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佛经翻译研究
渠苏婉 李文革
摘要： 作为中国佛经翻译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域佛经翻译在中国翻译史上的地位是不可替代的。研究西域佛经翻译，对了解西域乃至中原佛教的发展情况、僧侣培育的情形以及佛经翻译事业的进步历程而言意义重大。本文以狭义之西域为界、以西汉至唐为限，对西域佛经翻译的概况进行叙述，并统计归纳西域主要译经僧侣及其译经情况，总结西域各时期佛经翻译特点，最后分析西域缘何成为译经人才济济、佛教典籍富集之处的原因。
关键词： 翻译史；西域；佛经
中国历史上共有三次翻译高潮，东汉末年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以及五四时期的西学翻译，其中最早也代表我国翻译史起点的就是佛经翻译，而提到佛经翻译便不得不谈及西域。自西汉末年佛教传入中国，西域就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以及佛经翻译史上占据重要地位。西域之名始见于《汉书·西域传》，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之西域指玉门关以西，葱岭即今帕米尔高原以东，昔日三十六国所在之处，也就是说今日甘肃西部及新疆一带；而广义之西域则指玉门阳关以西，包括波斯、安息、大食等国的更广大地区。[1]本文所探讨的是狭义上的西域，通读佛教发展史及佛经翻译史，可以看出西域对佛教的传播、佛经的翻译、僧侣的培育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佛教在西域传承1500余年，可谓历史悠久，对西域佛教文化艺术的研究从上世纪开始，至今也有100余年，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然而对这一地区佛经翻译的专门研究却还较少。本文将以西汉至唐作为时间范围，以狭义之西域作为地理范围，对这一时期这一地域的佛经翻译进行研究，首先概述其基本情况，其次统计归纳主要佛经翻译家及其译经情况，最后总结各个时期的翻译特点，并分析个中原因。
支撑架(图2)的作用首先是用于承受压装时装置所受的的轴向载荷，在装置吊运时承受整个装置的重力，要求结构呈360°等分，刚度大。为此我们设计成采用Q235材料的工字型的六根梁，并且在两边各焊了25 mm厚的Q235钢板作为加强筋，焊后去应力退火。其次，支撑架将作为液压站、拉杆连接套、电接点压力表、吊耳等的载体，面积较大，我们将这些零部件，均匀地布置在支撑架的上方，避免吊运时发生倾斜。
一、西域佛经翻译概述
关于佛教何时传入中国，中外学者屡有争议，但根据现有史料可知，西汉末年佛教就经由西域传入中国内地，那么据此推断佛教传入西域的时间至少是在西汉末年之前。新疆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的才吾加甫经过考证史料，认为佛教是在公元前87年经迦湿弥罗（今克什米尔地区）传入西域。[2]而自佛教传入的那一天起，西域诸地就与佛经翻译有了不解之缘。
任继愈在其主编的《中国佛教史》中曾提及，现存的汉译佛经经典，大部分都是在东汉至唐代中期这一时期翻译的，其中东汉至三国时期的佛经则是由来自天竺、大月氏、安息、康居以及我国西部的僧人介绍过来的。[3]西域佛经的翻译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两汉至三国，这一时期是口授佛经时期，佛教经典没有文字记载，而且多是梵语译为西域胡语，如龟兹语或焉耆语等。其后至两晋南北朝时期，西域佛教发展进入鼎盛时期，西域佛经翻译也进入高潮阶段。这一时期，西域诸地高僧辈出，佛经翻译已成规模，但这一时期西域僧人多前往长安、姑臧等地进行译经活动。最后一个时期则是隋唐时期，这一时期西域佛教继续繁荣，然而佛经翻译情况有所转变，出现西域僧人在本地用汉语翻译佛经的现象。
