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崛起背景下的美国语言战略及启示论文

大国崛起背景下的美国语言战略及启示

韩艳梅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英语教育学院,广州 510006)

摘 要: 党的十九大确立了未来五十年的发展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开启新征程。在这个大背景下,中国加速向一流强国迈进,话语权对中国崛起至关重要。从美国的经验看,语言战略是大国崛起构建硬实力和软实力的重要支撑和保障性力量。目前,我国语言战略研究还未受到广泛重视,语言战略如何支撑大国崛起的讨论更是鲜见。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研究和分析美国崛起过程中(1945—2000年)各项配套语言政策的设计、规划和实施情况,借助具体的语言政策和措施,解读美国的语言战略,这对我国建构前瞻性语言战略,服务国家复兴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语言战略;话语权;语言政策;大国崛起;美国

一、背景

党的十九大确立了新的发展目标: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开启新征程。话语权对中国崛起至关重要,建构前瞻性的语言战略刻不容缓。从美国崛起的经验看,语言战略是大国崛起、构建硬实力和软实力的支撑和保障性力量。目前我国语言战略研究仍未广受重视,大多研究停留在语言政策或外语教育政策研究分析层面,但是外语政策或外语教育不等于语言战略,前者缺乏全局性视野和战略性考量。尚存的少量语言战略研究关注点主要为美国新世纪(2000年)以后的语言战略,对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后、新世纪前的语言战略讨论甚少。事实上,美国在二战后迅速崛起成为第一强国,推出一系列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服务于国家崛起,它们构成了完整的语言战略服务体系。美国二战后的语言战略体系对我国复兴崛起具重要参考意义。美国政府在美国崛起过程中怎样通过长期的顶层语言战略设计和有效实施服务支撑国家崛起进程?在何种社会历史背景下出台了怎样的语言政策?这些语言政策经历了哪些阶段,进行了哪些调整和完善,使国家语言战略在国家崛起的各个时期发挥重要作用?针对以上问题,本文提出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研究和分析美国崛起过程中(1945—2000年)各项配套语言政策的设计、规划和实施情况,并且通过具体例子呈现分析路径,并对大国崛起背景下的美国语言战略进行初探。

二、语言战略及相关研究动态

语言战略是“处理语言问题的所有行为举措及其理念……它是一个国家或政体根据特定语言理念和需要对语言关系及其问题所作出的总体安排和计划”[1]171。语言战略由语言规划、语言政策以及语言教育等三方面构成。这三方面包含语言战略的三层意思:是什么、有何主要组成部分、如何产生影响。语言战略的主要内涵包括以下六点:语言战略蕴含全局性,语言战略蕴含规律性,语言战略蕴含政策性,语言战略蕴含目的性,语言战略蕴含系统性和语言战略蕴含前瞻性[2]148-149。因此,语言战略不等同于一项项具体的规划或政策,但是一系列或者长期的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能反映语言战略。语言战略被视为维护国家安全战略和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国家综合国力和全球影响力的关键因素。

语言战略研究是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它是语言规划研究和战略研究的产物[3]。我国对于该领域的关注似乎与美国2006年提出的“关键语言”有关[4]。随后出现了一系列研究,围绕美国国防语言战略[5-7]、中国语言战略[8]、“一带一路”语言战略[9]等议题展开。2014年国家语委设立了“基于国家安全的中国语言战略”重大课题,把语言战略放在了国家安全高度。2017年12月在上海举办的“国家安全中的语言战略”高端论坛(1)将以新安全观下的语言规划、国家安全与语言资源、国家安全与语言关系、国家安全与语言能力、国家安全与汉语的全球战略、边疆安全语言规划为议题,并邀请胡壮麟、戴庆厦、文秋芳等知名专家学者做主旨发言。这些表明国家意识到语言战略与国家安全息息相关,也预示语言战略地位在不断提升。

