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原道》篇之道家思想解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章太炎论文,道家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10年章太炎之《國故論衡》在日本刊行，這本論文選集由章太炎親自選定，雖然大多數文章出自先前章太炎已發表者，但是通過精心篩選和結集出版，足以體現其學術思想和特色。正是因爲這個原因，章太炎的《國故論衡》一經問世，即在學界受到了好評，朱維錚先生曾經說過：“《國故論衡》初版於辛亥革命前夜，在時間意義上既可說是清代漢學的絕唱，又可說是本世紀中國學術從傳統走向現代的過程中首出的一部杰作。”①足見這部著作的影響力之深遠，在這部著作中不僅涵蓋小學，而且比較簡練的介紹了中國文學的發展，同時亦拿出相當篇幅提要鈎沉地探討先秦子學發展之脉絡，所以此書頗爲值得深究。 《國故論衡》之下篇冠名爲“諸子學九篇”集中展示了章太炎對於先秦“名家”、“儒家”、“道家”發展的觀點和論述，其中談及“道家”的《原道》篇是本文研究的重點。之所以要重視這篇不到八千字的作品是有理由的：“道家”思想是章太炎學術思想發展過程中比較關注的思想流派，章氏自幼頗爲喜好《莊子》，因之對於道家思想素來關注者，觀其《訄書》之三次集結中對於道家思想的文字闡述甚多，1906年前後其主編《民報》期間，《五無論》、《四惑論》、《俱分進化論》等多篇文字亦體現出道家思想之精神。特別是1910年《齊物論釋》的發表更是章太炎對於莊子學說的一次總結。觀20世紀初，風雨飄搖的晚清政局，對於學人的治學不能不產生深刻的影響，章太炎在1905年刊行的《訄書》重訂本中即認爲：“夫莊周憤世湛濁，已不勝其怨，而讬巵言以自解。”又認爲老子之說，“然自伊尹、太公，有撥亂之才未嘗不以道家言爲急”。②所以章太炎對於莊子之態度表現出了理解與贊同，並且力圖通過莊子學與佛學的匯通構築其政治思想體系，另一方面險惡的政治環境促使了章太炎對於老子崇尚“陰柔”的學術思想特徵表現出了鄙視，但又無奈的表達了認可的態度。對於老莊的這種複雜的情感，在《原道》篇中都有比較完整的體現；不僅如此，在這篇文章中章氏一改往日推崇莊子的態度，於其中尊奉老子爲道家正宗，認爲莊子“盡道家也，有其异”③，並且對於老子的學說進行了梳理，認爲莊子學說乃是老子學說的延伸，可爲尊老之明證。 對於章太炎之道家思想的研究在近年來是有所突破的。有學者從此角度得出的最終結論是道家思想是章太炎“籍以構建其思想體系的重要資源”，是他“視世道人情的多元視角”的重要理論支撐，是其“經世應務的理論依據”。④並且從章太炎道家思想不同階段的發展特色，及其對於道家思想的接納和對於胡適、魯迅等人的影響角度闡發了觀點。亦有觀點强調“《原道》對道家在先秦學術思想上的地位作了總結，對道家在中國思想史上的本源和主幹地位作了闡述”，同時該觀點認爲，章太炎在文章中“闡釋了以老子爲代表的道家方法論思想”，而以“莊周爲道家世界觀最杰出的闡釋者”⑤的觀點。由此部份學人在鑽研近代以章太炎爲代表的近代思想家對於道家研究所獲成果的基礎之上，認爲他們“於學術上的共性和社會實踐的需要，古老的道家學說實際上成了格義、詮釋近代西學的重要載體，這既有利於把陌生的西方觀念轉釋爲中國人所熟悉的學術話語，從而推動了西學的廣泛傳播”。但存在的問題是，“時代的激流卻使他們既來不及深入細緻地研究傳統學派，又使他們無暇系統面全面地理解和消化西學”。⑥從而指出了包括章太炎在內的近世道家學說研究的不足和缺陷，比較值得深省。 所以對《原道》篇的研究，需要突破的研究範疇比較多。尤其要關注於其中章太炎對於道家學說的批判和借鑒，這主要包括其對於老子和莊子學說的見解的評述；此外，在研究過程中需要關注於歷史背景對於章太炎之學術見解的影響，此包括兩方面的因素，一者是學術背景；一者是當時的時代背景；比較性的研究亦是不容忽視的重要領域，通過比較性的研究，纔能比較深入的挖掘章太炎與其同時代的思想家在道家學說觀點中的异同，以期全面對於此學說有比較深刻的領會與掌握。 一、尊奉老子爲代表的道家學說之偉大地位 老子開創的道家學說在傳統意義上不僅開創了先秦道家思想的先河，而且對於漢代和魏晋時期中國思想史的發展產生了非常深刻的影響。