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文学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二十世纪论文,中国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3)08-0102-10
从1900年至1915年，也就是“五四”前15年，是中国现代学术的发轫期。一般而言，“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现代学术建立的重要标志，而此之前，整个学术研究都在为这种现代转向作各种铺垫。世纪初的15年虽然是新文化运动的前夜，但这丝毫也不意味着我们可以看轻它，因为此期涌现的一批学人真正称得上是20世纪中国学术领域最杰出的人物。他们是2000多年中国传统学术的终结者，又是新世纪现代学术文化的开创者，其学术地位和文化影响，真可以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形容。如，梁启超、章太炎、严复、王国维、刘师培等，无论从知识构成还是个人的经历看，都非常独特，这种独特性是前人所无，后人也很难再企及的。从文学研究方面来看，20世纪学术研究中的不少开创性工作，正是从他们手中开始的。如，梁启超对清代学术史的总结以及对“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的倡导，具有开风气之先的功劳。章太炎的《国故论衡》从传统的小学之法入手，注重中国文化背景下文学个体的特殊性，辨析中国历史上文学概念的流变，体现出近代以来对文学的新认识。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以及《宋元戏曲史》，吸收了西洋哲学思想和日本学术界的文学史研究成果，给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石。其他如刘师培的文学史研究、吴梅的戏曲研究、黄人、徐念慈的小说理论研究以及严复对西方学术思想的介绍和翻译等，都为后来的文学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从他们的研究、介绍中，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一种学术风气的转向。当然，这种新世纪的学术转向的基本实现，要到“五四”时期。但假如没有这15年学术思想、文化的积累，“五四”时期中国现代学术蔚然大观的胜局真不知从何谈起。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讲，称“五四”前15年为中国现代学术的发轫期，把它当作中国现代学术的序幕，实在是一点都不为过。
一
那么，这15年从文学研究方面看，有些什么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呢？在我看来，首先应该注意的是时代思潮。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开首便说：“今之恒言，曰‘时代思潮’。此其语最妙于形容。凡文化发展之国，其国民于一时期中，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与呼应汹涌，如潮然。始焉其势甚微，几莫之觉；寝假而涨——涨——涨，而达于满度；过时焉则落，以渐至于衰熄。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者也。凡‘时代’非皆有‘思潮’；有思潮之时代，必文化昂进之时代也。”（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20世纪初，正处于清末民初，整个社会置身于千年未遇之大变动中。政治上，专制政体结束，民国初建，共和民主，议会选举，成为一时之风尚。经济上，自1900年义和团运动在清廷和八国联军的联手扑杀后，虽有辛亥革命、洪宪称帝以及张勋复辟等政治事件，但基本上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社会动荡。知识界人士身处于这千年之变，又眼见着一幕接一幕的政治变局，加之1914年欧洲战事爆发，所有这些发生在眼前的事件，几乎没有一件让人有所振奋，看出希望的。所以，士人们对政局经历了从积极参与到逐渐失望的过程。像梁启超、章太炎、严复等一度参与过晚清社会改革的思想人物，从20世纪开始，渐渐由原先主张社会革命而转向思想文化问题的思考，他们希望从根本上为这种屡屡受挫的社会变革寻找思想文化上的原因，以重新鼓荡民气，开出新气象。学术思想在这些思想文化问题的思考中，又是最为核心的。在梁启超看来，“学术思想之在一国，犹人之有精神也；而政事、法律、风俗及历史上种种之现象，则其形质也”（注：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所以，他提出：“有新学术，然后有新道德、新政治、新技艺、新器物；有是数者，然后有新国、新世界。”（注：梁启超：《近世文明初祖之二大家之学说》，参见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2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被誉为清代学术正统派殿军的章太炎，也有着与梁启超相近似的个人感受。1902年章太炎因翻译日本学者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一书受到启发，萌生撰写《中国通志》的构想。