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经济全球化思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辨论文,经济全球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全球化一词颇为流行。论者认为，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虽然全球化对中国来说是双刃剑，但是中国只能加入全球经济分工，成为其中的一个生产环节，再也不可能甚至也不应该谋求自成生产体系了。
不同层次及可逆性
从哲学层次上说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人类从非洲的东非大裂谷出发，散布到全球各地，这是第一次全球化浪潮；从各地的原始部落的交往和冲突中产生出部落联盟，这是第二次全球化浪潮；从部落联盟到大大小小国家的形成，这是第三次全球化浪潮；从许多小国家中产生出罗马帝国和中华帝国等覆盖广大地域的政权，这是第四次全球化浪潮；从哥伦布登上新大陆到波澜起伏的20世纪，这是第五次全球化浪潮。从最宽广的历史尺度来说：具体到第一次浪潮，中间更有无数阶段和曲折且动人的故事，有各自不同的特点，从总趋势上说，人类的互动程度越来越高，联系越来越密切，直至形成主导全球的力量。
但是，问题不仅在于是否从局部到全局的主导力量形成，更在于谁来主导，以及什么力量来主导。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全球化进程也是一个充满血腥、暴力的进程，而且越是全球化进展迅速的时候，也就越是冲突激烈、生灵涂炭的时候。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全球化急速推进的时期，在这个短短二、三百年的时期结束后，即形成一个统一的秦帝国，按当时的地理概念，即完成了全球化。但是，围绕着是由秦国还是由燕国、齐国、楚国或是六国合纵完成全球化，却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战争，无数各国百姓战死疆场，成为全球化的牺牲品。思考全球化的主导力量和方向有两层含义，一是由多数人主导的全球化，还是少数人主导的全球化？二是如果是少数人主导的全球化，又是哪些人主导的全球化？一直到20世纪以前，除少数知识分子对少数人主导的全球化进程提出过异议外，更多的知识分子则为各国争夺主权而献计献策。而事实上，历史也基本上是“少数人的全球化”的历史。但是自从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情况就有了不同。因为马克思提出了一个颇具吸引力和历史感的“多数人的全球化”的理论，在这一理论指导下，20世纪成为“多数人的全球化”运动的试验场。正是有了两种全球化方向的较量，以及不同方向下不同模式和利益集团的较量，这一世纪的内涵才变得格外丰富。当然，在这场世纪较量中，由于多数人并没有找到自由联合的适当方式，“多数人的全球化”失败了。在弗朗西斯·福山们看来，这意味着全球化只有一种可能的方向，即“少数人的全球化”。于是，少数人的全球化就窃取了全球化的双重可能性，把全球化的必然性化作少数人全球化的必然性，并以必然性之名对多数人进行思想和利益上的强暴。但是，两者的较量并没有结束，两个重大因素特别值得考虑。一是“多数人的全球化”运动的自我反思，二是“少数人的全球化”进程由于失去多数人的制约而走向反面。最近这场北约侵南战争就是这样一场以全球化名义进行的战争，由此人们既可以观察到“少数人的全球化”的狰狞面目，也可以看到失去制约后的霸权方式。
这是要澄清的第一个问题，即目前所谓的全球化准确地说是少数人的全球化，因此它既不是人类的福音，也不具备必然性。认为这种全球化进程不可逆转，并且值得全人类的热烈欢迎，这只是少数人挟持多数人的意识形态而已。事实上，随着这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人被推进失业和贫困的深渊，并不排除物极必反，转向另一方向的全球化的可能性。当然，目前的所谓全球化不仅是“少数人的全球化”，更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虽然从哲学层次上讲全球化可以作为统领历史进程的大概念，但是全球化毕竟还是最近才进入日常语境的。
