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集大成的空前巨著——《东方文学史》评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巨著论文,文学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季羡林教授任主编、刘安武教授任第一副主编的《东方文学史》，1995年12月由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1996年，北京市第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这部专著荣获特等奖。也就是说，它在出版后仅只几个月，就享有了如此殊荣。
是什么原因让人们对它如此重视？仅仅是因为季先生的名望？显然不是。北京是首都，是专家云集的地方。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工作，是专家学者层层把关的严肃认真的工作，不可能把最高奖励轻率给了哪一本书。《东方文学史》之所以获此殊荣，是因为它实实在在是诸多优秀成果中的佼佼者。它真正是东方文学的一部通史，代表了目前世界同类著作的最高水平，在宏扬东方文化、唤醒东方意识方面有重要作用。
一
季先生自己说：“称此书为空前的巨著，想来还可以吧。它实际上表现了我国东方文学界在过去四五十年中努力研习东方各国文学的水平。”（《东方文学史·序言》第1页）〔1〕，季先生认为这部《东方文学史》是集东方文学数十年研究之大成的空前巨著，是持之有据的论断。今年四月，北京市社科联专为此书召开学术座谈会，请的是些不曾参加此书编撰的东方文学专家们，他们在发言中也是众口一词，称赞此书是“集大成的空前巨著”，可见此书在同行们眼里的分量。
这部《东方文学史》问世之前，颇有一些为东方文学写史的著作。有些著作虽然没有冠以“东方文学史”之名，而是《世界文学史》、《外国文学史》，但其中有东方部分或亚非部分，与西方部分或欧美部分分别成册，也还可以说是东方文学研究的产物。现在我门来具体作些比较。先说规模。这里举例性地列出以下10本：
1.《外国文学史简编》（亚非部分），朱维之等编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年出版，42.1万字；
2.《东方文学史简史》，陶德臻主编，北京出版社1985年出版，26.9万字（1990年修订为34.6万字）；
3.《东方文学简编》，张效之等编撰，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年出版，20.5万字；
4.《外国文学》上册（亚非部分），易新农等编著，广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35.3万字；
5.《简明东方文学史》，季羡林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42.5万字；
6.《新东方文学史》（上），梁潮等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49.3万字；
7.《亚非文学简史》，张朝柯等编著，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36万字；
8.《东方文学史》，郁鱼龙等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55.2万字；
9.《东方文学史通论》，王向远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出版，33.5万字；