就這層意義而言，老子的地位已經不容忽視了，“代表他思想的幾個基本概念，如：道、自然、有、無、虛、静、樸真等是由於老子的使用纔在思想史上取得不朽的意義”。⑦所以從學理角度而言章太炎奉老子爲道家學說的先河勢在必然之舉，誠如其在文中關篇即認定，儒、道、法三家先秦顯學“异也，有其同”。⑧此種觀點重在從學術傳承角度論證此三家之關係，認爲老子爲三家所宗，當然此論似有偏頗，蓋孔子問禮於老聃，而韓非爲代表的法家思想中亦有明顯的道家色彩，所以司馬遷這樣評論道：“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爲，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⑨可見法家與道家之間的關係非同一般，所以章太炎認爲：“老聃據人事嬗變；莊周者，旁羅死生之變、神明之運，是以巨細有校。”⑩同時老莊之說之於個人修養言之，它提供了一種全新的路徑，與治國而言，其亦提出了別具一格的見解與主張，“道者，內以尊生，外以極人事”(11)，因此，老莊得到後世所崇拜，根源於二者提出了比較具有啓發性的處世態度，如“老之言賢者，謂名譽、談說、才氣也”，“不尚名譽，故無朋黨；不尊談說，故無游士；不貴才氣，故無驟官”。(12)當春秋、戰國之際，天下大亂，二者之論啓發了當時的人們應該如何趨利避禍，以無爲對有爲，以繁瑣對逍遙，面對紛繁複雜的社會變遷，所以章太炎對於道家學說的尊崇，具有很强的時代氣息。 除此之外，章太炎之推崇老子爲代表的道家學說，不得不聯繫到當時的學術背景。自戊戌維新之後，康、梁爲代表的維新派，迅速流爲保皇派，尊孔、保皇、立憲成爲康黨當時的重要政治主張，而這其中，尊孔成爲欺世盜名的幌子，一方面其通過尊孔樹立其托古改制的大旗；另一方面，通過尊孔樹立其“康聖人”的稱號，以爲其保皇主張獲得輿論支持，所以在康有爲等人的學術視野中孔子成爲中國學術思想發展的宗師地位，1901年8月7日康有爲發表《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序》，其中指出：“莊子者，得子貢太平之傳，故善言孔子者，莫如莊子。”(13)1902年8月間，康有爲又發表《大學注序》，論曰：“善乎，莊生之言孔子也，推孔子我聖明聖王。”(14)進而將道家學說直接歸入儒家門下，所以章太炎對於此種以學術服務於政治之方式，自然有所抵牾，雖章太炎早年曾對於老莊之說給予了猛烈的批判，認爲：“儒家之術，盜之不過爲新莽，而盜道家之術者，則不失爲田常、漢高祖。”(15)且尊崇孔子，認爲：“夫孟、苟道術皆踴絕孔氏，惟才美弗能與等此，故終身無魯相之政，三千之化。”(16)但是很快當康有爲掀起尊孔、保皇逆流之後，章太炎對於老莊的態度則發生了明顯的變化，1906年9月章太炎發表諸子學略說，論道：“儒家之病，在以富貴利稱爲心。”“孔子之教，惟在趨時，共行義從事而變。”但對於老莊的態度則發生了明顯的變化，“道家老子，本是史官，知成敗禍福之事，悉在人謀，故能排斥鬼神，爲儒家之先導。”“孔子受學老聃，故儒家所希，只在王佐，可謂不背共師說矣”。(17)所以章太炎尊崇老莊之態度與學術和政治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當然1910年代的中國政治背景是左右章太炎對於老莊態度的重要動因。在這期間，“全體人民感覺，滿清是我民族復興的的一種障礙”。(18)1905年風雨飄搖的滿清朝廷派遣五大臣出洋，並表示“預備立憲”，1906年清廷宣布“厘定官制”，隨後不久“皇族內閣”的粉墨登場標誌，這些欺世盜名的伎倆不僅没有挽救清政府的統治，反而加速了其滅亡的速度，此時革命大勢已經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蓋此時老子之說似能發揮醍醐灌頂之效，蕭公權先生說：“老子則深信亂世之由，不在制度之不良，而在制度之本身不足爲治。”(19)因此，老子的思想對於晚清士大夫而言是極有啓發價值，這種啓發存在於對於任何政治制度而言，都有其新陳代謝的過程，當社會發展與政治制度存在不能相安時，變革即爲不可避免也，所以懼怕政治動盪不可取，歷史上伊尹輔佐商湯滅夏，太公輔佐武王滅商，與清末的政治環境相比較具有些許相似性特徵。 二、歷數道家之貢獻 與往昔不同，章太炎在《原道》篇中，集中了相當的篇幅歷數老子、莊子的貢獻和對於後世思想文化發展產生的深刻影響。