“全球化”、“少数人主导的全球化”、“资本主义全球化”，这是三个外延逐渐缩小、内涵逐渐丰富的递进概念。如果说把不加限定词的“全球化”称为广义全球化，则“少数人主导的全球化”可称为宽义全球化，“资本主义全球化”还只能称作中义全球化，因为还有一个最狭义的全球化，即7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事实上，“全球化”一词所以出现在80年代初期，而不是更早，就是因为其所指是7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的新特点。这是人们谈论“全球化”时所指的真正对象。如果要给这一阶段的全球化起一个称号的话，叫“资本流动全球化”可能更准确。因此，不加限定词的“全球化”才可以享有必然性，加限定词的“全球化”并不具有必然性，而且限定词越多，必然性越弱。“资本流动全球化”是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进一步限定，因而必然性最弱。也就是说，“资本流动全球化”被逆转的可能性最大。
全球化动力
70年代初期，由于日本和欧洲竞争力强劲，大量美元流向欧洲美元市场，迫使美元与黄金脱钩，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汇率改由市场调节，这为资本自由流动提供了土壤。此后，美元对日元和欧元大幅贬值，迫使日本和欧洲的跨国公司纷纷将生产基地转移到劳动力价格低廉的国家，以降低生产成本。对此，美国一方面也大量地将产业转移到不发达国家，另一方面则掀起私有化浪潮，以便大规模裁员和提高生产效率，同时还削减社会保障资金，以便减少税收，增加本国公司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这一系列措施在经济学上的概括便是“新自由主义”，主张一切让市场发挥作用，政府减少对经济的干预，实现贸易自由化、资本流动自由化。而这些措施的最大受惠者则是跨国公司，有了资本自由流动的权利，跨国公司可以在全球配置资源，寻找最低生产成本和最低税收线路，以实现利润的最大化。更值得注意的是，跨国公司不是被动地在各国的法律范围运作，而是设法钻各国法律的空子，甚至以撤走投资相威胁要求各国改变对外资不利的法律，降低税收，并把利润集中到那些海外金融飞地。随着跨国公司在全球寻求最高利润线路而来的是，外围国家的低工资和高失业率向中心国家蔓延，而外围国家本身却并未因此降低失业率，因为跨国公司在外围国家每创造一个就业机会，就会挤掉当地工业3—5个就业机会。因此，整个世界的需求进一步萎缩，各国政府调节经济的能力削弱，税收减少，债台高筑，私人信贷消费额也数量猛增，经济和金融危机的同步性和连锁性加强。在生产基地和产品全球化的同时，污染、犯罪、毒品业、色情业也都迅速地全球化。这些都是“资本流动全球化”带来的直接后果，也是为人们切身感受到的“全球化”。
从分析可以得出第一层结论是，“全球化”的动力是跨国公司。最近有一个生动例子可以说明跨国公司是怎样推进全球化的，那就是今年3月中旬德国财政部长奥斯卡·拉方丹的辞职。 拉方丹的经济思想实际是凯恩斯主义，在德国经济面临衰退的情况下，他主张扩大内需，提高社会保障标准，降低失业率，减轻低收入者的赋税负担，增加他们的实际收入，以刺激消费。同时，为弥补税收减少的损失，增加高收入者和大企业的税负等。但是， 这一系列主张却遭到德经济界的强烈反对。 20家跨国公司的老板联合警告施罗德政府，在欧洲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拉方丹的经济政策意味着增加劳动力成本，减少利润，从而削弱他们的竞争力。如果继续执行这种政策，他们将考虑把总部和工人迁出德国，这样现政府降低失业率的目标不但不能实现，反而还会上升。这20家公司中包括西门子、汉莎航空公司等著名的跨国公司，出面说话的是德国安联保险集团的首席执行官舒尔特·瑙利。就这样拉方丹成了跨国公司为动力的全球化的又一个牺牲品。