10.《东方现代文学史》，高慧勤等著，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年出版，117.3万字。此外，高等教育出版社、南开大学出版社、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等也出过《外国文学史》、《世界文学史》一类的书籍，另有“辅导”、“问答”之类也颇不少，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上列各书，少则二三十万字，多则四五十万字，有的名为简史，有的不冠以“简史”之名。其中郁鱼龙等所著《东方文学史》达55万字，然而和这部季编《东方文学史》的128万字相比，恐怕也只能算是简史。梁潮等所著《新东方文学史》（上）就达49.3万字，规模也颇可观。但1990年上册（古代部分）出版之后至今不见下文。高慧勤等所著《东方现代文学史》是东方文学的断代史，断取的部分不及季编《东方文学史》五编之一而规模已达117.3万字，相当可观。如果照此编下去，五编完成，规模当然会比季编《东方文学史》大得多。但是这种编法的缺陷很明显，和季编《东方文学史》几乎不好相比。这一点，下面还要谈到。
二
以同类书籍的编撰人数相比，季编《东方文学史》也是首屈一指的。其他此类专著的著者或一人，或数人，多的也不过十几人，而这部《东方文学史》的编撰者达42人之多。这42人，都是能阅读原著的专家。他们或在科研单位长期钻研东方文学，或在高等院校长期教授东方文学，有不少还曾长期侨居撰述对象国专门研习。说他们熟悉撰述对象国的语言文学，说他们研究有素，说他们是具有权威性的撰稿队伍，决不是夸张不实之辞。这样权威的撰稿队伍，聚集在著名东方学家季羡林教授麾下，在明确的指导思想之下分工合作，奋战五年而后结出的硕果，无疑是一般成果所不能比拟的。
季先生说这部《东方文学史》“实际上表现了我国东方文学界在过去四五十年中努力研习东方各国文学的水平”，这一点从编撰队伍本身以及他们的认真工作中可以得到证明。他们之中从事东方文学专业工作的经历长达四五十年的就有相当数量，不少是从学生时代开始学习东方文学，到年过花甲、年近古稀甚或年逾古稀而始终不辍的。他们自己的专业工作经历就有四五十年。按道理说，他们驾轻就熟，人均撰写三万余字，应该是比较容易完成的（按时下有些人的速度，至多一个月）。可是他们竟是“奋战五年”，而且这五年过得并不轻松：“其间产生问题，解决问题；产生矛盾，化解矛盾。有时真如山重水复，但又终于柳暗花明。走过了阳关大道，也走过了独木小桥”。（《序言》第1页）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这中间有他们自己长期从事专业工作的总结，也要全面吸收他人研究的成果，有很多的结论需要推敲，需要体系化、一致化。一个专家在数十年研究的基础上撰写三万余字而用数年时间，精雕细刻、反复修改，态度之严肃、用功之勤苦，自可想见。最高奖励给予这样的群体，是理所应当的。
三
《东方文学史》的内容非常丰富。它分为上古文学、中古文学、近古文学、近代文学、现当代文学五编，共二十九章，二○一节。所论述的文学，上达公元前三千余年，下及当代20世纪70年代末，甚至介绍了1980年的文学活动：“1980年，尼日利亚联邦政府传统文化部组织了一次全国范围的民族语言创作比赛。包括豪萨语、伊博语和约鲁巴语在内的数百名作家和作品参加了比赛。”（第1588页）时间跨度达五千余年。历史上最早出现的苏美尔城邦、埃及王朝、巴比伦王朝、亚述帝国、波斯帝国、犹太王国和吠陀时代的印度、传说时代的中国的文学都有所介绍或涉及，现当代新独立的国家的文学也有所介绍。这种介绍，都是从起源开始，直至当代，历史沿革清楚，各个时期都相当详细、具体。
从地域上讲，它论及埃及、印度、中国等世界多一半国家和地区的文学。如果连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国家在内，总数远超过一百个。它们东至远东的印尼、日本，西至西半球的佛得角。有些国家如摩洛哥、毛里塔尼亚、塞内加尔、几内亚、塞拉里昂、利比里亚、几内亚比绍、冈比亚等，比除冰岛以外的所有欧洲国家还往西一些。一些小国如新加坡、佛得角、巴林、阿联酋、多哥、贝宁、留尼旺、塞舌尔等的文学也无不包罗。其中有些小国甚至自己都还没有本国文学史专著。这部《东方文学史》的出版，无疑向它们提供了值得借鉴、可供参考的重要文献，对于促进它们的文化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东方文学史》论及文学的范围也很全面。神话传说、历史传说、歌谣、诗歌、寓言、故事、散文、传记、戏剧、小说等各种文学体裁都有所论述。作家、作品、理论、流派、文学组织和文学运动等等也都有所论述。著名的作家、作品，有影响的理论、文学运动则论述尤为详细。而且在论述中经常总结文学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