透析章太炎此時對於老子的讚頌，不能不令人感到其對於道家思想的尊崇達到無以倫比的程度，所以王汎森先生對於這一時期章太炎的思想發展特點有這樣的說法：“太炎對老子更致推崇，認爲所有孔學的精華都是從老子那裏習得的。”不但如此，“太炎一度認爲佛典遠過晚周諸子，但這個尊位後來由《莊子》的《齊物論》與《逍遙游》取代了”。(20)這種見解在《原道》篇中表現的亦十分鮮明。 章氏在文中重點强調了道家在保存文物典章，傳播文明過程中的重要作用。若以老子言之，其“多識故事，約金版六弢之旨，箸五千言以極其情，”衆所周知，老氏擔任過周王室的收藏史，有機會閱讀大量文籍，史載孔子尚且問禮於老子，足見老子學識非同小可，所以纔能提出超越諸家的全新理論，以至於區區五千言則“伊、呂無用。亡所用故歸於樸，若墨翟守城矣”。(21)此處章太炎認爲老子提出的“無爲”是其思想中之最寶貴者，而此“無爲”並不是代表著絕對的静止，反之卻强調事物之變化無常性，“老子思想何自起，蓋起於觀‘變’而思‘常’。”誠如《道德經》中論：“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22)所以老子主張“無爲”，“即指自覺心不陷溺於任一外在事物”。(23)質言之，老子的思想並非令人無所作爲，更不是令民人尖刻、狡猾，反之流俗的觀點乃是“以老聃爲任權術”。但事實並非如此，因當時道家學說“取之玉版，布之短書”，所以未能廣泛流行，“故二三奸人得因自利。”章太炎認爲，老子思想的本質乃是“去民之詐，使民戶知”，而“伊尹、太公、管仲雖知道，其道盜也”。老聃只是“得盜之情以網捕者”。(24)此處，章太炎認爲老子通過其特有的方式將深奧的關於世界的玄理傳遞給了民人，讓這些曾經爲竊國者私有的“權術”爲衆人所知之，讓世間的一切“功巧”真相大白於天下。所以老子不是陰謀家和權術家，反之他和莊周抱有同樣的情感，即對於世間百態充滿了憐憫和無奈。 繼老子後，莊子一脉承襲和發展了道家學派的思想，章太炎在此强調了莊周“齊物”思想乃是道家後繼者對於中國思想史發展的重要貢獻。關於老莊之間的關係問題歷來是學界探討的重心，陳鼓應先生認爲：“莊子對老子思想的最大發展，是把他在老子那裏主要是宇宙論及本體論意義的‘道’轉化爲心靈的境界，從而使莊子哲學主要成爲一種境界哲學。”(25)質言之，如果老子是用“外直觀”考察這個世界的話，那麽莊子則是反其道而行之，用“內直觀”的方式，通過檢視我們的意識本體，摒除一切經驗和習俗對於我們“心體”的作用，而獲得意識深處對於外部世界的一種最爲原初的認知，所以章太炎在《原道》篇中即認爲：“名其爲簡，繁則如牛毛，夫繁故足以爲簡矣，居故不足以爲整矣。”故“莊周因之以號‘齊物’”。(26)所謂“齊物”者，在1910年發表之《齊物論釋》中章太炎給予了全面闡釋：“齊物者，一往平等之談，詳其實義，非獨等視有情，無所優劣，蓋離言說相，離名字相，離心緣相，畢竟平等，乃合《齊物》之義。”質言之，章太炎之看重莊周的“齊物”思想，非爲他處，乃重視莊子認定世界萬物無所謂此優彼劣之價值觀判斷，皆爲“齊物”者也，“其道在分异政俗，無令幹位”，“各適其欲以流解說，各修其行以爲工宰，各致其心亦效微妙而已矣”。(27)但我們之所以會混入價值觀之判定因素，源於“識”之高低，普泛民人之“知”皆源於耳、鼻、口、身、意，未能洞悉世界本真，但在《原道》中章太炎似乎並未側重於形而上的角度論證莊子學說，而是强調其理論之現實價值與意義：“齊物者，吹萬不同，使其自已。”(28)“推萬類之异情，以爲無正味正色，以其相伐，使並行不害。”(29)意在告知吾人，無論是自然或人類社會，其演化有其特有的路徑，不必削足適履迎合主觀的價值認知與判斷。 從上述論斷中不難發現，章太炎對於先秦時代道家學說的研究比較深刻，且1910年的《原道》在筆者意念中並不能認定是章太炎對於道家研究的起點，反之這篇文字中的衆多觀點乃是章太炎在長期的革命與治學過程中感觸頗深的幾個方面的總結與概況，“章學”研究專家姜義華提出，在1909和1910年間對於章太炎思想發展影響極大的“還有中國古代哲學，有其是莊子哲學和與此密切相關的老子、韓非哲學”。(30)而在這其中莊子之“齊物”哲學對於章太炎日後的思想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三、法家——“道家”流行中的碩果 “法家”與“道家”學派存在的師承關係是比較明顯的。