婴儿气质的实验室观察与母亲报告的一致性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性及论文,婴儿论文,实验室论文,气质论文,母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编号：1001-4918（2011）03-0247-254 中图分类号：B844.1 文献标识码：A
1 引言
实验室观察与父母问卷报告是测查婴儿气质时两种普遍采用的方法，但以往研究在两种方法评估的婴儿气质是否具有一致性上存在争议（Gartstein & Rothbart,2003; Rothbart,1981; Rothbart & Goldsmith,1985; Strelau & NetLibrary,1998）。有研究表明两种方法的一致性较好（Bridges,Palmer,Morales,Hurtado,& Tsai,1993; Kochanska,Coy,Tjebkes,& Husarek,1998; Parade & Leerkes,2008; Rothbart,1986），也有研究表明两种方法所测查的气质相关较低（Crockenberg,Leerkes,& Bárrig Jó,2008; Gartstein & Marmion,2008; Leerkes & Crockenberg,2003）。如何更加准确地测量婴儿早期气质成为气质研究者关心的问题。近年来，研究者们开始关心父母报告与实验室观察两种气质测查方法各自的优缺点、两种方法在气质测查中的一致性，以及可能对一致性产生影响的因素（Bar-Haim,Sutton,Fox,& Marvin,2000; Matheny Jr,Wilson,& Thoben,1988; McBride,Schoppe,& Rane,2002; Paterson & Sanson,1999; Rothbart & Goldsmith,1985; Rothbart & Hwang,2002; Webster-Stratton & Hammond,1988; Whiffen,1990b）。
问卷法与实验室观察法虽已被证明具有良好的信效度，也被广泛采用。但由于测量方法本身存在局限性，往往在测量婴儿气质时会产生误差。例如，问卷测查中，母亲报告法会受到母亲自身特质（如情绪状态、面临的压力）、对婴儿行为的知觉偏差以及不正确记忆可能导致回忆偏差等因素的影响（Fergusson,Lynskey,& Horwood,1993; Kagan & Fox; Paterson & Sanson,1999; Rothbart & Goldsmith,1985; Rothbart & Hwang,2002; Whiffen,1990a）。另一方面，实验室观察也存在一些缺陷，如情境限制、缺乏常态化、痕迹效应（Carryover Effect）等（Bates & Pettit,2007；Rothbart & Goldsmith,1985）。此外，问卷是让父母报告婴儿在过去一段时间内大范围、普遍性的行为，问卷测查的气质与日常生活中出现的一般性情境具有一致性（Gartstein & Rothbart,2003; Rothbart,1981,1986），而实验室观察仅局限于特定情境中出现的特定情绪。鉴于此，研究者们就两种方法的优劣持有不同看法，Kagan提出问卷法自身存在的问题已经制约其使用，故建议放弃使用问卷测查（Kagan & Fox,2006），而Rothbart等人（Bates & Pettit,2007; Rothbart & Goldsmith,1985）则认为由于问卷的缺陷而抛弃问卷法是不明智的，并认为可以用多重方法（multimethods）来测查婴儿的气质（Bar-Haim et al.,2000; Kochanska et al.,1998; Strelau & NetLibrary,1998）。因此，问卷报告法与实验室观察法二者之间是否具有一致性在理论与实际研究中就显得非常重要。
