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穷感”对个体生存策略和风险决策的影响
文/孙时进 徐斐
引言
早在18世纪，数学家Daniel Bernoulli就指出，金钱对个人的主观效能是因人而异的。人们的消费行为并不完全反映其经济状况，例如，有些人不缺钱却在生活上过度节俭。某些贪官虽然贪污了巨额财富，却十分吝啬。他们大肆敛财是为了获得“安全感”。由于安全感的建立与童年经历关系密切，成长于不同经济条件下的个体，对于金钱的认知和情感是否存在差异，面临风险情境时的选择是否会有所不同？这些都是值得探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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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关于金钱的认知和情绪上的差异影响风险决策。例如，前景理论认为，决策者之间存在显著的个体差异导致不同的个体在面对相同情境的风险决策时，表现出不同的风险态度。禀赋效应说明，个体会认为自己所拥有的物品价值比较自己不拥有的相同物品的价值更高。由于所属性质的不同，个体对于相同物品的情绪反应不同，从而对决策行为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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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有关金钱的认知和情绪很可能影响个体的风险决策行为，作者力图寻找一个准确的、综合性的概念加以描述和测量。纵观以往研究可以发现，已有的诸多相关概念和理论都无法满足我们研究的需求。作者尝试将这一综合性的心理因素归纳为“心理贫穷感”或“贫穷感”。
Herbert A. Simon提出“有限理性”，认为由于人们认知存在局限，又或者是情绪因素的影响，个体在进行风险决策时，采取一种简单快速的决策过程，而无法做到完全理性。有众多研究者在“有限理性”的基础上，提出了用来描述和解释个体决策过程的模型。其中“齐当别”模型得到学界比较多的认可和关注。
贫穷感的概念提出
“齐当别”模型可以很好地解释贫穷感高的个体在面对与金钱相关的风险决策时的决策过程。Li提出的“齐当别”假设模型认为，个体首先会将各个备择选项的信息划分为不同的维度进行比较。差别较小的维度会被“齐同”掉，而差别较大的维度则会被保留。最终决策者根据差别较大的维度信息选出满意的备择方案。不同的个体所关注的维度，以及对于维度差异大小的判断，是因人而异的。对于贫穷感高的个体，很可能更易被备择方案中的金额维度所吸引，而对于概率维度的差异不敏感。最终表现为，更倾向于选择不确定的冒险方案，即便当不确定的备择方案的效用值，已经大大低于确定备择方案的效用值时，个体依然表现出风险偏好。
生命史理论认为繁衍策略是一个以“快策略”和“慢策略”为两级的连续谱系。童年社会经济地位较好的个体由于成长环境的资源较充足且更加安定，容易形成慢策略；而童年期社会经济地位较差的个体由于成长环境的资源匮乏且不太安定，容易形成快策略。快策略的一端，个体更早地性成熟，更早地发生性行为，有更多的性伴侣，以及生育更多子女。慢策略的一端，个体更注重身体培养和技能发展，较迟开始性行为，更注重后代的质量而非数量。个体为适应环境做出“最佳”策略，并将基因成功地遗传下去。无论是快策略还是慢策略都具有积极的进化意义。研究发现，快策略的个体，面对风险时的选择更加激进；慢策略的个体，面对风险时的选择更加谨慎。童年经历与成年后个体的风险决策风格似乎息息相关。
Maslow需求层次理论认为，如果想要理解为何某些人会如此行事，就必须知道个体的目标和需求。Maslow将高级和低级动力的不同归纳为五个需求层次。他认为，首先人们要满足自身的生理需求，紧接着是安全需求，然后是归属或者爱的需求。当这些需求都得到满足，他们会集中满足获得尊重的需求，最后，是自我实现。但如果一个人的低级需求没有得到满足，那么这项需求就会占据主导地位。
Alfred Adler认为，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自卑感，这可能源自早年较差的生活环境、生理上的缺陷或者技能上的低下。由于自卑感的存在，驱动个体采取行动对弱势的方面进行提高，或者发展另一方面的优势以弥补缺憾，最终消除自卑，达到一种平衡。这也叫做“心理补偿”。所谓“过度补偿”就是个体所采取的补偿行为已经超出了所需要解决的情境的要求，是一种过度的补偿行为。积极心理学者认为，个体通过补偿行为提升了整体能力水平，是具有正面适应意义的行为。大多数的补偿行为一开始是有意识的，但随着进一步的发展，有意识的补偿行为渐渐转化为无意识的自动化行为。