作为佛经翻译的发源地，从两汉至唐，西域先后出现众多佛教中心，这些佛教中心有一些随之成为佛经翻译重镇。佛教传入初期，于阗、龟兹因地理优势成为大佛教国。于阗、龟兹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南北两侧，沙漠以南为于阗，今新疆和田一带，中国佛教即发源于此，梁启超先生曾言“在今日中华民国境土内求佛教发祥地，舍于阗莫属也”[4]。于阗附近有一小国名斫句迦，今新疆莎车东南部，据《历代三宝记》第十二卷中记载可知，斫句迦是当时大乘佛教经典的宝库。沙漠以北为龟兹，即今日新疆库车一地，龟兹僧侣众多，亦为当时一大佛国。及至魏晋，于阗、龟兹等地高僧人才众多，且多前往中原一带进行译经，对我国思想、文化等产生深远影响。此外，疏勒（今新疆喀什）、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为我国隋唐年间西域有名的佛国。
从汉末至唐，尤其是魏晋时期，西域高僧大德不断涌现，对西域及内地的佛教发展、佛经翻译做出巨大贡献。其中著名的有西晋时期被称为“敦煌菩萨”[5]的竺法护、前秦时期出现的中国佛教四大译经家之一鸠摩罗什以及唐代以通大小乘学闻名的实叉难陀。据《开元释教录》及《宋高僧传》可知，此三子译经数量为当时西域僧人之最。
西域佛教自汉末至唐延续千年而不衰，西域诸地佛经翻译活动亦是经久不息，探究其个中原因，或是地理便捷之故，或是政治支持之因，亦或是译经人自身之努力。
二、西域主要译经高僧及译经情况
对于格林函数的建立，我们采用了具有地球变平近似的一维速度模型。由于各个地方的区域模型多数不能用，我们对神户和所罗门群岛地震、东北余震和玻利维亚地震采用了Iasp91模型（Kennett and Engdahl，1991）。在我们这组地震中，伊兹米特地震是唯一的例外，可用由Bulut等（2007）对其导出的区域模型（图2）。
笔者以唐智昇《开元释教录》前十卷、宋赞宁《宋高僧传》“译经”篇为主要参考依据，参照梁僧祐《出三藏记集》、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对汉末至唐的狭义之西域佛经翻译家进行统计，得出下表：
表1 汉末至唐西域译经僧数量及译经数量
统计时，书中记为“西域人”且无据可推国籍地方者不计考虑，龟兹高僧佛图澄因非译经僧亦不考虑，因此最后确定出自西域的译经高僧只有20位。而这20位译经僧的译经总数为412部1155卷，其中译经数量最多的三位高僧是竺法护（175部354卷）、鸠摩罗什（74部384卷）和法炬（40部50卷）。
汉至三国期间，虽经史料推测可知有诸多高僧在西域传教、译经，然而缺乏文字记载，且关于这一时期西域佛经翻译的论述甚少，目前可知的仅有曹魏时期的白延一人。《开元释教录》卷一载：“沙门白延，西域人也。才明盖世，深解踰伦，以高贵乡公甘露三年戊寅，游化洛阳，止白马寺。出《无量》《清净》等经五部。《长房》等录又有《平等觉经》一卷，亦云白延所出。”[6]考据《出三藏记集》卷八可知，白延亦称帛延，为龟兹王世子。龟兹王姓为白，为与内地白姓区分故称帛。白延译佛经5部7卷，均于洛阳白马寺完成。
至隋唐年间，史料记载共有5位译经高僧，译经数量为32部120卷。此五人中实叉难陀、提云般若、智严三人前往长安译经，尸罗达摩、勿提提羼鱼二者则在西域当地用汉语翻译佛经。“实叉难陀，葱岭北于阗人也。智度恢旷风格不群。善大小乘旁通异学。”[7]“于东都大内大遍空寺译华严经。于三阳宫内译大乘入楞伽经。”[6]又《宋高僧传》录，唐时，尸罗达摩于西域北庭应悟空之请翻《十地经》与《回向轮经》，勿提提羼鱼①于龟兹译《十力经》。
及至两晋、南北朝时期，西域各国佛教发展迅猛、佛事活动频繁，堪称西域佛教发展的顶峰时期，出现于阗和龟兹两处佛教中心。这一时期，西域高僧前往中原译经、中原行者前来西域取经活动渐兴，皆为东西佛教发展、佛经翻译做出卓越贡献。未有史料记载于阗、龟兹两地是否出现大规模有组织的佛经翻译活动，但此二地藏经丰富、造经传统悠久，为后来西域高僧到中原地区从事佛经翻译活动埋下伏笔。除于阗、龟兹外另有一地——姑臧，亦是佛法昌盛之处。此地为中西交通要道、佛学东传要地，后凉时，龟兹高僧鸠摩罗什在此讲经，佛教大兴。北凉时，西域中天竺僧人昙无谶受河西王沮渠蒙逊之托，译《涅盘经》等十几部佛典。此阶段西域佛经翻译已初具规模，有专人组织、官方支持，且翻译目的明确。