目前，已有很多研究同时使用母亲报告和实验室观察法评估婴儿气质，并且也报告了这两种方法之间的一致性（Matheny,1985; Matheny Jr et al.,1988; Parade & Leerkes,2008; Rothbart,1981,1986; Rothbart,Derryberry,& Hershey,2000; Stifter,Willoughby,& Towe-Goodman,2008）。例如，Kochanska的研究表明父母报告的抑制性控制与实验室观察所测得的抑制性控制显著相关（Kochanska,Murray,& Coy,1997），Rothbart等人的研究也表明两种方法得到的数据之间的一致性随着年龄增大而增强（Rothbart,1986; Rothbart et al.,2000）。Leekers和Crockenberg的研究表明在母亲卷入与非卷入情境下母亲报告的婴儿害怕和受限后沮丧与实验室观察得到的结果不相关（Leerkes & Crockenberg,2003）。Stifler等人同时采用母亲报告、实验室观察、家庭观察三种方法，其结果表明，7.3个月时，三种方法所得的婴儿积极情绪具有一致性，而消极情绪则不一致（Seifer,Sameroff,Barrett,& Krafchuk,1994）。综观已有研究，多数研究同时使用两种方法测量婴儿气质的目的是为了从多个方面获得较为客观的气质数据，并互相印证（Parade & Leerkes,2008; Rothbart,1981,1986）。
在已有的关于二者一致性研究中，大多数研究是基于Rothbart等人的气质发展理论模型（Development Model of Temperament）。在其理论模型中，Rothbart和Derryberry将气质定义为个体在反应性（Reactivity）和自我调节（Self-regulation）方面的稳定的、有生理基础的差异（Rothbart,1981,1986）。根据该理论，Rothbart编制了婴儿气质问卷（Infant Behavior Questionnaire,IBQ，适用于3－12月龄的婴儿）（Rothbart,1981）和实验室观察程序（The Laboratory Temperament Assessment Battery,TAB-LAB）（Goldsmith & Rothbart,1996）。在IBQ中，母亲报告过去两周内婴儿在喂食、洗澡以及与他人接近等活动中的表现，将婴儿气质分为活动性水平（Activity Level）、微笑和大笑（Smiling and Laughter）、害怕（Fear）、受限后沮丧（Distress to Limitations）、持续定向（Duration of Orienting）、易安抚性（Soothability）六个维度，此量表已经被证明有较好的信、效度（Rothbart,1981,1986）。在LAB-TAB中，针对儿童发展的不同阶段特点，设计了两个婴儿期版本（运动期和运动前期）和一个学前期实验室观察版本，每个版本分为害怕、生气、愉悦、兴趣/持久性和活动性水平五个部分，每个部分设置若干类似情境测量儿童气质。同样基于气质发展理论模型，Crockenberg和Fox则采用不同于TAB-LAB的实验室情境设置来考察婴儿气质（Crockenberg et al.,2008; Fox,Henderson,Rubin,Calkins,& Schmidt,2001）。Crockenberg（Crockenberg et al.,2008）的实验室观察设置为五分钟的自由玩耍之后，主试向6个月的婴儿呈现带有多彩塑料钥匙的铃铛和背面有镜子的彩色塑料脸两件物品，当婴儿表现出对玩具的兴趣之后，主试将婴儿喜欢的玩具放在儿童面前15秒，把不喜欢的玩具拿走。在任务进行时，主试不与婴儿有任何交流。
本研究关注的气质维度为反应性中的情绪性反应，参照Crockenberg实验室观察程序（Crockenberg et al.,2008），本研究向婴儿呈现的物品为白毛巾（中性）、维尼小熊毛绒玩具（正性）和黑色大猩猩毛绒玩具（负性）三种情景物品，以此诱发儿童的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反应。以害怕情绪为例，问卷中将害怕定义为对强烈或新异刺激出现时的反应性（Rothbart,1981）。实验室中，婴儿在看到黑猩猩毛绒玩具时会表现出害怕行为并表现出个体差异（Rothbart,1981），二者反应的实质内涵是一致的。众所周知，6个月是婴儿在感知觉（主要是视觉、听觉）、动作、注意、社会性微笑等方面发展的一个关键年龄（林崇德，1995），因此本研究选择该年龄段的被试作为研究对象。