在致书梁启超时，章太炎提及写书的目的：“固有二方面：一方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注：转引自姚奠中、董国炎《章太炎学术年谱》，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73页。）如果说，梁启超、章太炎是以思想文化的领军人物面目显示着清末民初社会舆情的变化的话，那么，王国维的学术研究就显得更为个人化。1900至1915年，正是他研治哲学和文学的重要时期，也就是他深陷于“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的思想苦闷期。他研究小说和戏曲的重要动因之一，是为解决人生的痛苦（注：王国维：《静庵文集续编·自序二》，《静庵文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60-162页。）。上述这些不同思想类型的学者，在这个社会大变动的时代，不管是投身社会，积极参与政事的弄潮儿，还是专注于学术，有志于立言的学者，无形之中全都深陷于时代变革的潮流之中，不得超脱和逍遥。也正是这样的社会思想的特殊氛围，才酿成了这一时期特殊的学术文化。
思想的现实基础变化了，原有的经验总结不再适合现实，所以，思想要变，学术文化也要变。我们在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严复等20世纪初最具代表性的学者身上，最强烈地感受到那种变动的文化气象。变革成为一种时代思潮，作为世纪初学术研究的共同特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思想文化的新要求。事实上，所有世纪初的这些大学者，奠定他们在思想文化学术史地位的，主要还不是文学研究的成就，也就是说，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等人的文学研究其实在他们的整个学术研究中仅仅是一个方面而已，而这一方面的思想也不是单独成立的，而是服从于他们整个的文化思想的思考需要，是他们思考当时社会文化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譬如，梁启超倡导的“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对晚清以来的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学研究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但我们在追溯梁启超倡导“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的思想渊源时，会注意到其背后的思想动机主要还不是限定在单纯的文学和学术研究方面，而是包含着社会变革的政治内容。换句话说，从这些学者的个人趣味和学术立场来考虑，我们可能会发现他们倡导的所谓文化革命，与其个人要求有时是不完全一致的。如梁启超诗学主张上对于宋诗的偏爱；章太炎对于汉魏古文的推崇，与他们自己从宣传革命思想需要出发所提倡的报刊文体和白话文的主张之间，的确有一种不一致处。这也难怪后来到“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兴起，新一代学者以死文学活文学来区分古文与白话文时，梁启超、章太炎等几乎都保持留态度。
二
社会时代思潮的冲击，对学术思想的发展有着很大的作用。与此同时，文化现实条件的改变，也是影响学术研究的重要因素。所谓文化现实条件，就是特定样式的文化需求以及满足这种需求的生产方式。从20世纪初到“五四”时期，一方面是传统的诗文领域，刮起了“诗界革命”、“文界革命”的风潮，人们已不再满足文学写作的模式依然停留在模拟古人的格局中，而是希望有所突破，从感情到具体的表现手法上都有新的探索。这方面，当时的文人有不少尝试，所谓“宋诗派”、“唐诗派”、“桐城派”、“选文派”等，都可以视作近代以来挣脱传统文学思想的努力。但传统的积习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变，这些诗派和文派，说到底还是在传统文学的格局中寻找变化，而不是从适应社会变革需要这一根本趋势上来把握文学。那些文人们变来变去，只是在师法对象上进行调整，而没有意识到新的社会构成、新的社会需要对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已经产生了不同以往的新要求。所以，胡适后来总结这一时期的文学经验时，将梁启超一派、章太炎一派均归入古文学的末期（注：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收入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95页。）。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与传统诗文创作步履维艰的局面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晚清以来适合于报章杂志的小说戏曲的极大流行。据20世纪50年代阿英的《晚清小说戏曲目》统计，这一时期的创作小说有478种，翻译小说629种，共计1107种。20世纪80年代上海书店拟出版《晚清小说大全》时，补充了一百余种小说。而到了90年代，日本学者尊本照雄出版《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收录近代小说篇目16046件。