从表1可知，两晋南北朝时期是西域译经高僧及译经数量最多的时期，据记载这一时期有14位译经高僧完成了375部1028卷佛经的翻译。这13位高僧主要来自龟兹、凉州、高昌等地。西晋时期的竺法护据记载祖籍为大月氏，世居敦煌。其译经活动长达50余年，足迹遍布西域、中原等地，译经数量为西域诸僧人之首。后秦时期的鸠摩罗什生于龟兹，通梵语，娴汉文，佛学造诣极深，其译文质量较之前人更好且更易为人们所理解。且其佛经翻译活动在中国佛经翻译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故梁启超先生称其为“译界之王”[4]。
利用文献[2]中所使用的简支直线有机玻璃薄壁试验箱梁模型，跨径L为80 cm，材料的弹性模量为E=3 000 MPa，泊松比μ=0.385，横截面尺寸如图1。
三、各个时期西域佛经翻译的特点
西域佛经翻译与中国佛经翻译经历阶段相似，但是由于地理、政治等因素又有自己的独特之处。
1.1 病例收集和分组 在病人知情同意下选择患者及对照组（n=30），AD患者年龄均为＜1岁，按照文献[6，7]方法进行临床试验病例的筛查。按临床表现瘙痒、红斑、浮肿、脱皮和结痂程度分为对照组（无症状，n=30），实验组 1（轻度症状，n=30），实验组 2（中度症状，n=30），实验组 3（重度症状，n=30）四个组，抽取静脉血做免疫学检查和甲基化检测。
佛教自西汉末年传入西域至三国时期，共历300余年，这是西域佛经翻译的起始时期。这一时期的翻译情况并无确切文字记载，因此我们只能通过史料研究推测。根据在库车、和田、焉耆考古发现的用佉卢文写成的佛经残卷可知，这一时期，西域已有佛经翻译活动。然其翻译语言是梵文、佉卢文译为西域胡语，而译者多是来自葱岭以西的各国高僧。彼时，佛教经典无文字记载，全靠口授，来自葱岭以西的高僧来到于阗等地传教，遇到有人请他译经，他便从事翻译，佛经原本及译经地点的选择多有随意性，因此译文难免出错。同时由于僧人大多来自天竺、安息、大月氏，因而他们的佛经也并非梵语本，而是他们本地语言译本。此阶段应属西域佛经翻译的私人翻译阶段，随意性、无组织性是其显著特点。
西域佛教的发展以及西域佛经的翻译，乃至中原佛经的翻译，都与西域译经高僧有着难解难分的关系。西域译经高僧的足迹和他们的翻译成果遍及中华大地，影响深远。
但在野外生产过程中，从测量方式来看，标本电性参数测量一般采用分压法和直接法两种，而分压法大都采用强迫电流法的方式。所谓强迫电流法，意思是采用一定手段，强迫供电流全部通过被测量的标本，然后观测所需要的参数[4]。所谓直接法，一般是指使用信号源作为发射装置，通过接收机直接读取电流、电压、极化率的方法。下面从几个实例出发，一方面介绍分压法和直接法测量岩矿石标本电性参数的情况，另一方面介绍标本采集、加工及测量严格按照要求进行与未严格按照要求进行测量的对比情况。
综上所述，核酸检验在筛查献血者乙型肝炎病毒中有着重要的应用价值，其检验灵敏度比较高，缩短了窗口期，保证了输血的安全性。
整治手法：修缮和更换结构破损严重的建筑构件，现状瓷砖贴面予以保留，裸露的砖墙墙面以白色防水涂料进行粉刷，勒脚部分用深灰色防水涂料粉刷，进行建筑节能改造。
隋唐时期，西域佛经翻译情况发生变化。此前，大都是西域僧人前往中原进行佛经翻译活动，而在西域当地的佛经翻译多是梵语译作西域本地语言；此时，西域佛教出现内地向西域的回流趋势、汉文译梵文的倒转现象。这一时期，西域僧人在本地用汉语翻译佛教经典的情况增多，西域诸地如北庭、龟兹等专门设立了翻译汉文经典的译场。译场中既有龟兹、于阗等地的高僧，也有内地僧人，共同从事佛经翻译。《宋高僧传》“唐北庭龙兴寺戒法传”可证，“法躬读梵文并译语。沙门大震笔受。法超润文。善信证义。悟空证梵文”[7]。戒法即尸罗达摩，于阗人，受内地僧人悟空之邀与其在北庭一同翻译了《十地经》和《回向轮经》。此阶段为西域佛经翻译的反转时期，西域当地汉译佛经现象繁多，西域与中原僧侣共襄佛典翻译盛事。
四、原因分析
在佛教传入前后，西域各国战争不断、兵连祸结，因而在提倡吃苦、忍耐的佛教传入之后便受到统治者的欢迎。为维护统治、消除人民不满，统治者大力宣传、推行佛教，为佛教在西域的发展奠定基础。此后，西域各国重视造像立寺、举办佛事活动，这些都为翻译佛教经典、培养译经僧人提供便利。北凉河西王沮渠蒙逊延请昙无谶于姑臧译经、后秦皇帝姚兴迎鸠摩罗什于长安译经以及武周时武则天聘请实叉难陀至洛阳译经，由此推动佛经翻译规模化、组织化发展，促进中原地区佛经多样、繁荣。此皆帝王操纵之力、政治支持之故。
