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诗的“多事之秋”：世纪末的论争和分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先锋论文,多事之秋论文,世纪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09 [文献标识码]A
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时空内，走向边缘化的诗神大面积失宠，日渐萎靡。可临近世纪末，她却仿佛像打了一针强心剂，活跃异常，行情看涨，牵引了众多受众的目光。是诗歌创作本身获得了质的飞跃和提升，还是被誉为诗国的读者又回归了喜爱诗歌的传统，或者是逐渐向理想境地位移的生活使诗歌拥有了更多存在的可能?回答是非也。世纪末诗歌突然升温恐怕与上述的一切都构不成必然关联，却和“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阵营论争等诗歌“事件”有着扯不清的千丝万缕的干系，人们更多关心的不是诗歌发展品位等实质性的东西，而是谁和谁闹矛盾、谁和谁又“打仗”了的鸡零狗碎的小事 情，流于谈资化浮表化。这种“事件”大于“文本”的诗歌时代说起来总难免让人有些 悲哀。
一、“盘峰论剑”及其余波
1999年4月16至18日，由北京市作家协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代室、《北京文学》杂志社和《诗探索》编辑部联合举办的“世纪之交：中国诗歌创作态势与理论建设研讨会”，在北京平谷县的“盘峰宾馆”召开。按理，这个距“南宁会议”和朦胧诗首次发表二十周年之际、带有清理和象征意义的会议，应该开得祥和庄重；可出乎人们意料的却是它引爆了埋在一些诗人心中的“定时炸弹”，把诗坛衍化成唇枪舌剑、硝烟弥漫的战场。此后中国先锋诗歌版图上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两分天下，官司纠纷旷日连绵。
会上，论战营垒分明，知识分子写作一方由西川、王家新、唐晓渡、程光炜、臧棣、陈超、孙文波领衔，民间写作一方有于坚、伊沙、沈奇、杨克、徐江等大将披挂上阵。双方在诗歌现状、日常经验、话语资源、知识话语和诗学立场等问题上都各执一词，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论争。中间虽然有一些批评家用心良苦地阐释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 的共同互补性，如陈仲义认为强调批判性立场、文本接近智性的知识分子写作，和强调 平民立场、文本接近口语的民间写作各有短长，前者强调原创和立足生活的原生态写真 ，但要警惕炮制口语，后者讲究品位但应防止完全走向学院书斋和西方的弱化，修辞至 上，语言艰涩；张清华认为知识分子的非体制性和民间的概念很接近，强调活力倾向消 解的民间写作和强调高度倾向解构的知识分子写作不是对立的，二者该优势互补。可惜 这种冷静客观而辩证的意见，被作为焦点的民间写作和知识分子写作的论争声浪所淹没 ，没引起人们的充分注意和足够重视。
在评估当下诗歌现状时民间写作阵营多有不满和批评。徐江说目前诗歌正在日益书斋 化，语言的原创性匮乏，远离了生活和读者；伊沙感叹有些诗人诗集像造密码，“不说 人话”；于坚断言诗歌已经衰落，但衰落的不是诗歌本身而是那些伪诗人，真正的好诗 在民间。知识分子写作阵营则不以为然，指认对方不该抽象地责难诗歌远离生活和现实 ，唐晓渡进而提出诗界总有不断变换面孔的新“权威”动不动就以“人民”和“生活” 的界说压制别人，究竟是谁赋予了他这种权力?陈超主张评价当下诗歌该从兼容并蓄的 标准出发，讲多元性，言外之意暗说民间写作阵营眼光过于狭窄。