其中创作小说7466种，翻译小说2545种，共计10011种（注：郭延礼：《对中国近代小说的新认识——兼介〈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该文收入郭延礼著《中西文化碰撞与近代文学》，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525页。）。小说一格，历来不被传统文人所重视，即便到了近代，受传统思想的约束，写作小说依然被视为是堕落文人的不名誉之举。但与此同时，印刷业的发达和报刊消费市场的扩充，给小说发展提供了无限的空间。到了1900年，康有为在《闻菽园居士欲为政变说部以速之》中说：“我游上海考书肆，群书何者销流多？经史不如八股盛，八股无如小说何”（注：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90页。）。小说文体在社会上的广泛流行，使得越来越多的社会人士意识到尝试用小说这种文体来承载社会变革的政治内容，扩大小说的社会作用。最早的尝试，超于传教士傅兰雅。1895年他在《万国公报》上刊登启事，求著时新小说，认为“感动人心，变易风俗，莫如小说”（注：陈伯海、袁进主编：《上海近代文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页。）。1896年美国传教士林乐知与中国人任廷旭合译日本人森有礼编的《文学兴国策》出版，这虽是一部考察美国教育的著述，但该书开首所说的“文学之有益于国者”，引起了中国士人的兴趣（注：［日］森有礼：《文学兴国策》，上海书店2002年版。）。1902年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延续了上述文学思想的探索，但在论述上更进一层。
在倡导小说文体、研究小说理论的同时，从文学观念上检讨传统文学也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这方面章太炎的《国故论衡》中有关文学概念的辨析，显得较为突出。在以往的文学研究中，有不少人对章太炎将“文”的概念扩大到一切文字记录的看法有批评意见。如，鲁迅就认为章太炎诠释文学，范围过于宽泛，把有句读的和无句读的悉归入文学，其实文字与文学固当有分别的（注：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从章先生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25页。）。但也应该看到，章太炎在20世纪初，这样明确地重新梳理“文学”的概念，有其现实的针对性。正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一方面，章太炎不满意于当时一些正统派的观点，即那种延续了晋代文笔之分和萧统的“沈思”、“翰藻”之后，提出的“以声为文之说”和“为辞异职之论”。另一方面，他也不满足那些认为“学说以启人思，文辞以增人感”，“感人者为文辞，不感者为学说”的观点（注：黄霖：《近代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444-445页。），而希望在最简洁明了和最大的包容度上来重新定义文学。另外，在该书的《原经》、《论式》和《辨诗》等篇目中，章太炎对小说、历代文章得失以及诗歌评价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对小说的看法，还是延续庄周的“饰小说以干县令”的说法，将小说与稗史等同，所谓“史之所记，大者为《春秋》，细者为小说”（注：刘梦溪主编、陈平原编校：《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章太炎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61页。）。对历代文章，章太炎肯定诸子散文，批评汉代文章，推崇魏晋文章，认为“魏、晋之文，大体皆埤于汉，独持论仿佛晚周。气体虽异，要其守己有度，伐人有序，和理在中，孚尹旁达，可以为百世师矣”（注：刘梦溪主编、陈平原编校：《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章太炎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79页。）。在诗歌评价上，章太炎偏爱悲壮古朴的风格。认为“独风有异，愤懑而不得舒，其辞从之，无取一通之书，数言之训。及其流风所扇，极乎王粲、曹植、阮籍、左思、刘琨、郭璞诸家，其气可以抗浮云，其诚可以比金石，终之上念国政，下悲小己，与十五国风同流”（注：刘梦溪主编、陈平原编校：《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章太炎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84页。）。章太炎的诸篇论文的文章，从史的线索对传统意义上的文学进行了一一论述。这种论述不是盲目的，对他而言，大概有着追本穷源、清理思想、另辟新径的思想用意。正如钱穆在论述章太炎的《国故论衡》时所指出的：“太炎深不喜西学，然亦不满于中学，故其时有《国粹学报》，而太炎此书特讲国故，此国故两字乃为此下提倡新文化运动者所激赏。论衡者，乃慕王充之书。太炎对中国以往二千年学术思想，文化传统，一以批评为务。所谓国故论衡，犹云批评这些老东西而已。故太炎此书即是一种新文化运动，惟与此下新文化运动之一意西化有不同而已。”（注：钱穆：《太炎论学述》，原刊于《中央研究院成立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第2辑，第128页。现转引自余英时《五四运动与中国传统》，《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60页。）