为进一步维护人民的生命安全与饮食健康，2009年2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并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同年6月1日起施行。直至2013年，实施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启动修订。随后，最新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于2015年4月24日修订通过，共十章，共计154条，并于同年10月1日起施行。
以往概念的辨析
纵观以往相关概念和理论，尚未发现用于准确描述和测量个体与金钱有关的认知和情绪差异的专有词汇。
心理资源是积极心理学领域的热门研究课题。Hobfoll认为，所谓心理资源既包括人们内心重视的事物，例如健康，也包括达到目标所需要的事物，例如社会支持。Baumeister，Muraven，&Tice认为，心理资源是一个能量池，人们通过消耗心理资源来达到自我控制。当心理资源不足时，人们的自控能力也会下降。心理资源的操作化定义非常多样。Finkelstein，Kubzansky，Capitman，&Goodman采用乐观来操作化心理资源。Saphire-Bernstein，Way，Kim，Sherman，&Taylor则采用乐观、自主和自尊操作化心理资源。本研究无法参考积极心理学的研究范式。
早在20世纪40年代,Queney(1948)、Scorer(1949)和Scorer and Klieforth(1959)就从线性化的大气运动方程组出发,分别建立了二维条件下单层和二层的大气背风波的理论模型及其存在条件。Lyra(1943)从流体力学角度在一定的假设条件下试图找到过山气流的解析解。叶笃正(1956)在50年代对背风波理论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巢纪平等(1964)以两层密度不同的流体模式为基础,讨论小地形对气流的影响,研究了背风面“气压跳跃”的形成过程。这些都是对背风波比较早期的研究,但其影响却是极其深远的。
心理资本获得积极组织行为学领域的广泛关注。Luthans，Avolio，Avey，&Norman认为，“心理资本”包括自我效能感、乐观、希望和韧性四个要素。研究发现，心理资本可以积极影响工作绩效、工作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心理资本的提高有利于缓解抑郁症状和焦虑症状。本研究也无法参考积极组织行为学的研究范式。
土壤样品测定：pH值采用电位法，碱解氮采用碱解扩散法，速效钾用1 mol/L乙酸铵浸提、火焰光度法，有效磷采用0.5 mol/L碳酸氢钠浸提、分光光度计法，有机质采用高温外热重铬酸钾氧化-容量法。
我们提出“贫穷感”这一综合性的概念，主要用以描述我们研究中的个体与金钱相关的认知和情绪上的差异。
主观贫困不适用于研究个体与金钱相关的认知和情绪差异。主观贫困是个体对于自身是否处于贫困状态的主观评价。VanPraag，Goedhart，&Kapteyn采用基于最低收入的主观贫困线进行研究。由于主观贫困操作化困难，主观贫困线的测量依然依托收入或消费的单一维度展开。研究者们都从社会学和心理学领域借鉴生活满意度来进行间接的研究，例如，Rojas则通过主观生活领域满意度对主观感受贫困进行实证研究。
稀缺理论提供了一种解释。Mani，Mullainathan，Shafir，&Zhao提出贫穷有碍认知功能。Sendhil Mullainathan & Eldar Shafir认为，稀缺会俘获人们的注意力，占用认知带宽，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使得个体变得短视而无法做出长期有利的决策。稀缺理论解释了贫穷对于个体的负面影响，并为扶贫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本研究依然需要具体的操作化定义、测量工具来比较个体之间的差异。