在诗学主张和写作立 场上双方的分歧更大。民间写作成员集中攻击以知识为依据、以翻译诗为写作资源的知 识分子写作的虚妄性，倡导和日常生活语境关联的原创的富有活力的口语创作。于坚信 守诗人应该关心大地、环境和日常生活、在母语的光耀下写作的观念，对那些脱离具体 现实去写巨型主题者和十年重复无新意的知识分子写作神话提出了质疑；沈奇非难知识 分子写作理论上的贵族化心态，文本让人“头晕”；伊沙和徐江认为诗歌在市场经济时 代不要死抱矜持不放，而应谋求生存之道，甚至可以走中型的“炒作”之路。面对民间 写作阵营的频频发难，知识分子写作成员仍然坚执地为自己写作的优越性辩护。王家新 从别人对他写“流亡诗”不够鲜活的批评说开去，追问知识分子写作何罪之有?并列举 大量创作史实证明诗人没必要完全和时代一致，因为一切伟大的诗人不是由一致感而恰 恰是错位感所造就，在他看来那种写日常生活、讲究“炒作”的主张无疑将诗人降低到 了和“生活的美容师”一样的水准，充其量只是消费时代的弄臣；西渡高扬知识是人类 前进动力的认识，以为反对借鉴西方资源不过是强词夺理；孙文波谈到知识分子写作概 念是相对的，同属知识分子的李白和杜甫在知识系统里李白却更高一些，在全球化时代 资源共生已成趋势，任何写作者都无法回避西方的文化和精神资源[1]。“盘峰诗会” 中论争两翼对对方质疑发难和为自己辩护的反批评，把民间写作和知识分子写作的矛盾 激发到了白热化程度，但基本上还是在学理层面进行，多数诗人的涵养有加使两个阵营 间还不时“友好”地说笑，气氛活跃。可是徐江那句“你们要手淫，也呆在自己家里， 为什么要跑到大街上呢?”的指责撒野、王家新的“《年鉴》是个阴谋，《算帐》要搞 运动”的无端上纲，唐晓渡对于坚与他交往中隐私性事件的当众“揭穿”，类似的连连 怪招也使双方风度锐减，大大迭份，贻笑大方同时令人惊讶尴尬不已：这还是诗人之举 吗?
1999年11月12至14日，《诗探索》编辑部又和《中国新诗年鉴》编委会联合在北京郊区的龙脉温泉宾馆主办了龙脉诗会，知识分子写作阵营出于“抗议”的集体“缺席”，使民间写作的诗人顿感失去对手的“无边的空虚”。会上虽然有孟繁华对民间立场和知识分子写作对立的“伪问题”的甄别，有吴思敬对90年代诗歌圣化、俗化两种倾向的精彩描述，有徐敬亚的诗人“冲动”感的呼唤和车前子、莫非等光头“另类写作者”的“特立独行”；但构成热点的依旧是盘峰论争的话题。在“反方不在场”的情境下，民间立场的诗人仍然继续审判驳难知识分子写作。于坚偏偏它写作靠知识而不是对生命的体验和感受；伊沙干脆挑明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的论争不是先锋诗歌内部的论争，因为和朦胧诗传统相去甚远的知识分子写作根本就不是先锋，他们所谓的叙事属于臆想的、做作的、古典主义的小儿科，既少细节发现，也不漂亮；沈浩波指出西川强调圣化超越追求思考深度，但思考沉不下去时就模糊不清，王家新的诗有“尖叫式的伪沉痛”， 多数知识分子写作的诗人是技术主义者，他们的诗里找不到鲜活的日常生活场景；谢有 顺认为某些文学史将王家新列为专章是缺乏基本判断力的表现[2]。
盘峰诗会尤其是龙脉诗会后，好不容易从恶斗中退出来的诗人们，以为能安心地写诗作文了；可没想到一向好战的伊沙在盘峰诗会后马上炮制《世纪末：诗人为何要打仗》电传各地，于坚迅速发表《真相大白》，继续和先后在《中国新诗年鉴》、《中国诗年选》、《文友》等书刊上发文的韩东、谢有顺、沈奇、沈浩波一道征讨知识分子写作。被“激怒”的王家新、唐晓渡、程光炜们于是也“礼尚往来”，自1999年起每年一本地连续出版《语言：形式的命名——中国诗歌评论》(1999年)、《中国诗歌：九十年代备忘录》(2000年)、《从最小的可能性开始》(2001年)和《激情与责任》(2002年)等著述，纷纷著文予以“还击”。