目前,我国尚未制定国家安全语言战略[10]。国内现有的语言战略研究主要围绕“9·11”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特别是美国的“关键语言”战略[5][7][11]。该战略出台的背景与“9·11”事件有关。美国政府意识到国家语言能力不足会导致重大国家安全问题,大力提高国家语言能力非常必要。在2017年“国家安全中的语言战略”高端论坛上,胡壮麟教授的主旨发言为《新世纪美国的语言战略和政策》,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学界对新世纪美国语言战略的关注。尽管新世纪美国的语言战略和政策研究对我们有一定启示作用,它或使我国意识到我国文化和语言安全面临威胁[7],又或使我国谋划本国的“关键语言”[12],但是,美国现阶段的发展水平和面临挑战与我国现阶段情况并非一致。仅关注新世纪以来的美国语言战略依然不够。

中华民族正在快速地复兴崛起,在崛起过程中会面临很多困难和挑战。我国现阶段亟须寻求国际话语权,这与美国二战后快速崛起时的需求类似。当时,美国出台马歇尔计划,急需寻求全球话语权。此外,美国在《美国新闻与文化交流法案》(1948)、《国防教育法》(1958)、《教育文化交流法》(1961)、《高等教育法》(1965)、《国际教育法》(1966)、《双语教育法案》(1968)、《英语语言宪法修正案》(1981)、《小学和中学教育法》(1988)、《国家安全教育法》(1991)、《高等教育法(修订)》(1998)等都有涉及语言和外语教育。这些政策明确了语言对国家发展和国家安全的关键作用,培养了很多高水平的外语人才,为美国迅速崛起提供了强力支撑。

语言战略是一个庞大、环环相扣的生态系统。如果以割裂或者碎片化的眼光看待它的某一个组成部分,可能无法看清整个语言战略逻辑链。Bastardas-Boada[13]提出“生态—社会分析法”可以较好地分析语言战略中各环节。该分析法考察语言规划和政策产生和存在的语境,包括决策过程、权力关系、意识形态、利益群体对政策的解读和反应等。语言战略中的每一个环节并非独立存在,它们都是战略生态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相互依存,彼此影响。

三、美国在崛起期间的语言战略分析

鉴于语言战略对美国崛起的重要作用以及我国现阶段大国崛起的发展目标,我们认为可以借鉴美国在迅速崛起阶段出台的各项语言规划和政策,复盘美国在大国崛起过程中的语言战略,实现语言战略为大国崛起服务,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此外,我国正在建设“一带一路”蓝图,加入各种世界组织,努力扩大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力求2050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些都需要语言战略强有力地支撑。基于以上原因,本文结合美国二战后具体的社会历史背景,分析美国语言战略规划体系、语言战略内容和语言战略实施,并探讨美国大国崛起背景下的语言战略对我国语言战略体系建构的启示。

大国崛起背景下的美国语言战略研究对我国具有重要启示意义。首先,我国应该成立专门的语言战略研究机构[6][8],规划具有前瞻性的语言战略,使之服务于国家崛起。目前,我国语言战略意识缺失[7],尚未制定前瞻性的语言战略。我国现阶段往往是遇到语言问题或挑战后,再思考制定针对该问题或挑战的语言战略。例如,为更好服务于“一带一路”倡议,研究者才开始讨论和谋划“一带一路”语言战略。缺乏前瞻性的语言战略可能让我们陷于被动,因为语言问题将成为发展的瓶颈。本文分析表明,美国在崛起期间的语言战略不仅服务于国家安全,还服务于国家经济发展和国家凝聚力建构。前瞻性的语言战略成为美国崛起的引擎和支撑,因此我国也应该提前谋划,探索语言战略如何服务于国家复兴崛起。

图 1大国崛起背景下的美国语言战略分析路径

1945—2000年,美国经济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二战后到60年代),经济恢复和持续发展;第二阶段(70年代),经济危机和通货膨胀;第三阶段(80年代),经济复苏,新自由主义;第四阶段(90年代起),计算机产业迅速发展,新经济时代。二战后美国语言战略贯穿这四个不同的阶段,但具体政策在不同阶段有所调整,目的在于更好服务当时的社会历史需求。美国语言战略的主旋律为“国家安全高于一切”。基于该主旋律,美国颁布了一系列语言政策,它们主要服务于以下两大目的:对外获得更多话语权,对内促进国家团结和凝聚力。对外语言战略和对内语言战略分别围绕英语这一核心展开:对外推广英语在国际舞台上使用,对内加强国民对英语的认同感。在以下分析中,我们将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分析对外语言战略和对内语言战略。这些语言战略体现为一系列具体的语言政策。我们结合政治、经济和社会背景(宏观),分析每一个阶段制定的语言政策(中观)以及语言政策实施的情况(微观),重构美国崛起阶段的语言战略。