金钱态度的范畴比较本研究的范畴更大。Yamauchi &Templer用四个维度来描述个体对于金钱的价值及重要性的不同态度和信念。“权力-声望”维度代表个体利用金钱来影响他人；“维持-保留”维度代表个体具有谨慎的财务计划；“不信任”维度代表个体对于带有金钱的情境表现出犹豫、怀疑；“焦虑”维度代表个体视金钱为焦虑的来源。Furnham将金钱态度拓展为六个维度。Lim & Teo继续将金钱态度的维度发展为八个。金钱态度的内涵涉及甚广，包含较多的行为指标，例如个体如何做财务计划等。贫穷感可能作为更深层次的心理根源，解释部分金钱态度的表现。
物质主义的范畴比较本研究的范畴更大。Belk等人认为，物质主义是一种人格特质的集合。Kasser & Ryan则根据自我决定理论，认为物质主义属于一种外在目标定向。Richins & Dawson所界定的内涵包含三个维度，为大部分研究者所采用，即以物质追求作为生活的中心、以物质财富来界定成功和以物质追求来实现幸福感。物质主义在行为表现上强调对于物质的占有和炫耀消费，追求物质享受的生活方式。贫穷感较高可能会导致吝啬鬼式的或者是冒险家式的物质主义行为。
Bowlby早就指出，对环境的安全感需要从童年开始建立。若个体没有建立起安全感，那么极有可能形成一种不安全的心理加工模式，并长期影响他们社会行为的各个方面。为了平衡内心的不安全感，个体会采取补偿的心理防御机制，甚至会过度防御与补偿。随着防御与补偿行为的展开和进行，它们逐渐转化成为个体无意识的自动化行为，甚至延续到成年时期。这就是贫穷感形成、发展和影响个体行为决策的内部机制。
精神贫困不适用于研究个体与金钱相关的认知和情绪差异。2000年以来，余德华等众多国内学者提出精神贫困，认为精神贫困是一种心理障碍的表现形式。处于贫困中的个体，会表现出一系列个性特征或心理健康上的负性变化，例如自我封闭、自卑等。国外有很多学者从事贫困心理学的研究，关注贫困对于人们心理的影响。还有学者致力于开发干预手段对于贫困人口进行精神扶贫。其研究焦点主要围绕贫困人群的心理健康问题。
讨论
（一）贫穷感的心理加工机制
贫穷感是个体相对稳定的内心感受。贫穷感会造成一种主观偏差，个体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感受到似乎身处贫穷环境的感觉。个体会过分夸大金钱的效用，对于自己身处的环境和经济条件感受到不满足，抱有负面的认知和情绪。个体内心持续体验到一种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很可能形成于童年时期，并延续至成年时期。对于未来，个体也体验到一种强烈的焦虑感。为了平衡这种不舒适的心理感受，个体寻求心理补偿。这种补偿的心理加工模式不断重复，最终可能发展成为一种无意识的自动反应模式，产生过度补偿。个体可能会通过不断地、更多地占有金钱平衡内心的不安全感和焦虑感。个体对于失去金钱强烈的体会到厌恶感，对于获取金钱强烈的感受到不满足感，对于金钱高度关注。不安全感、焦虑感、厌恶感、不满足感和金钱关注是贫穷感的五个维度，它们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继而影响个体的风险决策。也就是说，为了占有金钱，即避免失去金钱或追求获取更多金钱而甘冒风险。
（二）贫穷感与风险决策
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强调个体的认知和情绪对于风险决策的影响。Kermer，Driver-Linn，Wilson，& Gilbert发现，如果人们对将要失去的物品具有较强的情感依恋，那么为了避免失去或损失带来的负面的情绪反应，人们将更倾向于避免失去或损失。贫穷感高的个体对损失的心理权重很可能大于贫穷感低的个体对于损失的心理权重。又或者，贫穷感高的个体对于金钱有更强烈的情感依恋。他们对于失去或损失金钱，感到强烈厌恶，而具有更高的损失厌恶水平。风险决策还会受到潜意识的影响，决策者对选择会产生某种敏感反应。贫穷感高的个体可能对于金钱的情绪反应更加敏感，对于金钱感受到焦虑，对于失去金钱感受到厌恶，以及对于金钱感受到不满足感。这些负性情绪反应都促使个体更积极地追求获取金钱，或者更谨慎地避免失去金钱。贫穷感高的个体在跨期决策中，为更快获得金钱，可能更倾向于选择“较快的小收益”。也有可能，贫穷感高的个体对于金钱强烈的情感依恋，对于失去或损失金钱的厌恶，以及对于金钱的不满足感，促使他们更愿意等待，而选择“较迟的大收益”。
（三）“齐当别”模型的解释