而《诗探索》、《北京文学》、《南方文坛》、《南方周末》、《中国工商时报》、《文论报》、《诗参考》、《诗文本》、《葵》、《大家》、 《山花》、《广州文艺》、《中国青年报》等报刊又推波助澜，为双方大摆擂台提供场 地。在这场师出无名的恶斗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是“真相”，似乎是哪一方都想把 握、恢复论争历史本质深层的最真实的东西；可是意气用事的对抗态度和扬己抑彼的立 场导致他们往往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对对方的攻讦上，偏离了事实本身；观点也大相径庭 ，势若南北两极。民间写作阵营认为盘峰论争中一个现象十分有趣，“这是一场诗人与 诗评家之间对比悬殊的交锋。与会的不少新潮批评家都站在‘知识分子’写作一边…… 批评‘知识分子写作’的不是批评家，而是一批没有批评家为之摇旗呐喊的诗人。批评 家们不是在为‘知识分子写作’的具体文本辩护，为诗歌辩护，而是在为他们的‘观点 ’辩护。知识分子诗人们也一样，不是为诗辩护，而是在为‘知识分子写作’辩护”[3 ]；何小竹主编、杨黎、韩东、于坚、伊沙为编委的《1999 中国诗年选》是一束“真正 的民间精神之光”，其“选诗标准完全出自‘诗’本身，取消了那些来自文化、传统的 附加于诗歌之上混淆诗歌精神的其他标准”，“对于‘秩序’、‘权威’、‘辈分’等 的粉碎则显性地完成了其革命性意义”[4](PP.72-73)，至于知识分子写作则是“伪诗 歌”[5]；《中国诗歌：九十年代备忘录》和《语言：形式的命名——中国诗歌评论》 是王家新、孙文波等买办诗人和假洋鬼子的“自我包装炒作”，是一场蓄意制造的阴谋 ；它们“盗用‘中国诗歌’或‘九十年代’这些宏大的概念，拼命把自己偏爱的存在着 明显弊病和缺陷的诗学主张夸大成整个十年以来现代诗发展的唯一成就，试图以一斑来 代替全豹”[6](p.76)。知识分子写作阵营认为于、伊、谢在谩骂知识分子时玩“能指 和所指”的游戏，他们把知识和知识分子莫名其妙地捆绑在一起，“说到底‘民间’立 场并不存在。与其说有个什么‘民间立场’，还不如说有个‘黑社会立场’”[7]；他 们使用的招数不过是扯起民间写作的大旗，想把知识分子写作灭掉，至少“把谁搅浑” ，抢占天才、原创造力的“高地”或者以政客手段做统一诗坛的“大梦”、以所谓诗歌 生长点的发现“意外地捞一笔”[8]……可见，《真相》(于坚)、《附庸风雅的时代》( 韩东)、《究竟是谁疯了》(伊沙)、《内在的诗歌真相》(谢有顺)、《致谢有顺君的公 开信》(唐晓渡)、《思考比谩骂更重要》(西川)、《也谈“真相”》(王家新)等“捣蛋 ”的文章，使本已十分剧烈的矛盾事态进一步深化、激化、恶化，使诗坛被拖入无止无 休的“战火”中无法自拔。
当初在盘峰诗会上，刘福春先生曾经说先锋诗歌内部的分化还不够，“也许过几年伊沙与于坚就会分道扬镳，虽然他们现在还观点一致”[1]，事实果真让他不幸而言中。和知识分子写作阵营的相对稳定不同，民间写作内部自2000年起就闹起了分裂。先是“年选”与“年鉴”之争。原“非非”的何小竹与杨黎，作为主持人希望把民间诗年编《1999 中国诗年选》编成带有一定美学倾向的类型诗选而非包容性选本，这种纯粹化的 编选原则和求全面、平和“年鉴”虽然可以互补但已有某些不同；而“年选”策划人之 一的韩东(曾是“年鉴”编委)因在编辑方针上和“年鉴”的出资人杨茂东、主编杨克相 左，进而在“年选”代序《论民间》中有所指地提出“伪民间”概念，将沈浩波等民间 力量贬斥为“伪民间”，挑起了“年选”集团与“年鉴”集团的矛盾纷争，这也为后来 的“韩(东)沈(浩波)之争”打下了伏笔。次有“衡山诗会”上沈浩波对民间诗坛的瓦解。