在考察母亲报告与实验室观察的一致性的同时，对影响二者一致性的因素进行分析。在已有的研究中主要考察了以下两类因素：1）母亲抑郁倾向。研究表明高抑郁倾向的母亲可能会过分评估孩子的问题行为（Fergusson et al.,1993; Webster Stratton & Hammond,1988）。由于自身的消极情感，抑郁型母亲不能准确察觉婴儿的消极情绪信号；这些母亲可能因为婴儿的哭闹行为唤醒了自身的焦虑和消极情感，从而忽视婴儿所表达的情绪，导致对婴儿气质的评估偏差。2）养育压力对气质评估造成的影响。McBride等人的研究表明母亲养育压力与婴儿的情绪强度显著相关，在预测母亲养育压力时，婴儿性别与情绪强度的交互作用显著（McBride et al.,2002）。张明浩等人的研究表明母亲的养育压力越大，对儿童气质的评价越趋向于负性（张明浩，陈平，邓慧华，陆祖宏，2009）。研究中主要考察母亲抑郁倾向与养育压力对母亲报告与实验室观察的一致性的影响。
综上所述，母亲报告与实验室观察测量的婴儿气质的一致性是使用多重方法考察婴儿气质的基础。以往的研究通常以西方被试为研究对象，且实验室观察程序均为TAB-LAB。本研究拟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采用向婴儿展示中性、正性和负性物品的实验刺激范式。探讨中国城市婴儿气质在母亲报告与实验室观察上的一致性，具体研究问题如下：第一，母亲报告与实验室观察之间是否具有一致性？第二，母亲抑郁和母亲养育压力是否会影响两种方法之间的一致性。
2 方法
2.1 被试
用电话招募的方法，随机招募2006年06月到2007年03月间在南京市某妇幼保健院出生的婴儿及其母亲为研究对象。婴儿性别比例与妇幼保健院婴儿出生时男女比例匹配（男：女为1.06∶1）。选取数据完整的203个家庭，其中男孩105名，女孩98名，男女比例1.07∶1。被试筛选条件：①2006年06月到2007年03月间在南京市某妇幼保健院出生的婴儿及其母亲；②婴儿为头胎；③所有的参与者户口均属于南京11个主城区；④母亲年龄大于18岁。被试排除标准：①婴儿出生时达到高危儿标准；②婴儿为双胎或多胎儿之一；③半年内有计划搬迁出南京市的家庭。
本研究中母亲初中学历2人（1.0％），高中学历41人（20.2％），大学学历146人（61.9％），研究生学历12人（5.9％），博士学历2人（2％）。所选家庭每月总收入6000元～10000元，属于南京中等偏上家庭。本研究经南京医科大学医学伦理委员会同意，婴儿的父母全部签署书面知情同意书。
2.2 程序
当母亲怀孕至7至8个月的时候电话联系确定是否参加本研究项目，当婴儿4至5月龄时，再次联系父母以确认愿意参加本研究项目，并签订知情同意书。当婴儿达到6月龄的时候，电话通知入组的家庭到上述妇幼保健医院进行活动；在医院中首先要求母亲完成婴儿行为问卷（Infant Behavior Questionnaire,IBQ）、90项症状清单（Symptom Checklist 90,SCL-90）以及养育压力问卷（中文版）（Parenting Stress Index-Short Form,PSI-SF）。然后，进行实验室观察，全程录像，以供行为编码。
2.3 研究工具
2.3.1 实验室观察（Laboratory Observation）
实验室观察包含6分钟的自由游戏（Free Play）以及10分钟的气质测验（Temperament Test）。在气质测验中，主试给母亲如下指导语：“我将给宝宝看一些东西，在此过程中请您坐在旁边的小凳子上假装看杂志，请不要发出声音也不要看宝宝，除非宝宝哭超过20秒。”气质测验包含三个部分，即主试分别给婴儿看白毛巾、维尼小熊毛绒玩具和黑色大猩猩毛绒玩具。每个物品展示3次，每次15秒，每两次展示之间间隔5秒钟。
在测试时，婴儿坐在一张小汽车形状的小椅子上，为防止婴儿坐不稳，用安全带进行辅助，妈妈并排同向坐在儿童的右边看杂志并且要求在整个活动中保持安静，不能看婴儿，也不能和婴儿有任何交流，以观察婴儿在整个活动中独立反应。主试跪坐婴儿的正对面，将要给婴儿呈现的物品放在主试的背后，需要用的时候从背后拿出来。对整个过程进行录像。所有主试都是心理学专业的学生，且事先不知道实验目的。
2.3.2 婴儿行为问卷
当母亲到了医院之后，按要求完成婴儿行为问卷（Rothbart,1981,1986）。本研究关注三个维度：受限后沮丧、害怕以及微笑和大笑；原问卷简版94题，选取其中的39个条目。其中，受限后沮丧、害怕归为消极情绪维度，微笑和大笑归为积极情绪维度。采用likert式5点评分，从1到5表示从不或很少到几乎总是。以确定此行为在日常生活中发生的频率。三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64，0.70，0.61。