综观这部《东方文学史》，无论是时间、空间，还是文学内在活动的各个方面，都称得上是包括全面的真正的东方文学的通史。
那些以欧美为中心，忽略了许多东方国家，甚至连具有灿烂文化的重要的东方国家也不提的所谓《世界文学史》、《外国文学史》，和这部《东方文学史》根本不能相提并论。举个例子：美国有个叫约翰·玛西的写了一本《世界文学史话》，700余页的篇幅，仅有一章《神秘的东方》蜻蜒点水地谈了中国、印度、日本、阿拉伯、波斯。《犹太文学》是专列为第四章的，但那是因为犹太文学和基督教关系密切，所以与其说是东方文学，还不如说是为欧美文学而写的。作为美国人，他可以对东方知之甚少，但是撰写《世界文学史话》而对东方文学这么重要的一大块了解这么少，以“神秘”二字一言以蔽之，就很不应该。更有甚者，中国人撰写的《简明外国文学史教材》（河北、天津、内蒙十三所高等院校编写，广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正文所介绍的全部是欧美文学，只有附录才谈了点《一千零一夜》、《小林多喜二和〈为党工作〉》。其余世界上一大半国家和地区的文学，可怜到连附录的资格都没有！
只要人们的东方意识稍有觉醒，以欧美为中心的文学史观及其著作是一定站不住脚的。现在中国人再写外国文学史类著作，至少应该看一看这部《东方文学史》，从而把东方文学堂而皇之地放在正文里大书特书。
四
季编《东方文学史》资料之翔实可靠是值得大书一笔的，因为这是本书成功的坚实基础。
有些专著或者说研究成果的作者，对于有关书籍了解不多就洋洋洒洒地写了起来，这是不足取的。相反，有许多学者哪怕只是写本“小册子”也要旁征博引，务使所言证据充分、颠扑不破。这种态度才是真正可贵的治学态度。《东方文学史》的编撰者采取的正是这样的态度。书末所附的《作家作品索引》，可以充分证明本书内容之丰富和本书编撰者治学态度之严谨，也足以证明资料之翔实。“索引”所列作家共2570位，作品共5291种。也就是说，《东方文学史》中共论述介绍或者涉及、征引了这么多的作家作品。本书编撰者每人平均仅写三万余字。为了写好这三万余字，平均每人要介绍或征引至少61位作家、126篇（或部）作品！光是浏览一遍，就要花费不少时间，何况还要分析研究呢？何况还有了解过却未曾介绍或征引的作家作品呢？
如果资料仅只是丰富而不顾及可靠，那也不足取。资料可以有真伪，可以有水分，可以是直接的、第一手的，也可以是间接的、第二手的。要是著书立说的人不加鉴别而随手取用，或者刻意追求“资料丰富”而真假兼收，从而乱下结论、误导读者，那就很容易在读者中造成混乱，使读者上当受骗。本书的编撰者本着严肃认真的治学态度，一开始就“相诫不使用或少使用第二手资料”，因而资料“基本上都采自原著”。（ 《序言》第1页）遵行诫约，编撰者要付出多少艰辛的劳动，出成果会经历多少曲折，“内行人都是能理解的”。（《序言》第1页）
使用第一手资料，资料基本上都采自原著的先决条件是：编撰者都要能阅读原著，外语要功力相当，文学要是内行。本书所论述的东方各国文学的原著，多数是分别用东方各国语言写的，也有一些用了英语、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等西方国家的语言撰写，所以本书的编撰者所掌握的语言种类也就十分可观，许多小语种，在我国外语类高等院校都未必有这种专业。研究西方文学用得着的西方语言文学专家，我国比较容易凑齐。这么多种东方语言文学专家，要凑齐就比西方的难得多。如果不是季羡林教授这样既通语言又通文学、哲学的大学者相号召，这么多专家齐集在一起从事同一课题的研究是不大可能的。本书齐集了这样的一批专家（别的国家至少在目前还没有做到），他们在编撰本书的时候都努力搜集和运用第一手资料，所以本书的资料的可靠性要比其他同类著作高得多。仅就这一点而言，它就称得上世界领先水平。