在2000年秋天这次由民刊《锋刃》主编吕叶等人发起的纯民间阵营的“衡山诗会”上 ，“肇事天才”沈浩波竟将一直对准知识分子写作的枪口转向民间阵营，对自己以前“ 经常推许、提及的”“非非”、“他们”、“莽汉”那些诗人和“八五年一代”诗人“ 包括于坚、韩东，包括杨黎、何小竹，包括后来称之为泛口语写作的徐江、侯马、阿坚 、贾薇、宋晓贤”即兴扫射，声讨他们对所有诗人共谋的九十年代诗歌“贫血”、“缺 乏先锋性”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称“真正具备自觉的先锋精神”的诗人只有伊沙和余 怒两位[9](p.150)，这种疯狂的扫射让与会的民间诗友震惊。再有2001年“民间”内部 又爆出新一轮的分裂“韩沈之争”，更是震动非小。辉煌一时的“他们”领袖韩东在20 00年12期《作家》杂志上著文《竖和他的广州赛马场》，不去对应庙堂，而是以堂主的 姿态针对沈浩波半年前在衡山诗会上的先锋口号，用挖苦的语气说“一位新的诗坛权威 发明了如下公式：文学 = 先锋，先锋 = 反抒情”，“以上公式也太白痴了一些，而且 误人”，他的要“先锋到死”也太过于煽情，指称沈为“伪民间”。这惹恼了沈浩波， 他在2001年1月9日的网上发帖子，称韩东是阴阳怪气，“玩阴损”，口气令人讨厌。称 韩东“用篡改原义、断章取义的方法”攻击自己，“有些阴暗和下作”。并称韩东等他 们诗人只是“小情调、小抒情、小温柔”、小悲悯。同时，原很本色的文人杨黎、何小 竹等在网上就一些鸡零狗碎的“语言”话题和沈浩波切磋时，也引用韩东的“伪民间” 说，言过其实地斥沈为“混子”，得到大部分前“他们”诗人群的支持。随着“韩沈之 争”在网上你来我往过招的频繁，朵渔、伊沙、徐江、侯马、阿坚、黄梵、刘立杆、非 亚、肉、林舟、尹丽川、刘春、小海、李红旗等五十多位辈分不同的几代诗人；或用真 名或用化名搅入其中，使争论扩大化为一出民间写作的活闹剧。至于张柠对韩东的“精 神洁癖”“精神警察”角色的批评和反批评、“年鉴”的编委出资人杨茂东力邀知识分 子写作的代表唐晓渡进“年鉴”编委会，就已成不是事情的“事情”了。虽然朵渔说“ 在民间，不团结就是力量”，申明民间确保个人自由；但也必须承认“韩沈之争”一方 面透露出某些参与争论的诗人在诗学方面的幼稚、性情乖戾古怪；一方面也宣告民间写 作阵营在口语和身体两条道路上彻底分裂，引发敦促着人们不得不对“民间”概念的内 涵和民间阵营进行更沉潜的重新思考。
二、论争的发生动因和价值估衡
论争双方似乎都是为逃避承担挑起事端的罪名，互相推诿责任。知识分子写作阵营认为这场世纪末的诗学论争是个阴谋，它完全肇源于民间论者为争夺权利的无端挑衅，“读到一本精心策划的《1998 中国新诗年鉴》)，于坚的代序及其他文章，再次让我明白了这一点”[10]；而民间论者面对“知识分子写作”论者的“阴谋”指责，则称这场论争是阴谋的阴谋，是《岁月的遗照》中知识分子诗人小家子气的写作霸权宰制使民间写作诗人不得不起而捍卫表达和写作的权利，披露真相。双方互相推诿的态度对人们观察视线的遮蔽，酿成了许多读者一种错觉，即对《中国青年报》等媒体的报道深信不疑，以为论战的烽烟真的就是因《岁月的遗照》(程光炜编，系洪子诚、李庆西主编“九十年代文学书系·诗歌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和《1998 中国诗歌年鉴》(杨克主编，广州出版社，1999年)这两本诗集为触媒燃起。其实论争之所以能够成为事实远不像媒体报道的那样简单，围绕两本诗集的征讨与维护也并非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对立的开始，它仅仅是论争的导火索而已，在论争出现的戏剧性突变背后还包蕴着诸多相当复杂的背景和内在深层的契因；或者说在盘峰诗会之前论争早就“风雨欲来”了。