在对内语言战略上,美国旨在促进国家团结和国家凝聚力。美国出台了一系列针对移民和印第安人的语言政策,向移民和印第安土著推广英语,让他们更好地融入美国社会。不过在80年代唯英语运动之前,美国政府对印第安土著和移民等少数族裔的语言政策较为开明,对少数族裔语言持宽容态度。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随着大批第三世界移民涌入美国,全国民权运动兴起,黑人争取平等权利,要求废除种族歧视、减少语言使用限制,美国于1968年制定《双语教育法》,允许教育语境中使用非英语语言,让少数族裔学生在保留母语的同时发展英语水平。但是,在70年代,美国财政赤字,经济不景气,语言政策开始走保守路线,美国于1978年通过了《双语教育修正法案》,强调英语的听说读写能力,把双语教育改为优先针对英语学习。随后,80年代的“唯英语运动”预示着双语教育走向衰败。踏入90年代,美国在颁布《美国学校改进法》和《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基础上,修订了《双语教育法》。此次修订吸收了最新研究成果,承认双语能力能提高国家的全球竞争力。但是,美国语言政策中的双语教育目标并非让英语与少数族裔的语言平衡发展。美国双语教育仅作为短期过渡,英语被运用于少数族裔没有掌握英语前的第二语言教学中[15],双语教育的最终目标是同化,即让少数族裔掌握英语。官方对双语教育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也受民间组织影响,当时在20世纪90年代,民间组织发起反双语教育运动。受此影响,官方对双语教育的态度由支持转为不支持,逐渐减少甚至停止对少数族裔语言的教育和文化项目拨款,也不鼓励这些语言在美国使用。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维护社会现有结构和维持国家统一的需要。

除了推行英语霸权主义外,美国在外语教育上推行的一系列政策也有助于美国进一步扩大话语权。外语教育政策为美国培养大量外语人才,帮助美国与其他国家沟通并获取他国信息与情报。外语教育政策的密集出台,与时代背景息息相关。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朝鲜战争和60年代的越南战争最终都以失败告终。美国政府认为,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是缺乏对当地文化的了解以及缺乏语言专家和翻译,因此加强外语教育、培养更多语言文化专业人才显得刻不容缓。1958年,美国出台《国防教育法》,它包含首个国家外语政策。随后的《高等教育法》(1965)和《国际教育法》(1966)使外语教育进入新时期,确立了美国外语教育的国际化趋势。1994年的《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案》明确表明外语非常重要。以上外语政策都以保障国家安全拓展国家利益为目标,旨在为美国培养更多的外语人才,同时提高美国经济竞争力。然而,这些政策的实施并非一帆风顺,中间会有所反复。例如,60年代随着英语霸权主义的确立以及美国单语主义的强势,以英语为母语的美国人学习外语的动机低下。70年代美国出现了较为严重的经济萧条,政府削减了外语教育的投入,国民学习外语的热情进一步下降,大中小学里学外语的学生人数占比不到2%。后来,政府意识到外语人才缺失是经济发展的瓶颈,从80年代末90年代初起开始大力鼓励民众学习外语,并慷慨拨款资助外语教育。经过若干年的发展,美国外语教育基本情况明显改善,1997年调查表明,有15%的小学生、37%的初中生和52%的高中生参加一门外语课程[16],也有很多高校开通了外语课程。不过,大部分学生倾向于学习西班牙语、德语、法语和日语,对其他国家的语言兴趣不大。进入21世纪,美国实施关键语言战略,鼓励公民学习国家需要的“关键语言”。