2.3.3 90项症状清单
母亲抑郁倾向采用SCL-90中的抑郁倾向维度测量。此量表包含有广泛的精神病症状学内容，如思维、情感、行为、人际关系以及生活习惯等等。量表在国内已经进行本土化修订具有很好的信度和效度（王征宇，1984），且已经建立中国成人常模。此量表共有90题，分为10因子，采用likert式5点评分。从1分代表无症状到5分代表症状严重，依次递进。本研究中使用其抑郁倾向因子，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6。
2.3.4 养育压力问卷
养育压力问卷简化版是由Abidin制定，问卷由原有的120题简化为36题，经检验信度、效度良好（Abidin,1990）；在已有研究中修订的中文版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0（耿岚等，2009）。3个因子分别是养育愁苦（Parenting Distress）、亲子互动失调（Dysfunctional Mother-child Relationship）、困难儿童（Child Difficulty）。量表采用likert式5点评分，从非常同意到非常不同意五个等级，反向记分，分别给予5、4、3、2、1分。得分越高，代表其养育压力越大。本研究中使用养育愁苦因子，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4。
2.4 行为编码
参考IBQ问卷中出现的情绪行为，以及Rothbart编码系统（Rothbart et al.,2000）对三个任务情境中出现的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进行编码。
编码采用事件取样。如，对微笑行为进行编码时，当微笑表情出现即开始计时，微笑表情消失即停止计时。根据情绪表达的强烈程度不同，参考Kochanska等人的对编码的处理方法，考虑到婴儿出现的不同强度的情绪，采用权重系统（Weighting System）对不同强烈程度的情绪行为进行加权处理（Kochanska et al.,1998），即编码系统中出现的中等强度的情绪记为1（如微笑），出现的强烈的情绪反应（如大笑）记为2（即所得到的值乘以2作为其分数值），并以行为出现的持续时间（Duration）作为各个项目的分数。本研究中，大笑行为没有出现，为无效编码，在下文的积极情绪中未将其计算在内。编码使用的工具软件为Noldus Observer XT 8.0。编码者为心理学专业研究生，以两人为一组，选取全部录像编码数据的15％计算编码者信度，编码者一致性系数为0.85。
3 结果与分析
3.1 母亲报告与实验室观察的描述统计分析及相关分析
由表2可知，母亲报告的积极、消极情绪与实验室观察的总的积极、消极情绪之间无显著相关。母亲报告的消极情绪与积极情绪两者之间相关不显著；实验室观察的消极情绪总分与积极情绪总分两者之间显著负相关。母亲报告的消极情绪与实验室观察正性任务情境下的消极情绪显著正相关，且与实验室观察的积极情绪负相关显著；母亲报告的积极情绪与实验室观察三个情境下的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相关均不显著。
3.2 母亲报告与实验室观察一致性的影响因素
为考察母亲人口学因素、养育压力、抑郁倾向对母亲报告与实验室观察间的一致性的影响，本研究以婴儿性别、母亲学历、抑郁倾向、养育压力为自变量，以两种方法所测查的标准分数差值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首先，构造了母亲报告与实验室观察之间的消极情绪和积极情绪标准分数差，然后通过多元线性回归预测影响两种实验方法的消极情绪或积极情绪数据一致性的因素（Gartstein & Marmion,2008）。例如，用母亲报告的消极情绪分数的标准分数减去实验室观察得到的消极情绪分数的标准分数，得到消极情绪的标准分数差，以该标准分数差为回归分析的因变量。在回归方程中，若正性显著则说明母亲报告的消极情绪比实验室观察得到的消极情绪要高；负性显著则说明母亲报告的消极情绪比实验室观察得到的消极情绪要低。所进行的分层多元回归分析如表3所示，依次分层进入回归方程的变量是人口学变量（婴儿性别和母亲学历）、母亲抑郁倾向、母亲养育压力、人口学因素与抑郁倾向的交互项、人口学因素与养育压力的交互项、抑郁倾向与养育压力的交互项。