除了梁启超的小说理论和章太炎的文学史辨义之外，王国维的文学研究从新的学术维度显示了20世纪初中国学者对文学的重新理解。这主要是以他的《〈红楼梦〉评论》与《人间词话》为代表。《〈红楼梦〉评论》完成于1904年夏，发表于《教育世界》。它是王国维的第一篇文学评论著作，也是《红楼梦》研究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批评文章。此文在文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在于，一改传统文人轻视小说的偏见，把小说研究作为一种严肃的学术工作来对待。王国维高度评价《红楼梦》，认为是大背于中国传统的“彻头彻尾的悲剧”。在具体论及《红楼梦》的艺术价值时，王国维抓住作品所表现的人生的欲望问题展开，吸收了德国哲学家叔本华对人生欲望的论述和对悲剧问题的论述，认为《红楼梦》的美学价值在于表现人生的悲剧。在文学理论上，王国维不仅区分了优美和壮美的不同涵义，而且，还揭示文学所写者“非个人之性质，而人类全体之性质也”。文学的特质“贵具体，而不贵抽象”这种表述不仅准确，而且，显示王国维对《红楼梦》的研究已经超出了对作家作品一般评论的阶段，而提升到文学理论的层面来把握（注：参见王国维《〈红楼梦〉评论》，《静庵文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73、81页。）。如果说，《〈红楼梦〉评论》中王国维主要是通过具体作品的分析、提炼，来进行理论阐发的话，那么，1908年完成的《人间词话》则是根据他所提出的境界说来评价传统文学创作。在理论上，王国维将作品风格分为理想与写实两种，并以造境和写境概念与之对应。他还提出了“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的区分。从《人间词话》中，我们看到王国维不是停留在一般作家作品分析的水平上来评价作家作品的优劣，而是从文学应有的审美特征来阐发境界说，将境界说推延到对诗、词、小说和戏曲等各种文学体裁的理论把握上。换句话说，文学的各种体裁尽管千变万化，但都应该具备文学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和性质，而这些必备条件和性质，就是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所归纳的“贵具体，而不贵抽象”。这种对文学的理解，已突破传统的原道、徵圣、宗经式的论文秩序，直接从对象入手，从对象的特征归纳中进行理论提取。
三
在20世纪中国现代学术发展过程中，翻译介绍外来学术思想、吸收外来思想以熔铸本土学术文化，是一个非常突出的文化现象。这种自觉的文化努力，在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严复、刘师培等20世纪最具代表性的学者论著中可以非常明确地感受到。而严复的翻译，对晚清以来中国学术思想的演变影响最为深刻。1898年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出版。这原是一部英国科学家赫胥黎介绍生物进化论的讲稿，但其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进化规律，给深陷亡国灭种危机之中的中国士人以极大的刺激。一时间，进化论的思想被广为传播。从文学研究的角度来审视严译著作的意义，其中最有价值的是进化论观念的引入，打破了传统循环论的思想模式。进化论强调社会思想文化的演进是一个不断进步、不断突破的过程，而不再是传统的所谓盛衰轮回的过程。这种进化论的观点，在当时是促进了文学研究朝新的方向发展，也就是走出传统，接受新知，发现和研究新问题。诸如“崇白话而废文言”的主张、借助小说等俗文学样式开启民智的主张（注：前一种主张见裘廷梁《论白话为维新之本》；后一种主张见严复、夏曾佑《国闻报馆附印说部缘起》。参见舒芜、陈迩冬、周绍良、王利器选编《近代文论选》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76-180、187-200页。），这时均已提出，为后来“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埋下了伏笔。
除了上述文学思想方面的转变外，在具体的研究层面，小说理论较多地受到外来理论的影响。20世纪初小说理论研究发展迅速，主要成果有别士的《小说原理》、楚卿的《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新小说》上刊发的《小说丛话》、姚鹏图的《论白话小说》、陶佑曾的《论小说之势力及其影响》、《小说新报》上刊发的《小说新语》等（注：上述文章参见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这些研究的共同特征之一，就是列举了大量当时所能见到的国外翻译小说为援例，强调小说在文学中应有之地位，批判了传统文人对小说的偏见。与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有所不同的是，不少研究者不再是从小说开启民智的角度人为抬高和夸大小说的社会作用，而是根据小说文体的特点，探讨小说的审美特点。如摩西在《小说林发刊词》中有所针对地指出：“昔之视小说也太轻，而今之视小说又太重也。”他提出：“小说者，文学之倾于美的方面之一种也。”（注：摩西：《小说林发刊词》，收入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第253-255页。）另一位小说理论家徐念慈在《小说林缘起》中论述得更为具体。对照此前梁启超将小说功能归结为“熏”、“浸”、“刺”、“提”四种力，徐念慈的论述显然要细腻些，而与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将小说的审美特性归结为“贵具体，而不贵抽象”的结论相比，徐念慈的论述尽管结论相同，但在论述方式上更偏重于美学理论。