应该承认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的论争，是诗内因素和诗外因素遇合的结果。从诗 歌内部运行规律论说，它的出现是因为诗坛“痼疾”在新形势下的总爆发。1986年“中 国现代诗群体大展”后，诗坛表面缄默宁静实则酝酿着激烈的喧哗和交锋。莽汉、他们 、大学生诗派等平民美学一翼，以对朦胧诗唯美化贵族诗学的抗拒，在粗鄙化的路上滑 行；而整体主义、非非主义等文化诗一翼，则在承继后期朦胧诗的文化、玄学意向同时 融合结构主义理论，做更典雅的飞翔，和平民诗一翼分庭抗礼。随着历史进入90年代， 诗界的写作倾向和立场千姿百态，什么个人化写作、中年写作、乌托邦写作、日常主义 写作、女性主义写作等等，不一而足；但在诗坛多元化的格局中差异最明显规模最宏大 的，仍是延伸发展第三代诗中平民诗、文化诗主脉的两股流向，一是主张切入现实语境 言说、坚持口语和本土化的抒情群落，一是以批判自省态度对生活进行有距离观照、在 语言资源上广采博收的抒情群落。实际上这就是民间写作和知识分子写作的前身和雏形 ，只是当时它们一直相安无事，虽有分歧差异却更多交融互补，彼此间还不时传出友谊 的佳话。可是，随着带总结“清盘”色彩的世纪末脚步的临近，在许多大师情结急遽膨 胀的诗人那里，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开始作怪，他们极端坚持推崇自己的诗学观念 向度，把本来存在多种路向的选择限定为只有一种可能，至于其余的一律都视为异端加 以挞伐。这就注定了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分道扬镳的在所难免，矛盾公开明朗化乃 至敌视争端的发生成为必然。
如果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的争端只是起于二者诗歌观念、美学趣味和操作规程的分歧，那是令人欣慰的；可惜，它更多原自小圈子意识和话语权利争夺等隐蔽的非诗性非学术因素，这也就难怪有人称它为“权力阴影下的‘分边游戏’”[11]了，关于这一点论争双方的诗人行为和诗选文集皆可作充分的佐证。出于一种为确立自己在90年代诗歌史上位置的文学史焦虑，两个阵营在利益驱动下，竟相进行狭隘的派系经营和话语权力争夺，功成名就者希借此巩固在诗坛的霸权地位，边缘的新贵们欲借此赢得到诗坛确认。知识分子写作阵营瞄准90年代经济唱主角、诗歌缺位的空档，由程光炜迅速炮制出一本《岁月的遗照》。假如作为“知识分子写作”的类型诗选它本无可厚非；但它借用“九十年代诗歌选”的宏大名义要为九十年代中国诗歌命名的目的，却无法不让人产生只为体现诗歌小集团狭隘利益的嫌疑。在厚达513页的诗集中，不说光知识分子写作者、编者的朋友张曙光、欧阳江河、王家新、西川、孙文波、臧棣等10位诗人就占去282页，90年代最重要的诗人于坚、韩东只作为陪衬各选两首小诗，显然和90年代的诗歌现实不符有失公道；仅仅是它对在这一时段里王小妮、周伦佑、杨黎、伊沙、徐江等活跃而成熟最具有个性和影响力的声音有意遗漏却将曹禺的诗选了四首，就足以证明它缺乏起码的诗学原则和艺术判断力。尤其是程光炜在导言《不知所终的旅行》中竟然说他们的同仁杂志《倾向》“成了‘秩序与责任’的象征，正像彼得堡之于俄罗斯文化精神，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之于二战后德国知识界普遍的沮丧、混乱一样，它无疑成了一盏照亮泥泞的中国诗歌的明灯”，知识分子写作这种把自己宠信的个人化、叙事策略、写作立场、西方资源等册封为90年代诗歌经典范式，自称老大的以偏概全做法和行文逻辑，既遮蔽了90年代诗坛的宏阔视野，也无法不令人心生反感，使庸俗的自我神话和“并非为了‘争权夺利’”[12]的说法不攻自破；于是遭至《谁在拿90年代“开涮”》(沈 浩波)、《乌烟瘴气诗坛子》(徐江)、《秋后算帐》(沈奇)、《穿越汉语的诗歌之光》( 于坚)等民间诗坛火力集中的炮轰，被人指责“充满了意象迷幻、隐喻复制、观念结石 以及精神的虚妄和人格的模糊”令人“头晕”的文本，“是纯正诗歌阵营中开倒车的一 路走向”[13]，“应该在西方诗歌中获得语言资源”的“殖民化”认识“是一种通向死 亡的知识”[14]。