梁啓超先生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即强調：“道家言：‘我無爲而民自正。’”道家的方法是存在“‘自然法’能使之正也。”但是自然法虛無縹緲，在法家看來需要“人爲法”規範社會的秩序，但是法家思想人爲“法治”發展到最終，其目標是“無爲之義”。(31)所以從學術發展角度言之，法家思想的誕生和演變與道家存在密切聯繫。因此可以說法家是“道家”流行中的碩果，而近世“新法家”的產生和發展與先秦之法家思想有密切聯繫，所以作爲新法家代表者的“章太炎與魏晋名理論者相近，主要是把名論運用在官人上。他以‘名實相符’爲用人之唯一標準，認爲‘名’不可信，要尚‘朴’、任‘質’、崇‘實’”。(32)此可見道家學說對於章太炎思想產生之深遠性影響。 老子思想深邃，其言也高深，所以“玄家弗能知，儒者楊雄之徒亦莫能識也，知此者韓非最賢”。此處章太炎側重於强調真正領悟到老子學說真諦的人，大概只有莊子。老子的學說傳播至後世，真正對之予以注釋解說者莫過於韓非，“《老子》獨有《解老》、《喻老》二篇，後有說《老子》者，宜據韓非爲大傳，而疏通證明之”。(33)從保存和注解文籍角度說明，誠然後世論說《老子》著作者甚多，但是最早對於老子文字予以疏解的作品莫過於《韓非》中保存者，郭沫若先生在《十批判書》中更言曰：除去《解老》、《喻老》之外，“老子學派的‘君人南面之術’，在《主道》與《揚搉》二篇是表現得極其酣暢的”。(34)所以章太炎認爲韓非爲代表的法家傳承了道家學說的真諦不可謂不確也。 韓非對於道家思想予以了詮釋和發展，這是他的重要功勞。道家之學說認爲世間之紛亂，源於民人之多智，所以會產生種種争鬥，釀成人間種種混亂與矛盾，所以老子提出了“絕望弃智”、“絕仁弃義”、“絕巧弃利”的治世觀，認定“此三者以爲文而未足，故令人有所屬，屬之於素樸寡欲”。(35)對於老子治世的三個觀點，後人往往認爲其是開歷史發展之倒車，恢復到上古小國寡民、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社會，但是章太炎認爲韓非對於老子的思想覺解較爲精當，他認爲隨著人類之發展，社會之進化，人類逐步從蒙昧走向理智，“建除、堪輿、相人之道黜矣”。同時大千世界，無論是自然、人類社會諸多疑難需要人類去解決，如果老子真的要求民人放弃理智和求索的精神，則人類自身的生存與發展亦有何價值？恐早已爲“物競天擇”之“天演”淘汰久矣，所以章太炎認爲韓非對於老子的理解是正確的，韓非說：“先物行先理動之謂前識。前識者，無緣而妄意度也。”(36)質言之，這句話闡明了吾人知識的獲得並非源自於先天，而是在後天習得而來，當吾人感知自身“知”的有限性的時候，纔會努力通過“學”的方式獲得“知”，章太炎認爲此纔可謂真正領悟到了老子思想的重要方面，他說：“私智不效則問人，問人不效則求圖書，圖書不效則以身按驗。”所以說老子的主張本質而言乃是認爲：“事有未來，物有未睹，不以小慧隱度也。”而老子所言“不尚賢，使民不争”，則是“以事觀功，將帥必出於介冑。宰相必起於州部；不貴豪杰，不以流譽用人也”。(37)因此，通過韓非的詮釋與解說，老子哲學巍然呈現在我們面前，老子所追求者，乃是親近於吾人的平民政治，“君之能，盡乎南面之術矣”。(38)意在論證“人君”之作用乃是善於統攬全域，指引社會發展的軌迹，此無疑有類於柏拉圖視野中的“哲學王”的角色，當他在談及其理想中的國家統治者的時候，柏拉圖認爲在一個國家裏，需要某些公民掌握一種知識，“這種知識不是用來考慮國中某個特定方面事情的，而只是用來考慮整個國家大事”。(39)所以老子關注者乃是爲社會發展提供一位引路者，可以促使社會政治的發展向“善”的一面前行。他期望社會政治的發展多一點對於現實的思索，不要受到既有的價值觀與思維方式的束縛，而要不斷的通過實踐、觀察和反思的方式獲取對於客觀世界的正確的認知，章太炎認爲韓非對於老子思想的解說之精髓處呈現於此。 此外，章太炎認爲韓非對於先秦道家學說的繼承更體現在其“重法度”和“輕仁恩”的政治立場中。莊子的“齊物”思想本質而言雖然强調了“平等”，但是依舊肯定了在現實世界之中，大與小、强與弱客觀存在的現實，韓非子之突破處乃是主動的從主觀認知角度肯定了客觀世界的“不齊”特徵，但是與莊子面對“不齊”而陷入“無爲”的處境不同，韓非乃以“不齊”爲“北斗招搖，不慕往古，不師异域，清問下民以制其中”。