除了思想观念和学术观点上借鉴、吸收外来思想之外，关注国外的学术动向，直接与国外同行进行学术交流，是20世纪初中国学术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现象。这方面梁启超、章太炎、罗振玉、王国维等与当时日本学术界的交往值得注意。梁启超在《三十自述》中说自己亡命日本后，思想为之一变。这除了与接触到明治维新后日本社会突飞猛进的现实有关外，也与他在日本阅读不少西方的书籍，与日本思想界、学术界人士的交往有关。这种交往对世纪初中国学术的推进，表现是多方面的。以王国维为例，他在《静庵文集续编·自序》中回忆早年在上海东文学社时，随日本学者学习多有收获：“是时社中教师为日本学士藤田丰八、田冈佐代治二君。二君故治哲学。余一日见田君之文集中，有引汉（康）德、叔本华之哲学者，心甚喜之。”（注：王国维：《静庵文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59页。）在文学研究上，王国维与日本学者狩野直喜的交往中多有所获。狩野直喜是日本中国学的创始人之一。20世纪初敦煌文物发现后，1911年他亲赴欧洲，察访被英、法、俄等国探险家窃去的敦煌历史文献。1916年在《艺文》杂志上连续发表研究成果《中国俗文学史研究的材料》。论文指出，从敦煌文献记录看，类似《西游记》中“游地府太宗归魂”的故事在唐末已有。另外，他又辑录了从斯坦因处见到的“秋明故事”、“孝子董永故事”和从伯希和处获得的“伍子胥的故事”等，并初步论证其源流和文学史影响。王国维根据这些材料写成《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一文，刊于1920年《东方杂志》17卷9期。而王国维的这篇论文，是当时国内第一篇言及敦煌文学资料与中国文学发展关系的论文。国内学者因为条件限制，一直要到20世纪30年代王重民先生将部分敦煌文献材料拍摄后带回国内，才能根据材料来研究（注：参见严绍
著《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89-193页。）。所以，通过与国外学术界，特别是同行学者的直接交流，促进了20世纪初中国学术的发展。
四
20世纪初的中国文学研究，在原有的传统研究领域，特别是诗学、词学、文论方面，尽管没有像小说研究等俗文学研究领域那样表现出蓬勃发展的强劲势头，但因为传统积累的深厚，所以，依然还是有不少名家名作问世。
在诗学方面，陈衍的《石遗室诗话》较有影响。陈衍标举“三元”说，认为“诗莫盛于三元，上元开元，中元元和，下元元祐也”（注：钱仲联编校：《陈衍诗论合集》上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页。）。所谓“三元”，其实就是杜甫、韩愈和黄庭坚代表的三个时期。陈衍反对“专宗盛唐”的诗风，认为“若墨守旧说，唐以后之书不读，有日蹙国百里而已”（注：钱钟联编校：《陈衍诗论合集》上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9年版，第9页。）。他主张“学人之言与诗人之言合”，诗人应该有深厚的修养，反对“诗有别才，非关学也”的说法（注：陈衍：《瘿庵诗叙》，收入钱仲联编校《陈衍诗论合集》下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57页。）。
在词学上，况周颐的《蕙风词话》影响最大。况周颐论词受常州词派的影响，他说：“作词有三要，曰重、拙、大”，“重者，沉著之谓。在气格，不在字句”（注：参见《蕙风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4页。）。所谓拙，就是纯朴自然的赤子之心，也就是巧之反义。所谓大，是指题材内容上，反对空疏狭窄，艺术格调上反对纤细词风。他还提出“词境”的概念，认为“词境以深静为至”（注：参见《蕙风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24页。）。这与王国维《人间词话》中提出的境界说形成对照。
在文论方面，桐城派的文论较为突出。而桐城派文论中，严复、林纾与姚永朴有代表性。严复在《译天演论例言》中，提出了“信、达、雅”的译事标准。所谓“信”是指翻译要忠实于原文，所谓“达”是要求翻译能够表情达意，所谓“雅”就是文辞典雅。尽管严复自己感到要真正做到“信、达、雅”不易，尽管有学者指出支谦《法句经序》中已包含了严复的“信、达、雅”三字（注：钱锺书：《管锥编》第3册，“全三国文卷七五”，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101页。），但这一译事标准通过严复的提出在20世纪还是影响深远。林纾在清末民初的文坛以翻译外国小说而闻名，但他同时也是桐城派古文的卫道者。文论收入《畏庐文集》、《畏庐续集》、《畏庐三集》，专著有《韩柳文研究法》、《春觉斋论文》和《文微》。他论文讲究桐城派标举的文章“义法”，认为“先义理而后言词，义理醇正，则立言必有可传”（注：转引自黄霖《近代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24页。）。有研究者认为林纾的《春觉斋论文》和《文微》“可谓中国最为系统、全面的古文艺术论的著作”（注：转引自黄霖《近代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26页。）。姚永朴是桐城派桃门四弟子之一姚莹的孙子。曾任京师大学堂教授，有《文学研究法》为代表作。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记该书“凡二十五篇；每成一篇，辄为诸弟子诵说，危坐移时，神采奕奕，恒至日昃忘倦；仆御环听户外，若有会心者，其发凡起列，盖仿之刘勰《文心雕龙》；而自上古有书契以来，论文要旨，略备于是焉”（注：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钱基博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12页。）。