而民间诗坛呢?为维护生存权力，在知识分子写作者“‘宰制权力’ 面前，向历史讨一个公正的说法”[15]，他们据理力争，编选《1998 中国新诗年鉴》也能奉行公正严肃的原则，对一切作者都一视同仁；但是权力欲望和挑衅心理的支配，使他们常常过于意气用事，导致80年代的“先锋综合症”复发，超出正常的文学论争范围征伐异己或搞人身攻击恶语中伤。如徐江管王家新叫“家新斯基”、称王家新的诗为“国内流亡诗”；批评“90年代的‘知识分子写作’是对诗歌精神的彻底背叛，其要害在于使汉语诗歌成为西方‘语言资源’、‘知识体系’的附庸，在这里，诗歌的独立品质和创造活力被视为‘非诗’”[16]；向知识分子写作挥戈的《谁在拿90年代“开涮”》那种叫战式的文风、姿态，都激化了和知识分子写作阵营的原有矛盾，为论争埋下了必然的引线。无法否认，民间诗坛的挑战里不乏捍卫真理忠于艺术的成分；但在深藏不露的心理天平上，还是把诗坛当作诗歌政治角力的名利场，他们之所以对《岁月的遗照》群起攻之，一方面是它尚欠公允，一方面也不能排除它对民间写作者诗歌选得过少，使民间诗群批评期待落空的因素，于坚不还曾因《0档案》能在北京大学研讨而倍感“荣耀”吗!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的论争是以美学为幌子的争名逐利的商业炒作。
具备诗内诗外两种可能因子，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的矛盾情势可谓激烈满爆一触即发；所以本来就修养欠缺、骨子里蛰伏着文人相轻意识的两派诗人们，在圈子意识、地缘情结的驱动下，自《岁月的遗照》和《1998 中国诗歌年鉴》相继问世开始一改温 柔敦厚的风范，过分情绪化地将同属文化边缘的对方假设成“对立的幻影”、不共戴天 的仇敌，你来我往频频过招，以长击短，避实就虚，互不买帐，看“近山”皆高视“远 峰”皆小。于坚的《<1988年中国新诗年鉴>序<穿越汉语的诗歌之光>》最早将知识分子 写作和民间写作对立，犹如一张宣战书拉开了世纪末诗学论争的序幕；《年鉴》所收的 《秋后算帐》(沈奇)、《诗歌与什么相关》(谢有顺)、《诗歌之舌的软与硬——关于当 代诗歌的两类语言向度》(于坚)等文也都来者不善，矛头直指知识分子写作；稍后的19 99年4月2日，谢有顺在《南方周末》上发表《诗歌的内在真相》，公然审判知识分子写 作“把诗歌变成了知识和玄学，无法卒读”，使以于坚、韩东、吕德安为代表的民间写 作和以西川、王家新、欧阳江河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写作的诗歌内部尖锐的矛盾浮出瀚海 。在民间写作一浪高过一浪的凌厉攻势面前，知识分子写作阵营相对隐忍；但在心里都 憋了一股“恶气”，所以在盘峰诗会上知识分子写作阵营和民间写作阵营终于短兵相接 ，面对面地来了一次情绪总喷发，共同上演了一场世纪末中国诗坛的夺嫡恶斗，把一向 清静的诗坛圣地搅动得沸沸扬扬。
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的世纪末诗学论争，已被公认为朦胧诗论争以来关于诗歌发展方向最大的一次争论，虽然规模与影响尚难与朦胧诗论争抗衡，但其论争的激烈和白 日化程度却属空前。有人说这场异于以往带有弑父情结和代际更迭色彩、发生在“一两 本诗歌选集纠集起来的乌合之众”同辈份诗人间的论争，“无非是对上一次‘崛起’的 拙劣的模仿”，它并未“给当代诗歌带来新的辉煌”[17]。这种认识恐怕近于武断。无 论怎么说，它不像人们说的那样仅仅是没意思的混战，它缺憾显在但意义也不容忽视。