然而，跨国公司为什么又要推动资本流动全球化呢？难道它们不知道由此将会提高失业率，激化社会矛盾，从而威胁跨国公司本部和上流社会的安全吗？美国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经济学家爱德华·卢特沃克认为，新自由主义经济路线所产生的“插上翅膀的资本主义”纯系一场“令人不快的恶作剧：马克思主义者在100 年前所断言的并且当时绝对错误的东西，今天竟成为现实。资本家越来越富，工人阶级却越来越穷”。全球化的竞争“把人们投入绞肉机”，并破坏着社会的内聚力。又如，摩根·斯坦利基金会和美国居第四位的纽约投资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曾一贯主张把生产移往国外，大力精减企业机构。但是，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是无法止息的。这倒不是说跨国公司不可以联合起来，制定垄断价格，减缓竞争烈度，而是说，“资本流动全球化”本来就起源于70年代的3大经济区域间的竞争激化， 实质上也是这3大区域间的跨国公司的竞争激化。
反全球化与贸易保护主义
反全球化与贸易保护主义有着天然的联系。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逻辑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核心逻辑，因此彻底的反全球化意味着反对资本主义自身。这在今天资本主义独领风骚的时代，不说是不可想象的，至少也是暂时不现实的。西雅图会议上第三世界各国的贸易代表绝不是反对资本主义，相反他们还常常是本国资本的代言人。但是，在反对美国以世贸组织压迫本国完全开放贸易和资本市场这一点上，他们却可以和会议大厅外的反全球化者结成同盟。其实，不仅第三世界各国如此，连欧洲、日本等都找到了与反全球化者的共同点，那就是反对美国以全球化之名行经济霸权之实。
全球化的核心逻辑是新自由主义，即放弃国家干预，听任市场力量自发作用。这一逻辑不但要求资本流动自由化，更要求贸易自由化。有意思的是，就在全球化声浪日涨之时，贸易保护主义也日益严重。1999年底，进一步推动贸易自由化的西雅图会议在场外公众的示威下流产。但是，导致西雅图会议失败的直接原因却是克林顿的贸易保护主义指示：他要求巴尔舍夫斯基坚持把劳工标准与贸易制裁挂钩，以限制第三世界的廉价产品冲击美国工人的就业机会。这是作为WTO 盟主的美国公然推行超级贸易保护主义的又一个明证。事实上，美国经济竞争力最强盛的时候并不是在今天，而是在二战结束以后的大约10年时间里。60年代末，日本和欧洲已经在从汽车、家电到半导体的广泛领域内夺取了竞争优势，美元频频发生危机，最终导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从那时起，美国就不再是身体力行自由贸易了，它一方面用GATT／WTO 谈判打开别国市场的大门，另一方面却用各种非关税壁垒筑起贸易保护的高墙，实行起超级贸易保护主义。1974年美国通过《贸易法》是美国贸易政策的转折点，其中就包括所谓“301条款”。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常常看到GATT／WTO一轮轮削减着关税， 却没有想到贸易保护主义才是真正的世界潮流。因为新的贸易保护不靠或主要不靠关税，而是靠非关税壁垒、汇率战和组建区域性经济集团。仍以美国为例，其非关税措施种类繁多，设置精巧，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属于直接扭曲贸易流量的措施，包括进口限制、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自动出口限制等；另一类是属于间接影响贸易流量的措施，包括广告限制、报关手续干扰、技术等级、卫生标准等。这次西雅图会议大体上有三大焦点，一是美国要求欧洲和日本开放农产品市场，二是欧洲和日本要求审查美国的反倾销法，三是发达国家试图用劳工和环境标准来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的输出。可见美国多年来以反倾销之名行贸易保护之实的严重性。至于汇率战则更是美国的拿手好戏，从70年代初至今，美元兑日元的比价从1∶360直落至1∶120左右，严重地削弱日本经济的竞争力，使日本在整个90年代一直深深地陷入萧条之中，至今无力自拔。为降低成本，进一步提高竞争力，美国还和墨西哥、加拿大组成北美自由贸易区，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墨西哥的廉价劳动力和加拿大丰富的自然资源。