与那些囿于传统观念的诗论、词论和文论相对照，像梁启超的《饮冰室诗话》、周树人的《摩罗诗力说》、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章太炎的《革命军序》有突破传统的新格局和新眼光。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鼓吹“诗界革命”，主张新意境、新语句、古风格三长兼备。梁启超在诗论上，较偏重思想革命，而对艺术格式，还是希望保持传统诗歌的相对稳定性，也就是他所说的“旧风格”。与他相对照，周树人的《摩罗诗力说》，在诗学理论上有新进展。《摩罗诗力说》以一种革命的姿态，彻底摒弃各种传统没落的颓靡文风，标举刚健雄壮健康向上的文学。它不仅要求文学创作的精神是新的，作品的格式也应是新的，有所谓“别求新声于异邦”的积极开拓的眼光和胸怀。这与那种“旧风格含新意境”的改良派诗论的确有根本区别。
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将传统的词学赋予了新的现代的意义。《人间词话》最重要的贡献，不外乎人们经常提到的三个方面：一是“境界说”；二是“写境”、“造境”与对应的理想派、写实派之分；三是艺术风格上“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的区分。这些论述之所以有别于同时代之处，就在于王国维思考问题的着眼点不像梁启超等仅仅从文学有益于社会改良、能够开启民智等文学的社会功能来论述问题，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对词的把握，是从文学的审美基本特征入手来思考问题的。他自觉意识到文学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贵具体”，而这种具体又不是停留在一人之私己意义上的具体，而是要能够书写“人类全体之性质”的共同人性。而且，王国维对词的论述，不是停留在对个别文体的一般阐述上，而是以词作为论述的切入对象，从文学审美特征（有境界）、审美形态差异（造境、写境）、艺术风格（有我之境、无我之境）到作家创作心理（能入、能出）等，较为全面地思考了文学理论问题，代表了当时文学理论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另外，王国维论词，摆脱了中国传统文人狭隘的门户之见，他不管浙派还是常州词派的既定说法，一切都按照自己对文学的理解，给予重新论述。他也吸收了西方哲学的观点，注意到作家创作的心理特点，而不是照传统研究的溯源的办法，来解释作家创作现象。所以，王国维论词较之传统文人的词论在学术上有别开洞天的新境界和新进展。
章太炎本人是古文大家，就个人趣味言，更喜欢魏晋文章。但在风起云涌的大变革时代，他意识到文章需应时而动，不能局限在那种“郁郁乎文哉”的传统文人的口味中。1903年在为邹容《革命军》一书作序时，章太炎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余曰：凡事之败，在有其唱者而莫与为和，其攻击者且千百辈，故仇敌之空言，足以堕吾实事。……洪氏之败，不尽由计划失所，正以空言足以为难耳。”“今者，风俗丑味少变更矣。然其痛心疾首，恳恳必以逐满为职志者，虑不数人。数人者，文墨议论又往往务为蕴藉，不欲以跳踉博跃言之，虽余亦不免是也。嗟乎！世皆嚚昧而不知话言，主义讽切，勿为动容，不震以雷霆之声，其能化者几何？异时义师再举，其众口之不俚，即已可知矣”（注：章太炎：《序革命军》，收入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93-294页。）。章太炎肯定邹容《革命军》“壹以叫咷恣言，发其惭恚”，“以是为义师先声，庶几民无异志，而材士亦知所返乎！若夫屠沽负贩之徒，利其径直易知，而能恢发智识，则其所化远矣！”（注：章太炎：《序革命军》，收入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94页。）他反对传统文人以“不文”为借口，诋毁这类“雷霆之声”的革命文字的做法。认为“径直易知”或“不文”正是当下宣传文章所缺少的气势。
五
在清末民初的文学研究中，文学史研究是整个中国文学研究迈向现代化过程中最为坚实的基础之一。“文学史”这种研究体例最早产生在西方。后通过日本传入中国。1900年张百熙仿照日本学制，制定了《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设政治、文学、格致、农业、工艺、商务和医术7科，其中文学史为文学一科中的必授课目（注：张百熙：《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参见陈元晖主编，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35页。）。国内吸收西方文学史编撰体例来进行文学史写作的最初尝试，是1904年前后林传甲和黄人各自开始撰写的《中国文学史》。对照这两本《中国文学史》，除了在编撰体例上明显受到日本学者编写的《支那文学史》的影响痕迹外（注：有关20世纪初中国文学史写作体例的外来影响问题，可参考郭延礼《19世纪末20世纪初东西洋〈中国文学史〉的撰写》，刊《中华读书报》2001年9月19日第22版；戴燕：《也说说东洋早期出版的〈中国文学史〉》，刊《中华读书报》2001年11月7日第23版。），各自又有自己的特点。