应当指出，在有人借改革开放之机以赚钱为目的，粗制滥造“科研成果”，甚至以胡说八道为“科学发现”而招摇撞骗的时候，授予《东方文学史》特等奖，无异于树立了又一个严谨治学的榜样。这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方面，在倡导文明学风方面，也是很有积极意义的。
五
季编《东方文学史》在东方文学体系化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我们知道，西方文学源于希腊—罗马文化，它的内部比较一致，而东方文学却大不一样。东方文学源于东方文化。东方文化分三大体系，即阿拉伯—伊朗、印度、中国三大文化体系。三大文化体系起源都很早，各有鲜明特点，差异是很明显的。在这三大体系的内部，由于各国社会历史、宗教习俗、语言文字、国际环境等等均不相同，因此也还有不小的差异。编西方文学的通史，会遇到体系化的困难，编东方文学的通史，遇到的体系化问题就更多。编《东方文学史》要比编《西方文学史》难得多！但是季编《东方文学史》采取的方法相当好。
首先，本书以史为经，以地为纬，以文学的各有关方面的问题为论述对象。以史为经，从上古到当代各个时段都可以考虑到。以地为纬，东北亚、东南亚、南亚、西亚、非洲（非洲再分为北非和黑非洲）各国可以按地区搜索使之无遗漏。以文学的各有关方面为论述对象，就把作家、作品、文学活动、文学流派、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相互的联系影响和交流以及异同全部囊括在内。东方、文学、史三个因素都用了起来，为构筑东方文学的通史服务。这样，这个体系的全面性就得到了保证。
在编撰体例方面，本书各编的第一章都是概述。它们各用三节分别论述各个时代的社会历史、文化和在这种历史文化背景下的文学。各编从第二章开始分国家或地区论述当时的文学。但每一章的前一节或两节还要再进一步概括论述这个国家或地区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和文学。然后再在其后的几节里具体论述作家作品等文学状况。体例井然，有条不紊，有了这样的体例，各国、各地区、各文化体系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和它们的共性也就容易显现出来，到具体介绍作家作品、文学活动和流派的时候，读者对《东方文学史》所作的分析评论就容易理解，对东方文学的特点及其与西方文学的区别也就容易在比较中认识了。
《东方文学史》的这种体例，大大有利于东方文学的体系化，它本身就是东方文学体系化的一种努力。
前面说到，《东方文学史》的东方包括十几个西半球国家。这个范围是怎么定的？东方文学要体系化，就不能不解决这个问题。
东方文学和西方文学是一对排中的文学概念。凡是文学，要么属于东方，要么属于西方，不东不西是没有的。它们不是纯地理方位概念，也不是政治体系概念。
自从规定了本初子午线，东半球、西半球界线明确，东方西方似乎从此可以不必聚讼纷坛。但是社会人文科学并不完全受地理方位的制约。在19世纪本初子午线确定之前，东方、西方的说法就已经存在了。今天世界上人们常说的东方、西方，是欧洲人，确切些说，是西欧人在不了解地球是圆的而他们又没有发现美洲的时候，以自己所处为本位而定的。他们以为自己处在地球的最西部，从他们那里出发，于是有近东、中东、远东。他们自认为是世界的中心，并没有把经度和欧洲差不多的非洲放在视线之内。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是无知的说法。如果纯从地理方位考虑，大洋洲绝大部分在东半球，只有一些小岛在西半球。它的许多地方，比日本、印尼更靠近东经180°，和欧洲国家决不是同一个区域。可是东方文学不包括大洋洲文学。为什么？一来它的文学根蒂很浅，二来它的文学主体不属于东方文学体系，不具备东方文学特点。非洲虽然和欧洲经度差不多，但其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和文学特征和欧洲大相径庭，而和东方其他地方的文学则有不少共同点。所以非洲文学应归为东方文学。