(40)這種思想觀點一改莊子消極和無爲的處世態度，力求在吾人力所能及的範圍內，通過人爲的“法”規範社會秩序，通過狡詐的“術”和“勢”靈活的駕馭一切政治勢力，消除政治异己力量；通過殘酷的“刑罰”鎮壓一切敢於破壞秩序的人和事，進而實現人同倫，書同文，車同軌的人爲造就的“齊物”般的世界，但是莊子的哲學對於“齊物”的渴望，往往訴諸於客觀世界通過“自在”而獲得最終的“齊物”，而反之韓非的貢獻則是否定了“自在”對於社會發展的推進作用，而是主張通過外力的約束，實現莊子所期待的“齊物”世界。 通過辨析韓非對於老莊思想的繼承和發展的成就，章太炎對於法家的態度則發生了鮮明的逆轉。1902年《訄書》重訂本出版，其中新增《通法》一篇，開頭即聲明：“帝王之政，不期於純法八代。”所謂“憲者，前代之圖法，金以因革者也”。(41)此無疑表明其對於法家思想之繼承與發展，一方面肯定了法家對於上古政治理論的接納；另一方面，亦肯定了法家思想崇尚社會政治之變革和發展的合理性特徵。 四、“墨”、“道”之辨：“道”更高明 墨家學說在先秦時代堪稱顯學，韓非子說：“世之顯學，儒、墨也。”(42)但自先秦後墨學逐步銷聲匿迹，至近代墨家學說再一次引起世人之關注，此現象頗爲值得深忖，從學理角度言之，近代子學的復興有非常深刻的文化背景，即在近代面對西洋文化侵入中國，所謂“西學中源”之論油然而生，而墨家學說中洋溢著的平等、兼愛、非攻、尚賢等政治主張，恰與近代西洋政治哲學中的自由、平等、博愛之論有概念交叉之處，加之墨家作品中洋溢出近世的科學主義精神，所以墨家的學說對於近代諸多思潮的傳播具有很强的推動作用，章太炎對於墨家學說亦持有濃厚的興趣，且曾爲墨家辯解“詆其‘兼愛’而謂之‘無父’，則末流之噧言，有以取譏於君子，顧非其本也”。(43)同時1908年前後章太炎之政見中陸續經歷了一系列的逆轉，其中對於無政府主義的吸納和排斥，“無生主義”的提出等事件中，其對於墨家學說亦體現出了比較尊崇的一面，如1906年間章氏在主筆，《民報》時即發表《五無論》，認爲：“然則愛無差等，始於親始，墨者之道然也。”(44)認爲墨子的政治主張符合近世世界大同之客觀需求，但是在《原道》一篇中章氏對道家學說和墨家學說予以對比性的研究，卻得出了不同的答案。 “尚賢”與“非賢”，道家和墨家給出的答案在章太炎的意識中存在大相徑庭的差別。墨家學說認爲：“尚賢足以打倒貴族階級在政治上的特殊地位。”(45)但是章太炎則認爲墨家雖自稱“尚賢”，但實則不尚賢，他說：“墨之言賢者，謂材力、技能、攻伐也。”質言之，墨子的“尚賢”只是强調賢者本身具備的足以爲社會服務和爲民人需要的材能，而“尚賢”雖然能够滿足社會革新對於人才的需要，但是卻易於使這種“尚賢”的精神流變爲“尚官”、“尚金”的窠臼之中，謂於“朝市之地，菆井之間，揚徽題褚”，“選者尚曰衆”，但此期間“衆之所與，不繇質情，徒一二人眩之也”。(46)所以說墨家的“尚賢”主張非常輕易的流爲政治投機者的獵物，他們憑藉言說和狡猾的外部掩飾，騙取吾人對他們的信任，將國之重器收入囊中，章太炎的這些論斷似乎有所指代，1908年第一期《國粹學報》上，章太炎論曰：“今之學者，非碎與樸是憂，憂其誇以言治也，憂其麗以之淫也，憂其琦傀以近讖也。”(47)這在當時似乎一方面批駁風行一時的保皇黨人，另一方亦在批判革命黨內部主要成員的革命主張。而章太炎認爲老子的思想中提及此問題時認爲：“不尊談說，故無游士；不貴才氣，故無驟官。”進而纔能實現真正“尚賢”的政治抱負和目標。 墨家思想中“節用”是其重要的政治主張，但是章太炎强調墨家的“節用”是一種有似於“犬儒主義”的清修，這對於社會發展而言不能發揮促進的作用。案墨家認爲：“聖人爲政一國，一國可倍也。”之所以“其倍之”，“非外取地也，因其國家去其無用之費，足以倍之”。所以達到“民德不勞，其興利多矣”(48)的施政目的。章太炎認爲與其“辯自己成藝、自己出器、自己造之謂能”，何以“待群而成者非能”？且民人之技能非取自於驗先，而習得自實踐而生之經驗，謂：“小慧之士，得前民造作，是以庖犧作結繩，神農嘗百草。”(49)諸事皆爲此理，此處章太炎重在强調墨家思想之狹隘和局促性，誠如黑格爾論述“犬儒學派”時所言：“意識必須認識它自己的個別性是完全不依賴於事物和享樂的。”而同時“犬儒派把這個環節這樣地固定化了，以致於把自由視爲對所謂多餘贅物的實際控制”。