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分16篇，每篇18章，全书共计7万字。前6篇为总论性质；第7至14篇为全书的核心，具体论述“群经文体”、“周秦传记杂史文体”、“唐宋至今文体”。最后两篇是“骈散古合今分之间”、“骈文分汉魏、六朝、唐、宋四体”。在文学观念上，林传甲还是尊崇传统，对小说、戏曲等文学作品评价很低。相比之下，黄人的《中国文学史》在观念上要开放得多，在文学史观上，探讨了“历史文学与文学史”以及“中西文学与文学史”，在对待小说等俗文学作品时，破除传统文人的偏见，给予小说以很高的评价。黄人的《中国文学史》共29册，有170余万字。全书分总论、略论、文学的种类以及分论四大部分。钱仲联在《辛亥革命时期的进步文学家黄人》一文中评价该书“是我国自有文学史以来，第一部空前的巨制，至今还没有出现同样数量的大帙。该书论述，从语言结绳图画音韵而有文字，从文字而有文学金石学韵学小学美术之类，从文字肇始以至于‘极盛时代’、‘华离时代’，无所不详”（注：钱仲联：《辛亥革命时期的进步文学家黄人》，参见时萌编著《曾朴及虞山作家群》，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276页。）。
在文学史的断代史研究上，刘师培的研究最为突出，1917年北京大学印行的《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是他的代表作，而作者对中国文学史的基本看法和基本观点在此前的一系列文章中已有所表述。如在《国粹学报》上刊发的《文章原始》、《论文杂记》、《文说》、《文章学史序》、《南北文学不同论》、《论近世文学之变迁》、《中国美术学变迁论》等文章中，就文学史分期、文学的地域分布、中古与近世文学的流变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文章原始》中，他将中国文学发展分为9个阶段，即上古、中古、东周、西汉、“东京以降”、魏晋六朝、唐代、明代以降以及近代。每一发展阶段，文学风气和文体上都有自己的特征。如东周时期，“直言者谓之言，论难者谓之语，修词者为之文”。西汉时期，“文区二体：赋、颂、箴、铭，源出于文者也；论、辩、书、疏，源出于语者也”。“东京以降，论辩书疏诸作，亦杂用排体，易于为文”。汉魏六朝，“崇尚排偶，而文与笔分”。唐代，“韩柳嗣兴，始以单行易排偶”。“明代以降，士学空疏，以六朝之前为骈体，以昌黎之辈为古文”，“近代文学之士，谓天下文章莫大于桐城，……则以经为文，以子史为文”（注：转引自黄霖《近代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787-788页。）。在《南北文学不同论》中，刘师培对文学风格与地域环境的关系有所论述。他认为“南方之文亦与北方之文迥别。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间，多尚虚无。民尚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注：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参见劳舒编、雪克校《刘师培学术论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62页。）。这是继刘勰《文心雕龙》后，对文学风格与地域环境问题所进行的最为深入的论述。刘师培本人对汉魏六朝中古文学和明末以来的近代文学很有兴趣。前者以1917年出版的原印本《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最集中，后者有《论近世文学之变迁》等论文。特别是后者，刘师培强调不能将文学创作与学术文章、实用文体混为一谈。他推崇六朝文学，在清代作家中，肯定汪中文章“字斟句酌，间逞姿媚，然修短合度，动中自然，秀气灵襟，超轶尘
，于六朝之文，得其神理”（注：刘师培：《论近世文学之变迁》，参见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428页。）。对常州学派和桐城文派的创作，均有批判，显示出刘师培在文学史梳理过程中，坚持文学独立的价值立场，这也是较有现代意义的文学价值观。
文体演变历史的梳理和总结，是20世纪初中国文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体演变历史的研究中，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和吴梅的《顾曲尘谈》、《中国戏曲概论》最有影响。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除确立了戏曲研究的现代学术品位之外，至少还有四方面的学术贡献：第一，是对戏曲史料的搜集、整理以及考辨。王国维的治学特点之一，就是非常重视史料。在《宋元戏曲史》之前，他已完成了《曲录》、《戏曲考原》、《优语录》、《宋大曲考》、《录曲余谈》、《录鬼簿校注》、《古剧角色考》等著作。这些先期的著作，对中国古代戏曲的渊源、流变、曲目、作家作品、角色名称以及历史上的评价等，作了多方面的史料考证。而《宋元戏曲史》则是在此基础上，以宋元戏曲为具体研究对象，较为完整全面地阐述了王国维对中国戏剧艺术的起源、特征及文学成就的看法。第二，在《宋元戏曲史》中凸现进化论的文学史观。王国维标举“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注：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序》，参见姚淦铭、王燕编《王国维文集》第1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307页。）