根据不同的政治体系说某些国家是西方国家，另一些国家不是西方国家，这是当代的事情。因为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两相对峙的时候，资本主义阵营主要在西方，所以称作西方阵营，简称西方。日本在政治体系上归属西方，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有日本一席。曾经是社会主义阵营的苏联、东欧国家在政治体系上归属东方。但因此而把苏联、东欧各国文学称为东方文学，把日本文学称为西方文学，显然都不妥当。政治和文学不是一回事。《东方文学史》是东方文学的通史，从上古一直通下来，不可能说一个国家的文学这个时期是西方文学而另一个时期是东方文学。历史是一脉相承、不可割裂的，文化、文学是讲传统的，后来的必然会继承以前的。它可能逐渐地变化，但决不能割裂。囿于现当代政治，用现当代政治眼光来套东方文学是不合逻辑的。
季编《东方文学史》并没有仅以地理方位或政治体系为标准，而是综合考察了历史文化的各个阶段、各个方面，审视、分析了以此为背景的文学，看到了东方文学的特点，东方文学间的相互联系、影响及其异同，从而突现了东方文学的体系。
过去，谈外国文学或世界文学的书，就一定回避中国文学。这也好也不好。好在中外有所分工，不好在于不易看出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作用。现在这部《东方文学史》采取了把中国文学置于东方文学体系之中的办法，既注意了东方文学和中国文学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注意了东方文学和中国文学、西方文学的比较，而又不喧宾夺主，分寸恰当。
埃及—两河流域、印度地区这两大文明发源地和中国有所不同。埃及从上古时期后期开始就受到西方国家的统治，两河流域也是如此。印度分裂的时间长，没有统一的语言文字，先受伊斯兰教国家侵袭统治，后来又长时间沦为英国殖民地。中国则由于远离欧美，有高山大海的阻隔，有与欧美不同的语言文字体系，因而更具有东方特点。除了近一百多年之外，它一直对周边国家有巨大影响。中国文学在东方三大文化体系中是强势文学。周边国家的历史、文化、文学，许多是和中国的历史、文化、文学交织在一起的。其中有许多文学活动是直接用汉语汉字进行的。由于有众多华侨、华裔在周边国家繁衍生息，因此它们的文学和中国具有特殊的关系。例如“华人马来语文学就已被承认是印度尼西亚现代文学发展中重要的一环。”（第908页）东南亚华人用华语创作的文学则成了别具一格的华语文学。
由于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早已开通，中国文学的影响也随之远播东方各国，甚至达到欧洲。
《东方文学史》把中国文学放到东方文学体系之中，不断地把东方其他国家的文学和中国文学进行联系、比较，这是使东方文学体系化的重要的一环。
六
《东方文学史》体系化的努力是成功的，因此我们阅读它就能了解东方文学的许多共同之处。主要有：
1.东方文学起源早。“在上古时代，东方的两河流域、埃及、印度和中国，西方的希腊—罗马，这些文明中心都是独立发展形成的。”（第15页）“两河流域和埃及最早进入文明时代，最早发明文字，因而创作和保存了人类最古老的文学。印度上古文学的起始（以《梨俱吠陀》为标志）晚于两河流域和埃及，但仍然是印欧语系中最古老的文学。中国上古文学的起始（以《诗经》为标志）晚于印度，而与希腊上古文学起始（以《荷马史诗》为标志）大体相当。”（第15页）“中国古代书写材料先进（竹简、布帛和纸，均宜于长期保存），很早就开始书面写作……从文化发展史的角度看，中国汉族文化在古代东方世界无疑属于早熟型。”（第19—20页）希腊、罗马文字晚于东方产生，希腊字母、罗马字母（又称拉丁字母）、斯拉夫字母是由晚于公元前11世纪形成的腓尼基字母系统演变而成的。（请参看第9—10页）罗马建城则要晚到公元前八世纪中叶。在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形成的文学，东方要比西方早许多。中国的有些诗歌，考证起来则还比《诗经》要早得多。