在对外语言战略上,美国不断增强自身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美国在国际上大力推广英语的全球化并培养外语人才,这些举措其实就是借助语言的软实力获得国际话语权。美国很早就意识到语言是软实力,是提升国家地位和形象的重要武器,同时也是了解其他国家情报的重要途径。自20世纪50年代始,美国政府向全世界各国输送资金,资助教育文化事业。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国会通过《对外援助法》,由政府出资,每年资助美国10万人到国外留学或教学。除了资助个人出国外,官方也协助民间机构开展全球范围内英语教学工作,组织专家编写英语教材等。美国通过输出英语教育,推行英语霸权主义。英语教育的输出依照一定的顺序进行,从内圈(英语为官方语言的国家和地区)到外圈(英语不是官方语言但是在国家事务中占据非常重要地位的国家和地区),然后再到延伸圈(英语作为外语或通用语广泛使用的国家和地区)[15]。英语霸权主义最终让美国获得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英语霸权主义实为文化霸权主义。随着英语成为全球化语言,在全球范围内拥有优势地位,美国文化霸权占据文艺、教育和意识形态等领域,美国逐步垄断话语权。

其次,语言战略的建构和谋划需要从对内和对外两个维度思考,并且注意不同语言规划、语言政策或语言教育自身内部及相互之间的生态平衡。对外语言战略与对内语言战略需要相互配合,换言之,语言战略应包括国民语言习得规划和国家安全的语言战略支持系统[8]。因此,语言战略不应只包括外语教育,它应该包括更广的范围。就如前面分析表明,美国对外战略的目的在于提高话语权,对内战略的目的在于提高国家凝聚力,外语教育仅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对于我国来说,提高话语权不仅包括推广汉语,而且要掌握其他国家的语言,用他国的语言与他国对话[7]。加强汉语的传播和国民外语教育都同等重要。更为重要的是,在推广普通话提高国家凝聚力的同时,不要忘了保护好地方方言和少数民族方言。方言的开发和保护,在语言战略中充当重要角色[18],它们一方面有利于民族团结和文化多样性,另一方面随着汉语成为其他国家的关键语言,中化文化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而方言可以成为中华文化安全的屏障。我国需要处理好中国语言资源与国家安全战略关系[10]。以上提及的各个环节或举措形成了一个有机的生态系统,彼此相互促进或影响,形成语言战略的整体观[13]

四、美语言战略对我国的启示

语言战略中的不同环节可以分别归为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宏观层面分析社会、经济、历史文化背景,了解语言战略要解决怎样的社会和国家问题[14],以及进行怎样的语言规划;中观层面分析出台的各项具体语言政策以及它们的调整;微观层面研究语言教育和识字的实践情况和效果。不同的层面直接或间接决定或影响另外的层面,它们之间是一个平衡的生态系统。这个生态系统能促进语言资源更好地服务国家安全和发展的目的。另外,语言战略不等于某层级中的某一具体政策,但一系列政策可以反映语言战略。我们将借助以下三层分析框架对美国1945—2000年之间的语言战略进行初探(见图1)。

表2为老人下肢左右侧骨骼肌IEMG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左侧、右侧为重测因素(左右),组别包括对照组和实验组为分组因素。胫骨前肌和组别的交互作用显著(P=0.034﹤0.05),左右侧股内侧肌IEMG差异显著(P=0.011﹤0.05),左右侧股外侧肌IEMG差异非常显著(P=0.000﹤0.01),其他均无显著性差异。