。肯定宋元戏曲的文学史地位，将它与楚辞、汉赋、六朝文、唐诗、宋词等传统文学并举，突破了传统文论的狭隘观念。第三，强调“境界说”。在1908年发表的《人间词话》中，王国维阐述了“境界说”。在《宋元戏曲史》中，他将这一论说贯穿到对元杂剧的分析、评价上：“元剧最佳之处，不在其思想结构，而在其文章。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何以谓之有意境？曰：写情则沁人心脾，写境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注：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序》，参见姚淦铭、王燕编《王国维文集》第1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309页。）第四，注重文学语言的创新。他认为“古代文学之形容事物也，率用古语，其用俗语者绝无。又所用之字数亦不甚多。独元曲以许用衬字故，故辄以许多俗语或以自然之声音形容之。此自古文学上所未有也”（注：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序》，参见姚淦铭、王燕编《王国维文集》第1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391-392页。）。假如将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当中的诸多观点与随后“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所倡导的白话文学主张相对照，在文学精神上的确有许多相通之处。所以，不少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和参与者对《宋元戏曲史》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注：傅斯年1919年在《新潮》创刊号上发表书评，认为“近年坊间刊刻各种文学史与文学评议之书，独王静厂（庵）《宋元戏曲史》最有价值。……问王君此书何以有价值？则答之曰：中国韵文，莫优于元剧、明曲。然论次之者，皆不学之徒，未能评其文、疏其迹也。王君此书前此别未有作者，当代亦莫之与京：所以托体者贵，因其书贵也。”“书中善言，不遑悉举。姑举数节以见其余，皆极精之言，且具世界眼光者也。”参见《新潮》第1册，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本，第131-133页。）。与王国维的戏曲史研究相比，吴梅的戏曲研究更显出专家之学的特征。吴梅擅长于曲学，但对曲史也有心得。其曲史研究成果主要见诸于《顾曲尘谈》和《中国戏曲概论》。《中国戏曲概论》是1925年吴梅在东南大学任教时完成的，同年10月上海大东书局出版。该书是吴梅曲史研究的主要作品。而《顾曲尘谈》一般被视为曲学理论著作。该书完稿于1913年，次年在《小说月报》刊出，191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顾曲尘谈》分《原曲》、《制曲》、《度曲》和《谈曲》4章，第4章《谈曲》“取元明以来曲家遗事轶闻汇而集之，以为词林之谈屑，而实亦吴骚之掌故也”（注：吴梅：《顾曲尘谈·中国戏曲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84页。）。作者列举了从元代至清朝诸多曲家曲作，尽管陈述简略，但从元至清戏曲演变，“其源流略可见一斑”（注：吴梅：《顾曲尘谈·中国戏曲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21页。）。
六
从上述罗列的事实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五四”前15年中国文学研究的进展。无论是学风、学术问题，或是研究方法，的确都有别于以往传统研究。如果放在二千多年来整个中国学术演进过程中来审视，这15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它与传统学术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其学术人物和代表性的学术成果主要体现为对传统的总结，——一种终结式的总结。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和逐渐成长之中的现代民族国家的集体认同，这15年渐渐生长出了属于20世纪中国学术自己的话语、问题及把握方式。像梁启超的小说理论，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宋元戏曲史》，刘师培的文学史观，周树人的诗论等，更多的是体现了20世纪学人的视野及关注的问题。正是有了这15年开创性的学术探索和积累，中国学术才会有“五四”时期那种冲绝网罗的根本性突破。从这一意义上讲，20世纪初的15年，是中国文学研究实现现代转型的拓荒期。它对问题的提问和把握，可能显得稚嫩和简单，但其学术影响却长留在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领域。
收稿日期：2003-0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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