由表3可知，母亲受教育水平能够显著正向预测母亲报告与实验室观察的积极情绪性之间的差异（β＝0.21，p＜0.01），即母亲学历越高，越可能报告婴儿有较高的积极情绪，说明高学历的母亲可能对婴儿积极情绪的觉察更敏感。母亲抑郁倾向可以显著正向预测母亲报告与实验室观察的消极情绪性的差值（β＝0.16，p＜0.05），即母亲抑郁倾向越高，越可能报告出婴儿具有更多的消极情绪，说明抑郁倾向高的母亲对婴儿消极情绪更为敏感。
由表3可知，母亲抑郁与母亲育儿压力的交互作用边缘显著预测母亲报告与实验室观察的消极情绪性之间的差异（β＝－0.15，p＜0.10）；婴儿性别与育儿压力的交互作用（β＝0.26，p＜0.05）以及母亲学历与养育压力的交互作用（β＝－0.36，p＜0.05）显著预测母亲报告与实验室观察的积极情绪性之间的差异。为了进一步探索母亲抑郁倾向与养育压力对两种气质测量方法一致性的交互影响，本研究采用Preacher （Preacher & Rucker,2003）提出的简单效应方法进一步分析。由图1可知，无论是养育压力比较低的母亲（simple slope＝－0.39，t＝－0.46，df＝174，p＞0.05）还是养育压力比较高的母亲（simple slope＝－0.84，t＝－1.51，df＝174，p＞0.05），其抑郁倾向均不能显著地预测母亲报告与实验室观察的婴儿消极情绪的差值。
图1 母亲抑郁倾向与养育压力对两种方法一致性的影响
图2 婴儿性别与养育压力对两种方法一致性的影响
由图2可知，对女孩来说，母亲养育压力显著负向预测其母亲报告与实验室观察的积极情绪的差值，即随着母亲养育压力的增加可能会影响两种方法的一致性（simple slope＝－0.456，t＝－2.08，df＝177，p＜0.05）。而对男孩来说，母亲养育压力不能显著负向预测两种方法所测查的积极情绪的差值（simple slope＝0.153，t＝0.63，df＝177，p＞0.05）。
4 讨论
通过实验室观察与母亲报告法测查了婴儿气质，本研究关注气质反应性维度中的情绪性反应。对于大多数儿童来说，情绪的积极和消极反应都存在，而且均可以通过肌体、自主神经、认知和内分泌反应表现或者表达出来，带来愉悦或者痛苦的体验。当积极反应和消极反应同时得到激发时，Rothbart认为儿童会同时出现积极和消极的面部表情；也有可能出现积极表情和消极表情轮流出现的情况，例如，有的儿童开始表现出非常积极的面部表情，然后在很短的时间里，迅速变为消极的面部表情。实验室观察测查的是陌生的特定实验室情境诱导的特定情绪反应。然而，问卷IBQ（母亲报告）测查的是婴儿在过去两周内大范围、普遍性的行为，即IBQ测量的气质与日常生活中出现的一般性情境具有一致性（Gartstein & Rothbart,2003; Rothbart,1981,1986）。这两种方法所测查的情绪反应的偏向性决定了这两者所测查的情绪反应之间的一致性较低，这为我们的研究结果证实。例如，母亲报告的积极情绪与实验室观察得到的积极情绪总分和各刺激情境下的积极情绪间无显著相关，这与Gartstein等人（Gartstein & Marmion,2008; Stifter et al.,2008）的研究结果一致。本研究发现母亲报告的婴儿消极情绪与实验室观察的消极情绪之间的一致性较低，这与前人的研究一致（Leerkes & Crockenberg,2003）；母亲报告的婴儿消极情绪仅与实验室正性刺激情境下的消极情绪（r＝0.21）和积极情绪（r＝－0.19）显著相关。这可能归因于母亲在评估婴儿气质时更倾向于报告婴儿在积极情境下的情绪表现。前人研究也表明，实验室观察与父母评价的儿童气质仅具有中低程度的相关（Gartstein & Marmion,2008; Kochanska et al.,1998; Leerkes & Crockenberg,2003; Strelau & NetLibrary,1998）。