图 2美国崛起进程中的语言战略建构

为更好呈现美国崛起进程中的语言战略,我们从语言生态的视角建构了美国崛起进程中的语言战略的初步框架(图2)。该战略框架主要由两部分组成:对外战略和对内战略。对外战略的终极目标是扩大话语权,其主要包括英语霸权主义和外语教育两部分。对内战略的终极目标是同化政策,增强国家凝聚力。对外战略和对内战略都是语言战略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彼此相互影响(图中用双向箭头表示)。正如前面所述,英语霸权主义或国际化推广使英语成为全球性语言,也使国民对英语的自豪感明显增强,但导致国民学习外语的热情较低,外语教育受到一定挑战。政府因此需要提前谋划,大力推行对国家安全有重大意义的语种。此外,语言战略的每一环、所包含的每一项语言政策都是语言生态平衡的一部分,都会对生态圈的其他组成部分产生影响。例如,美国国内实施的《双语教育法》的根本动机是让少数族裔更好地提高英语水平,而不是发展少数族裔的平衡双语能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家培养更多外语人才的目标。因此,在分析语言战略的过程中,需要用生态的眼光,动态分析战略生态链上的每一个环节。如果语言战略生态系统中某一环谋划不当,必然会导致语言生态不平衡。例如,美国对待印第安语的态度由最初的敌对到70年代的安抚,再到80年代的排斥,最后到90年代的挽救和保护,但是语言多样性已经遭受破坏,文化生态失衡不可避免。在考察语言战略过程中,我们加入了共时角度和历时角度。共时角度关注同一社会历史背景下不同环节之间的联系和影响,历时角度重点考察在不同历史背景下战略的演变[17]。美国二战后迅速崛起,在随后的50多年时间里,美国语言战略不断调整,既为适应国内经济社会问题,也为顺应国际形势变化。尽管在战略执行过程中有不尽人意的地方,但是对外和对内语言战略的配合,既为国家提供了安全保障,还增强了国家自豪感和凝聚力。

注释:

五、结语

语言战略是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也是国家综合国力和全球影响力的重要影响因素。美国在二战后的五十年间,一方面根据国家崛起的需求,培养各种语言人才,服务于全球战略,另一方面通过英语霸权主义,输出美国文化,增强美国的软实力和影响力。除了对外的语言战略,美国还在不同阶段针对国内情况和少数族裔等问题出台不同的语言政策,通过语言更好地塑造“美国梦”,增强国家凝聚力。在大国崛起背景下探讨美国的语言战略对我国未来几十年的复兴崛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语言战略需要提升到国家安全高度[7][8],从国家定位出发,让语言战略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崛起。此外,语言战略的谋划需要从宏观、中观、微观等三个层面,从语言生态的角度设计战略生态链上每一个环节。语言战略的规划也需要前瞻性和全局性的眼光,切勿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仅满足于解决当前问题。只有这样,语言战略才能成为国家崛起的加速器。

最后,我国需要制订有计划性的外语人才培养计划。我国需要让更多国民掌握外语,拥有多语能力,提高自身国际竞争力[6]。外语不应该仅限于英语。我国需要根据国家发展需要,制订对中国具有战略意义的“关键语言”计划,加强外语教育的质量。同时,政府需要大力出资,培养兼具外语和专业能力的精英。例如,除了派遣学生去美国和欧洲,还可以资助让留学生去北非中东留学,让留学生熟悉更多国家的语言和文化,确保我国拓展国家利益过程中有可靠稳定的语言人才支撑。

本流域属亚热带气候,高温湿润多雨,具有明显的干湿季节。东江流域多年平均降水量在1 500 mm~2 400 mm之间,其中4月—9月占全年降雨的80%以上。东江洪水具有水情复杂、洪水遭遇种类繁多等特点。由锋面雨造成的洪水峰型较肥硕,涨水缓慢。由台风雨造成的洪水峰型尖瘦,涨落变化快,一次洪水过程一般为6 d~8 d。东江三角洲的潮汐属不规则半日潮,日潮不等现象显著。由于受径流和台风的影响,年最高潮位一般出现于汛期。

颅内肿瘤合并糖尿病患者多以良性肿瘤为主,可通过手术治疗获得较为满意的治疗效果[1]。但手术作为对人体有创的治疗方式可能导致患者出现应急性刺激使其耐受力降低,因此,能否平安度过围手术期是手术成功的关键,围手术期对血糖的良好控制并完善相关检查,加强护理干预对促进术后恢复,降低并发症发生概率具有重要意义。该研究为探讨对颅内肿瘤合并糖尿病患者提供围手术期护理干预的重要意义,2017年1月—2018年1月特选取100例该病患者临床资料进行分析。现报道如下。

(4)河南省旅游经济网络的发育是多种影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与旅游发展能力、经济发展水平、区位交通条件和科学技术水平等因素有着较强的相关性,而邮电通信水平对旅游经济联系的影响具有波动性。此外,旅游资源禀赋、固定资产投资、科研人员与专利申请等因素在旅游经济网络发育前期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影响力在逐渐下降,而旅游服务设施、旅游信息流、人均GDP和区位指数等因素对旅游经济网络结构的完善具有显著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力有不断提高的趋势。

(1)“国家安全中的语言战略”高端论坛,详见http://www.sohu.com/a/204472477_618422。

和Y o u n g面对面说话我只经历过一次。之后和他交流时都是网上。他跟我坦白过,他说、写中文其实不怎么样,但是有键盘就不同了,都不会有人意识到他是美国人。

参考文献:

[1]蔡永良.语言战略视角下的语言教育[M]//徐大明,王铁琨.中国语言战略.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2:170-178.