2.东方文学和东方宗教关系密切。“上古东方的这些宗教经典不仅汇集神话传说、历史传说、法典、教规、教义、颂诗、祷文、咒语、箴言、宗教人物传记和宗教故事，也收入世俗诗歌和民间寓言故事。《旧约》中的《雅歌》和佛典中的《佛本生故事》便是典型例子。”（第18页）近古”像中古一样……文学不同程度地成为宗教的载体。”（第493页）文学对宗教的依附性可见一斑。
“伊斯兰教不提倡戏剧，更反对妇女充当舞台角色。近古时期阿拉伯国家民间曾出现少量的‘影戏’，但未能发展成戏剧。凡是伊斯兰教传播和流行的地方，情形莫不如此。”（第496页）“历史上阿拉伯帝国的哈里发等统治者对它（指《一千零一夜》——引者）从来就没有表现出很高的热情，这或许就是为什么《一千零一夜》在阿拉伯帝国境内长期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而且未被编辑成书的一个原因。”（第531—532页）宗教对文学的制约由此可见一斑。
东方文学作品则反过来反映了东方宗教的多元性、对不可控制的自然力的崇拜、对想象中的超自然力的崇拜，对祖先和鬼魂的崇拜等等。文学也反映宗教斗争。“《一千零一夜》在对伊斯兰教推崇备至的同时，对帝国境内被征服地区的其他宗教，如犹太教、袄教（即拜火教）所持的势不两立和深恶痛绝的态度也就不难理解了。”（第530页）
3.口头文学发达。东方“早期的文字大多结构和形体复杂，不易掌握。另一方面，也受早期书写材料的限制。因此，书面文学在上古时代不可能迅速普及。现存上古东方文学大部分是通过口头创作和传播，最后用文字记录下来的。”（第18页）汉字的形体结构一贯复杂繁难，所以汉字文化圈内的口头文学尤其发达。中国的评书、弹词、鼓词就是典型例子。受中国的影响，“朝鲜王朝（李朝）后期产生了一种说唱故事的民间艺术。”（第803页）古代的口头文学作品，只能靠口耳相授获得传播、保存，以至于后来形成专门传播口头文学的队伍。说书人、好来宝的演唱者等等即是。他们在口头创作中虽然也有文字写就的“话本”之类，但那只是一个纲要，口头创作的实际内容要比这个纲要丰富得多。
其他东方国家口头文学也是很发达的。东南亚国家由于印度教、佛教、伊斯兰教激烈的斗争和书写工具落后，“通过口耳相传保留至今的口头文学作品……不很多,但从中仍然可以看到古代东南亚口头文学是相当丰富的。”（第439页）阿拉伯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是“民间口头创作中‘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第532页引高尔基《〈一千零一夜〉俄译本序》语）。“土耳其文学的最早形式是口头文学。流传至今最著名的口头文学作品有《乌古斯史诗》和《先哲科尔库特的故事》。”（第555页）“丰富的豪萨语口头文学史话、民间故事、童话、传说等……一直在民间流传”。（第1584页）“斯瓦希里语文学是东非和中非的一些国家班图族人的文学，传统的口头文学很丰富。”（第1461页）这样的论断书中很多，不一一列举了。
4.东方文学中诗歌发达。“与口头文学发达相关联，诗歌体裁在东方上古文学中占据优势。”（第20页）埃及“最早的歌谣可追溯至公元前3000多年前。”（第31页）“巴比伦泥板文献中保存有……迄今所知世界上最古老的史诗《吉尔加美什》。”（第19页）“尤其是印度，诗体不仅广泛用于各种口头文学，也大量用于宗教和科学著作。（第20页）印度的“《摩诃波罗多》约有10万颂，〔2〕《罗摩衍那》约有2.4万颂，其篇幅之长，在世界各民族古代史诗中也是不多的。”（第74页）阿拉伯人则称“诗歌是阿拉伯人的文献。”（第164页）波斯诗人创作的《王书》“是一部可与希腊史诗、印度史诗相提并论的世界名著。（第165页）“东南亚民族以善于歌咏著称，在书面文学出现之前，早已有丰富多采的咒辞歌谣之类的早期诗歌口头流传于民间”。（第451页）“从文学的大众化和传统上说，诗歌是豪萨语文学的主要形式。”（第1589页）