佛教创始于印度，公元前三世纪前后向周围国家传播，向北传入安息、康居等地，之后越过葱岭传入我国西域。由于毗邻大月氏、罽宾这些佛教先传国，西域诸国亦多笃信佛教，出现众多佛国。此外，自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丝绸之路后，西域便成为了东西方交流必经之地，各国文化汇集之处。安息、大月氏、康居、罽宾等地高僧前来传教，带来众多佛教典籍，并培养大量优秀西域僧人。同时，为更好地传播佛教，安息、康居高僧开始进行佛经翻译活动。由此可知，地理便捷是西域佛经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西域缘何成为佛经翻译肇始、译经人才济济且佛教典籍富集之处？观西域佛经翻译发展之迹可知原因有三：地理位置之优越、国家政治之支持及译经僧人自身之努力。
从佛教传入伊始，西域僧人便开始了取经求法之路。竺法护早年为求真经，不辞辛苦，西行万里，达葱岭东西之西域十几国，通西域、印度等各国语言，终携大批佛典至长安，专事译经。鸠摩罗什，7岁随母出家，游历天竺等国，遍访高僧大德，归龟兹后广扬佛法，名声通达西域各国；先至后凉国蛰居16载，学习汉语，研习汉文经典，为佛经汉译打下坚实基础，后至长安翻译佛经，建中国第一座国立翻译佛经译场——草堂寺，率众僧于此译经，由此开启佛经翻译新纪元。及南朝时，智严、宝云等游历西域，到达罽宾、天竺等地，学梵语、修禅法，后返长安，译佛经，传佛法。以上皆为史料载有、名垂千古者，然名声不显、译事未记者亦有无数。
五、结语
季羡林先生曾以河流喻指中华文化，说中华文化这条长河有水满之时也有水少之时，但从未有枯竭之时，原因在于不断有新水注入，新水即外来文化。然在新水注入之时起最大作用的便是翻译，由此可见翻译之重要性。探索西域佛经翻译情况，不仅对研究西域文化历史有所增益，对当代中国翻译事业发展亦有借鉴作用。
佛教在西域传承千年，佛经翻译在西域亦是历史悠久，研究学习西域佛经翻译——了解西域主要的译经高僧及其译经情况、总结各个时期西域佛经翻译的特点并分析西域作为佛经翻译起始、译经人才众多之地的原因，不仅可以了解西域佛经翻译的基本情况及西域对佛经翻译做出的贡献，而且还可以促进中国佛经翻译事业的发展，同时为后来研究西域佛经翻译及西域佛教的学者提供借鉴。
注 释：
①《宋高僧传》记为勿提提羼鱼，而多数佛教文献所记为勿提提犀鱼。
参考文献：
[1]梁启超.中国佛学史稿[M].汤仁泽,唐文权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2]才吾加甫.汉代佛教传入西域诸地考[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3).
[3]任继愈.中国佛教史(第一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4]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
[5](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M].张春雷,王春阳校注.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13.
[6](唐)智昇.开元释教录[M].富世平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8.
[7](宋)赞宁.宋高僧传[M].范祥雍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CN61-1487-(2019)14-0018-03
作者简介：
渠苏婉（1994—），女，汉族，江苏丰县人，单位为陕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主要从事笔译研究。
李文革（1966—），男，陕西华县人，陕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翻译系副教授，主要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语言文化教学方向研究。
（责任编辑：御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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