(50)質言之，章太炎的觀點認爲墨家通過意志力對於感覺器官的限制，同時通過排除一切可能會對於價值觀判斷產生負面影響的客觀世界，否定繽紛世界的合理性，以樹立在“反思”中獲得的主觀的對於世界的“知”和在此世界中吾人的價值觀取向的做法，很顯然是行不通的。反觀道家的觀點，則比較高明，章太炎認爲道家“絕聖弃智”，一切取決於實際的需要，不效古，不盲目推崇權威，所以人人“心不兩役”而各有所長與所司，所以“雖斥地萬里，破敵巨億，分之即一人斬一級矣”。(51)所以，道家之說表面言曰“無爲”，反之卻是强調了“無所不爲”的政治主張。 先秦時代“名學”思想的發展是中國哲學史發展過程中佔據了重要地位，而“名學”之興起“乃是對於老子無名學說的反動”，另一方通過“正名整理人世間人生倫理之觀念”。(52)因之，“名學”所指乃是針對先秦時代社會之無序性，此說認爲天下大亂、禮崩樂壞之緣由，乃是“名位”不正，導致人不安其位，而國家政治失去秩序，進而產生了先秦之世諸侯混戰、弒君篡位的政治動盪，所以“名家”者輩出，“察之儒、墨，墨有《經》上、下，儒有孫卿《正名》，皆不爲造次辯論，務窮其低”。(53)然章太炎亦認爲雖儒、墨論“名學”者甚是精湛，但道家之論亦未必不合理，道家學說之真諦可以歸納成“無爲”、“清虛”，但不可說道家思想與“名學”格格不入，反之道家之論較“名學”更加高明和深刻，該說“推萬類之异情，以爲無正味正色，以其相伐，使並行不害”。(54)斯乃道家在此問題中之思想原則，具體而言吾人對於道家思想的瞭解與掌握存在誤讀，“《老子》固曰：‘無之以爲用。’君人者既不覺悟，以是自庶侈，謂名實皆在己”。其實不然，“名”僅僅是一個稱號，“名”與“實”相符纔能發揮“名”應有的價值與作用，僅僅變异“名”而不重視“實”此無疑是荒唐的，所以章太炎一方面贊成墨家學說的“五路”論，認爲：“受想不能無五路。”(55)舉凡“民以之慧，國以之華者”均應當給予“尊位”，但同時，章太炎亦認爲，民人僅靠五種感知器官而獲得的對於外部世界的“知”並不可靠，以此而“定名”則更不合理，如“漢嘗黜九流，獨任吏，次即賢良、文學。”此後，歷代選官、定官制，或爲親是舉，或肆意濫設名號，而“始作者爲誰耶？曰：本於法吏”。(56)質言之，“名家”之說以法家最爲明瞭，法家一本以“律”而定名，所以名實相符，而後世不曉，將“名”局限於感官直覺的單方面判斷，因之無法選得真正的人才，而漢代“吏識王度通故事”，“自優於賢良、文學也”。(57)歸根結締墨家“名學”中之矛盾處極多，所以道家思想中“去名”、“去尊”在現實中的價值是非常明顯的。 五、道家學說於現實之啓發價值 道家學說之本真是提供一條“道路”以引導吾人放弃人世紛争，返璞歸真而盡於“道”的境界。這條道路若吾人得之，則生；弃之，則亡。所以“此其言道，猶浮屠之言如耶”。“死生成敗皆道也，雖得之猶無所得，齊物之論由此作矣”。(58)這就意味著人類社會之發生和發展有其客觀規律遵循之，當吾人在社會發展過程中，能够體察到世間萬事之變化，順道而行則吾人能够避免發展之“苦”，如果我們没有充分認知社會發展過程中的問題和矛盾，則人類社會的發展勢必邁入“俱分進化”的死胡同。1906年章太炎發表的《俱分進化論》中告誡吾人：“善亦進化，惡亦進化。”“樂亦進化，苦亦進化。”“雙方並進，如影之隨形，如魍魎之逐影。”(59)但是在現實的社會生活之中，吾人卻遇到了“二律背馳”般的問題，誠如章氏在《原道》篇中所論：“然不悟政之所行與俗之所貴。”導致的結果是“所賞者在彼，所貴者在此”(60)，使得社會發展越來越偏離於“道”的規範，最終誠如老子所言：“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 而此同時，莊子的“遁世主義”比較迎合了政治理想與社會塵俗之間的調和需要。所以某些學者認爲章太炎對於莊子的理解基於這種考慮，即：“由於‘人心’的各各不同，則由各個不同‘人心’所成之大千世界之名、相、分別，也是不一致的”。(61)所以世間各種紛争不斷，而莊子給予我們的智慧乃是從吾人之世界觀內，樹立一“齊同萬物”的主張，謂：“各修其行以爲工宰，各致其心以效微妙而已矣。”(62)以個人主觀世界的“齊物”思想的樹立，明確世間百態，生自於心，唯欲世間步入太平，應從“心”入手，這是對於我們今人的一點啓發。 