中国是诗的王国。诗歌起源早，诗歌技巧发展成熟早，诗人多，诗歌多，而且历久不衰。仅唐代有诗作传世的诗人就有2200余人，诗歌约5万余首，越南、朝鲜、韩国、日本等周边国家多有汉诗创作。
5.东方文学受众多。这不仅因为东方人口约占世界70%，还因为口头文学活动普遍。“由于它来自民间，广泛流传于贩夫走卒、街头巷尾，其内容具有相当浓烈的乡土气息，普遍为百姓所喜闻乐见。”（第803页）又因为不受繁难文字的束缚，男女老幼，识字不识字均可参加。自从电视普及，电视台开设“电视书场”，受众就更多。过去中国文化圈内的统治阶级虽然向以儒家思想为正宗，认为“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因而轻视小说、故事。但活跃的口头文学活动始终阻遏不住，甚至许多统治阶级不喜欢的小说、故事，民间却在争说争唱，
6.上古东方文学的主题和体裁始终是传统的重要源头。埃及、印度、中国的神话传说、史诗、诗歌、寓言、故事、传记、散文、早期戏剧等等为后世东方文学提供了取之不尽的题材。“可以说，后世的各种文学主题和体裁都能在这里找到源头或雏形。”（第16页）“由于上古和中古丰富的历史文化积淀和文学传统……改编或再创作成为文学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第494页）
7.近代东方文学处于衰退期。原因是：①宗教的束缚，使文学题材的多样性受到遏制。②封建统治阶级走向没落腐朽，形式主义和低级庸俗的文学作品泛滥。③文学理论和批评贫乏，不能为创作提供指导性经验总结。但是近古东方文学“仍然取得了可观的成果，出现了一批优秀的作家和作品，只是和上古、中古比较起来，和西方同时期的作家作品比起来，显得逊色而已。”（第498页）
8.“近代东方文学是在极其艰难、复杂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它正处于封建旧文学向新文学过渡的历史转折时期，承上启下，为现代东方文学的诞生准备了条件。”（第832页）其具体表现主要有：①文学开始进入资产阶级革命范畴，“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争取民族解放斗争始终是文学所集中反映的中心主题。”（第818页）②“启蒙文学是‘启蒙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第819页）③“近代东方文学的正常发展”受到西方殖民主义者“阻碍”的同时，“引进、译介西方文学……刺激、推动近代东方文学的发展”。（第822页）④“逐渐摆脱长期以来的拟古主义、形式主义和神秘主义以及封建传统题材的束缚……在语言形式、文学体裁等方面有了明显的突破。”（第826页）
现当代东方文学的主流也“都是反帝反封的。”（第1083页）
9.接受西方文学的影响，结合本民族的特点，形成东方现代文学。“东方许多国家的现代文学大多是从翻译西方著作起步的，有的通过改写、移植、模仿，最后进入独立创作阶段。”（第1088页）“不少东方国家现代文学在其初期的一些作品中可以明显地看到一些西方作品的影子……作家构思时显然……把外来的东西结合本民族特点加以改造重新进行创作。”（第1089页)
10.文学体裁日趋同一。“亚非各国原有的各种古老文体如：故事、话本、诗剧、韵散结合的印度佛经故事体、中国的章回小说以及各国曾流行一时各种各样的律诗体等等逐步被源自西方的现代小说、新诗与现代戏剧等比较同一的体裁所代替。”（第1090页）当然这种趋同并不影响各国文学采取各异的描写手法、语言运用技巧以表达思想情感。
11.民族语言文学得以充分发展。由于摆脱了西方帝国主义对各亚非国家民族语言的歧视与压制，民族语言文学得到了充分发展。“多种语言文学的并存与繁荣也是现当代东方文学的特征之一。”（第1092页）
12.东方各国文学译介到国外的尚少。东方各国长期受西方中心论的影响，加以东方各国经济尚在发展中，因而语言教育方向，出版译著投资都偏重于西方文学。而且西方学者对东方文学的偏见一直没有消除，东方各国文学界对东方文学也未给以应有的珍视，相互之间沟通和了解得又不够，因此“一些已经达到世界文学一流水平的亚非作家仍未能得到应有的评价。”（第1092页）