论争双方各持己见寸步不让，针锋相对的观点势若南北两极，最终以谁也说服不了谁不了了之。对此我们无意做走折衷道路的和稀泥者，只能概括地作出如下甄别。首先两派都不够冷静，时间审视距离的缺乏与诗歌论争以外一些因素的渗入，使它们二者都下了不少不太客观公正的结论。如民间写作者断言知识分子写作群落完全背离本土经验转向投靠西方的殖民化写作使诗坛蒙受耻辱，就言过其实和历史真相不符。因为臧棣、张曙光、西渡等知识分子写作者进入90年代后不仅仅向西方诗歌学习，也和民间写作者一样把日常生活经验作为主要诗歌资源，他们的《燕园记事》、《第一次历险》、《在硬 卧列车上》即是凡俗日常经验的复现和存在状态的关注；而民间写作阵营也同样没拒绝 西方资源的援助，于坚的《飞行》就“一会儿是对T·S·艾略特《四个四重奏》的‘改 写’，一会儿又是对《荒原》的一再引用；一会儿是‘天空中的西西弗斯’，一会儿又 是‘脆弱的诸神呵，脆弱的雅典山上的石头”[10]，洋味扑鼻。谢有顺把90年代的写作 分成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泾渭分明的两个阵营，这种归类很难涵盖诗歌界的复杂多 样的个人化写作风貌，把一种“群岛上的对话”(耿占春语)变成两个对立的集团既过于 简单也不科学。如知识分子写作者认为以“永恒的民间立场”为旗帜的《1998 中国新 诗年鉴》充斥平庸之作，从“民间合唱那里，不仅闻到了垃圾的腐朽与恶臭，甚至几乎 听到了歇斯底里的喧嚣”[18](p.87)，也属背离历史主义批评原则的估衡误差，阅读与 诠释方法上的习惯厚茧使他们的判断出现了一种心灵乃至艺术的隔膜，难以服众。毕竟 新时期以来许多好诗出自民间是不争的事实，于坚、韩东、丁当、伊沙都是从民间走向 成功的，《年鉴》不还收有西川、王家新、欧阳江河臧棣等“知识分子”的作品，张曙 光、肖开愚、欧阳江河、等知识分子诗人不也都是从当初处于民间状态的《倾向》《南 方诗志》等刊物起家的吗?另外他们动辄就把知识分子写作者同叶芝、里尔克、米沃什 、洛厄尔、庞德、波德莱尔、米沃什、叶芝、帕斯捷尔纳克、布罗茨基、博尔赫斯等西 方大师的名字相类比[19]，其在西方价值体系面前的写作尊严和创造性也确实像一些人 所说值得怀疑；面对民间写作的围攻他们频频提及把诗献给“无限的少数人”(注：王 家新、翟永明、陈超在《知识分子写作，或曰“献给无数的少数人”》、《献给无数的 少数人》等文章中均有提及。)，强调诗歌为少数人独有，也偏执得近乎极端，人为地 为诗歌发展设置了障碍与樊篱，有垄断话语霸权倾向。
其次双方充满暴力性情绪化的党同伐异的火拼论争姿态都有失传统的中和之道，它们和争夺权力的目的、媒体不负责任的炒作纠缠在一起，形象与影响极坏，助长了搞圈子立山头等江湖帮派之风的盛行。学术论争本应心平气和地交流商榷，然而诗学以外的自私动机决定论争中除了于坚、臧棣、韩东、王家新、程光炜等少数批评家，写出像《论民间》(韩东)、《诗歌：作为一种特殊的知识》(臧棣)那样有理有据的探讨诗歌和文化问题的文章外，“大多参与者的批评方式是杂文式的，特别是伊沙、徐江、沈浩波、沈奇等人的文章，带着十分强烈的火药味”[20](pp.118-119)，春秋笔法的行文与谩骂、揭短、讥讽交织，尖刻犀利，咄咄逼人，有时把文学批评降低为喧嚣的争吵和骂街的行为。如知识分子写作一方的王家新责问“谢有顺，一个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人”怎么有权 染指诗歌评论，唐晓渡将《1998年中国新诗年鉴》称为“一本外省编的诗选”；民间写 作一方的谢有顺贬斥知识分子写作是“凌空蹈虚、贩卖知识、迷信文化”的伪艺术，伊 沙戏弄孙文波口拙有“听觉缺陷”、臧棣“傻气”[21](p.521)，在《究竟谁疯了》一 文中和西川“牛B”式的较劲，都远远超出学术论争的范围，蜕变成了道德怪圈的人身 攻击，且不论无助于诗学建设，仅是对人的深深伤害本身就不够冷静客观使论辩的风度 消失殆尽。
