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接变革的德国“工业战略”抉择
□徐清
2019年2月，德国经济和能源部雄心勃勃地发布《国家工业战略2030》草案，旨在更长久地确保德国工业在欧洲乃至全球的竞争力。然而，这份被当局寄予厚望的国家工业战略计划，却在德国国内引发很大的争论，一些声音质疑该草案是否严格遵循了社会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特别是其明确提出了产业和企业的发展方向，被质疑形成了实质上的产业政策框架。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亦称莱茵模式，是二战后影响联邦德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的思想，更被视为其成功实现整个社会经济体制重塑和转型的核心要因。该模式强调一国经济政策应以市场经济为主、国家调节为辅，国家在市场经济中主要负有调节的任务，可规定市场活动的框架条件，而非直接干预经济事务，如颁布政府经济计划和科技计划。因此，奉行社会市场经济的德国对“计划调节或国家引导”持非常保留的态度。其实，上述讨论表面上涉及产业政策是否与社会市场经济相背离，而归根结底是在全球化与“逆全球化”不断交锋、自由主义与保护主义相互抗衡的今天，德国奉行多年的社会市场经济将朝哪个方向进行改革，应该选择怎样的一条道路使德国保持国际竞争力的问题。
如何保证油烟机平稳安静地运行，其实电机很重要。得益于直流变频电机先天的产品结构优势和相关技术优势，搭载上直流变频电机的吸油烟机相较于非直流变频的吸油烟机，在品质和性能等诸多方面都有显著的优势。在整个家电行业中，直流变频技术正不断渗透在各类家电产品中，中国的直流变频技术虽然起步晚，但是近年来发展迅速。
走社会市场经济“第三条道路”
二战后的西欧，一端是英国的自由市场经济体系，另一端是以法国为代表的中央管理的经济体系。而德国所提出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究其本质而言，是在国家和市场两者之间寻求与上述两种模式不同的新的平衡，故而被称为“第三条道路”。
《浙江古今地名词典》1991年9月由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共收条目1.2万条，其中古地名4000条，这4000条是本词典难点所在，除了查阅历代大量经书、史书和地方志外，有些信息依靠古代文选资料仍难以辨清，为搞清问题，陈桥驿先生指导编纂者设计古地名今址、现状调查表，由浙江省地名办公室印发给各市县地名办公室，请当地地名工作者协助调查后填表。在各类词目释文完成后(包括初稿、各地市改稿、审稿、编委会加工)，最后由主编陈先生全面审定，保证古今地名词典圆满完成。 这本融古今地名于一书的《浙江古今地名词典》，183万字，是我国第一部省区的古今地名词典，也是浙江省历来规模最大的地名检索工具书。
社会市场经济的概念是阿尔弗莱德·米勒—阿尔马克于1947年提出来的。他认为，社会市场经济是“一种秩序思想，其目标是，在竞争经济的基础上，把自由主动精神同正在通过市场经济成就得到保证的社会进步结合起来”。之后“社会市场经济之父”、德国新自由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路德维希·艾哈德不仅在其著作《大众的福利》中系统阐述了社会市场经济理论，还在从政后将这一理论付诸于实践，在不到20年间为当时的联邦德国建立和健全了一系列新的经济法规和经济管理结构，使改革的成果最终扩展成全面的经济改革，标志着社会市场经济成为联邦德国发展模式。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德国失业率已下降到7.8%，长期失业者比重下降到1998年以来的最低点。2010年，德国更成为唯一一个失业率比危机前更低的西方主要工业国家。同时，德国财政状况也趋于好转。2007年财政获得了盈余，金融危机期间赤字和债务再度上升，2009年德国通过“债务刹车”条例，此后，财政在2012年再次获得盈余。正是由于贯彻社会市场经济的原则进行了改革，德国在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表现在西方国家之中是“一枝独秀”。
应对内部挑战的自我修正
目前，德国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更是制造强国，但在工业领域已越发感到巨大的竞争压力，以往的优势在不断缩小。第四次工业革命方兴未艾，抢抓科技变革历史机遇期，原来以低成本优势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国家正在依靠自主创新逐步摆脱低端锁定。德国此次公布的《国家工业战略2030》草案不无忧虑地指出，在人工智能、电子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新兴产业发展方面德国没有取得领先优势，甚至存在落后于国际发展趋势的风险；全球知名互联网、平台经济、分享经济的公司几乎都来自美国和中国，而德国企业缺席榜单；更棘手的是，德国研究与创新专家委员会认为，德国正在陷入一个“能力陷阱”——已有的优势产业不断吸引研发投资和优秀的科研人员，而新兴产业却不断失去优秀人才，无法获得充分的发展。一个鲜明的对比就是，最具创新活力的初创企业在德国难以做强做大，而传统优势产业，如汽车产业规模继续扩张、就业人数屡创新高，但后者却正面临新技术的巨大冲击，如无人驾驶。