东方文学的共同之处，是东方文学体系化的内在基础。这里约略介绍了季编《东方文学史》所论述的东方文学共同特征，并不全面详细。但就是这些，也足以作为东方文学体系化的重要依据了。关于东西文化的异同、民族文化和民族文学的发展阶段问题和文化交流问题，季羡林教授在为《简明东方文学史》写的《绪论》里面有较为详细的论述，和这部《东方文学史》是大体一致的，可以参看。
七
这部《东方文学史》，除了以上所谈许多优点之外，它还在介绍作家作品、分析文学源流及趋向等方面作了许多比较，给予了恰当的评价，也指出了许多规律。在详略安排、遣词造句等许多方面都经得起推敲。所以说季编《东方文学史》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
应当明确指出的还有一点：本书的观点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对西方中心论、西方一些大国“自命天之骄子，作威作福，狂妄蛮横”（《序言》第2—3页）持严厉的批判态度，对宏扬东方文化持科学的积极态度。指出：“世界上许多东方人和西方人都认为，21世纪将是东方文化重放光芒的世纪。”（《序言》第4页）但是本书宏扬东方文化而又不抱狭隘东方主义，“决不是说，西方文化将要消灭，东方文化将代之而起，代之而兴。这样说是绝对错误的。西方几百年来所创造的给人类带来福利的文化决不会消失的，而是在同东方文化的融合中，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但由于历史的、时代的、文化本身的各种原因，今后的一个阶段，“这种融合也决不会是对等的，平等的，它必然以东方文化为主，再汲取西方文化中有用的东西，使人类文化再迈上一个崭新的台阶，在人类发展史上开一新纪元。”（《序言》第4—5页）东方文学是东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这部 《东方文学史》就站在了这个高度上。
宏扬东方文化问题，是挣脱殖民枷锁、赢得独立解放的东方各国共同面临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否则，仍然以西方为中心，仍然要受西方的歧视和压制，应该得到的东西得不到，已经得到的东西还有失去的可能。这决不是危言耸听。现在国际政治斗争的热点表现在文化方面。而由于有些人缺乏这方面的考虑，正在把应该得到而且已经得到的东西往回送。例子很多。大量的商品缺乏东方文化特色，甚至文化商品（例如贺年片）的东方文化特色也显然不足；厂名店名洋味十足，不知所云；西方的一定好，不好也好，东方的一定不好，好也不好；相当数量的国有资产廉价流向西方。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在文化方面举个例子。中国人的姓名，在汉语文受到压制的时代，凡用西文拼写都要姓名颠倒，而且要照威妥玛式拼得怪腔怪调。这既丧失中国人的尊严，又不符合名从主人的语言理论准则。80年代初，国际标准化组织决议（ISO7098）正式规定了中国人地名的拉丁拼法要以《汉语拼音方案》为标准。从此，中国人名随着中国人民站起来而站了起来。这是中国人民应当得到的尊严，是语言学家在国际友好人士支持下为中国人民争得的胜利。西方有点东方文化常识的人也都觉得理所当然而乐于遵守这项国际标准。但有的中国人却不懂得遵守这个国际标准。
当代国际斗争的焦点之一是文化斗争。我们有理由希望：像《东方文学史》这样在国际文化斗争中能发挥积极作用的成果不但不被埋没，而且能得到有关各方的珍重。
注释：
〔1〕本文所有引文，均出自季羡林主编《东方文学史》，故只随文标明页码。
〔2〕颂，印度诗歌的诗节单位，一颂一般是四个音步，32个音节。《摩诃波罗多》“曾经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长的史诗。”(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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