再次由于论争的姿态对真正的诗学建设和对话构成的消解，使这场世纪末的诗学论争非但没有提供出有价值的思想或美学向度，反倒掩盖歪曲了一些有意义的诗学问题，使本来就十分模糊的汉语诗学问题愈加混乱。为服从论争需要，他们将民间与知识分子、南与北、软与硬、普通话与口语、本土与西方等范畴的对立性故意夸大，把复杂问题简 单化或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有的大而无当，有的干脆就不存在，这无疑混淆了读者的视 听。尤其是在一些诗歌理论问题上，双方还为抢夺理论的发明权大加争执，如谈到90年 代诗歌叙事诗学时，知识分子写作一方为自己有如此建树而欣喜不已；伊沙则极尽挖苦 讽刺之能事，说它在80年代诗歌那里就已存在，并称知识分子写作奉为圭臬的叙事诗学 只是类似于《孔雀东南飞》《王贵与李香香》的叙事技巧，而非叙事诗学精彩自呈的叙 述自身，因此要给知识分子诗人“上一课”[22]，这也让诗人们的人格光辉和信任度陡 然大迭。
发生在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之间的这场世纪末诗学论争尽管弊端重重，但我们依然不能苛求与挑剔论争的双方，抹杀他们论争的正面价值，而应该理解并尊重他们；因为他们论争中的一切表现在争夺话语权利的另一面都不乏对时代与艺术的真诚。论争从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冲突的兴起动因到美学差异到发展走向再到社会效应的逐渐深化，使知识分子写作、民间写作这两个原本十分含糊的概念有了比较确定的含义，以往很少触及或模糊不清的理论课题，如写作资源、语言策略、知识气候、美学旨趣等问题逐渐清晰，诗歌观念也得到了积极的反思与发展。这场诗学论争是先锋诗歌内部一次开诚布公的大面积平等对话，众声喧哗激活了诗坛人人敢于站出来亮明观点的热烈民主氛围，两种写作方式思想审美观念间的冲撞为诗歌发展带来了契机，它在改变固定的思维定势审美观念、使诗歌祛除意识形态身份立场回归文本自身同时，也打破了诗界十几年来秩序井然温文而雅却沉寂无聊的局面，增添了诗坛的生机和“人气”；论争导致的先锋诗歌裂变和分化，为更年轻的诗人出头露面提供了机遇，为70后诗人的横空出世搭好 了起跳的平台，所以沈浩波一语中的地说“盘峰论争真正成就了‘70后’”[23]。另外 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之争，以90年代诗歌沉寂历史的终结扩大了先锋诗歌和它们各 自的知名度，敦促着人们又重新开始对生态大为改善的诗坛充满了期待，这种多赢格局 是论争双方提供给汉语诗歌的最大收益。
其实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各有短长相互渗透，民间强调的日常经验离不开知识，其理论和文本都不乏西方术语方法的影响因子；知识分子强调的难度写作里也满溢着日常经验。它们同样处于文化边缘，同样致力于汉语诗歌未完成的现代性创造，同样该针对官方立场；因此理应互通有无取长补短，消除对立，因为二者分的过细不利于诗歌生态的发展和平衡。否则，不注意扬长避短而过分张扬自我，就会使民间写作渐趋琐碎枯燥诗文难辨，使知识分子写作陷于知识趣味和形式迷信的困境。
总之，如果说80年代的先锋诗界是宣言大于文本，那么到了世纪末的今天知识分子写 作和民间写作的两派争执仍在一定程度上遮掩了文本的光辉，这让人倍感遗憾和悲哀， 因为在艺术的竞技场上最有说服力的永远是文本啊!所以论争双方该尽早消除“内耗” ，远离名利争斗，将路线立场的较劲转化为诗学艺术的自觉检讨、纠偏和建设，只有这 样诗坛才会走向实质性的繁荣，诗人才能进入自由创造的高蹈境界不愧对读者的期待。
收稿日期：2003-0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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