内部危机要求德国必须改革，重新界定国家和市场个体的关系，回归社会市场经济的本源。2002年，时任德国总理的施罗德在任期内开始启动大刀阔斧的改革。特别是在劳动力市场领域，要求每一个失业者不能完全依赖于国家和政府的支援，也不能无条件地享受着这种支援；政府通过实施再培训、创造公共部门就业岗位、给雇主或雇员工资补贴、改善和促进劳动力市场匹配度等政策，激励失业者必须为摆脱失业而付出自己的努力去寻找就业机会；其中包括做出个人妥协而接受劳动服务部门介绍的工作。这种改革使德国向社会投资型国家转变，将事后补救型福利变为事前预防型福利。与其花费巨额财政填补失业保险的亏空，不如将其用于劳动者的教育、培训以及就业服务，以此消除或减少福利制度对促进经济增长和促进就业的阻碍因素。稳定住社会保险的保费缴纳比例，控制好劳动力附加成本的上升，改变劳动力市场以及失业保险的负激励效应，同时使僵化的劳动力市场灵活起来，增强劳动力的流动性，减少体制机制所造就的懒惰者，促使他们回归经济生活，也增强国家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
如果说，社会市场经济帮助德国完成了一场深刻全面的经济改革，成就了今日德国的经济奇迹，那么，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外部世界的竞争，社会市场经济是否依旧能够应对挑战？
在设计货币改革时，艾哈德就宣布“要凭借货币改革回到市场经济”。一方面，他强调要发挥市场竞争机制的功能，彻底地废除当时西方盟军占领当局制定的食物和日用品的配给和价格管制，放开市场竞争，并以100∶10进行新马克兑换，短时间内使流通货币量减少了93.5%，恢复市场秩序成为可能。从1948年6月20日，货币改革正式开始实施，经过短期的物价飞涨，1949年物价开始平稳，到1950年，物价开始下降，工业生产恢复到战前的水平。另一方面，他强调加强国家在制订立法和规则方面的职能对一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必要性，指出要形成完全竞争、保卫自由的市场经济秩序必须依靠国家的力量来完成，只不过，国家的经济职能应限于建立和维护经济秩序这个层面，对于经济过程则不应过多干预。为了坚决而又稳妥地进行货币改革，除了建立比较完整的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体系外，还同期颁布了四项法律——《货币法》《债券发行法》《转轨法》和《固定帐户法》，从而为货币改革提供了可靠的法律基础。
目前，国内从事标准化研究工作的机构主要为各省市区标准化研究院所，本文以32家标准化研究机构（包括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和31家省市区一级的标准化研究机构）为研究对象，简要探讨其各自品牌的建设与推广。
面对全球变革的深刻反思
s+t∈T，i,j∈I为X(t)在s时刻处于状态i，经过时间t之后，转移到状态j的概率。其中，参数集T为非负实数集或其子集，状态空间I为非负整数集或其子集[13-16]。
上世纪末，两德统一一度为德国的经济带来沉重负担，特别是在社会保障支出方面，国家财政支出持续上升，偏离了社会市场经济的原则，进而导致“德国病”的出现。主要表现在，高福利导致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在社会保障的各个领域都普遍存在，进而造成国家财政的包袱越来越重。
眼前的繁荣能否保证未来的发展？理性、务实的德国人开始思考，过去一直“避之不及”的“产业政策”是否具有现实上的积极意义和可取之处，如通过产业政策有效地对产业和企业进行引导和支持，克服市场个体缺乏全局观的不足。于是，《国家工业战略2030》草案很有针对性地提出很多全新的举措，如制定“关键工业部门”列表、政府有针对性地重点扶持企业、甚至持股等。
仔细阅读这份草案，不难发现德国当局借鉴了很多成功执行产业政策国家的经验，在此基础上试图推出一项总体工业政策，通过引入政府干预的手段，为企业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支持，来修正市场失灵，提升竞争力。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当市场个体无法判断新技术的研发前景或承担新技术的研发成本的时候，需要政府用前瞻性的眼光和政策加以支持，如草案专门列举出德国经济未来发展的九大“关键产业”。二是现在的技术创新很多都不是一种单个的创新，而是集成创新或形成创新链，因此协调合作的成本相当高，需要政府发挥组织、管理和协调联动的作用。例如，草案建议政府出面协调建立跨企业联合体，来共同开发如人工智能等前瞻性科技。三是路径依赖阻碍创新时，特别是当市场上的企业因为旧技术已有专利保护而不愿意再进行研发创新，或新的创新产品无法打入现有市场，政府就要采取引领性的举措激发创新。路径依赖往往是发达国家失去竞争优势的主要原因，对此经历欧债危机的德国已有充分的认识。草案甚至提出了国家可在“非常重要的情况下”，在“一段有限时间内”收购、持有公司股份。
鉴于德国一直所遵循的社会市场经济理念一向反对政府直接干预企业运营行为，这份被外界认为产业政策色彩浓厚的“工业战略”，实则是讲究逻辑的德国人对自身的发问：产业政策是否意味着对社会市场经济原则有所偏离？虽然学术争论尚未有结果，但德国工业界普遍支持政府在此时推出指导色彩更强的“工业战略”，同时也坦率地指出草案过于关注做大龙头企业而忽视德国经济的中坚力量——高度专业化、极具创新能力和竞争力的中小企业。
眼下，德国国内关于这份“工业战略”草案的讨论还在继续，但有一点是明确的：任何一种发展模式都必须与时俱进，抛开思维定势和成见，以开放的心态去学习和借鉴他国发展道路与治国理政的成功经验。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
责任编辑：何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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