主张全球化者认为，民族国家已经过时了，国家不再应该，也不再有能力承担经济生活调节者的角色，各国调节经济的主权应该移交给国际经济组织如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他们声称，这是不可避免的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然而，与其说这是一种必然趋势，还不如说这是跨国公司的希望、恫吓和蛊惑。诚然，跨国公司经常以转移定价等方式来逃避所在国的税收和监管，也常常直截了当地以撤资相威胁，从而迫使政府降低税率，提供优惠条件，屈服于跨国公司的压力。但是，这里有一个基本前提值得讨论，即跨国公司的投资对所在国有益，比如能增加所在国就业，提高所在国的技术水平等，这样政府才有理由屈服于跨国公司。然而事实上，跨国公司带来的就业量远远小于被它挤垮的本国公司的失业量，而且，如果没有国家经济政策干预，或者该国加入了世贸组织，遵守其“贸易投资相关准则”（TRIMS）， 则跨国公司不会同意向该国转让技术，甚至连所在国提出这个要求都是非法的。特别是对于经济技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跨国公司的无障碍进入意味着自主民族工业的破产，意味着该国产业结构的全面降级，意味着大多数人的失业和半失业。因此，事实恰恰与全球化舆论倡导的相反。在美国管理下的日本最早屈服于美国的压力，开放了金融市场，被迫同意汇率大幅度升值，结果沦入长期萧条，至今不见尽头；东南亚响应美国的号召，允许资本自由流动，结果一场金融风暴骤然降临，银行、大企业纷纷倒闭，美欧财团乘势收购，国家经济主权丧失贻尽，几十年奋斗成果付之东流。俄罗斯实施了美国设计的休克疗法，想和全球化接轨亲吻，结果陷入了长达10年的经济和政治动荡，其经济结构从技术型转为资源型，六大财团巧取豪夺，俄罗斯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向西方。由此可见，国家在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化趋势面前并不是被动的、无所作为的。相反，正是在跨国公司以咄咄逼人的态势对各弱势民族的生存构成重大威胁之际，国家才更有必要肩负起国民的重托，迎接全球化的挑战。从法理上说，国家并没有权力将经济主权转移给国际组织。经济是一切的基础，经济主权是至关重要的主权，是全体人民赋予政府的神圣权力，是用来造福于全体人民的。如果人们对国际经济组织没有发言权，如果国际经济组织的产生不符合民主选举原则，人们怎能保障它为广大人民利益服务呢？人们又怎能放心向它移交经济主权呢？
反全球化与反边缘化
西雅图会议大部分示威游行者的动机恰恰是反对世贸组织及其倡导的全球化。至于其某些主张被克林顿政府利用来搞超级贸易保护，甚至个别示威者组织者本身得到政府的授意，那是无法避免的。早在1999年6月18日七国首脑会议期间， 反全球化的抗议浪潮就席卷了发达国家的中心都会，伦敦、旧金山、马尼拉、东京、利马、香港都爆发了大示威。伦敦市中心金融区万多人集会，打出的标语是：“我要全球生态保护，不要全球自由经济！”“全球化，当心点！人民不会放过你！”示威者抗议认为，七大国推动的全球化政策造成大量失业、贫富悬殊和生态破坏，摧毁了大多数人的生活、幸福和希望。在西雅图会议前三天，巴黎、里昂、马赛及斯特拉斯堡等10多个法国重要城市出现上万群众大规模示威游行，反对“世界商品化”，讽刺“经济世界化，利润私人化”。而西雅图的示威者打出的标语则针对性更强：“不要新谈判，掉头回去！”示威者并不是单纯主张贸易保护的特殊利益集团，而是代表着被全球化排斥到经济生活边缘的全球多数人的利益。
但是，全球化和世贸组织走得实在太远了。如果听任其新自由主义的核心逻辑发展，则最终结局就是全球数百家跨国公司统治世界各国经济，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听任跨国公司摆布，争相为跨国公司提供最优质、最廉价的劳动力，提供最完善的基础设施，制定跨国公司满意的投资政策，成为跨国公司的分包商服务中心，却征收最少的税收，最大幅度地削减社会福利。否则，跨国公司就会威胁该国政府要撤走投资，迁移工厂，连受剥削的机会都不给你。但是，这必然意味着一个大多数人经常性失业的世界，一个20∶80的世界，一个生活水平螺旋式下降的世界。这绝非仅仅是下论推断，而是正在发展中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