本研究重点关注母亲自身抑郁倾向与养育压力对母亲报告与实验室观察两种气质测查方法之间一致性的影响。首先，本研究发现母亲抑郁倾向与两种方法测查的婴儿消极情绪差值密切相关，即抑郁倾向较高的母亲，其报告的婴儿消极情绪要明显高于实验室观察到的婴儿消极情绪，这一点在Leeker等人（Leerkes & Crockenberg,2003）的研究中也得到证实一致。Gartstein等人（Gartstein & Marmion,2008）未发现母亲抑郁倾向与这两种方法所测查的婴儿消极情绪的一致性有关，却发现父母的消极情感可以显著预测两种方法间的一致性程度。本研究认为母亲自身的情绪状态或知觉状态可能会影响其对婴儿气质的评价偏向（Kagan & Fox,2006; Matheny Jr et al.,1988; McBride et al.,2002; Whiffen,1990a）。此外，产后抑郁与父母报告的儿童气质之间的一致性相关（Whiffen,1990a），母亲的抑郁倾向可以显著预测父母之间报告的婴儿气质差异。有研究也发现母亲抑郁倾向与其报告的儿童气质和问题行为的偏差有关（Fergusson et al.,1993）。其二，本研究发现母亲受教育水平能够显著正向预测母亲报告与实验室观察的积极情绪性之间的差异，但并未发现母亲的抑郁倾向与养育压力对两种方法对婴儿积极情绪测查的一致性。此外，本研究发现婴儿性别与母亲养育压力交互作用影响两种方法测查的积极情绪之间一致性。即母亲养育压力仅对女孩积极情绪的测查两者一致性产生影响，而对男孩的积极情绪则无显著影响，这与McBride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McBride et al.,2002），McBride的研究表明情绪强度在婴儿性别和母亲的养育压力上具有调节作用，相较于男孩的母亲，女孩的母亲会表现出更高的养育压力。
本研究采用Fox和Crockenberg （Crockenberg et al.,2008; Fox et al.,2001）的实验室观察程序，并对其进行了改进，以求更适合中国婴儿气质的测查。原情境中向儿童呈现的物品为有多彩塑料钥匙的铃铛和背面有镜子的彩色塑料脸两件物品，代之以呈现白毛巾、维尼小熊毛绒玩具和黑色大猩猩毛绒玩具（中性、正性、负性物品）三种物品。本研究表明，呈现中性、正性、负性三种物品诱发了足够强度的婴儿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反应，采用实验室观察方式同样可以测查出婴儿的气质。进而，由于本研究区分了中性、正性、负性三种情景，发现了一个新的现象，即母亲更倾向于报告正性情境下婴儿的气质。尽管问卷施测时要求母亲填写过去一周内婴儿行为反应，但是母亲在回忆婴儿的情绪时，更倾向于回避负性情境下婴儿的情绪反应，而选择积极情境下婴儿的情绪反应。这个新发现对以后问卷的使用、编制与修订是一个重要的启示，如何消除母亲报告的选择倾向将是未来问卷报告研究中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本研究受限于气质测查工具的跨文化背景和横断研究设计。Rothbart等人的跨文化研究（Rothbart et al.,1993）表明，中国儿童与西方儿童在气质的具体维度上存在差异。目前国内婴儿气质的实验室观察尚处于起步阶段，而且IBQ在国内也没有被广泛使用。因此，进行比较时，本研究中均与国外研究数据进行的对比与分析，缺少文化内的比较。本研究的另一个局限为横断研究设计。前人的研究表明，随着儿童的年龄变大，问卷法与实验室观察法的一致性程度会越来越高（Rothbart,1986）。目前本研究尚没有追踪考察从婴儿期到儿童期的气质一致性情况。因此，在以后的研究中需要进一步纵向追踪考察实验室观察与母亲报告之间的气质一致性关系，为更好地使用这两种气质测量的方法做出贡献。
5 研究结论
在Rothbart等人（Rothbart,1981,1986）的气质理论框架下，本研究采用改进后的实验室观察程序与父母问卷报告两种方法，对中国城市6个月婴儿的气质进行了测查，并探讨了两种方法所测查的气质一致性及影响该一致性的因素。具体结论如下：
1）母亲报告的婴儿积极、消极情绪与实验室观察的积极、消极情绪的总分之间一致性较低，相关未达显著性水平。母亲报告的消极情绪与实验室正性刺激情境下的婴儿消极情绪正相关显著，与积极情绪负相关显著。
2）母亲的抑郁倾向与两种气质测查方法测查的婴儿消极情绪的一致性存在关联，婴儿性别在一定程度上调节着母亲养育压力与两种方法测查婴儿积极情绪的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