1910年章太炎發表的《齊物論釋》和《國故論衡》中的《原道》可以被認作是比較集中的論及“道家”思想的著作，且從思想史發展角度而言，亦是章氏對於道家思想認同的一種轉變。30年代，章太炎在論及諸子之時坦言曰：“歷來承平之世，儒家之術，足以守成；戡亂之時，即需道家。”(63)又認爲：“余嘗謂老子如大醫，遍列方劑”，“其言有甚近民治者。”“又有傾於君主獨裁者。”“任人用之者也。”(64)所以，可見自1910年代之後章太炎對於道家學說的態度發生了多麽大的變化，將此視作除舊布新的思想和方法的重要來源。 ①朱維錚：《〈國故論衡〉校本引言》，《復旦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7年第1期。 ②章太炎：《訄書》（重訂本），朱維錚編校：《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37～138頁。 ③章太炎：《原道上》，《國故論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07頁。 ④吳曉華：《章太炎道家觀研究》，武漢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0年，第174～179頁。 ⑤丁海虎：《論章太炎對道家思想的詮釋與認同——以《檢論》爲例》，《南京林業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4期。 ⑥林紅：《近代的道家觀——對近代道家思想研究的探析》，山東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7年，第120頁。 ⑦韋政通：《中國思想史》（上册），臺北：水牛出版社，1976年，第139頁。 ⑧《原道上》，《國故論衡》，第107頁。 ⑨司馬遷：《史記》卷六十三《老子韓非列傳第三》，北京：2003年，中華書局，第2156頁。 ⑩《原道上》，《國故論衡》，第107頁。 (11)《原道下》，《國故論衡》，第114頁。 (12)《原道中》，《國故論衡》，第112頁。 (13)康有爲：《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序》，湯志鈞編：《康有爲政論集》（上），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467頁。 (14)康有爲：《大學注序》，《康有爲政論集》（上），第510頁。 (15)《訄書》（初刻本），《章太炎全集》（三），第10頁。 (16)章太炎：《訂孔》，湯志鈞編：《章太炎政論選集》（上），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第180頁。 (17)章太炎：《諸子學略說》，《章太炎政論選集》（上），第289～291頁。 (18)蔣廷黻：《中國近代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84頁。 (19)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54頁。 (20)王汎森：《章太炎的思想》，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4頁。 (21)《原道上》，《國故論衡》，第108頁。 (22)勞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一），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176頁。 (23)同上，第179頁。 (24)《原道上》，《國故論衡》，第108頁。 (25)陳鼓應：《老莊新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年，第181頁。 (26)《原道上》，《國故論衡》，第109頁。 (27)章太炎：《齊物論釋定本》，姜亮夫等編校：《章太炎全集》（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61頁。 (28)《原道上》，《國故論衡》，第109頁。 (29)《原道下》，第115頁。 (30)姜義華：《章太炎思想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23頁。 (31)梁啓超：《先秦政治思想史》，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年，第171頁。 (32)《章太炎的思想》，第158頁。 (33)《原道上》，《國故論衡》，第108頁。 (34)郭沫若：《十批判書》，郭沫若著作編輯出版委員會編：《郭沫若全集》（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60頁。 (35)王弼：《老子道德經》，《老子道德經、老子本義》，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6年，第10頁。 (36)韓非：《解老第二十》，王先慎：《韓非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第134頁。 (37)《原道上》，《國故論衡》，第109頁。 (38)《原道中》，《國故論衡》，第113頁。 (39)柏拉圖著，張竹明譯：《理想國》，南京：譯林出版社，2009年，第133頁。 (40)《原道上》，《國故論衡》，第109頁。 (41)《訄書》（重訂本），《章太炎全集》（三），第242頁。 (42)韓非：《顯學第五十》，王先慎：《韓非子集解》，第456頁。 (43)《訄書》（重訂本），《章太炎全集》（三），第136頁。 (44)章太炎：《五無論》，徐復編：《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30頁。 (45)錢穆：《墨子》，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編：《錢賓四先生全集》（六），臺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年，第34頁。 (46)《原道中》，《國故論衡》，第112頁。 (47)湯志鈞：《章太炎年譜長編》（上），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第260頁。 (48)墨子：《節用》（上），孫詒讓：《墨子間詁》，上海：中華書局，2001年，第159頁。 (49)《原道中》，《國故論衡》，第113頁。 (50)[德]黑格爾著，賀麟、王太慶譯：《哲學史講演録》（二），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114頁。 (51)《原道中》，《國故論衡》，第113頁。 (52)虞愚：《中國名學》，南京：中正書局，1937年，第32頁。 (53)章太炎：《原名》，《國故論衡》，第118頁。 (54)《原道中》，《國故論衡》，第113頁。 (55)《原名》，《國故論衡》，第119頁。 (56)章太炎：《官制索引》，《章太炎全集》（四），第94頁。 (57)《原道中》，《國故論衡》，第113頁。 (58)《原道下》，《國故論衡》，第114頁。 (59)章太炎：《俱分進化論》，《章太炎全集》（四），第386頁。 (60)《原道下》，《國故論衡》，第115頁。 (61)王玉華：《多元視野與傳統的合理化：章太炎思想的闡釋》，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第195頁。 (62)《原道下》，《國故論衡》，第115頁。 (63)章太炎：《諸子略說》，李相東編：《國學講演録》，南京：鳳凰傳媒集團，2008年，第202頁。 (64)章太炎：《老子政治思想概論序》，饒欽農編：《章太炎全集》（五），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46頁。标签：章太炎论文; 道家论文; 国学论文; 法家论文; 道家思想论文; 原道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先秦文化论文; 墨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