[2]刘强.战略的本源内涵与现代寓意[M]//宋德星.战略与外交. 北京: 时事出版社,2012:141-153.

[3]徐大明.“多语共存、和而不同”的中国语言战略[M]//徐杰,周荐.澳门语言研究三十年.澳门:澳门大学出版中心,2012:2-12.

[4]蔡永良.关于我国语言战略问题的几点思考[J].外语界,2011,(1):8-18.

[5]李艳红.美国关键语言战略实施体系的构建和战略目标[J].外语研究, 2016,(2):1-8.

[6]王建勤.美国国家语言战略与我国语言文化安全对策[J].国际汉语教学动态与研究,2007,(2):3-11.

[7]王建勤.美国“关键语言”战略与我国国家安全语言战略[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2):7-11.

[8]高海洋.国家安全视角下的中国语言战略研究刍议[J].琼州学院学报, 2014,(4):8-14.

[9]王铭玉.“一带一路”建设与语言战略建构[J].中国外语教育,2017,(1):3-7.

[10]束定芳.关于我国外语教育规划与布局的思考[J].外语教学与研究,2013,(3):426-435.

[11]张天伟.美国国家语言服务团案例分析[J].语言战略研究, 2016,(1):88-96.

[12]张天伟.我国关键语言战略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2015,(3):92-96.

[13]Bastardas-Boada A. 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 as an interdisciplinary field: Towards a complexity approach [J]. Current Issues in Language Planning, 2013, 14(3-4): 363-381.

[14]Hornberger N. H. Frameworks and models in 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M]//Thomas Ricento. An introduction to language policy: Theory and method.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6: 24-41.

[15]李英姿.美国语言政策研究[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3:108-149.

[16]Branaman L., Rhodes N. Foreign language instruc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 national survey of 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R]. Washington D. C.:Applied Linguistics Center,Center for Applied Linguistics, 1998:38.

[17]Wodak R. Linguistic analyses in language policies[M]//Thomas Ricento. An introduction to language policy: Theory and method.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2006:170-193.

[18]李克勤,朱庆葆.加强语言战略研究,确保国家文化安全[J].汉语学报,2009,(1):11-14.

Study and Enlightenment of the American Language Strategies During the Rise of the Country

HAN Yanmei

(School of English Education,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Guangdong 510006,China)

Abstract :With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of the Party setting up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al goals for the next 50 years,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entered into a new era and China Dream is about to start. It is against this background that China is accelerating to become a leading power in the world. The discourse power is vital to the rise of China. From the developmental processes of the United States, it seems clear that the language strategy is an important support and protective force for a nation with rising power. At present, the study of language strategy in our country has not yet received much attention. Little discussion is made on how a language strategy can support the rise of a great power. This paper argues that it is beneficial to analyze and interpret the design, planning and implementation of various supporting language policies in the process of the rise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5-2000) from three levels, namely, the macro, meso, and micro levels. It’s important and rewarding for our country to construct foreseeing language strategy based on the language strategy developed in the US on its way to becoming a great nation. It is a vital step for our national rejuvenation.

Key words : language strategy;discourse power;language policy;the rise of great nations;the United States

中图分类号: H00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 0539( 2019) 04- 0052- 06

DOI: 10.3969/j.issn.1672-0539.2019.04.009

收稿日期: 2018- 12- 15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粤港城市语言景观对比研究”(16YJC740023);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特色创新项目“广东粤语地区的语言景观研究”(2016WTSCX03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韩艳梅(1979-),女,广州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社会语言学。

编辑: 邹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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