可见,本文主要从家庭微观经济结构层面及家庭资产与消费关系的角度,为调整宏观经济结构和扩大消费需求提供微观基础研究。鉴于家庭资产与消费内容的广泛性和复杂性,本研究在这方面所作的尝试也存在着诸多不足,还有待于在以后的研究中不断完善。
参考文献：
[1]. 财产积累与经济增长[D]. 谢鲁江. 中共中央党校. 2000
[2]. 论转型期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的调控[D]. 唐雪梅. 西南财经大学. 2010
[3]. 论财产积累与经济增长的双重关系[J]. 谢鲁江. 理论前沿. 2001
[4]. 从劳动积累到财产积累——论我国工业化积累方式的历史转变[J]. 谢鲁江.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2001
[5]. 我国通胀与经济增长放缓福利成本的比较研究[J]. 肖争艳, 姚一旻.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12
[6]. 收入增长、收入波动与城镇居民财产积累[J]. 罗楚亮. 统计研究. 2012
[7]. 我国城镇居民财产及财产性收入与贫富差距问题研究[D]. 朱金霞. 东北师范大学. 2015
[8]. 禀赋差异还是分配不公?——基于财产及财产性收入城乡差距的分布分解[J]. 费舒澜. 农业经济问题. 2017
[9]. 广东省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研究[D]. 刘凤梅. 石河子大学. 2017
[10]. 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与消费研究[D]. 邹红. 西南财经大学.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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