近年来，政府已经习惯把宏观政策当成了结构改革的手段，这不仅造成结构改革没有实质性进展，同时加剧了市场波动，尤其是波动又造成实体经济的破坏。我们经过改革开放40年，很多改革确实到了深水区，不容易改。相比之下，宏观调控就相对容易执行和见效，毕竟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可控性非常高，中央政府也容易管。但是作为经济的最终掌控者，政府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而不是将引导经济发展的责任推给货币和财政政策。对此，政府应大力加强行政体制改革，深化精简放权，深入放管服改革，提供有力政策支持。对实体经济的发展提供更加宽松的社会环境。同时，进一步减轻企业税费负担，细化和增加抵扣条目，让实体经济轻装上阵，放开手脚参与竞争。
“贫穷感”用以描述个体与金钱相关的认知和情绪上的差异。贫穷感高的个体会对环境感到不安全，对金钱和未来感到焦虑，对失去或损失金钱感到厌恶，对金钱感到不满足，以及对于金钱高度关注。“贫穷感”建立于生命史理论、Maslow需求层次理论和过度补偿理论等三大理论基础之上。
展望
认知和情绪影响个体的风险决策。已有概念对于描述个人与金钱有关的认知和情绪上的差异存在不足。“贫穷感”这一综合性概念的提出，可以满足这一要求。在未来，我们将进行以下几个方面的探索。
（一）编制信度效度较好的贫穷感量表
通过德尔菲法，由心理学相关领域的专家，共同明确界定贫穷感的概念和细分维度，在此基础上编制初步的问卷，诸如：“即使我拥有花不完的钱，还是觉得担心”，“当我占小便宜时会感到格外地满足”等。
（二）贫穷感的影响因素
例如，基于生命史理论，个体的童年社会经济地位与成年后贫穷感之间很可能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前人研究中较多采用以下问题来测量童年社会经济地位，如“童年时家庭有足够多的钱来满足各种需求”和“童年时，父母在当地有较高的社会地位”等。采用7级Likert评分，从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自评。被调查对象的总分越高，表明其童年社会经济地位越是优越。
孙叔宝：对全球农业而言，可持续发展仍然面临着诸多重大挑战，不断变化的气候，有限的自然资源和不断增长的人口。在我国，农业生产和粮食丰收仍然不稳固，还受制于消费升级、高质量发展，供给侧改革的深刻影响。
（三）贫穷感与生命史策略之间的关系
Mini-K量表目前是最常使用的生命史策略量表之一。该量表不设常模，根据20个心理行为指标来评定个体在快、慢策略连续谱系上的相对位置。采用7级Likert评分，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自评。被试得分越高表示其越倾向于采用慢策略。很可能，贫穷感高的个体更倾向于快策略，而贫穷感低的个体更倾向于慢策略。
（四）贫穷感与风险决策
第一，风险偏好水平。预期贫穷感越高的个体，其风险偏好水平越高。Hsee & Weber开发风险偏好水平问卷来测量个体在风险偏好水平上的差异。第二，损失厌恶。预期贫穷感高的个体，更倾向于损失厌恶。贫穷感高的个体对损失的心理权重很可能大于贫穷感低的个体对于损失的心理权重。他们对于失去或损失金钱感到强烈厌恶。第三，跨期决策。贫穷感高的个体在跨期决策中，可能为更快获得金钱而倾向于选择“较快的小收益”；也可能，由于对金钱的强烈情感依恋，而愿意花时间等待“较迟的大收益”。第四，社会比较。贫穷感高的个体对于金钱高度关注、感到不满足。预期贫穷感高的个体更倾向于上行社会比较。
这些研究成果具有较大的理论价值与实践价值。首先，“贫穷感”概念能比较全面地代表个体与金钱相关的认知和情绪上的差异。据此编制出可行的量表，增加个体差异的测量工具。其次，揭示成长的经济条件对个体的贫穷感的影响，并探索贫穷感与生存策略之间的关系，将丰富进化心理学的理论。再次，聚焦个体差异与风险态度的联系，预期不同心理贫穷感的个体在风险偏好上也有所不同，这符合决策研究的新趋势。
【孙时进系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徐斐系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博士生；摘自《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该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不同成长个体的心理贫穷感与生命史策略、风险偏好的关系研究”（16BSH90）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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